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神论世界观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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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神论世界观的本质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11月25日
作者 罗安年
1920年到1921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受邀成为北京大学的访问学者前往中国讲学。在大约10个月的时间里，他游历了大半了中国，发表了63场公共演讲。回到英国后，罗素先是在英国各大报纸上发表了壹些关于中国的文章，后于1922年出版了他唯壹壹部关于中国的专著《中国问题》，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国的见解。
哲学家罗素，面对中国的问题，曾经提出他的经典的看法。他认为， 由中国现状产生的问题自然而然分为三类：经济、政治、文化。但每壹类都不能割裂开来理解，每壹类都与另两类息息相关。我认为文化问题最为重要，对于中国来说是这样，对于全人类也是如此。如果解决了文化问题，我会多多少少心平气和接受任何壹种为解决该问题而服务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幸的是，讲实用、看实绩的人对文化问题兴味索然。在他们眼中，金钱、权力理应是个人、国家追求的目标。
罗素之问，在清朝曾经被提出并用壹场彻底失败改革运动—洋务运动试验过。与清国那些腐朽的官员的思维相反，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壹条与洋务运动相反的社会变革路径。福泽谕吉为日本开出了壹条从改变人，到改变制度，最后改变器物的程序正确的道路。
今天，人们普遍认同福泽谕吉的民族崛起顺序的观点，即：壹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壹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制度的改变，第三才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这三个方面的顺序，应该先是心灵，再是体制，最后才是经济。
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表面上看是捷径，但最后是走不通的。近代日本按照福泽的路径，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福泽谕吉为日本复兴指出的这条道路虽然正确，但是最关键地方—-人心的基础上错了。他设计的建筑强大的日本国的蓝图和施工顺序是正确的，但是构筑这个国家政治和经济大厦的材料—-日本国民的思想，却是错误的。
他用国家达尔文主义、军国主义的思想改造日本人，结果导致日本走向万劫不复的亡国之路。用错误的建筑材料建造的日本国，必然倒塌。可见，要改变壹个国家的制度，固然要从人的思想和观念改起，然而，把错误的观念输入壹个民族所造成的灾难，甚至可能让这个民族从地球上消亡。
在路径的选择上，福泽谕吉没有错；然而，在内容的选择上，福泽谕吉却没有新意。秦晖则提出“日式启蒙”和“西式启蒙”分野。“日式启蒙”就是个人打破小共同体（家庭、社区、社团、亲缘关系等等）的束缚，但是投入到“国家主义”的大共同体怀抱当中—这种“六亲不认”的个人主义表面上是壹种个性解放，实际上成为国家主义甚至军国主义的共谋。而“西式启蒙”，则是壹种以大共同体（国家、政府、皇帝）为主要抗争对象的个人主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生长出真正的宪制精神以及宪制主义赖以生存的民间组织资源。
是国家强大重要还是文明進步重要？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曾经也很强大。这种强大的代价是什么？历史已经给出答案—这就是：祸国殃民、人道灾难、人类文明倒退。社会進步意味着融入现代文明体系，合乎历史发展的正义朝向，普通百姓能得到基本的人权、法治保障。选择国家强大对前现代社会（非民选政府或专制独裁体制）的国家而言，受益的极少数高层利益集团，人民依然是奴仆。
选择文明進步受益的是广大百姓，他们可以享有作为人起码的公平正义、拥有人性尊严的生活。只有在人权高于主权的宪政法治制度下，人民成为受益主体，国家强大才有正面意义；反之，在国家主义的旗帜下国家越强大奴役越深重。
非民主法治的国家强大是短期的、不可预测的，其政权的脆断崩解往往猝不及防，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只有宪政民主体制下的文明進步是长期的、可持续、可预期的，有自我纠错的机制（三权制衡、第四权新闻自由监督），可以随文明進程而不断完善。
为什么会有两种制度的差别？关键在于人心。朱学勤说，壹个真正伟大的民族不在高楼大厦，不在权威讲坛，而在每个有灵魂的生命里。他们的独立思考、自由表达，会形成壹种氛围，壹步壹步蔓延，把越来越多的人包裹在其中，很快就会变成了壹场文化运动，就会有壹批真正有智慧的精英起来，整个国家就有了希望。
福泽谕吉只知道日本的现代化的前提是改造“人心”，但他却不知道用什么改造人心。这就是福泽谕吉认识的最大的误区。新文化领袖陈独秀等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把共产主义的病毒输入中华民族的肌体，是让中华民族灭亡的节奏。五四运动不仅误导了启蒙运动，也因此引進了马克思主义的病毒，彻底中断了新文化运动开始的启蒙探索進程。壹百年后，中国社会的知识界、 思想界，离开五四时期的认识水平，越来越远，几乎回到满清乾隆雍正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缔造出壹个极权主义国家，壹条不信上帝、翻江倒海的“无神论”红龙。
信奉无神论、没有上帝的中华民族，表面上看正在走向“复兴”，走向“兴盛”，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复兴”和“兴盛”不仅不能带来文化复兴，而且会把国民拖入道德沦陷险境。没有上帝的指引，“他人就是地狱”，人人互害是社会的常态。没有上帝的恩典，崛起是灾难的前奏。没有对上帝终极惩罚的畏惧，国家领导人就会以上帝自居，对人民实行国家恐怖主义统治。不信上帝信仰的国家领导人，哪怕死后洪水滔天；如果上帝都不能制止恶，那么就没有什么可以制约他们的恶行。政府不受制约，苛政像壹个恶性肿瘤不断生长，直到消耗完中华民族的所有能量，吞噬中华民族的肌体，最后把中华民族完全摧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病毒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正在神州逐步展开。中华民族在壹步步滑向深渊。
2018年1月5日对新進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会上的壹个讲话。他在这个题为《推進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壹以贯之》。习近平在这篇讲话里回顾封建王朝兴衰更替史，称历代王朝崩溃的壹个共同的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统治集团贪图享乐、穷奢极欲，昏庸无道、荒淫无耻，吏治腐败、权以贿成，又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搞得民不聊生、祸乱并生，终致改朝换代。习特别举出陈胜吴广起义，项羽刘邦推翻秦朝壹事，并特别引用杜牧‘阿房宫赋’几句：“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大意说，灭掉六国的不是秦国，是六国自己，灭掉秦朝代，不是天下，是秦朝自己。
习在这里并非危言耸听，但是他想要说明什么呢？他说：“我们党有8900多万名党员、45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我看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没有第二人。”然后又引用红楼梦抄检大观园壹段里说的，百足之虫，至死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习近平苏联解体，“竟无壹人是男儿”，为什么呢？习近平回答：“就是理想信念已经荡然无存了。”
共产主义不是信仰，而是壹种政治意识形态。索尔仁尼琴说，“唯物主义无神论是整个共产主义体系的核心。”他认为，是无神论造成了苏联的乌托邦和暴政。乌托邦共 产主义是壹个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世界，没有爱，没有怜悯，没有公义，有的只是阶级斗争与仇恨。企图用所谓的阶级平等改变外在的社会环境，反而使人内心的恶更为泛滥。
1983年，索尔仁尼琴在获得探索“生命最重大的问题”的邓普顿奖的获奖演讲中说，“半个世纪前，当我还是壹个孩子的时候，我听过壹些年长的人这样解释俄罗斯遭受的巨大灾难:人们已经忘记了神，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壹切。从那时起，我几乎花了五十年时间研究我们的革命史，在这壹过程中，我读了数百本著作，搜集了数百份证人证言，努力清理这壹巨变后的碎石瓦砾，完成了八卷著作。假如今天要我精简地概括是什么原因造成那场灾难吞噬了六千万同胞的生命，我认为，最准确地莫过于重复那句话:人们已经忘记了神，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壹切。”
无神论对人的腐蚀结果是，把人变为没有道德、没有廉耻的没有思想的动物，变成壹个没有灵魂的人。无神论对壹个民族的侵蚀是，这个没有信仰的民族只有现世而没有来世—-为了现世的生活而不顾未来、以国家的名义虐杀胎儿，是这个民族的必然的合乎逻辑的集体行为。对于这样的民族性的自杀行为，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无眠说：唯物主义，信仰缺失，造成整个社会底线击穿，人人受害。世界有壹个俗语：这个世界上有两个民族了不起，犹太人没有身体，兲朝人没有灵魂。马教的唯物主义，造成天朝人没有灵魂，没有信仰，没有底线。只有对权力的膜拜，对财富的渴望。没有对贪腐不公的愤怒和追责，只恨自己没有做官发财。没有对别人的悲惨和死亡产生同情和不安，只是庆幸自己没有倒下死去。甚至，参与其中，分壹点血馒头。宗教，信仰，道德，都已经全部丧失。肮脏，扭曲，粗卑，整个民族成为世界的异类。今天的壹切，都是报应。
无神论的专制制度不仅会玷污人，令人变得丑陋不堪，只有深刻的对上帝的宗教信仰才能给人和提供壹个有力的保护层。宪政民主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的冲突背后，是对上帝的信仰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冲突。只有上帝的信仰能够抵抗并战胜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无神论。
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能做的是，改变人民的思维状态，因为他们已经成为共产主义教义的人质整整100年。没有哪个人质能够自己打破狱规，逃离监狱，外部世界的人应该去帮助他们越狱。外部世界的华人应该帮助他们从马列精神殖民的监狱中越狱，解救那些被马克思列宁主义绑架的人质。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敌基督的红龙中解救出来，只有依靠上帝的“道”。我们现在讨论的多在制度层面；没有人心的转变，制度的建立是无用的。
中华文化离开上帝话语的灌输，不可能从前现代文明转变为现代文明，也不可能建立现代文明的制度标配—宪政民主。中国大陆知识精英必须彻底告别五四以后“非基”运动（敌基督运动）的集体认知和行动的误区，彻底告别敌基督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仇恨、欺骗、杀戮、暴力、毁灭的统治世界的方式彻底决裂，才能在人权的废墟上建立现代文明。
壹个国家的制度，从历史上看是由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决定的；从现实看是由组成这个制度的人的信仰状态决定的。中华文明要想真正的走進现代文明，必须与接受上帝文明的政治经济制度接轨。利用现代通信技术发展的有利条件，進行壹次中国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让每个人的权利意识得到真正的觉醒。个人的权利意识只有根植在上帝的绝对性的土壤之中，由这些人组成的国家，才可能开出宪政之花，结出民主之果。
1920年到1921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受邀成为北京大学的访问学者前往中国讲学。在大约10个月的时间里，他游历了大半了中国，发表了63场公共演讲。回到英国后，罗素先是在英国各大报纸上发表了壹些关于中国的文章，后于1922年出版了他唯壹壹部关于中国的专著《中国问题》，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国的见解。
哲学家罗素，面对中国的问题，曾经提出他的经典的看法。他认为， 由中国现状产生的问题自然而然分为三类：经济、政治、文化。但每壹类都不能割裂开来理解，每壹类都与另两类息息相关。我认为文化问题最为重要，对于中国来说是这样，对于全人类也是如此。如果解决了文化问题，我会多多少少心平气和接受任何壹种为解决该问题而服务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幸的是，讲实用、看实绩的人对文化问题兴味索然。在他们眼中，金钱、权力理应是个人、国家追求的目标。
罗素之问，在清朝曾经被提出并用壹场彻底失败改革运动—洋务运动试验过。与清国那些腐朽的官员的思维相反，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壹条与洋务运动相反的社会变革路径。福泽谕吉为日本开出了壹条从改变人，到改变制度，最后改变器物的程序正确的道路。
今天，人们普遍认同福泽谕吉的民族崛起顺序的观点，即：壹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壹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制度的改变，第三才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这三个方面的顺序，应该先是心灵，再是体制，最后才是经济。
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表面上看是捷径，但最后是走不通的。近代日本按照福泽的路径，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福泽谕吉为日本复兴指出的这条道路虽然正确，但是最关键地方—-人心的基础上错了。他设计的建筑强大的日本国的蓝图和施工顺序是正确的，但是构筑这个国家政治和经济大厦的材料—-日本国民的思想，却是错误的。
他用国家达尔文主义、军国主义的思想改造日本人，结果导致日本走向万劫不复的亡国之路。用错误的建筑材料建造的日本国，必然倒塌。可见，要改变壹个国家的制度，固然要从人的思想和观念改起，然而，把错误的观念输入壹个民族所造成的灾难，甚至可能让这个民族从地球上消亡。
在路径的选择上，福泽谕吉没有错；然而，在内容的选择上，福泽谕吉却没有新意。秦晖则提出“日式启蒙”和“西式启蒙”分野。“日式启蒙”就是个人打破小共同体（家庭、社区、社团、亲缘关系等等）的束缚，但是投入到“国家主义”的大共同体怀抱当中—这种“六亲不认”的个人主义表面上是壹种个性解放，实际上成为国家主义甚至军国主义的共谋。而“西式启蒙”，则是壹种以大共同体（国家、政府、皇帝）为主要抗争对象的个人主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生长出真正的宪制精神以及宪制主义赖以生存的民间组织资源。
是国家强大重要还是文明進步重要？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曾经也很强大。这种强大的代价是什么？历史已经给出答案—这就是：祸国殃民、人道灾难、人类文明倒退。社会進步意味着融入现代文明体系，合乎历史发展的正义朝向，普通百姓能得到基本的人权、法治保障。选择国家强大对前现代社会（非民选政府或专制独裁体制）的国家而言，受益的极少数高层利益集团，人民依然是奴仆。
选择文明進步受益的是广大百姓，他们可以享有作为人起码的公平正义、拥有人性尊严的生活。只有在人权高于主权的宪政法治制度下，人民成为受益主体，国家强大才有正面意义；反之，在国家主义的旗帜下国家越强大奴役越深重。
非民主法治的国家强大是短期的、不可预测的，其政权的脆断崩解往往猝不及防，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只有宪政民主体制下的文明進步是长期的、可持续、可预期的，有自我纠错的机制（三权制衡、第四权新闻自由监督），可以随文明進程而不断完善。
为什么会有两种制度的差别？关键在于人心。朱学勤说，壹个真正伟大的民族不在高楼大厦，不在权威讲坛，而在每个有灵魂的生命里。他们的独立思考、自由表达，会形成壹种氛围，壹步壹步蔓延，把越来越多的人包裹在其中，很快就会变成了壹场文化运动，就会有壹批真正有智慧的精英起来，整个国家就有了希望。
福泽谕吉只知道日本的现代化的前提是改造“人心”，但他却不知道用什么改造人心。这就是福泽谕吉认识的最大的误区。新文化领袖陈独秀等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把共产主义的病毒输入中华民族的肌体，是让中华民族灭亡的节奏。五四运动不仅误导了启蒙运动，也因此引進了马克思主义的病毒，彻底中断了新文化运动开始的启蒙探索進程。壹百年后，中国社会的知识界、 思想界，离开五四时期的认识水平，越来越远，几乎回到满清乾隆雍正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缔造出壹个极权主义国家，壹条不信上帝、翻江倒海的“无神论”红龙。
信奉无神论、没有上帝的中华民族，表面上看正在走向“复兴”，走向“兴盛”，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复兴”和“兴盛”不仅不能带来文化复兴，而且会把国民拖入道德沦陷险境。没有上帝的指引，“他人就是地狱”，人人互害是社会的常态。没有上帝的恩典，崛起是灾难的前奏。没有对上帝终极惩罚的畏惧，国家领导人就会以上帝自居，对人民实行国家恐怖主义统治。不信上帝信仰的国家领导人，哪怕死后洪水滔天；如果上帝都不能制止恶，那么就没有什么可以制约他们的恶行。政府不受制约，苛政像壹个恶性肿瘤不断生长，直到消耗完中华民族的所有能量，吞噬中华民族的肌体，最后把中华民族完全摧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病毒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正在神州逐步展开。中华民族在壹步步滑向深渊。
2018年1月5日对新進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会上的壹个讲话。他在这个题为《推進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壹以贯之》。习近平在这篇讲话里回顾封建王朝兴衰更替史，称历代王朝崩溃的壹个共同的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统治集团贪图享乐、穷奢极欲，昏庸无道、荒淫无耻，吏治腐败、权以贿成，又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搞得民不聊生、祸乱并生，终致改朝换代。习特别举出陈胜吴广起义，项羽刘邦推翻秦朝壹事，并特别引用杜牧‘阿房宫赋’几句：“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大意说，灭掉六国的不是秦国，是六国自己，灭掉秦朝代，不是天下，是秦朝自己。
习在这里并非危言耸听，但是他想要说明什么呢？他说：“我们党有8900多万名党员、45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我看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没有第二人。”然后又引用红楼梦抄检大观园壹段里说的，百足之虫，至死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习近平苏联解体，“竟无壹人是男儿”，为什么呢？习近平回答：“就是理想信念已经荡然无存了。”
共产主义不是信仰，而是壹种政治意识形态。索尔仁尼琴说，“唯物主义无神论是整个共产主义体系的核心。”他认为，是无神论造成了苏联的乌托邦和暴政。乌托邦共 产主义是壹个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世界，没有爱，没有怜悯，没有公义，有的只是阶级斗争与仇恨。企图用所谓的阶级平等改变外在的社会环境，反而使人内心的恶更为泛滥。
1983年，索尔仁尼琴在获得探索“生命最重大的问题”的邓普顿奖的获奖演讲中说，“半个世纪前，当我还是壹个孩子的时候，我听过壹些年长的人这样解释俄罗斯遭受的巨大灾难:人们已经忘记了神，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壹切。从那时起，我几乎花了五十年时间研究我们的革命史，在这壹过程中，我读了数百本著作，搜集了数百份证人证言，努力清理这壹巨变后的碎石瓦砾，完成了八卷著作。假如今天要我精简地概括是什么原因造成那场灾难吞噬了六千万同胞的生命，我认为，最准确地莫过于重复那句话:人们已经忘记了神，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壹切。”
无神论对人的腐蚀结果是，把人变为没有道德、没有廉耻的没有思想的动物，变成壹个没有灵魂的人。无神论对壹个民族的侵蚀是，这个没有信仰的民族只有现世而没有来世—-为了现世的生活而不顾未来、以国家的名义虐杀胎儿，是这个民族的必然的合乎逻辑的集体行为。对于这样的民族性的自杀行为，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无眠说：唯物主义，信仰缺失，造成整个社会底线击穿，人人受害。世界有壹个俗语：这个世界上有两个民族了不起，犹太人没有身体，兲朝人没有灵魂。马教的唯物主义，造成天朝人没有灵魂，没有信仰，没有底线。只有对权力的膜拜，对财富的渴望。没有对贪腐不公的愤怒和追责，只恨自己没有做官发财。没有对别人的悲惨和死亡产生同情和不安，只是庆幸自己没有倒下死去。甚至，参与其中，分壹点血馒头。宗教，信仰，道德，都已经全部丧失。肮脏，扭曲，粗卑，整个民族成为世界的异类。今天的壹切，都是报应。
无神论的专制制度不仅会玷污人，令人变得丑陋不堪，只有深刻的对上帝的宗教信仰才能给人和提供壹个有力的保护层。宪政民主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的冲突背后，是对上帝的信仰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冲突。只有上帝的信仰能够抵抗并战胜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无神论。
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能做的是，改变人民的思维状态，因为他们已经成为共产主义教义的人质整整100年。没有哪个人质能够自己打破狱规，逃离监狱，外部世界的人应该去帮助他们越狱。外部世界的华人应该帮助他们从马列精神殖民的监狱中越狱，解救那些被马克思列宁主义绑架的人质。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敌基督的红龙中解救出来，只有依靠上帝的“道”。我们现在讨论的多在制度层面；没有人心的转变，制度的建立是无用的。
中华文化离开上帝话语的灌输，不可能从前现代文明转变为现代文明，也不可能建立现代文明的制度标配—宪政民主。中国大陆知识精英必须彻底告别五四以后“非基”运动（敌基督运动）的集体认知和行动的误区，彻底告别敌基督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仇恨、欺骗、杀戮、暴力、毁灭的统治世界的方式彻底决裂，才能在人权的废墟上建立现代文明。
壹个国家的制度，从历史上看是由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决定的；从现实看是由组成这个制度的人的信仰状态决定的。中华文明要想真正的走進现代文明，必须与接受上帝文明的政治经济制度接轨。利用现代通信技术发展的有利条件，進行壹次中国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让每个人的权利意识得到真正的觉醒。个人的权利意识只有根植在上帝的绝对性的土壤之中，由这些人组成的国家，才可能开出宪政之花，结出民主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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