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的教育體系的基本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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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的教育體系的基本特徵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7月26日
作者 阮耀鍾
2018年4月，我度過了80歲生日。如今，我已是名符其實的「80后」。回首往事，最令我魂牽夢縈的是校園的生活——從小學讀到大學畢業，接著又留校教書直至退休，退休后依然居住在校園裡！我是壹輩子與學校結下了不解之緣，也有幸經歷了壹輩子的「教育改革」。因此，我想在有生之年談談自己對教育的幾點拙見。
不斷進行的教育改革
往事歷歷，我對經歷的「教育改革」依然記憶猶新。1952年，全國高校實行「院系調整」，全盤學習蘇聯，理工分家，文理分家，拉開了新中國成立后教育改革的序幕。
讀初中時，我學的是英語，髙中和大學改學了俄語。念高中時，學的是米丘林學說，記得當時的教材把摩爾根的遺傳學說斥為資產階級的、反動的（現在，事實證明，摩爾根的遺傳學說是對的）。1958年我上大學時，國家搞「教育大革命」，新的教育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主張培養黨的馴服工具，倡導人們做壹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
1966年開始文化大革命，全國停課鬧革命，砸爛了「舊教育」。從1966年至1969年，大學4年不招生。1970年開始招收「工農兵大學生」。這些新生很多隻有初中文化程度，有的實際水平只有小學程度，怎麼能叫大學生？文化大革命實際是革文化的命，毀了教育，毀了壹代人。
1977年，恢復高考，又壹次開啟了教育的大改革。隨後，又有1985年的教育體制改革，2000年前後的高校合併、教育產業化……
折騰了半個世紀，直至2007年10月24日，時年91歲的申泮文資深院士仍然在質疑：「教育改革 路在何方」？【1】時至今日，教育的出路，依然眾說紛紜，莫衷壹是。
過去我們常說，教育是要培養共產主義接班人。但是，歷史和現實情況卻與它南轅北轍：新中國成立伊始，那些由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培養出來的錢學森們，毅然衝破重重阻力，紛紛回歸，報效祖國；而如今，我們共產黨自己培養的「共產主義接班人」，包括許多高官的子女，卻紛紛跑到美歐日澳等發達國家，去接資本主義的班；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鄧小平，這些無產階級革命家都不是無產階級培養的，而是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培養的。如此看來，說什麼培養這樣那樣接班人，這種提法本身就不科學。我認為，教育像科學研究壹樣，本身並沒有什麼階級性，沒必要給教育強加什麼政治使命。
科大成功的幾個原因
我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以下簡稱科大)的首屆畢業生。科大是1958年創辦的。不是我「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認為，科大辦得比較成功。
壹位科大1989級的校友曾給我發了個英文郵件【2】，內容如下：
科大是1949年後中國高等教育史中最令人驚奇的成就。《中國：壹個世紀的革命》是壹部由美國人製作的長達6小時的記錄片，它對八十年代的科大有幾分鐘的介紹。這是影片中介紹的唯壹的壹所大學。所以說，科大是中國教育史上的里程碑。它不僅是科大人的，也是全中國的。如果有人想寫中國高等教育的歷史，科大是1958年迄今最重要的大學。
也許妳會說，上面這些話是科大學生說的，不足為據，誰不說自己的學校好？但是，科大培養的本科生中，當選為兩院院士的比率高於千分之壹，高居全國高校之首。另外，根據2000-2010年發表論文的引用率而確定的全球最優秀的100名材料學家名單中，前5位中有4位是科大校友——楊培東（第壹）、殷亞東（第二）、夏幼南（第四）、孫玉剛（第五），令人讚嘆不已【3】。僅舉上述二例，已足以說明，科大在人才培養上是成功的。
我在科大學習、工作、生活了60年。我壹直在思考壹個問題，科大成功的原因何在？我認為，以下三點也許是科大成功的原因。
第壹、科大的「教授治校」比其它學校做得好。當年，給我們上課的嚴濟慈、華羅庚、錢學森等等都是中科院赫赫有名的大教授，校領導又比較開明，因此，從課程設置到教學安排，全聽教授的，壹切由教授說了算。
在此，我舉壹個例子來說明。據校友黃吉虎回憶，錢學森給科大1958級近代力學系講《火箭技術概論》，期末考試從上午8點30分開始，是開卷考試，可以帶講義和課堂筆記，甚至是做過的作業。考試壹共有兩道題目，第壹道是概念題，佔30分，這道題還比較好做，第二道題非常棘手，佔70分。考到中午，竟然沒有壹個人交卷。錢先生壹直在考場陪著同學們。快到吃午飯時間了，錢先生說，先去吃飯吧，吃完午飯回來再考。說實話，午飯誰也吃不香，腦子裡壹直在想著這道難題。當年的考風真好，在飯廳和來回的路上，各人思考各人的，沒有互相討論。大家都認為，作弊是十分醜惡的事情，理應自覺遵守考試紀律。大約下午三點多鍾，陸續有四位同學暈倒，被監考的助教擡了出去。其餘同學仍然繼續苦戰，壹直到傍晚，只好交卷了。考試成績出來后，卷面竟有95%的同學不及格。當時，誰敢責問錢學森，妳的書是怎麼教的？誰敢責問錢學森，妳的題目是怎麼出的？等黃吉虎他們快畢業時，錢學森說，妳們的數理基礎不行，得延長半年畢業。二話沒說，大家都延長半年畢業，教授說了算。從這個例子，我想足以說明科大的「教授治校」比其它學校做得好。
第二、科大的「民主辦學」相對也比其它學校做得好。建校伊始，給學生講課的全是科學院各研究所的專家，當時的口號是「全院辦校，所繫結合」。1970年，科大從北京下遷合肥，原來給學生上課的專家大都沒來合肥。「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們這些昔日的「猴子」就稱「大王」了，誰願研究什麼課題，就研究什麼課題，絕無人干涉。
1980年，我在美國碰到壹位北大副教授，她跟我說，她想做什麼課題，必須經她老師同意。老師要她做什麼課題，她不得不做。她的老師三十年代曾有過成就，可如今已跟不上科研的發展，落伍了，她為自己的課題難以與時俱進感到很痛苦。科大就不存在這個問題，那時，我還只是個講師，選什麼研究課題就全由自己作主。同時，科大下遷后，不少新的校系領導都是我們的同學，彼此直呼其名，誰也不敢擺領導的架子，所以，整個科大的民主氣氛特濃。後來，等我們這些「猴子」當了教授，我們嘗到過學術自由的甜頭，學術自由的好風氣自然也壹代壹代往下傳了。
第三、科大相對的比其它學校寬容。
科大首任黨委書記郁文收羅了不少「右派」和其它單位認為「政治上有問題」的年輕人，充實了科大的教學隊伍。有人說，郁文發了筆「洋財」。而科大第二任黨委書記劉達又積極地保護了這筆「洋財」。正因為科大的寬容，踐行了蔡元培先生提倡的「兼容並包」，才有了今日之發展。
我在科大學習、工作、生活六十年，對科大的寬容深有體會。我在科大壹輩子沒挨過整，壹輩子沒整過人，就得益於科大的寬容。在此，我再講個自己的親身經歷。前幾年，我與國內外三十多位朋友彙編《FLZ文集》，我和福州的林祥榕二人是主編。壹天，我接到老幹部處打來的電話，說是接省里的通知，要我們暫停編書。我到老幹部處找到這位給我打電話的老同志，申述理由。這位老同志最後答應我們可以繼續編。近年來，領導請我「喝茶」時，我就多次講過，我壹輩子都感謝這位老同志的寬容！
就在老幹部處給我打電話的同壹天，福州市的相關領導也登門找了林祥榕。第二天，這些領導再次找林祥榕，要他「老實交待」。林祥榕說；「我都八十歲了，還有什麼可交待的？我就認為FLZ了不起！」──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科大的寬容顯而易見。
其實，這三條優點決不是科大的創造。蔡元培先生早就提出過現代大學的三項基本原則：「第壹、大學應當是獨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學應當具有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第三、大學學術與思想自由需要相應的自由的社會政治環境。」因此，科大隻是根據這三項基本原則，按教育規律辦教育而已。
中美教育的差距
退休后，我壹直考慮的另壹個問題是，美國原是殖民地，建國才壹百多年，就成了世界頭號強國，這肯定與美國的教育有關，那麼，中美教育的差距究竟在哪裡呢？在此，我談三點淺見。
第壹、美國的教育理念是教導學生獨立思考。
據網文稱，美國第三任總統傑斐遜親自為美國小學生撰寫的誓詞是:「我保證使用我的批評才能,我保證發展我的獨立思想,我保證接受教育,從而使自己能夠自作判斷。」。【4】我的初稿曾送壹位朋友審閱。他指出，上面這段話並非傑斐遜所講，而是美國天體物理學家卡爾·薩根(CarlSagan)於1992年7月4日，在傑斐遜故居芒特切羅的獨立日慶祝會和入籍儀式上的講話。薩根說：「……所以，在我看來，作為壹個公民的壹部分責任就是不要因為恐懼而隨大流，而應該保持質疑。妳們幾分鐘之後就要進行公民宣誓了，而我希望妳們的誓言里應該包含類似下列的內容：『我承諾我將質疑我的領導們所告訴我的壹切。』這倒真是傑斐遜的思想。『我承諾使用我的批判能力。我承諾去發展我的思想獨立性。我承諾加強自己的教育，這樣我就可以做出獨立的判斷。』而如果這些話不是妳們誓言的壹部分，妳們還是可以做出這些承諾的。在我看來，這些承諾將是妳們給妳們的國家（美國）的禮物。」雖然不是傑斐遜說的，而是卡爾·薩根說的；不是小學生誓詞，而是公民誓詞中可以新加的內容。但兩者的本質是壹致，都是倡導美國公民應該做到獨立思考。
美國教育強調懷疑精神。耶魯大學校長萊文在回答「大學生最重要的任務」時說：「首先，對學生來說，就是要對任何事情都提出質疑。第二點是學習，雖然妳應該先提問題，但妳需要學習、讀書，以得到更多的信息來回答這些問題。最後是獨立思考得出自己的結論，學會如何獨立思考。」【5】科學的本質是懷疑，正是這種懷疑精神培養了創新精神，促進了美國的科學發展和社會進步。
而我們的教育則要求學生聽話，聽父母的話，聽老師的話，聽毛主席的話，聽黨的話，要堅持這個，堅持那個，這不許懷疑，那不許妄議，導致人們思想禁錮，缺乏創新精神，影響了科學發展和社會進步。
第二、美國的教育是前松后緊。美國父母送孩子上小學時，說的是「好好玩！」，而不是「好好學習！」。據我所知，美國是從高中開始抓緊的，到了大學，尤其是名牌大學，幾乎是「玩命」。美國大學是「寬進嚴出」，美國大學4年，對美國學生而言是最勤奮的4年，積蓄人生能量的黃金4年。
然而，我們的教育有個口號：「不要輸在起跑線上」。從小學甚至幼兒園開始就抓得很緊，各種補習班、培訓班、家教等，令人眼花繚亂，小學生和家長都忙得不得了。我們的教育是前緊后松，高考前很用功，很努力，考上大學后就放鬆了，因為大學是「嚴進寬出」，學生幾乎個個能畢業。所以，中國的大學是放鬆的4年，很不利於人才的培養。
第三、美國和西方的教育是獨立的，行政權力不能干預。這壹點對教育是最重要的，比前面兩點更重要。
英國有個著名的故事。牛津大學是英國政府辦的，政府出了很多錢。幾百年的老校了，它有個傳統，招生不僅只看考試成績，還有個由3人教授組成的「考核小組」的面試，考察學生的綜合素質。大約十多年前，英國北部某郡的壹個女孩子考了滿分，那個郡的人以為滿分了肯定能上牛津。教授考核小組考察后覺得她素質不行，沒有錄取她。這個郡的議員就要求議會幹預，因為這偏遠地區好不容易有壹個考滿分的。英國教育大臣也向牛津說情，副首相也去，時任首相布萊爾也去了。但牛津說，這是幾百年的傳統，學校無權更改考核小組的結論。布萊爾非常失望，有壹次同別人談到牛津，就說牛津太古板了，不與時俱進。而牛津的學生、老師對布萊爾也非常不滿意，就取消了授予布萊爾的名譽博士。這件事鬧得不亦樂乎，最後，牛津仍然沒有錄取這個學生。英國政府和布萊爾確實幹預了，但他們絕對不會說「錢都是我們政府給的，妳不能不聽話，何況其中還有政治因素。」而牛津大學也就敢這麼硬，就算是首相也不給面子，因為他們認識到，政府全力支持教育，就要放手讓學校按客觀規律去辦到最好，行政權力不得干預。難怪牛津大學至今仍是世界壹流的大學。【6】
同時，美國的大學校長和系主任都是學校自主在全國乃至全世界聘任的。
哈佛大學第27任校長拉里•薩默斯，是從400名候選人中，經過9個月的逐層選拔產生的，真可謂「精挑細選」。【7】
搜尋哈佛大學第28任校長德魯·大眾特的工作，歷時壹年，是何等慎重！【8】而我們的大學校長都是行政任命的，豈能與此相比？
行政權力對教育的干預，筆者是深有體會：幾十年教育改革中的許多瞎折騰都是行政權力干預的結果；科大下遷完全是行政權力干預的惡果……
對當前中國教育的疑問
改革開放后，我們的教育有很大發展，我很高興。但是我覺得當今的教育仍有不少問題，令人擔憂。尤其是，如下三個問題，我壹直想不通：
第壹、教育為何要搞產業化？
我念書的時候，小學、中學的學費都很便宜，上大學不要學費。現在，我的外孫女上壹個好壹點的幼兒園，壹年要兩萬多元。須知，2017年底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不過是25974元，月均才2000元多壹點點。【9】因此，多少民眾驚嘆「念不起書」！我認為，這是教育產業化造成的。
科大校友潘榮華對我說，喬治亞州有壹個Hope Scholarship Program，高中畢業B以上，上本州公立學校，就免學費。科大校友陳祥旭對我說，考上了頂級私立大學（比如斯坦福大學），而家庭年收入$12萬以下的（具體數字也許有出入），就不用支付學費。科大校友張宏標說得更清楚：「斯坦福大學家庭年收入$12萬5千元以下，免學費；$6萬5千元以下，全免（學費，吃住，學雜費）」。我還從未聽說過國內哪所名牌大學，因家庭經濟困難可以學費、吃住、學雜費全免的！
撫養和教育兒童是父母和社會必須承擔的責任。教育的初衷是讓每個人通過學習知識了解世界,了解社會，成為最好的自己，實現自我價值。基礎教育，就是人們在成長中為了獲取更多學問而在先期要掌握的知識。就如同蓋房子先要打地基，要想學好壹門語言就要先認字壹樣。基礎教育是造就人才和提高國民素質的奠基工程。教育產業化對基礎教育產生明顯的弊端。如今有些中、小學教師為了開辦家教而在課堂上對學生有所保留，以便學生參加他們的有償培訓。壹些課外輔導書、輔導班的髙昂價格使不少家長苦不堪言，但是，由於怕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硬是承受了難以承受的巨大經濟壓力。教師的職責本是教書育人，老師要為人師表，怎麼能搞「教育產業化」，要教師去「創收」，使教師淪為利欲熏心的商人呢？
對於高等學府，教育產業化壹經實行，擴招成了這壹產業盈利的壹大措施，各高校生源大量增加使得原本的精英教育變成了大眾教育，使得教育質量大幅下降。
教育對壹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和振興非常重要。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就重視教育。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作為戰敗國處境非常困難，但日本政府咬著牙抓教育，才有今日之發展。
對於教育的投資，短期內雖然不會有太多的收益，但是卻是整個國家的支柱。教育改變命運，不僅對於個人如此，對國家也是壹樣。再窮也不能窮教育，所以世界上每個國家的教育投入都很大，尤其是發達國家。
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提高全民的素質，豈能作為賺錢的手段？它違背了教育道德！筆者希望儘快凈化教育領域，給教育工作者壹個良好的環境傳授知識，同時給學生壹個純凈的知識殿堂。
第二、現今城鄉教育差別為何這麼大？
我來自農村，1952年小學畢業時，允許報考紹興壹中。而如今，儘管依然聲稱「人人生而平等」，為何農村孩子就不能上城裡的學校？甚至，連生活在城裡的農民工的孩子，也不能上城裡的學校？這是為什麼？我百思不得其解。哪位能給我壹個信服的解釋？
我初中是在農村念的，是鄉下的中學──學勉中學，還不是縣城的中學。那時，學勉中學的師資力量不亞於縣城的中學──諸暨中學。如今，我老家諸暨縣已改為市，諸暨中學是市重點中學，無論是師資力量還是教學設施，學勉中學遠遠無法與諸暨中學相比！難道農村就應該比城市低壹等？農村人應該比城裡人低壹等？本來，我們共產黨人的奮鬥目標是消滅三大差別，為何我們的做法卻反其道而行之，擴大城鄉差別呢？我也百思不得其解。哪位能給我壹個解釋？
1955年我初中畢業時，我老家諸暨屬於金華專區，雖然我父親在紹興工作，但我不能考紹興壹中了，只能考金華專區內的高中。於是，我考取了金華地區最好的高中──金華壹中。那時，金華壹中的學號是按升學考試的成績排列的，與我同班的同學中也有諸暨中學畢業的，而我的學號比他們居前很多。這也說明，鄉下學勉中學的教育質量並不亞於縣城的諸暨中學。
1958年高中畢業，我是免試保送上科大的。當年，高考招生在分數面前人人平等。而如今，高考錄取分數線地區差別很大。例如，今年安徽高考本科(第壹批)錄取分數線：文科為550分，理科為496分。而北京文科為480分，理科為423分。憑什麼北京的錄取分數線比安徽低70多分？理由何在？教育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哪位能給我壹個解釋？我真想不通我們為什麼要這麼做！我相信，追求自由、平等、公平也應該是共產黨人的初心吧！我是壹名有五十多年黨齡的老黨員，「做事要有雄心，做人要有良心」是我的座右銘。退休后，雄心己無，但良心未泯。每當想到這些問題，我的良心很不安！當我從網上知道，有的山區孩子，至今還要攀崖上學(見照片壹)，我心裏很不是滋味，簡直在受到良心的責備。
十八大之後，科大來了幾百位外國留學生。我的左鄰右舍住的都是外國留學生。我壹家人住壹套房，他們壹個人住壹套房。我的房子是自己花錢簡單裝修，傢具全是舊的。僅是裝修和購買家用電器，我就花了十幾萬元，這是我這輩子花的最大壹筆錢。而外國留學生住的房子，壹律是學校花錢裝修的，傢具和家用電器配備齊全，都是新的。科大哪來的這麼多錢？全是老百姓的錢，納稅人的錢！
2018年3月，新華網的壹篇文章很自豪地宣布：中國成為亞洲最大留學目的國。從我國教育部發布的2018年教育預算清單中獲知，2018年來華留學生的預算總數高達33億2千萬元；壹位來華留學生的年資助標準，普通本科生高達6萬7千元，而博士生更接近10萬元！【10】東南大學資助壹帶壹路留學生 20 萬/人【11】。
為什麼我們不把納稅人的錢花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尤其是農村孩子身上，而要花在外國留學生身上呢？我很不理解，誰能給我壹個解釋？
第三、為何要設置信息員？
眾所周知，搞政治是成年人的事，應保護青少年免於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干擾。
在世界歷史中，首創在青年人當中搞黨派政治團體的人是德國的希特勒，他搞法西斯青年團組織，讓青年人給他的反動政治當炮灰。
張伯苓先生是位老教育家，基督徒，也是國民黨員，但他在學生中既不宣傳基督教，也不宣傳國民黨教義，而是保護師生不受任何政治干擾，讓學生安心為祖國復興復強而學習。
梅貽琦先生也是壹位老教育家，他也不主張在大學教育中推行黨派政治教育。他領導的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合大學的教育是很成功的，傑出人才輩出。
再看壹看毛澤東的「初心」。1941年1月31日，毛澤東給他在蘇聯學習的兩個兒子岸英、岸青寫了壹封信。信中說：「惟有壹事向妳們建議，趁著年紀尚輕，多向自然科學學習，少談些政治。政治是要談的，但目前以潛心學習自然科學為宜、社會科學為輔。總之注意科學，只有科學是真學問，將來用處無窮……」。【12】
最近，聽說有的大學在學生中招「信息員」，據說還有報酬，連續當三年信息員，可以免試保研。「信息員」的主要職責是收集老師的「錯話」，向上彙報。清華大學許章潤教授的下崗就部分緣于「信息員」的舉報。憲法第三十五條明文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當然包括說錯話的自由。誰能保證不說錯話？我奉勸同學們千萬別去當「信息員」，別做這種缺德事。
近日，筆者看到在小學生中也舉辦了「小小情報員」活動（見照片二），令人難以置信，難怪有網民驚呼：培養「猶大」從娃娃抓起？！這成什麼教育？
我國的經濟建設事業，在加入ＷＴＯ之後，走上了全球化的道路，接受了國際上經濟發展的遊戲規則，國家的經濟實力取得了迅猛的發展，成就舉世矚目。試問，我國的教育改革，要不要走全球化的道路，借鑒國際上教育發展的先進經驗？
美國只花壹百多年就從殖民地發展成世界頭號強國，而我們教育改革進行了近七十年，為何還存在申泮文的質疑和錢學森之問，還不知路在何方？究竟原因何在？筆者認為，我們以往的教育改革是在行政權力的指揮下，以意識形態為目標進行的。不是學校自主按教育規律，以提高國民素質、培養人才為目標進行的。這是問題癥結之所在。因有些敏感，本文就不展開論述了。
不忍不問 不敢多答
以上是我的書生之見，謬誤之處實屬難免，今冒大不韙，大胆進言。不少人是臨死前才講真話，我不想。對著名的「錢學森之問」，錢學森本人肯定知道問題的答案，他只是不願捅破這層窗戶紙。我遠遠沒有錢先生聰明，總是笨頭笨腦，直來直去。今天，我也只是回答了「錢學森之問」的壹小部分，估計還及格不了。不是我不想全面回答，主要是不敢繼續回答。因為，我深知，寫本文有風險。但是，出於中國人的良心、知識分子的良知，我不能不寫。有的人讀了本文可能不高興，但懇請妳們理解，為祖國唱讚歌固然是愛國，指出存在的問題，同樣也是愛國，且是更難能可貴的愛國。筆者已是「８０后」老翁，寫此文毫無私心，完全是出於憂國憂民。但是，好心未必有好報。前兩年，因為壹篇博文《由妄議中央大政方針想到的》，我不僅被多次拘留，還受到所有博客均遭封禁的處罰。我生怕再答下去，又把我的微信給封了。
其實，對教育應思考的問題還很多。比如，是否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可不可以去行政化？大學要不要辦企業？大學如何評估，是用論文數，或是人均論文數，還是論文的引用率？由誰來評估，是官員還是專家？大學校長是不是必須是院士？院士可不可以像美國那樣，僅是個榮譽？院士是否可以有退休年齡？是否有必要單獨辦個科學院？等等等等。筆者思考很多，但自知人微言輕，還不如不說，或者，留待適當時候說。
毛主席說，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所以，應該讓人說話，讓人講真話，暢所欲言、集思廣益方能促進社會進步！
最後，在本文定稿前，承蒙數碼朋友和校友提出修訂意見，誠表謝意！
2018年4月，我度過了80歲生日。如今，我已是名符其實的「80后」。回首往事，最令我魂牽夢縈的是校園的生活——從小學讀到大學畢業，接著又留校教書直至退休，退休后依然居住在校園裡！我是壹輩子與學校結下了不解之緣，也有幸經歷了壹輩子的「教育改革」。因此，我想在有生之年談談自己對教育的幾點拙見。
不斷進行的教育改革
往事歷歷，我對經歷的「教育改革」依然記憶猶新。1952年，全國高校實行「院系調整」，全盤學習蘇聯，理工分家，文理分家，拉開了新中國成立后教育改革的序幕。
讀初中時，我學的是英語，髙中和大學改學了俄語。念高中時，學的是米丘林學說，記得當時的教材把摩爾根的遺傳學說斥為資產階級的、反動的（現在，事實證明，摩爾根的遺傳學說是對的）。1958年我上大學時，國家搞「教育大革命」，新的教育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主張培養黨的馴服工具，倡導人們做壹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
1966年開始文化大革命，全國停課鬧革命，砸爛了「舊教育」。從1966年至1969年，大學4年不招生。1970年開始招收「工農兵大學生」。這些新生很多隻有初中文化程度，有的實際水平只有小學程度，怎麼能叫大學生？文化大革命實際是革文化的命，毀了教育，毀了壹代人。
1977年，恢復高考，又壹次開啟了教育的大改革。隨後，又有1985年的教育體制改革，2000年前後的高校合併、教育產業化……
折騰了半個世紀，直至2007年10月24日，時年91歲的申泮文資深院士仍然在質疑：「教育改革 路在何方」？【1】時至今日，教育的出路，依然眾說紛紜，莫衷壹是。
過去我們常說，教育是要培養共產主義接班人。但是，歷史和現實情況卻與它南轅北轍：新中國成立伊始，那些由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培養出來的錢學森們，毅然衝破重重阻力，紛紛回歸，報效祖國；而如今，我們共產黨自己培養的「共產主義接班人」，包括許多高官的子女，卻紛紛跑到美歐日澳等發達國家，去接資本主義的班；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鄧小平，這些無產階級革命家都不是無產階級培養的，而是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培養的。如此看來，說什麼培養這樣那樣接班人，這種提法本身就不科學。我認為，教育像科學研究壹樣，本身並沒有什麼階級性，沒必要給教育強加什麼政治使命。
科大成功的幾個原因
我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以下簡稱科大)的首屆畢業生。科大是1958年創辦的。不是我「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認為，科大辦得比較成功。
壹位科大1989級的校友曾給我發了個英文郵件【2】，內容如下：
科大是1949年後中國高等教育史中最令人驚奇的成就。《中國：壹個世紀的革命》是壹部由美國人製作的長達6小時的記錄片，它對八十年代的科大有幾分鐘的介紹。這是影片中介紹的唯壹的壹所大學。所以說，科大是中國教育史上的里程碑。它不僅是科大人的，也是全中國的。如果有人想寫中國高等教育的歷史，科大是1958年迄今最重要的大學。
也許妳會說，上面這些話是科大學生說的，不足為據，誰不說自己的學校好？但是，科大培養的本科生中，當選為兩院院士的比率高於千分之壹，高居全國高校之首。另外，根據2000-2010年發表論文的引用率而確定的全球最優秀的100名材料學家名單中，前5位中有4位是科大校友——楊培東（第壹）、殷亞東（第二）、夏幼南（第四）、孫玉剛（第五），令人讚嘆不已【3】。僅舉上述二例，已足以說明，科大在人才培養上是成功的。
我在科大學習、工作、生活了60年。我壹直在思考壹個問題，科大成功的原因何在？我認為，以下三點也許是科大成功的原因。
第壹、科大的「教授治校」比其它學校做得好。當年，給我們上課的嚴濟慈、華羅庚、錢學森等等都是中科院赫赫有名的大教授，校領導又比較開明，因此，從課程設置到教學安排，全聽教授的，壹切由教授說了算。
在此，我舉壹個例子來說明。據校友黃吉虎回憶，錢學森給科大1958級近代力學系講《火箭技術概論》，期末考試從上午8點30分開始，是開卷考試，可以帶講義和課堂筆記，甚至是做過的作業。考試壹共有兩道題目，第壹道是概念題，佔30分，這道題還比較好做，第二道題非常棘手，佔70分。考到中午，竟然沒有壹個人交卷。錢先生壹直在考場陪著同學們。快到吃午飯時間了，錢先生說，先去吃飯吧，吃完午飯回來再考。說實話，午飯誰也吃不香，腦子裡壹直在想著這道難題。當年的考風真好，在飯廳和來回的路上，各人思考各人的，沒有互相討論。大家都認為，作弊是十分醜惡的事情，理應自覺遵守考試紀律。大約下午三點多鍾，陸續有四位同學暈倒，被監考的助教擡了出去。其餘同學仍然繼續苦戰，壹直到傍晚，只好交卷了。考試成績出來后，卷面竟有95%的同學不及格。當時，誰敢責問錢學森，妳的書是怎麼教的？誰敢責問錢學森，妳的題目是怎麼出的？等黃吉虎他們快畢業時，錢學森說，妳們的數理基礎不行，得延長半年畢業。二話沒說，大家都延長半年畢業，教授說了算。從這個例子，我想足以說明科大的「教授治校」比其它學校做得好。
第二、科大的「民主辦學」相對也比其它學校做得好。建校伊始，給學生講課的全是科學院各研究所的專家，當時的口號是「全院辦校，所繫結合」。1970年，科大從北京下遷合肥，原來給學生上課的專家大都沒來合肥。「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們這些昔日的「猴子」就稱「大王」了，誰願研究什麼課題，就研究什麼課題，絕無人干涉。
1980年，我在美國碰到壹位北大副教授，她跟我說，她想做什麼課題，必須經她老師同意。老師要她做什麼課題，她不得不做。她的老師三十年代曾有過成就，可如今已跟不上科研的發展，落伍了，她為自己的課題難以與時俱進感到很痛苦。科大就不存在這個問題，那時，我還只是個講師，選什麼研究課題就全由自己作主。同時，科大下遷后，不少新的校系領導都是我們的同學，彼此直呼其名，誰也不敢擺領導的架子，所以，整個科大的民主氣氛特濃。後來，等我們這些「猴子」當了教授，我們嘗到過學術自由的甜頭，學術自由的好風氣自然也壹代壹代往下傳了。
第三、科大相對的比其它學校寬容。
科大首任黨委書記郁文收羅了不少「右派」和其它單位認為「政治上有問題」的年輕人，充實了科大的教學隊伍。有人說，郁文發了筆「洋財」。而科大第二任黨委書記劉達又積極地保護了這筆「洋財」。正因為科大的寬容，踐行了蔡元培先生提倡的「兼容並包」，才有了今日之發展。
我在科大學習、工作、生活六十年，對科大的寬容深有體會。我在科大壹輩子沒挨過整，壹輩子沒整過人，就得益於科大的寬容。在此，我再講個自己的親身經歷。前幾年，我與國內外三十多位朋友彙編《FLZ文集》，我和福州的林祥榕二人是主編。壹天，我接到老幹部處打來的電話，說是接省里的通知，要我們暫停編書。我到老幹部處找到這位給我打電話的老同志，申述理由。這位老同志最後答應我們可以繼續編。近年來，領導請我「喝茶」時，我就多次講過，我壹輩子都感謝這位老同志的寬容！
就在老幹部處給我打電話的同壹天，福州市的相關領導也登門找了林祥榕。第二天，這些領導再次找林祥榕，要他「老實交待」。林祥榕說；「我都八十歲了，還有什麼可交待的？我就認為FLZ了不起！」──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科大的寬容顯而易見。
其實，這三條優點決不是科大的創造。蔡元培先生早就提出過現代大學的三項基本原則：「第壹、大學應當是獨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學應當具有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第三、大學學術與思想自由需要相應的自由的社會政治環境。」因此，科大隻是根據這三項基本原則，按教育規律辦教育而已。
中美教育的差距
退休后，我壹直考慮的另壹個問題是，美國原是殖民地，建國才壹百多年，就成了世界頭號強國，這肯定與美國的教育有關，那麼，中美教育的差距究竟在哪裡呢？在此，我談三點淺見。
第壹、美國的教育理念是教導學生獨立思考。
據網文稱，美國第三任總統傑斐遜親自為美國小學生撰寫的誓詞是:「我保證使用我的批評才能,我保證發展我的獨立思想,我保證接受教育,從而使自己能夠自作判斷。」。【4】我的初稿曾送壹位朋友審閱。他指出，上面這段話並非傑斐遜所講，而是美國天體物理學家卡爾·薩根(CarlSagan)於1992年7月4日，在傑斐遜故居芒特切羅的獨立日慶祝會和入籍儀式上的講話。薩根說：「……所以，在我看來，作為壹個公民的壹部分責任就是不要因為恐懼而隨大流，而應該保持質疑。妳們幾分鐘之後就要進行公民宣誓了，而我希望妳們的誓言里應該包含類似下列的內容：『我承諾我將質疑我的領導們所告訴我的壹切。』這倒真是傑斐遜的思想。『我承諾使用我的批判能力。我承諾去發展我的思想獨立性。我承諾加強自己的教育，這樣我就可以做出獨立的判斷。』而如果這些話不是妳們誓言的壹部分，妳們還是可以做出這些承諾的。在我看來，這些承諾將是妳們給妳們的國家（美國）的禮物。」雖然不是傑斐遜說的，而是卡爾·薩根說的；不是小學生誓詞，而是公民誓詞中可以新加的內容。但兩者的本質是壹致，都是倡導美國公民應該做到獨立思考。
美國教育強調懷疑精神。耶魯大學校長萊文在回答「大學生最重要的任務」時說：「首先，對學生來說，就是要對任何事情都提出質疑。第二點是學習，雖然妳應該先提問題，但妳需要學習、讀書，以得到更多的信息來回答這些問題。最後是獨立思考得出自己的結論，學會如何獨立思考。」【5】科學的本質是懷疑，正是這種懷疑精神培養了創新精神，促進了美國的科學發展和社會進步。
而我們的教育則要求學生聽話，聽父母的話，聽老師的話，聽毛主席的話，聽黨的話，要堅持這個，堅持那個，這不許懷疑，那不許妄議，導致人們思想禁錮，缺乏創新精神，影響了科學發展和社會進步。
第二、美國的教育是前松后緊。美國父母送孩子上小學時，說的是「好好玩！」，而不是「好好學習！」。據我所知，美國是從高中開始抓緊的，到了大學，尤其是名牌大學，幾乎是「玩命」。美國大學是「寬進嚴出」，美國大學4年，對美國學生而言是最勤奮的4年，積蓄人生能量的黃金4年。
然而，我們的教育有個口號：「不要輸在起跑線上」。從小學甚至幼兒園開始就抓得很緊，各種補習班、培訓班、家教等，令人眼花繚亂，小學生和家長都忙得不得了。我們的教育是前緊后松，高考前很用功，很努力，考上大學后就放鬆了，因為大學是「嚴進寬出」，學生幾乎個個能畢業。所以，中國的大學是放鬆的4年，很不利於人才的培養。
第三、美國和西方的教育是獨立的，行政權力不能干預。這壹點對教育是最重要的，比前面兩點更重要。
英國有個著名的故事。牛津大學是英國政府辦的，政府出了很多錢。幾百年的老校了，它有個傳統，招生不僅只看考試成績，還有個由3人教授組成的「考核小組」的面試，考察學生的綜合素質。大約十多年前，英國北部某郡的壹個女孩子考了滿分，那個郡的人以為滿分了肯定能上牛津。教授考核小組考察后覺得她素質不行，沒有錄取她。這個郡的議員就要求議會幹預，因為這偏遠地區好不容易有壹個考滿分的。英國教育大臣也向牛津說情，副首相也去，時任首相布萊爾也去了。但牛津說，這是幾百年的傳統，學校無權更改考核小組的結論。布萊爾非常失望，有壹次同別人談到牛津，就說牛津太古板了，不與時俱進。而牛津的學生、老師對布萊爾也非常不滿意，就取消了授予布萊爾的名譽博士。這件事鬧得不亦樂乎，最後，牛津仍然沒有錄取這個學生。英國政府和布萊爾確實幹預了，但他們絕對不會說「錢都是我們政府給的，妳不能不聽話，何況其中還有政治因素。」而牛津大學也就敢這麼硬，就算是首相也不給面子，因為他們認識到，政府全力支持教育，就要放手讓學校按客觀規律去辦到最好，行政權力不得干預。難怪牛津大學至今仍是世界壹流的大學。【6】
同時，美國的大學校長和系主任都是學校自主在全國乃至全世界聘任的。
哈佛大學第27任校長拉里•薩默斯，是從400名候選人中，經過9個月的逐層選拔產生的，真可謂「精挑細選」。【7】
搜尋哈佛大學第28任校長德魯·大眾特的工作，歷時壹年，是何等慎重！【8】而我們的大學校長都是行政任命的，豈能與此相比？
行政權力對教育的干預，筆者是深有體會：幾十年教育改革中的許多瞎折騰都是行政權力干預的結果；科大下遷完全是行政權力干預的惡果……
對當前中國教育的疑問
改革開放后，我們的教育有很大發展，我很高興。但是我覺得當今的教育仍有不少問題，令人擔憂。尤其是，如下三個問題，我壹直想不通：
第壹、教育為何要搞產業化？
我念書的時候，小學、中學的學費都很便宜，上大學不要學費。現在，我的外孫女上壹個好壹點的幼兒園，壹年要兩萬多元。須知，2017年底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不過是25974元，月均才2000元多壹點點。【9】因此，多少民眾驚嘆「念不起書」！我認為，這是教育產業化造成的。
科大校友潘榮華對我說，喬治亞州有壹個Hope Scholarship Program，高中畢業B以上，上本州公立學校，就免學費。科大校友陳祥旭對我說，考上了頂級私立大學（比如斯坦福大學），而家庭年收入$12萬以下的（具體數字也許有出入），就不用支付學費。科大校友張宏標說得更清楚：「斯坦福大學家庭年收入$12萬5千元以下，免學費；$6萬5千元以下，全免（學費，吃住，學雜費）」。我還從未聽說過國內哪所名牌大學，因家庭經濟困難可以學費、吃住、學雜費全免的！
撫養和教育兒童是父母和社會必須承擔的責任。教育的初衷是讓每個人通過學習知識了解世界,了解社會，成為最好的自己，實現自我價值。基礎教育，就是人們在成長中為了獲取更多學問而在先期要掌握的知識。就如同蓋房子先要打地基，要想學好壹門語言就要先認字壹樣。基礎教育是造就人才和提高國民素質的奠基工程。教育產業化對基礎教育產生明顯的弊端。如今有些中、小學教師為了開辦家教而在課堂上對學生有所保留，以便學生參加他們的有償培訓。壹些課外輔導書、輔導班的髙昂價格使不少家長苦不堪言，但是，由於怕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硬是承受了難以承受的巨大經濟壓力。教師的職責本是教書育人，老師要為人師表，怎麼能搞「教育產業化」，要教師去「創收」，使教師淪為利欲熏心的商人呢？
對於高等學府，教育產業化壹經實行，擴招成了這壹產業盈利的壹大措施，各高校生源大量增加使得原本的精英教育變成了大眾教育，使得教育質量大幅下降。
教育對壹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和振興非常重要。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就重視教育。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作為戰敗國處境非常困難，但日本政府咬著牙抓教育，才有今日之發展。
對於教育的投資，短期內雖然不會有太多的收益，但是卻是整個國家的支柱。教育改變命運，不僅對於個人如此，對國家也是壹樣。再窮也不能窮教育，所以世界上每個國家的教育投入都很大，尤其是發達國家。
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提高全民的素質，豈能作為賺錢的手段？它違背了教育道德！筆者希望儘快凈化教育領域，給教育工作者壹個良好的環境傳授知識，同時給學生壹個純凈的知識殿堂。
第二、現今城鄉教育差別為何這麼大？
我來自農村，1952年小學畢業時，允許報考紹興壹中。而如今，儘管依然聲稱「人人生而平等」，為何農村孩子就不能上城裡的學校？甚至，連生活在城裡的農民工的孩子，也不能上城裡的學校？這是為什麼？我百思不得其解。哪位能給我壹個信服的解釋？
我初中是在農村念的，是鄉下的中學──學勉中學，還不是縣城的中學。那時，學勉中學的師資力量不亞於縣城的中學──諸暨中學。如今，我老家諸暨縣已改為市，諸暨中學是市重點中學，無論是師資力量還是教學設施，學勉中學遠遠無法與諸暨中學相比！難道農村就應該比城市低壹等？農村人應該比城裡人低壹等？本來，我們共產黨人的奮鬥目標是消滅三大差別，為何我們的做法卻反其道而行之，擴大城鄉差別呢？我也百思不得其解。哪位能給我壹個解釋？
1955年我初中畢業時，我老家諸暨屬於金華專區，雖然我父親在紹興工作，但我不能考紹興壹中了，只能考金華專區內的高中。於是，我考取了金華地區最好的高中──金華壹中。那時，金華壹中的學號是按升學考試的成績排列的，與我同班的同學中也有諸暨中學畢業的，而我的學號比他們居前很多。這也說明，鄉下學勉中學的教育質量並不亞於縣城的諸暨中學。
1958年高中畢業，我是免試保送上科大的。當年，高考招生在分數面前人人平等。而如今，高考錄取分數線地區差別很大。例如，今年安徽高考本科(第壹批)錄取分數線：文科為550分，理科為496分。而北京文科為480分，理科為423分。憑什麼北京的錄取分數線比安徽低70多分？理由何在？教育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哪位能給我壹個解釋？我真想不通我們為什麼要這麼做！我相信，追求自由、平等、公平也應該是共產黨人的初心吧！我是壹名有五十多年黨齡的老黨員，「做事要有雄心，做人要有良心」是我的座右銘。退休后，雄心己無，但良心未泯。每當想到這些問題，我的良心很不安！當我從網上知道，有的山區孩子，至今還要攀崖上學(見照片壹)，我心裏很不是滋味，簡直在受到良心的責備。
十八大之後，科大來了幾百位外國留學生。我的左鄰右舍住的都是外國留學生。我壹家人住壹套房，他們壹個人住壹套房。我的房子是自己花錢簡單裝修，傢具全是舊的。僅是裝修和購買家用電器，我就花了十幾萬元，這是我這輩子花的最大壹筆錢。而外國留學生住的房子，壹律是學校花錢裝修的，傢具和家用電器配備齊全，都是新的。科大哪來的這麼多錢？全是老百姓的錢，納稅人的錢！
2018年3月，新華網的壹篇文章很自豪地宣布：中國成為亞洲最大留學目的國。從我國教育部發布的2018年教育預算清單中獲知，2018年來華留學生的預算總數高達33億2千萬元；壹位來華留學生的年資助標準，普通本科生高達6萬7千元，而博士生更接近10萬元！【10】東南大學資助壹帶壹路留學生 20 萬/人【11】。
為什麼我們不把納稅人的錢花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尤其是農村孩子身上，而要花在外國留學生身上呢？我很不理解，誰能給我壹個解釋？
第三、為何要設置信息員？
眾所周知，搞政治是成年人的事，應保護青少年免於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干擾。
在世界歷史中，首創在青年人當中搞黨派政治團體的人是德國的希特勒，他搞法西斯青年團組織，讓青年人給他的反動政治當炮灰。
張伯苓先生是位老教育家，基督徒，也是國民黨員，但他在學生中既不宣傳基督教，也不宣傳國民黨教義，而是保護師生不受任何政治干擾，讓學生安心為祖國復興復強而學習。
梅貽琦先生也是壹位老教育家，他也不主張在大學教育中推行黨派政治教育。他領導的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合大學的教育是很成功的，傑出人才輩出。
再看壹看毛澤東的「初心」。1941年1月31日，毛澤東給他在蘇聯學習的兩個兒子岸英、岸青寫了壹封信。信中說：「惟有壹事向妳們建議，趁著年紀尚輕，多向自然科學學習，少談些政治。政治是要談的，但目前以潛心學習自然科學為宜、社會科學為輔。總之注意科學，只有科學是真學問，將來用處無窮……」。【12】
最近，聽說有的大學在學生中招「信息員」，據說還有報酬，連續當三年信息員，可以免試保研。「信息員」的主要職責是收集老師的「錯話」，向上彙報。清華大學許章潤教授的下崗就部分緣于「信息員」的舉報。憲法第三十五條明文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當然包括說錯話的自由。誰能保證不說錯話？我奉勸同學們千萬別去當「信息員」，別做這種缺德事。
近日，筆者看到在小學生中也舉辦了「小小情報員」活動（見照片二），令人難以置信，難怪有網民驚呼：培養「猶大」從娃娃抓起？！這成什麼教育？
我國的經濟建設事業，在加入ＷＴＯ之後，走上了全球化的道路，接受了國際上經濟發展的遊戲規則，國家的經濟實力取得了迅猛的發展，成就舉世矚目。試問，我國的教育改革，要不要走全球化的道路，借鑒國際上教育發展的先進經驗？
美國只花壹百多年就從殖民地發展成世界頭號強國，而我們教育改革進行了近七十年，為何還存在申泮文的質疑和錢學森之問，還不知路在何方？究竟原因何在？筆者認為，我們以往的教育改革是在行政權力的指揮下，以意識形態為目標進行的。不是學校自主按教育規律，以提高國民素質、培養人才為目標進行的。這是問題癥結之所在。因有些敏感，本文就不展開論述了。
不忍不問 不敢多答
以上是我的書生之見，謬誤之處實屬難免，今冒大不韙，大胆進言。不少人是臨死前才講真話，我不想。對著名的「錢學森之問」，錢學森本人肯定知道問題的答案，他只是不願捅破這層窗戶紙。我遠遠沒有錢先生聰明，總是笨頭笨腦，直來直去。今天，我也只是回答了「錢學森之問」的壹小部分，估計還及格不了。不是我不想全面回答，主要是不敢繼續回答。因為，我深知，寫本文有風險。但是，出於中國人的良心、知識分子的良知，我不能不寫。有的人讀了本文可能不高興，但懇請妳們理解，為祖國唱讚歌固然是愛國，指出存在的問題，同樣也是愛國，且是更難能可貴的愛國。筆者已是「８０后」老翁，寫此文毫無私心，完全是出於憂國憂民。但是，好心未必有好報。前兩年，因為壹篇博文《由妄議中央大政方針想到的》，我不僅被多次拘留，還受到所有博客均遭封禁的處罰。我生怕再答下去，又把我的微信給封了。
其實，對教育應思考的問題還很多。比如，是否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可不可以去行政化？大學要不要辦企業？大學如何評估，是用論文數，或是人均論文數，還是論文的引用率？由誰來評估，是官員還是專家？大學校長是不是必須是院士？院士可不可以像美國那樣，僅是個榮譽？院士是否可以有退休年齡？是否有必要單獨辦個科學院？等等等等。筆者思考很多，但自知人微言輕，還不如不說，或者，留待適當時候說。
毛主席說，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所以，應該讓人說話，讓人講真話，暢所欲言、集思廣益方能促進社會進步！
最後，在本文定稿前，承蒙數碼朋友和校友提出修訂意見，誠表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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