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運領袖的基本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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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運領袖的基本特徵
作者 張傑
如果我們回顧歷史就會發現,每到歷史的轉折關口都會出現全民焦慮現象,因為大家失去了方向感。清朝末年,危機四伏,中國像壹艘巨輪顛簸在波濤洶湧的海洋上,誰都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大家都很焦慮。1949年中華民國退守台灣,共產黨即將統治中國,未來的新中國會是壹副怎樣的光景,誰都不知道,焦慮感瀰漫社會。十九大后,中共政策發生巨變,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壽終正寢,習近平的新時代粉墨登場。中國開始從后極權主義時代返回極權主義時代,走上了壹條不歸路。中共政治上的倒行逆施加劇了中國人的焦慮感,但中國的政治變局卻為海外民運再次迎來了新的機遇。
壹般認為,中國現代民主運動從1978年的民主牆運動開始;中國的海外民主運動,從1983年在美國建立中國民主團結聯盟開始。目前海外民運主要有民聯、民陣、民聯陣,還有自民黨、民主黨、社會民主黨等。海外民運在1989年民主運動后曾有過短暫的輝煌期,但隨著鄧小平1992年南巡,西方國家在重商主義的推動下,漸漸冷落海外民運。中國國內經濟的發展使眾多海內外華人開始遠離民運,悶聲發大財。海外民運進入了漫長的寒冬期。
在海外民運的冬天,諸多問題也浮出水面。壹是山頭林立,各自為陣,難以形成統壹的力量。二是資金枯竭。民運人士處於白天打工謀生,業餘時間搞民運的窘境。甚至有的政黨或者領導人公開主張通過政治庇護,謀求經濟利益,使民主政黨變為難民黨。三是政治綱領和願景不明。海外民運尚無明確的中國政治轉型思路。四是,中共滲透嚴重。中共以利益為誘餌收買了壹些民運人士,製造噪音和事端,攪亂和污名化海外民運。五是,內鬥不斷。海外民運整個生態不健康,缺乏相互尊重和包容,民運人士相互攻擊、謾罵。有人甚至把民運人士概括為五類:有仇的,有病的,有癮的,有任務的和有需求的。六是,消極悲觀情緒瀰漫。面對中國經濟的崛起和西方國家重經濟、輕人權的局勢,眾多民運人士感到中國民主轉型前景暗淡,失敗情緒蔓延。七是,缺少優秀領袖群體。海外民運不缺有雄心的領袖,也不缺具有戰略思維的領袖,但缺少真正有民主憲政理想、掌握現代知識和技能,動員、實幹能力強、淡泊名利和人格健全的領袖。總之,我認為,海外民運的問題可以簡單歸納為兩個,壹個是缺少時勢,另壹個是缺少優秀領袖群體。
毋庸諱言,三十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海外民運處於低潮期。時勢難違,沒有時勢,就沒有優秀領袖脫穎而出的舞台。秦朝末期若沒有苦秦久矣的時勢,無法產生劉邦、項羽這樣的政治梟雄;東漢末年沒有政治腐敗和民不聊生的時勢,也無法產生曹操、孫權和劉備這樣的群雄,諸葛亮再有本事,也只能老死隆中。目前,中國經濟發展停滯,中美貿易戰硝煙瀰漫,大有從貿易衝突向全面衝突蔓延,民族衝突尖銳,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官員們官不聊生,習近平極權主義新時代為海外民運的再次興起提供了歷史機遇。可以說,改變中國政局的時勢已經具備。時勢在呼喚具有新理念、新戰略、新格局的海外民運新領袖。這裡有壹個重要問題需要我們壹起思考,那就是新的海外民運領袖需要怎樣的政治素質?我談談自己的壹點看法。
第壹,格局
海外民運領袖應有遠大志向,追求公義而非私利,引領或適應世界潮流。格局小,目光短淺,追求蠅頭小利,難成大事。正如孫中山先生所云:天下為公。性格決定個人命運,對政治家而言,格局、境界決定政治命運。三國時,曹操曾與劉備煮酒論英雄。曹操評袁術為冢中枯骨;袁紹色厲膽薄,好謀無斷,干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劉表虛名無實。曹操說:「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
第二,德行
民運領袖應誠實信用、謙卑、學習、樂觀。有人認為政治家必須狡詐、心狠手辣,這是誤解。政治家必須有人格魅力,才有追隨者。沒有誠實信用的政治家只是政客,靠欺騙、謊言博取信任的最終會被社會拋棄,玩火者自焚。民運領袖應謙卑,時時反省自己的不足。古希臘哲人蘇格拉底曾說:我只知道,我對這個世界壹無所知。民運領袖應善學習,在書本中學習,在實踐中學習。有人認為,政治家是社會活動家不理論家不需要讀書。唐代詩人章碣曾著《焚書坑》:「竹帛煙消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但這個觀點是錯誤的。孫中山先生為建設壹個新中國,曾閱讀了大量的書籍,寫出了《建國大綱》,對中國的鐵路、礦業、水電進行了整體規劃。民運領袖應具備現代知識,對中國憲政制度、民族衝突、經濟轉型等重大問題進行研究,提出合理可行的操作方案。民運領袖應樂觀豁達,不為艱難險阻所困。
第三,冷靜、謹言
民運領袖應控制自己的情緒不被他人控制,保持對局勢清晰的判斷,同時要果斷決策,甚至壯士斷腕。冷靜是政治家必備的素質,衝動、意氣用事是政治家失敗的重要原因。民運領袖要謹言慎行,控制自己的表達慾望。
第四,用人、寬恕
民運領袖要重用比自己能力強的人。任人唯親,是不可能有所成就的。從歷史經驗看,周文王重用姜子牙;秦始皇重用李斯;劉備重用諸葛亮;劉邦重用張良;唐太宗重用魏徵;朱元璋重用劉伯溫方成就大業。政治博弈實質是人才博弈。民運領袖要寬以待人,有容人之量。東漢建安五年,官渡之戰。曹操大破袁紹。在清點戰利品時,曹操發現了許多通敵書信,他不看便要人燒掉,而非追究當事人責任,他說「當初,袁紹兵力遠勝於我,連我自己都覺得不能自保,更何況是他們。與袁紹勾結只是他們不得已的選擇。」大度是政治家的必備素質,小肚雞腸是政治家的大忌。清代官員張文端老家旁有塊空地,後來空地被鄰居吳氏砌牆佔用,兩家爭執不下。張家人傳書到京城,張公寫了壹首詩寄回老家:壹紙書來只為牆,讓他三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第五,原則、妥協
民運領袖應處事有原則。中國古錢幣,外方內圓。方是原則,圓是變化。原則性問題是不能讓步的,如民主、法治、人權以及民主憲政等。但民運領袖也要善於妥協,善於博弈,尋求雙贏。英國的光榮革命、美國革命和美國憲法都是妥協的產物。
第六,合作、堅韌
民運領袖應有團隊精神,發揮團隊成員創造力,使團隊的每壹個人的奮鬥目標與團隊目標合壹,體現每壹個人的價值。同時也要聽得進不同意見,兼收並蓄。民運領袖應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貧;受得了屈辱。
以上是我對海外民運領袖政治品質的看法。縱觀海外民運現狀,固然有多種原因可檢討,但缺少優秀的政治領袖群體無疑是壹個重要原因。沒有優秀的政治領袖,即使具備社會變革的時勢,也不可能完成憲政民主轉型。同時,我們應該明白海外民運的定位,那就是揭露中共的腐敗和暴行;推動、支持國內抗爭運動;營救國內民主人士;動員台灣、香港和國際社會正義力量;提供政治轉型方案。中國民主轉型的主戰場始終在國內而不在海外,推動中國變局的主力軍始終是中國人民自己。海外民運應與國內民運緊密互動,相互支持。誰能成為海外民運新領袖?時代在呼喚。
如果我們回顧歷史就會發現,每到歷史的轉折關口都會出現全民焦慮現象,因為大家失去了方向感。清朝末年,危機四伏,中國像壹艘巨輪顛簸在波濤洶湧的海洋上,誰都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大家都很焦慮。1949年中華民國退守台灣,共產黨即將統治中國,未來的新中國會是壹副怎樣的光景,誰都不知道,焦慮感瀰漫社會。十九大后,中共政策發生巨變,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壽終正寢,習近平的新時代粉墨登場。中國開始從后極權主義時代返回極權主義時代,走上了壹條不歸路。中共政治上的倒行逆施加劇了中國人的焦慮感,但中國的政治變局卻為海外民運再次迎來了新的機遇。
壹般認為,中國現代民主運動從1978年的民主牆運動開始;中國的海外民主運動,從1983年在美國建立中國民主團結聯盟開始。目前海外民運主要有民聯、民陣、民聯陣,還有自民黨、民主黨、社會民主黨等。海外民運在1989年民主運動后曾有過短暫的輝煌期,但隨著鄧小平1992年南巡,西方國家在重商主義的推動下,漸漸冷落海外民運。中國國內經濟的發展使眾多海內外華人開始遠離民運,悶聲發大財。海外民運進入了漫長的寒冬期。
在海外民運的冬天,諸多問題也浮出水面。壹是山頭林立,各自為陣,難以形成統壹的力量。二是資金枯竭。民運人士處於白天打工謀生,業餘時間搞民運的窘境。甚至有的政黨或者領導人公開主張通過政治庇護,謀求經濟利益,使民主政黨變為難民黨。三是政治綱領和願景不明。海外民運尚無明確的中國政治轉型思路。四是,中共滲透嚴重。中共以利益為誘餌收買了壹些民運人士,製造噪音和事端,攪亂和污名化海外民運。五是,內鬥不斷。海外民運整個生態不健康,缺乏相互尊重和包容,民運人士相互攻擊、謾罵。有人甚至把民運人士概括為五類:有仇的,有病的,有癮的,有任務的和有需求的。六是,消極悲觀情緒瀰漫。面對中國經濟的崛起和西方國家重經濟、輕人權的局勢,眾多民運人士感到中國民主轉型前景暗淡,失敗情緒蔓延。七是,缺少優秀領袖群體。海外民運不缺有雄心的領袖,也不缺具有戰略思維的領袖,但缺少真正有民主憲政理想、掌握現代知識和技能,動員、實幹能力強、淡泊名利和人格健全的領袖。總之,我認為,海外民運的問題可以簡單歸納為兩個,壹個是缺少時勢,另壹個是缺少優秀領袖群體。
毋庸諱言,三十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海外民運處於低潮期。時勢難違,沒有時勢,就沒有優秀領袖脫穎而出的舞台。秦朝末期若沒有苦秦久矣的時勢,無法產生劉邦、項羽這樣的政治梟雄;東漢末年沒有政治腐敗和民不聊生的時勢,也無法產生曹操、孫權和劉備這樣的群雄,諸葛亮再有本事,也只能老死隆中。目前,中國經濟發展停滯,中美貿易戰硝煙瀰漫,大有從貿易衝突向全面衝突蔓延,民族衝突尖銳,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官員們官不聊生,習近平極權主義新時代為海外民運的再次興起提供了歷史機遇。可以說,改變中國政局的時勢已經具備。時勢在呼喚具有新理念、新戰略、新格局的海外民運新領袖。這裡有壹個重要問題需要我們壹起思考,那就是新的海外民運領袖需要怎樣的政治素質?我談談自己的壹點看法。
第壹,格局
海外民運領袖應有遠大志向,追求公義而非私利,引領或適應世界潮流。格局小,目光短淺,追求蠅頭小利,難成大事。正如孫中山先生所云:天下為公。性格決定個人命運,對政治家而言,格局、境界決定政治命運。三國時,曹操曾與劉備煮酒論英雄。曹操評袁術為冢中枯骨;袁紹色厲膽薄,好謀無斷,干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劉表虛名無實。曹操說:「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
第二,德行
民運領袖應誠實信用、謙卑、學習、樂觀。有人認為政治家必須狡詐、心狠手辣,這是誤解。政治家必須有人格魅力,才有追隨者。沒有誠實信用的政治家只是政客,靠欺騙、謊言博取信任的最終會被社會拋棄,玩火者自焚。民運領袖應謙卑,時時反省自己的不足。古希臘哲人蘇格拉底曾說:我只知道,我對這個世界壹無所知。民運領袖應善學習,在書本中學習,在實踐中學習。有人認為,政治家是社會活動家不理論家不需要讀書。唐代詩人章碣曾著《焚書坑》:「竹帛煙消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但這個觀點是錯誤的。孫中山先生為建設壹個新中國,曾閱讀了大量的書籍,寫出了《建國大綱》,對中國的鐵路、礦業、水電進行了整體規劃。民運領袖應具備現代知識,對中國憲政制度、民族衝突、經濟轉型等重大問題進行研究,提出合理可行的操作方案。民運領袖應樂觀豁達,不為艱難險阻所困。
第三,冷靜、謹言
民運領袖應控制自己的情緒不被他人控制,保持對局勢清晰的判斷,同時要果斷決策,甚至壯士斷腕。冷靜是政治家必備的素質,衝動、意氣用事是政治家失敗的重要原因。民運領袖要謹言慎行,控制自己的表達慾望。
第四,用人、寬恕
民運領袖要重用比自己能力強的人。任人唯親,是不可能有所成就的。從歷史經驗看,周文王重用姜子牙;秦始皇重用李斯;劉備重用諸葛亮;劉邦重用張良;唐太宗重用魏徵;朱元璋重用劉伯溫方成就大業。政治博弈實質是人才博弈。民運領袖要寬以待人,有容人之量。東漢建安五年,官渡之戰。曹操大破袁紹。在清點戰利品時,曹操發現了許多通敵書信,他不看便要人燒掉,而非追究當事人責任,他說「當初,袁紹兵力遠勝於我,連我自己都覺得不能自保,更何況是他們。與袁紹勾結只是他們不得已的選擇。」大度是政治家的必備素質,小肚雞腸是政治家的大忌。清代官員張文端老家旁有塊空地,後來空地被鄰居吳氏砌牆佔用,兩家爭執不下。張家人傳書到京城,張公寫了壹首詩寄回老家:壹紙書來只為牆,讓他三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第五,原則、妥協
民運領袖應處事有原則。中國古錢幣,外方內圓。方是原則,圓是變化。原則性問題是不能讓步的,如民主、法治、人權以及民主憲政等。但民運領袖也要善於妥協,善於博弈,尋求雙贏。英國的光榮革命、美國革命和美國憲法都是妥協的產物。
第六,合作、堅韌
民運領袖應有團隊精神,發揮團隊成員創造力,使團隊的每壹個人的奮鬥目標與團隊目標合壹,體現每壹個人的價值。同時也要聽得進不同意見,兼收並蓄。民運領袖應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貧;受得了屈辱。
以上是我對海外民運領袖政治品質的看法。縱觀海外民運現狀,固然有多種原因可檢討,但缺少優秀的政治領袖群體無疑是壹個重要原因。沒有優秀的政治領袖,即使具備社會變革的時勢,也不可能完成憲政民主轉型。同時,我們應該明白海外民運的定位,那就是揭露中共的腐敗和暴行;推動、支持國內抗爭運動;營救國內民主人士;動員台灣、香港和國際社會正義力量;提供政治轉型方案。中國民主轉型的主戰場始終在國內而不在海外,推動中國變局的主力軍始終是中國人民自己。海外民運應與國內民運緊密互動,相互支持。誰能成為海外民運新領袖?時代在呼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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