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神論世界觀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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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神論世界觀的本質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11月25日
作者 羅安年
1920年到1921年，英國哲學家羅素受邀成為北京大學的訪問學者前往中國講學。在大約10個月的時間里，他遊歷了大半了中國，發表了63場公共演講。回到英國后，羅素先是在英國各大報紙上發表了壹些關於中國的文章，後於1922年出版了他唯壹壹部關於中國的專著《中國問題》，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他對中國的見解。
哲學家羅素，面對中國的問題，曾經提出他的經典的看法。他認為， 由中國現狀產生的問題自然而然分為三類：經濟、政治、文化。但每壹類都不能割裂開來理解，每壹類都與另兩類息息相關。我認為文化問題最為重要，對於中國來說是這樣，對於全人類也是如此。如果解決了文化問題，我會多多少少心平氣和接受任何壹種為解決該問題而服務的政治經濟制度。不幸的是，講實用、看實績的人對文化問題興味索然。在他們眼中，金錢、權力理應是個人、國家追求的目標。
羅素之問，在清朝曾經被提出並用壹場徹底失敗改革運動—洋務運動試驗過。與清國那些腐朽的官員的思維相反，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提出壹條與洋務運動相反的社會變革路徑。福澤諭吉為日本開出了壹條從改變人，到改變制度，最後改變器物的程序正確的道路。
今天，人們普遍認同福澤諭吉的民族崛起順序的觀點，即：壹個民族要崛起，要改變三個方面，第壹是人心的改變，第二是制度的改變，第三才是器物與經濟的改變。這三個方面的順序，應該先是心靈，再是體制，最後才是經濟。
把這個順序顛倒過來，表面上看是捷徑，但最後是走不通的。近代日本按照福澤的路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福澤諭吉為日本復興指出的這條道路雖然正確，但是最關鍵地方—-人心的基礎上錯了。他設計的建築強大的日本國的藍圖和施工順序是正確的，但是構築這個國家政治和經濟大廈的材料—-日本國民的思想，卻是錯誤的。
他用國家達爾文主義、軍國主義的思想改造日本人，結果導致日本走向萬劫不復的亡國之路。用錯誤的建築材料建造的日本國，必然倒塌。可見，要改變壹個國家的制度，固然要從人的思想和觀念改起，然而，把錯誤的觀念輸入壹個民族所造成的災難，甚至可能讓這個民族從地球上消亡。
在路徑的選擇上，福澤諭吉沒有錯；然而，在內容的選擇上，福澤諭吉卻沒有新意。秦暉則提出「日式啟蒙」和「西式啟蒙」分野。「日式啟蒙」就是個人打破小共同體（家庭、社區、社團、親緣關係等等）的束縛，但是投入到「國家主義」的大共同體懷抱當中—這種「六親不認」的個人主義表面上是壹種個性解放，實際上成為國家主義甚至軍國主義的共謀。而「西式啟蒙」，則是壹種以大共同體（國家、政府、皇帝）為主要抗爭對象的個人主義—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生長出真正的憲制精神以及憲制主義賴以生存的民間組織資源。
是國家強大重要還是文明進步重要？納粹德國、日本軍國主義曾經也很強大。這種強大的代價是什麼？歷史已經給出答案—這就是：禍國殃民、人道災難、人類文明倒退。社會進步意味著融入現代文明體系，合乎歷史發展的正義朝向，普通百姓能得到基本的人權、法治保障。選擇國家強大對前現代社會（非民選政府或專制獨裁體制）的國家而言，受益的極少數高層利益集團，人民依然是奴僕。
選擇文明進步受益的是廣大百姓，他們可以享有作為人起碼的公平正義、擁有人性尊嚴的生活。只有在人權高於主權的憲政法治制度下，人民成為受益主體，國家強大才有正面意義；反之，在國家主義的旗幟下國家越強大奴役越深重。
非民主法治的國家強大是短期的、不可預測的，其政權的脆斷崩解往往猝不及防，給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只有憲政民主體制下的文明進步是長期的、可持續、可預期的，有自我糾錯的機制（三權制衡、第四權新聞自由監督），可以隨文明進程而不斷完善。
為什麼會有兩種制度的差別？關鍵在於人心。朱學勤說，壹個真正偉大的民族不在高樓大廈，不在權威講壇，而在每個有靈魂的生命里。他們的獨立思考、自由表達，會形成壹種氛圍，壹步壹步蔓延，把越來越多的人包裹在其中，很快就會變成了壹場文化運動，就會有壹批真正有智慧的精英起來，整個國家就有了希望。
福澤諭吉只知道日本的現代化的前提是改造「人心」，但他卻不知道用什麼改造人心。這就是福澤諭吉認識的最大的誤區。新文化領袖陳獨秀等也犯了同樣的錯誤，把共產主義的病毒輸入中華民族的肌體，是讓中華民族滅亡的節奏。五四運動不僅誤導了啟蒙運動，也因此引進了馬克思主義的病毒，徹底中斷了新文化運動開始的啟蒙探索進程。壹百年後，中國社會的知識界、 思想界，離開五四時期的認識水平，越來越遠，幾乎回到滿清乾隆雍正時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締造出壹個極權主義國家，壹條不信上帝、翻江倒海的「無神論」紅龍。
信奉無神論、沒有上帝的中華民族，表面上看正在走向「復興」，走向「興盛」，但是，從歷史的角度看，這種「復興」和「興盛」不僅不能帶來文化復興，而且會把國民拖入道德淪陷險境。沒有上帝的指引，「他人就是地獄」，人人互害是社會的常態。沒有上帝的恩典，崛起是災難的前奏。沒有對上帝終極懲罰的畏懼，國家領導人就會以上帝自居，對人民實行國家恐怖主義統治。不信上帝信仰的國家領導人，哪怕死後洪水滔天；如果上帝都不能制止惡，那麼就沒有什麼可以制約他們的惡行。政府不受制約，苛政像壹個惡性腫瘤不斷生長，直到消耗完中華民族的所有能量，吞噬中華民族的肌體，最後把中華民族完全摧毀。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的病毒給中華民族帶來巨大的災難，正在神州逐步展開。中華民族在壹步步滑向深淵。
2018年1月5日對新進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和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會上的壹個講話。他在這個題為《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要壹以貫之》。習近平在這篇講話里回顧封建王朝興衰更替史，稱歷代王朝崩潰的壹個共同的也是極其重要的原因就是統治集團貪圖享樂、窮奢極欲，昏庸無道、荒淫無恥，吏治腐敗、權以賄成，又自己解決不了自己的問題，搞得民不聊生、禍亂並生，終致改朝換代。習特別舉出陳勝吳廣起義，項羽劉邦推翻秦朝壹事，並特別引用杜牧『阿房宮賦』幾句：「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大意說，滅掉六國的不是秦國，是六國自己，滅掉秦朝代，不是天下，是秦朝自己。
習在這裏並非危言聳聽，但是他想要說明什麼呢？他說：「我們黨有8900多萬名黨員、450多萬個基層黨組織，我看能打敗我們的只有我們自己，沒有第二人。」然後又引用紅樓夢抄檢大觀園壹段里說的，百足之蟲，至死不僵，必須先從家裡自殺自滅起來。習近平蘇聯解體，「竟無壹人是男兒」，為什麼呢？習近平回答：「就是理想信念已經蕩然無存了。」
共產主義不是信仰，而是壹種政治意識形態。索爾仁尼琴說，「唯物主義無神論是整個共產主義體系的核心。」他認為，是無神論造成了蘇聯的烏托邦和暴政。烏托邦共 產主義是壹個以意識形態為中心的世界，沒有愛，沒有憐憫，沒有公義，有的只是階級鬥爭與仇恨。企圖用所謂的階級平等改變外在的社會環境，反而使人內心的惡更為泛濫。
1983年，索爾仁尼琴在獲得探索「生命最重大的問題」的鄧普頓獎的獲獎演講中說，「半個世紀前，當我還是壹個孩子的時候，我聽過壹些年長的人這樣解釋俄羅斯遭受的巨大災難:人們已經忘記了神，這就是為什麼會發生這壹切。從那時起，我幾乎花了五十年時間研究我們的革命史，在這壹過程中，我讀了數百本著作，搜集了數百份證人證言，努力清理這壹巨變后的碎石瓦礫，完成了八卷著作。假如今天要我精簡地概括是什麼原因造成那場災難吞噬了六千萬同胞的生命，我認為，最準確地莫過於重複那句話:人們已經忘記了神，這就是為什麼會發生這壹切。」
無神論對人的腐蝕結果是，把人變為沒有道德、沒有廉恥的沒有思想的動物，變成壹個沒有靈魂的人。無神論對壹個民族的侵蝕是，這個沒有信仰的民族只有現世而沒有來世—-為了現世的生活而不顧未來、以國家的名義虐殺胎兒，是這個民族的必然的合乎邏輯的集體行為。對於這樣的民族性的自殺行為，我們還能說什麼呢？我們還能說什麼呢？
無眠說：唯物主義，信仰缺失，造成整個社會底線擊穿，人人受害。世界有壹個俗語：這個世界上有兩個民族了不起，猶太人沒有身體，兲朝人沒有靈魂。馬教的唯物主義，造成天朝人沒有靈魂，沒有信仰，沒有底線。只有對權力的膜拜，對財富的渴望。沒有對貪腐不公的憤怒和追責，只恨自己沒有做官發財。沒有對別人的悲慘和死亡產生同情和不安，只是慶幸自己沒有倒下死去。甚至，參与其中，分壹點血饅頭。宗教，信仰，道德，都已經全部喪失。骯髒，扭曲，粗卑，整個民族成為世界的異類。今天的壹切，都是報應。
無神論的專制制度不僅會玷污人，令人變得醜陋不堪，只有深刻的對上帝的宗教信仰才能給人和提供壹個有力的保護層。憲政民主制度與極權主義制度的衝突背後，是對上帝的信仰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衝突。只有上帝的信仰能夠抵抗並戰勝共產主義和唯物主義無神論。
我們能做什麼呢？我們能做的是，改變人民的思維狀態，因為他們已經成為共產主義教義的人質整整100年。沒有哪個人質能夠自己打破獄規，逃離監獄，外部世界的人應該去幫助他們越獄。外部世界的華人應該幫助他們從馬列精神殖民的監獄中越獄，解救那些被馬克思列寧主義綁架的人質。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敵基督的紅龍中解救出來，只有依靠上帝的「道」。我們現在討論的多在制度層面；沒有人心的轉變，制度的建立是無用的。
中華文化離開上帝話語的灌輸，不可能從前現代文明轉變為現代文明，也不可能建立現代文明的制度標配—憲政民主。中國大陸知識精英必須徹底告別五四以後「非基」運動（敵基督運動）的集體認知和行動的誤區，徹底告別敵基督的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與仇恨、欺騙、殺戮、暴力、毀滅的統治世界的方式徹底決裂，才能在人權的廢墟上建立現代文明。
壹個國家的制度，從歷史上看是由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決定的；從現實看是由組成這個制度的人的信仰狀態決定的。中華文明要想真正的走進現代文明，必須與接受上帝文明的政治經濟制度接軌。利用現代通信技術發展的有利條件，進行壹次中國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讓每個人的權利意識得到真正的覺醒。個人的權利意識只有根植在上帝的絕對性的土壤之中，由這些人組成的國家，才可能開出憲政之花，結出民主之果。
1920年到1921年，英國哲學家羅素受邀成為北京大學的訪問學者前往中國講學。在大約10個月的時間里，他遊歷了大半了中國，發表了63場公共演講。回到英國后，羅素先是在英國各大報紙上發表了壹些關於中國的文章，後於1922年出版了他唯壹壹部關於中國的專著《中國問題》，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他對中國的見解。
哲學家羅素，面對中國的問題，曾經提出他的經典的看法。他認為， 由中國現狀產生的問題自然而然分為三類：經濟、政治、文化。但每壹類都不能割裂開來理解，每壹類都與另兩類息息相關。我認為文化問題最為重要，對於中國來說是這樣，對於全人類也是如此。如果解決了文化問題，我會多多少少心平氣和接受任何壹種為解決該問題而服務的政治經濟制度。不幸的是，講實用、看實績的人對文化問題興味索然。在他們眼中，金錢、權力理應是個人、國家追求的目標。
羅素之問，在清朝曾經被提出並用壹場徹底失敗改革運動—洋務運動試驗過。與清國那些腐朽的官員的思維相反，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提出壹條與洋務運動相反的社會變革路徑。福澤諭吉為日本開出了壹條從改變人，到改變制度，最後改變器物的程序正確的道路。
今天，人們普遍認同福澤諭吉的民族崛起順序的觀點，即：壹個民族要崛起，要改變三個方面，第壹是人心的改變，第二是制度的改變，第三才是器物與經濟的改變。這三個方面的順序，應該先是心靈，再是體制，最後才是經濟。
把這個順序顛倒過來，表面上看是捷徑，但最後是走不通的。近代日本按照福澤的路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福澤諭吉為日本復興指出的這條道路雖然正確，但是最關鍵地方—-人心的基礎上錯了。他設計的建築強大的日本國的藍圖和施工順序是正確的，但是構築這個國家政治和經濟大廈的材料—-日本國民的思想，卻是錯誤的。
他用國家達爾文主義、軍國主義的思想改造日本人，結果導致日本走向萬劫不復的亡國之路。用錯誤的建築材料建造的日本國，必然倒塌。可見，要改變壹個國家的制度，固然要從人的思想和觀念改起，然而，把錯誤的觀念輸入壹個民族所造成的災難，甚至可能讓這個民族從地球上消亡。
在路徑的選擇上，福澤諭吉沒有錯；然而，在內容的選擇上，福澤諭吉卻沒有新意。秦暉則提出「日式啟蒙」和「西式啟蒙」分野。「日式啟蒙」就是個人打破小共同體（家庭、社區、社團、親緣關係等等）的束縛，但是投入到「國家主義」的大共同體懷抱當中—這種「六親不認」的個人主義表面上是壹種個性解放，實際上成為國家主義甚至軍國主義的共謀。而「西式啟蒙」，則是壹種以大共同體（國家、政府、皇帝）為主要抗爭對象的個人主義—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生長出真正的憲制精神以及憲制主義賴以生存的民間組織資源。
是國家強大重要還是文明進步重要？納粹德國、日本軍國主義曾經也很強大。這種強大的代價是什麼？歷史已經給出答案—這就是：禍國殃民、人道災難、人類文明倒退。社會進步意味著融入現代文明體系，合乎歷史發展的正義朝向，普通百姓能得到基本的人權、法治保障。選擇國家強大對前現代社會（非民選政府或專制獨裁體制）的國家而言，受益的極少數高層利益集團，人民依然是奴僕。
選擇文明進步受益的是廣大百姓，他們可以享有作為人起碼的公平正義、擁有人性尊嚴的生活。只有在人權高於主權的憲政法治制度下，人民成為受益主體，國家強大才有正面意義；反之，在國家主義的旗幟下國家越強大奴役越深重。
非民主法治的國家強大是短期的、不可預測的，其政權的脆斷崩解往往猝不及防，給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只有憲政民主體制下的文明進步是長期的、可持續、可預期的，有自我糾錯的機制（三權制衡、第四權新聞自由監督），可以隨文明進程而不斷完善。
為什麼會有兩種制度的差別？關鍵在於人心。朱學勤說，壹個真正偉大的民族不在高樓大廈，不在權威講壇，而在每個有靈魂的生命里。他們的獨立思考、自由表達，會形成壹種氛圍，壹步壹步蔓延，把越來越多的人包裹在其中，很快就會變成了壹場文化運動，就會有壹批真正有智慧的精英起來，整個國家就有了希望。
福澤諭吉只知道日本的現代化的前提是改造「人心」，但他卻不知道用什麼改造人心。這就是福澤諭吉認識的最大的誤區。新文化領袖陳獨秀等也犯了同樣的錯誤，把共產主義的病毒輸入中華民族的肌體，是讓中華民族滅亡的節奏。五四運動不僅誤導了啟蒙運動，也因此引進了馬克思主義的病毒，徹底中斷了新文化運動開始的啟蒙探索進程。壹百年後，中國社會的知識界、 思想界，離開五四時期的認識水平，越來越遠，幾乎回到滿清乾隆雍正時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締造出壹個極權主義國家，壹條不信上帝、翻江倒海的「無神論」紅龍。
信奉無神論、沒有上帝的中華民族，表面上看正在走向「復興」，走向「興盛」，但是，從歷史的角度看，這種「復興」和「興盛」不僅不能帶來文化復興，而且會把國民拖入道德淪陷險境。沒有上帝的指引，「他人就是地獄」，人人互害是社會的常態。沒有上帝的恩典，崛起是災難的前奏。沒有對上帝終極懲罰的畏懼，國家領導人就會以上帝自居，對人民實行國家恐怖主義統治。不信上帝信仰的國家領導人，哪怕死後洪水滔天；如果上帝都不能制止惡，那麼就沒有什麼可以制約他們的惡行。政府不受制約，苛政像壹個惡性腫瘤不斷生長，直到消耗完中華民族的所有能量，吞噬中華民族的肌體，最後把中華民族完全摧毀。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的病毒給中華民族帶來巨大的災難，正在神州逐步展開。中華民族在壹步步滑向深淵。
2018年1月5日對新進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和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會上的壹個講話。他在這個題為《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要壹以貫之》。習近平在這篇講話里回顧封建王朝興衰更替史，稱歷代王朝崩潰的壹個共同的也是極其重要的原因就是統治集團貪圖享樂、窮奢極欲，昏庸無道、荒淫無恥，吏治腐敗、權以賄成，又自己解決不了自己的問題，搞得民不聊生、禍亂並生，終致改朝換代。習特別舉出陳勝吳廣起義，項羽劉邦推翻秦朝壹事，並特別引用杜牧『阿房宮賦』幾句：「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大意說，滅掉六國的不是秦國，是六國自己，滅掉秦朝代，不是天下，是秦朝自己。
習在這裏並非危言聳聽，但是他想要說明什麼呢？他說：「我們黨有8900多萬名黨員、450多萬個基層黨組織，我看能打敗我們的只有我們自己，沒有第二人。」然後又引用紅樓夢抄檢大觀園壹段里說的，百足之蟲，至死不僵，必須先從家裡自殺自滅起來。習近平蘇聯解體，「竟無壹人是男兒」，為什麼呢？習近平回答：「就是理想信念已經蕩然無存了。」
共產主義不是信仰，而是壹種政治意識形態。索爾仁尼琴說，「唯物主義無神論是整個共產主義體系的核心。」他認為，是無神論造成了蘇聯的烏托邦和暴政。烏托邦共 產主義是壹個以意識形態為中心的世界，沒有愛，沒有憐憫，沒有公義，有的只是階級鬥爭與仇恨。企圖用所謂的階級平等改變外在的社會環境，反而使人內心的惡更為泛濫。
1983年，索爾仁尼琴在獲得探索「生命最重大的問題」的鄧普頓獎的獲獎演講中說，「半個世紀前，當我還是壹個孩子的時候，我聽過壹些年長的人這樣解釋俄羅斯遭受的巨大災難:人們已經忘記了神，這就是為什麼會發生這壹切。從那時起，我幾乎花了五十年時間研究我們的革命史，在這壹過程中，我讀了數百本著作，搜集了數百份證人證言，努力清理這壹巨變后的碎石瓦礫，完成了八卷著作。假如今天要我精簡地概括是什麼原因造成那場災難吞噬了六千萬同胞的生命，我認為，最準確地莫過於重複那句話:人們已經忘記了神，這就是為什麼會發生這壹切。」
無神論對人的腐蝕結果是，把人變為沒有道德、沒有廉恥的沒有思想的動物，變成壹個沒有靈魂的人。無神論對壹個民族的侵蝕是，這個沒有信仰的民族只有現世而沒有來世—-為了現世的生活而不顧未來、以國家的名義虐殺胎兒，是這個民族的必然的合乎邏輯的集體行為。對於這樣的民族性的自殺行為，我們還能說什麼呢？我們還能說什麼呢？
無眠說：唯物主義，信仰缺失，造成整個社會底線擊穿，人人受害。世界有壹個俗語：這個世界上有兩個民族了不起，猶太人沒有身體，兲朝人沒有靈魂。馬教的唯物主義，造成天朝人沒有靈魂，沒有信仰，沒有底線。只有對權力的膜拜，對財富的渴望。沒有對貪腐不公的憤怒和追責，只恨自己沒有做官發財。沒有對別人的悲慘和死亡產生同情和不安，只是慶幸自己沒有倒下死去。甚至，參与其中，分壹點血饅頭。宗教，信仰，道德，都已經全部喪失。骯髒，扭曲，粗卑，整個民族成為世界的異類。今天的壹切，都是報應。
無神論的專制制度不僅會玷污人，令人變得醜陋不堪，只有深刻的對上帝的宗教信仰才能給人和提供壹個有力的保護層。憲政民主制度與極權主義制度的衝突背後，是對上帝的信仰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衝突。只有上帝的信仰能夠抵抗並戰勝共產主義和唯物主義無神論。
我們能做什麼呢？我們能做的是，改變人民的思維狀態，因為他們已經成為共產主義教義的人質整整100年。沒有哪個人質能夠自己打破獄規，逃離監獄，外部世界的人應該去幫助他們越獄。外部世界的華人應該幫助他們從馬列精神殖民的監獄中越獄，解救那些被馬克思列寧主義綁架的人質。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敵基督的紅龍中解救出來，只有依靠上帝的「道」。我們現在討論的多在制度層面；沒有人心的轉變，制度的建立是無用的。
中華文化離開上帝話語的灌輸，不可能從前現代文明轉變為現代文明，也不可能建立現代文明的制度標配—憲政民主。中國大陸知識精英必須徹底告別五四以後「非基」運動（敵基督運動）的集體認知和行動的誤區，徹底告別敵基督的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與仇恨、欺騙、殺戮、暴力、毀滅的統治世界的方式徹底決裂，才能在人權的廢墟上建立現代文明。
壹個國家的制度，從歷史上看是由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決定的；從現實看是由組成這個制度的人的信仰狀態決定的。中華文明要想真正的走進現代文明，必須與接受上帝文明的政治經濟制度接軌。利用現代通信技術發展的有利條件，進行壹次中國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讓每個人的權利意識得到真正的覺醒。個人的權利意識只有根植在上帝的絕對性的土壤之中，由這些人組成的國家，才可能開出憲政之花，結出民主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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