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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彭小明

2019年十月四日香港特首以緊急狀態的名義繞過立法會頒布禁止蒙面法，不僅沒有停止香港市民的抗議，反而更加引起了國際輿論的反彈。其中也有壹些議論，認為歐美國家也有禁止蒙面的法規云云；尤其論及德國的禁止蒙面法。對此，僑寓德國的我們應該加以冷靜的澄清。

德國議會的確是在1985年通過了相關的禁止蒙面法規Vermumungsverbot。法規的實行是有利於國家和社會的安定的。但是必須指出的是，德國（奧地利、瑞士、義大利等國相繼仿效）實行這樣的法規是有它的犯罪環境和法治基礎的。世界兩大專制政體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都在德國歷史上留下過血腥的殘跡。德國又接納了大量穆斯林難民，民族和宗教的衝突也給德國留下了社會和思想的影響。這些因素導致了德國社會中大量的政治動機刑事犯罪。前科累累的紅色旅RAP、毛派等極左派和NPD、Republikaner等比選擇黨Afd 更右的新法西斯黨派，還有穆斯林極端恐怖分子，歷年造成過驚天血腥的殺傷。

特殊的犯罪環境

紅色旅是1971年到1993年期間德國的極左派恐怖團伙。組織嚴密，行動詭秘，訓練有素。他們組織謀殺、綁架、刺殺、爆炸和街頭或入宅暗殺，槍法精準，手段殘忍，被害人涵蓋聯邦檢察官，駐德美軍官兵、著名銀行家、工業巨子、僱主協會主席、海關官員、銀行董事長和政府高管，還有連帶傷亡的普通警察、汽車司機和家庭婦女。紅色旅的暴行給經濟起飛的德國社會帶來了嚴重的威脅。此外，德國還有極右的新納粹恐怖團伙。由於歷史、地緣、社會、宗教和種族的原因，德國存在著仇外、反猶和反穆斯林等多種極端主義的組織和個人。他們製造的暴力事端也威脅著德國的社會治安。1993年五月發生的索林根仇外德國青年的縱火案，造成五名土耳其女性喪生，其餘十四人傷病殘疾的悲劇。由於德國依照基本法接納外國難民，引起右翼極端分子的不滿，他們不僅殺傷庇護申請者，燒毀難民營設施，而且對壹些依法執行庇護工作的各級議會議員、市長或警察施暴。例如2016年十月在法蘭肯地區壹名自稱是「帝國公民」右翼暴徒竟開槍殺害了壹名警察。明鏡周刊說，所謂帝國公民，就是壹群極端分子，他們不承認聯邦德國及其國家權威，其中也包括警察，而只承認1937年以來的納粹帝國。德國還有反猶極端分子的肇事，襲擊猶太教堂和污損猶太公墓；政治暴力人身傷害案件從五十年代至今，每年都斷續發生。同時，由於接受的難民中也難免良莠不齊，混入了伊斯蘭極端恐怖分子，以柏林2016年聖誕市場卡車衝撞案（致死17人，輕重致傷55人）最有代表性。以上各種不同的刑事案件，在德國稱之為政治動機刑事案件, 不同於壹般刑事案件，至今每年都在千宗以上，死傷累累。極右翼的德國民族民主黨NPD公然在黨綱中寫道，要把非日耳曼血統的入籍德國公民趕出德國。憲法法院沒有查禁這個黨，主要是擔心如果查禁，它轉入地下將更難防範而已。不實行禁止蒙面，警方更加難以防範極端刑事犯罪。立法並執行禁止蒙面法規是不得已之舉。

嚴格的隱私保護法規

我們同時也應該看到，德國社會也適於執行禁止蒙面規定。因為德國是壹個嚴格保護個人隱私的法治國家。從1983年的人口普查開始，德國輿論就痛感個人隱私信息的保護問題。聯邦德國（統壹前的西德）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從行政管理方面關注隱私信息保護的國家。國家行政的各個部門不得在非經個人同意的情況下，調用和整合關於個別公民的各方面信息。德國知識分子不希望自己在信息時代到來的時候，公民同胞成為壹個個從面貌、學歷、職業、收入，到愛好、友誼，到生理癖好和臟器功能方面都毫無隱私的透明人。德國人民記憶猶新的是柏林「粉色名單」Rosaliste案。19世紀末攝影術等科技已經發達。柏林警方在1905年通過攝影等偵查手段，累記了這份柏林同性戀者的名單。當時同性戀還屬於醜聞之類。可是到了1933年納粹掌握了警察權力之後，同性戀者們的悲慘命運就在劫難逃了。他們被有案可稽地按圖索驥，其中不少無辜者被殘酷處死，其餘的壹直到六十年代才逐漸解脫。由於德國朝野黨派的共同努力，聯邦數據保護法Bdsg順利完成立法，生效執行。而且還在不斷地修改完善，更加細緻而精準化。德國的數據保護立法是嚴肅而嚴謹的。人們認為僅有相關法規依然等於形同具文，務必還要有相應的數據保護督察員。現在歐盟有歐盟的數據保護督察官，聯邦有聯邦的督察官，各州有各州及下屬各級的督察員，獨立經營的企業也都有指定的數據保護督察。派往企業的專業督察不是虛職，而是負有嚴肅 使命的職員。由此才能保障公民們正常而穩定的生活。正是有了數據保護的庇蔭，德國才能實現禁止蒙面的法規。因為隱私保護法保證了遊行示威者不會被暗中拍照或攝像，不會成為事後追究的線索。示威遊行集會等等政治表達就可以完全公開正常地進行，而不必蒙面或蒙身地進行。這樣就可以防止極左、極右，以及穆斯林極端分子在蒙面蒙身的偽裝下實行突髮式的暴力攻擊。

香港的社會情況和刑事犯罪環境

再回頭來看香港的情況。王力教授在《漢語史稿》中說：「粵方言區的漢族人民入粵更早。秦始皇略定楊越，發卒五十萬戍五嶺，從此以後，漢族在廣東發展起來了」。中國海岸最南端，瀕臨南海，也是宋代抗元民族英雄「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詩中說「零丁洋里嘆零丁」的地方，就是香港所倚傍的珠江口外伶仃洋。香港割讓英國152年，九七之後又重回中國。從壹個檀香木小港變成壹座國際大都會，絕大部分的移民仍是中國大陸人。作為自由港，世界各地的各種政經勢力：國共雙方，美英澳加歐日俄印朝韓……都在香港安插代理人，但是壹般都珍惜合法存在，而基本相安無事。社會基本享受了英國殖民當局的法治秩序，雖有部分外族移民，但是不存在明顯的種族或宗教衝突。重大的政治動機刑案件，十幾年，甚至幾十年才發生壹次，例如1956年暴動和1967年暴動，更遠的1925年省港罷工，都是國共兩黨單獨推助，或者共同發動，而且基本屬於工潮性質，毫無種族和宗教背景，也沒有深刻的意識形態淵源。從社會和政治環境方面相比，香港的情況完全沒有德國那樣複雜和險惡，香港完全沒有禁止蒙面的犯罪環境。香港歷史上的政治動機刑事案件非常罕見。倒是在香港主權回歸以後，政治動機的群體抗議才頻繁出現。中英聯合聲明所允諾的普選被當局壹延再延。香港人民的政治抗議越來越頻密。反對23條，雨傘革命，反送中，壹波接著壹波，尤其是維多利亞公園的六四燭光活動，年年不衰，持續30年！為什麼？因為原有的自由權利被蠶食，答應的普選就是不讓實施。港人不平則鳴！而且香港的民主抗爭多年來，乃至返送中運動，都是和平理性的。暴力並非主流。

香港的青年與北京的干涉

當代香港青年已經不同於前代香港人。已經不可能按港英時代的套路去統治港人。根據德國漢學家馬漢茂的研究，香港人民從七十年代開始就逐漸擁有了港人意識，與壹般的中國大陸公民在思想感情上漸有差異。從1974年港英教育白皮書開始，香港普及了義務教育，又在近年來逐漸普及專上高等教育，1997主權回歸后的這壹代又是香港歷史上教育最為普及的壹代。（近年來高中畢業生60%升入高校），梵谷中以上的青年，基本具備中英雙語文化程度，成長在完全自由的網際網路時代，其知識結構跟中國大陸人民只能接觸被屏蔽的有限網路的認知已完全不同。他們珍惜壹國兩制中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絕不允許自由受到宰割。然而23條，延遲普選，功能組別、銅鑼灣書店和逃犯條例，都是公然要宰割港人的自由權利。六四的血腥，劉曉波死於監獄，大陸違背法治的所有新聞都令港人不寒而慄。中國越是科技進步，就越是走向「1984」和「美麗新世界」的恐怖。貴陽興建了中國最新的大資料庫，2019年就出現了貴陽市公安局利用「人臉識別」功能，抓捕「逃犯」的實驗視頻。實驗人是英國BBC記者John Sudworth。他在茫茫人海中消失七分鐘后，即被警察找到。該視頻承認，已把貴陽市全市市民的數據信息輸入庫存。而這樣的事情在歐美各國是存在嚴重爭議的。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的人臉識別準確率遠遠低於白種人。在德國這類數據的集中管控也是嚴格禁止的。市政管理中，戶籍、學歷、就業、收入、稅務、交通、刑事、健康（臟器和病歷）、遺傳基因、語音和錄像、指紋、血型、人臉識別信息的各項記錄，任何部門依法不得統合壹並使用；如果確有必要對某人進行電話竊聽或者錄像識別，警方必須報請內政部門備案，獲准才能執行。而在中國，竊聽電話則是公安部門的常用手段之壹，香港回歸以後，港警也已遵命執行。多年享受言論思想自由的港人，尤其是回歸后的青年壹代，看盡了共產黨收緊香港自由的種種舉措，絕不相信人臉識別這類警察手段不會應用到香港人民身上。他們蒙面，首先是保護自己，以避免被識別而受拘；同時也是為了掩護抗爭的同學和同伴。共產黨整人的方法總是打擊首要，儆嚇其餘；普遍蒙面，多少可以讓警方不易破壞組織。同時也防備僱主，香港國泰航空公司已經開始處分參与抗爭的員工。港人蒙面情非得已！

然而，為蒙面者辯護，仍然不主張暴力抗爭。不管是破壞交通設施，還是專打中資機構，都只會給當局找到更強暴力鎮壓的借口。香港是自由港，持續的暴力和動亂將使香港失去自由港信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