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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認為：人沒有先天的東西，「人性就是階級性」，「全部人類歷史不是別的，就是人性的不斷改變」。反對費爾巴哈的「自然」人。馬克思說：「費爾巴哈把宗教的本質歸結於人的本質。但是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壹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這種世界觀認為人是利己還是利他是由經濟層面的所有制決定的，資本主義必然帶來自私跟損人利己，社會主義必然帶來利他主義與大公無私。

富人自然會認同資本主義，窮人自然會認同社會主義。事實上觀察中國社會就會發現，一個人會認同哪種制度是歷史社會條件造就的人格特質決定的，被中共狼性文化洗腦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流氓無產者普遍都是認同專制的極右派，這些人並不會因為自己不是佔有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就認同社會主義，這些人普遍把民主社會主義當成是邪惡的東西。

出身資產階級家庭的人也未必就必然發展成右派，那些因為在資產階級群體中缺少存在感 獲得感 自我實現，因為重商文化身心受到壓迫，深受基督教文化熏陶的出身資產階級家庭的人也有可能發展成左派，比如世界各國某些左派政治人物。

在批判亞當斯密《國富論》中的分工產生的原因「是利己心的緣故」的時候，馬克思說「利己心是壹個社會的、歷史的範疇，它隨著私有制的產生而產生」。這顯然違背現代生物學的基因自私原理，事實上即使在傳統單一專制計劃經濟社會，即使是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利用政治特權貪污腐敗享受特供的共產黨官僚依然是利己的。

一個人的自私程度以及是否會損人利己本質上是歷史社會條件決定的，一個人的人格特質是先天基因在社會文化氛圍 成長環境 社會制度 個人經歷的互動之下的產物。不同的世界觀造就的利己方向是不同的，追求物質利益是一種利己，追求自我實現也是一種利己。即使在傳統單一專制計劃經濟的社會裡邊，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損人利己的事情經常發生。馬克思認為先有私有制，後有私利的追求。

恩格斯在研究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時說：是利己心瓦解了原始公有制，而不是馬克思所說的「私有制帶來了利己心」。

事實上，「利己心」是人的本能，它與所有制毫不相干；相反利他主義是壹種後天的社會屬性。馬克思把人的本質歸結為壹切社會關係的總和，而社會關係又是生產關係決定的。根據這樣的邏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是公還是私決定了生產關係的性質，生產關係的性質決定了社會關係的性質是公還是私，從而決定了人的本質是公還是私；所以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決定了勞動者只能「壹心為公」，為集體的利益犧牲個人利益，搞共產主義的義務勞動。「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原則在邏輯上行不通。

從理論上看，如果無例外地每個人都奉行此原則，必須將利益出口到月球上去；在實踐上，壹部分人奉行此原則時，正好被另壹部分奸詐的人趁機得利。共產極權主義的實踐證明：公有制的建立根本不可能絲毫削弱利己心，沒有民主制度公有制會演變成黨有制，利己心反而帶來對名義上的公有財產的瘋狂地掠奪與瓜分。

事實證明，人的利己心不受所有制決定，不受「壹切社會關係的總和」決定，人的本質絕不是「壹切社會關係的總和」。至於根據經濟決定論衍生出來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世界觀根本不是普遍真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世界觀認為，一個社會存在怎樣的經濟狀態決定一個社會存在怎樣的社會意識形態，決定根據社會意識形態產生出來的政治制度以及政治思想 法律思想 哲學思想 文藝思想，事實上資本主義制度是經濟層面的事物，社會意識形態 政治思想 法律思想 哲學思想 文藝思想是精神層面的事物，民主制度是政治層面的事物，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意識形態跟民主制度沒有必然聯繫，實行市場經濟，實行私有制跟雇傭勞動制度的中國並沒有因為在經濟層面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就在政治層面產生出民主制度，就在精神層面產生出跟西方自由主義文化接近的社會意識形態，至於已經民主化的東歐國家，也不是因為之前在經濟層面實行了資本主義制度才民主化的，東歐國家民主化之前在經濟層面實行的是傳統單一專制計劃經濟，沒有實行市場經濟，這些國家在產生西方自由主義文化產生有利於民主制度存在的社會意識形態的時候在經濟層面還不是資本主義國家，中國境內的部份紅頂商人並不會因為自己在經濟上成為資產階級就認同民主制度，很多沒有移民美國，選擇待在中國的紅頂商人對於民主制度根本沒有概念，中國在經濟層面成為資本主義國家是因為在政治層面鄧右擊敗了毛左，是因為統治階級內部在精神層面發生了變化，鄧右思想擊敗了毛左思想。

綜上所述，經濟決定論是一種錯誤的世界觀。

在中國接受過黨國洗腦教育的人，學過馬列辯證法的人，應該都知道所謂的辯證法三大普遍規律，都知道什麼是質量互變規律 對立統一規律 否定之否定規律。質量互變規律認為事物的變化由量變跟質變兩個部分組成，量變是為質變做準備，質變是量變的結果。量變是原因，質變是結果。量指的是事物的規模與成都，質指的是事物不同於其他事物的本質。量變指的是本質不變的基礎上數量的增加或者減少以及位移，質變指的是事物的本質發生了變化。事實上質量互變規律並不是普遍規律，很多事情根本無法與質量互變規律相適應，比如用水桶接水的過程，這個過程符合量變的狀況，水桶裡邊的水的數量發生了變化，水在位移，可是即使水桶裡邊的水裝滿了，也不會產生質變，水不會變成黃金。可見量變不一定帶來質變，至於共匪走狗根據量變到質變的原理所宣揚的關於共匪統治中國時間越久，中國就會民主化的論述是荒唐的，一個國家是否成為民主國家取決於這個國家的社會意識形態裡邊是否民主思想佔據上風，是否存在有利於結束專制政權的歷史社會條件，比如人民是否普遍因為思想啟蒙具備了民主思想，比如歷史進程中專制政權是否為自己種下了禍根，比如權力鬥爭，比如與其他國家交惡，比如社會反抗運動是否激烈是否已經擁有實質衝撞專制統治的可行方法。水無論是被加熱還是被冰凍，水無論是變成水蒸氣或者冰，本質上還是水，只是從液態的水變成了氣態的或者固態的水了，共匪無論實行傳統的單一專制計劃經濟還是實行黨國資本主義，本質上都是運用共產專制剝奪自由民主的政治流氓。

至於對立統一規律也是荒唐的，對立統一規律宣稱，矛盾是事物內部或者事物之間的對立和統一及其關係，矛盾是同一性慾鬥爭性的統一，從而得出事物的矛盾就是事物的發展動力的結論。這種結論是存在邏輯陷阱的，這種邏輯陷阱讓已經確定性質的事物可以被靈活的定義，讓人可以用自己需要的內涵來定義，最後得出自己想要的結論。傳統思維方式認為矛盾本身只有對立性沒有統一性，可是在共匪走狗那邊就變成了既有對立性又有統一性的事物了，共匪的走狗在解釋共匪與中國人民之間的矛盾的時候，在解釋官民衝突的時候經常把不可調和的對立性的矛盾解釋成存在統一性的矛盾，比如他們會說雖然共匪迫害中國人民，可是共匪畢竟代表秩序，中國人民沒有被西方殖民者統治是共匪的功勞，然後用統一性否定對立性，事實上共匪與中國人民的矛盾只有對立性，因為畢竟共匪比殖民者更可惡，畢竟共匪殺的人遠遠比外國殖民者更多，而且本質上都是不讓中國人民充份得到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的統治者，中國人民被本國的共匪統治，還是被外國殖民者統治，都不會改變作為政治奴隸的本質。可是在中國就是有人會用對立統一的詭辯術為共匪辯護，對立統一規律根本就不是普遍規律，這個世界上很少存在互相衝突對立又互相依存互相促進的事物，中國人民不是離開了共匪就無法存活的一種存在，奴隸脫離了奴隸主就會成為自由人，被搶劫的人脫離了土匪就會得到生命財產的充份保障。奴役與被奴役之間沒有統一性，只有對立性，沒有奴役就沒有被奴役者，沒有被奴役者就沒有奴役，這句話是正確的，可是這句話不應該用來解釋奴役行為的合理性。雖然沒有共匪就沒有中國政治奴隸，沒有中國政治奴隸就沒有共匪，可是這不表示共匪奴役中國政治奴隸就是合理的，共匪與中國政治奴隸之間也是不存在共同利益的。雖然共匪與中國政治奴隸之間的奴役與被奴役的關係是奴役現象存在的必然條件，可是這種關係不應該成為反對中國政治奴隸反共的原因。

馬列辯證法還有一個所謂的普遍規律，也就是否定之否定的規律。否定之否定的理論認為事物需要經過肯定 否定 否定之否定的過程才可以向前發展，舊事物的滅亡是新事物產生的前提，新事物一定比舊事物進步。在中國基本上共匪的走狗會把否定之否定的理論解釋成論證共匪取代國民黨是一種進步的論述，事實上共匪比國民黨還要邪惡。所以否定之否定並非普遍規律，共匪消滅了國民黨並不表示中國就成為民主國家了。父親的死亡不是兒子誕生的前提，而且兒子不一定就比父親進步，中國民運人士裡邊有很多人的子女是親共人士，思想非常反動。麵包在中國的產生也並沒有讓饅頭滅亡，兩者完全可以共同存在。

馬列主義的辯證法要求別人要辯證的看待問題，看待人事物要全面的看待，一分為二的看待。這種世界觀在中國已經成為共匪思想維穩的工具，為共匪辯護的人總是要求別人不要只看到共匪的不好，還要看到共匪好的一面，從而為共匪找到奴役中國人民的統治合法性。

這種世界觀與人類社會的傳統道德觀念是嚴重衝突的，人類社會的傳統道德觀念都是善惡的看待人事物，是非的看待人事物，而不是凡是都一分為二，忽略現實層面存在的好與壞。

一分為二本來是形而上學的一種基本思維方式，屬於邏輯體系，在實際的應用中必須要有邏輯前提，必須在考察確定的事物的過程中才可以正確應用，否則就會產生反智傾向。正常的人類社會的倫理是建立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的，而不是建立在馬列辯證法的基礎上的，中國社會之所以是非顛倒 善惡不分主要是因為馬列辯證法的存在。

在馬列辯證法的毒害之下，中國把一分為二當成是辯證法的精髓，以為一分為二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標準，馬列辯證法成為作惡的人逃避責任的詭辯術。

馬列辯證法與傳統辯證法不一樣，傳統辯證法來自於黑格爾的意識形態，馬克思號稱他的辯證法來自於黑格爾，實際上馬克思的辯證法只是對黑格爾的辯證法進行斷章取義的產物。中國人談到辯證法容易把辯證法解釋成認為人類社會存在對立統一，矛盾雙方對立面互相轉化，通過量達到質變，否定之否定的進化過程的世界觀。這種對辯證法的理解已經成為專門為共匪辯護的詭辯術，談到共匪的罪惡，他們就說世界是對立統一的，中國人民跟共匪之間即存在對立性又存在互相依存性，雖然共匪迫害掠奪中國人民，可是畢竟共匪代表秩序代表穩定，如果共匪垮台了中國人民會成為西方列強的奴隸，所以中國人民不可以反共。而且有量變才有質變，中國的民主化需要依靠共匪在中國的長期統治，然後自上而下的完成。共匪可以推翻國民黨的統治，從否定之否定的角度看共匪代表的是進步，所以共匪統治中國是歷史的選擇，應該支持。

馬列辯證法忽略了黑格爾辯證法的最核心內容，也就是整體論的世界觀跟精神性宇宙觀。

黑格爾的主要著作邏輯學是對黑格爾哲學的世界觀的概括與總結，他的哲學在黑格爾辯證法的思維方式的統籌之下完成了本體論 認知論 邏輯學的完美結合，黑格爾的辯證法由整體論 一元論 宇宙生命論 層次演化論 宇宙全息論組成。

黑格爾的政體論把自然 社會 精神當成是一個整體事物的不同階段或者不同換屆，宇宙在整體上是統一的，它的實質就是絕對精神的自我開展與自我實現。把神與人類社會以及自然與精神看成是一個相互演化與自我實現的邏輯整體。西方社會存在信仰與理性的爭執，天國與世俗的對立，物質與精神的分裂，現象與本質的鴻溝，黑格爾認為這些事情都可以在辯證法的思維方式中得到解決。

黑格爾的一元論認為宇宙是一個整體，物質與精神並非屬於不同的世界，物質與精神是合一的。馬列主義認為的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對立，屬於二元論，強調物質屬於第一性，或者意識屬於第一性都是把物質與意識分為兩大部份的思維方式的產物。黑格爾的一元論認為物質是有意識的，意識是有物質屬性的，物質就是意識，與馬列主義的世界觀完全不同。

在一元論的世界觀的指導之下，宇宙被堪稱是一個具有精神性特徵的存在，在邏輯上表現為從存在到本質再到概括，逐漸顯示的一個精神性整體，這個整體的核心就是最後完全表現出來的生命性特徵，通過生命性的認識功能認識宇宙達到了把絕對理念的豐富內容完全實現出來的目標，也就是實現了自我認識。只有生命才有認識功能，黑格爾的世界把生命作為絕對理念的一個環節，讓生命和絕對理念成為宇宙整體的核心內容，把生命看作是宇宙的最根本特徵。

黑格爾的演化論在邏輯上分為存在 本質 概念三個階段，與次相對應的是邏輯學 自然哲學 精神哲學，這些不同的環節 不同的傑頓不是一種時間上的順序關係，宇宙在邏輯上包含著存在 本質 概念三個環節的全部，只是它在此時表現出來的只是某個環節的某個部份，宇宙自我顯現的程度與層次和時間的先後沒有必然聯繫，而是一種邏輯層面的層次關係，後面的邏輯環節也就是高級階段，包含著前面的邏輯環節也就是低級階段。高級的思維階段可以解釋低級的思維階段，低級的思維階段無法解釋高級的思維階段，這種思維方式與西方傳統哲學中認為的事物表現為時間上的縱向發展 逐步遞進的思維方式不一樣。

黑格爾的宇宙全息論認為事物的每一個階段都包含著他的全部，只是每一個階段顯現出來的狀態不一樣，不同階段有不同階段的存在方式。黑格爾的世界觀與東方哲學非常接近，東方哲學的主體與客體是一體的一元思維 認為萬物有靈的唯靈論 天人合一的宇宙觀 向下相容的層次演化原則和顯現原則 天人合一的宇宙全息論與黑格爾的世界觀非常相似。

東方哲學的思維方式認為天人合一，認為物質與意識是一體的，認為物質是有意識的，是有靈性的，宇宙是一個生命體，這種唯靈論與黑格爾的世界觀非常相似。東方哲學認為宇宙不但存在靈性而且和人一個有機的整體，在微觀層次上是統一的，不可分割的。東方人喜歡把天地人作為有機的整體來看待，天地人表示了宇宙德具體層次與具體環節，人與天地相感應，可以通過道法自然達到與天地合一，從而回到生命最初的本源。

既然宇宙是一個整體，那麼在這個整體中看待事物就要分層次的看，把每一個層次都堪稱是宇宙整體的必然環節和宇宙存在狀態的必然表現，另外一方面在宇宙整體中每一個層次都有高低上下的區別，高層次的物理規律包含著低層次的物理規律，高層次的物理規律可以制約低層次的物理規律，低層次的物理規律無法制約高層次的物理規律。

辯證法在西方經歷了三個階段，總共存在三種形態，分別是蘇格拉底的辯證法 黑格爾的辯證法 馬列辯證法，馬列辯證法並沒有完成邏輯學 本體論 方法論的統一。

蘇格拉底經常使用巧妙的對話方式，通過讓對話者在為事物下定義的過程中揭露他的語言邏輯矛盾，從而讓對話者不斷尋求事物的本質，最終在意見與知識中做出區別。這種對話方法的本質在於質疑，通過不斷的質疑和否定來尋求真理，後來蘇格拉底的這種對話方式被稱為辯證法。

後來黑格爾把辯證法的方法論發展成向對立面轉化，通過向對立面轉化形成現象或者事物的新階段的過程和途徑。黑格爾認為向對立面轉化的邏輯形式就是宇宙萬物的普遍運動規律。

馬列辯證法雖然在方法論層面繼承了黑格爾辯證的部份思想，可是卻在兩個最主要的部份篡改了黑格爾辯證法的核心精神與基本原則，在對立統一規律上把向對立面轉化的同一性原則，改成向對立面鬥爭的鬥爭性原則，從而建立階級鬥爭史觀，後來這種對立統一原則又被中國共匪的支持者發展成為共匪專制統治辯護的依據。把馬克思論述的資本家與工人雖然相互依存同時又是相互鬥爭的關係，顛倒過來變成共匪與中國人民雖然尖銳對立然後又互相依存所以不應該反共的詭辯術。馬列辯證法把否定之否定的原則改成事物從低級階段進化到高級階段的運動規律，從而得出共匪推翻國民黨統治中國存在進步性的結論。


黑格爾的對立統一學說揭示了事物在某一個思維階段包含著兩個對立面，這兩個對立面的關係是即對立又統一的辯證關係，可是黑格爾認為這隻是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消極理性階段，消極理性階段的下一個階段是積極理性階段，進入積極理性階段之後事物處於絕對的同一狀態，對立面會消除，整個概念會變得很清楚，所有的環節重新成為一個整體，從而達到自己對自己的完全的認識。對立同一關係只是人類處在消極理性思維階段的時候的事物顯現規律，一分為二的思維狀態屬於處在消極理性階段之前的一個環節，屬於比消極理性還要低級的知性思維的表現，也就是說一分為二隻是孤立的把現象分割為感性和理性 精神和物質 運動的和靜止的，抽象的和具體的，沒有看到合二為一的存在。

黑格爾辯證法的思維方式分為三個階段，三個階段分別為知性思維 消極理性思維 積極理性思維。認為事物在認識主體的頭腦中是孤立的，彼此之間沒有聯繫的思維方式屬於知性思維。認為認識主體意識到事物之間的聯繫，看到了對立統一關係的存在，以及矛盾體向對立面轉化的事物運動變化過程屬於消極理性思維。認為認識主體對事物之間的聯繫的理解繼續升華，超越了對立統一關係這個層次，認識到不同事物之間完全是同一的，不分彼此，從任何一個事物出發，到另一個事物之間的認識環節都是暢通的，甚至認識到認識主體和客體都是同一的，沒有認識主體和客體之間的區別，整個過程只是一種可以被稱為絕對精神的事物對自己的一個認識過程，也就是認識原來是絕對精神的自我認識和自我覺醒或者自我回歸的一個過程屬於積極理性思維。

知性思維的部份特徵被馬列主義定義為形而上學，馬列主義用形而上學表示與馬列辯證法相對應的思維方法，馬列辯證法不知道在黑格爾哲學中的思維方法不是對立的，而是分高低層次的，消極理性階段也就是對立統一階段不是辯證法的最終形態，也不能代表真正的辯證法。

共匪的辯證法的一個主要特徵就是處於知性思維階段的一分為二思維，就是強調絕對的把事物分為兩個方面來看待，忽略合二為一的狀態，讓別人的思維水平永遠保持在低級的階段，比如宇宙分為物質和意識，物質獨立於意識之外，強調意識要反映物質，否認天人合一的關係，瓦解人類社會的宗教信仰。要求別人看待共匪不可以只看到壞的一面，還要看到好的一面，否定別人合二為一的裁判犯罪事實的權利，為共匪建立維持統治合法性的邏輯依據。

馬列辯證法把辯證法當成是變化的同義詞，認為只要是不斷的改變，就遵循了辯證法的原則，讓別人重視改變的表象，忽略衡量變化好壞的價值原則，忽略探究變化背後的根源，讓別人把中國社會的變化的原因歸咎於自然的邏輯規律，讓別人認為共匪取代國民黨統治中國是歷史的選擇，讓別人誤以為否定之否定的變化過程，會自然的產生進步，認為社會的發展自然會糾正共產極權主義統治的錯誤，讓別人放棄搞民運放棄反共，讓共匪不受天命與道德以及民意與法律的約束。

黑格爾在講對立統一關係的時候，也就是思維處在消極理性階段的時候，一分為二與合二為一是不可分割的思維整體，是同時出現和存在的整體，這個整體在整體思維過程中在絕對精神的自我認識過程中處於中間階段，也就是即分且合的階段，中間階段的前邊的階段也就是思維的知性階段銜接的是分的思維，就是事物都是直接顯現的，孤立存在的，彼此沒有影響，與後邊的階段也就是思維的消極理性階段銜接的是合的思維，就是思維中的事物各個環節都已經連接成一個整體，各個環節之間的差別已經消失，它的內部達到完全的同一和清楚，而在這個中間階段也就是消極理性階段，思維狀態是即分且合，就是認識到事物即對立又統一，思維中的事物都是成雙成對的出現，這就是黑格爾辯證法裡邊的對立統一關係的真正含義。

馬列辯證法只講一分為二忽略合二為一，讓思維退化到知性階段，如果即講一分為二又講合二為一，意味著把二者作為對立統一關係的一對思維範疇同時講，意味著思維處在消極理性階段，如果思維可以跨越這個階段進入絕對的同一的狀態，不僅僅是第二階段中的合二為一的狀態，而是對整個思維階段的整合，意味著思維進入積極理性階段，此時才意味著達到了對事物的完全認識。

黑格爾的哲學是整體論的產物，他講的思維階段是針對人和自然同一的整體世界講的，因此結識了認知邏輯的普遍規律，任何一種邏輯規律都必須是針對一個特定事物的規律，必須確定一個研究的事物。

如果我們用系統來劃分空間，宇宙在任何一個層次上都被分割為三個部分，系統 系統的內部要素 系統的外部環境，也就是系統 要素 環境。宇宙中每一個層次的系統都可以作為我們研究和思維的事物，確定研究事物的過程可以分為外中內 上中下 前中后 左中右，在時間上可以劃分為過去 現在 未來，可見一分為三就是我們思維中的最初的邏輯步驟，因為思維必然是針對某一個確定的事物的，思維中產生事物的過程就是把時空一分為三的過程，因此一分為三就是思維的第一原理，也就是哲學的第一原理。

確定了事物才可以討論事物，我們必須知道別人所說的事情是針對哪一個事物而言的，如果兩個人對話不知道彼此針對的是同一個事物，雙方的邏輯自然無法在同一個領域運行，討論也就變得沒有意義了。在社會生活中每一個社會學的名詞都可以有不同的應用層次，而不同的應用層次就會形成不同的思想產品，如果沒有一分為三的思維方式，對話就容易產生混亂。比如民運人士與共匪的支持者討論民主，一旦民運人士說中國不存在民主制度，共匪的支持者很快會說，美國也沒有民主制度，美國出兵攻打伊拉克就是專制。顯然民運人士講的民主制度指的是國家內部的政治制度，共匪的支持者講的民主制度指的是處理國際關係的具體方法，共匪的支持者把民主制度偷換概念變成處理國際關係的具體方法，讓討論不斷的轉移實質的目標，讓討論喪失邏輯的理性價值，讓討論的事情失去原本的意義。

在法庭上法官審理案件的時候，一個罪犯如果以自己曾經是一個好人做了很多好事作為理由要求法官一分為二的看待事情，要求法官不要只看到他的罪行，還要看到他好的一面，要求法官不要追究他的法律責任，正常的法官不會認同這種馬列辯證法的觀點。

如果我們在時間上一分為三把罪犯的一生劃分為三個階段，犯罪之前 犯罪過程 犯罪之後，對於法官來講法官裁判的是犯罪過程的性質，根據犯罪過程的好與壞合二為一計算罪犯應該承擔的法律責任，比如一個罪犯參与了刑事犯罪，確實存在搶劫行為，可是因為自己是被別人威脅才參与搶劫行為的，在搶劫的過程中存在消極怠工的行為，犯罪過程結束之後有感到後悔主動自首，法官確實可以對罪犯進行一定程度的減刑，可是絕對不可以根據搶劫行為發生之前罪犯的行為對罪犯一分為二，因為搶劫之前他是好人，所以搶劫過程就可以忽略不計了，法官如果沒有一分為三然後一分為二再合二為一進行判決，法官的判決顯然是違反公義原則的。

對於共匪的審判，在邏輯上是很清楚的，因為研究德事物是共匪對中國人民的犯罪過程，共匪的犯罪事實早已經被中國人民的苦難證明，欠缺的只是對共匪追究責任。共匪統治中國人將近七十年，這裏邊包含了大量的犯罪過程，運用一分為三 一分為二 合二為一的思維方式，先劃分犯罪之前也就是迫害行為發生之前 犯罪過程也就是統治中國的過程中的犯罪過程迫害的過程 犯罪之後也就是犯罪過程結束之後的態度，然後再一分為二的看待犯罪過程中的好與壞，最後合二為一進行衡量，針對每一次犯罪過程進行分析，基本上共匪在每次犯罪過程中都不存在被迫因素，都是積極主動的，所以根本不存在一分為二再合二為一的基礎，共匪在犯罪過程中只有積極作惡的壞處，沒有因為被迫作惡所以消極怠工的好處，而且犯罪之後沒有悔意，所以可以直接認定共匪屬於罪大惡極。

對於共匪的統治中國的過程即使再怎樣一分為二 合二為一共匪都是罪大惡極的，共匪終歸是要受到審判的。

理性的人應該明白正常邏輯規律與價值規律，邏輯規律就是自然規律的表達就是哲學規律，是抽象出來的普遍規律，包含了自然和社會的全部現象的共同屬性。邏輯規律在社會生活中體現為社會測量，它滲透在社會測量的過程裡邊，為社會測量提供理論和邏輯依據，社會測量就是社會生活過程中的邏輯判斷，通過社會測量人類可以獲得基本的社會事實。價值規律是人類社會根據事實判斷好壞權衡利弊的社會衡量過程，價值規律支配著人類對自身行為的道德評價與人類對於自身行為以及其他人事物的評價。價值判斷遵循的基本原則是普遍人性的原則也就是判斷好壞與有理性原則也就是權衡利弊為依據，人類對自身行為的好壞與善惡的評價屬於道德評價，依據的是普遍人性的原則，對於其他人事物與自身行為的原則與取捨屬於有理性評價。人類社會所遵循的基本規律首先是價值規律，也就是價值判斷的過程中體現的基本規律，不是邏輯規律，價值規律與人類社會可以直接相互作用，通過價值規律人類的社會生活才可以與最抽象的邏輯規律銜接。人類的社會生活 價值規律 邏輯規律三者之間的正常思維流程是不可以混亂的。

比如一個人喝完礦泉水之後把瓶子扔在地上，後來瓶子被另外一個人撿走用於資源回收事業，對於瓶子本身來講，確實是存在一分為二的，即存在有用的方面又存在無用的方面，把瓶子仍在地上的人選擇了瓶子的無用性，撿走瓶子的人選擇了瓶子的有用性，衡量一個事物是有用還是無用對於人類來講不屬於邏輯判斷，而是屬於價值判斷，人類社會普遍使用的衡量有用還是無用的原則是價值原則而不是一分為二的邏輯原則，如果用邏輯原則來衡量，扔掉瓶子與撿走瓶子的人都是偏激的人，因為他們沒有一分為二，沒有同時看到有用性與無用性。有用性或者無用性不是根據邏輯的標準來衡量的，而是根據價值的標準來衡量的，用錯了觀測手段與觀測體系會產生錯誤的結論。衡量共匪的好壞需要運用價值判斷，無需一分為二的邏輯判斷，共匪的存在無異於增進中國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均富，共匪的存在對於中國人民來講是有害的。

人類在價值判斷中生活，價值判斷為人類提供生活的原則和目的，另外一方面，在正常的價值判斷的體系中，道德評價高於有用性評價，比如不可以因為覺得搶劫對自己有利就認定搶劫行為是好的，價值判斷中的有用性不可以替代人權原則，共匪宣揚的價值判斷忽略了人權原則，認為為了穩定就可以隨便迫害別人，這種價值判斷顯然不是正常的價值判斷。

正常的人類社會運動的是正常的價值判斷，在不違反人權原則的基礎上衡量選擇對自己有利的人事物，取捨對自己有利的社會行為，在人權原則的基礎上使用價值判斷建立社會倫理與社會秩序。

辯證法中的一分為二的邏輯環節是邏輯規律的體現，一分為二無法凌駕于價值判斷之上，不可以成為專門為罪惡辯護的依據，對於犯罪事實進行價值判斷是社會公義的基本表現，共匪的辯證法恰恰否定了社會公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