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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高鴻鈞

人類是壹種特殊的動物，單個生活不堪孤獨，天生要過群合的生活，而群合中人們又有諸多紛爭，小到爭食相奪，爭偶相鬥，爭利相拼；大至爭權相戮，爭地相戰，爭霸相逐。為了有效抑制和解決這些紛爭，避免陷入無序狀態，使人們的生命有安，社會的生產有條，人類的生活有序，各個社會都探索並嘗試了治理社會的治道，其中最典型的治道有四種，即神治、人治、德治和法治。治道不同，權威的模式也不同。壹般說來，實行神治則神靈至上，實行人治則精英至上，實行德治則道德至上，實行法治則法律至上。

在奉行不同治道的社會中，人會有不同的形象。神治下的人被設定為「宗教人」，基本區分是信徒與異端，前者入天堂，後者下地獄；人治下的人被設定為「政治人」，基本區分是臣民／人民與敵人，前者受善待，後者被鎮壓；德治下的人被設定為「道德人」，基本區分是君子與小人，前者受褒揚，後者遭貶抑；法治下的人被設定為「法律人」，基本區分是合法者與違法者，前者享自由，後者受制裁。

壹個社會奉行哪種治道，取決於特定的社會情境。例如在壹個宗教氛圍十足的社會，神治顯然是壹種可行選擇；在壹個瀰漫著道德氣氛的社會，德治便順理成章；在壹個崇拜精英的社會，人治往往會受到人們認同。總體說來，在前現代社會，神治、人治或德治往往成為主要治道。然而，人類自步入現代社會以來，大多數社會在理念和制度上，都趨向了世俗化、理性化與民主化。由此，人們放逐了神靈，導致了神治失據；放棄了精英崇拜，導致了人治失信：解構了壹統道德，導致了德治失靈。

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法治成為現代社會的主要治道。我們發現，當代不同的族群、國家，縱然文化傳統千差萬別，社會制度多種多樣，價值觀念五花八門，但它們大都選擇了法治之路。這種選擇並非出於偶然，而是有其必然。在壹個放逐了神聖的時代，不可能再奉行神治；在壹個不信任精英的時代，人治自然失信；在壹個道德多元的時代，無法實行德治。相比之下，法治倒顯得可行、可信和可靠些，它雖不是最佳（也許根本就沒有「最佳」）治道，而是弊端較少、風險較小的治道。由此說來，現代社會選擇法治之路，並非偶然。

有人會問，法治是指藉助法律治理社會、管理國家，但整個過程離不開人，說到底法治還不是壹種人治嗎？的確，古人就認識到了「徒法不足以自行」的道理，法律是「人造」的規則和制度，並由人加以運用並服務於人。這樣，脫離人而談法治，正如脫離人而談社會壹樣，毫無意義。但是，我們並不能由此就認為，法治等同於人治。用通俗的話講，法治與人治的主要差異在於，法治是遵照規則治理社會，信法不信人；人治是依照個別人的意志管理社會，信人不信法；法治下所有的人都受規則約束，人治下有少數人（至少是個別人）不受規則約束；法治之法以保障民權為宗旨，人治之法以維護特權為目標；法治之法依循民眾意志，人治之法跟著領導感覺。對於法治下的民眾來說，凡是法律未禁止的都是允許的；對於人治下的民眾來說，凡是法律未允許的都是禁止的，法律允許的行為也會成為禁止的。對於法治下的官員來說，凡是法律未允許的都是禁止的；對於人治下的官員來說，凡是法律未禁止的都是允許的，法律禁止的實際上也會變成允許的。這聽起來好像繞口令，但只要仔細琢磨，人治與法治的不同意蘊，值得深思。

有人還會提出壹個問題，即人是社會的主體，法律是無生命的規則，有生命的人，如何能夠匍匐于這種規則之下，甘受法律統治？對於這種疑問，我們不妨舉個通俗的例子。我們也許都參与過遊戲，至少了解這類活動的特性。實際上，進入法治狀態如同參与遊戲，法律規則如同遊戲規則和程序，人們如同遊戲參与者。在遊戲中，人們壹旦參与其中，所有的參与者都平等地受遊戲規則和程序的約束，莊家也不例外。試想，在遊戲中，哪位遊戲者能夠操縱遊戲的過程和結局？如果有人操縱遊戲過程，就不會有公平的結局，其他遊戲者勢必會抵制和懲罰這種行為。如果遊戲規則不合理，遊戲者也許會改變規則，但必須要徵得所有參与者的同意，否則遊戲活動就無法進行下去。因此，在公平的遊戲中，無人能夠操縱遊戲過程和結局，所有遊戲者都受到遊戲規則和程序的控制，最終便產生了壹個遊戲悖論，即遊戲者在遊戲中喪失了主體性，成為遊戲規則和程序的「奴隸」，這就是通常所說的「遊戲者被遊戲」。

遊戲活動這種「作繭自縛」的悖論，對理解現代法治下的「規則統治」，可能會提供某種啟示。在法治狀態下，人們要服從法律規則和程序的約束，管理者在法治狀態下，如同遊戲中的「莊家」，也要受規則和程序的約束。為了防止「莊家」濫用特權，操縱活動過程，規則便規定實行輪流「坐莊」。法治狀態下最終出現了壹個悖論式圖景：法律規則和程序本來是由人所定，但是進入法治這種「遊戲過程」之後，這種規則和程序便反客為主，成為約束人的壹種超然之物，而人則成了「作繭自縛」的被統治對象，成了法律的臣僕。這多少有些類似古人所說的「非人磨墨墨磨人」之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