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面臨的社會危機的基本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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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面臨的社會危機的基本狀態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8月28日
作者 趙建華
1, 中國面臨的資源挑戰
中國是壹個大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雖也是世界上國土面積最大和資源擁有最豐富的國家之壹，但人均之後，水平相當低，是世界上人均資源擁有量最少的國家之壹。人均擁有的礦產、石油、天然氣以及土地、水資源等等均在全球的平均水平之下。中國的人口數量已經超出自身擁有的資源的承載能力，中國存在人口基數巨大帶來的沈重壓力。
中國的國土為960萬平方公里，是壹個國土遼闊的國家。中國的國土中，有大片是自然環境條件惡劣的國土，如西藏、新疆、內蒙古、青海，生產生活條件差，國民經濟承載水平低，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低，國土的產出能力和產出水平低。也有大片自然環境不佳的，有壹定惡劣性的國土面積，如黃土高原為主的山西、陜西、甘肅、寧夏等，這些地區的國民經濟承載能力和水平也相對較低，人們的生產生活也受到嚴重影響。中國的華東、華南、西南、華北、東北都是適宜人居和國民生產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高。但這裏的人口眾多，人口密度大，國土面積也面臨人口數量的巨大壓力，國土的承載力也處在臨界狀態。總體而言，如果以人均水平衡量的話，中國的國土面積是相對少的，在世界上的排名較為落後。中國巨大的人口基數以及相對較少人均國土面積是中國未來發展過程中遇到的最嚴峻的挑戰之壹。
中國因為擁有遼闊的國土面積，因而也相對就擁有巨大的資源總量。就總量而言，中國的資源，包括耕地、水、森林、煤炭、石油、天然氣、礦產等，都是世界上的資源大國，但以中國的人口總量平均，則與國土佔有量的總貌壹樣，都是較小的數目，絕大多數屬於人均資源擁有相對貧乏的國家。其中，僅煤炭壹項是世界上人均擁有量較高的。
在傳統上，中國曾經是壹個農業大國，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有過重要的地位，耕地面積總量壹直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國巨大的人口數量的糧食依靠耕地的產出。但人均耕地擁有量並不大，農業產出提高極大地依靠科技進步和體制改革帶來的單產提高。即使科技進步和體制改革帶來的糧食總量增多，在中國人口基數大且存在人口增量的情況以及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巨大壓力下，中國的糧食生產還是壹個發展中的具有挑戰的戰略問題。
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能源消耗越來越大，由於中國的人均能源擁有水平相對低，能源壓力也相當大，所面臨的挑戰絲毫不亞於糧食生產所面臨的挑戰。煤炭是中國蘊藏量最多的能源，但人均指標也遠不在世界前列。煤炭作為中國傳統的能源結構中分量最大組成有很長的歷史，火力發電、鋼鐵冶鍊、燃燒鍋爐等，壹直以煤炭為燃料。現在，煤炭也還是中國能源結構中的重要組成。中國煤炭蘊藏與中國的煤炭消耗在空間上並不相稱，煤炭擁有主要在北方內地，如山西、內蒙古、新疆等地，這些地方的經濟總量較小，而南方經濟發達地區，如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煤炭擁有量很少。煤炭的利用存在高昂的運輸費用。以中國的煤炭蘊藏量而言，在近期還不至於出現危機。煤炭是壹種不可再生資源，只存在消耗，不存在生產，在不斷的消耗過程中，中國的煤炭最終會枯竭。從開採與運輸的成本，尤其是以長遠的眼光來看，煤炭也是存在挑戰的能源項目。
中國的能源結構中，石油和天然氣的消耗越來越大，但中國的石油和天然氣的資源蘊藏量有限。現在，中國的汽車擁有量不斷增加、家庭天然氣消耗量不斷提高，中國的石油和天然氣的勘探和開採遠遠不及消耗，需要大量進口，中國已經成為壹個世界上石油和天然氣進口大國。隨著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的繼續提高，中國的石油和天然氣等能源的緊張程度還會加劇，中國的石油和天然氣對外的依賴程度還會加大。中國的石油和天然氣的戰略意義要求中國必須重視戰略規劃。
中國的水資源主要使用在水力發電、耕地灌溉、人畜飲用、工業冷卻等諸多方面，是壹種戰略資源，在國民經濟中具有重要地位。其中，中國的水力發電與火力發電是中國的電力能源的主要來源，另外，以中國的巨大的農業基礎及其農業用水，以中國巨大的人口基數及其水資源消耗，水資源的重要性可見壹斑。中國的水資源在總量方面來講，並沒有太大的缺口，從人均水資源的擁有量來看，還是相對緊張的。由於水資源的分佈在地域上有著巨大的不平衡，中國的水資源問題也具有嚴重的挑戰性，中國存在水資源嚴重短缺的地區相當廣，而且短缺程度也相對嚴重。在中國的西南地區，水資源豐富，在華中、華東和華南地區，水資源亦較豐富。而在中國的華北和西北地區，水資源則非常缺少，生產生活深受影響，成為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瓶頸。現在，投資龐大的南水北調工程就是為了解決北方地區的缺水問題。中國的水資源問題也是存在挑戰的重大問題。
中國的礦產資源也面臨十分緊張的局面，鐵和銅等大宗礦產對國外的依賴度很大。中國的鐵礦蘊藏和產量並不低，但中國的鐵礦的品位相對較低，開採的相對成本較大，因此從國外進口的數量相當可觀。從人均擁有的礦產數量來看，依賴國際市場更是有必要。巴西和澳大利亞是中國礦產進口的主要來源國，上海寶山鋼鐵總廠等就是以巴西的進口鐵礦來生產鋼鐵的。中國還處在經濟快速發展的上升期，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建設蓬勃發展，鋼鐵有著巨大的市場需求，未來中國還需要大量的鋼鐵。另外，銅等重要的戰略資源在中國也有巨大的需求，中國本身的資源也有限，需要從國外市場進口。
2, 中國面臨的人口挑戰
資源問題作為中國面臨最大的挑戰的同時，中國的人口也是壹個作為與之密切相關的又壹重要的巨大挑戰。
中國是壹個人口大國，不但，以擁有13億多的人口，總量居世界的首位，而且，也以較高的人口密度，成為世界上資源最為緊張的大國之壹。中國的人口問題，遠遠不是巨大的人口數量壹項，中國的人口問題還包括人口的質量、人口的城市化、人口的戶籍管理以及人口的計劃生育等等重大問題。
中國擁有13億多的人口，這個巨大的數字後面是巨大的資源的消耗。壹個人需要有日常的消耗，13億人口要有13億份消耗，任何壹項，凡舉國消耗，均是壹個巨大的壓力。壹個人的衣食住行離不開消耗，中國這樣壹個人口大國面臨的人口帶來的挑戰可想而知。現在，中國還是壹個發展中的國家，中國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處在發展中國家的較好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今後還有巨大的發展餘地。如果中國實現美國等發達國家經濟和人民生活水平，與美國壹樣的人均消耗資源的話，中國需要有美國現在這樣的消耗水平的4倍多的資源，以中國自身擁有的資源無法滿足需求，需要從國際市場上進口大量的資源。現在，美國的巨大的世界影響力，其中很重要的壹個方面就是為了從國際市場上獲得和保護資源利益，尤其是石油等資源。中國如果要有全球的資源市場的地位，以實現和保護自己從國際市場上獲得必要的資源，也就要有美國這樣的國家影響力。
中國的人口在數量上存在發展的巨大挑戰，在質量上也存在巨大的挑戰。中國的人口的質量首先是人口的教育水平。中國對教育的重視提高到國策的地位，不但是政府十分重視教育，以發展教育和提高教育作為重要的國家戰略，而且也會壹般的民眾所絕對重視，壹般民眾視子女的教育為家庭的頭等大事，教育開支為家庭開支的重要組成。在上個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中國的教育處在改革和較快發展階段，而在上個世紀末，中國開始著手高等教育的普及化，現在中國的高等教育基本實現普及化。但是，普及化的時間還不長，普及化的水平也不是最高，人口的當前高等教育入學率高，而人口的總體高等教育水平低，中國人口的總體素質離世紀先進水平的差距存在。現在，全球社會的競爭激烈，人口素質是競爭的最大資本，是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標誌。中國要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取得勝利，就需要有高素質的人口，提高人口素質是中國今後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
中國的人口問題中，還存在人口的管理制度問題。中國的人口管理的核心是存在人口的居民戶籍和非居民戶籍的差異。居民戶籍和非居民戶籍的差異在許多方面存在，存在居民與非居民之間的隔閡和分離，特別是存在城市和鄉村的社會的形態和功能差異，這個差異就是中國人口的管理制度的重要內容。這個人口管理制度有許多部分現在還在實行。其中，尤其是在居住、就業、社會保障等方面存在較大的差異。
從80年代以來，中國城鄉人口隔閡和差異逐步發生變化，但整個制度的核心內容，如人口的自由遷徙、人口的管理的制度建設等遠未實現改革，還處在壹種轉型期，以探索性改革和試點性改革為主，沒有整體的制度設計和規劃。整個人口管理制度顯得零碎和凌亂。
中國的人口管理制度，包括傳統的人口的戶籍制度的改革，與中國的城市化和工業化密切相關。現在，中國的城市化已經超過50%的水平，具有較高水平，城鎮地區擁有大量常住城鎮地區、但戶籍在鄉村的人口，這些人口並沒有完全納入城市地區的管理，雖是常住人口，但卻是異地戶籍，與城鎮戶籍人口有較大差異，地位有較大差異，在管理上也太不規範、太不健全。中國需要與經濟發展和社會需要的現代化的人口管理制度，這是壹項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政策措施。
中國人口問題中還有壹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作為壹項基本國策是上個世紀80年代制定的。計劃生育的目的就是限制中國的人口增長，提倡少生優生，在居民戶籍中要求壹對夫婦壹個孩子，在非居民中，要求壹對夫婦壹個或兩個孩子。計劃生育政策實行三十多年來，少生了不少人口，至今還在實行，但在某些方面有改革，如獨生子女結婚可以生育兩個孩子等。在新形勢下，如人口老齡化和人口素質城鄉逆淘汰等，計劃生育政策也面臨改革。
中國的計劃生育存在的城鄉差異正在導致兩個主要不良後果，其壹，是人口素質的逆淘汰，其二，是人口的男女比例的失調。現在，城鄉之間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差異主要的是城鄉生育率水平的差異，城市的人口生育率要低於農村的生育率水平。由於中國目前城鄉之間的經濟水平、教育水平和民眾生活水平的差距，使城市基礎條件好，如教育水平、生活水平等等，但按現在的計劃生育政策，壹個家庭或壹對夫婦只能生育壹個子女，人口出生率低。而在農村，基礎條件要比城市差很多，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均要明顯低於城市，但卻可以比城市多生育。在農村，如果壹對夫婦生育的第壹個孩子是女孩則還可以再生育壹個孩子。這種情形之下，農村的人口增長要明顯高於城市，城鄉之間就存在人口的逆淘汰問題。現在，在農村地區，凡第壹個孩子是男孩則只能是獨生子女，而第壹個孩子是女孩則可以生育第二個孩子。由於農村壹個或兩個孩子的政策建立在男女性別差異等待的基礎之上的，會帶來人口性別比例失調的後果。
此外，由於計劃生育政策的長期落實，中國出現了老齡化趨勢，在上海等計劃生育政策影響較大的省市的情況更為嚴重。獨生子女政策長期實施帶來人口的421情況導致人口的老齡化，即壹對夫婦壹個孩子，獨生子女的祖孫的人口結構就會出現這樣的情形。人口的老齡化帶來社會產出不足以社會供養，社會壓力增大，社會效率下降，會影響整個社會的進步。
因此，建立新的計劃生育政策也中國面臨的壹個重大問題。與人口素質提高、人口管理政策改革等構成中國具有挑戰性的重大戰略問題。
3, 中國面臨的工業化挑戰
中國是壹個經濟快速發展的基本工業化國家，也是壹個人民生活快速進步的發展中國家，更是壹個社會消耗快速增長的資源消費國家。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環境狀況卻處在相當惡化的程度，環境的污染相當嚴重，大氣污染、水體污染、土地污染等等多種多樣，工業化和城市化帶來的環境污染使中國社會不堪承受，中國出現了嚴重的環境危機。
首先，中國的工業化帶來大量的廢氣、廢水、廢物嚴重破壞環境，造成環境的嚴重污染。中國是壹個發展中國家，其壹，工業發展快，工業化速度高於環境所能夠承受的力度，環境承載力小於污染增長的速度，環境污染無法避免。其二，中國的工業化過程中，產業水平較低，環境保護技術水平低，環境破壞力度大，造成環境危機，嚴重影響中國的發展進步。其三，中國在環境保護上的政策和措施不夠到位，環境污染未有機納入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中，環境污染存在嚴重的積累效應，環境污染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越來越嚴重。這在以往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初期尤為嚴重。其四，是經濟因素，環境保護資金投入不足使環境保護得不到有效實施。在工業化全力推進的同時，環境保護也需要產業化推進，環境保護產業與壹般的工業產業要同步發展，在工業投資的同時，環境保護也需要投資，環境保護需要資金投入。
其次，城市大量的社會垃圾正在造成中國環境的污染。隨著城市化的推進和城市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生活垃圾的數量快速上升，城市環境問題與中國的工業化帶來的環境問題壹樣，使環境污染成為壹個嚴峻的問題。城市環境直接與人們的生活相關，影響生活質量。城市生活產生的大量垃圾需要清運和消化，需要建立長遠的垃圾處理和環境保護的措施。現在，中國城市垃圾的處理主要是回收利用、堆埋和焚燒等。回收利用是垃圾處理的最佳方式，但並不是所有垃圾可以回收利用，也不是所有可回收利用的垃圾得到利用。堆埋需要土地資源，焚燒需要投資。同時，無論是堆埋還是焚燒，都會產生壹定的二次污染。城市的生活垃圾需要有科學合理的措施。在城市化過程中，也壹個關乎民生的重大戰略問題。
再次，中國的農村存在環境危機，這也是中國面臨重要的環境問題。在城鎮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中，中國的農村也得到了巨大的發展，農村的發展與城市的發展聯繫在壹起，農村的發展甚至壹度快于城市。農村的發展，壹方面是農村本身的經濟水平的提高和農民收入的提高，使農村有了發展的資本，另壹方面是大量農村人口入城打工，即大量的農民工，從城市地區獲得大量的收入，成為農民和農村的積累，用之來發展農村。現在，中國的農村，興建了大量的新房及其道路等基礎設施，農村面貌發生巨變，農民收入大量增加，農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許多農村人口的消費水平也與城市人口壹樣，產生的生活垃圾也與城市人口壹樣。在這種新形勢下，農村人口產生的垃圾也日益增多，而農村的垃圾處理，如回收利用、堆埋和焚燒等，遠不及城市。以往，農村的人畜糞便是壹種全面使用的肥料，而現在，人畜糞便作為肥料使用也受到冷落，如何處理人畜糞便也成為壹個環境問題。農村的污染相當嚴重，不但影響農村社會的環境，而且也影響中國的整體的環境。中國面臨的環境挑戰也包括農村環境問題。
中國的工業化是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動力，工業化造就中國的世界工廠和國際貿易大國地位。中國的工業化是中國現代化的核心之壹。現在，工業化的繼續健康和持續發展是中國未來發展的關鍵。中國的工業化在國家國內形勢以及自身發展現狀下，存在巨大的挑戰。
首先，中國的工業化的效率有待全面提高。中國的工業化存在粗曠型、數量型的特點，以大量的資源消耗和密集的勞動力投入為主要特徵，這是在中國工業化效率低下的主要根源。在大量的資源消耗的同時，資源受到壹定程度的破壞，環境則受到嚴重污染。科技進步是工業化效率提升的動力，管理創新也是工業化效率的提升的關鍵。科技進步和管理創新在工業化過程中未受到足夠重視。科技投入，尤其是前沿高端科技跟蹤和研發應用等明顯不足，而政企不分、市場化競爭不夠徹底等嚴重影響管理創新。中國工業化的效率比較低，與國外發達國家相比存在明顯差距。
其次，中國的工業化的整體水平有待提高。中國是壹個初步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而在工業化之初，工業化水平則更加低下。中國的工業化，壹方面，是在這種低水平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另壹方面，則是在大量引進技術甚至管理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壹方面，存在基礎薄弱的問題，另壹方面，存在相當依賴國外技術的問題。中國的自身技術水平低決定基礎，依賴國外技術意味著先進的技術掌握在國外手裡，中國擁有的工業化水平受到自身基礎和國外技術的雙重製約。中國工業化水平中國的工業的國際競爭力，也實質決定中國的國家綜合競爭力。未來中國，要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要在國際上有足夠競爭力，就必須提高工業化的整體水平。
再次，中國的工業化的產業布局有待調整。中國的工業化與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聯繫在壹起，整個工業化是在完全計劃經濟、閉關鎖國、長期的政治運動及軍事化要求的基礎上逐步構築起來的，受到這樣的客觀條件的嚴重製約，有相當多的工業布局與市場經濟的要求背道而馳，與科學的要求背道而馳。這些制約條件不但是過去工業化過程中存在，即使在當前，工業化還是受到這些制約條件的長遠影響。消除這些制約條件的不良影響，不但是過去工業化過程中的重要任務，也是今後工業化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之壹。這些制約條件對中國的工業化的影響尤以產業布局為甚。中國的工業產業布局是在原有的基礎上依據新的國內外形勢形成的，原來的基礎對工業化的影響是全局性的。中國工業化的持續推進，需要產業布局作重大的調整，調整的目的就是構建符合當前國內外形勢需要的和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化產業布局。其中，需要堅持的基本原則包括市場經濟原則、和國際開放原則。
4, 中國面臨的城市化挑戰
中國是正在邁向現代化的國家，工業化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外，城市化則是具體的現代化的最重要的形態和功能的直接表現，城市化是現代化最重要的標誌，中國的現代化最終的實現指標之壹就是城市化的實現。而所謂城市化的實現就是城市化到達了社會經濟現代化狀態之下的城鄉之間的平衡水平，最直觀的概念就是中國的城市化水平要達到現在世界上的發達國家的水平，即城市化水平到達70到80%上下的水平。
當前，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大概在剛剛超過50%，在國際上處在中等水平，與中國的經濟發展大致，尤其是工業化水平相比，有壹定的差距，城市化相對較為落後，與經濟發達國家相比，則有較大的距離。由於中國的特殊的人口管理政策，中國的城市化的統計也存在不少的口徑，各自口徑統計出來的數據存在不小的差距。從統計數據上來看，最大的城市化水平和最小的城市化的數據之間差距很大。最小的城市化統計數據是以具有城市戶籍的居民戶口人數作為城市化水平的衡量指標，這個數據離中國的實際城市化水平有差距。最大的城市化水平數據是以城市實際居住的人口作為城市化水平的衡量指標，即目前的常住的城市人口，這個數據離中國實際的城市化水平最近。這兩個數據的存在主要是中國的特殊的人口管理政策直接相關的。如果中國實行了城鄉人口的融合的自由遷徙的人口管理政策，中國的城市化水平還會再高壹些。
中國城市化存在不少關鍵性的問題，這些問題具有戰略性意義。城市化在國家的發展中有著關鍵性意義，城市化存在的問題也是對中國的未來發展構成挑戰。
中國城市化存在的國家問題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其壹，中國的城市化需要建立現代化的戶籍和人口管理制度。中國現在實行的戶籍制度是上個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形成的，與當時的階級鬥爭、計劃經濟、大規模運動等密切相關，而後到1980年代初還是基本未有實質變化。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開始有所變化，但實際的變化並不大。在本世紀以來，戶籍制度的實質性變化進入較快改革階段，但直到現在，原來的城鄉隔閡、分離的和禁止自由遷徙戶籍還是在實施。現在，大量的農村人口都在城市居住、就業，成了城市的常住居民，成了實質的城市化人口，但這些人口在戶籍管理上和居住、就業和社會保障等方面與城市居民採用不同的政策。中國的人口管理存在相當混亂的局面，不但在城市存在如此的管理落後的現象，而且在農村也存在人口管理混亂和落後的現象。實際上，城市人口管理出現的問題的另壹面就是農村存在人口管理問題。在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現代化進程中，以改革現有戶籍制度和人口管理制度為重點，建立新型的現代化的戶籍和人口管理制度是壹項重要的戰略任務。這不但是中國城市化的迫切需要，也是中國的現代化的迫切需要。
其二，中國的農村人口的管理。現在，農村的人口管理絲毫不亞於城市的人口管理的複雜。農村人口管理的最主要特點是大量的農村人口進程打工，這些人口基本上成了城市常住居民，雖在農村保留戶籍，但實際的社會活動和生產活動在城市。農村對這些人口的管理有些缺位，而城市對這些人口的管理也存在明顯的不完全。這些人口數量在數億之多，這是實質的城市化人口。而這些人口的子女也多在農村，與留在鄉村的家庭成員，如祖父母等生活和學習，即所謂的留守少年兒童，留守少年兒童的數量與農民工的數量相對應，數量也巨大的。這些留守的人口缺少管理和家庭教育，給這些人口的成長和農村的人口的素質的提高以及農村地區的社會安定帶來巨大的不利。農村需要有壹個適應農村的新形勢戶籍制度和人口管理制度。當然，農村人口的戶籍和管理制度與城市的人口的戶籍和管理制度是壹體的，是壹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在中國只有壹個戶籍和人口管理制度。中國現代化的戶籍和人口管理制度包括對農村人口的現代化的管理。
其三，農民工的市民化。在城市化過程中，最主要的指標就是城市人口數量，城市人口數量相對於農村人口數量的增加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大量人口從農村轉移到城市，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就是城市化，中國的農民工的大量出現，是中國城市化水平的根源，農民工的數量很大程度上代表城市化的水平。現在，農民工納入城市常住人口，農民工的居住、就業主要在城市，農民工就是實質的城市人口。但是，農民工與城市的居民有很大的差距，農民非市民，農民工是城市的外來人口，沒有納入城市戶籍和人口管理的正當軌道。農民工面臨的問題，壹方面，城市要改革戶籍和人口管理制度，要使外來人口納入正常的管理軌道，讓農民工成為真正的市民，融入城市，另壹方面，農民工也要有作為城市居民的素質，能夠在城市就業和居住，壹有就業的技能，二有城市居住的素質。在中國的城市化過程中，農民工市民化是壹個戰略問題，不僅僅是戶籍和人口制度本身的改革，而且也是壹個農民工人口素質提高等因素在內的壹項綜合系統工程。
其三，中國城市的規模的規劃和控制。中國的城市化除了制度和人口素質等因素外，城市的規模引導和控制以及城市群等的規劃也具有戰略意義。中國是壹個人口總量大、人口聚居密度大的國家，城市以及許多縣城（即人口規模大的鎮）的人口規模都非常大，中國的特大城市、大城市是世界上最多的，而人口特別密集、特別稠密的特大城市、大城市與中小城市構成的城市群，如長江三角洲地區、環渤海地區、珠江三角洲地區，也是世界上少有的。中國的特大城市、大城市以及城市群是中國社會經濟的集中區，經濟發達，人文薈萃，對中國國家具有戰略意義，需要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同時，做好規劃和控制。中國的城市化發展與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壹樣，需要有尊重科學規律的控制和規劃。首先，要切實尊重市場規律，以市場來決定城市和城市群的發展，以社會經濟的整體發展決定城市和城市群的發展。其次，要充分借鑒國外城市和城市群發展的有益經驗與充分吸取國外城市和城市群發展的失敗教訓。再次，要站在宏觀的高度，科學合理地做好城市和城市群的規劃和控制。
與中國的資源、人口、工業化、環境、城市化等具體問題是中國面臨的挑戰壹樣，中國存在的嚴重的腐敗，也是中國面臨具有全局和戰略意義的重大問題，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挑戰。
5，中國面臨的腐敗的挑戰
中國的腐敗是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亦步亦趨、逐步發展的，現在，中國的腐敗已經相當嚴重。腐敗成為中國最嚴重的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問題，壹方面，腐敗給國家和社會造成了無可挽回的巨大損失，國家和集體資產被大量侵佔和破壞，污染和敗壞了政治風氣和社會風氣，降低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效率，嚴重影響中國的現代化。
中國的腐敗以八十年代以來越來越嚴重，從八十年代鮮有的腐敗到現在相當嚴重的腐敗。八十年代的貪污多是零星發生的現象，遠不如現在的成窩成串的集體和集團腐敗，八十年代的貪污腐敗多是三位數、四位數的數量，而現在的貪污動輒千萬和上億，八十年代的貪玩腐敗判刑都不重，而現在的貪污腐敗被判處無期徒刑和死刑（死緩）的比比皆是。
中國的腐敗具有多重的普遍性。首先，腐敗在官員級別上的普遍性，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幹部和壹般的公務員，腐敗都有發生。到現在為止，最高級別的貪玩腐敗是副總理級，如陳希同、成克傑、陳良宇和薄熙來，成克傑還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而正部級和副部級則更加普遍，在上個世紀80和90年代以來，已經有100位以上。在中國行政級別階梯中的廳局級、處科級等的貪玩腐敗則更為嚴重。有壹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貪玩腐敗的官員的級別從高到低的數量的排列呈金字塔式，即官員級別高的涉貪玩腐敗的人數較級別低的少。這可能與中國的貪玩腐敗成窩成串的集體化和集團化有關，每壹個貪玩腐敗集團都以職位最高的成員作為首犯和主犯，而以下成員服從其統壹指揮，進行貪玩腐敗。其次，腐敗在行業和領域內的普遍性。中國的腐敗大量分佈在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如在金融系統的腐敗，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光大銀行、郵政儲蓄銀行、農業開發銀行等均出現過重大的貪玩腐敗要案。另如在組織系統、法院系統、公安系統、國土資源系統、電力系統、衛生系統、海關係統、石化系統、供銷系統等等，都發生過重大的貪玩腐敗要案。再次，中國的腐敗在中央和地方均普遍發生。壹方面，中國的貪玩腐敗，在中央機關和部門有大量發生，如人大系統的成克傑、國土資源系統的田鳳山、公安系統的李紀周等，中央政府的各部委發生過腐敗的非常多，有壹定的普遍性。另壹方面，中國的貪污腐敗，在地方系統也有大量發生，以省委書記、省長、政協主席等主的窩案串案至少在十幾個，以地廳壹級的主要領導為主的貪玩腐敗要案則要更上壹層樓，而以縣處級主要領導為主的貪玩腐敗案件更是數不勝數，地方腐敗簡直是遍地開發。
中國的腐敗還存在國際化的趨勢。現在，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的開放度已經相當高，中國與國際社會普遍接軌，腐敗與經濟和社會的開放壹起，同時超越國境，走向世界。腐敗分子利用手中的權力和便利，利用投資、移民和留學等多種多樣的手段，直接向國外轉移資產，達到貪污的目的。貪污分子利用國際貿易方式，實施境內外勾結，將國家和集體的利益據為己有。到目前為止，叛逃國外的腐敗分子也有相當的數量。國際化腐敗的危害較國內的腐敗更為嚴重，壹方面，國際化貪污腐敗涉及的利益要大於國內的貪玩腐敗，腐敗更為嚴重，另壹方面，國際性腐敗給查處和懲罰帶來極大的困難，國與國之間的地域距離、政府隔閡、制度差異等影響腐敗的懲處，因此，從這方面講，腐敗也更為嚴重。
中國的貪玩腐敗有著多種多樣的原因。其中，制度原因居第壹位。中國當前嚴重的腐敗與中國的制度改革處在轉型時期有密切關係，在制度的不成熟的狀況下，各種各樣的腐敗應運而生，靠司法手段無法有效遏制和打擊，靠宣傳教育無法有效預防和遏制，必須靠制度的全面改革才能有效制止腐敗。制度問題中，尤其以政治制度最為關鍵。中國的貪玩腐敗的根除要靠政治制度的全面改革來實現。而預防警示腐敗的制度建設、查處和打擊腐敗的制度建設、反腐敗的宣傳和教育制度、廉政制度建設、官員述職問職制度建設、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建設等都是政治制度建設的部分和局部的內容，達不到腐敗問題的根本解決。真正有效遏制和打擊並建立清廉政府必須進全面的政治制度改革和建設。
中國的腐敗之嚴重足以使中國的社會和經濟走向腐爛和崩潰，足以構成對中國現代化的挑戰。遏制和打擊腐敗成為中國的壹個重要的戰略目標。
6，中國面臨的制度挑戰
中國在資源、人口、工業化、環境、城市化、腐敗等具體問題面臨的挑戰，壹方面，是客觀存在的、不可克服的現實條件及其體制原因，另壹方面，也是由人為的、政治制度的因素造成的。人為的、政治制度的問題具有全局性和基礎性，他們是造成這些具體問題的根源。這些問題是中國現代化之路上所遇到的重大的問題，是中國現代化的挑戰。可以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面臨巨大的挑戰，其程度要遠甚於資源、人口、工業化、環境、城市化、腐敗等具體問題。
中國的現行政治制度是1949年中國共產黨掌握政權原來逐步建立起來的。從1949年起，中國開始從原來中華民國和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轉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專政，是從政治、經濟、社會等制度的全面革命，是壹種天翻地復的革命化過程，是把原來中華民國和國民黨作為壹種敵對的國家和制度，對它們進行徹底的革命而形成的。整個制度的革命和轉變有壹個過程。在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后，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基本成形。期間進行了持續的革命運動，其中最重要的有如鎮壓反革命、土改、沒收官僚資本、改造民族資本、農業合作社改革、反右派運動、大躍進、人民公社等等。1976年，毛澤東去世，文化大革命結束，尤其是1979年以來，中國進行了對社會主義制度作重大完善的解放思想、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在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方面有全方位的重大改革，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統領壹切的新型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
在過去三十多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改革開放初步建立了新型的社會主義制度，在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等均有突破性的進步，尤其在市場經濟制度、憲政法治制度、人權制度、教育制度、社會保障制度以及社會開放制度等方面有建樹和重大貢獻。但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民民主專政、社會主義道路等基本方面堅持了傳統的政治制度的實質內容。而在具體的實際政治制度的體制和運行機制方面，基本上沿襲了改革開放前的具體內容，僅在制度化、規範化及公開透明等形式方面作了較大的改革。在基本的重大政治制度方面，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如中國共產黨的黨代表大會制度、中央全會制度、政治局常委會制度等未有實質改革，如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的多黨合作的協商制度未有制度改革，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及常委會制度未有實質改革，另如以間接選舉為主要特徵的民主集中制總體未有實質改革。
在過去的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政治制度的形式和具體運行機制方面則有較大的改革，如定期選舉中央和地方各級的中國共產黨的黨代表以及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並定期舉行會議，以及適當的公開透明等方面，更加制度化和規範化。基層政權則已經初步實行了普選，村委會主任絕大多數由選舉產生，而農民在人民代表選舉中的投票權也由原來城市居民四分之壹改革為壹比壹。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全國和地方各級政協制度也是如此，這是改革的成果。在政治制度相關的憲政和法治制度方面也有重大的改革和進步，現在，中國已經基本建立起壹套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為特徵的中國社會主義憲政和法治制度，憲法和法律體系基本健全。在人權制度方面，中國已經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下初步建立了中國的社會主義為特徵的人權制度，與國際人權標準的距離越來越近。在經濟制度方面，是改革力度最大的方面，已經基本建立了市場經濟制度，這是中國的改革最為成功的方面。現在的經濟制度以市場經濟為基本原則，以國際接軌為重要目標。中國的社會經濟的效率因此得到了切實的提高，人民的生活也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在社會制度方面，社會保障和社會救濟制度尚正在構建過程中，還很不完善。在整個社會的對外開放，尤其是向包括髮達國家在內的全方位的開放，有巨大的進步，這也是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如科技教育文化等領域的社會開放和經濟貿易等方面的經濟開放，加入WTO則是中國整體開放的最重要標誌之壹。
雖然中國的制度進行了重大的改革，但還是沿革1949年以來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框架，尤其是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方面。現在，中國的政治制度，包括在憲政、法治、人權等方面，均存在以社會主義為核心內容的基本特徵，與國際上，尤其是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憲政、法治、人權等有明顯差異。而在輿論公開、言論自由、普選和自由選舉、多黨制、國家權力制衡等方面則存在明顯的分歧和對立，是和而不同。
現在，中國和世界都是突飛猛進的發展，壹方面，國內外的發展進步快，全球各個國家及其社會日新月異，另壹方面，國內外的競爭十分激烈，動輒落後于潮流，甚至受制於人，失去發展的先機，甚至被淘汰。在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各個領域如此，在整個制度方面更是如此。
壹個壹流的國家需要有壹個壹流的制度，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和民族的偉大復興，則必須建立壹個現代化的具有國際和國內先進水平的制度，這個制度對中國來說是合理和成功，尤其是政治制度。而判斷中國制度的合理與成功與否，則要看有沒有符合中國實際，能不能促進中國的發展進步，有沒有具有國際的先進性和競爭力。
中國的發展進步要求中國實施全方位的制度改革，尤其是政治制度的全面改革。這是由國內外的新形勢和新情況所具體要求的，也是中國面對國內外新形勢所面臨的挑戰。
首先，這是中國國內新形勢和新情況所提出的要求。中國面臨制度變革的挑戰主要基於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其壹，中國過去三十幾年制度變革所造就的新的制度體系是壹個開放的體系，處在完全改革的高潮當中，處在關鍵的過渡期，不能半途停下來，需要繼續前進。中國還處在制度變革的轉型期，面向不斷吸納新內容並面向不斷前進的制度變革是壹個本質特徵，為制度的進壹步改革創造和預留空間，進壹步改革是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共識，其實質是改革無止境。過去三十幾年裡，中國施行全面改革所建立的市場經濟制度、憲政和法治制度、人權制度、教育制度、社會開放制度等等，都是充分向各方面繼續改革開放的系統，壹方面，改革未完成，未達到目標，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均十分不完善，不斷改革是具體的內在要求。
其二，中國的社會經濟處在發展快速時期，社會進步也處在快速時期，社會的整體面貌產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必然要求中國的制度進行相應的變革，以適應新的形勢和新的情況，這是新的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的新要求。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處在壹種快速發展的慣性期，往往使制度的變革存在滯后，在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慣性進步過程中，各項制度顯得落後，這是發展帶來的制度變革的迫切要求。任何時代、如何國家的制度，都是與相應是經濟和社會的現狀相適應的。沒有壹成不變的社會，也沒有壹成不變的制度，有快速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也需要有相對應的快速的制度變革。中國的發展本身給中國帶來制度變革的巨大挑戰，這其中包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等全方位存在的變革的挑戰。
其三，中國的人口素質的提高也壹個給中國帶來制度變革的挑戰。壹個國家的制度與壹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制度受到社會經濟的制約，有什麼樣的社會經濟基礎，就有什麼樣的制度。而在社會經濟的面貌中，人的因素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在人的決定性的作用中，人的素質是最為關鍵的，人的素質決定壹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的整體面貌。現在，中國的人口素質有了巨大的提高。中國的人口素質在科學文化素質、政治參与素質、社會參与素質、自治自理素質等都有長足的進步，這是過去幾十年裡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所造就的重要成果。人口素質的提高，壹方面，可以為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以及制度變革帶來動力，壹個好的制度要有高素質的人口來執行，也需要有高素質的人口支持和擁護，另壹方面，高素質的人口素質往往會對壹個國家的各項制度提出具體的要求，制度的變革的成為人口素質提高的必然要求。人口素質的提高，使人口的政治覺悟和政治要求提高，使人口的政治參与和社會參与的要求增加，當然也使人口的政治參与和社會參与的水平和能力切實提高，為制度變革的成功奠定社會基礎。中國的人口素質的提高正在給制度的重大變革提出實際的挑戰。
其四，也是國際的新形勢和新情況所要求的。當今世界，全球化成為潮流，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已成現實，任何壹個國家都不可能孤立於全球社會之外，中國也是如此。現在，中國與全球絕大多數的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與全球的絕大多數國家有著政治、經濟、科技和文化的交流。中國不但是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而且也是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國，而中國參加的另外的國際性和地區性的國際組織更是數不勝數。中國的國際貿易總量已居世界第壹，而經濟總量也是世界第二，中國在國際上有重要的地位，是世界上最關鍵的大國之壹，是國際社會的重要成員。壹方面，中國要以身作則融入國際社會，成為世界上負責任的大國，為和平和發展的世界新次序做出表率。另壹方面，國際社會也要求中國成為壹個全方位融入全球社會的責任大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領域的國際交流中贏得世界的認可和讚譽。現在，世界發展突飛猛進，這不但包括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而且也包括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的變革。
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開始，由於冷戰的結束，全球範圍內的快速發展和進步表明了這壹點。中國本身也是美蘇冷戰結束后的受益國，中國的發展進步與冷戰後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密切相關。中國的發展進步，壹靠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二靠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設，經濟建設由制度建設推動。而制度建設，即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的全方位的改革和建設，不但是國內的具體實際情況的促動，而且也國際的具體情況的促動。現在，中國面臨著國際社會的新形勢和新情況，制度建設，包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的全方位的改革和建設，成為壹個迫切的需要，這也是中國在現代化道路上的面臨的壹個挑戰。
其壹，上個世紀冷戰結束后的世界格局還在深刻變化之中。可以認為，現在還是冷戰結束后重大世界變革的延續，現在伊拉克問題、朝鮮問題、利比亞問題、古巴問題、敘利亞問題、伊朗核問題等等無不與冷戰相關。冷戰結束后，中國受到的影響還在持續。冷戰結束后，蘇聯解體、蘇東劇變，蘇聯分裂成了許多國家，東歐和前蘇聯的各個國家又在短時間內放棄了原來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開始實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政治制度實現現代化的轉型，言論自由、人權、憲政、多黨制、普選和國家權力制衡以及市場經濟等成為國家制度的基石。前蘇聯和東歐地區的政治制度的變革構成全球新壹波民主化浪潮。這壹波民主化浪潮極大地影響了世界的面貌，前蘇聯和東歐地區，甚至包括南聯盟和科索沃、伊拉克等等國家，都進入了西方式的民主化國家行列，世界的新次序因此建立。雖然，前蘇聯和東歐地區在政治制度變革之初出現了經濟的滑坡和人民生活的下降，但現在已經走上了正常的道路。中國作為世界上有重大影響的關鍵性大國無疑也不能置身於這種世界新次序之外，中國不能漠視這樣的世界新次序，中國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其中，特別要做好自己政治改革這個關鍵性的大戰略。在上個世紀90年代和這個世紀初，中國面臨的這樣的挑戰，至今，中國還是面臨著這樣的挑戰。由於中國在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方面進行積極的努力，經濟發展和人民社會的提高有進步，而在制度變革，尤其是政治制度的改革上壹直處在保守和就穩狀態。因此，中國的面臨的制度挑戰主要是政治制度方面的挑戰。
其二，中國作為壹個負責任的關鍵性的世界大國，要在全球事務中確立地位、受到尊重、贏得聲譽，就必須建立起壹個讓世界放心、讓世界滿意的現代化制度，這個現代化制度的核心是現代化的政治制度。這實際上是全球社會對中國的有意無意和直接間接的具體要求。當今世界，國與國之間的隔閡正在逐步消除，國與國之間的融合正在進壹步加深，這是國際社會的全球化的制度所促成的，也是世界科技發展和經濟進步所促成的，尤其是信息技術等高科技的發展所促成的。現在，全球化使世界日益融為壹體，國與國之間的實際影響力大為加強，國與國之間的交往更為密切，國與國之間的制度影響也日益加深，壹個國家與另壹個國家的內政外交對別國的影響力大為提高，壹個國家實行的制度的國際影響力極大提高，壹個國家實行的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都可能成為別國重要的國際交往的因素，受到極大的重視。國際法和國際慣例日益完善和健全，幾乎遍及社會經濟的全方位，而國際法和國際慣例成為國家制度和法治體系的壹部分也是壹個國家的基本國策。目前，在憲政、法治、人權等方面，全球通行成為潮流。中國現在實行的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與中國的實際情況有距離，與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差距，與中國民眾的實際需要有差距，與世界先進水平和具國際競爭力有差距。這些差距就是中國面臨的制度變革的挑戰。中國要立足於世界，成為世界的多極化中的壹個主要角色，則必須建立具世界先進水平和國際競爭力的現代化制度。這個現代化的制度需要中國的極大的努力。
具體而言，中國現行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在以下諸多方面存在如下壹些主要問題。
其壹，民主集中制的欠缺。
中國是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國家，從黨內到黨外，從底層到高層，民主的基本形式和內容都是如此。中國的民主集中制，實質是壹種較為封閉的間接選舉，是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與馬克思主義壹起從蘇俄和西方引進的，而與在美國和西方發源並擴散到世界的全民普選相對立甚至對抗。中國的民主集中制可以從中國共產黨成立開始算起，先有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然後就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主集中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主集中制可以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日算起。民主集中制在中國有著漫長的歷史，各個時期的民主集中制度，有各個時期的特點，但基本原則和基本內容都大致未有實質的變化。到目前為止，中國的民主集中制，在程序和形式上有壹些調整，在基礎民主上有壹些普選的改革，在高層和內部有壹些調整和改革，但總體還是基本保持原樣。現在，中國的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經濟達到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憲政和法治水平顯著提高，人口素質全面提高，人權制度基本建立，市場經濟深入發展，作為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的最本質和最重要的民主集中制面臨著巨大的挑戰，需要進行全面的改革。
首先，在公開和透明上方面，中國現行的民主集中制存在重大缺陷，與壹般的民主制度所必須具備的公開和透明的要求有很大的距離，不符合現在社會和民眾對公開和透明的要求，公開和透明的欠缺使民主在形式上存在嚴重缺陷，使民主的目標難以實現，需要進行徹底的改革。中國的民主集中制的封閉性強，存在暗箱操作的嫌疑，沒有作為民意實現的民主制度所應該具有的公開和透明。如侯選人的選前的材料公開，要向全社會公示，候選人的具體情況讓所有選舉人都充分了解，選舉的程序要在具體步驟和細節上公開，當選人的當選結果公布與眾，得票率等主要數據要經過法定的公證程序並公佈於眾。中國的民主集中制，尤其在縣市級以上的高層，顯得尤為封閉。壹般的黨員和公民對民主集中制的選舉過程和選舉細節壹無所知，完全由其選舉出來並全權代表其意志的代表或委員來封閉選舉。
其次，在民眾意志的集中和體現的程度上，中國的現行民主集中制也存在著較大的缺陷。民主的根本目的就是使人民的意志無遺漏地反映和表達出來，並且全部落實到制度和其領導人及其大政方針上面。其中，最根本的就是才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人大代表和各級選舉產生的政府領導人真正體現人民的意志，這些當選人真正是人民選舉出來的，不能因為民主集中制的間接選舉使他們與選舉他們的人民的意志相違背，要真正把國家的壹切權力屬於人民落實到實處。在西方來講，就是天賦人權與主權在民，在中國來講，就是人民公僕意識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憲法地位壹致。但現在，中國的民主集中制並沒有達到這樣的實際效果，中國的民主集中制由於其間接性，人民意志經過層層的集中，人民的意志集中到其法理上選舉出來的領導人身上就發生了極大的偏差，人民意志沒有真實實現。由於民主集中制是中國的憲法規定的，但同時民主集中制的具體的可操作的細則性法律法規並不完善。民主集中制的改革涉及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的修改和相應的法律法規的制定與落實。
再次，在候選人的產生過程和數量上，中國現行的民主集中制存在有著重大的缺陷。任何選舉，無論是民主集中制形式的間接選舉，還是普選或直選形式的選舉，都需要有候選人，而候選人的產生以及候選人的數量等等問題則是有相關的法律法規明確規定的。中國的民主集中制選舉，在候選人的產生上也是以內部和間接協商和議處產生為主，程序上比較封閉，缺乏公開和透明，候選人的產生比選舉本身更加封閉，這是很不妥當的，候選人產生的過程應該比選舉本身更加寬泛壹些，候選人的數量不能有實質的限制，候選人數量太多的話，可以初預選和多輪選舉。候選人的數量則往往很少，缺乏實質的競爭。現在，在中國的民主集中制選舉中，壹部分是數額較少的差額選舉，即以略多於中選人人數作為候選人，在選舉中僅使少數人不當先，這樣，大量的或者絕大多數的候選人均能被選舉成功。另壹部分，則是百分之百的選中，即等額選舉，僅在未過半數沒有對其投贊成票才會落選，否則即為當選。因而，選舉會成為壹種走過場的形式，達不到選舉的真實目的，即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從若干人選中選舉壹位成為正式中選人。
其二，人權制度的面臨的進壹步的重大改革的要求。
中國的人權制度也是壹個面臨重大改革的問題，在今後中國的發展中存在嚴峻的挑戰，這個挑戰主要來自於兩個方面。壹個是國內的環境，即國內的社會和民眾對現行的中國人權制度的進行重大改革的具體要求，由於現在國民的素質大為提高，思想開放和政治參与的進壹步增強，人權問題日益為壹般普通人所重視，人權制度的變革顯得必要，包括前述的民主集中制這樣的選舉制度在內，成為民眾的重要的訴求。另壹個是國際環境，即國際社會對現行中國人權制度改革和國際化的要求。人權問題依附於國家及其制度，但人權問題又會涉及到許多國際領域，尤其是當今全球化趨勢，經濟壹體化和社會開放與壹體化成為潮流，全球開放互容與壹體化不可阻擋，壹國的人權狀況以及制度對別國存在壹定程度的影響，即人權的國際化問題，國際社會甚至有壹種人權高於主權的論點。這種影響是相互的，當然，人權問題在具體的落實過程中，還是壹個國家的制度問題，人權需要制度保障和落實，沒有壹個國家的人權制度，就不會有人權，沒有壹個好的制度就不會有壹個好的人權狀況。
中國的人權制度的建設有著壹個複雜的過程。在過去，中國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沒有人權，只有社會主義的人道，即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在談到人道主義的時候，還要加上革命的概念，認為是革命的人道主義。在八十年代以前，尤其嚴重，產生於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法國的人權理念和制度被認為完全是資本主義的產物，與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壹起成為敵對產物，人權思想受到嚴厲的批判和禁止。八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的人權事業發生了長足的進步，中國的人權思想發生重大的變革，西方的人權的概念和思想以及若干制度被逐步認可並吸收進入中國的政治制度。現在，中國簽署和加入了不少聯合國的人權相關協議，國際化的人權制度被中國承認，並根據國內實際情況逐步落實，人權被寫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現在，人權的內容已經遠非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可比，人權的範圍超出政治權利的範圍，人的經濟和生活方面的權利也被廣泛吸收其中，成為人權的重要組成。在中國，經常將人權的內容分成生存權和發展權，以社會經濟發展和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作為人權進步的主要內容。而在政治方面的人權則較為嚴格地依據中國的政治制度來落實，相對來講，比較低調，同時，也是比較嚴格，如在言論自由等等方面。在憲法中，有關於社會主義人權的條款，像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與遊行自由以及私有財產保護、勞動及社會保障等與人權密切相關的條款，使中國的人權在憲法框架下有相當的保障。但憲法的人權相關內容與中國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相關的內容有明顯的衝突，人權條款落實有壹定的複雜性，尤其是政治性的內容。在民法等等法律法規中，也有大量的人權相關內容，對廣泛意義上的人權作了法律規定，使人權具有廣泛的可操作性，中國人可以就此實現自己的人權。
在國際上，人權理念以及人權的制度被廣泛地國際化，尤其是冷戰結束后，新壹輪的全球民主化過程中，人權被作為其中的核心內容，人權制度不但成為這些國家的民主制度的構築的出發點，而且也成為這些國家的制度和政策的主要目標。壹方面，是全球範圍內對人權，即西方的人權及其制度認同並引進落實的國家越來越多，這些國家還往往實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而民主制度的核心是以人權作為制度的生長點。另壹方面，越來越多的國家認同和簽署包括聯合國在內的主要國際組織有關的人權協議，人權理念和制度的國際化標準被越來越廣泛地認同。中國也是壹個對國際人權理念及其制度逐步認同和落實的國家之壹，現在中國對國際標準的人權有認同，也有所保留。中國對國際標準人權的認同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政治進步和社會進步的標誌。
其三，憲政和法治的低水平。
中國是實行社會主義法治的國家，憲法和法律體系已經初步建立，但是，與國內的社會經濟的實際需要以及國際社會的實際情況相比，中國的憲政和法治的水平還相當低水平，需要進壹步的改革和完善。中國的憲政和法治建設是中國未來的現代化制度建設的中心議題之壹。中國的現代化需要有現代化的制度，現代化的憲政和法治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
首先，中國的憲法至上的思想和實踐存在重大的缺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也是制定壹切法律的母法，但這樣的憲法至上的根本要求和目的在具體的實際中並未實現。第壹，在全體國民的教育、宣傳中沒有突出憲法中心位置，憲法的全面普及遠未到位。壹般的國民，憲法沒有成為自己遵紀守法的根本，沒有成為維護自己利益的法寶，沒有成為壹種安身立命的思想。在中國的中小學教育中，有關於憲法和法律的思想品德教育的進步內容，但並沒有以憲法為中心的法律教育，憲法至上的中心思想並未體現。憲法在壹般的中小學生心目中並沒有具備應該具備的神聖性，憲法至上僅有壹定的概念，憲法的核心內容沒有深入人心，沒有樹立憲法意識，沒有具備憲法基本思想。在高中以上的國家教育中，如在中國的高級中學教育、專業職業以及各類高等教育中，均有為時較長的國民思想品德教育，在其中也有憲法的內容的教育，但也沒有突出憲法的中心地位，憲法應有的權威和至高無上的地位沒有確立。在中國的宣傳輿論和文化宣傳與教育中，憲法受到壹定程度的尊重，但與憲法的國家大法的根本地位相比，還存在巨大的差距，憲法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僅僅輕描淡寫或平淡低調地處理。第二，以憲執政和以憲治政沒有充分到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沒有憲法至上的理念，在治國理政中沒有把憲法作為國家的根基，而放到中心位置。中國的最高層領導人也沒有公開表明自己為憲法效忠的思想觀點，中國的最高層領導人是依據憲法的要求以民主集中制的方式選舉出來的。雖然憲法是其權力的基礎，但缺乏以憲法為中心服務對象的基本思想。從憲法的實際內容來看，國家領導人以及地方各級領導人，在當選任職后，憲法就是其所有職責的至高無上的指導原則。但具體的實踐中，往往普遍存在黨大於憲、權大於憲以及人大於憲的情況，憲法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受到漠視甚至藐視。
其次，中國的法律的權威沒有樹立。這是憲法至高無上的的地位沒有落實到位的主要結果之壹，法律依憲法而生，也依憲法而存，憲法的國家和社會地位決定法律的國家和社會地位，壹個國家的憲政水平決定壹個國家的法治水平。現在，我國的法律體系已經具備，法律已經成為社會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基本準則，依法治國不但寫入憲法，有憲法的保護和法律的規範，而且也深入人心、深入社會，成為社會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基石。在具體的實踐中，依法治國甚至較以憲立國、以憲治國、以憲執政的思想更為進步壹些。但總的來說，依法治國與法律的權威性也與憲法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壹樣，沒有得到切實的尊重，現代社會所應該具備的法律的權威性沒有實現。在中國，黨大於法、權大於法、人大於法甚至錢大於法在相當範圍內存在。在中國共產黨的章程中，中國共產黨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以及黨員遵守法律都有明文規定，但在具體的實踐中，往往會出現黨大於法的現象。壹方面，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決定其權威性不可動搖，具體的落實過程中，則會存在共產黨的權威超越和壓過法律的權威。另壹方面，這是中國依法治國的歷史，或者說中國作為法治國家的歷史並不長，法律的權威性因此受到客觀的影響，法律權威因自身的原因而得不到尊重。
再次，中國的司法權威與公正還未健全。中國是實行法治國家是由憲法所規定的，實現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憲法的壹個規定。中國的壹系列法律直接規定司法機關的法定地位，其中最重要的壹條就是司法獨立。司法不受國家行政機關和社會及個人的干擾。中國的法院領導人，即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級人民法院的院長，都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並對他們負責，這也是中國司法獨立的制度保障。與法院關係密切的中國的檢察機關與法院體系壹樣，也是依據這樣的情形來構築和運行的。但是，中國的司法離應有的權威有相當的距離，由於司法權威的不足，司法的公正性也普遍受到影響。司法權威不足實質上是壹個人們可以普遍感受到的問題，這在壹般的民眾中這樣，在許多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中也是這樣。法院受到的影響力來自於政府和社會的各個方面，這與法院在國家政權中的地位有直接關係。中國的司法機關，即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其國家政權中的地位僅相當於國務院的部長壹級的水平，中國超過部長壹級的政府機構相當多，連省、自治區、直轄市壹級的地方最高領導的地位也與國家的最高司法機構的領導壹樣。中國的國家和地方的司法機關在中國的所有國家和地方的政府機構中的地位相當低，非常不顯眼。這與司法權威和公正的要求有巨大的差距。司法權威與公正不足的根源是司法獨立性不強和司法地位不高等有直接關係，而司法的獨立和司法地位的尊重需要有憲法的規定和憲法的認真落實來保障的，司法的權威和公正的力量來自於憲法。目前，中國的司法權威與公正存在的問題的根源在於中國的憲法至上和憲政的落實未到位。
其四，中國的立法機構的地位偏低。
中國的憲政和法治存在的嚴重挑戰與中國的整個國家制度有關，直接相關的就是中國的立法制度及其運行機制。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制度也面臨著現實的挑戰，需要進行全面的改革。
中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制度與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制度是中國的最高權力機構，選舉產生國家和地方領導人，任命決定國家和地方政府領導人員，也最高的和地方的立法機構，承擔包括制定和修改憲法和法律在內的立法職責，同時也承擔對從中央政府到地方各級政府的相應的政府以及最高人民法院與最高人民檢察院以及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級檢察院的監督。
從表面上看，中國的人大體系，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各級，權力很大，不但是立法機構，擁有全部的國家和地方的立法職責，而且還有對國家和地方領導人的選舉權與決定權。但從實際的情形來看，中國的人大體系，其國家權力並沒有被賦予太多，實際權力主要分佈在國家的行政機構國務院以及地方的各級政府，國務院和地方各級政府掌握著中國的中央和地方的全部的行政權力。
首先，在國家在制度設計的時候，賦予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直接職權少，對相應各級政府的監督權相當有限，僅有對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的壹府兩院的報告進行審議和通過，而且僅僅是每年壹次的監督，對於政府以及兩院的工作報告沒有進行自始而終的全程監控監督，對行政結構的監督相當有限。在國務院龐大的權力體系目前，顯得很少有權力，即所謂的橡皮圖章的實際情況。自從80年代以來，全國人大以及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權力情況雖有壹些變化，但僅僅是形式上更加規範，運作上更加的有序，具體的程序上更加公開和透明，但根本問題方面沒有實質變化。
其次，在人大及其常委會體系的運行機制上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職權也不得不處在相當有限的狀態之下。中國的最高權力機構和地方各級權力機構，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各級和地方立法機構的重要部分，是每年舉行壹次會議，在短短的幾天時間內，要作出科學合理的決策有難度，尤其是像對憲法這樣重要的國家立法事項作出代表全體人民意志的決策，嚴重影響立法的質量，也實質影響國家立法機構的職權。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為中國的最高的立法機構以及作為地方立法的人大常委會在運行機制上也存在許多問題，嚴重影響立法，使立法機構的地位顯得低下。現在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壹是人數少，全國人大常委會僅有人數170左右，不到200人，如此壹個13億人口的大國，壹個最高立法機構的人數顯然太少，嚴重削弱國家的立法機構的實力，使人大常委會的地位偏低。地方各級人大的常委會也是如此。二是人大常委會的組成人員的年齡太大，即所謂的退休政要俱樂部，多半是從原來的黨政機構退下來的人員。因為年齡原因，工作的精力下降，具體的工作能力下降，嚴重影響立法機構的工作，實質削弱國家立法機構的實力，使國家的立法機構的地位下降。三是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的產生也是中國立法機構地位偏低的根源。中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均以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選舉產生，首先，是以民主集中制的方式選舉產生全國人大代表以及地方各級人大代表，然後，在全國和地方的人大代表中間，以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選舉產生全國人大和地方各級人大的常委會組成人員。因此，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是間接的間接選舉產生的，離民眾的意志有兩級的民主集中制選舉步驟，容易產生偏差，全國人民的民意集中存在太過於間接的缺陷。這實質影響中國立法機構的權威性，使中國的立法機構的地位偏低。
其五，中國政治體制過分龐大。
中國實行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壹切，國務院及其地方各級政府均在共產黨的中央與相應的地方各級組織的領導下，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與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在中國共產黨的完全領導下，全國政協及其常委會與地方各級政協及其常委會也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人大與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系統和全國政協與地方政協及其常委會的權力相對較小，雖然全國人大與地方人大的常委會系統和全國政協與地方政協的常委會的組成人員的政治地位相當高，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和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的主任以及全國政協主席地方各級政協常委會主席均是與國務院總理與地方各級政府領導人同樣政治地位。其中，中國的國家政治權力主要集中在中國共產黨中央與地方委員會體系和中國國務院及其地方各級政府的手中，兩者構成中國的黨政體系。
現在，中國是是廣泛實行黨政兩層的制度結構，即從中央到地方各級以及在許多企事業單位中，均存在黨政兩套班子。這兩套班子組成中國的主要壹套是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上至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及其政治局與常委會，下至的各級的中國共產黨委員會及其常委會，另壹套是政府機構，上至中國國務院，下至地方各級的人民政府。
中國的黨政兩層機構存在過分龐大的嚴重缺點。首先，是中國共產黨的體系本身就是壹個龐大的體系，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均有壹個委員會及其常委會，下面還分設日常辦公的機構與各個職能部門，如秘書長、辦公廳局與宣傳部門、組織部門、統戰部門等，機構編製和人員相當多。其次，是國務院與地方的各級政府構成的中國的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級政府也是壹個龐大的體系，中國的政府，從中央到地方，部門多、人員多是非常突出的。再次，中國的共產黨體系和政府體系存在職能重疊的根本特點，中國共產黨體系與中國的政府體系都是壹壹對應的歸口關係，有黨必有政，有政必有黨，黨與政之間存在著領導關係，是黨領導政府，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的最實質內容和形式之壹。
中國政治體制的龐大，壹方面，是黨的體系和政府的體系本身的龐大，另壹方面，是黨的體系和政府的體系在職能上的重複與重疊。具體而言，壹個體制可以落實到職能和人事，龐大的體制有龐大的職能和龐大的人員組成。中國的黨政機構的職能存在過多、過細、過濫的特點，黨和政府管的事太多、太細、太濫，事無巨細，面面俱到，民眾與社會的自治自助水平相當低，該由民眾和社會自己處理的事情沒有讓其處理。在龐大的職能之下，與其密切相關的人員也自然而然就會十分龐大。再加上黨與政府體系的職能重複和重疊，機構繁多、人員冗餘成為中國政治的重要特點，也是主要的弱點。近中國黨政機構的副職壹項，就相當突出，如國務院的副總理以及與副總理同級的國務委員的數量是八位，如各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領導副職壹般在七、八位，這是相當龐大的制度。而在人大與政協體系內，副職眾多是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的普遍現象。中國政治體系內，副總理壹級的人員，即享受副總理的政治和社會地位的人員至上在八十為左右，而加上中國特色的退休或離休制度，中國實際享受副總理壹級待遇的人員數目則更加多。而中央的部級與副部級以及地方的省級與副省級的數目則大得驚人。其下的地廳級、縣處級更是如此。這些領導人以及眾多機構和部門的人員需要有國家和社會資源來維持和供養，國家和社會的負擔就比較重。同時，政治體制內的人員過多還會降低工作的效率，出現事倍功半的逆向效應。
中國政治體制的龐大還在於從中央到地方的層級過多的缺點。現在，中國從中央到地方存在中央即國家壹級，地方的省、直轄市、自治區壹級，地、市、州壹級，縣、市、區、盟壹級，鄉、鎮、街道壹級，壹級居委會與村自治壹級。除了居委會與村壹級外，均在黨、政府、人大、政協等整套班子，機構和人員非常龐大。在八十年代之初，中國在地、市、州壹級的政府是比較簡潔的，是省級政府的派出機構的性質，如地區壹級有專員等政府領導人簡單組成，不如現在這壹級已經完全成為壹級政府，機構、部門和人員也因此具備。
中國還有規模龐大、數目眾多的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這些單位也與包括黨組織體系、政府體系人大體系和政協體系在內的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的黨政機構壹樣由國家財政供養，即所謂的吃皇糧的，都是實際的國家工作人員，是中國政治體制中的人員。這些人員也是壹個龐大的數目，是中國政治制度的體制內的機構臃腫、職能龐雜、人員冗餘的重要組成。在未來的中國發展中，需要對其進行全面的改革，機構精簡、職能轉變、分流轉崗、提高效率等等是必要的改革方向。
中國的政治體制內的人員相當龐大。在當今世界上，這樣的龐大的制度體系不多，中國顯得比較突出。中國的政治體制的龐大是壹個嚴重的影響中國發展進步和現代化的的挑戰因素。
其六，經濟制度的嚴重欠缺。
中國的在過去的社會發展和經濟建設過程中，經濟制度的變革和經濟水平的提高是舉世矚目的，經濟領域是中國發展最見成效的領域，其中，當然包括經濟制度的建設。中國的經濟制度從完全的和單壹的計劃經濟逐步過渡到市場經濟是壹個既成功也有問題的過程，成功之處就是中國初步建立了與世界可以接軌的市場經濟制度，同時，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質量也獲得極大的提高，中國從壹個僅夠初步溫飽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到了壹個溫飽完全解決並初步走向具新興工業化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這些成績的取得是與中國的經濟制度和體制的改革聯繫在壹起的，到目前為止，中國的經濟制度的建設是相當成功的。但是，在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中國的經濟制度還存在著巨大的問題，即中國的經濟制度存在嚴重的欠缺。這些問題對中國的今後的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這些問題實質上就是中國在新的時期所面臨的挑戰。這些挑戰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壹，中國經濟制度的產權方面存在著公有產權和私有產權之間的不平等。現在中國的憲法已經明文規定了私有財產的保護條款，但是與國有財產的憲法保護的條款相比，有著明顯的差異，私有財產與公有財產顯得不平等。在中國的憲法中，規定公有財產具有神聖不可侵犯的性質，而私有財產則沒有。這樣在具體的法律措施中，也往往是會有這樣的情形，即公有財產和私有財產之間的不平等。在實踐的角度來講，極易造成法律面前的不公正情形，即法律落實在公有財產和私有財產面前是不公正的。這不利於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和中國社會的公正和公平。產權在憲法和法律面前的不平等當然會導致中國社會的不平等，尤其是會導致國家對個人的侵害，往往會將國家利益凌駕于個人利益之上，出現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的矛盾和衝突。而實際掌握國家或公有產權的人可以因此獲得優勢，有意無意地侵害廣大的人民群眾的利益，實質造成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造成人與人之間的剝削和被剝削。這不利於社會經濟的健康。
第二，中國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和三資企業之間的不平等。中國現在是多種產權形式的企業並存的經濟制度，所有的企業種類大致可以分為三類，即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和三資企業，雖然在所有的股份制企業中，均有大量的私人股份，私有成分在三類企業中的比例均有壹定的數量，但是從企業控股者的角度來看，國有企業的絕對大股東還是國家，私營企業和三資企業也大致相應如此。因此，這樣的分類還是有壹定的意義。現在，中國的憲法是承認中國的這三類企業的在國家經濟生活中的地位的，但是這三類企業在憲法中的表述是不同的，而且和公有產權與私有產權的關係壹樣，也是有壹定的差異的，差異的最大特點就是國有企業比較突出的優越位置。在這種憲法指導思想下，國有企業有著先天的優勢，在市場中有著高出其他類型企業的優勢地位，實質上就是壹種不平等的地位，與市場經濟所需要的公正與平等有著深刻的矛盾，對中國的經濟發展的相當不利的，實質就是從經濟制度上形成了經濟發展的不平等，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危害非常大。這是中國經濟面臨的重要的挑戰之壹。
第三，中國各經濟成分的比例問題。中國的各經濟成分，從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和三資企業這樣簡單的分類來講，有著比例關係，這種比例關係有著人為和政府行政廣泛影響，實際上存在非市場因素的深刻作用，與理應由市場決定的客觀要求有著巨大的背離，是不符合壹般意義上的市場規律的，阻礙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當然是壹個經濟的問題，是壹個市場的問題，也是壹個法治的問題，需要依據客觀的經濟規律和市場規律來辦，而不是以人為和政府行政來決定。比如，具體的國有企業的比例的大小需要有國有企業的市場的需要決定，需要國有企業在市場中的實際的競爭力來決定。國有企業如果沒有市場競爭力，在市場中遭到淘汰當然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其他的類型的企業，如私營企業和三資企業當然也是如此。現在，以非市場的方式決定這類企業的比例，那壹類企業的比例，是壹種明顯的錯誤行為，需要及時地全面地糾正。國家不應該對各類企業的發展及其比例作出硬性的規定。國家需要尊重市場和經濟規律。
其七，社會保障制度的薄弱。
中國是壹個制度遠未完備的國家，制度建設最為必要，也最具挑戰。在社會制度方面，中國也是處在初級階段，需要全面推進。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是中國制度的薄弱環節。
社會保障制度主要包括養老保障、醫療保障、失業保障以及社會救助等等方面的內容。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國也有社會保障制度，那就是勞保制度，但主要少數人口中有社會保障制度，即只有工人和革命幹部才有社會保障，而壹般的非居民戶籍和廣大的農民則沒有社會保障。工人的社會保障也局限於養老和醫療保障，沒有失業和社會救助等保障，那時候沒有失業的概念，也沒有社會救助的概念，社會保障也就無從談起。而壹般的非居民即農民則沒有社會保障的概念。
現在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八十年代以來，尤其是本世紀以來逐步建設起來的。現在，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已有壹個雛形。在養老保障方面，城鎮職工在原來的勞保制度上完善而成新的養老保障，加上了所謂的補充養老保險等內容，整個社會養老保障有實質進步。養老保障是退休制度的重要內容，即原來參加過正常工作且有壹定的年限的職工，在退休之後享受養老保障，即領退休工資，享退休待遇。在農村，也建成了有壹定待遇的養老保障，即全民養老保障。這就是壹般所說的基本養老保障。另外，九十年代以來，還逐步建成了社會自籌的養老保障，即利用保險公司等構建社會保障制度，就是社會保險。社會保險是社會個人行為，國家僅在制度和政策是予以必要的規範和監督，完全是社會個人的養老理財規劃，以個人的財力和喜好決定。在醫療保障制度領域，在原來的城鎮職工醫療保障制度上進行過眾多的改革，到目前為止，醫療保障制度還在改革過程中。在農村，則也建立了壹些保障制度，但力度有限，幅度也有限。農村正在建設的新型農村醫療保險，即新農保是中國全民醫保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農保惠及全體農民，新農保建設是中國的全民社會保障建設的良好探索，在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中具有特殊意義。在失業保障和困難保障等社會救助領域，也相當大的進步，其制度已初具規模，領取失業救助和困難救助的人數已達到了數千萬。
現在，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還處在相當不完善階段，在社會保障的復蓋面、力度、均衡性以及社會化等方面存在巨大的缺陷。
首先，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總體的復蓋面小，惠及的人口數量小，包括養老和醫療的基本保障、失業和困難救助保障、社會化的各類保險等，僅僅復蓋全國人口的小部分，大多數的人口未有社會保障復蓋，或者有壹定的社會保障，但力度很小。中國未來的社會保障制度必然是惠及全體人口的，現在存在的巨大差距需要在經濟發展、實力增強的同時進行社會保障制度的全面建設。
其次，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存在各類人口之間的巨大差異。在城鎮地區，有職工和非職工之間的巨大差距，曾經工作並有壹定的工作的時限的人口，有基本足夠的養老和醫療保障，而沒有工作過或工作年限少的人口，完全沒有或基本沒有養老和醫療保障。在城鄉之間，這種情形更加嚴重，壹般的農民基本沒有或完全沒有社會保障，與城鎮人口相比，差距也非常大。在窮人和富人之間，社會保障，包括養老和醫療等在內，差距更加大，富人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從社會上購買社會保險，而窮人則沒有能力購買社會保險，只能放棄或較少購買社會化的社會保險。社會保障當然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誰貢獻社會，誰就得益於社會，但作為社會保障制度則還要考慮社會的均衡與平等。因此，消除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平衡和不平等也是中國未來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重要內容之壹。
再次，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在國家各項社會經濟建設中的地位不夠高，與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建設相比，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存在明顯的落後。社會保障制度是壹項統籌性和平衡性的工作，以惠及面範圍內的人口的自身的財力和物力為根本，如果將財力和物力投之於其他領域，則社會保障制度就無法建設和運作。現在，中國的大規模的高速公路建設、大規模的高速鐵路建設、大規模的城鎮商住房地產建設，都要花費巨額的資金，規模過大就會影響社會保障的投入，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就會滯后。社會保障制度建設需要以巨大的財力和物力為基礎，任何加大中國的社會保障的投入是中國今後制度建設和經濟發展的重點內容之壹。社會保障也是壹項具有實質意義的社會基礎設施，要引起高度重視。以中國的現狀而言，這也是具有挑戰性的戰略問題。
1, 中國面臨的資源挑戰
中國是壹個大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雖也是世界上國土面積最大和資源擁有最豐富的國家之壹，但人均之後，水平相當低，是世界上人均資源擁有量最少的國家之壹。人均擁有的礦產、石油、天然氣以及土地、水資源等等均在全球的平均水平之下。中國的人口數量已經超出自身擁有的資源的承載能力，中國存在人口基數巨大帶來的沈重壓力。
中國的國土為960萬平方公里，是壹個國土遼闊的國家。中國的國土中，有大片是自然環境條件惡劣的國土，如西藏、新疆、內蒙古、青海，生產生活條件差，國民經濟承載水平低，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低，國土的產出能力和產出水平低。也有大片自然環境不佳的，有壹定惡劣性的國土面積，如黃土高原為主的山西、陜西、甘肅、寧夏等，這些地區的國民經濟承載能力和水平也相對較低，人們的生產生活也受到嚴重影響。中國的華東、華南、西南、華北、東北都是適宜人居和國民生產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高。但這裏的人口眾多，人口密度大，國土面積也面臨人口數量的巨大壓力，國土的承載力也處在臨界狀態。總體而言，如果以人均水平衡量的話，中國的國土面積是相對少的，在世界上的排名較為落後。中國巨大的人口基數以及相對較少人均國土面積是中國未來發展過程中遇到的最嚴峻的挑戰之壹。
中國因為擁有遼闊的國土面積，因而也相對就擁有巨大的資源總量。就總量而言，中國的資源，包括耕地、水、森林、煤炭、石油、天然氣、礦產等，都是世界上的資源大國，但以中國的人口總量平均，則與國土佔有量的總貌壹樣，都是較小的數目，絕大多數屬於人均資源擁有相對貧乏的國家。其中，僅煤炭壹項是世界上人均擁有量較高的。
在傳統上，中國曾經是壹個農業大國，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有過重要的地位，耕地面積總量壹直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國巨大的人口數量的糧食依靠耕地的產出。但人均耕地擁有量並不大，農業產出提高極大地依靠科技進步和體制改革帶來的單產提高。即使科技進步和體制改革帶來的糧食總量增多，在中國人口基數大且存在人口增量的情況以及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巨大壓力下，中國的糧食生產還是壹個發展中的具有挑戰的戰略問題。
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能源消耗越來越大，由於中國的人均能源擁有水平相對低，能源壓力也相當大，所面臨的挑戰絲毫不亞於糧食生產所面臨的挑戰。煤炭是中國蘊藏量最多的能源，但人均指標也遠不在世界前列。煤炭作為中國傳統的能源結構中分量最大組成有很長的歷史，火力發電、鋼鐵冶鍊、燃燒鍋爐等，壹直以煤炭為燃料。現在，煤炭也還是中國能源結構中的重要組成。中國煤炭蘊藏與中國的煤炭消耗在空間上並不相稱，煤炭擁有主要在北方內地，如山西、內蒙古、新疆等地，這些地方的經濟總量較小，而南方經濟發達地區，如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煤炭擁有量很少。煤炭的利用存在高昂的運輸費用。以中國的煤炭蘊藏量而言，在近期還不至於出現危機。煤炭是壹種不可再生資源，只存在消耗，不存在生產，在不斷的消耗過程中，中國的煤炭最終會枯竭。從開採與運輸的成本，尤其是以長遠的眼光來看，煤炭也是存在挑戰的能源項目。
中國的能源結構中，石油和天然氣的消耗越來越大，但中國的石油和天然氣的資源蘊藏量有限。現在，中國的汽車擁有量不斷增加、家庭天然氣消耗量不斷提高，中國的石油和天然氣的勘探和開採遠遠不及消耗，需要大量進口，中國已經成為壹個世界上石油和天然氣進口大國。隨著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的繼續提高，中國的石油和天然氣等能源的緊張程度還會加劇，中國的石油和天然氣對外的依賴程度還會加大。中國的石油和天然氣的戰略意義要求中國必須重視戰略規劃。
中國的水資源主要使用在水力發電、耕地灌溉、人畜飲用、工業冷卻等諸多方面，是壹種戰略資源，在國民經濟中具有重要地位。其中，中國的水力發電與火力發電是中國的電力能源的主要來源，另外，以中國的巨大的農業基礎及其農業用水，以中國巨大的人口基數及其水資源消耗，水資源的重要性可見壹斑。中國的水資源在總量方面來講，並沒有太大的缺口，從人均水資源的擁有量來看，還是相對緊張的。由於水資源的分佈在地域上有著巨大的不平衡，中國的水資源問題也具有嚴重的挑戰性，中國存在水資源嚴重短缺的地區相當廣，而且短缺程度也相對嚴重。在中國的西南地區，水資源豐富，在華中、華東和華南地區，水資源亦較豐富。而在中國的華北和西北地區，水資源則非常缺少，生產生活深受影響，成為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瓶頸。現在，投資龐大的南水北調工程就是為了解決北方地區的缺水問題。中國的水資源問題也是存在挑戰的重大問題。
中國的礦產資源也面臨十分緊張的局面，鐵和銅等大宗礦產對國外的依賴度很大。中國的鐵礦蘊藏和產量並不低，但中國的鐵礦的品位相對較低，開採的相對成本較大，因此從國外進口的數量相當可觀。從人均擁有的礦產數量來看，依賴國際市場更是有必要。巴西和澳大利亞是中國礦產進口的主要來源國，上海寶山鋼鐵總廠等就是以巴西的進口鐵礦來生產鋼鐵的。中國還處在經濟快速發展的上升期，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建設蓬勃發展，鋼鐵有著巨大的市場需求，未來中國還需要大量的鋼鐵。另外，銅等重要的戰略資源在中國也有巨大的需求，中國本身的資源也有限，需要從國外市場進口。
2, 中國面臨的人口挑戰
資源問題作為中國面臨最大的挑戰的同時，中國的人口也是壹個作為與之密切相關的又壹重要的巨大挑戰。
中國是壹個人口大國，不但，以擁有13億多的人口，總量居世界的首位，而且，也以較高的人口密度，成為世界上資源最為緊張的大國之壹。中國的人口問題，遠遠不是巨大的人口數量壹項，中國的人口問題還包括人口的質量、人口的城市化、人口的戶籍管理以及人口的計劃生育等等重大問題。
中國擁有13億多的人口，這個巨大的數字後面是巨大的資源的消耗。壹個人需要有日常的消耗，13億人口要有13億份消耗，任何壹項，凡舉國消耗，均是壹個巨大的壓力。壹個人的衣食住行離不開消耗，中國這樣壹個人口大國面臨的人口帶來的挑戰可想而知。現在，中國還是壹個發展中的國家，中國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處在發展中國家的較好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今後還有巨大的發展餘地。如果中國實現美國等發達國家經濟和人民生活水平，與美國壹樣的人均消耗資源的話，中國需要有美國現在這樣的消耗水平的4倍多的資源，以中國自身擁有的資源無法滿足需求，需要從國際市場上進口大量的資源。現在，美國的巨大的世界影響力，其中很重要的壹個方面就是為了從國際市場上獲得和保護資源利益，尤其是石油等資源。中國如果要有全球的資源市場的地位，以實現和保護自己從國際市場上獲得必要的資源，也就要有美國這樣的國家影響力。
中國的人口在數量上存在發展的巨大挑戰，在質量上也存在巨大的挑戰。中國的人口的質量首先是人口的教育水平。中國對教育的重視提高到國策的地位，不但是政府十分重視教育，以發展教育和提高教育作為重要的國家戰略，而且也會壹般的民眾所絕對重視，壹般民眾視子女的教育為家庭的頭等大事，教育開支為家庭開支的重要組成。在上個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中國的教育處在改革和較快發展階段，而在上個世紀末，中國開始著手高等教育的普及化，現在中國的高等教育基本實現普及化。但是，普及化的時間還不長，普及化的水平也不是最高，人口的當前高等教育入學率高，而人口的總體高等教育水平低，中國人口的總體素質離世紀先進水平的差距存在。現在，全球社會的競爭激烈，人口素質是競爭的最大資本，是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標誌。中國要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取得勝利，就需要有高素質的人口，提高人口素質是中國今後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
中國的人口問題中，還存在人口的管理制度問題。中國的人口管理的核心是存在人口的居民戶籍和非居民戶籍的差異。居民戶籍和非居民戶籍的差異在許多方面存在，存在居民與非居民之間的隔閡和分離，特別是存在城市和鄉村的社會的形態和功能差異，這個差異就是中國人口的管理制度的重要內容。這個人口管理制度有許多部分現在還在實行。其中，尤其是在居住、就業、社會保障等方面存在較大的差異。
從80年代以來，中國城鄉人口隔閡和差異逐步發生變化，但整個制度的核心內容，如人口的自由遷徙、人口的管理的制度建設等遠未實現改革，還處在壹種轉型期，以探索性改革和試點性改革為主，沒有整體的制度設計和規劃。整個人口管理制度顯得零碎和凌亂。
中國的人口管理制度，包括傳統的人口的戶籍制度的改革，與中國的城市化和工業化密切相關。現在，中國的城市化已經超過50%的水平，具有較高水平，城鎮地區擁有大量常住城鎮地區、但戶籍在鄉村的人口，這些人口並沒有完全納入城市地區的管理，雖是常住人口，但卻是異地戶籍，與城鎮戶籍人口有較大差異，地位有較大差異，在管理上也太不規範、太不健全。中國需要與經濟發展和社會需要的現代化的人口管理制度，這是壹項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政策措施。
中國人口問題中還有壹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作為壹項基本國策是上個世紀80年代制定的。計劃生育的目的就是限制中國的人口增長，提倡少生優生，在居民戶籍中要求壹對夫婦壹個孩子，在非居民中，要求壹對夫婦壹個或兩個孩子。計劃生育政策實行三十多年來，少生了不少人口，至今還在實行，但在某些方面有改革，如獨生子女結婚可以生育兩個孩子等。在新形勢下，如人口老齡化和人口素質城鄉逆淘汰等，計劃生育政策也面臨改革。
中國的計劃生育存在的城鄉差異正在導致兩個主要不良後果，其壹，是人口素質的逆淘汰，其二，是人口的男女比例的失調。現在，城鄉之間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差異主要的是城鄉生育率水平的差異，城市的人口生育率要低於農村的生育率水平。由於中國目前城鄉之間的經濟水平、教育水平和民眾生活水平的差距，使城市基礎條件好，如教育水平、生活水平等等，但按現在的計劃生育政策，壹個家庭或壹對夫婦只能生育壹個子女，人口出生率低。而在農村，基礎條件要比城市差很多，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均要明顯低於城市，但卻可以比城市多生育。在農村，如果壹對夫婦生育的第壹個孩子是女孩則還可以再生育壹個孩子。這種情形之下，農村的人口增長要明顯高於城市，城鄉之間就存在人口的逆淘汰問題。現在，在農村地區，凡第壹個孩子是男孩則只能是獨生子女，而第壹個孩子是女孩則可以生育第二個孩子。由於農村壹個或兩個孩子的政策建立在男女性別差異等待的基礎之上的，會帶來人口性別比例失調的後果。
此外，由於計劃生育政策的長期落實，中國出現了老齡化趨勢，在上海等計劃生育政策影響較大的省市的情況更為嚴重。獨生子女政策長期實施帶來人口的421情況導致人口的老齡化，即壹對夫婦壹個孩子，獨生子女的祖孫的人口結構就會出現這樣的情形。人口的老齡化帶來社會產出不足以社會供養，社會壓力增大，社會效率下降，會影響整個社會的進步。
因此，建立新的計劃生育政策也中國面臨的壹個重大問題。與人口素質提高、人口管理政策改革等構成中國具有挑戰性的重大戰略問題。
3, 中國面臨的工業化挑戰
中國是壹個經濟快速發展的基本工業化國家，也是壹個人民生活快速進步的發展中國家，更是壹個社會消耗快速增長的資源消費國家。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環境狀況卻處在相當惡化的程度，環境的污染相當嚴重，大氣污染、水體污染、土地污染等等多種多樣，工業化和城市化帶來的環境污染使中國社會不堪承受，中國出現了嚴重的環境危機。
首先，中國的工業化帶來大量的廢氣、廢水、廢物嚴重破壞環境，造成環境的嚴重污染。中國是壹個發展中國家，其壹，工業發展快，工業化速度高於環境所能夠承受的力度，環境承載力小於污染增長的速度，環境污染無法避免。其二，中國的工業化過程中，產業水平較低，環境保護技術水平低，環境破壞力度大，造成環境危機，嚴重影響中國的發展進步。其三，中國在環境保護上的政策和措施不夠到位，環境污染未有機納入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中，環境污染存在嚴重的積累效應，環境污染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越來越嚴重。這在以往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初期尤為嚴重。其四，是經濟因素，環境保護資金投入不足使環境保護得不到有效實施。在工業化全力推進的同時，環境保護也需要產業化推進，環境保護產業與壹般的工業產業要同步發展，在工業投資的同時，環境保護也需要投資，環境保護需要資金投入。
其次，城市大量的社會垃圾正在造成中國環境的污染。隨著城市化的推進和城市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生活垃圾的數量快速上升，城市環境問題與中國的工業化帶來的環境問題壹樣，使環境污染成為壹個嚴峻的問題。城市環境直接與人們的生活相關，影響生活質量。城市生活產生的大量垃圾需要清運和消化，需要建立長遠的垃圾處理和環境保護的措施。現在，中國城市垃圾的處理主要是回收利用、堆埋和焚燒等。回收利用是垃圾處理的最佳方式，但並不是所有垃圾可以回收利用，也不是所有可回收利用的垃圾得到利用。堆埋需要土地資源，焚燒需要投資。同時，無論是堆埋還是焚燒，都會產生壹定的二次污染。城市的生活垃圾需要有科學合理的措施。在城市化過程中，也壹個關乎民生的重大戰略問題。
再次，中國的農村存在環境危機，這也是中國面臨重要的環境問題。在城鎮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中，中國的農村也得到了巨大的發展，農村的發展與城市的發展聯繫在壹起，農村的發展甚至壹度快于城市。農村的發展，壹方面是農村本身的經濟水平的提高和農民收入的提高，使農村有了發展的資本，另壹方面是大量農村人口入城打工，即大量的農民工，從城市地區獲得大量的收入，成為農民和農村的積累，用之來發展農村。現在，中國的農村，興建了大量的新房及其道路等基礎設施，農村面貌發生巨變，農民收入大量增加，農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許多農村人口的消費水平也與城市人口壹樣，產生的生活垃圾也與城市人口壹樣。在這種新形勢下，農村人口產生的垃圾也日益增多，而農村的垃圾處理，如回收利用、堆埋和焚燒等，遠不及城市。以往，農村的人畜糞便是壹種全面使用的肥料，而現在，人畜糞便作為肥料使用也受到冷落，如何處理人畜糞便也成為壹個環境問題。農村的污染相當嚴重，不但影響農村社會的環境，而且也影響中國的整體的環境。中國面臨的環境挑戰也包括農村環境問題。
中國的工業化是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動力，工業化造就中國的世界工廠和國際貿易大國地位。中國的工業化是中國現代化的核心之壹。現在，工業化的繼續健康和持續發展是中國未來發展的關鍵。中國的工業化在國家國內形勢以及自身發展現狀下，存在巨大的挑戰。
首先，中國的工業化的效率有待全面提高。中國的工業化存在粗曠型、數量型的特點，以大量的資源消耗和密集的勞動力投入為主要特徵，這是在中國工業化效率低下的主要根源。在大量的資源消耗的同時，資源受到壹定程度的破壞，環境則受到嚴重污染。科技進步是工業化效率提升的動力，管理創新也是工業化效率的提升的關鍵。科技進步和管理創新在工業化過程中未受到足夠重視。科技投入，尤其是前沿高端科技跟蹤和研發應用等明顯不足，而政企不分、市場化競爭不夠徹底等嚴重影響管理創新。中國工業化的效率比較低，與國外發達國家相比存在明顯差距。
其次，中國的工業化的整體水平有待提高。中國是壹個初步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而在工業化之初，工業化水平則更加低下。中國的工業化，壹方面，是在這種低水平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另壹方面，則是在大量引進技術甚至管理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壹方面，存在基礎薄弱的問題，另壹方面，存在相當依賴國外技術的問題。中國的自身技術水平低決定基礎，依賴國外技術意味著先進的技術掌握在國外手裡，中國擁有的工業化水平受到自身基礎和國外技術的雙重製約。中國工業化水平中國的工業的國際競爭力，也實質決定中國的國家綜合競爭力。未來中國，要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要在國際上有足夠競爭力，就必須提高工業化的整體水平。
再次，中國的工業化的產業布局有待調整。中國的工業化與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聯繫在壹起，整個工業化是在完全計劃經濟、閉關鎖國、長期的政治運動及軍事化要求的基礎上逐步構築起來的，受到這樣的客觀條件的嚴重製約，有相當多的工業布局與市場經濟的要求背道而馳，與科學的要求背道而馳。這些制約條件不但是過去工業化過程中存在，即使在當前，工業化還是受到這些制約條件的長遠影響。消除這些制約條件的不良影響，不但是過去工業化過程中的重要任務，也是今後工業化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之壹。這些制約條件對中國的工業化的影響尤以產業布局為甚。中國的工業產業布局是在原有的基礎上依據新的國內外形勢形成的，原來的基礎對工業化的影響是全局性的。中國工業化的持續推進，需要產業布局作重大的調整，調整的目的就是構建符合當前國內外形勢需要的和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化產業布局。其中，需要堅持的基本原則包括市場經濟原則、和國際開放原則。
4, 中國面臨的城市化挑戰
中國是正在邁向現代化的國家，工業化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外，城市化則是具體的現代化的最重要的形態和功能的直接表現，城市化是現代化最重要的標誌，中國的現代化最終的實現指標之壹就是城市化的實現。而所謂城市化的實現就是城市化到達了社會經濟現代化狀態之下的城鄉之間的平衡水平，最直觀的概念就是中國的城市化水平要達到現在世界上的發達國家的水平，即城市化水平到達70到80%上下的水平。
當前，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大概在剛剛超過50%，在國際上處在中等水平，與中國的經濟發展大致，尤其是工業化水平相比，有壹定的差距，城市化相對較為落後，與經濟發達國家相比，則有較大的距離。由於中國的特殊的人口管理政策，中國的城市化的統計也存在不少的口徑，各自口徑統計出來的數據存在不小的差距。從統計數據上來看，最大的城市化水平和最小的城市化的數據之間差距很大。最小的城市化統計數據是以具有城市戶籍的居民戶口人數作為城市化水平的衡量指標，這個數據離中國的實際城市化水平有差距。最大的城市化水平數據是以城市實際居住的人口作為城市化水平的衡量指標，即目前的常住的城市人口，這個數據離中國實際的城市化水平最近。這兩個數據的存在主要是中國的特殊的人口管理政策直接相關的。如果中國實行了城鄉人口的融合的自由遷徙的人口管理政策，中國的城市化水平還會再高壹些。
中國城市化存在不少關鍵性的問題，這些問題具有戰略性意義。城市化在國家的發展中有著關鍵性意義，城市化存在的問題也是對中國的未來發展構成挑戰。
中國城市化存在的國家問題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其壹，中國的城市化需要建立現代化的戶籍和人口管理制度。中國現在實行的戶籍制度是上個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形成的，與當時的階級鬥爭、計劃經濟、大規模運動等密切相關，而後到1980年代初還是基本未有實質變化。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開始有所變化，但實際的變化並不大。在本世紀以來，戶籍制度的實質性變化進入較快改革階段，但直到現在，原來的城鄉隔閡、分離的和禁止自由遷徙戶籍還是在實施。現在，大量的農村人口都在城市居住、就業，成了城市的常住居民，成了實質的城市化人口，但這些人口在戶籍管理上和居住、就業和社會保障等方面與城市居民採用不同的政策。中國的人口管理存在相當混亂的局面，不但在城市存在如此的管理落後的現象，而且在農村也存在人口管理混亂和落後的現象。實際上，城市人口管理出現的問題的另壹面就是農村存在人口管理問題。在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現代化進程中，以改革現有戶籍制度和人口管理制度為重點，建立新型的現代化的戶籍和人口管理制度是壹項重要的戰略任務。這不但是中國城市化的迫切需要，也是中國的現代化的迫切需要。
其二，中國的農村人口的管理。現在，農村的人口管理絲毫不亞於城市的人口管理的複雜。農村人口管理的最主要特點是大量的農村人口進程打工，這些人口基本上成了城市常住居民，雖在農村保留戶籍，但實際的社會活動和生產活動在城市。農村對這些人口的管理有些缺位，而城市對這些人口的管理也存在明顯的不完全。這些人口數量在數億之多，這是實質的城市化人口。而這些人口的子女也多在農村，與留在鄉村的家庭成員，如祖父母等生活和學習，即所謂的留守少年兒童，留守少年兒童的數量與農民工的數量相對應，數量也巨大的。這些留守的人口缺少管理和家庭教育，給這些人口的成長和農村的人口的素質的提高以及農村地區的社會安定帶來巨大的不利。農村需要有壹個適應農村的新形勢戶籍制度和人口管理制度。當然，農村人口的戶籍和管理制度與城市的人口的戶籍和管理制度是壹體的，是壹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在中國只有壹個戶籍和人口管理制度。中國現代化的戶籍和人口管理制度包括對農村人口的現代化的管理。
其三，農民工的市民化。在城市化過程中，最主要的指標就是城市人口數量，城市人口數量相對於農村人口數量的增加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大量人口從農村轉移到城市，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就是城市化，中國的農民工的大量出現，是中國城市化水平的根源，農民工的數量很大程度上代表城市化的水平。現在，農民工納入城市常住人口，農民工的居住、就業主要在城市，農民工就是實質的城市人口。但是，農民工與城市的居民有很大的差距，農民非市民，農民工是城市的外來人口，沒有納入城市戶籍和人口管理的正當軌道。農民工面臨的問題，壹方面，城市要改革戶籍和人口管理制度，要使外來人口納入正常的管理軌道，讓農民工成為真正的市民，融入城市，另壹方面，農民工也要有作為城市居民的素質，能夠在城市就業和居住，壹有就業的技能，二有城市居住的素質。在中國的城市化過程中，農民工市民化是壹個戰略問題，不僅僅是戶籍和人口制度本身的改革，而且也是壹個農民工人口素質提高等因素在內的壹項綜合系統工程。
其三，中國城市的規模的規劃和控制。中國的城市化除了制度和人口素質等因素外，城市的規模引導和控制以及城市群等的規劃也具有戰略意義。中國是壹個人口總量大、人口聚居密度大的國家，城市以及許多縣城（即人口規模大的鎮）的人口規模都非常大，中國的特大城市、大城市是世界上最多的，而人口特別密集、特別稠密的特大城市、大城市與中小城市構成的城市群，如長江三角洲地區、環渤海地區、珠江三角洲地區，也是世界上少有的。中國的特大城市、大城市以及城市群是中國社會經濟的集中區，經濟發達，人文薈萃，對中國國家具有戰略意義，需要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同時，做好規劃和控制。中國的城市化發展與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壹樣，需要有尊重科學規律的控制和規劃。首先，要切實尊重市場規律，以市場來決定城市和城市群的發展，以社會經濟的整體發展決定城市和城市群的發展。其次，要充分借鑒國外城市和城市群發展的有益經驗與充分吸取國外城市和城市群發展的失敗教訓。再次，要站在宏觀的高度，科學合理地做好城市和城市群的規劃和控制。
與中國的資源、人口、工業化、環境、城市化等具體問題是中國面臨的挑戰壹樣，中國存在的嚴重的腐敗，也是中國面臨具有全局和戰略意義的重大問題，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挑戰。
5，中國面臨的腐敗的挑戰
中國的腐敗是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亦步亦趨、逐步發展的，現在，中國的腐敗已經相當嚴重。腐敗成為中國最嚴重的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問題，壹方面，腐敗給國家和社會造成了無可挽回的巨大損失，國家和集體資產被大量侵佔和破壞，污染和敗壞了政治風氣和社會風氣，降低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效率，嚴重影響中國的現代化。
中國的腐敗以八十年代以來越來越嚴重，從八十年代鮮有的腐敗到現在相當嚴重的腐敗。八十年代的貪污多是零星發生的現象，遠不如現在的成窩成串的集體和集團腐敗，八十年代的貪污腐敗多是三位數、四位數的數量，而現在的貪污動輒千萬和上億，八十年代的貪玩腐敗判刑都不重，而現在的貪污腐敗被判處無期徒刑和死刑（死緩）的比比皆是。
中國的腐敗具有多重的普遍性。首先，腐敗在官員級別上的普遍性，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幹部和壹般的公務員，腐敗都有發生。到現在為止，最高級別的貪玩腐敗是副總理級，如陳希同、成克傑、陳良宇和薄熙來，成克傑還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而正部級和副部級則更加普遍，在上個世紀80和90年代以來，已經有100位以上。在中國行政級別階梯中的廳局級、處科級等的貪玩腐敗則更為嚴重。有壹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貪玩腐敗的官員的級別從高到低的數量的排列呈金字塔式，即官員級別高的涉貪玩腐敗的人數較級別低的少。這可能與中國的貪玩腐敗成窩成串的集體化和集團化有關，每壹個貪玩腐敗集團都以職位最高的成員作為首犯和主犯，而以下成員服從其統壹指揮，進行貪玩腐敗。其次，腐敗在行業和領域內的普遍性。中國的腐敗大量分佈在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如在金融系統的腐敗，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光大銀行、郵政儲蓄銀行、農業開發銀行等均出現過重大的貪玩腐敗要案。另如在組織系統、法院系統、公安系統、國土資源系統、電力系統、衛生系統、海關係統、石化系統、供銷系統等等，都發生過重大的貪玩腐敗要案。再次，中國的腐敗在中央和地方均普遍發生。壹方面，中國的貪玩腐敗，在中央機關和部門有大量發生，如人大系統的成克傑、國土資源系統的田鳳山、公安系統的李紀周等，中央政府的各部委發生過腐敗的非常多，有壹定的普遍性。另壹方面，中國的貪污腐敗，在地方系統也有大量發生，以省委書記、省長、政協主席等主的窩案串案至少在十幾個，以地廳壹級的主要領導為主的貪玩腐敗要案則要更上壹層樓，而以縣處級主要領導為主的貪玩腐敗案件更是數不勝數，地方腐敗簡直是遍地開發。
中國的腐敗還存在國際化的趨勢。現在，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的開放度已經相當高，中國與國際社會普遍接軌，腐敗與經濟和社會的開放壹起，同時超越國境，走向世界。腐敗分子利用手中的權力和便利，利用投資、移民和留學等多種多樣的手段，直接向國外轉移資產，達到貪污的目的。貪污分子利用國際貿易方式，實施境內外勾結，將國家和集體的利益據為己有。到目前為止，叛逃國外的腐敗分子也有相當的數量。國際化腐敗的危害較國內的腐敗更為嚴重，壹方面，國際化貪污腐敗涉及的利益要大於國內的貪玩腐敗，腐敗更為嚴重，另壹方面，國際性腐敗給查處和懲罰帶來極大的困難，國與國之間的地域距離、政府隔閡、制度差異等影響腐敗的懲處，因此，從這方面講，腐敗也更為嚴重。
中國的貪玩腐敗有著多種多樣的原因。其中，制度原因居第壹位。中國當前嚴重的腐敗與中國的制度改革處在轉型時期有密切關係，在制度的不成熟的狀況下，各種各樣的腐敗應運而生，靠司法手段無法有效遏制和打擊，靠宣傳教育無法有效預防和遏制，必須靠制度的全面改革才能有效制止腐敗。制度問題中，尤其以政治制度最為關鍵。中國的貪玩腐敗的根除要靠政治制度的全面改革來實現。而預防警示腐敗的制度建設、查處和打擊腐敗的制度建設、反腐敗的宣傳和教育制度、廉政制度建設、官員述職問職制度建設、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建設等都是政治制度建設的部分和局部的內容，達不到腐敗問題的根本解決。真正有效遏制和打擊並建立清廉政府必須進全面的政治制度改革和建設。
中國的腐敗之嚴重足以使中國的社會和經濟走向腐爛和崩潰，足以構成對中國現代化的挑戰。遏制和打擊腐敗成為中國的壹個重要的戰略目標。
6，中國面臨的制度挑戰
中國在資源、人口、工業化、環境、城市化、腐敗等具體問題面臨的挑戰，壹方面，是客觀存在的、不可克服的現實條件及其體制原因，另壹方面，也是由人為的、政治制度的因素造成的。人為的、政治制度的問題具有全局性和基礎性，他們是造成這些具體問題的根源。這些問題是中國現代化之路上所遇到的重大的問題，是中國現代化的挑戰。可以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面臨巨大的挑戰，其程度要遠甚於資源、人口、工業化、環境、城市化、腐敗等具體問題。
中國的現行政治制度是1949年中國共產黨掌握政權原來逐步建立起來的。從1949年起，中國開始從原來中華民國和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轉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專政，是從政治、經濟、社會等制度的全面革命，是壹種天翻地復的革命化過程，是把原來中華民國和國民黨作為壹種敵對的國家和制度，對它們進行徹底的革命而形成的。整個制度的革命和轉變有壹個過程。在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后，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基本成形。期間進行了持續的革命運動，其中最重要的有如鎮壓反革命、土改、沒收官僚資本、改造民族資本、農業合作社改革、反右派運動、大躍進、人民公社等等。1976年，毛澤東去世，文化大革命結束，尤其是1979年以來，中國進行了對社會主義制度作重大完善的解放思想、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在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方面有全方位的重大改革，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統領壹切的新型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
在過去三十多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改革開放初步建立了新型的社會主義制度，在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等均有突破性的進步，尤其在市場經濟制度、憲政法治制度、人權制度、教育制度、社會保障制度以及社會開放制度等方面有建樹和重大貢獻。但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民民主專政、社會主義道路等基本方面堅持了傳統的政治制度的實質內容。而在具體的實際政治制度的體制和運行機制方面，基本上沿襲了改革開放前的具體內容，僅在制度化、規範化及公開透明等形式方面作了較大的改革。在基本的重大政治制度方面，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如中國共產黨的黨代表大會制度、中央全會制度、政治局常委會制度等未有實質改革，如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的多黨合作的協商制度未有制度改革，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及常委會制度未有實質改革，另如以間接選舉為主要特徵的民主集中制總體未有實質改革。
在過去的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政治制度的形式和具體運行機制方面則有較大的改革，如定期選舉中央和地方各級的中國共產黨的黨代表以及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並定期舉行會議，以及適當的公開透明等方面，更加制度化和規範化。基層政權則已經初步實行了普選，村委會主任絕大多數由選舉產生，而農民在人民代表選舉中的投票權也由原來城市居民四分之壹改革為壹比壹。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全國和地方各級政協制度也是如此，這是改革的成果。在政治制度相關的憲政和法治制度方面也有重大的改革和進步，現在，中國已經基本建立起壹套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為特徵的中國社會主義憲政和法治制度，憲法和法律體系基本健全。在人權制度方面，中國已經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下初步建立了中國的社會主義為特徵的人權制度，與國際人權標準的距離越來越近。在經濟制度方面，是改革力度最大的方面，已經基本建立了市場經濟制度，這是中國的改革最為成功的方面。現在的經濟制度以市場經濟為基本原則，以國際接軌為重要目標。中國的社會經濟的效率因此得到了切實的提高，人民的生活也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在社會制度方面，社會保障和社會救濟制度尚正在構建過程中，還很不完善。在整個社會的對外開放，尤其是向包括髮達國家在內的全方位的開放，有巨大的進步，這也是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如科技教育文化等領域的社會開放和經濟貿易等方面的經濟開放，加入WTO則是中國整體開放的最重要標誌之壹。
雖然中國的制度進行了重大的改革，但還是沿革1949年以來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框架，尤其是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方面。現在，中國的政治制度，包括在憲政、法治、人權等方面，均存在以社會主義為核心內容的基本特徵，與國際上，尤其是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憲政、法治、人權等有明顯差異。而在輿論公開、言論自由、普選和自由選舉、多黨制、國家權力制衡等方面則存在明顯的分歧和對立，是和而不同。
現在，中國和世界都是突飛猛進的發展，壹方面，國內外的發展進步快，全球各個國家及其社會日新月異，另壹方面，國內外的競爭十分激烈，動輒落後于潮流，甚至受制於人，失去發展的先機，甚至被淘汰。在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各個領域如此，在整個制度方面更是如此。
壹個壹流的國家需要有壹個壹流的制度，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和民族的偉大復興，則必須建立壹個現代化的具有國際和國內先進水平的制度，這個制度對中國來說是合理和成功，尤其是政治制度。而判斷中國制度的合理與成功與否，則要看有沒有符合中國實際，能不能促進中國的發展進步，有沒有具有國際的先進性和競爭力。
中國的發展進步要求中國實施全方位的制度改革，尤其是政治制度的全面改革。這是由國內外的新形勢和新情況所具體要求的，也是中國面對國內外新形勢所面臨的挑戰。
首先，這是中國國內新形勢和新情況所提出的要求。中國面臨制度變革的挑戰主要基於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其壹，中國過去三十幾年制度變革所造就的新的制度體系是壹個開放的體系，處在完全改革的高潮當中，處在關鍵的過渡期，不能半途停下來，需要繼續前進。中國還處在制度變革的轉型期，面向不斷吸納新內容並面向不斷前進的制度變革是壹個本質特徵，為制度的進壹步改革創造和預留空間，進壹步改革是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共識，其實質是改革無止境。過去三十幾年裡，中國施行全面改革所建立的市場經濟制度、憲政和法治制度、人權制度、教育制度、社會開放制度等等，都是充分向各方面繼續改革開放的系統，壹方面，改革未完成，未達到目標，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均十分不完善，不斷改革是具體的內在要求。
其二，中國的社會經濟處在發展快速時期，社會進步也處在快速時期，社會的整體面貌產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必然要求中國的制度進行相應的變革，以適應新的形勢和新的情況，這是新的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的新要求。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處在壹種快速發展的慣性期，往往使制度的變革存在滯后，在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慣性進步過程中，各項制度顯得落後，這是發展帶來的制度變革的迫切要求。任何時代、如何國家的制度，都是與相應是經濟和社會的現狀相適應的。沒有壹成不變的社會，也沒有壹成不變的制度，有快速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也需要有相對應的快速的制度變革。中國的發展本身給中國帶來制度變革的巨大挑戰，這其中包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等全方位存在的變革的挑戰。
其三，中國的人口素質的提高也壹個給中國帶來制度變革的挑戰。壹個國家的制度與壹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制度受到社會經濟的制約，有什麼樣的社會經濟基礎，就有什麼樣的制度。而在社會經濟的面貌中，人的因素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在人的決定性的作用中，人的素質是最為關鍵的，人的素質決定壹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的整體面貌。現在，中國的人口素質有了巨大的提高。中國的人口素質在科學文化素質、政治參与素質、社會參与素質、自治自理素質等都有長足的進步，這是過去幾十年裡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所造就的重要成果。人口素質的提高，壹方面，可以為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以及制度變革帶來動力，壹個好的制度要有高素質的人口來執行，也需要有高素質的人口支持和擁護，另壹方面，高素質的人口素質往往會對壹個國家的各項制度提出具體的要求，制度的變革的成為人口素質提高的必然要求。人口素質的提高，使人口的政治覺悟和政治要求提高，使人口的政治參与和社會參与的要求增加，當然也使人口的政治參与和社會參与的水平和能力切實提高，為制度變革的成功奠定社會基礎。中國的人口素質的提高正在給制度的重大變革提出實際的挑戰。
其四，也是國際的新形勢和新情況所要求的。當今世界，全球化成為潮流，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已成現實，任何壹個國家都不可能孤立於全球社會之外，中國也是如此。現在，中國與全球絕大多數的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與全球的絕大多數國家有著政治、經濟、科技和文化的交流。中國不但是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而且也是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國，而中國參加的另外的國際性和地區性的國際組織更是數不勝數。中國的國際貿易總量已居世界第壹，而經濟總量也是世界第二，中國在國際上有重要的地位，是世界上最關鍵的大國之壹，是國際社會的重要成員。壹方面，中國要以身作則融入國際社會，成為世界上負責任的大國，為和平和發展的世界新次序做出表率。另壹方面，國際社會也要求中國成為壹個全方位融入全球社會的責任大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領域的國際交流中贏得世界的認可和讚譽。現在，世界發展突飛猛進，這不但包括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而且也包括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的變革。
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開始，由於冷戰的結束，全球範圍內的快速發展和進步表明了這壹點。中國本身也是美蘇冷戰結束后的受益國，中國的發展進步與冷戰後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密切相關。中國的發展進步，壹靠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二靠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設，經濟建設由制度建設推動。而制度建設，即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的全方位的改革和建設，不但是國內的具體實際情況的促動，而且也國際的具體情況的促動。現在，中國面臨著國際社會的新形勢和新情況，制度建設，包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的全方位的改革和建設，成為壹個迫切的需要，這也是中國在現代化道路上的面臨的壹個挑戰。
其壹，上個世紀冷戰結束后的世界格局還在深刻變化之中。可以認為，現在還是冷戰結束后重大世界變革的延續，現在伊拉克問題、朝鮮問題、利比亞問題、古巴問題、敘利亞問題、伊朗核問題等等無不與冷戰相關。冷戰結束后，中國受到的影響還在持續。冷戰結束后，蘇聯解體、蘇東劇變，蘇聯分裂成了許多國家，東歐和前蘇聯的各個國家又在短時間內放棄了原來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開始實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政治制度實現現代化的轉型，言論自由、人權、憲政、多黨制、普選和國家權力制衡以及市場經濟等成為國家制度的基石。前蘇聯和東歐地區的政治制度的變革構成全球新壹波民主化浪潮。這壹波民主化浪潮極大地影響了世界的面貌，前蘇聯和東歐地區，甚至包括南聯盟和科索沃、伊拉克等等國家，都進入了西方式的民主化國家行列，世界的新次序因此建立。雖然，前蘇聯和東歐地區在政治制度變革之初出現了經濟的滑坡和人民生活的下降，但現在已經走上了正常的道路。中國作為世界上有重大影響的關鍵性大國無疑也不能置身於這種世界新次序之外，中國不能漠視這樣的世界新次序，中國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其中，特別要做好自己政治改革這個關鍵性的大戰略。在上個世紀90年代和這個世紀初，中國面臨的這樣的挑戰，至今，中國還是面臨著這樣的挑戰。由於中國在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方面進行積極的努力，經濟發展和人民社會的提高有進步，而在制度變革，尤其是政治制度的改革上壹直處在保守和就穩狀態。因此，中國的面臨的制度挑戰主要是政治制度方面的挑戰。
其二，中國作為壹個負責任的關鍵性的世界大國，要在全球事務中確立地位、受到尊重、贏得聲譽，就必須建立起壹個讓世界放心、讓世界滿意的現代化制度，這個現代化制度的核心是現代化的政治制度。這實際上是全球社會對中國的有意無意和直接間接的具體要求。當今世界，國與國之間的隔閡正在逐步消除，國與國之間的融合正在進壹步加深，這是國際社會的全球化的制度所促成的，也是世界科技發展和經濟進步所促成的，尤其是信息技術等高科技的發展所促成的。現在，全球化使世界日益融為壹體，國與國之間的實際影響力大為加強，國與國之間的交往更為密切，國與國之間的制度影響也日益加深，壹個國家與另壹個國家的內政外交對別國的影響力大為提高，壹個國家實行的制度的國際影響力極大提高，壹個國家實行的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都可能成為別國重要的國際交往的因素，受到極大的重視。國際法和國際慣例日益完善和健全，幾乎遍及社會經濟的全方位，而國際法和國際慣例成為國家制度和法治體系的壹部分也是壹個國家的基本國策。目前，在憲政、法治、人權等方面，全球通行成為潮流。中國現在實行的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與中國的實際情況有距離，與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差距，與中國民眾的實際需要有差距，與世界先進水平和具國際競爭力有差距。這些差距就是中國面臨的制度變革的挑戰。中國要立足於世界，成為世界的多極化中的壹個主要角色，則必須建立具世界先進水平和國際競爭力的現代化制度。這個現代化的制度需要中國的極大的努力。
具體而言，中國現行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在以下諸多方面存在如下壹些主要問題。
其壹，民主集中制的欠缺。
中國是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國家，從黨內到黨外，從底層到高層，民主的基本形式和內容都是如此。中國的民主集中制，實質是壹種較為封閉的間接選舉，是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與馬克思主義壹起從蘇俄和西方引進的，而與在美國和西方發源並擴散到世界的全民普選相對立甚至對抗。中國的民主集中制可以從中國共產黨成立開始算起，先有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然後就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主集中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主集中制可以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日算起。民主集中制在中國有著漫長的歷史，各個時期的民主集中制度，有各個時期的特點，但基本原則和基本內容都大致未有實質的變化。到目前為止，中國的民主集中制，在程序和形式上有壹些調整，在基礎民主上有壹些普選的改革，在高層和內部有壹些調整和改革，但總體還是基本保持原樣。現在，中國的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經濟達到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憲政和法治水平顯著提高，人口素質全面提高，人權制度基本建立，市場經濟深入發展，作為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的最本質和最重要的民主集中制面臨著巨大的挑戰，需要進行全面的改革。
首先，在公開和透明上方面，中國現行的民主集中制存在重大缺陷，與壹般的民主制度所必須具備的公開和透明的要求有很大的距離，不符合現在社會和民眾對公開和透明的要求，公開和透明的欠缺使民主在形式上存在嚴重缺陷，使民主的目標難以實現，需要進行徹底的改革。中國的民主集中制的封閉性強，存在暗箱操作的嫌疑，沒有作為民意實現的民主制度所應該具有的公開和透明。如侯選人的選前的材料公開，要向全社會公示，候選人的具體情況讓所有選舉人都充分了解，選舉的程序要在具體步驟和細節上公開，當選人的當選結果公布與眾，得票率等主要數據要經過法定的公證程序並公佈於眾。中國的民主集中制，尤其在縣市級以上的高層，顯得尤為封閉。壹般的黨員和公民對民主集中制的選舉過程和選舉細節壹無所知，完全由其選舉出來並全權代表其意志的代表或委員來封閉選舉。
其次，在民眾意志的集中和體現的程度上，中國的現行民主集中制也存在著較大的缺陷。民主的根本目的就是使人民的意志無遺漏地反映和表達出來，並且全部落實到制度和其領導人及其大政方針上面。其中，最根本的就是才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人大代表和各級選舉產生的政府領導人真正體現人民的意志，這些當選人真正是人民選舉出來的，不能因為民主集中制的間接選舉使他們與選舉他們的人民的意志相違背，要真正把國家的壹切權力屬於人民落實到實處。在西方來講，就是天賦人權與主權在民，在中國來講，就是人民公僕意識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憲法地位壹致。但現在，中國的民主集中制並沒有達到這樣的實際效果，中國的民主集中制由於其間接性，人民意志經過層層的集中，人民的意志集中到其法理上選舉出來的領導人身上就發生了極大的偏差，人民意志沒有真實實現。由於民主集中制是中國的憲法規定的，但同時民主集中制的具體的可操作的細則性法律法規並不完善。民主集中制的改革涉及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的修改和相應的法律法規的制定與落實。
再次，在候選人的產生過程和數量上，中國現行的民主集中制存在有著重大的缺陷。任何選舉，無論是民主集中制形式的間接選舉，還是普選或直選形式的選舉，都需要有候選人，而候選人的產生以及候選人的數量等等問題則是有相關的法律法規明確規定的。中國的民主集中制選舉，在候選人的產生上也是以內部和間接協商和議處產生為主，程序上比較封閉，缺乏公開和透明，候選人的產生比選舉本身更加封閉，這是很不妥當的，候選人產生的過程應該比選舉本身更加寬泛壹些，候選人的數量不能有實質的限制，候選人數量太多的話，可以初預選和多輪選舉。候選人的數量則往往很少，缺乏實質的競爭。現在，在中國的民主集中制選舉中，壹部分是數額較少的差額選舉，即以略多於中選人人數作為候選人，在選舉中僅使少數人不當先，這樣，大量的或者絕大多數的候選人均能被選舉成功。另壹部分，則是百分之百的選中，即等額選舉，僅在未過半數沒有對其投贊成票才會落選，否則即為當選。因而，選舉會成為壹種走過場的形式，達不到選舉的真實目的，即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從若干人選中選舉壹位成為正式中選人。
其二，人權制度的面臨的進壹步的重大改革的要求。
中國的人權制度也是壹個面臨重大改革的問題，在今後中國的發展中存在嚴峻的挑戰，這個挑戰主要來自於兩個方面。壹個是國內的環境，即國內的社會和民眾對現行的中國人權制度的進行重大改革的具體要求，由於現在國民的素質大為提高，思想開放和政治參与的進壹步增強，人權問題日益為壹般普通人所重視，人權制度的變革顯得必要，包括前述的民主集中制這樣的選舉制度在內，成為民眾的重要的訴求。另壹個是國際環境，即國際社會對現行中國人權制度改革和國際化的要求。人權問題依附於國家及其制度，但人權問題又會涉及到許多國際領域，尤其是當今全球化趨勢，經濟壹體化和社會開放與壹體化成為潮流，全球開放互容與壹體化不可阻擋，壹國的人權狀況以及制度對別國存在壹定程度的影響，即人權的國際化問題，國際社會甚至有壹種人權高於主權的論點。這種影響是相互的，當然，人權問題在具體的落實過程中，還是壹個國家的制度問題，人權需要制度保障和落實，沒有壹個國家的人權制度，就不會有人權，沒有壹個好的制度就不會有壹個好的人權狀況。
中國的人權制度的建設有著壹個複雜的過程。在過去，中國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沒有人權，只有社會主義的人道，即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在談到人道主義的時候，還要加上革命的概念，認為是革命的人道主義。在八十年代以前，尤其嚴重，產生於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法國的人權理念和制度被認為完全是資本主義的產物，與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壹起成為敵對產物，人權思想受到嚴厲的批判和禁止。八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的人權事業發生了長足的進步，中國的人權思想發生重大的變革，西方的人權的概念和思想以及若干制度被逐步認可並吸收進入中國的政治制度。現在，中國簽署和加入了不少聯合國的人權相關協議，國際化的人權制度被中國承認，並根據國內實際情況逐步落實，人權被寫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現在，人權的內容已經遠非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可比，人權的範圍超出政治權利的範圍，人的經濟和生活方面的權利也被廣泛吸收其中，成為人權的重要組成。在中國，經常將人權的內容分成生存權和發展權，以社會經濟發展和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作為人權進步的主要內容。而在政治方面的人權則較為嚴格地依據中國的政治制度來落實，相對來講，比較低調，同時，也是比較嚴格，如在言論自由等等方面。在憲法中，有關於社會主義人權的條款，像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與遊行自由以及私有財產保護、勞動及社會保障等與人權密切相關的條款，使中國的人權在憲法框架下有相當的保障。但憲法的人權相關內容與中國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相關的內容有明顯的衝突，人權條款落實有壹定的複雜性，尤其是政治性的內容。在民法等等法律法規中，也有大量的人權相關內容，對廣泛意義上的人權作了法律規定，使人權具有廣泛的可操作性，中國人可以就此實現自己的人權。
在國際上，人權理念以及人權的制度被廣泛地國際化，尤其是冷戰結束后，新壹輪的全球民主化過程中，人權被作為其中的核心內容，人權制度不但成為這些國家的民主制度的構築的出發點，而且也成為這些國家的制度和政策的主要目標。壹方面，是全球範圍內對人權，即西方的人權及其制度認同並引進落實的國家越來越多，這些國家還往往實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而民主制度的核心是以人權作為制度的生長點。另壹方面，越來越多的國家認同和簽署包括聯合國在內的主要國際組織有關的人權協議，人權理念和制度的國際化標準被越來越廣泛地認同。中國也是壹個對國際人權理念及其制度逐步認同和落實的國家之壹，現在中國對國際標準的人權有認同，也有所保留。中國對國際標準人權的認同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政治進步和社會進步的標誌。
其三，憲政和法治的低水平。
中國是實行社會主義法治的國家，憲法和法律體系已經初步建立，但是，與國內的社會經濟的實際需要以及國際社會的實際情況相比，中國的憲政和法治的水平還相當低水平，需要進壹步的改革和完善。中國的憲政和法治建設是中國未來的現代化制度建設的中心議題之壹。中國的現代化需要有現代化的制度，現代化的憲政和法治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
首先，中國的憲法至上的思想和實踐存在重大的缺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也是制定壹切法律的母法，但這樣的憲法至上的根本要求和目的在具體的實際中並未實現。第壹，在全體國民的教育、宣傳中沒有突出憲法中心位置，憲法的全面普及遠未到位。壹般的國民，憲法沒有成為自己遵紀守法的根本，沒有成為維護自己利益的法寶，沒有成為壹種安身立命的思想。在中國的中小學教育中，有關於憲法和法律的思想品德教育的進步內容，但並沒有以憲法為中心的法律教育，憲法至上的中心思想並未體現。憲法在壹般的中小學生心目中並沒有具備應該具備的神聖性，憲法至上僅有壹定的概念，憲法的核心內容沒有深入人心，沒有樹立憲法意識，沒有具備憲法基本思想。在高中以上的國家教育中，如在中國的高級中學教育、專業職業以及各類高等教育中，均有為時較長的國民思想品德教育，在其中也有憲法的內容的教育，但也沒有突出憲法的中心地位，憲法應有的權威和至高無上的地位沒有確立。在中國的宣傳輿論和文化宣傳與教育中，憲法受到壹定程度的尊重，但與憲法的國家大法的根本地位相比，還存在巨大的差距，憲法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僅僅輕描淡寫或平淡低調地處理。第二，以憲執政和以憲治政沒有充分到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沒有憲法至上的理念，在治國理政中沒有把憲法作為國家的根基，而放到中心位置。中國的最高層領導人也沒有公開表明自己為憲法效忠的思想觀點，中國的最高層領導人是依據憲法的要求以民主集中制的方式選舉出來的。雖然憲法是其權力的基礎，但缺乏以憲法為中心服務對象的基本思想。從憲法的實際內容來看，國家領導人以及地方各級領導人，在當選任職后，憲法就是其所有職責的至高無上的指導原則。但具體的實踐中，往往普遍存在黨大於憲、權大於憲以及人大於憲的情況，憲法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受到漠視甚至藐視。
其次，中國的法律的權威沒有樹立。這是憲法至高無上的的地位沒有落實到位的主要結果之壹，法律依憲法而生，也依憲法而存，憲法的國家和社會地位決定法律的國家和社會地位，壹個國家的憲政水平決定壹個國家的法治水平。現在，我國的法律體系已經具備，法律已經成為社會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基本準則，依法治國不但寫入憲法，有憲法的保護和法律的規範，而且也深入人心、深入社會，成為社會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基石。在具體的實踐中，依法治國甚至較以憲立國、以憲治國、以憲執政的思想更為進步壹些。但總的來說，依法治國與法律的權威性也與憲法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壹樣，沒有得到切實的尊重，現代社會所應該具備的法律的權威性沒有實現。在中國，黨大於法、權大於法、人大於法甚至錢大於法在相當範圍內存在。在中國共產黨的章程中，中國共產黨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以及黨員遵守法律都有明文規定，但在具體的實踐中，往往會出現黨大於法的現象。壹方面，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決定其權威性不可動搖，具體的落實過程中，則會存在共產黨的權威超越和壓過法律的權威。另壹方面，這是中國依法治國的歷史，或者說中國作為法治國家的歷史並不長，法律的權威性因此受到客觀的影響，法律權威因自身的原因而得不到尊重。
再次，中國的司法權威與公正還未健全。中國是實行法治國家是由憲法所規定的，實現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憲法的壹個規定。中國的壹系列法律直接規定司法機關的法定地位，其中最重要的壹條就是司法獨立。司法不受國家行政機關和社會及個人的干擾。中國的法院領導人，即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級人民法院的院長，都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並對他們負責，這也是中國司法獨立的制度保障。與法院關係密切的中國的檢察機關與法院體系壹樣，也是依據這樣的情形來構築和運行的。但是，中國的司法離應有的權威有相當的距離，由於司法權威的不足，司法的公正性也普遍受到影響。司法權威不足實質上是壹個人們可以普遍感受到的問題，這在壹般的民眾中這樣，在許多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中也是這樣。法院受到的影響力來自於政府和社會的各個方面，這與法院在國家政權中的地位有直接關係。中國的司法機關，即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其國家政權中的地位僅相當於國務院的部長壹級的水平，中國超過部長壹級的政府機構相當多，連省、自治區、直轄市壹級的地方最高領導的地位也與國家的最高司法機構的領導壹樣。中國的國家和地方的司法機關在中國的所有國家和地方的政府機構中的地位相當低，非常不顯眼。這與司法權威和公正的要求有巨大的差距。司法權威與公正不足的根源是司法獨立性不強和司法地位不高等有直接關係，而司法的獨立和司法地位的尊重需要有憲法的規定和憲法的認真落實來保障的，司法的權威和公正的力量來自於憲法。目前，中國的司法權威與公正存在的問題的根源在於中國的憲法至上和憲政的落實未到位。
其四，中國的立法機構的地位偏低。
中國的憲政和法治存在的嚴重挑戰與中國的整個國家制度有關，直接相關的就是中國的立法制度及其運行機制。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制度也面臨著現實的挑戰，需要進行全面的改革。
中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制度與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制度是中國的最高權力機構，選舉產生國家和地方領導人，任命決定國家和地方政府領導人員，也最高的和地方的立法機構，承擔包括制定和修改憲法和法律在內的立法職責，同時也承擔對從中央政府到地方各級政府的相應的政府以及最高人民法院與最高人民檢察院以及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級檢察院的監督。
從表面上看，中國的人大體系，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各級，權力很大，不但是立法機構，擁有全部的國家和地方的立法職責，而且還有對國家和地方領導人的選舉權與決定權。但從實際的情形來看，中國的人大體系，其國家權力並沒有被賦予太多，實際權力主要分佈在國家的行政機構國務院以及地方的各級政府，國務院和地方各級政府掌握著中國的中央和地方的全部的行政權力。
首先，在國家在制度設計的時候，賦予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直接職權少，對相應各級政府的監督權相當有限，僅有對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的壹府兩院的報告進行審議和通過，而且僅僅是每年壹次的監督，對於政府以及兩院的工作報告沒有進行自始而終的全程監控監督，對行政結構的監督相當有限。在國務院龐大的權力體系目前，顯得很少有權力，即所謂的橡皮圖章的實際情況。自從80年代以來，全國人大以及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權力情況雖有壹些變化，但僅僅是形式上更加規範，運作上更加的有序，具體的程序上更加公開和透明，但根本問題方面沒有實質變化。
其次，在人大及其常委會體系的運行機制上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職權也不得不處在相當有限的狀態之下。中國的最高權力機構和地方各級權力機構，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各級和地方立法機構的重要部分，是每年舉行壹次會議，在短短的幾天時間內，要作出科學合理的決策有難度，尤其是像對憲法這樣重要的國家立法事項作出代表全體人民意志的決策，嚴重影響立法的質量，也實質影響國家立法機構的職權。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為中國的最高的立法機構以及作為地方立法的人大常委會在運行機制上也存在許多問題，嚴重影響立法，使立法機構的地位顯得低下。現在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壹是人數少，全國人大常委會僅有人數170左右，不到200人，如此壹個13億人口的大國，壹個最高立法機構的人數顯然太少，嚴重削弱國家的立法機構的實力，使人大常委會的地位偏低。地方各級人大的常委會也是如此。二是人大常委會的組成人員的年齡太大，即所謂的退休政要俱樂部，多半是從原來的黨政機構退下來的人員。因為年齡原因，工作的精力下降，具體的工作能力下降，嚴重影響立法機構的工作，實質削弱國家立法機構的實力，使國家的立法機構的地位下降。三是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的產生也是中國立法機構地位偏低的根源。中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均以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選舉產生，首先，是以民主集中制的方式選舉產生全國人大代表以及地方各級人大代表，然後，在全國和地方的人大代表中間，以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選舉產生全國人大和地方各級人大的常委會組成人員。因此，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是間接的間接選舉產生的，離民眾的意志有兩級的民主集中制選舉步驟，容易產生偏差，全國人民的民意集中存在太過於間接的缺陷。這實質影響中國立法機構的權威性，使中國的立法機構的地位偏低。
其五，中國政治體制過分龐大。
中國實行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壹切，國務院及其地方各級政府均在共產黨的中央與相應的地方各級組織的領導下，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與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在中國共產黨的完全領導下，全國政協及其常委會與地方各級政協及其常委會也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人大與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系統和全國政協與地方政協及其常委會的權力相對較小，雖然全國人大與地方人大的常委會系統和全國政協與地方政協的常委會的組成人員的政治地位相當高，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和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的主任以及全國政協主席地方各級政協常委會主席均是與國務院總理與地方各級政府領導人同樣政治地位。其中，中國的國家政治權力主要集中在中國共產黨中央與地方委員會體系和中國國務院及其地方各級政府的手中，兩者構成中國的黨政體系。
現在，中國是是廣泛實行黨政兩層的制度結構，即從中央到地方各級以及在許多企事業單位中，均存在黨政兩套班子。這兩套班子組成中國的主要壹套是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上至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及其政治局與常委會，下至的各級的中國共產黨委員會及其常委會，另壹套是政府機構，上至中國國務院，下至地方各級的人民政府。
中國的黨政兩層機構存在過分龐大的嚴重缺點。首先，是中國共產黨的體系本身就是壹個龐大的體系，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均有壹個委員會及其常委會，下面還分設日常辦公的機構與各個職能部門，如秘書長、辦公廳局與宣傳部門、組織部門、統戰部門等，機構編製和人員相當多。其次，是國務院與地方的各級政府構成的中國的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級政府也是壹個龐大的體系，中國的政府，從中央到地方，部門多、人員多是非常突出的。再次，中國的共產黨體系和政府體系存在職能重疊的根本特點，中國共產黨體系與中國的政府體系都是壹壹對應的歸口關係，有黨必有政，有政必有黨，黨與政之間存在著領導關係，是黨領導政府，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的最實質內容和形式之壹。
中國政治體制的龐大，壹方面，是黨的體系和政府的體系本身的龐大，另壹方面，是黨的體系和政府的體系在職能上的重複與重疊。具體而言，壹個體制可以落實到職能和人事，龐大的體制有龐大的職能和龐大的人員組成。中國的黨政機構的職能存在過多、過細、過濫的特點，黨和政府管的事太多、太細、太濫，事無巨細，面面俱到，民眾與社會的自治自助水平相當低，該由民眾和社會自己處理的事情沒有讓其處理。在龐大的職能之下，與其密切相關的人員也自然而然就會十分龐大。再加上黨與政府體系的職能重複和重疊，機構繁多、人員冗餘成為中國政治的重要特點，也是主要的弱點。近中國黨政機構的副職壹項，就相當突出，如國務院的副總理以及與副總理同級的國務委員的數量是八位，如各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領導副職壹般在七、八位，這是相當龐大的制度。而在人大與政協體系內，副職眾多是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的普遍現象。中國政治體系內，副總理壹級的人員，即享受副總理的政治和社會地位的人員至上在八十為左右，而加上中國特色的退休或離休制度，中國實際享受副總理壹級待遇的人員數目則更加多。而中央的部級與副部級以及地方的省級與副省級的數目則大得驚人。其下的地廳級、縣處級更是如此。這些領導人以及眾多機構和部門的人員需要有國家和社會資源來維持和供養，國家和社會的負擔就比較重。同時，政治體制內的人員過多還會降低工作的效率，出現事倍功半的逆向效應。
中國政治體制的龐大還在於從中央到地方的層級過多的缺點。現在，中國從中央到地方存在中央即國家壹級，地方的省、直轄市、自治區壹級，地、市、州壹級，縣、市、區、盟壹級，鄉、鎮、街道壹級，壹級居委會與村自治壹級。除了居委會與村壹級外，均在黨、政府、人大、政協等整套班子，機構和人員非常龐大。在八十年代之初，中國在地、市、州壹級的政府是比較簡潔的，是省級政府的派出機構的性質，如地區壹級有專員等政府領導人簡單組成，不如現在這壹級已經完全成為壹級政府，機構、部門和人員也因此具備。
中國還有規模龐大、數目眾多的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這些單位也與包括黨組織體系、政府體系人大體系和政協體系在內的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的黨政機構壹樣由國家財政供養，即所謂的吃皇糧的，都是實際的國家工作人員，是中國政治體制中的人員。這些人員也是壹個龐大的數目，是中國政治制度的體制內的機構臃腫、職能龐雜、人員冗餘的重要組成。在未來的中國發展中，需要對其進行全面的改革，機構精簡、職能轉變、分流轉崗、提高效率等等是必要的改革方向。
中國的政治體制內的人員相當龐大。在當今世界上，這樣的龐大的制度體系不多，中國顯得比較突出。中國的政治體制的龐大是壹個嚴重的影響中國發展進步和現代化的的挑戰因素。
其六，經濟制度的嚴重欠缺。
中國的在過去的社會發展和經濟建設過程中，經濟制度的變革和經濟水平的提高是舉世矚目的，經濟領域是中國發展最見成效的領域，其中，當然包括經濟制度的建設。中國的經濟制度從完全的和單壹的計劃經濟逐步過渡到市場經濟是壹個既成功也有問題的過程，成功之處就是中國初步建立了與世界可以接軌的市場經濟制度，同時，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質量也獲得極大的提高，中國從壹個僅夠初步溫飽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到了壹個溫飽完全解決並初步走向具新興工業化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這些成績的取得是與中國的經濟制度和體制的改革聯繫在壹起的，到目前為止，中國的經濟制度的建設是相當成功的。但是，在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中國的經濟制度還存在著巨大的問題，即中國的經濟制度存在嚴重的欠缺。這些問題對中國的今後的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這些問題實質上就是中國在新的時期所面臨的挑戰。這些挑戰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壹，中國經濟制度的產權方面存在著公有產權和私有產權之間的不平等。現在中國的憲法已經明文規定了私有財產的保護條款，但是與國有財產的憲法保護的條款相比，有著明顯的差異，私有財產與公有財產顯得不平等。在中國的憲法中，規定公有財產具有神聖不可侵犯的性質，而私有財產則沒有。這樣在具體的法律措施中，也往往是會有這樣的情形，即公有財產和私有財產之間的不平等。在實踐的角度來講，極易造成法律面前的不公正情形，即法律落實在公有財產和私有財產面前是不公正的。這不利於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和中國社會的公正和公平。產權在憲法和法律面前的不平等當然會導致中國社會的不平等，尤其是會導致國家對個人的侵害，往往會將國家利益凌駕于個人利益之上，出現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的矛盾和衝突。而實際掌握國家或公有產權的人可以因此獲得優勢，有意無意地侵害廣大的人民群眾的利益，實質造成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造成人與人之間的剝削和被剝削。這不利於社會經濟的健康。
第二，中國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和三資企業之間的不平等。中國現在是多種產權形式的企業並存的經濟制度，所有的企業種類大致可以分為三類，即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和三資企業，雖然在所有的股份制企業中，均有大量的私人股份，私有成分在三類企業中的比例均有壹定的數量，但是從企業控股者的角度來看，國有企業的絕對大股東還是國家，私營企業和三資企業也大致相應如此。因此，這樣的分類還是有壹定的意義。現在，中國的憲法是承認中國的這三類企業的在國家經濟生活中的地位的，但是這三類企業在憲法中的表述是不同的，而且和公有產權與私有產權的關係壹樣，也是有壹定的差異的，差異的最大特點就是國有企業比較突出的優越位置。在這種憲法指導思想下，國有企業有著先天的優勢，在市場中有著高出其他類型企業的優勢地位，實質上就是壹種不平等的地位，與市場經濟所需要的公正與平等有著深刻的矛盾，對中國的經濟發展的相當不利的，實質就是從經濟制度上形成了經濟發展的不平等，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危害非常大。這是中國經濟面臨的重要的挑戰之壹。
第三，中國各經濟成分的比例問題。中國的各經濟成分，從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和三資企業這樣簡單的分類來講，有著比例關係，這種比例關係有著人為和政府行政廣泛影響，實際上存在非市場因素的深刻作用，與理應由市場決定的客觀要求有著巨大的背離，是不符合壹般意義上的市場規律的，阻礙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當然是壹個經濟的問題，是壹個市場的問題，也是壹個法治的問題，需要依據客觀的經濟規律和市場規律來辦，而不是以人為和政府行政來決定。比如，具體的國有企業的比例的大小需要有國有企業的市場的需要決定，需要國有企業在市場中的實際的競爭力來決定。國有企業如果沒有市場競爭力，在市場中遭到淘汰當然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其他的類型的企業，如私營企業和三資企業當然也是如此。現在，以非市場的方式決定這類企業的比例，那壹類企業的比例，是壹種明顯的錯誤行為，需要及時地全面地糾正。國家不應該對各類企業的發展及其比例作出硬性的規定。國家需要尊重市場和經濟規律。
其七，社會保障制度的薄弱。
中國是壹個制度遠未完備的國家，制度建設最為必要，也最具挑戰。在社會制度方面，中國也是處在初級階段，需要全面推進。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是中國制度的薄弱環節。
社會保障制度主要包括養老保障、醫療保障、失業保障以及社會救助等等方面的內容。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國也有社會保障制度，那就是勞保制度，但主要少數人口中有社會保障制度，即只有工人和革命幹部才有社會保障，而壹般的非居民戶籍和廣大的農民則沒有社會保障。工人的社會保障也局限於養老和醫療保障，沒有失業和社會救助等保障，那時候沒有失業的概念，也沒有社會救助的概念，社會保障也就無從談起。而壹般的非居民即農民則沒有社會保障的概念。
現在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八十年代以來，尤其是本世紀以來逐步建設起來的。現在，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已有壹個雛形。在養老保障方面，城鎮職工在原來的勞保制度上完善而成新的養老保障，加上了所謂的補充養老保險等內容，整個社會養老保障有實質進步。養老保障是退休制度的重要內容，即原來參加過正常工作且有壹定的年限的職工，在退休之後享受養老保障，即領退休工資，享退休待遇。在農村，也建成了有壹定待遇的養老保障，即全民養老保障。這就是壹般所說的基本養老保障。另外，九十年代以來，還逐步建成了社會自籌的養老保障，即利用保險公司等構建社會保障制度，就是社會保險。社會保險是社會個人行為，國家僅在制度和政策是予以必要的規範和監督，完全是社會個人的養老理財規劃，以個人的財力和喜好決定。在醫療保障制度領域，在原來的城鎮職工醫療保障制度上進行過眾多的改革，到目前為止，醫療保障制度還在改革過程中。在農村，則也建立了壹些保障制度，但力度有限，幅度也有限。農村正在建設的新型農村醫療保險，即新農保是中國全民醫保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農保惠及全體農民，新農保建設是中國的全民社會保障建設的良好探索，在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中具有特殊意義。在失業保障和困難保障等社會救助領域，也相當大的進步，其制度已初具規模，領取失業救助和困難救助的人數已達到了數千萬。
現在，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還處在相當不完善階段，在社會保障的復蓋面、力度、均衡性以及社會化等方面存在巨大的缺陷。
首先，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總體的復蓋面小，惠及的人口數量小，包括養老和醫療的基本保障、失業和困難救助保障、社會化的各類保險等，僅僅復蓋全國人口的小部分，大多數的人口未有社會保障復蓋，或者有壹定的社會保障，但力度很小。中國未來的社會保障制度必然是惠及全體人口的，現在存在的巨大差距需要在經濟發展、實力增強的同時進行社會保障制度的全面建設。
其次，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存在各類人口之間的巨大差異。在城鎮地區，有職工和非職工之間的巨大差距，曾經工作並有壹定的工作的時限的人口，有基本足夠的養老和醫療保障，而沒有工作過或工作年限少的人口，完全沒有或基本沒有養老和醫療保障。在城鄉之間，這種情形更加嚴重，壹般的農民基本沒有或完全沒有社會保障，與城鎮人口相比，差距也非常大。在窮人和富人之間，社會保障，包括養老和醫療等在內，差距更加大，富人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從社會上購買社會保險，而窮人則沒有能力購買社會保險，只能放棄或較少購買社會化的社會保險。社會保障當然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誰貢獻社會，誰就得益於社會，但作為社會保障制度則還要考慮社會的均衡與平等。因此，消除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平衡和不平等也是中國未來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重要內容之壹。
再次，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在國家各項社會經濟建設中的地位不夠高，與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建設相比，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存在明顯的落後。社會保障制度是壹項統籌性和平衡性的工作，以惠及面範圍內的人口的自身的財力和物力為根本，如果將財力和物力投之於其他領域，則社會保障制度就無法建設和運作。現在，中國的大規模的高速公路建設、大規模的高速鐵路建設、大規模的城鎮商住房地產建設，都要花費巨額的資金，規模過大就會影響社會保障的投入，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就會滯后。社會保障制度建設需要以巨大的財力和物力為基礎，任何加大中國的社會保障的投入是中國今後制度建設和經濟發展的重點內容之壹。社會保障也是壹項具有實質意義的社會基礎設施，要引起高度重視。以中國的現狀而言，這也是具有挑戰性的戰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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