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教育体系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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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教育体系的基本特征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7月26日
作者 阮耀钟
2018年4月，我度过了80岁生日。如今，我已是名符其实的“80后”。回首往事，最令我魂牵梦萦的是校园的生活——从小学读到大学毕业，接着又留校教书直至退休，退休后依然居住在校园里！我是壹辈子与学校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有幸经历了壹辈子的“教育改革”。因此，我想在有生之年谈谈自己对教育的几点拙见。
不断進行的教育改革
往事历历，我对经历的“教育改革”依然记忆犹新。1952年，全国高校实行“院系调整”，全盘学习苏联，理工分家，文理分家，拉开了新中国成立后教育改革的序幕。
读初中时，我学的是英语，髙中和大学改学了俄语。念高中时，学的是米丘林学说，记得当时的教材把摩尔根的遗传学说斥为资产阶级的、反动的（现在，事实证明，摩尔根的遗传学说是对的）。1958年我上大学时，国家搞“教育大革命”，新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主张培养党的驯服工具，倡导人们做壹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全国停课闹革命，砸烂了“旧教育”。从1966年至1969年，大学4年不招生。1970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这些新生很多只有初中文化程度，有的实际水平只有小学程度，怎么能叫大学生？文化大革命实际是革文化的命，毁了教育，毁了壹代人。
1977年，恢复高考，又壹次开启了教育的大改革。随后，又有1985年的教育体制改革，2000年前后的高校合并、教育产业化……
折腾了半个世纪，直至2007年10月24日，时年91岁的申泮文资深院士仍然在质疑：“教育改革 路在何方”？【1】时至今日，教育的出路，依然众说纷纭，莫衷壹是。
过去我们常说，教育是要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但是，历史和现实情况却与它南辕北辙：新中国成立伊始，那些由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培养出来的钱学森们，毅然冲破重重阻力，纷纷回归，报效祖国；而如今，我们共产党自己培养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包括许多高官的子女，却纷纷跑到美欧日澳等发达国家，去接资本主义的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都不是无产阶级培养的，而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培养的。如此看来，说什么培养这样那样接班人，这种提法本身就不科学。我认为，教育像科学研究壹样，本身并没有什么阶级性，没必要给教育强加什么政治使命。
科大成功的几个原因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科大)的首届毕业生。科大是1958年创办的。不是我“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认为，科大办得比较成功。
壹位科大1989级的校友曾给我发了个英文邮件【2】，内容如下：
科大是1949年后中国高等教育史中最令人惊奇的成就。《中国：壹个世纪的革命》是壹部由美国人制作的长达6小时的记录片，它对八十年代的科大有几分钟的介绍。这是影片中介绍的唯壹的壹所大学。所以说，科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里程碑。它不仅是科大人的，也是全中国的。如果有人想写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科大是1958年迄今最重要的大学。
也许妳会说，上面这些话是科大学生说的，不足为据，谁不说自己的学校好？但是，科大培养的本科生中，当选为两院院士的比率高于千分之壹，高居全国高校之首。另外，根据2000-2010年发表论文的引用率而确定的全球最优秀的100名材料学家名单中，前5位中有4位是科大校友——杨培东（第壹）、殷亚东（第二）、夏幼南（第四）、孙玉刚（第五），令人赞叹不已【3】。仅举上述二例，已足以说明，科大在人才培养上是成功的。
我在科大学习、工作、生活了60年。我壹直在思考壹个问题，科大成功的原因何在？我认为，以下三点也许是科大成功的原因。
第壹、科大的“教授治校”比其它学校做得好。当年，给我们上课的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等等都是中科院赫赫有名的大教授，校领导又比较开明，因此，从课程设置到教学安排，全听教授的，壹切由教授说了算。
在此，我举壹个例子来说明。据校友黄吉虎回忆，钱学森给科大1958级近代力学系讲《火箭技术概论》，期末考试从上午8点30分开始，是开卷考试，可以带讲义和课堂笔记，甚至是做过的作业。考试壹共有两道题目，第壹道是概念题，占30分，这道题还比较好做，第二道题非常棘手，占70分。考到中午，竟然没有壹个人交卷。钱先生壹直在考场陪着同学们。快到吃午饭时间了，钱先生说，先去吃饭吧，吃完午饭回来再考。说实话，午饭谁也吃不香，脑子里壹直在想着这道难题。当年的考风真好，在饭厅和来回的路上，各人思考各人的，没有互相讨论。大家都认为，作弊是十分丑恶的事情，理应自觉遵守考试纪律。大约下午三点多钟，陆续有四位同学晕倒，被监考的助教擡了出去。其余同学仍然继续苦战，壹直到傍晚，只好交卷了。考试成绩出来后，卷面竟有95%的同学不及格。当时，谁敢责问钱学森，妳的书是怎么教的？谁敢责问钱学森，妳的题目是怎么出的？等黄吉虎他们快毕业时，钱学森说，妳们的数理基础不行，得延长半年毕业。二话没说，大家都延长半年毕业，教授说了算。从这个例子，我想足以说明科大的“教授治校”比其它学校做得好。
第二、科大的“民主办学”相对也比其它学校做得好。建校伊始，给学生讲课的全是科学院各研究所的专家，当时的口号是“全院办校，所系结合”。1970年，科大从北京下迁合肥，原来给学生上课的专家大都没来合肥。“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们这些昔日的“猴子”就称“大王”了，谁愿研究什么课题，就研究什么课题，绝无人干涉。
1980年，我在美国碰到壹位北大副教授，她跟我说，她想做什么课题，必须经她老师同意。老师要她做什么课题，她不得不做。她的老师三十年代曾有过成就，可如今已跟不上科研的发展，落伍了，她为自己的课题难以与时俱進感到很痛苦。科大就不存在这个问题，那时，我还只是个讲师，选什么研究课题就全由自己作主。同时，科大下迁后，不少新的校系领导都是我们的同学，彼此直呼其名，谁也不敢摆领导的架子，所以，整个科大的民主气氛特浓。后来，等我们这些“猴子”当了教授，我们尝到过学术自由的甜头，学术自由的好风气自然也壹代壹代往下传了。
第三、科大相对的比其它学校宽容。
科大首任党委书记郁文收罗了不少“右派”和其它单位认为“政治上有问题”的年轻人，充实了科大的教学队伍。有人说，郁文发了笔“洋财”。而科大第二任党委书记刘达又积极地保护了这笔“洋财”。正因为科大的宽容，践行了蔡元培先生提倡的“兼容并包”，才有了今日之发展。
我在科大学习、工作、生活六十年，对科大的宽容深有体会。我在科大壹辈子没挨过整，壹辈子没整过人，就得益于科大的宽容。在此，我再讲个自己的亲身经历。前几年，我与国内外三十多位朋友汇编《FLZ文集》，我和福州的林祥榕二人是主编。壹天，我接到老干部处打来的电话，说是接省里的通知，要我们暂停编书。我到老干部处找到这位给我打电话的老同志，申述理由。这位老同志最后答应我们可以继续编。近年来，领导请我“喝茶”时，我就多次讲过，我壹辈子都感谢这位老同志的宽容！
就在老干部处给我打电话的同壹天，福州市的相关领导也登门找了林祥榕。第二天，这些领导再次找林祥榕，要他“老实交待”。林祥榕说；“我都八十岁了，还有什么可交待的？我就认为FLZ了不起！”──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科大的宽容显而易见。
其实，这三条优点决不是科大的创造。蔡元培先生早就提出过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壹、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因此，科大只是根据这三项基本原则，按教育规律办教育而已。
中美教育的差距
退休后，我壹直考虑的另壹个问题是，美国原是殖民地，建国才壹百多年，就成了世界头号强国，这肯定与美国的教育有关，那么，中美教育的差距究竟在哪里呢？在此，我谈三点浅见。
第壹、美国的教育理念是教导学生独立思考。
据网文称，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亲自为美国小学生撰写的誓词是:“我保证使用我的批评才能,我保证发展我的独立思想,我保证接受教育,从而使自己能够自作判断。”。【4】我的初稿曾送壹位朋友审阅。他指出，上面这段话并非杰斐逊所讲，而是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卡尔·萨根(CarlSagan)于1992年7月4日，在杰斐逊故居芒特切罗的独立日庆祝会和入籍仪式上的讲话。萨根说：“……所以，在我看来，作为壹个公民的壹部分责任就是不要因为恐惧而随大流，而应该保持质疑。妳们几分钟之后就要進行公民宣誓了，而我希望妳们的誓言里应该包含类似下列的内容：‘我承诺我将质疑我的领导们所告诉我的壹切。’这倒真是杰斐逊的思想。‘我承诺使用我的批判能力。我承诺去发展我的思想独立性。我承诺加强自己的教育，这样我就可以做出独立的判断。’而如果这些话不是妳们誓言的壹部分，妳们还是可以做出这些承诺的。在我看来，这些承诺将是妳们给妳们的国家（美国）的礼物。”虽然不是杰斐逊说的，而是卡尔·萨根说的；不是小学生誓词，而是公民誓词中可以新加的内容。但两者的本质是壹致，都是倡导美国公民应该做到独立思考。
美国教育强调怀疑精神。耶鲁大学校长莱文在回答“大学生最重要的任务”时说：“首先，对学生来说，就是要对任何事情都提出质疑。第二点是学习，虽然妳应该先提问题，但妳需要学习、读书，以得到更多的信息来回答这些问题。最后是独立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学会如何独立思考。”【5】科学的本质是怀疑，正是这种怀疑精神培养了创新精神，促進了美国的科学发展和社会進步。
而我们的教育则要求学生听话，听父母的话，听老师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要坚持这个，坚持那个，这不许怀疑，那不许妄议，导致人们思想禁锢，缺乏创新精神，影响了科学发展和社会進步。
第二、美国的教育是前松后紧。美国父母送孩子上小学时，说的是“好好玩！”，而不是“好好学习！”。据我所知，美国是从高中开始抓紧的，到了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几乎是“玩命”。美国大学是“宽進严出”，美国大学4年，对美国学生而言是最勤奋的4年，积蓄人生能量的黄金4年。
然而，我们的教育有个口号：“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就抓得很紧，各种补习班、培训班、家教等，令人眼花缭乱，小学生和家长都忙得不得了。我们的教育是前紧后松，高考前很用功，很努力，考上大学后就放松了，因为大学是“严進宽出”，学生几乎个个能毕业。所以，中国的大学是放松的4年，很不利于人才的培养。
第三、美国和西方的教育是独立的，行政权力不能干预。这壹点对教育是最重要的，比前面两点更重要。
英国有个著名的故事。牛津大学是英国政府办的，政府出了很多钱。几百年的老校了，它有个传统，招生不仅只看考试成绩，还有个由3人教授组成的“考核小组”的面试，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大约十多年前，英国北部某郡的壹个女孩子考了满分，那个郡的人以为满分了肯定能上牛津。教授考核小组考察后觉得她素质不行，没有录取她。这个郡的议员就要求议会干预，因为这偏远地区好不容易有壹个考满分的。英国教育大臣也向牛津说情，副首相也去，时任首相布莱尔也去了。但牛津说，这是几百年的传统，学校无权更改考核小组的结论。布莱尔非常失望，有壹次同别人谈到牛津，就说牛津太古板了，不与时俱進。而牛津的学生、老师对布莱尔也非常不满意，就取消了授予布莱尔的名誉博士。这件事闹得不亦乐乎，最后，牛津仍然没有录取这个学生。英国政府和布莱尔确实干预了，但他们绝对不会说“钱都是我们政府给的，妳不能不听话，何况其中还有政治因素。”而牛津大学也就敢这么硬，就算是首相也不给面子，因为他们认识到，政府全力支持教育，就要放手让学校按客观规律去办到最好，行政权力不得干预。难怪牛津大学至今仍是世界壹流的大学。【6】
同时，美国的大学校长和系主任都是学校自主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聘任的。
哈佛大学第27任校长拉里•萨默斯，是从400名候选人中，经过9个月的逐层选拔产生的，真可谓“精挑细选”。【7】
搜寻哈佛大学第28任校长德鲁·大众特的工作，历时壹年，是何等慎重！【8】而我们的大学校长都是行政任命的，岂能与此相比？
行政权力对教育的干预，笔者是深有体会：几十年教育改革中的许多瞎折腾都是行政权力干预的结果；科大下迁完全是行政权力干预的恶果……
对当前中国教育的疑问
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教育有很大发展，我很高兴。但是我觉得当今的教育仍有不少问题，令人担忧。尤其是，如下三个问题，我壹直想不通：
第壹、教育为何要搞产业化？
我念书的时候，小学、中学的学费都很便宜，上大学不要学费。现在，我的外孙女上壹个好壹点的幼儿园，壹年要两万多元。须知，2017年底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不过是25974元，月均才2000元多壹点点。【9】因此，多少民众惊叹“念不起书”！我认为，这是教育产业化造成的。
科大校友潘荣华对我说，佐治亚州有壹个Hope Scholarship Program，高中毕业B以上，上本州公立学校，就免学费。科大校友陈祥旭对我说，考上了顶级私立大学（比如斯坦福大学），而家庭年收入$12万以下的（具体数字也许有出入），就不用支付学费。科大校友张宏标说得更清楚：“斯坦福大学家庭年收入$12万5千元以下，免学费；$6万5千元以下，全免（学费，吃住，学杂费）”。我还从未听说过国内哪所名牌大学，因家庭经济困难可以学费、吃住、学杂费全免的！
抚养和教育儿童是父母和社会必须承担的责任。教育的初衷是让每个人通过学习知识了解世界,了解社会，成为最好的自己，实现自我价值。基础教育，就是人们在成长中为了获取更多学问而在先期要掌握的知识。就如同盖房子先要打地基，要想学好壹门语言就要先认字壹样。基础教育是造就人才和提高国民素质的奠基工程。教育产业化对基础教育产生明显的弊端。如今有些中、小学教师为了开办家教而在课堂上对学生有所保留，以便学生参加他们的有偿培训。壹些课外辅导书、辅导班的髙昂价格使不少家长苦不堪言，但是，由于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硬是承受了难以承受的巨大经济压力。教师的职责本是教书育人，老师要为人师表，怎么能搞“教育产业化”，要教师去“创收”，使教师沦为利欲熏心的商人呢？
对于高等学府，教育产业化壹经实行，扩招成了这壹产业盈利的壹大措施，各高校生源大量增加使得原本的精英教育变成了大众教育，使得教育质量大幅下降。
教育对壹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和振兴非常重要。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就重视教育。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处境非常困难，但日本政府咬着牙抓教育，才有今日之发展。
对于教育的投资，短期内虽然不会有太多的收益，但是却是整个国家的支柱。教育改变命运，不仅对于个人如此，对国家也是壹样。再穷也不能穷教育，所以世界上每个国家的教育投入都很大，尤其是发达国家。
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全民的素质，岂能作为赚钱的手段？它违背了教育道德！笔者希望尽快净化教育领域，给教育工作者壹个良好的环境传授知识，同时给学生壹个纯净的知识殿堂。
第二、现今城乡教育差别为何这么大？
我来自农村，1952年小学毕业时，允许报考绍兴壹中。而如今，尽管依然声称“人人生而平等”，为何农村孩子就不能上城里的学校？甚至，连生活在城里的农民工的孩子，也不能上城里的学校？这是为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哪位能给我壹个信服的解释？
我初中是在农村念的，是乡下的中学──学勉中学，还不是县城的中学。那时，学勉中学的师资力量不亚于县城的中学──诸暨中学。如今，我老家诸暨县已改为市，诸暨中学是市重点中学，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教学设施，学勉中学远远无法与诸暨中学相比！难道农村就应该比城市低壹等？农村人应该比城里人低壹等？本来，我们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消灭三大差别，为何我们的做法却反其道而行之，扩大城乡差别呢？我也百思不得其解。哪位能给我壹个解释？
1955年我初中毕业时，我老家诸暨属于金华专区，虽然我父亲在绍兴工作，但我不能考绍兴壹中了，只能考金华专区内的高中。于是，我考取了金华地区最好的高中──金华壹中。那时，金华壹中的学号是按升学考试的成绩排列的，与我同班的同学中也有诸暨中学毕业的，而我的学号比他们居前很多。这也说明，乡下学勉中学的教育质量并不亚于县城的诸暨中学。
1958年高中毕业，我是免试保送上科大的。当年，高考招生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而如今，高考录取分数线地区差别很大。例如，今年安徽高考本科(第壹批)录取分数线：文科为550分，理科为496分。而北京文科为480分，理科为423分。凭什么北京的录取分数线比安徽低70多分？理由何在？教育是進步了，还是退步了？哪位能给我壹个解释？我真想不通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相信，追求自由、平等、公平也应该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吧！我是壹名有五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做事要有雄心，做人要有良心”是我的座右铭。退休后，雄心己无，但良心未泯。每当想到这些问题，我的良心很不安！当我从网上知道，有的山区孩子，至今还要攀崖上学(见照片壹)，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简直在受到良心的责备。
十八大之后，科大来了几百位外国留学生。我的左邻右舍住的都是外国留学生。我壹家人住壹套房，他们壹个人住壹套房。我的房子是自己花钱简单装修，家具全是旧的。仅是装修和购买家用电器，我就花了十几万元，这是我这辈子花的最大壹笔钱。而外国留学生住的房子，壹律是学校花钱装修的，家具和家用电器配备齐全，都是新的。科大哪来的这么多钱？全是老百姓的钱，纳税人的钱！
2018年3月，新华网的壹篇文章很自豪地宣布：中国成为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从我国教育部发布的2018年教育预算清单中获知，2018年来华留学生的预算总数高达33亿2千万元；壹位来华留学生的年资助标准，普通本科生高达6万7千元，而博士生更接近10万元！【10】东南大学资助壹带壹路留学生 20 万/人【11】。
为什么我们不把纳税人的钱花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尤其是农村孩子身上，而要花在外国留学生身上呢？我很不理解，谁能给我壹个解释？
第三、为何要设置信息员？
众所周知，搞政治是成年人的事，应保护青少年免于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
在世界历史中，首创在青年人当中搞党派政治团体的人是德国的希特勒，他搞法西斯青年团组织，让青年人给他的反动政治当炮灰。
张伯苓先生是位老教育家，基督徒，也是国民党员，但他在学生中既不宣传基督教，也不宣传国民党教义，而是保护师生不受任何政治干扰，让学生安心为祖国复兴复强而学习。
梅贻琦先生也是壹位老教育家，他也不主张在大学教育中推行党派政治教育。他领导的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的教育是很成功的，杰出人才辈出。
再看壹看毛泽东的“初心”。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给他在苏联学习的两个儿子岸英、岸青写了壹封信。信中说：“惟有壹事向妳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12】
最近，听说有的大学在学生中招“信息员”，据说还有报酬，连续当三年信息员，可以免试保研。“信息员”的主要职责是收集老师的“错话”，向上汇报。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的下岗就部分缘于“信息员”的举报。宪法第三十五条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当然包括说错话的自由。谁能保证不说错话？我奉劝同学们千万别去当“信息员”，别做这种缺德事。
近日，笔者看到在小学生中也举办了“小小情报员”活动（见照片二），令人难以置信，难怪有网民惊呼：培养“犹大”从娃娃抓起？！这成什么教育？
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在加入ＷＴＯ之后，走上了全球化的道路，接受了国际上经济发展的游戏规则，国家的经济实力取得了迅猛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试问，我国的教育改革，要不要走全球化的道路，借鉴国际上教育发展的先進经验？
美国只花壹百多年就从殖民地发展成世界头号强国，而我们教育改革進行了近七十年，为何还存在申泮文的质疑和钱学森之问，还不知路在何方？究竟原因何在？笔者认为，我们以往的教育改革是在行政权力的指挥下，以意识形态为目标進行的。不是学校自主按教育规律，以提高国民素质、培养人才为目标進行的。这是问题症结之所在。因有些敏感，本文就不展开论述了。
不忍不问 不敢多答
以上是我的书生之见，谬误之处实属难免，今冒大不韪，大胆進言。不少人是临死前才讲真话，我不想。对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本人肯定知道问题的答案，他只是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我远远没有钱先生聪明，总是笨头笨脑，直来直去。今天，我也只是回答了“钱学森之问”的壹小部分，估计还及格不了。不是我不想全面回答，主要是不敢继续回答。因为，我深知，写本文有风险。但是，出于中国人的良心、知识分子的良知，我不能不写。有的人读了本文可能不高兴，但恳请妳们理解，为祖国唱赞歌固然是爱国，指出存在的问题，同样也是爱国，且是更难能可贵的爱国。笔者已是“８０后”老翁，写此文毫无私心，完全是出于忧国忧民。但是，好心未必有好报。前两年，因为壹篇博文《由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想到的》，我不仅被多次拘留，还受到所有博客均遭封禁的处罚。我生怕再答下去，又把我的微信给封了。
其实，对教育应思考的问题还很多。比如，是否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可不可以去行政化？大学要不要办企业？大学如何评估，是用论文数，或是人均论文数，还是论文的引用率？由谁来评估，是官员还是专家？大学校长是不是必须是院士？院士可不可以像美国那样，仅是个荣誉？院士是否可以有退休年龄？是否有必要单独办个科学院？等等等等。笔者思考很多，但自知人微言轻，还不如不说，或者，留待适当时候说。
毛主席说，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所以，应该让人说话，让人讲真话，畅所欲言、集思广益方能促進社会進步！
最后，在本文定稿前，承蒙数码朋友和校友提出修订意见，诚表谢意！
2018年4月，我度过了80岁生日。如今，我已是名符其实的“80后”。回首往事，最令我魂牵梦萦的是校园的生活——从小学读到大学毕业，接着又留校教书直至退休，退休后依然居住在校园里！我是壹辈子与学校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有幸经历了壹辈子的“教育改革”。因此，我想在有生之年谈谈自己对教育的几点拙见。
不断進行的教育改革
往事历历，我对经历的“教育改革”依然记忆犹新。1952年，全国高校实行“院系调整”，全盘学习苏联，理工分家，文理分家，拉开了新中国成立后教育改革的序幕。
读初中时，我学的是英语，髙中和大学改学了俄语。念高中时，学的是米丘林学说，记得当时的教材把摩尔根的遗传学说斥为资产阶级的、反动的（现在，事实证明，摩尔根的遗传学说是对的）。1958年我上大学时，国家搞“教育大革命”，新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主张培养党的驯服工具，倡导人们做壹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全国停课闹革命，砸烂了“旧教育”。从1966年至1969年，大学4年不招生。1970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这些新生很多只有初中文化程度，有的实际水平只有小学程度，怎么能叫大学生？文化大革命实际是革文化的命，毁了教育，毁了壹代人。
1977年，恢复高考，又壹次开启了教育的大改革。随后，又有1985年的教育体制改革，2000年前后的高校合并、教育产业化……
折腾了半个世纪，直至2007年10月24日，时年91岁的申泮文资深院士仍然在质疑：“教育改革 路在何方”？【1】时至今日，教育的出路，依然众说纷纭，莫衷壹是。
过去我们常说，教育是要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但是，历史和现实情况却与它南辕北辙：新中国成立伊始，那些由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培养出来的钱学森们，毅然冲破重重阻力，纷纷回归，报效祖国；而如今，我们共产党自己培养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包括许多高官的子女，却纷纷跑到美欧日澳等发达国家，去接资本主义的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都不是无产阶级培养的，而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培养的。如此看来，说什么培养这样那样接班人，这种提法本身就不科学。我认为，教育像科学研究壹样，本身并没有什么阶级性，没必要给教育强加什么政治使命。
科大成功的几个原因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科大)的首届毕业生。科大是1958年创办的。不是我“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认为，科大办得比较成功。
壹位科大1989级的校友曾给我发了个英文邮件【2】，内容如下：
科大是1949年后中国高等教育史中最令人惊奇的成就。《中国：壹个世纪的革命》是壹部由美国人制作的长达6小时的记录片，它对八十年代的科大有几分钟的介绍。这是影片中介绍的唯壹的壹所大学。所以说，科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里程碑。它不仅是科大人的，也是全中国的。如果有人想写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科大是1958年迄今最重要的大学。
也许妳会说，上面这些话是科大学生说的，不足为据，谁不说自己的学校好？但是，科大培养的本科生中，当选为两院院士的比率高于千分之壹，高居全国高校之首。另外，根据2000-2010年发表论文的引用率而确定的全球最优秀的100名材料学家名单中，前5位中有4位是科大校友——杨培东（第壹）、殷亚东（第二）、夏幼南（第四）、孙玉刚（第五），令人赞叹不已【3】。仅举上述二例，已足以说明，科大在人才培养上是成功的。
我在科大学习、工作、生活了60年。我壹直在思考壹个问题，科大成功的原因何在？我认为，以下三点也许是科大成功的原因。
第壹、科大的“教授治校”比其它学校做得好。当年，给我们上课的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等等都是中科院赫赫有名的大教授，校领导又比较开明，因此，从课程设置到教学安排，全听教授的，壹切由教授说了算。
在此，我举壹个例子来说明。据校友黄吉虎回忆，钱学森给科大1958级近代力学系讲《火箭技术概论》，期末考试从上午8点30分开始，是开卷考试，可以带讲义和课堂笔记，甚至是做过的作业。考试壹共有两道题目，第壹道是概念题，占30分，这道题还比较好做，第二道题非常棘手，占70分。考到中午，竟然没有壹个人交卷。钱先生壹直在考场陪着同学们。快到吃午饭时间了，钱先生说，先去吃饭吧，吃完午饭回来再考。说实话，午饭谁也吃不香，脑子里壹直在想着这道难题。当年的考风真好，在饭厅和来回的路上，各人思考各人的，没有互相讨论。大家都认为，作弊是十分丑恶的事情，理应自觉遵守考试纪律。大约下午三点多钟，陆续有四位同学晕倒，被监考的助教擡了出去。其余同学仍然继续苦战，壹直到傍晚，只好交卷了。考试成绩出来后，卷面竟有95%的同学不及格。当时，谁敢责问钱学森，妳的书是怎么教的？谁敢责问钱学森，妳的题目是怎么出的？等黄吉虎他们快毕业时，钱学森说，妳们的数理基础不行，得延长半年毕业。二话没说，大家都延长半年毕业，教授说了算。从这个例子，我想足以说明科大的“教授治校”比其它学校做得好。
第二、科大的“民主办学”相对也比其它学校做得好。建校伊始，给学生讲课的全是科学院各研究所的专家，当时的口号是“全院办校，所系结合”。1970年，科大从北京下迁合肥，原来给学生上课的专家大都没来合肥。“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们这些昔日的“猴子”就称“大王”了，谁愿研究什么课题，就研究什么课题，绝无人干涉。
1980年，我在美国碰到壹位北大副教授，她跟我说，她想做什么课题，必须经她老师同意。老师要她做什么课题，她不得不做。她的老师三十年代曾有过成就，可如今已跟不上科研的发展，落伍了，她为自己的课题难以与时俱進感到很痛苦。科大就不存在这个问题，那时，我还只是个讲师，选什么研究课题就全由自己作主。同时，科大下迁后，不少新的校系领导都是我们的同学，彼此直呼其名，谁也不敢摆领导的架子，所以，整个科大的民主气氛特浓。后来，等我们这些“猴子”当了教授，我们尝到过学术自由的甜头，学术自由的好风气自然也壹代壹代往下传了。
第三、科大相对的比其它学校宽容。
科大首任党委书记郁文收罗了不少“右派”和其它单位认为“政治上有问题”的年轻人，充实了科大的教学队伍。有人说，郁文发了笔“洋财”。而科大第二任党委书记刘达又积极地保护了这笔“洋财”。正因为科大的宽容，践行了蔡元培先生提倡的“兼容并包”，才有了今日之发展。
我在科大学习、工作、生活六十年，对科大的宽容深有体会。我在科大壹辈子没挨过整，壹辈子没整过人，就得益于科大的宽容。在此，我再讲个自己的亲身经历。前几年，我与国内外三十多位朋友汇编《FLZ文集》，我和福州的林祥榕二人是主编。壹天，我接到老干部处打来的电话，说是接省里的通知，要我们暂停编书。我到老干部处找到这位给我打电话的老同志，申述理由。这位老同志最后答应我们可以继续编。近年来，领导请我“喝茶”时，我就多次讲过，我壹辈子都感谢这位老同志的宽容！
就在老干部处给我打电话的同壹天，福州市的相关领导也登门找了林祥榕。第二天，这些领导再次找林祥榕，要他“老实交待”。林祥榕说；“我都八十岁了，还有什么可交待的？我就认为FLZ了不起！”──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科大的宽容显而易见。
其实，这三条优点决不是科大的创造。蔡元培先生早就提出过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壹、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因此，科大只是根据这三项基本原则，按教育规律办教育而已。
中美教育的差距
退休后，我壹直考虑的另壹个问题是，美国原是殖民地，建国才壹百多年，就成了世界头号强国，这肯定与美国的教育有关，那么，中美教育的差距究竟在哪里呢？在此，我谈三点浅见。
第壹、美国的教育理念是教导学生独立思考。
据网文称，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亲自为美国小学生撰写的誓词是:“我保证使用我的批评才能,我保证发展我的独立思想,我保证接受教育,从而使自己能够自作判断。”。【4】我的初稿曾送壹位朋友审阅。他指出，上面这段话并非杰斐逊所讲，而是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卡尔·萨根(CarlSagan)于1992年7月4日，在杰斐逊故居芒特切罗的独立日庆祝会和入籍仪式上的讲话。萨根说：“……所以，在我看来，作为壹个公民的壹部分责任就是不要因为恐惧而随大流，而应该保持质疑。妳们几分钟之后就要進行公民宣誓了，而我希望妳们的誓言里应该包含类似下列的内容：‘我承诺我将质疑我的领导们所告诉我的壹切。’这倒真是杰斐逊的思想。‘我承诺使用我的批判能力。我承诺去发展我的思想独立性。我承诺加强自己的教育，这样我就可以做出独立的判断。’而如果这些话不是妳们誓言的壹部分，妳们还是可以做出这些承诺的。在我看来，这些承诺将是妳们给妳们的国家（美国）的礼物。”虽然不是杰斐逊说的，而是卡尔·萨根说的；不是小学生誓词，而是公民誓词中可以新加的内容。但两者的本质是壹致，都是倡导美国公民应该做到独立思考。
美国教育强调怀疑精神。耶鲁大学校长莱文在回答“大学生最重要的任务”时说：“首先，对学生来说，就是要对任何事情都提出质疑。第二点是学习，虽然妳应该先提问题，但妳需要学习、读书，以得到更多的信息来回答这些问题。最后是独立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学会如何独立思考。”【5】科学的本质是怀疑，正是这种怀疑精神培养了创新精神，促進了美国的科学发展和社会進步。
而我们的教育则要求学生听话，听父母的话，听老师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要坚持这个，坚持那个，这不许怀疑，那不许妄议，导致人们思想禁锢，缺乏创新精神，影响了科学发展和社会進步。
第二、美国的教育是前松后紧。美国父母送孩子上小学时，说的是“好好玩！”，而不是“好好学习！”。据我所知，美国是从高中开始抓紧的，到了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几乎是“玩命”。美国大学是“宽進严出”，美国大学4年，对美国学生而言是最勤奋的4年，积蓄人生能量的黄金4年。
然而，我们的教育有个口号：“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就抓得很紧，各种补习班、培训班、家教等，令人眼花缭乱，小学生和家长都忙得不得了。我们的教育是前紧后松，高考前很用功，很努力，考上大学后就放松了，因为大学是“严進宽出”，学生几乎个个能毕业。所以，中国的大学是放松的4年，很不利于人才的培养。
第三、美国和西方的教育是独立的，行政权力不能干预。这壹点对教育是最重要的，比前面两点更重要。
英国有个著名的故事。牛津大学是英国政府办的，政府出了很多钱。几百年的老校了，它有个传统，招生不仅只看考试成绩，还有个由3人教授组成的“考核小组”的面试，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大约十多年前，英国北部某郡的壹个女孩子考了满分，那个郡的人以为满分了肯定能上牛津。教授考核小组考察后觉得她素质不行，没有录取她。这个郡的议员就要求议会干预，因为这偏远地区好不容易有壹个考满分的。英国教育大臣也向牛津说情，副首相也去，时任首相布莱尔也去了。但牛津说，这是几百年的传统，学校无权更改考核小组的结论。布莱尔非常失望，有壹次同别人谈到牛津，就说牛津太古板了，不与时俱進。而牛津的学生、老师对布莱尔也非常不满意，就取消了授予布莱尔的名誉博士。这件事闹得不亦乐乎，最后，牛津仍然没有录取这个学生。英国政府和布莱尔确实干预了，但他们绝对不会说“钱都是我们政府给的，妳不能不听话，何况其中还有政治因素。”而牛津大学也就敢这么硬，就算是首相也不给面子，因为他们认识到，政府全力支持教育，就要放手让学校按客观规律去办到最好，行政权力不得干预。难怪牛津大学至今仍是世界壹流的大学。【6】
同时，美国的大学校长和系主任都是学校自主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聘任的。
哈佛大学第27任校长拉里•萨默斯，是从400名候选人中，经过9个月的逐层选拔产生的，真可谓“精挑细选”。【7】
搜寻哈佛大学第28任校长德鲁·大众特的工作，历时壹年，是何等慎重！【8】而我们的大学校长都是行政任命的，岂能与此相比？
行政权力对教育的干预，笔者是深有体会：几十年教育改革中的许多瞎折腾都是行政权力干预的结果；科大下迁完全是行政权力干预的恶果……
对当前中国教育的疑问
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教育有很大发展，我很高兴。但是我觉得当今的教育仍有不少问题，令人担忧。尤其是，如下三个问题，我壹直想不通：
第壹、教育为何要搞产业化？
我念书的时候，小学、中学的学费都很便宜，上大学不要学费。现在，我的外孙女上壹个好壹点的幼儿园，壹年要两万多元。须知，2017年底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不过是25974元，月均才2000元多壹点点。【9】因此，多少民众惊叹“念不起书”！我认为，这是教育产业化造成的。
科大校友潘荣华对我说，佐治亚州有壹个Hope Scholarship Program，高中毕业B以上，上本州公立学校，就免学费。科大校友陈祥旭对我说，考上了顶级私立大学（比如斯坦福大学），而家庭年收入$12万以下的（具体数字也许有出入），就不用支付学费。科大校友张宏标说得更清楚：“斯坦福大学家庭年收入$12万5千元以下，免学费；$6万5千元以下，全免（学费，吃住，学杂费）”。我还从未听说过国内哪所名牌大学，因家庭经济困难可以学费、吃住、学杂费全免的！
抚养和教育儿童是父母和社会必须承担的责任。教育的初衷是让每个人通过学习知识了解世界,了解社会，成为最好的自己，实现自我价值。基础教育，就是人们在成长中为了获取更多学问而在先期要掌握的知识。就如同盖房子先要打地基，要想学好壹门语言就要先认字壹样。基础教育是造就人才和提高国民素质的奠基工程。教育产业化对基础教育产生明显的弊端。如今有些中、小学教师为了开办家教而在课堂上对学生有所保留，以便学生参加他们的有偿培训。壹些课外辅导书、辅导班的髙昂价格使不少家长苦不堪言，但是，由于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硬是承受了难以承受的巨大经济压力。教师的职责本是教书育人，老师要为人师表，怎么能搞“教育产业化”，要教师去“创收”，使教师沦为利欲熏心的商人呢？
对于高等学府，教育产业化壹经实行，扩招成了这壹产业盈利的壹大措施，各高校生源大量增加使得原本的精英教育变成了大众教育，使得教育质量大幅下降。
教育对壹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和振兴非常重要。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就重视教育。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处境非常困难，但日本政府咬着牙抓教育，才有今日之发展。
对于教育的投资，短期内虽然不会有太多的收益，但是却是整个国家的支柱。教育改变命运，不仅对于个人如此，对国家也是壹样。再穷也不能穷教育，所以世界上每个国家的教育投入都很大，尤其是发达国家。
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全民的素质，岂能作为赚钱的手段？它违背了教育道德！笔者希望尽快净化教育领域，给教育工作者壹个良好的环境传授知识，同时给学生壹个纯净的知识殿堂。
第二、现今城乡教育差别为何这么大？
我来自农村，1952年小学毕业时，允许报考绍兴壹中。而如今，尽管依然声称“人人生而平等”，为何农村孩子就不能上城里的学校？甚至，连生活在城里的农民工的孩子，也不能上城里的学校？这是为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哪位能给我壹个信服的解释？
我初中是在农村念的，是乡下的中学──学勉中学，还不是县城的中学。那时，学勉中学的师资力量不亚于县城的中学──诸暨中学。如今，我老家诸暨县已改为市，诸暨中学是市重点中学，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教学设施，学勉中学远远无法与诸暨中学相比！难道农村就应该比城市低壹等？农村人应该比城里人低壹等？本来，我们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消灭三大差别，为何我们的做法却反其道而行之，扩大城乡差别呢？我也百思不得其解。哪位能给我壹个解释？
1955年我初中毕业时，我老家诸暨属于金华专区，虽然我父亲在绍兴工作，但我不能考绍兴壹中了，只能考金华专区内的高中。于是，我考取了金华地区最好的高中──金华壹中。那时，金华壹中的学号是按升学考试的成绩排列的，与我同班的同学中也有诸暨中学毕业的，而我的学号比他们居前很多。这也说明，乡下学勉中学的教育质量并不亚于县城的诸暨中学。
1958年高中毕业，我是免试保送上科大的。当年，高考招生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而如今，高考录取分数线地区差别很大。例如，今年安徽高考本科(第壹批)录取分数线：文科为550分，理科为496分。而北京文科为480分，理科为423分。凭什么北京的录取分数线比安徽低70多分？理由何在？教育是進步了，还是退步了？哪位能给我壹个解释？我真想不通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相信，追求自由、平等、公平也应该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吧！我是壹名有五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做事要有雄心，做人要有良心”是我的座右铭。退休后，雄心己无，但良心未泯。每当想到这些问题，我的良心很不安！当我从网上知道，有的山区孩子，至今还要攀崖上学(见照片壹)，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简直在受到良心的责备。
十八大之后，科大来了几百位外国留学生。我的左邻右舍住的都是外国留学生。我壹家人住壹套房，他们壹个人住壹套房。我的房子是自己花钱简单装修，家具全是旧的。仅是装修和购买家用电器，我就花了十几万元，这是我这辈子花的最大壹笔钱。而外国留学生住的房子，壹律是学校花钱装修的，家具和家用电器配备齐全，都是新的。科大哪来的这么多钱？全是老百姓的钱，纳税人的钱！
2018年3月，新华网的壹篇文章很自豪地宣布：中国成为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从我国教育部发布的2018年教育预算清单中获知，2018年来华留学生的预算总数高达33亿2千万元；壹位来华留学生的年资助标准，普通本科生高达6万7千元，而博士生更接近10万元！【10】东南大学资助壹带壹路留学生 20 万/人【11】。
为什么我们不把纳税人的钱花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尤其是农村孩子身上，而要花在外国留学生身上呢？我很不理解，谁能给我壹个解释？
第三、为何要设置信息员？
众所周知，搞政治是成年人的事，应保护青少年免于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
在世界历史中，首创在青年人当中搞党派政治团体的人是德国的希特勒，他搞法西斯青年团组织，让青年人给他的反动政治当炮灰。
张伯苓先生是位老教育家，基督徒，也是国民党员，但他在学生中既不宣传基督教，也不宣传国民党教义，而是保护师生不受任何政治干扰，让学生安心为祖国复兴复强而学习。
梅贻琦先生也是壹位老教育家，他也不主张在大学教育中推行党派政治教育。他领导的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的教育是很成功的，杰出人才辈出。
再看壹看毛泽东的“初心”。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给他在苏联学习的两个儿子岸英、岸青写了壹封信。信中说：“惟有壹事向妳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12】
最近，听说有的大学在学生中招“信息员”，据说还有报酬，连续当三年信息员，可以免试保研。“信息员”的主要职责是收集老师的“错话”，向上汇报。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的下岗就部分缘于“信息员”的举报。宪法第三十五条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当然包括说错话的自由。谁能保证不说错话？我奉劝同学们千万别去当“信息员”，别做这种缺德事。
近日，笔者看到在小学生中也举办了“小小情报员”活动（见照片二），令人难以置信，难怪有网民惊呼：培养“犹大”从娃娃抓起？！这成什么教育？
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在加入ＷＴＯ之后，走上了全球化的道路，接受了国际上经济发展的游戏规则，国家的经济实力取得了迅猛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试问，我国的教育改革，要不要走全球化的道路，借鉴国际上教育发展的先進经验？
美国只花壹百多年就从殖民地发展成世界头号强国，而我们教育改革進行了近七十年，为何还存在申泮文的质疑和钱学森之问，还不知路在何方？究竟原因何在？笔者认为，我们以往的教育改革是在行政权力的指挥下，以意识形态为目标進行的。不是学校自主按教育规律，以提高国民素质、培养人才为目标進行的。这是问题症结之所在。因有些敏感，本文就不展开论述了。
不忍不问 不敢多答
以上是我的书生之见，谬误之处实属难免，今冒大不韪，大胆進言。不少人是临死前才讲真话，我不想。对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本人肯定知道问题的答案，他只是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我远远没有钱先生聪明，总是笨头笨脑，直来直去。今天，我也只是回答了“钱学森之问”的壹小部分，估计还及格不了。不是我不想全面回答，主要是不敢继续回答。因为，我深知，写本文有风险。但是，出于中国人的良心、知识分子的良知，我不能不写。有的人读了本文可能不高兴，但恳请妳们理解，为祖国唱赞歌固然是爱国，指出存在的问题，同样也是爱国，且是更难能可贵的爱国。笔者已是“８０后”老翁，写此文毫无私心，完全是出于忧国忧民。但是，好心未必有好报。前两年，因为壹篇博文《由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想到的》，我不仅被多次拘留，还受到所有博客均遭封禁的处罚。我生怕再答下去，又把我的微信给封了。
其实，对教育应思考的问题还很多。比如，是否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可不可以去行政化？大学要不要办企业？大学如何评估，是用论文数，或是人均论文数，还是论文的引用率？由谁来评估，是官员还是专家？大学校长是不是必须是院士？院士可不可以像美国那样，仅是个荣誉？院士是否可以有退休年龄？是否有必要单独办个科学院？等等等等。笔者思考很多，但自知人微言轻，还不如不说，或者，留待适当时候说。
毛主席说，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所以，应该让人说话，让人讲真话，畅所欲言、集思广益方能促進社会進步！
最后，在本文定稿前，承蒙数码朋友和校友提出修订意见，诚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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