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權創造的貧困
1 篇帖子
• 分頁： 1 / 1
中共政權創造的貧困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12月9日
作者 王維洛
如今推廣中國模式的最大成就不是高鐵，不是三峽大壩，不是GDP的高速增長，而是脫貧成就。似乎能顯示脫貧成就大小的就是中國脫貧人數，近年來中國脫貧人數的數目是壹增再增。脫貧人數之多、脫貧人數增長速度之快，到了令人難以相信的地步。最近外交部長王毅說：「過去40年，中國實現8.5億人脫貧，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過70%」。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實現8.5億人脫貧，這是筆者看到的最大中國脫貧人口人數，比兩個月前發表的人權白皮書中說的7.5億人脫貧還要高出1億人。
是不是中國脫貧人口人數越多就說明中國模式越優越？其實不是的。人們要問，這麼多的貧困人口、主要是農村貧困人口是從哪裡來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中國開展了土地改革，對農村人口進行了階級劃分，分為地主、富農、中農、貧農與僱農。地主與富農當然不能算貧困人口，中農也不能算貧困人口，只有貧農與僱農可以算是貧困人口。各地劃分階級的比例略有不同，貧農與僱農的比例占農村人口的50%至55%，這就是當時的所謂農村貧困人口。人權白皮書指出： 1978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占農村人口的97.5%。這到底說明什麼？
壹、8.5億人脫貧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官方網站2019年11月23日發表了新華社記者郭丹發自日本名古屋的報道《王毅：可持續發展是破解全球性問題的「金鑰匙」》：「當地時間11月23日，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在日本名古屋出席二十國集團外長會。王毅表示，可持續發展是破解全球性問題的『金鑰匙』。消除貧困是實現可持續發展議程的首要目標。過去40年，中國實現8.5億人脫貧，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過70%。2020年，中國將消除絕對貧困。中方願同各國共享發展經驗，推動全球減貧事業不斷取得進展。」壹時，中國諸多媒體都轉發了新華社的通稿。
第壹個指出「過去40年，中國實現8.5億人脫貧，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過70%」的是外交部長王毅，但是記者沒有指出「中國實現8.5億人脫貧」的數據來自何方，王毅也沒有給出數據的出處。中國人口將近14億人，其中的8.5億人脫貧，這是多麼巨大的成就！筆者查找了有關數據，沒有發現「中國實現8.5億人脫貧」的來源，中國統計局沒有發表過這個數據，中央扶貧辦也沒有發表過這個數據，學者的研究也沒有給出過這個數據。希望王毅能給出壹個資料來源，畢竟這是中國改革四十年來的最大成就，是壹件不能馬虎的事情。
二、7.534億農村人口脫貧
就在兩個月前，2019年9月22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了《為人民謀幸福：新中國人權事業發展70年》白皮書。白皮書指出：
「絕對貧困基本消除。貧窮是中國人民實現人權的最大障礙。國家積貧積弱、人民貧困如洗，是舊中國留給世人的深刻印象。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帶領人民為消除貧困作出了巨大努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持續開展以農村扶貧開發為中心的減貧行動。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把貧困人口脫貧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和基本標誌，作出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策部署，明確到2020年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中共十九大把精準脫貧作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打好的三大攻堅戰之壹，作出新的部署。中國農村貧困人口（按照2010年貧困標準）由1978年的7.7億人減少至2018年的1660萬人，農村貧困發生率由1978年的97.5%下降至2018年的1.7%。2012年至2018年，中國每年有1000多萬人穩定脫貧。中國成為世界上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是第壹個完成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減貧目標的發展中國家，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過70%。」
白皮書指出：1978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按照2010年貧困標準）7.7億人，農村貧困發生率由1978年的97.5%； 2018年農村貧困人口1660萬人，農村貧困發生率1.7%。改革四十年，中國實現7.534億農村人口脫貧。同時白皮書又指出：這個脫貧成就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過70%。
王毅說：「過去40年，中國實現8.5億人脫貧，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過70%」。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人權白皮書說，改革四十年，中國實現7.534億農村人口脫貧，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過70%。兩者都說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過70%，但是絕對的脫貧人口數字相差近1億人。如果人權白皮書的說法是對的，那麼中國實現8.5億人脫貧，對全球減貧貢獻率應該遠遠超過70%才對。
三、過去四十年7.4億人口脫貧
就在半年前，2019年3月15日王毅的部下、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在出席于瑞士日內瓦召開的聯合國核可中國國別人權審議報告會議后舉行的新聞會上說：僅過去40年，中國就成功減少了7.4億貧困人口，2018年又實現了1386萬貧困人口脫貧。
僅僅八個月的時間過去，中國就成功貧困人口由樂玉成的7.4億增長到王毅的8.5億。
如今推廣中國模式的最大成就不是高鐵，不是三峽大壩，不是GDP的高速增長，而是脫貧成就。似乎能顯示脫貧成就大小的就是中國脫貧人數，近年來中國脫貧人數的數目是壹增再增。脫貧人數之多、脫貧人數增長速度之快，到了令人難以相信的地步。
是不是中國脫貧人口人數越多就說明中國模式越優越？
白皮書說，1978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按照2010年貧困標準）7.7億人，農村貧困發生率由1978年的97.5%下降至2018年的1.7%。
1978年底，中國人口為9.7523億人。按照白皮書的說法，農村人口為7.9億人，97.5%的人為貧困人口，共計7.7億人。人們不競要問，這麼多的農村貧困人口是從哪裡來的。如果說從1978年到2019年，中國減少貧困人口7.4億也好，7.5也好，甚至8.5也好，說明中國模式成就很大，很成功。那麼到197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29周年，97.5%的農村人口都成了貧困人口，又能說明什麼？難道從1949年到1978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
1949年中國農村有多少貧困人口？
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容易，因為1949年還沒有白皮書中的農村貧困人口這個概念和貧困標準。但是可以藉助土改中的成分劃分來分析當時農村中的貧富現象。
四、土改中的成分劃分
1949年，全國總人口為54167萬人，其中農村人口為48402萬人佔89.4%，城鎮人口5765萬人佔10.6%。
土地改革運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壹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其實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共產黨統治的解放區已經陸續開始了土地改革運動。西藏、青海、新疆等少數民族地區的土地改革運動的開展則有壹個時間上的滯后。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
土地改革運動中的壹項重要內容就是階級成份的劃分。為了指導土地改革運動的開展，1950年7月20日政務院發布了《中央人民政府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份的決定》。其實這個階級成份的劃分並不僅僅涵蓋農村地區，也涵蓋城鎮地區，因此適用於全中國。
政務院的這個決定把當時的中國人口劃分為13個階級和階層：（1）地主：惡霸、軍閥、官僚、土豪、劣紳、破產地主、管公堂；（2）資本家：手工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3）開明土紳；（4）富農：反動富農；（5）中農：富裕中農；（6）知識分子；（7）自由職業者；（8）宗教職業者；（9）小手工業者；（10）小商小販；（11）貧農；（12）工人、手工工人；（13）貧民、遊民。
根據筆者在上山下鄉運動中到黑龍江北大荒插隊落戶所了解的情況，農村地區主要分為以下五個階級：
地主；
富農；
中農；
貧農；
僱農。
《中央人民政府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份的決定》對地主、富農、中農和貧農都有十分詳細的規定，有興趣者可以到維基百科中查看。
這個決定中有幾個階級成份劃分的例子，可以看出當時農村地區的貧富情況。
案例１（富裕中農）
全家六人吃飯，二人勞動。有田五十擔（收實谷三十五擔），時價每擔四元，共值百四十元，完全自耕。有房五間，牛壹只。有塘壹口，出息大洋十二元。雜糧生產及養豬年收約壹百元。放生谷三擔，利加五（年收壹擔半），值六元，收了四年。放債大洋壹百元，利加二五，年收二十五元，放了五年。判斷：此家靠自己勞動為主要生活來源，自己生產佔二百五十元以上。對別人有債利剝削，但年收利息只有三十壹元，在總收入百分之十五以下，全家開銷後有剩餘，生活頗好，但因剝削分量不大，故算富裕中農，不是富農。
（壹擔相當於100斤，50公斤）
案例2（中農）
全家五人吃飯，壹個半人勞動。有田二十五擔，收實谷十七擔。借來田七十五擔，收實谷四十二擔，交租二十五擔，交了十年。雜糧生產及養豬年收五十元，雇牧童壹個，雇了三年。放外債大洋六十元，利加三，年收十八元，放了四年。有房五間，牛壹只。有木梓山壹塊，年摘木桃三十擔。判斷：此家生活主要靠自己勞動，每年剝削人家極少，不過二十余元（雇牧童與放債合計），而受人剝削地租二十五擔之多，全家開銷所余無幾，只能算普通的中農，還不是富裕中農。
從政務院發布的《中央人民政府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份的決定》中可以看出，當時中農的生活已經達到了「兩畝地壹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小康生活水平，富農、地主的生活水平遠在中農之上。
那麼地主、富農和中農無論如何是不能算農村貧困的人口的。有可能算農村貧困的人口的是僱農與貧農。
各地在土改中劃分階級成分的比例略有不同。
例如筆者出生的浙江省，在土改前對64個縣的社會階級階層做了調查，發現當時這些地方的社會結構（按戶數計算）是：
階級
土改前的調查
土改后的調查
地主
3.4%
2.8%
富農
4%
2.01%
中農
30.7%
30%
貧農
45.3%
53.16%
僱農
7.5%
其他（小土地出租者等）
9.1%
12.03%
貧農與僱農之和
52.8%
53.16%
土改前後的兩次調查表明，浙江省的貧農與僱農占農村戶數的約53%。當時貧困人口的比例不可能高於53%。筆者外祖父家在浙江農村，土改中被划為中農，應該不是貧困人口。全國各地土改中劃定為貧農與僱農的比例應該都在略高於50%這個範圍。
根據陳沅森的《觸目驚心，二百萬被殺「地主」和土改「真相」》，中共在土改中殘殺了二百萬地主。筆者插隊落戶的生產大隊，壹位胡姓地主是在土改中被五馬分屍的。胡姓地主的小老婆成了孟姓貧協主任的老婆。在「四清運動」中這位孟姓黨支書下台，罪名是身邊睡著壹個赫魯曉夫。那時在村子里最貧困的是地主、富農家庭。當時正值中蘇對抗，發生了珍寶島戰爭。各村的民兵都假扮成蘇聯特工，深夜摸入鄰村地主和富農的家中，把他們帶入村外的高粱地、玉米地。然後用尖刀抵著脖子，讓地主和富農家屬說出所在地書記等幹部的住處。第二天就召開全村大會，批判階級敵人心不死，妄圖復辟。
中共在土改中殘殺的二百萬地主，他們是農村中的精英階層，掌握經濟管理技術，掌握農業生產技術。共產黨提倡殺富濟貧，通過土改，原來的富裕階級是被殺了，但是廣大的貧農、僱農並沒有富裕。按照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白皮書，到1978年，農村人口的97.5%都成了貧困人口。從1949年到1978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的比例不但沒有減少，而且從略高於50%增長到97.5%。如果說，改革開放40年，中國實現8.5億或者7.4億人脫貧，證明了中國模式的成就，那麼，這麼多農村貧困人口的產生，說明從1949年到1978年中國共產黨政策的極端錯誤。
如今推廣中國模式的最大成就不是高鐵，不是三峽大壩，不是GDP的高速增長，而是脫貧成就。似乎能顯示脫貧成就大小的就是中國脫貧人數，近年來中國脫貧人數的數目是壹增再增。脫貧人數之多、脫貧人數增長速度之快，到了令人難以相信的地步。最近外交部長王毅說：「過去40年，中國實現8.5億人脫貧，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過70%」。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實現8.5億人脫貧，這是筆者看到的最大中國脫貧人口人數，比兩個月前發表的人權白皮書中說的7.5億人脫貧還要高出1億人。
是不是中國脫貧人口人數越多就說明中國模式越優越？其實不是的。人們要問，這麼多的貧困人口、主要是農村貧困人口是從哪裡來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中國開展了土地改革，對農村人口進行了階級劃分，分為地主、富農、中農、貧農與僱農。地主與富農當然不能算貧困人口，中農也不能算貧困人口，只有貧農與僱農可以算是貧困人口。各地劃分階級的比例略有不同，貧農與僱農的比例占農村人口的50%至55%，這就是當時的所謂農村貧困人口。人權白皮書指出： 1978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占農村人口的97.5%。這到底說明什麼？
壹、8.5億人脫貧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官方網站2019年11月23日發表了新華社記者郭丹發自日本名古屋的報道《王毅：可持續發展是破解全球性問題的「金鑰匙」》：「當地時間11月23日，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在日本名古屋出席二十國集團外長會。王毅表示，可持續發展是破解全球性問題的『金鑰匙』。消除貧困是實現可持續發展議程的首要目標。過去40年，中國實現8.5億人脫貧，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過70%。2020年，中國將消除絕對貧困。中方願同各國共享發展經驗，推動全球減貧事業不斷取得進展。」壹時，中國諸多媒體都轉發了新華社的通稿。
第壹個指出「過去40年，中國實現8.5億人脫貧，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過70%」的是外交部長王毅，但是記者沒有指出「中國實現8.5億人脫貧」的數據來自何方，王毅也沒有給出數據的出處。中國人口將近14億人，其中的8.5億人脫貧，這是多麼巨大的成就！筆者查找了有關數據，沒有發現「中國實現8.5億人脫貧」的來源，中國統計局沒有發表過這個數據，中央扶貧辦也沒有發表過這個數據，學者的研究也沒有給出過這個數據。希望王毅能給出壹個資料來源，畢竟這是中國改革四十年來的最大成就，是壹件不能馬虎的事情。
二、7.534億農村人口脫貧
就在兩個月前，2019年9月22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了《為人民謀幸福：新中國人權事業發展70年》白皮書。白皮書指出：
「絕對貧困基本消除。貧窮是中國人民實現人權的最大障礙。國家積貧積弱、人民貧困如洗，是舊中國留給世人的深刻印象。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帶領人民為消除貧困作出了巨大努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持續開展以農村扶貧開發為中心的減貧行動。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把貧困人口脫貧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和基本標誌，作出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策部署，明確到2020年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中共十九大把精準脫貧作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打好的三大攻堅戰之壹，作出新的部署。中國農村貧困人口（按照2010年貧困標準）由1978年的7.7億人減少至2018年的1660萬人，農村貧困發生率由1978年的97.5%下降至2018年的1.7%。2012年至2018年，中國每年有1000多萬人穩定脫貧。中國成為世界上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是第壹個完成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減貧目標的發展中國家，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過70%。」
白皮書指出：1978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按照2010年貧困標準）7.7億人，農村貧困發生率由1978年的97.5%； 2018年農村貧困人口1660萬人，農村貧困發生率1.7%。改革四十年，中國實現7.534億農村人口脫貧。同時白皮書又指出：這個脫貧成就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過70%。
王毅說：「過去40年，中國實現8.5億人脫貧，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過70%」。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人權白皮書說，改革四十年，中國實現7.534億農村人口脫貧，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過70%。兩者都說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過70%，但是絕對的脫貧人口數字相差近1億人。如果人權白皮書的說法是對的，那麼中國實現8.5億人脫貧，對全球減貧貢獻率應該遠遠超過70%才對。
三、過去四十年7.4億人口脫貧
就在半年前，2019年3月15日王毅的部下、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在出席于瑞士日內瓦召開的聯合國核可中國國別人權審議報告會議后舉行的新聞會上說：僅過去40年，中國就成功減少了7.4億貧困人口，2018年又實現了1386萬貧困人口脫貧。
僅僅八個月的時間過去，中國就成功貧困人口由樂玉成的7.4億增長到王毅的8.5億。
如今推廣中國模式的最大成就不是高鐵，不是三峽大壩，不是GDP的高速增長，而是脫貧成就。似乎能顯示脫貧成就大小的就是中國脫貧人數，近年來中國脫貧人數的數目是壹增再增。脫貧人數之多、脫貧人數增長速度之快，到了令人難以相信的地步。
是不是中國脫貧人口人數越多就說明中國模式越優越？
白皮書說，1978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按照2010年貧困標準）7.7億人，農村貧困發生率由1978年的97.5%下降至2018年的1.7%。
1978年底，中國人口為9.7523億人。按照白皮書的說法，農村人口為7.9億人，97.5%的人為貧困人口，共計7.7億人。人們不競要問，這麼多的農村貧困人口是從哪裡來的。如果說從1978年到2019年，中國減少貧困人口7.4億也好，7.5也好，甚至8.5也好，說明中國模式成就很大，很成功。那麼到197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29周年，97.5%的農村人口都成了貧困人口，又能說明什麼？難道從1949年到1978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
1949年中國農村有多少貧困人口？
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容易，因為1949年還沒有白皮書中的農村貧困人口這個概念和貧困標準。但是可以藉助土改中的成分劃分來分析當時農村中的貧富現象。
四、土改中的成分劃分
1949年，全國總人口為54167萬人，其中農村人口為48402萬人佔89.4%，城鎮人口5765萬人佔10.6%。
土地改革運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壹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其實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共產黨統治的解放區已經陸續開始了土地改革運動。西藏、青海、新疆等少數民族地區的土地改革運動的開展則有壹個時間上的滯后。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
土地改革運動中的壹項重要內容就是階級成份的劃分。為了指導土地改革運動的開展，1950年7月20日政務院發布了《中央人民政府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份的決定》。其實這個階級成份的劃分並不僅僅涵蓋農村地區，也涵蓋城鎮地區，因此適用於全中國。
政務院的這個決定把當時的中國人口劃分為13個階級和階層：（1）地主：惡霸、軍閥、官僚、土豪、劣紳、破產地主、管公堂；（2）資本家：手工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3）開明土紳；（4）富農：反動富農；（5）中農：富裕中農；（6）知識分子；（7）自由職業者；（8）宗教職業者；（9）小手工業者；（10）小商小販；（11）貧農；（12）工人、手工工人；（13）貧民、遊民。
根據筆者在上山下鄉運動中到黑龍江北大荒插隊落戶所了解的情況，農村地區主要分為以下五個階級：
地主；
富農；
中農；
貧農；
僱農。
《中央人民政府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份的決定》對地主、富農、中農和貧農都有十分詳細的規定，有興趣者可以到維基百科中查看。
這個決定中有幾個階級成份劃分的例子，可以看出當時農村地區的貧富情況。
案例１（富裕中農）
全家六人吃飯，二人勞動。有田五十擔（收實谷三十五擔），時價每擔四元，共值百四十元，完全自耕。有房五間，牛壹只。有塘壹口，出息大洋十二元。雜糧生產及養豬年收約壹百元。放生谷三擔，利加五（年收壹擔半），值六元，收了四年。放債大洋壹百元，利加二五，年收二十五元，放了五年。判斷：此家靠自己勞動為主要生活來源，自己生產佔二百五十元以上。對別人有債利剝削，但年收利息只有三十壹元，在總收入百分之十五以下，全家開銷後有剩餘，生活頗好，但因剝削分量不大，故算富裕中農，不是富農。
（壹擔相當於100斤，50公斤）
案例2（中農）
全家五人吃飯，壹個半人勞動。有田二十五擔，收實谷十七擔。借來田七十五擔，收實谷四十二擔，交租二十五擔，交了十年。雜糧生產及養豬年收五十元，雇牧童壹個，雇了三年。放外債大洋六十元，利加三，年收十八元，放了四年。有房五間，牛壹只。有木梓山壹塊，年摘木桃三十擔。判斷：此家生活主要靠自己勞動，每年剝削人家極少，不過二十余元（雇牧童與放債合計），而受人剝削地租二十五擔之多，全家開銷所余無幾，只能算普通的中農，還不是富裕中農。
從政務院發布的《中央人民政府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份的決定》中可以看出，當時中農的生活已經達到了「兩畝地壹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小康生活水平，富農、地主的生活水平遠在中農之上。
那麼地主、富農和中農無論如何是不能算農村貧困的人口的。有可能算農村貧困的人口的是僱農與貧農。
各地在土改中劃分階級成分的比例略有不同。
例如筆者出生的浙江省，在土改前對64個縣的社會階級階層做了調查，發現當時這些地方的社會結構（按戶數計算）是：
階級
土改前的調查
土改后的調查
地主
3.4%
2.8%
富農
4%
2.01%
中農
30.7%
30%
貧農
45.3%
53.16%
僱農
7.5%
其他（小土地出租者等）
9.1%
12.03%
貧農與僱農之和
52.8%
53.16%
土改前後的兩次調查表明，浙江省的貧農與僱農占農村戶數的約53%。當時貧困人口的比例不可能高於53%。筆者外祖父家在浙江農村，土改中被划為中農，應該不是貧困人口。全國各地土改中劃定為貧農與僱農的比例應該都在略高於50%這個範圍。
根據陳沅森的《觸目驚心，二百萬被殺「地主」和土改「真相」》，中共在土改中殘殺了二百萬地主。筆者插隊落戶的生產大隊，壹位胡姓地主是在土改中被五馬分屍的。胡姓地主的小老婆成了孟姓貧協主任的老婆。在「四清運動」中這位孟姓黨支書下台，罪名是身邊睡著壹個赫魯曉夫。那時在村子里最貧困的是地主、富農家庭。當時正值中蘇對抗，發生了珍寶島戰爭。各村的民兵都假扮成蘇聯特工，深夜摸入鄰村地主和富農的家中，把他們帶入村外的高粱地、玉米地。然後用尖刀抵著脖子，讓地主和富農家屬說出所在地書記等幹部的住處。第二天就召開全村大會，批判階級敵人心不死，妄圖復辟。
中共在土改中殘殺的二百萬地主，他們是農村中的精英階層，掌握經濟管理技術，掌握農業生產技術。共產黨提倡殺富濟貧，通過土改，原來的富裕階級是被殺了，但是廣大的貧農、僱農並沒有富裕。按照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白皮書，到1978年，農村人口的97.5%都成了貧困人口。從1949年到1978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的比例不但沒有減少，而且從略高於50%增長到97.5%。如果說，改革開放40年，中國實現8.5億或者7.4億人脫貧，證明了中國模式的成就，那麼，這麼多農村貧困人口的產生，說明從1949年到1978年中國共產黨政策的極端錯誤。
1 篇帖子
• 分頁： 1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