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中國對美國社會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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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中國對美國社會的威脅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11月22日
作者 何清漣
美國副總統彭斯10月24日在華府威爾遜就中美關係發表演講，不象去年哈德遜演講那樣博得滿堂彩，諸多中國海外異議人士（包括國內自由派知識分子）強烈不滿源自這幾段：「人們有時會問特朗普政府是否尋求與中國『脫鉤』。對此的響亮回答是『不』,美國尋求與中國接觸以及中國與外部世界的接觸」，「特朗普總統表明，美國不想與中國對峙」。
美國人希望政府盡量不要介入國際事務
閱讀彭斯副總統威爾遜講話全文，就知道這種源自斷章取義的憤怒是缺乏理性的。在我來看，如何評價這壹講話，其實就看是出自什麼立場。中國政治反對者壹直將推翻中共政權的重任賦予美國總統，並以此作為評價某位總統是否合格的政治標準。他們全然忘記了壹點：美國總統是美國選民選出來的，其首要責任是對美國的當下負責，其次是對美國的未來負責。中美脫鉤，回到尼克鬆破冰之旅以前的對峙狀態，是否符合美國的利益，得由美國人民自行評斷。
上述狀況的產生出自兩個原因：首先，從二戰直到冷戰結束，美國壹直是自由世界的領導者。其次，在冷戰結束后很長壹段時期內，美國自身也以這壹角色自任，繼續在世界範圍內以推廣民主化為自身責任。美國柯林頓總統在冷戰結束之後，雄心勃勃地推動了全球化，力主WTO吸收中國作為新成員，也宣稱這是引導中國民主化，將之納入國際社會的高招。
但美國政府不是上帝，在全世界推廣民主化遇到重重困難。伊拉克戰爭不僅讓美國勞而無功，反而讓極端伊斯蘭主義乘虛而起。阿拉伯之春以後，伊斯蘭世界的世俗化政權紛紛倒塌，ISIS更是成為世界的噩夢。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後，不僅沒有民主化，反而日漸回歸專制獨裁。美國國內則因全球化的影響，工作機會流失，中產階級萎縮、貧困人口增多；對外戰爭與盡國際責任導致債台高築；國內則因人口結構的劇烈改變而導致矛盾叢生，在華府政治中演化成民主共和兩黨勢成水火之態。《世界是平的》作者在書中談到他的發現：美國人所到之處，發現各國人民對美國夾雜著羨慕的仇恨，多半來自於美國插手他國事務（美國的推廣民主化）。
面對上述形勢，美國人的焦慮感日益嚴重。自2009年以來，美國人要求本國政府少管他國閑事、專註于本國內部事務的比例越來越高。皮尤調查中心的調查顯示，美國參与國際事務受到的質疑近年來明顯增加，奧巴馬總統履新的2009年高達41%；2013年，52%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應該在「國際上少管閑事，讓其他國家自己處理好內部事務」；在2016年5月的皮尤調查中，這壹比例上升為57%。同年7月，《華爾街日報》發表長篇深度報道，探討美國從2000年柯林頓政府直至2016年的經濟政策，以及2016大選中川普和桑德斯現象之間的關係，提及70%的美國人認為「美國走在錯誤道路上」。
錯誤的道路由誰開啟？
美中關係演化成今天這樣，主要是美國對中國完全撤掉了籬笆。從柯林頓當政以來，歷屆美國總統在美中關係上，都是撤籬笆政策。奧巴馬在2016年4月，通過《大西洋月刊》記者的採訪闡述了「奧巴馬主義」的中國觀，核心內容是「應擔憂衰弱的中國而非崛起的中國」，不願意採取任何措施削弱中國。原因也很明顯：對他青睞有加的擁抱熊貓派是中國政府的朋友，他鍾愛的矽谷高科技公司都是中國的投資主力。在他之前有三位美國總統幫助中國進入西方世界。
2019年7月18日，美國前情報官員、冷戰期間的前海軍飛行員切特‧納格爾（Chet Nagle），在第七次「當前危險委員會」簡報會上做如下表述：「40年前，中國共產黨政權向我們宣戰，我們卻全然不知。事實上，我們反而幫了他們。」「第壹位拯救了中國共產黨的美國總統是尼克鬆。1972年他承認了中共政權，結束了其外交孤立」；第二個是老布希，天安門事件后，他派了壹個秘密的高級別代表團訪問北京，安撫中共說，美國不會迴避他們，去年他去世時，北京把他稱作『中國的老朋友』；第三個是幫助中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柯林頓。」因此，當危會希望川普總統對中國強硬到底。
美國擁抱熊貓派為自己心向北京設置了兩個堪稱經典的預想前提：1、中國加入WTO，可以迅速融入國際社會，促使中國建立壹個開放的市場經濟體制；2、對中國開放西方的網際網路技術，有助於瓦解中國的言論管制。這兩點最終都會促進中國走向民主化。
這壹理論成為美國的中國研究圈的經典，緣於前總統柯林頓2001年在霍普金斯大學的公開演講。在這次演講中，柯林頓向國會闡明與中國建立永性正常貿易關係的好處和必要性：「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不僅僅關乎我們的經濟利益，更符合我們更大的國家利益。這是自上世紀70年代尼克鬆總統第壹次訪問中國，以及隨後十年卡特總統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我們必須在中國創造積極變化的最重要機遇」。
柯林頓通篇講話，意在解開美國朝野對中國的擔憂。他從「誰失去了中國」這壹話題切入，談到美國政界學界認識到的所有中國問題，例如壹黨專政的國家，不能容忍反對派，剝奪了公民言論自由和宗教表達的基本權利，控制經濟從而讓國民對政府形成很強的依附性，在世界上用與西方截然不同的方式維護自身利益，以及人們對中國可能崩潰的擔憂等等。怎麼辦？年輕的柯林頓總統充滿信心地回答：「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認同中國的做法，問題是，改進這些實踐最明智的做法是什麼？「他進而提到：「中國未來的道路是中國自己的選擇。我們無法控制這種選擇「，「我們只能影響她。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確實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行為。我們可以努力把中國拉向正確的方向，也可以轉身而去。幾乎可以肯定地說，『轉身而去』會把中國推向錯誤的方向「，柯林頓總統指出了壹條光明大道：「WTO將使中國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它將繼續推進美國過去30年來（即尼克鬆破冰之旅以來）在中國努力實現的目標」。
這就是我曾經分析過的美國對華政策八字方針（「接觸、合作、影響、改變「當中的「影響」，尼克鬆開始了「接觸」（中美建交），柯林頓要開展「合作」，進而「影響、改變」。針對當時亟入進入中國市場的美國商界與擔憂工作機會流失的美國製造業（工會是民主黨的鐵票倉），柯林頓想當然地畫出了他們想要的蛋糕：「好處當然是美國公司獲得巨大的中國市場，……「通過中國政府銷售或轉讓有價值的技術——這還是第壹次。我們可以在不流逝就業崗位的情況下出口產品。」 「通過降低對國有企業保護的壁壘，中國正在加快將政府從廣大人民生活中剔除的進程」——下篇中，我將談到，後來的情況與柯林頓的許諾完全相反。
當然，柯林頓還給自己留了充分餘地：「加入世貿組織不會壹夜之間在中國創造壹個自由社會，也不會保證中國將遵守全球規則。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相信它會讓中國朝著正確的方向更上壹層樓，而且肯定會比（該提案）遭到拒絕更有成效。
誰造就了中國這個經濟利維坦？
柯林頓總統全方位開啟了與中國合作的大門。其後的幾任美國總統，基本都沿著中美友好合作的道路向深層掘進。到2016年，中國早已不是15年前懇求美國要求幫助加入WTO的發展中窮國，成為僅次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歷史已長達十年。以下主要截取2001-2016年數據：
中國GDP總量，從2001年的1.339萬億美元增長為2016年的11.19萬億美元。到2018年，全球GDP總量達84萬億，美國雖繼續穩居第壹，為20.5萬億，佔世界GDP比重24%，但與2017年的24.4%相比繼續呈下降趨勢；同期，中國為13.45萬億美元，佔世界GDP總量比為16%；比2017年的15.4%有所上升。
中國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來源國。據美國商務部統計，2016 年美國貨物進口總額為 21891.8 億美元，自中國的進口額達 4628.1 億美元，佔美國進口總額的 21.1%。美國對華貿易逆差3470.4 億美元——2001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僅281億美元。
中國成為發展中國家的最大對外投資國。200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量僅347億美元，佔世界總量的0.5％；2018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高達1.9萬億美元，佔世界總量的6.3％。與之相比較，2001年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佔世界之比為31.8％，到2018年，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6.5萬億美元，佔全球總量的20.9％。
數字的壹升壹降之間，表示的是中美兩國經濟實力的消漲。2018年，川普總統說了壹句讓中國特別不高興的話：「我們在過去25 年裡重建了中國「，——往前推25年，就是柯林頓擔任總統的1993年。
從30年前的中美關係回溯至如今，就會發現，美國現在面臨十分尷尬之境：作為「造王者」，不僅控制不住自己傾力贊襄的「王者」，還只能眼睜睜看著這個經濟利維坦成了難以對付的「戰略競爭者」。10月29日，美國國防部主管科技創新的壹位官員曾公開說，中國在許多高科技領域已經趕上甚至超越了美國。
美國川普總統對中國盜竊知識產權可謂深惡痛絕，但他並未提到美國幾任總統對中國這類行為採取的幾乎是放任態度。
幾任美國總統奉行姑息主義
目前美國擁抱熊貓派雖然失勢，但處於蟄伏狀態，勢力仍在。批評中國紅色滲透的文章與研究都有，但基本是指責中國政府太狡猾，對外擴張野心勃勃，並無任何人反思美國政界這些年來如何不斷撤除對中國的籬笆，讓中國在任何方面都可以長驅直入。
柯林頓夫婦與中國的關係，世人皆知。柯林頓基金會的資金，來自中國企業家的贊助之多， 曾被澎湃新聞壹壹列舉。柯林頓為美國提供的與中國合作的理由「引導、促進中國走向民主化但不保證中國壹定這樣做」，為「擁抱熊貓派」對華無條件友好提供了「政治正確」的保護，在長達近20年的時間內，批評中國的人在美國成了「中國黑」，即使非常有理由的實事求是的批評，只要壹句「他是中國黑」，立刻就被置入不被相信的行列。
意在防止中國盜竊知識產權《考克斯報告》就是在柯林頓時期受到美國各界強烈批評而夭折。1998年，來自加州的共和黨眾議員克里斯托弗·考克斯主持起草了壹份機密報告，稱《考克斯報告》，該報告指出，中國於1980-1990年代在美國展開了大量的間諜活動。中國搜集情報並非依靠專業人員，而是通過訪問學者、學術交流項目、在美國科技界或機要部門工作的華人、記者等。同年6月18日，國會以409對10票的結果，決定成立壹個特別委員會，其任務是調查技術或其他信息是否轉移到中國，因為這些技術很有可能被用於加強已有核武器、發展洲際彈道導彈或研製其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當時正是美國結束「六四」時期宣布的經濟制裁，中美各方剛剛恢復正常交流，亟盼加強中美交流的美國商界、科技界、學界對這個報告強烈反對，甚至有人將其批評為「麥卡錫主義」，在美國國內各方的巨大壓力下，《考克斯報告》被束之高閣。
小布希主政白宮時期，正是中國企業赴美進行反向收購、借殼上市的APO產業鏈形成時期，許多中國企業在美國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幫助下，加上股神巴菲克的背書，「中國概念股」壹時間成了美國股市壹道風景。如果不是這些中國企業暴露了嚴重的財務問題，可能至今還在華爾街、納斯達克圈錢。
奧巴馬對中國的態度可稱前恭后畏。大選獲勝后，他曾委託美國東西方研究所（紐約）制定對華政策，該所邀請中國外交部屬下的「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從「中國視角」出發參与起草美國的「對華政策期望清單」，清單中壹半內容由中方撰寫。這種做法在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無異於對北京說：請告訴我，應該怎樣與妳相處才讓妳滿意？而中國也就真開列出了壹張清單，指出中美兩國應該建立經濟、反恐、防擴散、綠色、跨太平洋等五個夥伴關係，目的是希望美國放棄「價值觀外交」，尊重北京政府的「核心利益」即中共壹黨獨裁的執政地位。直到後來中美關係發生許多不舒服的事情，奧巴馬才做了小幅調整。
壹句話，中國勢力滲入北京，利用的是美國全方位的開放，藉助的是美國壹大批制度套利者——擁抱熊貓派。早在2015年6月，我就寫過壹篇《中美關係，誰更能戰鬥在「夥伴」心臟里？》 ，分析過這種情況。彭斯副總統去年的哈德遜演講，曆數中國對美國方方面面的紅色滲透，例如持續利誘與脅迫美國企業、製片商、大學、智庫、學者、記者和各州與聯邦政府官員，影響美國的公眾論壇。其實，中國在美國的紅色滲透並非悄無聲息的秘密工作，幾乎是大張旗鼓地公然行之。就說那「千人計劃」的參予者，每年都需要幾個月時間在中國工作，供職機構不可能不了解，其中不少人還為供職機構帶來大筆中國贊助的研究經費。
壹個國家如果認為自己是天下共主，他國利益優先（2016年以來后的兩年，美國主流媒體批判的就是川普的「美國優先」）。中國紅色滲透在美國公然行之的情況，與其譴責滲透者太缺乏道德，不如檢討自己為何要開門揖盜。
柯林頓總統之誤：以中國假想構建對華政策
柯林頓總統預期中國會走向民主化，美國因此要積極引導（這引導當然包括給予中國各種方便與幫助），並以此設定對華政策基調。不幸的是，中美關係的現實，包括他認為最有把握保證美國利益的幾點，全都與他的願望相反。
比如「好處當然是美國公司獲得巨大的中國市場」，美國公司確實獲得了巨大的中國市場，但中國發明了以「市場換技術」，妳美國公司要我的市場，對不起，請轉讓分享技術，否則中國市場就對妳美國公司不開放。「通過中國政府銷售或轉讓有價值的技術」實現了，但不是銷售，而是政府在外資政策中寫進了巧取豪奪的無償轉讓。要中國市場的美國公司不敢挺起胸來拒絕中國政府的要求，只能回來向本國政府抱怨，要求美國政府介入，制止中國政府這麼做——更滑稽的是，抱怨多年後，終於有位美國總統這樣做了，川普總統開展對華貿易戰的主要理由之壹就是中國盜竊知識產權、影響了美國企業的長期競爭力。部分利益受損的企業又抱怨貿易戰影響了他們在中國的市場。
柯林頓總統滿懷信心地告訴美國人：「我們可以在不流逝就業崗位的情況下出口產品。」這個願望很快被證明癡人說夢。以下只是美國兩大行業在中國加入WTO之後十年內流失的工作崗位：2000-2010 年，美國製造業當中的每個部門都在流失工作崗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計算機和電子工業以及運輸設備工業，此後製造業就業的增長壹直集中在美國的特定地區。在紐約—新澤西北部地區的大多數都會區，就業基礎實際上壹直在下降。
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不斷增加。2016年12月11日路透社報道，壹份由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itute）發布的報告稱，在截至2013年的12年時間里，美中貿易赤字增長了近4倍，至3 242億美元；其中沃爾瑪佔了481億美元，僅沃爾瑪壹家就可能貢獻了15.3%。
對中國的預測更是離譜，柯林頓宣稱，「通過降低對國有企業保護的壁壘，中國正在加快將政府從廣大人民生活中剔除的進程」，事實是：朱鎔基總理通過抓大放小搞國企改革，出售、關停了不少虧損累累、嚴重拖累國有銀行且沒有市場競爭力的國企，減少了國有企業的數量（這正是柯林頓演講中拿來證明中國國有經濟衰退的數據），但通過資源重組方式，培養了壹大批與國計民生有關的巨型國有企業，正是這些獲得壟斷經營特許權的國有寡頭，在胡溫時期支撐了中國的黃金十年，為中國政府提供了豐厚的稅源。如今，不少還進入了世界500強。壹旦喘過氣來，中國政府又開始國進民退，擠壓本國民企、外企中與國企有競爭關係的企業，比如美國的製藥業（美國人也許知道，中國製藥業的中堅力量清壹色的是在美國受過教育、並在美國葯業有過從業經歷的專業人士）。2015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通稱為《國企改革方案》）出台，明文規定了各種讓國企做大做強的方式與途徑，例如國企參股經營前景好的民企，而且國企股份必須佔大頭。
在川普之前，美國並未真正做過全面的對華政策檢討。川普上任后，在美國民主黨與主流媒體批判他的「美國至上、丟棄盟友」的斥罵聲中，開展了對華貿易戰。美國貿易代表萊澤希特寫了壹篇《對過去十年中國在世界貿易組織中作用的評估》，核心觀點是：簡言之，認為中國輕易就會服從像WTO這樣壹個國際組織規定的觀點是誤導。WTO爭端解決機制的設計根本不是針對壹個與建立WTO的基本前提如此相悖的法律和政治體制的國家。美國允許中國加入WTO，就已經喪失制衡中國的手段。
美國「應對中共當前危險委員會」主席肯尼迪（Brian Kennedy）直方不諱地指出：「在中共不斷踐踏人權的過程中，美國不僅以另外的方式（來看待）， 而且在柯林頓執政時期，向他們轉移我們最先進的核導彈技術，給予他們最惠國待遇，並與他們分享進步；將中共推向21世紀，（讓其）成為美國的超級競爭對手。」
中美很難脫鉤，中美無法和平共存。
在貿易戰久拖未決，中國無論如何不肯按照美國願望簽署協議的情況下，中美脫鉤論壹度成為壹些人的猜測。這種猜測幾乎無視中美經濟目前這種「妳中有我、我中有妳」、雙方互為第壹、二大貿易夥伴，兩國都在對方有巨額投資等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美國需要中國的大量購買與市場，中國更不可能離開美國資源與市場存活，習近平當然也不能象毛澤東那樣寫壹篇《別了，司徒雷登》，就此對西方閉關鎖國。因此，兩國探討如何調整角色共處才是正道。
這方面，中共並不需要調整，因為中共在意識形態上從來就視美國為敵，經濟上則無孔不入的利用美國的資源。據說習近平任中共總書記后不久就在壹次內部講話中說，中國必須「認真做好兩種社會制度長期合作和鬥爭的各方面準備」。
與中國相比，美國的覺醒晚了不止20年。這是美國民主政治體制決定的，壹是兩黨對華政策不壹樣，換個白宮主人就換壹套章程；二是美國講究學術自由、言論自由，擁抱熊貓派在美國得勢30餘年，主導了美國政府對華政策，影響了美國人對華態度。這個類似的派別在中國幾乎不可能生存。
如今美國只是明白了自己幫助建設中國的結果，是培養出壹個強大的戰略競爭者——但這隻是共和黨與美國鷹派的認識，不是美國政界的共識。華府的白宮與國會都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政客，就算本屆美國政府認清了中國的本質，下壹屆如果換了民主黨，如何認識已經有他的公開言論為證。美國國內政治黨爭惡化，確是美國難以有效扼制中國的重要原因。
美國需要的是對華戰略的調整，而且還需要這種調整能夠持續，否則就算擁有極大優勢，也難免陷入川普對華貿易戰這種被動的尷尬局面。
美國副總統彭斯10月24日在華府威爾遜就中美關係發表演講，不象去年哈德遜演講那樣博得滿堂彩，諸多中國海外異議人士（包括國內自由派知識分子）強烈不滿源自這幾段：「人們有時會問特朗普政府是否尋求與中國『脫鉤』。對此的響亮回答是『不』,美國尋求與中國接觸以及中國與外部世界的接觸」，「特朗普總統表明，美國不想與中國對峙」。
美國人希望政府盡量不要介入國際事務
閱讀彭斯副總統威爾遜講話全文，就知道這種源自斷章取義的憤怒是缺乏理性的。在我來看，如何評價這壹講話，其實就看是出自什麼立場。中國政治反對者壹直將推翻中共政權的重任賦予美國總統，並以此作為評價某位總統是否合格的政治標準。他們全然忘記了壹點：美國總統是美國選民選出來的，其首要責任是對美國的當下負責，其次是對美國的未來負責。中美脫鉤，回到尼克鬆破冰之旅以前的對峙狀態，是否符合美國的利益，得由美國人民自行評斷。
上述狀況的產生出自兩個原因：首先，從二戰直到冷戰結束，美國壹直是自由世界的領導者。其次，在冷戰結束后很長壹段時期內，美國自身也以這壹角色自任，繼續在世界範圍內以推廣民主化為自身責任。美國柯林頓總統在冷戰結束之後，雄心勃勃地推動了全球化，力主WTO吸收中國作為新成員，也宣稱這是引導中國民主化，將之納入國際社會的高招。
但美國政府不是上帝，在全世界推廣民主化遇到重重困難。伊拉克戰爭不僅讓美國勞而無功，反而讓極端伊斯蘭主義乘虛而起。阿拉伯之春以後，伊斯蘭世界的世俗化政權紛紛倒塌，ISIS更是成為世界的噩夢。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後，不僅沒有民主化，反而日漸回歸專制獨裁。美國國內則因全球化的影響，工作機會流失，中產階級萎縮、貧困人口增多；對外戰爭與盡國際責任導致債台高築；國內則因人口結構的劇烈改變而導致矛盾叢生，在華府政治中演化成民主共和兩黨勢成水火之態。《世界是平的》作者在書中談到他的發現：美國人所到之處，發現各國人民對美國夾雜著羨慕的仇恨，多半來自於美國插手他國事務（美國的推廣民主化）。
面對上述形勢，美國人的焦慮感日益嚴重。自2009年以來，美國人要求本國政府少管他國閑事、專註于本國內部事務的比例越來越高。皮尤調查中心的調查顯示，美國參与國際事務受到的質疑近年來明顯增加，奧巴馬總統履新的2009年高達41%；2013年，52%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應該在「國際上少管閑事，讓其他國家自己處理好內部事務」；在2016年5月的皮尤調查中，這壹比例上升為57%。同年7月，《華爾街日報》發表長篇深度報道，探討美國從2000年柯林頓政府直至2016年的經濟政策，以及2016大選中川普和桑德斯現象之間的關係，提及70%的美國人認為「美國走在錯誤道路上」。
錯誤的道路由誰開啟？
美中關係演化成今天這樣，主要是美國對中國完全撤掉了籬笆。從柯林頓當政以來，歷屆美國總統在美中關係上，都是撤籬笆政策。奧巴馬在2016年4月，通過《大西洋月刊》記者的採訪闡述了「奧巴馬主義」的中國觀，核心內容是「應擔憂衰弱的中國而非崛起的中國」，不願意採取任何措施削弱中國。原因也很明顯：對他青睞有加的擁抱熊貓派是中國政府的朋友，他鍾愛的矽谷高科技公司都是中國的投資主力。在他之前有三位美國總統幫助中國進入西方世界。
2019年7月18日，美國前情報官員、冷戰期間的前海軍飛行員切特‧納格爾（Chet Nagle），在第七次「當前危險委員會」簡報會上做如下表述：「40年前，中國共產黨政權向我們宣戰，我們卻全然不知。事實上，我們反而幫了他們。」「第壹位拯救了中國共產黨的美國總統是尼克鬆。1972年他承認了中共政權，結束了其外交孤立」；第二個是老布希，天安門事件后，他派了壹個秘密的高級別代表團訪問北京，安撫中共說，美國不會迴避他們，去年他去世時，北京把他稱作『中國的老朋友』；第三個是幫助中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柯林頓。」因此，當危會希望川普總統對中國強硬到底。
美國擁抱熊貓派為自己心向北京設置了兩個堪稱經典的預想前提：1、中國加入WTO，可以迅速融入國際社會，促使中國建立壹個開放的市場經濟體制；2、對中國開放西方的網際網路技術，有助於瓦解中國的言論管制。這兩點最終都會促進中國走向民主化。
這壹理論成為美國的中國研究圈的經典，緣於前總統柯林頓2001年在霍普金斯大學的公開演講。在這次演講中，柯林頓向國會闡明與中國建立永性正常貿易關係的好處和必要性：「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不僅僅關乎我們的經濟利益，更符合我們更大的國家利益。這是自上世紀70年代尼克鬆總統第壹次訪問中國，以及隨後十年卡特總統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我們必須在中國創造積極變化的最重要機遇」。
柯林頓通篇講話，意在解開美國朝野對中國的擔憂。他從「誰失去了中國」這壹話題切入，談到美國政界學界認識到的所有中國問題，例如壹黨專政的國家，不能容忍反對派，剝奪了公民言論自由和宗教表達的基本權利，控制經濟從而讓國民對政府形成很強的依附性，在世界上用與西方截然不同的方式維護自身利益，以及人們對中國可能崩潰的擔憂等等。怎麼辦？年輕的柯林頓總統充滿信心地回答：「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認同中國的做法，問題是，改進這些實踐最明智的做法是什麼？「他進而提到：「中國未來的道路是中國自己的選擇。我們無法控制這種選擇「，「我們只能影響她。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確實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行為。我們可以努力把中國拉向正確的方向，也可以轉身而去。幾乎可以肯定地說，『轉身而去』會把中國推向錯誤的方向「，柯林頓總統指出了壹條光明大道：「WTO將使中國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它將繼續推進美國過去30年來（即尼克鬆破冰之旅以來）在中國努力實現的目標」。
這就是我曾經分析過的美國對華政策八字方針（「接觸、合作、影響、改變「當中的「影響」，尼克鬆開始了「接觸」（中美建交），柯林頓要開展「合作」，進而「影響、改變」。針對當時亟入進入中國市場的美國商界與擔憂工作機會流失的美國製造業（工會是民主黨的鐵票倉），柯林頓想當然地畫出了他們想要的蛋糕：「好處當然是美國公司獲得巨大的中國市場，……「通過中國政府銷售或轉讓有價值的技術——這還是第壹次。我們可以在不流逝就業崗位的情況下出口產品。」 「通過降低對國有企業保護的壁壘，中國正在加快將政府從廣大人民生活中剔除的進程」——下篇中，我將談到，後來的情況與柯林頓的許諾完全相反。
當然，柯林頓還給自己留了充分餘地：「加入世貿組織不會壹夜之間在中國創造壹個自由社會，也不會保證中國將遵守全球規則。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相信它會讓中國朝著正確的方向更上壹層樓，而且肯定會比（該提案）遭到拒絕更有成效。
誰造就了中國這個經濟利維坦？
柯林頓總統全方位開啟了與中國合作的大門。其後的幾任美國總統，基本都沿著中美友好合作的道路向深層掘進。到2016年，中國早已不是15年前懇求美國要求幫助加入WTO的發展中窮國，成為僅次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歷史已長達十年。以下主要截取2001-2016年數據：
中國GDP總量，從2001年的1.339萬億美元增長為2016年的11.19萬億美元。到2018年，全球GDP總量達84萬億，美國雖繼續穩居第壹，為20.5萬億，佔世界GDP比重24%，但與2017年的24.4%相比繼續呈下降趨勢；同期，中國為13.45萬億美元，佔世界GDP總量比為16%；比2017年的15.4%有所上升。
中國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來源國。據美國商務部統計，2016 年美國貨物進口總額為 21891.8 億美元，自中國的進口額達 4628.1 億美元，佔美國進口總額的 21.1%。美國對華貿易逆差3470.4 億美元——2001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僅281億美元。
中國成為發展中國家的最大對外投資國。200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量僅347億美元，佔世界總量的0.5％；2018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高達1.9萬億美元，佔世界總量的6.3％。與之相比較，2001年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佔世界之比為31.8％，到2018年，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6.5萬億美元，佔全球總量的20.9％。
數字的壹升壹降之間，表示的是中美兩國經濟實力的消漲。2018年，川普總統說了壹句讓中國特別不高興的話：「我們在過去25 年裡重建了中國「，——往前推25年，就是柯林頓擔任總統的1993年。
從30年前的中美關係回溯至如今，就會發現，美國現在面臨十分尷尬之境：作為「造王者」，不僅控制不住自己傾力贊襄的「王者」，還只能眼睜睜看著這個經濟利維坦成了難以對付的「戰略競爭者」。10月29日，美國國防部主管科技創新的壹位官員曾公開說，中國在許多高科技領域已經趕上甚至超越了美國。
美國川普總統對中國盜竊知識產權可謂深惡痛絕，但他並未提到美國幾任總統對中國這類行為採取的幾乎是放任態度。
幾任美國總統奉行姑息主義
目前美國擁抱熊貓派雖然失勢，但處於蟄伏狀態，勢力仍在。批評中國紅色滲透的文章與研究都有，但基本是指責中國政府太狡猾，對外擴張野心勃勃，並無任何人反思美國政界這些年來如何不斷撤除對中國的籬笆，讓中國在任何方面都可以長驅直入。
柯林頓夫婦與中國的關係，世人皆知。柯林頓基金會的資金，來自中國企業家的贊助之多， 曾被澎湃新聞壹壹列舉。柯林頓為美國提供的與中國合作的理由「引導、促進中國走向民主化但不保證中國壹定這樣做」，為「擁抱熊貓派」對華無條件友好提供了「政治正確」的保護，在長達近20年的時間內，批評中國的人在美國成了「中國黑」，即使非常有理由的實事求是的批評，只要壹句「他是中國黑」，立刻就被置入不被相信的行列。
意在防止中國盜竊知識產權《考克斯報告》就是在柯林頓時期受到美國各界強烈批評而夭折。1998年，來自加州的共和黨眾議員克里斯托弗·考克斯主持起草了壹份機密報告，稱《考克斯報告》，該報告指出，中國於1980-1990年代在美國展開了大量的間諜活動。中國搜集情報並非依靠專業人員，而是通過訪問學者、學術交流項目、在美國科技界或機要部門工作的華人、記者等。同年6月18日，國會以409對10票的結果，決定成立壹個特別委員會，其任務是調查技術或其他信息是否轉移到中國，因為這些技術很有可能被用於加強已有核武器、發展洲際彈道導彈或研製其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當時正是美國結束「六四」時期宣布的經濟制裁，中美各方剛剛恢復正常交流，亟盼加強中美交流的美國商界、科技界、學界對這個報告強烈反對，甚至有人將其批評為「麥卡錫主義」，在美國國內各方的巨大壓力下，《考克斯報告》被束之高閣。
小布希主政白宮時期，正是中國企業赴美進行反向收購、借殼上市的APO產業鏈形成時期，許多中國企業在美國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幫助下，加上股神巴菲克的背書，「中國概念股」壹時間成了美國股市壹道風景。如果不是這些中國企業暴露了嚴重的財務問題，可能至今還在華爾街、納斯達克圈錢。
奧巴馬對中國的態度可稱前恭后畏。大選獲勝后，他曾委託美國東西方研究所（紐約）制定對華政策，該所邀請中國外交部屬下的「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從「中國視角」出發參与起草美國的「對華政策期望清單」，清單中壹半內容由中方撰寫。這種做法在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無異於對北京說：請告訴我，應該怎樣與妳相處才讓妳滿意？而中國也就真開列出了壹張清單，指出中美兩國應該建立經濟、反恐、防擴散、綠色、跨太平洋等五個夥伴關係，目的是希望美國放棄「價值觀外交」，尊重北京政府的「核心利益」即中共壹黨獨裁的執政地位。直到後來中美關係發生許多不舒服的事情，奧巴馬才做了小幅調整。
壹句話，中國勢力滲入北京，利用的是美國全方位的開放，藉助的是美國壹大批制度套利者——擁抱熊貓派。早在2015年6月，我就寫過壹篇《中美關係，誰更能戰鬥在「夥伴」心臟里？》 ，分析過這種情況。彭斯副總統去年的哈德遜演講，曆數中國對美國方方面面的紅色滲透，例如持續利誘與脅迫美國企業、製片商、大學、智庫、學者、記者和各州與聯邦政府官員，影響美國的公眾論壇。其實，中國在美國的紅色滲透並非悄無聲息的秘密工作，幾乎是大張旗鼓地公然行之。就說那「千人計劃」的參予者，每年都需要幾個月時間在中國工作，供職機構不可能不了解，其中不少人還為供職機構帶來大筆中國贊助的研究經費。
壹個國家如果認為自己是天下共主，他國利益優先（2016年以來后的兩年，美國主流媒體批判的就是川普的「美國優先」）。中國紅色滲透在美國公然行之的情況，與其譴責滲透者太缺乏道德，不如檢討自己為何要開門揖盜。
柯林頓總統之誤：以中國假想構建對華政策
柯林頓總統預期中國會走向民主化，美國因此要積極引導（這引導當然包括給予中國各種方便與幫助），並以此設定對華政策基調。不幸的是，中美關係的現實，包括他認為最有把握保證美國利益的幾點，全都與他的願望相反。
比如「好處當然是美國公司獲得巨大的中國市場」，美國公司確實獲得了巨大的中國市場，但中國發明了以「市場換技術」，妳美國公司要我的市場，對不起，請轉讓分享技術，否則中國市場就對妳美國公司不開放。「通過中國政府銷售或轉讓有價值的技術」實現了，但不是銷售，而是政府在外資政策中寫進了巧取豪奪的無償轉讓。要中國市場的美國公司不敢挺起胸來拒絕中國政府的要求，只能回來向本國政府抱怨，要求美國政府介入，制止中國政府這麼做——更滑稽的是，抱怨多年後，終於有位美國總統這樣做了，川普總統開展對華貿易戰的主要理由之壹就是中國盜竊知識產權、影響了美國企業的長期競爭力。部分利益受損的企業又抱怨貿易戰影響了他們在中國的市場。
柯林頓總統滿懷信心地告訴美國人：「我們可以在不流逝就業崗位的情況下出口產品。」這個願望很快被證明癡人說夢。以下只是美國兩大行業在中國加入WTO之後十年內流失的工作崗位：2000-2010 年，美國製造業當中的每個部門都在流失工作崗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計算機和電子工業以及運輸設備工業，此後製造業就業的增長壹直集中在美國的特定地區。在紐約—新澤西北部地區的大多數都會區，就業基礎實際上壹直在下降。
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不斷增加。2016年12月11日路透社報道，壹份由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itute）發布的報告稱，在截至2013年的12年時間里，美中貿易赤字增長了近4倍，至3 242億美元；其中沃爾瑪佔了481億美元，僅沃爾瑪壹家就可能貢獻了15.3%。
對中國的預測更是離譜，柯林頓宣稱，「通過降低對國有企業保護的壁壘，中國正在加快將政府從廣大人民生活中剔除的進程」，事實是：朱鎔基總理通過抓大放小搞國企改革，出售、關停了不少虧損累累、嚴重拖累國有銀行且沒有市場競爭力的國企，減少了國有企業的數量（這正是柯林頓演講中拿來證明中國國有經濟衰退的數據），但通過資源重組方式，培養了壹大批與國計民生有關的巨型國有企業，正是這些獲得壟斷經營特許權的國有寡頭，在胡溫時期支撐了中國的黃金十年，為中國政府提供了豐厚的稅源。如今，不少還進入了世界500強。壹旦喘過氣來，中國政府又開始國進民退，擠壓本國民企、外企中與國企有競爭關係的企業，比如美國的製藥業（美國人也許知道，中國製藥業的中堅力量清壹色的是在美國受過教育、並在美國葯業有過從業經歷的專業人士）。2015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通稱為《國企改革方案》）出台，明文規定了各種讓國企做大做強的方式與途徑，例如國企參股經營前景好的民企，而且國企股份必須佔大頭。
在川普之前，美國並未真正做過全面的對華政策檢討。川普上任后，在美國民主黨與主流媒體批判他的「美國至上、丟棄盟友」的斥罵聲中，開展了對華貿易戰。美國貿易代表萊澤希特寫了壹篇《對過去十年中國在世界貿易組織中作用的評估》，核心觀點是：簡言之，認為中國輕易就會服從像WTO這樣壹個國際組織規定的觀點是誤導。WTO爭端解決機制的設計根本不是針對壹個與建立WTO的基本前提如此相悖的法律和政治體制的國家。美國允許中國加入WTO，就已經喪失制衡中國的手段。
美國「應對中共當前危險委員會」主席肯尼迪（Brian Kennedy）直方不諱地指出：「在中共不斷踐踏人權的過程中，美國不僅以另外的方式（來看待）， 而且在柯林頓執政時期，向他們轉移我們最先進的核導彈技術，給予他們最惠國待遇，並與他們分享進步；將中共推向21世紀，（讓其）成為美國的超級競爭對手。」
中美很難脫鉤，中美無法和平共存。
在貿易戰久拖未決，中國無論如何不肯按照美國願望簽署協議的情況下，中美脫鉤論壹度成為壹些人的猜測。這種猜測幾乎無視中美經濟目前這種「妳中有我、我中有妳」、雙方互為第壹、二大貿易夥伴，兩國都在對方有巨額投資等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美國需要中國的大量購買與市場，中國更不可能離開美國資源與市場存活，習近平當然也不能象毛澤東那樣寫壹篇《別了，司徒雷登》，就此對西方閉關鎖國。因此，兩國探討如何調整角色共處才是正道。
這方面，中共並不需要調整，因為中共在意識形態上從來就視美國為敵，經濟上則無孔不入的利用美國的資源。據說習近平任中共總書記后不久就在壹次內部講話中說，中國必須「認真做好兩種社會制度長期合作和鬥爭的各方面準備」。
與中國相比，美國的覺醒晚了不止20年。這是美國民主政治體制決定的，壹是兩黨對華政策不壹樣，換個白宮主人就換壹套章程；二是美國講究學術自由、言論自由，擁抱熊貓派在美國得勢30餘年，主導了美國政府對華政策，影響了美國人對華態度。這個類似的派別在中國幾乎不可能生存。
如今美國只是明白了自己幫助建設中國的結果，是培養出壹個強大的戰略競爭者——但這隻是共和黨與美國鷹派的認識，不是美國政界的共識。華府的白宮與國會都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政客，就算本屆美國政府認清了中國的本質，下壹屆如果換了民主黨，如何認識已經有他的公開言論為證。美國國內政治黨爭惡化，確是美國難以有效扼制中國的重要原因。
美國需要的是對華戰略的調整，而且還需要這種調整能夠持續，否則就算擁有極大優勢，也難免陷入川普對華貿易戰這種被動的尷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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