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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閔良臣

大陸民眾，只要有誰膽敢在大街上公開要求官員公開財產，十有八九會被抓起來（湖北有位女職員就因公開要求官員公開財產被刑事拘留，現在還被關著）。為什麼呢，只有壹個合乎邏輯的解釋，那就是幾乎所有官員都是貪官，所有官員的財產都比普通民眾多十倍百倍千倍乃至萬倍億倍。然而，他們卻告訴妳：他們要不忘初心。

我想，大凡喜歡動點頭腦思考的中國百姓聽到這話大概都要笑了：壹個統治集團，腐敗到無官不貪的程度，還談什麼「不忘初心」，妳說怎麼可能！如果妳生在這種國度，會不會覺得這大概可以稱得上東方版的「天方夜譚」或叫「壹千零壹夜」呢？

我們必須弄明白，他們的「初心」是什麼。是什麼？簡單說，就是要窮人聯合起來，跟著他們「打富濟貧」（事實上更多的是「殺富濟貧」，且是殘酷地殺，慘烈地殺），消滅城鄉富人，消滅資本家，消滅資產階級，用《共產黨宣言》中的話說就是：消滅私有制！私有制消滅后呢，那就是大家共產，用他們近年來最形象的壹句宣傳就是：即使他們只有壹床被子，也要分半條給老百姓。現在且不說那種被子還怎麼蓋，只說果真如此，豈不是連石頭也會感動得落淚——他們還怕官員公開財產嗎？顯然，他們是在說謊，他們在欺騙世人。

他們的「初心」，現在來看當然是錯的。正如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第二章篇首引F•荷爾德林的話說：「總是使壹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的東西，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如果全世界都按照他們的「初心」辦，人類早已成「人間地獄」。但即使如此，我們也還是不應該否認，他們確實有這種「初心」，而這種「初心」，也確實不是為了要建「人間地獄」，或者說，他們的初心，不管現在看有多麼錯，但在當年，是樸素的，是真誠的，甚至天地良心，在他們不少人心中，還是壹種「偉大而美好的理想」，甚至就是要建「人間天堂」。那些奔赴被稱作「聖地」即延安的青年也正是在這種「初心」的誘惑下，不顧壹切跑去的。

下面不妨再用點實例和幾句理論，更能證明。

先說有本《胡繩文集》，現不在手邊。曾在那書里讀到壹篇文章，說毛澤東當年在對蘇區興國縣調查中發現，當地有不少賣兒子現象，有幾個農民還告訴毛，說在他們所知道的地方，每百家人家就有十家賣過兒子。毛澤東聽了，非常感慨，於是得出結論：這種社會壹定不得人心，壹定不會長久。

這時的毛澤東的「初心」，應該就是想改變中國社會現狀，或者說，至少他不願意看到社會是那樣壹種情形。就算他們要「殺富濟貧」，初心也還是為了「平等」。至於後來他自己實際上做了皇帝，在他獨裁統治下，廣大農民忍受著嚴重的「剪刀差」，成為「二等公民」，且不許自由遷徙，生活得更痛苦，甚至在餓死前連兒女也無處可賣，那就只能另當別論了。

現在很多人，特別是國家「主流」，忌諱批評毛澤東所犯的錯誤乃至罪惡。可真實的歷史，誰也改變不了，特別是在現代人類，人們通過多種方式，很容易查出歷史真相，因此，就算妳利用權力壹時把真實的歷史給篡改了，後來還是會再改過來。上世紀五十年代，蘇聯就把斯大林篡改的歷史真相揭露了出來。現在俄羅斯更徹底，把從列寧到斯大林篡改的歷史幾乎全都改了過來。相信，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國壹定也會像蘇聯和現在的俄羅斯壹樣，把過去所有篡改的歷史都再改過來。在這方面，蘇聯也好，俄羅斯也罷，仍做了中國的「老大哥」，這大概也是天意——怎麼帶我們走錯的，又告訴我們並帶頭如何怎麼走回來。

毛澤東這種大人物不說，就是當年那些奔赴延安的年輕知識分子，我們很難說他們的初心不是美好的。直到現在，都無法否認像去世不幾年的曾彥修，還有李銳、何方等壹大批到死都仍然沒有忘記「初心」即追求「平等、自由、民主」的老共產黨人的理想。

此外，即使別的回憶錄妳都不看，只要翻看韋君宜的《思痛錄》，再認真讀壹讀，也會明白，當年有多少熱血青年，背叛自己家庭，跑到延安，跟著中共，要打出壹片新天地。而這片「新天地」就是自由、民主、人人平等，再也沒有人被欺負，再也沒有人家賣兒賣女的「新中國」。不然，請告訴我，他們有不少都是富家子女，不愁吃不愁穿，甚至像韋君宜的父親已準備讓女兒去美國留學——妳說他們跑去延安幹什麼！

他們去延安，絕不是為了後來建立壹個口頭上講民主事實上是獨裁專制的國家；他們去延安，絕沒想到獲得政權后把城鄉戶籍弄成二元制，且不許人們有遷徙的自由；他們去延安，絕不是要建立壹個讓他們看到餓殍遍地的社會；他們去延安，絕不是為了讓官員可以「吃特供」；他們去延安，絕不是想將來企業退休工人即「主人」與政府公務員即所謂的「人民公僕」退休金實行「雙軌制」；他們去延安，絕不是為了級別越高享受就越高；他們去延安，絕不是想要窮人看不起病，高幹卻100%報銷……總之，他們去延安，絕不是想要建立現在這樣壹個中國！如果能掐會算，有先見之明，知道他們為之奮鬥的竟是現在這樣壹個國家，妳說他們還會去嗎？！

自己曾在壹篇文章中說過，韋君宜《思痛錄》的重要意義之壹，就是要讓後人明白，當年那許許多多優秀青年知識分子參加革命，投奔延安，確實不是為了像現在壹些「老革命」或紅二代紅三代這樣「坐江山」，而就是要建立壹個平等、沒有壓迫剝削乃至自由民主的新中國。否定這壹點，不符合歷史事實。可也正因此，也就可以說，中共實在對不起當年那些跑到延安去的熱血青年，褻瀆了他們的理想，而且直到今天，仍在違背當年那些熱血青年的「初心」。不然，敢問：那些青年就是想要現在這樣壹個中國嗎？

退休前職務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廳局級）的韋君宜，在他晚年撰寫的那本《思痛錄》中說的多麼痛心。前年是她去世十五周年，當時就她談民主的話題本人做過壹則短文，其中引了她談民主的幾句話，現在不妨再引壹遍。

《思痛錄》中有篇《結語》，在這篇短文中，她壹再強調民主，念念不忘民主，甚至說出了讓本人覺得即使在今天也仍光芒四射的話：「天下最拙笨的民主也遠勝於最高明的獨裁，它使我抱著最高的希望。」這壹方面說明這位老共產黨人，在晚年對民主是何等肯定和期盼，壹方面也表明她認為這大半個世紀來中國事實上並沒有實行民主。

《結語》最後還是不忘民主：「我將歡迎能下決心的拙笨的民主！」這句話中「能下決心」前面缺少壹主語，即歡迎「誰」下決心？無疑是歡迎她的組織歡迎當權者歡迎中共。讓壹個老共產黨員在要去世前幾年還這樣吞吞吐吐地與其說歡迎不如說希望或者要求她的組織實行民主，真是情何以堪。她的組織若也有「心」，請捫心自問，對得起像韋君宜這類當年不顧壹切跑去延安要建立壹個真正自由民主新中國的熱血青年嗎？

這個組織當然沒有「心」，因此也不會「捫心自問」。事實上這個組織在打天下的時候，初心就已經變味了，否則王實味、丁玲不會受到批判——王實味後來也更不會還慘遭殺害。

他們做了什麼大逆不道的事嗎？沒有。「罪過」就是不該批評延安。批評延安就等於批評朝廷；批評延安，就等於批評整個中共；批評延安，就等於批評了他們的大頭目即准皇帝——毛澤東。他們在批判王實味、丁玲的時候，「初心」就只剩壹半，甚至只剩四分之壹了！

政權壹到手，「初心」壹天天忘記，且很快忘得壹干二凈。現在回過頭看，就像有人讀書是為了考試拿文憑，考試拿文憑是為了做官，那文憑不過是塊「敲門磚」壹樣——對很多「老革命」而言，他們的所謂「初心」「理想」其實就是為了能獲得政權的那塊「敲門磚」。並希望他們的天下像封建王朝封妻子蔭子壹樣，永遠傳下去。這也並非只有壹個中共大佬陳雲這麼想，就連我們敬愛的習主席，即使到了今天，在與小學生們壹起時，不也還是諄諄告誡他們要接革命的班、接社會主義的班嗎？想壹想，這是多麼可怕！人類社會大都在向著更加文明發展進步，而我們這個國家卻在向後看！要知道，中國就人口而言，是壹超級大國，中國文明的落後，是壹定要拖人類社會文明的後腿的，這也正是西方那些發達國家之所以「害怕」中國「擔憂」中國的緣由。

至於當年那些優秀青年之所以要奔赴延安，相信社會主義，相信會建立人間天堂，這是時代潮流造成的。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正是社會主義思潮在全球泛濫的時期，我們應該感謝上帝，他給人類派來了哈耶克、波普爾等救星，他們及時出版了戳破謊言揭露真相的著作，告訴壹些真誠、善良，卻受到欺騙蒙蔽的優秀知識分子（包括中國的魯迅，甚至胡適，當年都受到了欺騙蒙蔽，特別是魯迅，還做出錯誤判斷，並稀里糊塗地歌頌蘇聯。遺憾的是，魯迅過早去世，沒有讀到哈耶克、波普爾等人的著作，否則，壹定會痛斥蘇聯的欺騙），社會主義到底是怎麼壹回事，從而挽救了整個人類。這裏最傑出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代表、奧地利偉大的思想家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不僅在1944年即出版了他的《通往奴役之路》這種堪稱劃時代的著作，而且在1949年又發表了《知識分子與社會主義》壹文，解釋了當年社會主義為什麼那麼紅火，又為什麼有那麼多優秀知識分子竟然相信了社會主義：

「在過去的100年裡，任何領域都不曾像不同民族的文明之間的交往這個領域那樣，強烈地感受到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的影響。……同時，西方公眾所得到的有關中歐和東歐事件的信息，無壹例外地全都染上了社會主義偏見的色彩。」「因此，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對如此多的知識分子傾向於社會主義的原因作出正確的解釋。凡是不抱這種偏見的人應當坦率面對的第壹點是，決定著知識分子觀點的，既不是自私的利益，更不是罪惡的動機，而是壹些最為真誠的信念和良好的意圖。事實上必須承認，大體而言，今天壹個典型的知識分子越是受著良好的願望和理智的引導，他就越有可能成為社會主義者，站在純粹的知識分子論證的立場上，他總是能夠使自己處在比那個階層中他的大多數反對者更為優越的地位上。如果我們仍然認為他是錯誤的，我們就必須承認，可能存在著壹個真正的錯誤，才使我們社會中這些佔據著關鍵位置的心地善良而又聰明的人，四處傳播那種我們認為威脅著我們的文明的觀點。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努力理解這種錯誤的根源，使我們能夠去對付它。」（見《哈耶克文選》，馮克利譯，第210～211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那麼，那個「真正的錯誤」是什麼呢？就是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里所講而我們壹些知識分子壹直沒弄明白的：所謂社會主義，其實正是導致法西斯納粹主義出現的壹種「因」，或者說法西斯納粹主義正是由社會主義不斷發展演變的「果」。哈耶克原話是這麼說的：

「還很少有人願意承認，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興起並不是對於前壹時期社會主義趨勢的壹種反動，而是那些趨勢的必然結果。甚至當共產主義俄國和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內部制度許多令人憎惡特點的相似性已廣泛為人承認的時候，大多數人還不願意看到這個真理。結果，自以為與納粹主義的荒謬絕倫有天壤之別並真心誠意地憎惡其壹切表現的人們，卻同時在為壹些實現起來就要直接導致可憎的暴政的理想服務。」（《通往奴役之路•引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頁）

通過哈耶克、波普爾等人的揭露批判，西方很多譴責納粹主義卻相信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很快就改變了認識，轉變了態度，認清了社會主義的「本質」，從而避免了人類社會遭受壹場難以想象的大劫難。

稿子完成，還想順帶抄幾句胡績偉先生晚年在家中講「共產」是怎麼來的。

晚年不遺餘力為陳獨秀正名的南通大學離休教授丁弘先生，他以87歲高齡去世五年多了。晚年他自費編輯出版過壹種《隨筆》小冊子，雖然簡薄，不過30頁，卻很受歡迎，本人也曾收到過他親自寄贈，甚至還在「封面」寫上「良臣同志指正」。

2007年第五期，他在自己撰寫的《京華拾零》中，談到當年四月底與夫人到京城，看望老友，為曾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祝壽（90大壽）。文中還談到聽說原人民日報社前社長胡績偉出院了，又去胡家探望。

文章告訴讀者，胡績偉這年三月還在住院時給他寫過信，囑咐他查壹查「共產黨」的「共產」壹詞從何而來？含義是什麼？丁先生查的結果是：Communisn壹詞，日本人曾譯為共同「生產」，我們理解為「財產」，而「共」是動詞，即拿過來之意。

當丁先生見著胡績偉后，胡又談起這個問題。當年已91歲高齡的胡績偉先生「非常認真地講了三層意思」。現考慮到胡與丁的談話並非公開場合也算不上「正式」，估計除了丁弘先生文章中有記錄外，別處未必能看到，因此比較珍貴，容本人照抄丁先生文章，也算給「史料」多留下壹個「副本」：

1.「怎麼叫起『共產』了呢？馬克思建第壹國際沒有叫『共產』（叫工人協會）。第二國際，恩格斯沒叫『共產』（叫社會黨）。十月革命時，列寧開始也沒叫『共產』，只叫社會民主工黨。中共建立時，陳獨秀也只主張叫『社會黨』。李大釗介紹馬克思主義時，也只談社會黨……」後來李大釗說，還是尊重第三國際吧，叫了共產黨。

2.「我們是不斷的共產。從打土豪分土地，到土改，到建國后的『三大高潮』對私改造，到走向公社化，把農民分到的田再共起來，直到現在，形成新的官僚經濟階層，把產又共到自己袋子里了……幾十年，是不斷的『共』呀！」

3.胡老說：「我那《自述》第四卷最後壹篇談新民主主義的文章，妳看了沒有？問題就出在這個『新』字上，把民主分為新的、舊的。新在什麼地方？……」（注：陳獨秀認為把民主定性為姓資，而加以反對，即是搞法西斯。）胡老說：「把馬克思主義某些正確的東西拿來是很好的。但是壹旦作為『主義』，問題就出來了。把馬克思的思想，當作『主義』，不是馬克思的本意。馬克思壹再說，沒有什麼『馬克思主義』。恩格斯更壹再說『馬克思從來不承認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馬克思早超越自己了。已從無產階級專政的路線，走向爭取普選和實行民主制的道路。有些同志仍抱著『主義』不放，可笑又可氣！」

抄完后很想斗膽問當權者幾句：胡績偉說幾十年來，妳們把「產」都「共到自己的袋子里了」，而且「是不斷的『共』呀」，如此這般，妳們還有「初心」嗎？既然「初心」早就沒了，還談什麼「不忘初心」？

更有意思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都意識到了他們先前的壹些觀點有錯誤，並且白紙黑字明明白白，馬克思只有思想，沒有「主義」，馬克思也從來不承認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那麼，代表中國的人們，妳們為什麼要強加給馬克思？

當真馬克思地下有知，難道就不怕他會憎恨妳們，譴責妳們嗎！因此，請妳們再也不要在去世前說什麼「自己要去見馬克思了」，敢問：馬克思想見妳們，願意見妳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