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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羅祖田

先說件往事。那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因工作與壹位老革命結成了朋友。契因是關於壹部小說的續集如何才能獲得通過而出版，他對此提了不少建議，特別告我如何打擦邊球。

我原以為他即使全拋官腔也會謹慎用詞，自當感謝他的開誠相待，便感慨：「妳不但讓我開了眼界，而且讓我見識了妳的本色。」。

他說：「整整二十年，我在壹個鬼世界打滾。」。
他意猶未盡，又說：「會要壹代不如壹代的，我看不見剎車的可能。

結合這位長者的宦海生涯，我無須懷疑他的至情與無奈。他先前走的路子我不清楚，但我已知此前二十年他的宦海沈浮。他曾是林彪當紅時的軍隊總政治部屬下的壹個二級部長，林彪倒台，他遭株連。兩年後，他得到解脫。粉碎「四人幫」，蘇振華挑了壹百多人，隨他前往上海接管各個部門權力，長者是其中壹人，很快做上了上海市委常委。不久，他又被審查，疑他是「四人幫」的人。審查仍無據，被貶去內地我所在的省的省委掛個閑差，部級級別和待遇不變，但再無實權。


他所說的在鬼世界打滾，無疑是指在中共權斗場被絞肉機無情地拋上擲下，面對人心叵測的防不勝防。聽話聽音，後者予他刺激更大。

再說壹事，不久后張愛萍的類似感慨，使我更加相信他們不像是發泄個人恩怨。張愛萍針對的是官樣文章，文革悲劇是極左路線所致。他認為人的品行這個因素很重要也要談。因為制度是人定的，人的太過卑劣品行不可以都推往制度，路線上去。

我以為這位前國防部長壹樣屬於心靈遭受巨創后的痛定思痛。極力為路線，制度辯護，避談人的個人行為，多為御用文人工作。當然為大局著想，多數老軍人也會注意場合，約束感情。張愛萍的真性情，類似於彭德懷，是出了名的。

這就於無形中反映了壹個嚴酷事實。中共以及紅朝百年間的嗜血成性，對外人不留情對自己人壹樣不留情，避而不談行為人的品行因素，只能是整體素質太過卑劣，卑鄙小人太多。前者講出來太損自家顏面，後者人數太多想究責也究責不過來。尤其究責之劍指向已死的人和倒霉蛋可能後患不大，能夠指向正在台上的權貴人物嗎？

然而，對壹場又壹場的驚天浩劫中的作惡者，對改開中瘋狂掠奪國資民財的盜國賊，甚至對那些完全信口雌黃的黨的宣傳官員，只追究其時代背景以及他們作為執行者的從屬責任。今天的時代是不夠的，將無助於打倒極權后提高這塊痛苦土地的認識，也無從伸張正義，因為對那些反人類者，不可以談和理非。否則，紐倫堡軍事法庭上確立的新準則，「良心是最高法律」，就說不通。以色列迄今仍在追捕法西斯分子的行為，也就不免以暴易暴之嫌。

事實上，紅朝七十年犯下的滔天罪孽，首因當然是它的權力架構，指導思想，制度，規章。其眾多行為人的極度蔑視良心，任由獸性作祟，其對受害者的傷害，對社會生活的毒化，不可以不談。環境與獸性有密切聯繫，但非具體個案上都屬於必然關係。例如槍決張志新的前後，執行人並做不到拒不執行，這是制度問題。但制度並未規定壹定要使用那種兇殘方式，採取那種兇殘方式的人也未必就能因此陞官晉爵。堅持那樣做，首先就是獸性壓倒壹切的問題。這樣的人，制度與品行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孰輕孰重？

進壹步說，中共格外強調政治當然是取經于蘇俄的制度使然，但中共從不講道德底線卻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此種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推向極致就成了自己的特色。猶如從鴉片中提煉海洛因，放大的效應可以驚人。今天，中共制度與權貴們品行的關係，恰如鴉片與海洛因的關係。

當然，這有壹個過程。

我個人以為，陳獨秀時期的中共不失為壹個理想主義政黨。那批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很多人有心解救積貧積弱的中國，不忍心看著幾億人在愚昧與貧困之中掙扎，並不假。他們由信奉歐美的民主，科學生活方式改為信奉蘇式馬列社會主義，也有其時代性的壹面。在二戰前那個時代，列強奉行的乃是，也只能是很冷酷的強權路線，整體上談不上同情世界勞動者的苦難生活。蘇聯社會主義表象上改造現狀的高效率，不由難識真情的人不耳目壹新。既然那會兒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各有所長又各有所短，他們嘗試用另壹種方式救中國，主觀上的動機不能說成邪惡。

這批小資始料不及的是，莫斯科要的是奴役世界，包括中國，它用盧布包養了中共，便有權命令中共隨它的鼓點起舞，不容理想不服從現實政治。這不僅僅是陳獨秀個人的悲劇，也是那壹代建黨人的悲劇。

故事繼續發酵。莫斯科對國民黨和共產黨本來是同時投注，壹度對國民黨的期望高於共產黨。孫中山去世后，組織結構本來鬆散的國民黨快速分化，親俄派漸趨下風。就是他們，親俄也屬於傍大樹，關注的主要是槍和錢。汪精衛與蔣介石的權斗足以說明問題。相應地，此情況自然會逼迫莫斯科二選壹。它不可能讓投資全部打水漂，國民黨靠不住了，只能把注都投給共產黨。此舉既不可能容於國民黨的右翼，也不可能容於汪精衛集團，直接加速了寧漢合流。

從國家利益上講，國民黨反共，清共勢在必行，否則無從阻止蘇俄對中國的滲透，蠶食乃至鯨吞。就中共而言，卻不免成了蘇俄的犧牲品。我以為陳獨秀洞察到了這二點，所以他不支持中共武力報復。然而，化解仇恨是需要時間的。具體地說，中共此前仗蘇俄之勢大鬧農會，工運，實屬矯枉過正，幼稚又狂熱。但國民黨的清共也明顯地擴大化，例如湖南馬日事變的濫捕濫殺，較之矯枉過正更加過分。這壹來，中共的武裝反抗就有了悲情成份。而任何時代，弱者總是易於博得同情。

既有蘇俄支持，中共上層那些紅了眼睛的小資也就不再理會陳獨秀的「右傾」。而壹旦走上了武力反叛這條路，就成了不歸路，要麼成功，要麼死亡。似可以說，中共告別理想主義，應自此時始。

告別了理想主義，壹應考量就需要服從，也必須服從利害關係，意味著要成功，就得不擇手段。但不擇手段不等於盡拋底線，二者還是有點區別。不幸，此二者到了中共手裡，卻是沒有壹點區別。例如，為錢而綁票自是不擇手段，勒索到手錢后又撕票就是盡拋底線。中共玩的總是后壹手。

中共越是盡拋底線，內心就越恐懼，當然是追隨者越多越壯膽。於是只要跟著共產黨走，休問他們素質，品行如何，是人還是鬼。此壹光榮傳統直到今天仍在發揚。本來，任何壹場社會運動，魚龍混雜在所不免，但太過不分良莠，後患就大了。偏偏中共上層受莫斯科影響的那幫人，居然把階級出身等同於素質和品行，於是隊伍擴充的同時，很多土匪，慣竊，流氓無產者，投機取巧客，等等，便搖身壹變。事兒不止如此，這類人人數較之加入共軍的樸實農民雖不佔優勢，但他們的見風使舵，巴結，奉承，唱高調的能力卻非樸實農民可比。他們只要愛黨，出風頭的概率相當大。

我以為中共結構成了「三合壹」，應自此時始。三分之壹是中共上層的小資們，人數在比例上已很小，但也仍舊控制著話語權，三分之壹是愚昧農民，人數佔了大頭，被綁架后又沒了退路，只能隨波逐流。另外三分之壹便是各式「積極分子」。很大程度上，各個肅反運動中枉死的紅軍指戰員，就是「積極分子」促成的。生理上的承受力總是有限的，幾個人受得了無所不用其極的逼供手段？而中共隊伍里的「積極分子」，嗜血上從來就是無師自通，樂此不疲。再者「積極分子」賣了力，是要回報的。這類人壹旦有了權，更大的惡性循環就開始了。

此時的中共隊伍仍需要擴充，這類人的革命積極性就更不容打壓。如果說他們執行了「左傾」路線，那麼錯在上層，不在他們身上。可是共產黨上層怎麼會錯呢？要上層尤其要領袖認錯，只能是局面爛的無以為繼，或領袖被轟下台的事兒。

中共所謂的「左傾」總是沒個完，總是左比右吃香,相當多場合，品行比制度更起作用。

不過，中共此時的種種鬧劇，整體上還是制度問題。標誌之壹便是上層小資仍掌握著話語權。這從毛澤東此時的幾起幾落上看得出來。當然，從知識，見解上說，毛澤東也是小資。但從品行上看，毛澤東就只能是梟雄。

中共的逆淘汰機制發揮了重大作用，首先反映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的霸道性格，專斷作風，擅長權術，勃勃野心，上層諸公並非不知。但此時保命要緊，哪還能顧得了以後。而要保命，也就是「挽救黨和紅軍」，此時非毛澤東不可。而待到毛澤東果然不負眾望，使紅軍有了再生希望，再欲約束毛澤東的低劣品行，既不合時宜也無必要了。此事何嘗不是天意，要讓尊尚明君英主的漢文化把刺激嘗個飽。

延安整風是第二個反映，毛澤東成了中共成立以來第壹個名實相副的獨裁者。這裏面固然有戰爭時期需要專斷的理由，但沒有證據表明中共上層將此專斷制度化為權宜之策。相反，聰明人比賽起了擡轎子。劉少奇賣力吹捧毛澤東思想，周恩來時時看毛澤東臉色行事。前者為了陞官，後者為了保位子。上層尚且如此，中下層怎不跟風。此事既表明了康生領導的中共特務機構的可怕，也表明了匪幫習氣在中共直達上層的蔓延。無非形勢的好轉與戰場捷報頻傳，轉移了太多人的注意力，不覺得反常罷了。然而匪幫習氣在中共內部勢已既成，現代政黨應有的素養于中共也就越來越遠。

男女關係的強迫從側面見證了中共由政黨向邪教組織的轉化。當時，那些投奔延安的女學生，既有救國願景，也有浪漫情懷，但多數人並不樂意由組織指定與包辦婚姻。但是，進了革命隊伍就由不得她們了。她們感情上的空白，痛苦，唯有天知，地知，自己知。無非生米煮成了熟飯，有了兒女后需要為兒女著想，也就只能把肉體和感情獻給革命的祭台。突出如江青與葉群，可謂連後悔成為政治夫妻的權力都沒有了，幾個世人理解她們？

理論的貧血，反動，也是中共走向墮落的壹個重要原因。自抗戰勝利直到文革結束，中共壹直打馬列社會主義招牌。頂層的幾個大佬需要有塊虎皮披在身上，大量的中上層官僚卻信以為真。這些人壓根兒就鬧不懂共產學說的壹時合理性與久遠反動性各在何處，只知人云亦云，況且不去人云亦云還不行。因為任何不合最高心意的獨立見解，只要領袖有所表示，壹定會招致群起而攻之。本來就整體素質低劣，逆淘汰機制又使宵小得勢，坐大，哪裡還容得下獨立思考來發言。

認為中共漸成邪教，紅朝已成恐怖朝代和犯罪時代，中南海已由匪幫盤踞，或許形態上有誇張成份，性質上實非惡意攻擊。

誠然，中共建政后約有十幾年時光，整體上共產黨員這個稱號的形象並不孬，不乏其人甚至令人肅然生敬。之所以出來這個奇觀，其實原因簡單。壹，中上層的相當多人鑒於江山來之不易，尚未被勝利沖昏頭腦，對水能載舟亦能復舟予以了相應地重視。這方面毛澤東強於多數帝王。他被舊文化深深影響的無知工農視為「大救星」，至今擁有「毛粉」不是無緣由。二，淺薄的知識界大肆為「新社會」歌功頌德，相當多人為了名與利，不惜違心粉飾生活，進壹步影響了世道人心。例如那些名聲顯赫的知識精英對胡風的無情討伐，僅僅是個認知問題？天曉得。三，那些品行卑劣之徒面對鮮花，讚歌，為了顯示自個的正面形象，紛紛裝模作樣，四，隊伍的迅速大擴充，確有相當健康力量加入，沖淡了新王朝猙獰壹面的色彩。

然而，紅朝上世註定了短命，源自這幾點。壹，集權才有效率的組織結構決定了它需要走向獨裁，二，毛澤東嗜權勢如命和欲與天公比高的野心，逐漸容不下任何不同意見。三，指導思想的反動要變身為真理，不但需要盲從，而且需要大量積極分子身體力行，這就為積極分子和只有成為積極分子才有光明前途，掃除了論資排輩的壹些障礙。這類卑劣小人雖未必馬上進入上層，但逐漸佔據中層成了不可逆轉。四，當此三點成就大氣候，便成誰也回天無力之勢，毛澤東也不例外。事實上，毛澤東發動文革，便有要求中共永葆青春朝氣的考量。他當然是為了紅朝的千年大計和為了實現他改造世界著眼，但無論他持何動機，引發的大反彈既超出他的意料，也超出他的控制力。

那麼，中共若無毛澤東或毛澤東建政初期駕崩，紅朝情況就會大好轉么？我以為情況有所好轉是大概率，但根本好轉無可能。這方面倒是要著重談制度。今天的習近平就是壹個很好例子。休說換在民主國家了，就是紅朝，他若無紅色血統，就其才德，不準終身是個小村官。但是紅二代需要壹個主演，這個主演演技差沒關係，只要他能牢記初心。

我個人相信，中共及紅朝完成「化繭成蝶」，關鍵壹步是1959年的廬山會議。毛澤東打倒彭德懷，至少也是再演舊式皇朝的狡兔死，獵狗烹。中上層權貴可以不懂馬克思學說，卻不會不懂歷史典故。他們屈從於現實，反映的不只是個人的眼前利害考慮，還有中共整體素質的開始爛下去。這點相當重要。因為不沈默不屈服，壹定會馬上招來同僚和下屬的群起而攻之。什麼要顧全大局，要維護黨的團結，等等，辯詞罷了，蒼白無力。

此情況意味著從此以後紅朝的行為，不再是制度主導的產物，而是反動制度與黨官們的卑劣人品共同主導的產物。時而互為因果，時而反因為果。事實上，縱觀十年文革的演進，中共絕大多數各級黨官的表現，在台上則如狼似虎，鎮壓階級敵人絕不手軟，倒霉時候卑躬屈膝，檢討書上任什麼自污的話兒都講得出來。並不比監獄里那些刑事罪犯的表現，來得有品位。有理由相信，這也是中共不願對文革研究開禁的壹大原因。

往事不堪回首，把戲全穿幫，中共不得已搞起了改革開放。四十年改革開放走到了今天想不到的地步，癥結就在於是建立前述基礎上，不但權力構架，基本制度不變，而且人事基因未變。當年的八大遺老，還有陳獨秀時期中共小資們的氣質嗎？由他們招安的眾多知識分子，到底有多少人具備當年投奔延安的知識人的獻身精神?原因簡單，前者從絞肉機逃生后，把壹切都看破了，後者自知無力扭轉大勢，只能由麻木而沈淪。

更可怕是艾滋病毒廣泛傳染給了紅二代，官二代。如果說他們的父輩多屬於無知和兇狠，他們的知識則用於了陰險加貪婪。他們的表現特別是惡毒地視普通中國人為劣等人，便是對各界精英，也無非是利用，盡人皆知，就不多說了。

這與紅朝從上世到中世再到末世的宿命也是高度吻合的。紅朝無從掙脫宿命，這與它死亡后中國將會怎樣，是兩回事。今天紅二代，官二代多數人的卑劣品行，不但加劇了官場的糜爛，而且發酵了各行各業的潰爛。後者反過來又促成了前者對現實的無奈。縱有改革弊端不再犯罪的好願望，好措施，也只能空轉。因為說到底靠人去執行。例如反腐和掃黑，腐敗分子反腐，黑惡分子反黑惡，只會成為笑料。這壹來中共就只能靠大擴容來擴大統治基礎，希望藉此沖淡血液里的毒素，殊不知黨官越多，黨身上的毒素越多。因為舊毒素未見淡化，新毒素又來了，使得黨的免疫力愈低。要解決此問題，除非這個9000萬人的黨，大換血精簡為幾百萬人，只是這樣壹來又同樣要命。等於拆掉了房子只剩下地基，它還有能耐再建新房嗎？

中共整體上素質如此低劣，也有人性原因更有歷史原因，後者便是過時文化與十九世紀以來積貧積弱現實的作用。千年的荒謬種下的苦果，全遷怒於後世埋單人是不對的，但很多埋單人明明犯了罪仍舊心安理得，就壹樣不通了。進壹步說，中共作為犯罪組織，不等於所有組織成員都參与了犯罪。便是犯罪者，罪行也有不可寬恕和應予寬恕之區別，當然，寬恕的前提之壹是他們少不得羞愧與懺悔。

壹句話，壹個由反動制度和由無數小人進化的犯罪分子主導的紅朝，今天仍能招搖撞騙，得益於官場糜爛引發的社會潰爛，僅僅清理社會腐肉就需要時間，得益於驕傲的歐美政客對中國情況的曾經想當然，加上華爾街要分贓，不惜對中共大輸血，這已經是上天給予紅朝的開恩眷顧了，但是上天絕對不會總是對紅朝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