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中國的意識形態情況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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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中國的意識形態情況的本質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12月12日
作者 馮天樂
引言
1957年，毛澤東發動的反右運動，乃是壹場大規模整肅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毛澤東運用「引蛇出洞」的策略動員知識分子批評中共的缺點錯誤，然後將在鳴放運動中批評中共者，按照其言論羅織入罪，中共動員各級黨組織對這些人加以批判，開群眾鬥爭大會，將其打成「右派分子」。總計全國被划為 「右派」者有55萬2,877人之眾，而且這個數字只是1980年代以後中共官方願意承認的數字而已。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決非偶然，是有其深遠的歷史根源的。筆者認為，研究者欲探討毛髮動反右運動的動機，應先探討毛的知識分子觀，毛是否對知識分子持全盤否定態度，或毛氏也曾壹度希望，與知識分子合作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果毛曾打算與知識分子合作建國，為何最終決定狠狠打壓知識分子？這單純出於毛個人的好惡？還是現實政治的需要？還是馬列主義的影響？抑或三者兼而有之？
毛澤東壹生曾多次發表談論知識分子的言論，他對知識分子的評價時而肯定，時而貶損，往往前後不壹，自相矛盾。因此，要研究毛的知識分子觀並不容易。本文透過疏理大量文獻，結合毛的經歷，及其所處的社會環境，分析毛的知識分子觀。
中共建國前毛澤東的知識分子觀
從總體上講，毛澤東壹生對知識分子的評價，始終否定多於肯定，而且毛氏從早年開始就對知識分子不抱好感，對大知識分子更為反感。這與其早年經歷不無關係。1918年夏，毛澤東、蕭瑜、蔡和森等湖南新民學會成員到北京。時值法（國）中（國）教育協會中方會長、北大校長蔡元培組織中國學生赴法勤工儉學，蕭瑜被聘為協會秘書。毛與蕭瑜、蔡和森商談數次后，決定不去法國而留在北京。蕭瑜、蔡和森致信蔡元培，請他幫助毛氏找壹份校役的工作，使其能夠留在北京半工半讀。蔡元培鼓勵青年上進，認為校役工作太差，乃致信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請其為毛安排壹職。毛遂在北大圖書館工作了半年左右。由於李大釗不認識毛，只為其安排了壹個打掃整理圖書館的工作。1924年，李氏為此曾向蕭瑜表示歉意。毛在北大圖書館當壹小職工，月薪八元，屬工人工資，難免受到教授和學生的冷待。對此，毛始終耿耿於懷。他對斯諾(Edgar Snow)回憶：由於我的職位低下，沒人願意同我來往。我的職責中，有壹項是登記來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他們大都不把我當人看待。在那些人當中，我認出了壹些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領袖，如傅斯年、羅家倫等，我對他們抱有強烈的興趣。我曾經試圖同他們交談， 可是他們都是大忙人，沒有時間聽壹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
對毛澤東而言，早年在北京大學之經歷，確實不甚愉快。毛覺得北京大學的知識精英相當勢利和傲慢，簡直不把他當人看待。毛在北大所遭受的冷落，或許對方未必故意令其難堪，只是將他看成壹個普通的圖書館理員，沒有給予重視；至於毛說知識精英不把他當人看待，則未免言過其實。不過，毛在北大的經歷並不愉快，似無可疑。1949年以後，毛壹次也沒有去北京大學。那時北大校長馬寅初誠邀毛前往北大演講，幫助知識分子改造思想，但毛不為所動。1951年9月11日，毛在馬寅初致周恩來的壹封信上批示：
這種學習很好，可請幾個同志去講演。我不能去。
毛澤東壹生對北大興趣淡薄，並不重視馬寅初的邀請。後來毛雖然為北大親書校名，但他對北大似乎是不甚熱情的。由於知識精英輕視和冷落毛，使其改變了自己的價值取向與人生道路。毛決定放棄躋身知識分子行列，選擇從事農民革命。而且，知識精英對毛的歧視，使其對知識分子產生不平衡心理，而且這種心理伴隨終生。後來毛髮動壹系列針對知識分子的運動，固然有各種因素，但由於自身的經歷，使這些運動具有濃厚的個人風格。後來毛在給其老同學周世釗的信中如此寫道：
那些留學生們，大教授們，人事糾紛，複雜心理，看不起妳，口中不說，目笑存之，如此等類。這些社會常態，幾乎人人要經歷的。
毛信中所謂幾乎人人都要經歷過的社會常態，可謂毛的夫子自道。清末民初之時，人才輩出，北京更是冠蓋雲集。精通國學的有梁啟超、王國維等人，留洋的有胡適、傅斯年等人。毛在湖南第壹師範固然算得上出類拔萃，但壹旦到了北京，就顯得無足輕重了。他既沒有留學的經歷，不通洋文，又沒有著書立說，在學術界並無成就。毛雖然是壹個幸運的勝利者，但他同樣有被留學生和大教授輕視的經歷。
1921年，根據毛澤東在新民學會的發言可知，縱然此時他已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但他仍認為：
我所願做的工作：壹教書，壹新聞記者，將來多半要賴這兩項工作的月薪來生活。現覺專用腦力的工作很苦，想學壹宗用體力的工作，如打襪子、制麵包之類。
由是觀之，毛此時雖已初步接受馬克思主義，惟毛仍將教師、記者之類的知識分子工作視為理想職業。同時，他又深感自己如果做壹名「專用腦力」之人，相當辛苦。毛壹方面欲以知識分子的職業謀生，壹方面又苦於和知識分子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1920年11月，毛在給羅榮熙的信中就明言自己的感受：
我現在很想做工，在上海，李聲澥君勸我入工廠，我頗心動。我現在頗感覺專門用口用腦的生活是苦極了的生活。
誠然，毛並非無緣無故不滿「專用腦力」生活，乃是他受到傷害后，希望改變工作環境，暫時放棄腦力勞動，寧願從事體力勞動。毛這類被主流知識精英輕視的邊緣人，往往對當時的知識精英與主流文化懷有敵意。在承平之世，他們往往無所作為，但壹旦生逢亂世，他們就會興風作浪，成為顛復現有秩序的造反者。根據余英時的研究，中國史上的造反集團，其領導主體從來不是務正業的農民，而是形形色色的邊緣人。如黃巢為鹽梟、李自成是曾為站卒的鄉村無賴、洪秀全則為客家籍的不第秀才，是雙重邊緣人。邊緣人在治世難有展布，惟壹到亂世則有大顯身手之機。近百年來中國之動蕩，規模之大、影響之深，都是空前的，故20世紀成為都市中國邊緣人最活躍的時代；而「革命」也為其提供了壹個最佳的活動場所。
早在1925年，毛澤東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原文中，明示知識分子乃是共產革命之對象。原文將中國社會各階級劃分為五大類：大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第壹類「大資產階級」，包括買辦階級、大地主、官僚、軍閥和反動派知識階級，而以「反動派知識階級」為重點。原文如下：
反動派知識階級——上列四種人附屬物，如買辦性質的銀行工商業高等員司，軍閥政府之高等事務員，政客，壹部分東西洋留學生，壹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學生，大律師等都是這壹類。這壹個階級與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兼容，始終站在帝國主義壹邊，乃極端的反革命派。
關於第二類，原文說：
「中產階級」包括華資銀行工商階級，小地主和許多高等知識分子——華商銀行工商業之從業員，大部分東西洋留學生，大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學生，小律師等都是這壹類。這類知識分子分為右翼和左翼。小地主家庭出身的留學生和大學生是「中產階級的右翼」，因為他們「染受了許多資本主義國的洋氣」，而且與教會、買辦階級有聯繫。「中產階級的左翼，即與帝國主義完全無緣者」。
在原文所列的表格里，關於中產階級「對於革命的態度」壹欄中說：
右翼鄰于反革命，左翼有時可參加革命，然易與敵人妥協，全體看來是半反革命。
關於第三類「小資產階級」，原文說：
如自耕農，小商，手工業主，小知識階級——小員司，小事務員，中學學生及中小學教員，小律師等，都屬於這壹類。這類人又按家庭富裕程度分左中右三部分：「富裕部分——右翼，平時近似中產階級之半反革命，戰時可附和革命；自足部分——中央，平時中立，戰時參加（革命）；不足部分——左翼，歡迎（革命）。」
至於第四類和第五類均沒有涉及知識分子，故不壹壹贅述。
原文結束語說：
誰是敵人誰是朋友？我們現在可以答覆了。壹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反動的知識階級即所謂中國大資產階級，乃是我們的敵人，乃是我們真正的敵人：壹切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乃是我們的朋友，乃是我們真正的朋友。那搖動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應該把他當做我們的敵人，即現時非敵人也去敵人不遠：其左翼可以把他當做我們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們要時常提防他，不要讓他亂了我們的陣線。我們真正的朋友有多少？有三萬萬九千五百萬。我們的真正敵人有多少？有壹百萬。那可友可敵的中間派有多少？有四百萬。讓這四百萬做敵人，也不枉他們有壹個五百萬人的團體，依然抵不住三萬萬九千五百萬人的壹鋪唾沫。
三萬萬九千五百萬人團結起來！
由此可見，毛澤東從投身革命開始，就對中國知識分子持基本否定態度，把中產階級視為「革命的對象」。毛對知識分子持基本否定的觀點，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也有密切的關係。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知識分子是人類社會發展到壹定階段的產物。在原始社會裡，每個人都必須從事生活勞動之時，沒有所謂知識分子。只有當原始公社崩潰，奴隸社會出現后，生產力有了壹定的發展，社會開始有了若干剩餘產品，文字也漸漸出現，在這種情況下，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開始分工，知識分子遂應運而生。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社會壹定要經歷原始社會、奴隸制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五個發展階段，即所謂社會發展五階段論。據馬克思的說法，原始社會是共產公社，沒有階級，沒有國家、政府和法權。體力勞動與智力勞動尚未分開，社會上沒有文化教育事業，沒有專業的知識分子，只靠長者向後輩傳授生活和勞動的經驗。由原始社會過渡到奴隸制社會，生產力提高了，於是產生了私有制和貧富分化，形成社會階級，從而也出現了國家政權與法權，為統治階級壓迫被統治階級。奴隸制社會的統治階級是奴隸主貴族，因為生產力已經發展到由石器時代進入金屬時代，再不必使用全部奴隸去從事生產，而可以從奴隸中選出壹部分較為聰明的，有專長或特殊技能的奴隸，脫離體力勞動，而專門從事文化科技的工作。這壹類的奴隸，就是歷史上最先出現的知識分子。所以，知識分子原是社會出現了階級以及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分化的產物。他們沒有自己的經濟基礎，不能成為壹個獨立存在的階級，而必須靠知識謀生，依附奴隸主統治階級而生存。他們在意識形態領域中，通過思想文化的工作，去維護奴隸主階級的利益和專政制度。
毛澤東對知識分子持懷疑態度，除了因為個人的不快經歷外，實與中共的意識形態不無關係。事實上，在革命過程中，中共不少領導幹部，對知識分子均持懷疑態度。反觀中共建立之初，不僅黨員大部分是知識分子，而且黨的主要領導人均為知識分子。1921年7月23日，中共在上海召開第壹屆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共十二人，即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劉仁靜、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王燼美、鄧恩銘、陳公博、周佛海和包惠僧，都是知識分子。當時中共在全國總共只有53名黨員，也幾乎完全由知識分子組成。是故，中共成立之初，乃是壹個純粹的知識分子黨。1927年4月12日，國民黨清共后，在共產國際的影響下，中共黨內迅速掀起壹股懷疑和排斥知識分子的潮流。其時，蘇共正轟轟烈烈進行反「托派」之清洗運動，而「托派」多為知識分子。為此，蘇共規定，工農黨員經重新登記，可直接領取黨證，而非工農出身的黨員，則壹般降為候補黨員。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正在接受訓練的中共幹部，也是學習蘇共這種做法的。隨著這批中國黨員陸續返國，並被派往各根據地，他們都廣泛傳播從蘇聯學來的「階級出身論」和「階級出身論」。從此，這些理論成為中共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當時國民黨不斷圍剿共軍，生存是蘇區的頭等大事。在軍事高於壹切的形勢下，文職幹部在黨內的地位往往低於軍事幹部。
1928年，中共「六大」以後，黨從組織上全面貫徹階級路線，推行領導幹部工農化，將知識分子划入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範疇，懷疑知識分子幹部對革命的忠貞程度。1934年，川陜根據地在肅反運動中甚至提出：
知識分子必然是地主富農，地主富農必然是國民黨，國民黨必然是反革命，反革命必然要殺。
當時，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及鄂豫皖、川北根據地仇視與亂殺知識分子的情形最為嚴重。結果，1937年，進入延安中央黨校的原四方面軍中，很多明明識字的幹部，為了避免惹禍，寧願偽裝為文盲；夏曦主政湘鄂西蘇區時，也殺了許多知識分子，以致在這塊蘇區中，只有夏曦、賀龍、關嚮應、陸冬生數人被承認為黨員者；毛澤東主持中央蘇區肅反「AB團」運動時，也殺了不少知識分子。
1918年暑假，毛澤東從壹師畢業后，與蔡和森等人壹度發動新民學會會員和湖南青年赴法勤工儉學，但是自己卻留在中國。因為沒有留過學，在放過洋的人面前，毛就顯得缺乏國際視野，不懂得西方文明；毛不通俄文，無法閱讀馬列經典原著。從蘇聯回來，以王明為首的「國際派」，更是長期排擠他，嘲笑他是「狹隘經驗主義」，打擊了他的自尊心。從1927至1934年，他受過三次開除中委和八次嚴重警告的處分。1949年，毛到莫斯科訪問。從毛與斯大林的對話，就可以充分說明毛當年受國際派排擠之苦況。據師哲記述：
斯大林非常激動，對毛主席讚不絕口，說：「偉大，真偉大！妳對中國人民的貢獻很大，妳是中國人民的好兒子！我們祝願妳健康！」毛主席回答說：「我是長期受到打擊排擠的人，有話無處說……」毛主席言猶未竟，斯大林卻把話接了過去：「勝利者是不受譴責的。不能譴責勝利者，這是壹般的公理。」
在國共內戰與抗日戰爭期間，中共的主要敵人，乃是國民黨與日本帝國主義，故需要爭取除了兩者以外的壹切力量，組成廣泛的統壹戰線。延安時期，中共為了自身的生存與發展，必須與國民黨爭奪知識分子，使其為中共革命所用，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講法才略有改變。1939年，毛指出：
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要保護革命知識分子，不蹈過去的復轍。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不能勝利。國民黨和我們力爭青年，軍隊壹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識分子。要說服工農幹部，吃得下，不怕他們。工農沒有革命知識分子幫忙，不會提高自己。工作沒有知識分子，不能治國、治黨、治軍。政府中，黨部中，民眾運動中，也要吸收革命知識分子。
毛澤東在抗戰之初，確實肯定了知識分子的地位與作用。1939年，他寫下的〈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壹文，乃是他此時肯定知識分子的代表作，在毛的著作中實屬罕見。這篇文章開宗明義就說：
在長期的和殘酷的解放戰爭中，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鬥爭中，共產黨必須善於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壹戰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許多軍隊中的幹部，還沒有注意到知識分子的重要性，還存著恐懼知識分子甚至排斥知識分子的心理。許多我們辦的學校，還不敢放手地大量地招收青年學生。許多地方黨部，還不願意吸收知識分子入黨。這種現象的發生，是由於不懂得知識分子對於革命事業的重要性，不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知識分子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知識分子的區別，不懂得為地主資產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和為工農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的區別，不懂得資產階級政黨正在拚命地同我們爭奪知識分子，日本帝國主義也在利用各種方法收買和麻醉中國知識分子的嚴重性，尤其不懂得我們的黨和軍隊已經造成了中堅骨幹，有了掌握知識分子的能力這種有利的條件。
然而，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肯定是暫時和有限的。他認為：
知識分子在其未和群眾的革命鬥爭打成壹片，在其未下決心為群眾利益服務並與群眾相結合的時候，往往帶有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傾向，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他們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因此，中國的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雖然有先鋒的和橋樑的作用，但不是所有這些知識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壹部分，到了革命的緊急關頭，就會脫離革命隊伍，採取消極態度；其中少數人，就會變成革命的敵人。知識分子的這種缺點，只有在長期的群眾鬥爭中才能克服。
對毛澤東而言，知識分子不過是壹種可資利用的政治力量，並非具有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的社會群體，而是依附地主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社會成員。毛不承認知識分子是群眾的啟蒙者，反而認為知識分子要向工農兵學習，接受思想改造。另壹方面，毛要大量吸收知識分子，也面對來自中共黨內的壹定阻力。正如毛所言，許多軍隊中的幹部，還沒有明白到知識分子的重要性，還存著恐懼知識分子，甚至排斥知識分子的心理。中共利用知識青年愛國的心理，高喊延安是革命聖地，吸引了大批知識青年前往陜北。1938年，從5月到8月，經武漢、西安等地八路軍辦事處介紹到延安的革命各界人士，就達到2,288人。到1938年12月，抗大有10,000人，陜北工學有3,000人，靑訓班有2,000人，加上魯迅藝術學院、馬列學院、黨校，共約20,000人。
從國統區投奔中共的知識分子，將延安視為革命聖地，往往懷著過高期望。當他們發現原來延安也非凈土，同樣有壹些社會陰暗面，不免感到失望，並撰文加以批評。抗戰初期，全黨全軍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壹方面為中共輸入了大批懷抱革命理想的知識青年，使中共的革命根據地顯得生機勃勃；另壹方面，這些知識分子的來臨，難免對工農老幹部的領導地位構成威脅，加上雙方的思想和生活習慣格格不入，以致雙方出現矛盾與衝突。在這種情況下，工農老幹部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與黨的純潔性，自然難免會排擠知識分子。延安整風前夕，紅軍幹部王震到中央研究院，觀看當時轟動延安的牆報。他特別注意到王實味的雜文。王氏的文章經常揭露延安的陰暗面，王震看后極為不悅地說：「前方的同志在為黨為全國人民流血犧牲，妳們在後方吃飽飯罵黨。」據魯煤回憶：「當時在解放區，知識分子無壹例外的都被視為小資產階級，天生是被改造的對象。」
王實味發表文章攻擊延安幹部的特權現象，實為毛整肅知識分子的關鍵點。王實味被派到中共中央研究院，擔任馬列主義著作的翻譯工作。因為要將共產黨幹部許多醜事公諸於世，王寫了四篇雜文，總名為「野百合花」。1942年3月13日開始，發表于「解放日報」副刊，揭露了當時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高級幹部「回舞金蓮步，歌囀玉堂春」，小幹部則饑寒交迫，「每壹分鐘都有我們親愛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此外，丁玲、蕭軍、羅烽等也表達了對中共的不滿，寫了好些揭露延安陰暗面的文章。王實味文中強烈的人道主義和反特權思想，以及延安文化人蔑視領導權威的各種言行，令毛感到自由主義、人性論已威脅到自己的政治目標與個人權威。遂決定整肅王實味。1943年4月1日，王實味被康生下令逮捕，次日被關押進中社部監獄，從此成了活死人，除偶而被帶出來向來延安 的外國或國統區記者發表壹番自唾自棄的辭外，王的日常「工作」就是寫交待材料，直到1947年7月1日在山西興縣被康生下令砍了頭。至於丁玲等人，則受到嚴厲批評，雖然暫時躲過壹劫，但在下壹波整風運動中，仍然厄運難逃。作家蕭軍、何其芳、羅烽、艾青、陳企霞等也遭到批鬥。從1942年的整風運動及隨後的搶救運動中，知識分子遭到嚴重衝擊。在長達3年的延安整風和審干期間，幾乎所有的幹部，被有組織、有計劃地逼迫，人人「脫褲子，割尾巴」，「下水洗澡」和「引火燒身」，把包括自己祖宗三代在內的個人詳盡歷史，以及壹切「非無產階級」的思想言行，巨細靡遺地向黨徹底坦白交代。1942年，毛在延安中央黨校作〈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毛在該報告明示其對知識分子之態度。表面上，在文化不發達、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他仍然承認知識分子特別寶貴；但他話鋒壹轉，又公然貶損知識分子：有許多知識分子，自以為很有知識，大擺架子，而不知道這種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礙他們前進的。他們應該知道壹個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壹點。
毛接著講的壹番話，在正式發表時被刪去了。他嘲諷知識分子讀死書：
煮飯做菜真正是壹門藝術。書本上的知識呢？如果只是讀死書，那麼只要妳認得三五千字，學會了翻字典，手中又有壹本什麼書，公家又給妳小米吃，妳就可以搖頭擺腦地讀起來。書是不會走路的，也可以隨便把它們打開或者關起，這是世界上最容易辦的事情，這比大師傅煮飯容易得多，比他殺豬更容易。妳要捉豬，豬會跑（笑聲）；殺它，它會叫（笑聲）。壹本書擺在桌子上既不會跑，又不會叫（笑聲），隨妳怎樣擺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這樣容易的事呀！
誠然，廚師做飯確是壹門藝術，惟毛澤東以這種技能來否定書本知識，則未免失之片面。毛片面強調實踐之重要，而且將實踐等同體力勞動。如此不僅貶低了理論對實踐之指導作用，而且抹殺了知識分子對創造和傳播知識之貢獻。1942年5月，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再壹次用工農與知識分子作比較：
妳要群眾了解妳，妳要和群眾打成壹片，就得下決心，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練。在這裏，我可以說壹說我自己感情變化的經驗。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壹種學生習慣，在壹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壹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象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乾淨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髒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乾淨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願意穿，以為是髒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壹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凈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壹個階級變到另壹個階級。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壹個變化，來壹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麼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毛澤東對知識分子長期持輕視和不信任態度。在毛看來，知識分子的頭腦，有很多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與思想純樸的工人農民相比，是很不幹凈的。毛這種反精英文化的農民觀點，使他對知識分子懷有某種敵意。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毛都將知識分子視為徹底革命的對象，所以他不斷發動政治運動，批判和鬥爭知識分子，以教育和改造他們。
根據中共黨史專家何方的研究，延安整風開創了輕視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傳統。何方認為，中共長期不信任知識分子，是因為國際共運有不信任知識分子的傳統。中共受到蘇共的理論影響，認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沒有紀律和容易動搖。此外，知識分子在思想和生活作風方面也存在自由散漫、驕傲自滿、脫離實際、崇尚空談等弱點，故中共認為知識分子本身就有「原罪」。
早在中共建國前夕，毛澤東在評美國國務院白皮書和艾奇遜(Dean Gooderham Acheson)的信件中，就對民主個人主義者提出嚴厲警告，將其稱為「人民中的中間派或右派」。他寫道：
他們的頭腦中還殘存著許多反動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們不是國民黨反動派，他們是人民中間的中間派，或右派。他們就是艾奇遜說的「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的欺騙做法在中國還有壹層薄薄的社會基礎。……艾奇遜說，還是要搗亂的，並且確定地要搗亂。效果呢？據說是會有的。依靠壹批什麼人物呢？就是「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說 ：「……中國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個人主義終於會再顯身手，中國終於會擺脫外國的羈絆。對於中國目前和將來壹切朝著這個目標的發展，我認為都應當得到我們的鼓勵。」
中國的許多自由主義分子，亦即舊民主主義分子，亦即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們所矚望的和經常企圖爭取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們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動地位，對問題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美國統治者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國民黨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蘇聯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中國共產黨的觀察也往往不正確，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或不贊成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問題的緣故。
那些近視的思想胡塗的自由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中國人聽著，艾奇遜在給妳們上課了，艾奇遜是妳們的好教員。妳們所設想的美國的仁義道德，已被艾奇遜壹掃而空。不是嗎？妳們能在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里找到壹絲壹毫的仁義道德嗎？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艾奇遜，又不但因為艾奇遜公開地宣稱，他們要招收中國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分子，組織美國的第五縱隊，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國人特別是那些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中國人注意，大家相約不要上美國人的當，到處警戒帝國主義在暗地裡進行的陰謀活動。還因為……艾奇遜的歷史觀點正是中國知識分子中有壹部分人所同具的觀點，就是說資產階級的唯心的歷史觀。駁斥了艾奇遜……對於那些抱著和艾奇遜相同或有某些相同觀點的人們，則可能是更加有益的。
毛澤東的上述這些言論，表面上是說給在大洋彼岸的艾奇遜聽的，實際上是對民主個人主義者的嚴厲警告。這個警告與毛氏在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是有邏輯聯繫的，是對民主個人主義者持懷疑與否定之態度：
帝國主義國家和我們之間，是妳中有我，我中有妳。……我們裡頭有他們的人，拿中國來說，就是資產階級中間和民主黨派中間的許多人……。
由此可見，在毛澤東的心目中，早就將擁戴民主個人主義的知識分子視為敵人，認為他們與帝國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壹旦帝國主義進攻中國，資產階級和民主黨派里，許多人很可能會與敵人裡應外合，充當帝國主義的第五縱隊，而當年稱其為「人民中間的中間派或右派」，只是為了縮小打擊面，是壹種統戰策略而已。
中共建國后毛澤東的知識分子觀（1949-1957年）
中共建國后，旋即發動土改與鎮反，鎮壓壹切反對勢力。「土地改革」運動摧毀了知識分子在農村的根基，也徹底斷絕其回家的歸路。「鎮壓反革命」運動顯示了中共使用暴力鎮壓反對者的決心，百多萬名「反革命分子」遭到屠殺，使知識分子的神經為之震懾；「抗美援朝」運動，使不順從的知識分子，都可能背上「漢奸」與「賣國賊」之罪名，從而使先人和家族蒙羞。
對中共而言，鞏固政權乃是當時至關緊要的任務。在毛澤東和中共看來，新政權的頭等大事，乃是消滅所有敵對勢力，建立強大的中央政權。在毛看來，「世界觀的轉變，是壹個根本的轉變。」毛要按照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去改造人民的生活習慣與社會風尚。要讓全國數億人民行動壹致，服從中共的命令，最重要的是將毛澤東思想由上至下，從中國共產黨推廣到全國；要讓人們不僅服從中共的領導和法令，而且要人們具有革命思想，自覺地執行黨的命令。因此，思想的「革命化」，提高到壹個相當重要的位置。對毛和中共而言，思想改造乃是構建新社會之前提。事實上，自中共建國伊始，毛就要將自己的思想佔領壹切思想陣地。他要求所有人承命惟謹。知識分子的任務不是啟迪民智，而是改造舊思想，闡釋和宣傳毛澤東思想和中共的理論政策。然而，知識分子習慣獨立思考，不會盲目附和執政者的決策，甚至不平則鳴，批評時政，用毛的話來說：
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他們的思想意識是壹定要反映出來的。壹定要在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上，用各種辦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要他們不反映不表現，是不可能的。
知識分子的這種性格特徵與毛澤東的要求格格不入。對毛而言，「知識分子的問題首先是思想問題。」1949年以後，各種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就層出不窮。從思想改造、批判胡適、到鎮壓胡風反革命集團及肅反運動，不但從未間斷，而且越演越烈。不破不立，毛髮動上述運動之目的，乃是要破除知識分子的「資產階級思想」，不但要改造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和人生觀，而且要將思想改造引入學術層面，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成為學術研究的惟壹規範。所謂無產階級的立場和唯物主義的觀點，令不少學界翹楚都受到批判。至於清算胡風文藝思想之目的，乃是要確保自己的文藝理論不受挑戰，從而樹立毛本人和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毛將胡風及其友人打成反革命集團，則是利用國家機器的暴力，羅織罪名，壓制知識分子的言論自由。反右只是這種政治運動之延續和發展，是中共建國八年來對知識分子最大規模的政治整肅。鎮壓胡風集團后，毛迅即發動肅清反革命運動。
中共估計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壞分子均佔百分之五左右，硬性定下肅反運動需要打擊對象的指針。默認指標搜索敵人，難免會造成不少冤假錯案，惟毛澤東明白此舉可以在群眾中樹立對立面。透過整肅和鬥爭這個對立面，使全社會形成壹種緊張的氣氛，從而對所有人起著政治警示的作用，此乃毛壹種相當有效的統治手段。反右運動乃完成肅反運動尚未完成的任務，將「肅而不清」的漏網之魚壹網打盡。
毛澤東在胡風材料的按語中，勾勒了其欲建立之「無產階級專政」的新秩序：對被群眾揪出的「敵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並且實行「輿論壹律」，嚴禁出版、言論、結社、集會自由，幾乎每個人「都在某種組織生活中」，對「反革命方面的人」實行專政，讓他們像「小媳婦壹樣，經常的怕挨打」，「咳壹聲都有人錄音」，這是「極大的好事」。胡風事件與肅反運動之後，毛確立了「階級鬥爭治國」之政治路線。透過運動群眾推行階級鬥爭，依靠群眾專政控制階級敵人，憑藉「國家專制權力」（state despotic powers)掃除壹切障礙，再按照毛的意志來建設社會主義，這就是毛嚮往的政治藍圖。不過，若因為毛不斷打壓知識分子，就斷定毛完全否定和排斥知識分子，則不免失之偏頗。事實上，毛和柳亞子、郭沫若、周世釗等人均有詩詞唱和，並時有交往。但是，這是壹種類似執君臣之禮，懷故舊之情的行為，毛並非將他們視作具有獨立精神與人格的知識分子，對他們是召之即來，揮之即去，雙方根本不可能平等交流政見。壹旦知識分子敢於犯顏直諫，縱然是多年故交，毛也會不假辭色，1953年毛澤東與梁漱溟的衝突就很能說明問題。1953年9月，梁漱溟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7次會議上批評中共的農村政策忽視農民利益，認為農民生活太苦，令毛澤東大為震怒，斥責梁是「用筆杆子殺人」、「殺人不見血」的「殺人犯」，可見毛的雅量確實相當有限。在毛看來，知識分子最可怕的地方就是「用筆杆子殺人」。另壹方面，毛深知治國和強國不能沒有知識分子，故對壹些學有專精知識分子，特別是自然科學家，毛都加以籠絡和保護。例如，在1949至1957年這段期間，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政策，確實是相對寬容的。1949年以前，知識分子是靠腦力勞動去換取工資，維持自己及家人的生活；中共建國之初，為了安定人心，對知識分子採取全部「包下來」的政策，將大部分知識分子編入文化教育單位，基本上承認其1949年前的專業技術職務名稱，工資待遇也維持原狀，使他們絕大多數繼續從事教育、文化、科學、技術等工作，以用其長；對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給以適當的社會政治地位，再通過他們聯繫和團結各行各業的知識分子，共同建設新國家。中共還積極爭取留居國外的學者和留學生回國。1949年12月6日，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成立辦理留學生回國事務委員會，統壹辦理留學生及學者回國事宜。1950年前後，李四光、華羅庚、葉篤正、程開甲、謝希德、趙忠堯、王淦昌等壹批科學家和學者，毅然放棄在國外的優裕條件，返回中國參加建設。到1952年底，留學生回國事務委員會已接待2,000多名回國留學生和專家學者。
同時，中共明白，若能得到聲名顯赫，深受社會尊重的知識分子支持，對鞏固其政權確實大有裨益，故竭力拉攏他們。例如周恩來曾兩次登門拜訪黃炎培，勸說其出任政務院副總理及輕工業部部長。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羅隆基投奔中共以後，只是單獨生活，卻有壹個秘書、壹個廚師、壹個司機、壹個護士、壹個保姆、兩個警衛，外加壹部汽車以及四合院住宅壹棟。中共建國后，由於缺乏管理城市的經驗，急需大批專業人才協助管理和建設城市。人才短缺確實是新政權面對的難題。中共理論家艾思奇指出：
今天不是人才太多，恰恰相反，而是感覺太少了。我們的教育機關，積極教育培養，仍然供不應求。
歷經長期戰亂的中國壹窮二白，百廢待興，建國事業千頭萬緒，毛澤東深感新政府人才短缺，故必須調整執政黨與知識分子的關係，乃屢次表示要重視知識分子，務求吸收他們加入新政權，為其建國大業效勞。1955年，毛就批評中共各級黨組織，在過去六年沒有放手吸收高級知識分子入黨：
過去六年中，各地黨組織都沒有注意吸收甚至拒絕吸收高級知識分子入黨，這是不對的，這是壹種關門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必須糾正。中央組織部應當負責訂出在高級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的年度計劃和幾年計劃。
鎮壓了「胡風反革命集團」后，毛澤東便發動肅清反革命運動，在中共黨內挖出壹批「反革命分子」，使毛的統治更加鞏固。1956年，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業已完成，建立了生產數據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地主富農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社會基礎被徹底消滅了，政權機關、法權機關、國家暴力機關與大眾傳媒，也俱為中共所掌握。毛這時不免顧盼自雄，希望中共能夠廣納人才，利用知識分子的技術，為其建設國家。在這種情況下，毛遂決定放寬知識分子的入黨標準。由於中共建國之後，不斷發動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使知識分子忙於檢討自己的歷史與思想錯誤，難以安心工作，發揮才華。1955年11月22日，周恩來向毛彙報有關知識分子問題的情況，提出打算在政協全國委員會會議上，討論知識分子問題。第二天，毛召集中央書記處全體成員和中央有關方面負責人會議，決定採納周恩來的意見，召開全面解決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並決定成立中共中央研究知識分子問題十人領導小組，進行會議的籌備工作，由周恩來負責，彭真、陳毅、利瓦伊漢、周揚、胡喬木等參加。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和26個省轄市市委書記或副書記及各部門、各方面的負責人共1,279人參加。劉少奇主持會議。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發表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報告中比較客觀地分析知識分子的現狀，肯定了知識分子在政治上和業務上確有巨大進步，並肯定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
他們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壹部分。在團結、教育、改造舊知識分子的同時，黨又用了很大的力量來培養大量的新的知識分子，其中已經有相當數量的勞動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由於這壹切，我國的知識界的面貌在過去六年來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會議的最後壹天，毛澤東也講了話。毛在中共中央會議上說：
有的同志說些不聰明的話，說什麼「不要他們也行」，「老子是革命」，這話不對。現在叫技術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無知命，沒有他們是不行的，單靠我們老粗是不行的。這些話是聰明的話，要向廣大幹部講清楚，現在打仗，飛機要飛到壹萬八千公尺的高空，超音速，不是過去騎著馬了，沒有高級知識分子是不行的。現在我們看出這件事，就可以開始主動，要有大批的高級知識分子，就要有更多的普通知識分子。以後要使每人都有華羅庚那樣的數學，都要能看《資本論》，這是可能的，二十年不行，就三十年，最多壹百年就差不多了，否則叫什麼共產主義？同志們回去要向各方面說清楚這件事情。中國應該有大批知識分子，先接近世界水平，然後趕上世界水平。
他號召：
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壹致，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鬥。
1956年3月，國務院成立科學規劃委員會。在周恩來、陳毅、李富春、聶榮臻等領導人的組織下，彙集600多位科學家，並邀請近百名蘇聯專家，歷時數月反覆論證，編製出《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在「重點發展，迎頭趕上」方針的指導下，規劃綱要提出13個方面、57項國家重要的科學技術任務，並確定12個帶有關鍵意義的重點項目或課題。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壹次制定科學技術發展的長遠規劃。在這個規劃里，提出要大力擴大科學技術人員的隊伍。當時中國專門從事研究的科學技術人員是6萬2千人，計劃規定十年以後要發展到20萬人。4月16日，為了貫徹中共中央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的精神，國務院發出〈關於改善高級知識分子工作條件的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委員會檢查及改善當地知識分子的工作條件：壹是迅速解決缺少助手的困難；二是積極地解決房屋、實驗用土地和基本建設的地皮等問題；三是切實改善圖書、文物、檔案和各種資料的收集、保管、整理、利用的狀況。
然而，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信任是相當有限的，而且他最希望團結的是自然科學領域的知識分子，所以他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毛認為知識分子思想複雜，須要長期改造方能放心使用。上文提到，1956年，周恩來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的主題報告，宣稱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壹部分」，對當時的知識分子而言，確是壹個令人振奮的提法，因為自從中共建國以來，知識分子都被視為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始終不受信任。如今周恩來說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壹部分，在政治挂帥的時代，這決非只是壹個稱號問題而已，乃是肯定知識分子的思想已經有了很大進步，可以放心使用了，他們不再是外人了。然而，在隨後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中，並無使用「工人階級的壹部分」這種提法，而是說：「在黨的政策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年來各方面的偉大變革和偉大成就的強烈影響下，中國知識分子的面貌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知識分子的基本隊伍已經成了勞動人民的壹部分；在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中，已經形成了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聯盟。」由是觀之，毛認為知識分子並未徹底改造，仍不能將其視為「工人階級的壹部分」。從表面上講，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沒有什麼重大區別，都是靠勞動自食其力，不是剝削階級。然而，在中共的政治術語中，「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無產階級專指工人階級，是國家的領導階級，而勞動人民泛指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等非敵對階級，雖然也算是壹個正面的稱號，但是勞動人民只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軍，是不能作為領導階級的。不僅如此，這份文件還指出：「要繼續改造知識分子，提高他們的覺悟，必須同時純潔知識分子的隊伍，徹底肅清暗藏在知識界中的反革命分子。」
在毛澤東看來，團結知識分子無疑是正確的。他們的學識才幹與專業技術，對鞏固政權，建設社會主義，確有用處，毛指出：
建設工業要有工程師，辦學校要有教授，要團結他們，沒有他們是不行的。當然，沒有新人也不行。割斷歷史是不行的，好像什麼都是我們白手起家，這種看法是不對的。
但是，毛澤東認為對知識分子既要團結，又要對其實行長時間的改造，因為他們的舊思想不可能在短期內完全改變過來。毛指出：
對於資產階級分子和知識分子的舊思想和舊習慣的改造，要在鞏固團結他們的方針下，繼續進行長期的教育。
是故毛對知識分子是疑而用之，且用且疑。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指出：
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現在有壹種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壹來，不敢去改造知識分子了。我們敢於改造資本家，為什麼對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
毛澤東壹面宣稱要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動員知識分子自由爭鳴，批評中共的缺點，幫助中共整風；壹面又堅持將知識分子定性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壹個既寬泛又模糊的概念，它既可以指知識分子是資產階級的壹部分，也可以指知識分子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可見毛的知識分子政策是相當矛盾的。毛壹方面希望延攬人才，使知識分子竭忠盡智，為中共效犬馬之勞，壹方面又不信任他們，認為他們屬於資產階級範疇，不能將其視為自己人。如果承認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壹部分，那麼就表示沒有必要對他們長期改造了。這樣，知識分子就容易會自恃擁有知識，不會完全服膺毛和中共的領導。如果繼續將知識分子稱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可以使其有原罪感，不敢驕矜自滿，當其不聽話時，可以名正言順地加以整治。正因如此，毛壹再將知識分子稱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1956年9月，他在談到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經驗時，這樣說：
在整個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歷史時期內，我們要爭取和團結民族資產階級，使他們站在人民的方面，反對帝國主義。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基本完成以後，在壹定時期還要和他們保持聯盟。這樣做，有利於對付帝國主義的侵略，有利於發展生產、穩定市場，有利於爭取和改造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即使在號召知識分子鳴放，幫助中共整風之時，毛澤東仍然沒有改變將知識分子划入「資產階級」行列之說。1957年3月，毛在接見文藝界代表談話時說：
有人問資產階級思想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區別，我就分不出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屬於壹個範疇。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光看出身，我指的是他們接受的是資產階級學校教育，而資產階級是按照它的利益來教育人的。
四天之後，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重申其對知識分子的看法：
我們現在的大多數知識分子，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是從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出身於工人農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資產階級的教育，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
1957年3月19日，毛澤東在南京部隊、江蘇、安徽二省黨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更充分表明他對知識分子的敵意和不信任，他說：
這麼壹大堆知識分子，有些是工農化了的，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進了共產黨。有些沒進，但是很接近我們。積極擁護馬克思主義，贊成馬克思主義的只佔壹小部分，大概佔10％，或者多壹點，據江蘇說有17％。另外壹頭，他們是有敵對情緒的，但不是特務。他同我們敵對，不贊成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制度勉強的接受，沒有辦法，大勢所趨。這樣的人，也是有的，可能有百分之幾。中間的有百分之八十，或者沒有這麼多，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他們是中間派，動搖分子，對馬克思主義有些贊成，也讀了幾本書，但是沒讀進去，就是讀在這個上面（指額頭上面），沒有進到裏面去。
考知識分子有個辦法。人們說要分別壹下，究竟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意思就是說，戴壹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比較資產階級的要舒服些。可是我說不然。我就是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的資產階級學校，那裡的社會空氣，是資產階級的空氣，搞的那壹套，就是唯心論的什麼東西。康德的唯心論我就信過，妳說那是小資產階級的？讀的是資產階級，信的是資產階級，妳還能說是個小資產階級？有的時候，是可以分的，也是應該分的，但是講到世界觀，可就難分了。妳說，小資產階級世界觀是什麼東西啊？是半唯物主義嗎？我這個人馬克思主義是後來鉆進去的，是後頭學的，而且是經過很長的時間，跟敵人做鬥爭逐步改造的。有壹件事情，可以考知識分子，就是跟工人、農民壹道，看誰跟勞動人民打成壹片。知識分子有壹部分人可以打成壹片，大多數知識分子，他還離開得這麼遠，想要打成壹片，打不攏來。他跟工人、農民沒有感情，不是朋友。工人、農民有話也不跟他們講，他也看不起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有壹條尾巴，要潑它壹瓢冷水。狗，潑它壹瓢冷水，尾巴就夾起來了。妳如果是另外壹種情況，它就翹得很高，它就有些神氣。因為他讀了幾句書，的確有些神氣。勞動人民看見妳那個神氣，看見妳那個樣子，他就不舒服。
毛澤東的這些言論，表明他對知識分子並無好感，甚至懷有敵意。他認為知識分子看不起工人、農民，將知識分子比喻為狗，要潑壹瓢冷水才能使其清醒過來。本來，在毛的統治下，知識分子要爭得「小資產階級」的稱號，就很不容易。如今毛說知識分子屬於小資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根本就分不出來，實際上是將知識分子定性為資產階級。根據中共的意識形態，資產階級屬於剝削階級，是無產階級必須消滅的敵人。將知識分子劃歸資產階級範疇，無疑是將其划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如此壹來，毛的講話，就為3個月後發動壹場打壓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埋下了伏筆。既然知識分子是資產階級分子，仍然需要長期改造，那麼他們鳴放的言論，就必然是資產階級的觀點；他們對中共的批評，即使不是存心要推翻政權，至少也帶有不少錯誤和「毒素」。毛鼓勵鳴放，讓對中共不滿的知識分子，大吐「毒素」；讓潛伏在社會不同角落的敵對分子，原形畢露。果然，知識分子因長期受到政治運動的打擊，積累了許多怨氣，在鳴放運動中對中共提出了很多尖銳的批評意見。利瓦伊漢從六個方面概括當時的「右派言論」：
1.他們錯誤估計了形勢，攻擊共產黨的領導，胡說什麼「現在學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勢非常嚴重」，共產黨已經「進退失措」；
2.他們攻擊社會主義制度不如資本主義制度，沒有優越性，誣衊我國國內「壹團糟」；
3.他們全盤否定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成績，否定歷次政治 運動；
4.他們反對農業合作化、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糧食統購統銷
等根本政策，他們反對社會主義的新聞事業，鼓吹資產階級的新聞路
線，提出私人辦報，辦新聞社；
5.他們攻擊講優點和成績的人是歌功頌德，造成壹種只許講缺點錯誤，不許講優點成績的空氣，而且把官僚主義說成是社會主義的產物和代名詞，把宗派主義說成無產階級專政的產物和代名詞，把主觀主義教條主義說成是馬克思主義的產物和 =代名詞；
6.他們反對工人階級的領導，否認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本質區別，不承認資產階級分子有繼續改造的必要性，公開提出共產黨退出機關學校，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營企業，叫囂根本的辦法是改變社會主義制度。
當這些「蛇」引出來后，就更能證實毛澤東的判斷不虛，中共遂據此論證反右運動的正當性（legitimacy）。有研究者指出：
既然右派分子的進攻「極為猖獗」、「極為狠毒」，那麼把這些毒草鋤了當肥料，也就順天應人了。這是中共至今不願承認反右鬥爭在政策上犯錯，只願承認「錯在擴大化」的最根本理由。同時，對右派分子的「摘帽」只稱之為「改正」，而不是「平反」，原因亦在於此。
反右運動開始后，當然不能再讓鳴放時期右派放出的「毒草」蠱惑民心。被打成右派者，從此被剝奪發言權；其餘僥倖過關的知識分子也噤若寒蟬，從此再也不敢放言無忌了。如此壹來，官方雖然沒有明令廢止「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在反右之後，這個方針也就名存實亡了。中共要推行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就必須依靠和重用知識分子；要鞏固思想統治，控制思想領導權，又必須貶抑知識分子，挫其傲氣。這個矛盾，中共始終無法解決。
1957年 4月24日，北大著名哲學教授馮友蘭和賀麟在報紙上發表了文章。毛澤東當天看了以後，對他的秘書林克說：
教條主義學問不多，未摸清舊知識分子的底，而舊知識分子被壓迫了壹下，他們讀了壹些馬列主義，摸清了我們的底。因此，現在應該壓壹下教條主義，埋頭幾年學些學問，糾正教條主義，將來主要還靠他們。現在舊知識分子尾巴翹起來了，但最後教條主義糾正了，用說服辦法來說服舊知識分子。現在舊知識分子威風了，教條主義擡不起頭，會不會亂，不會亂，因為群眾有鑒別力。
從毛澤東的言論可知，「他們」和「我們」，在毛心目中是涇渭分明的，即使是「教條主義者」，也還是「我們」的知識分子，「將來主要還靠他們」；而「舊知識分子」，就是毛在1925年〈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壹文中說的，「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永遠都是外人，即使學習馬列主義，也是為了摸「我們」的底，是不可靠的，而「他們」現在的威風是壹時的，最終還是要壓「他們」的。這就是毛對「舊知識分子」的基本態度。
毛澤東的這種思路，是壹種「寧左勿右」的思維定勢——「左」比「右」好，「左」是方法問題，「右」是立場問題。「教條主義」者即使學問不多，工作方法粗暴，畢竟還是自己人；「修正主義」者是異己，其危害程度比「教條主義」者嚴重得多。然則，毛所謂「舊知識分子翹尾巴」又何所指呢？此乃中共與毛面對的壹個根本矛盾：中共是靠動員廣大農民，通過武裝鬥爭奪取政權的。中共建國后，遂在幹部政策上全面貫徹階級路線。中共這種做法，壹方面由於工農幹部對建立新政權確實立下汗馬功勞，中共打下江山後，自然要論功行賞；另壹方面，中共認定工農幹部比知識分子幹部忠誠可靠，其對革命的貢獻也比知識分子幹部突出，故中共偏重提拔重用工農幹部。朱正指出：
他們，是在戰爭、土地改革，各種秘密工作中獲得足夠的革命資歷的，革命就把這壹定級別的領導職務當做對他們過去功績的酬勞，卻並沒有給予他們足夠的領導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的專業知識的訓練，……當拿不出足夠數量懂得專業的黨員去擔任領導幹部的時候，也就只好拿壹些不夠條件的去充數了。
事實上，工農幹部最大的缺點就是文化程度偏低，有的甚至只處於剛脫離文盲狀態。如四川省《富順縣誌》記載，該縣除了剛剛上任兩年的書記文化水平比較高之外，從1949年12月到1981年的32年間，這些書記大多數都是小學和初中畢業文化水平；小學生4人，初中生7人，高中生2人，大專生2人，大學生1人。小學生和中學生共13人，其中初中生和小學生佔大半，這當中有3個四川人，14個北方人，1個浙江人；同壹期間擔任縣委副書記共38人，其中小學畢業生10人，初中生19人，高中生4人，中專和簡易師範生6人，大專3人，其中小學生和初中生佔大半。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雖然懷疑和壓制知識分子，但又有依靠知識分子的現實需要。這種需要之範圍甚廣，包括經濟、科技、教育、宣傳，甚至包括闡釋和發展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中共長期從事革命鬥爭，只培養了自己的黨政軍幹部隊伍，但並未培養出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如今中共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就要掌握各種專業知識、就必須依靠知識分子。而知識分子要受專業知識遠遜自己的中共幹部指揮，自然會提出「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問題。毛在1957年初也並非完全否認，中共確實面臨這種挑戰。他說，「外行不能領導內行」這句話，「有壹半對，壹半不對」，確實，「在自然科學的這門學科、那門學科的具體內容上不懂，沒有法子領導」；但是，「共產黨能領導階級鬥爭，也就能領導向自然界作鬥爭。」然後他說了壹句很有份量的話：
如果有這樣壹個黨，叫共產黨，他就只能作社會鬥爭，要率領整個社會向自然界作鬥爭就不行，那末，這樣壹個黨就應該滅亡。
反右之後，凡是主張「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人都被劃成右派分子，毛澤東還專門發表講話反駁「外行不能領導內行」：
外行領導內行是壹個普遍的壹般規律。去年全國鬧得天翻地復，右派和中間派都提出這個問題。他們說是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我看外行領導內行是壹般規律，只有外行才能領導內行，而內行是不能領導內行的。我們共產黨、工人、農民、幹部對當教授壹般是外行，人家壹攻，我們是認為不能領導了。過去我們批駁右派不系統。……政治是管人與人之間相互關係的，是搞群眾路線的，就是妳們在座的同志們。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說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教授、工程師瞧不起我們。我們有許多人覺著自己不行，有點自卑感，是不對的。他們現在還不服氣，還沒有駁倒他們，這個問題要好好研究壹下，因為右派，中間派還看我們不起，我們要找出道理駁倒他們，壹萬行妳只有壹行嘛！我說外行領導內行是壹般規律，內行領導外行很困難，叫梅蘭芳當總統行嗎？他只會唱戲。
毛澤東有壹種危機意識。中共乃是壹個以階級鬥爭得天下的革命黨，在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建設時期，毛憂慮它的領導面臨合法性（legitimus）危機。那麼，毛有何對策呢？他提出治本之策，是要培養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毛認為：「無產階級沒有自己的龐大的技術隊伍和理論隊伍，社會主義是不能建成的」。他設想：
那時黨的中央委員會的成分也會改變，中央委員會中應該有許多工程師，許多科學家。現在的中央委員會，我看還是壹個政治中央委員會，還不是壹個科學中央委員會。
在當時，縱然是中共黨內的知識分子也為數不多，據統計，到1957年，全國共有黨員1,272萬人，其中工人黨員174萬人，農民黨員850 萬人、知識分子黨員188萬人，其他成分黨員60萬人。
是故毛澤東認為，中共要長期培養自己的知識分子，方為治本之策。然而，在中共的知識分子尚未成長起來之前，就惟有遷就現實，暫時向知識分子妥協，但此乃治標之策，只是權宜之計而已。質言之，毛認為這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其實乃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屬於毛在1925年說的「反革命」力量，最終仍要將其消滅。只是在中共尚未完全掌握科學之前，在「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尚未培養出來之前，還需要知識分子為其效力，因此毛可以對其稍作讓步，但前提是他們必須服從和接受毛和中共的領導，決不能挑戰毛的權威。在此前提下，可以給知識分子壹點言論自由——此即毛在1956、1957年提出雙百方針之本意。惟當毛認為知識分子拂逆己意時，就隨時可以收回雙百方針。胡喬木說：
經過反右派鬥爭以後，在毛主席頭腦里，知識分子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沒有什麼不是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壹直到最後都沒有改變過。……毛主席對知識分子有很大的敵對的心理。他本來跟資產階級的壹些代表人物、民主黨派的壹些代表人物、知識分子的壹些代表人物，經常有個人接觸，經過1957年，他感覺到這些人不大靠得住了。……所以，壹個思想的方向、思想的潮流如果搞錯了，在社會主義社會裡面，確實可以發生嚴重的影響、損失、災難。
若然說毛澤東在中共建國之前，對知識分子雖然頗為苛酷，但尚能肯定知識分子對革命也有壹定貢獻；那麼在中共建國后，毛對知識分子的不滿卻日趨明顯，尤其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毛對知識分子幾乎已經沒有任何正面的評價了。毛認為：
過去知識分子這個「毛」是附在五張「皮」上，就是吃五張皮的飯。第壹張皮，是帝國主義所有制。第二張皮，是封建主義所有制。第三張皮，是官僚資本主義所有制。民主革命不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嗎？就是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第四張皮，是民族資本主義所有制。第五張皮，是小生產所有制，就是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所有制。過去的知識分子是附在前三張皮上，或者附在後兩張皮上，附在這些皮上吃飯。現在這五張皮還有沒有？「皮之不存」了。……現在，知識分子附在什麼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無產階級身上。誰給他飯吃？就是工人、農民。……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現在沒有基礎了，他喪失了原來的社會經濟基礎，就是那五張皮沒有了，他除非落在新皮上。有些知識分子現在是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飛，上不著天，下不著地。
這就是毛澤東著名的「皮毛論」。毛不承認有抽象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屬於壹定階級的。在毛看來，知識分子並無獨立性可言，他們只能依附統治階級才能生存。過去他們依附剝削階級；現在他們依附無產階級，實際上是靠共產黨才能吃飯。根據魏承思的研究，自中共建政后，知識分子逐漸喪失結社、言論以及基本生存的條件。他指出中國知識分子必須被納入中共體制內，才會被承認為知識分子。而知識分子幾乎無力抵抗，因為中共掌握了各種社會資源（social substance）。到1957 年反右之後，中國大致上已經不存在所謂的獨立知識分子。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及不同的側重點，但其目的是壹致的：既要利用知識分子的知識和專長為其政治目的服務，又要提防他們反對共產黨的統治。為達到目的，共產黨政權從組織、經濟生活、專業和思想上全面控制知識分子，使他們成為政治權力的馴服工具。工具化的結果，使知識分子對共產黨體制產生壹種人身依附關係，完全喪失了獨立和批判的能力。魏認為反右運動后，原先的獨立知識分子，大多被劃成為右派分子而遭到放逐；那些沒有被划為右派的人，為求自保，也徹底放棄了對工具化的抵抗。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的知識分子觀是矛盾和複雜的。從感情上講，毛壹生手不釋卷，本人就是壹個知識分子，但由於早年在北大受學者名流的冷遇，後來參加革命后，在黨內又被張國燾、王明等留蘇派歧視，故他確實並不喜歡知識分子，並屢次挖苦批判知識分子；但從理性上講，他深知革命和建設都離不開知識分子。知識分子除了可以為其從事物質建設，如發展經濟和研究科技外，還能為其宣傳各項政策和理論，因此知識分子是他不可不用的敵人。於是，他對知識分子實行團結與改造兩手並用的策略，對整個知識分子階層也採取不同的政策與態度。在反右運動中，自然科學家所受的衝擊相對較少。1957年9月3日，中共中央更發出了周恩來主持制定的〈關於自然科學方面反右派鬥爭的指示〉。〈指示〉說，在科學界高級知識分子中間，必須認真開展反右鬥爭，決不能有溫情主義。但要區別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不同情況，區別對待。這裏，鄧小平在〈指示〉原稿上加寫了這樣壹句：「特別是對於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學家和技術工作人員，除個別情節嚴重非划不可者外，應壹律採取堅決保護過關的方針。」這個〈指示〉還規定了：在反右派鬥爭中，對挂帥點火的，進行深入的揭露批判；對有較高科學成就的，不可輕易划為右派，必須划的，也應「斗而不狠」；對有的人，「談而不鬥」。對於老右派，主要應該拿過社會主義這壹關的政治標準來衡量；而不可簡單地拿他們在民主革命階段是否右派來衡量；對在日內瓦會議后爭取回國的歐美留學生，壹般要「不划不鬥」。
由此可見，毛澤東並非對所有知識分子都持敵視態度。他不喜歡的是知識分子的獨立思想和批判精神，故他主要防範的對象，乃是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知識分子。1957年7月，毛在上海督導反右時就對幹部說：「大學里，壹個中文系，壹個歷史系，唯心論最多。辦報紙的，唯心論最多。」；毛更加難以容忍的，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因為他們往往質疑和批評毛的各項政策和意識形態。相對而言，自然科學知識分子往往埋首科學研究，其研究領域與現實政治較少聯繫，故毛氏對自然科學家始終比較優容。
結語
有研究者概括辛亥革命以後的中國社會特徵時寫道：
民國初年的社會有三大特點：第壹、這是壹個新紀元的開始，同時也是舊傳統的延續；第二、中央權力由堅強而式微，地方主義逐漸擡頭；第三、新思潮澎湃，中國在加速蛻變中。
辛亥革命以後，出現了各種勢力並存的局面，包括具有革命思想的同盟會、主張與清朝妥協的立憲派、以及滿清舊官僚。袁世凱稱帝失敗后，中央權力衰落，形成了軍閥割據的局面；在軍閥混戰中，各種思想在五四前後空前活躍。1927年，蔣介石領導北伐，建立了南京國民政府，但各地仍然存在地方實力派，對國民政府往往陽奉陰違；中共也建立革命根據地，與國民政府對抗，蔣介石只是完成了表面的統壹。
在1949年後，中共統壹全國，建立了新政權，與辛亥革命之後由統壹到分散完全不同。中共的國家機器壟斷了政治、經濟和思想，將全社會組織成壹架集中統壹的大機器，集中統壹的政治，集中統壹的經濟，自然需要集中統壹的思想。惟其如此，方能保證這架大機器按照統壹的意志順利運行。正因為要保持「思想壹致」，正是中共不斷發動政治運動之癥結所在。此乃黨國體制（party-state）的根本問題，縱然是最高領袖也難以輕易改變。當然，毛個人的性格與作風，會使中國的政治運動具有毛的個人特色，如文革時將知識分子貶為「臭老九」，使知識成為罪惡，在社會上造成敵視和輕視知識分子的氣氛。然而，若將知識分子的不幸遭遇，完全歸咎毛澤東討厭知識分子，則是將複雜的問題簡單化。在東歐集團、北韓等國的論述中，「知識分子」早已被視為「工人階級」的壹員。北韓甚至將黨徽都修改為代表工、農、知識分子三個因素的圖像，但這完全不妨礙蘇聯、東歐集團、北韓等國對教育、研究人員的嚴酷整肅。誠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毛提倡的，惟終毛之世，他從未踐行這些承諾。因為若容忍知識分子自由鳴放，就難免會出現懷疑和批評毛和中共的聲音，從而損害毛和中共的權威和聲望。
筆者認為，反右運動實際上是壹場反智運動。它不但要消滅心懷異志的知識分子，就連丁玲、馮雪峰等左派知識分子，都在打擊之列。從擁護還是反對中共領導的角度而言，將服膺中共意識形態的知識分子打成「右派」，確實是混淆矛盾，敵我不分。從全局觀之，中共當時掌握了強大的國家機器，而且在群眾中還享有較高威信，似乎不必發動反右運動，如此興師動眾去整肅知識分子。然而，從全能主義的角度來看，執政者要將自己的價值觀灌輸到每個社會成員的頭腦，要每個人都成為按照執政黨意志行事的「齒輪和螺絲釘」，而不能容許出現獨立於官方之外的批評和意見。夏衍晚年回首往事說：
中國知識分子這樣真心地擁護和支持中國共產黨，而四十多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遭遇又如何？眾所周知，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傾、拔白旗，1964年的文化部大整風，以及「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當其衝的恰恰是知識分子。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順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說這是民族的悲劇吧。
其實，無論知識分子對中共的批評是善意還是惡意，中共都難以容忍，因為這表明中共建國以來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收效甚微，尚未打碎其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他們提出的意見越多，就證明他們越不聽話，對共黨就越是離心離德。反右運動開始后，毛澤東就指出：「過去七年，我們形式上有主動，實際上至少有壹半假主動。反動派是假投降，中間派的許多人也不心悅誠服。」事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知識分子，與中共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深受「五四」運動影響的知識分子，往往帶有「自由主義」傾向，與共產黨中國「組織起來的社會」(organizational society)和「意識形態體制」(ideological system)，確實格格不入。中共號稱無產階級政黨，但因工農階級知識不足，沒有能力處理複雜的國政，故其領導層主要仍由知識分子構成，形成矛盾。而因為知識分子在共產黨的分類上屬於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必須進行改造，使他們徹底接受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兩者之間遂形成矛盾。中共除了不能容忍對黨和領袖的批評，也不能容忍對中共意識形態的質疑和修正。任何對中共意識形態的質疑和修正，都會受到批判鬥爭。反右運動之後，毛對知識分子的知識本身也持否定態度。1958年1月，毛在南寧會議上說：「搞工業，搞農業，難道比打仗還厲害些？我就不相信搞經濟就那麼複雜，那麼多學問。」同年5月，毛又在成都會議上提倡鄙視教授們的學問，宣稱：
對於資產階級教授們的學問，應以狗屁視之，等於烏有，鄙視，藐視，蔑視，等於對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學問應當鄙視藐視蔑視壹樣。
在毛澤東看來，知識分子只能成為自己利用的工具，壹旦他們不肯俯首聽命，自恃擁有知識向黨「鬧獨立性」，甚至質疑中共的各項政策和意識形態，他們的知識再多也是無用的，甚至是有害的。
引言
1957年，毛澤東發動的反右運動，乃是壹場大規模整肅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毛澤東運用「引蛇出洞」的策略動員知識分子批評中共的缺點錯誤，然後將在鳴放運動中批評中共者，按照其言論羅織入罪，中共動員各級黨組織對這些人加以批判，開群眾鬥爭大會，將其打成「右派分子」。總計全國被划為 「右派」者有55萬2,877人之眾，而且這個數字只是1980年代以後中共官方願意承認的數字而已。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決非偶然，是有其深遠的歷史根源的。筆者認為，研究者欲探討毛髮動反右運動的動機，應先探討毛的知識分子觀，毛是否對知識分子持全盤否定態度，或毛氏也曾壹度希望，與知識分子合作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果毛曾打算與知識分子合作建國，為何最終決定狠狠打壓知識分子？這單純出於毛個人的好惡？還是現實政治的需要？還是馬列主義的影響？抑或三者兼而有之？
毛澤東壹生曾多次發表談論知識分子的言論，他對知識分子的評價時而肯定，時而貶損，往往前後不壹，自相矛盾。因此，要研究毛的知識分子觀並不容易。本文透過疏理大量文獻，結合毛的經歷，及其所處的社會環境，分析毛的知識分子觀。
中共建國前毛澤東的知識分子觀
從總體上講，毛澤東壹生對知識分子的評價，始終否定多於肯定，而且毛氏從早年開始就對知識分子不抱好感，對大知識分子更為反感。這與其早年經歷不無關係。1918年夏，毛澤東、蕭瑜、蔡和森等湖南新民學會成員到北京。時值法（國）中（國）教育協會中方會長、北大校長蔡元培組織中國學生赴法勤工儉學，蕭瑜被聘為協會秘書。毛與蕭瑜、蔡和森商談數次后，決定不去法國而留在北京。蕭瑜、蔡和森致信蔡元培，請他幫助毛氏找壹份校役的工作，使其能夠留在北京半工半讀。蔡元培鼓勵青年上進，認為校役工作太差，乃致信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請其為毛安排壹職。毛遂在北大圖書館工作了半年左右。由於李大釗不認識毛，只為其安排了壹個打掃整理圖書館的工作。1924年，李氏為此曾向蕭瑜表示歉意。毛在北大圖書館當壹小職工，月薪八元，屬工人工資，難免受到教授和學生的冷待。對此，毛始終耿耿於懷。他對斯諾(Edgar Snow)回憶：由於我的職位低下，沒人願意同我來往。我的職責中，有壹項是登記來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他們大都不把我當人看待。在那些人當中，我認出了壹些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領袖，如傅斯年、羅家倫等，我對他們抱有強烈的興趣。我曾經試圖同他們交談， 可是他們都是大忙人，沒有時間聽壹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
對毛澤東而言，早年在北京大學之經歷，確實不甚愉快。毛覺得北京大學的知識精英相當勢利和傲慢，簡直不把他當人看待。毛在北大所遭受的冷落，或許對方未必故意令其難堪，只是將他看成壹個普通的圖書館理員，沒有給予重視；至於毛說知識精英不把他當人看待，則未免言過其實。不過，毛在北大的經歷並不愉快，似無可疑。1949年以後，毛壹次也沒有去北京大學。那時北大校長馬寅初誠邀毛前往北大演講，幫助知識分子改造思想，但毛不為所動。1951年9月11日，毛在馬寅初致周恩來的壹封信上批示：
這種學習很好，可請幾個同志去講演。我不能去。
毛澤東壹生對北大興趣淡薄，並不重視馬寅初的邀請。後來毛雖然為北大親書校名，但他對北大似乎是不甚熱情的。由於知識精英輕視和冷落毛，使其改變了自己的價值取向與人生道路。毛決定放棄躋身知識分子行列，選擇從事農民革命。而且，知識精英對毛的歧視，使其對知識分子產生不平衡心理，而且這種心理伴隨終生。後來毛髮動壹系列針對知識分子的運動，固然有各種因素，但由於自身的經歷，使這些運動具有濃厚的個人風格。後來毛在給其老同學周世釗的信中如此寫道：
那些留學生們，大教授們，人事糾紛，複雜心理，看不起妳，口中不說，目笑存之，如此等類。這些社會常態，幾乎人人要經歷的。
毛信中所謂幾乎人人都要經歷過的社會常態，可謂毛的夫子自道。清末民初之時，人才輩出，北京更是冠蓋雲集。精通國學的有梁啟超、王國維等人，留洋的有胡適、傅斯年等人。毛在湖南第壹師範固然算得上出類拔萃，但壹旦到了北京，就顯得無足輕重了。他既沒有留學的經歷，不通洋文，又沒有著書立說，在學術界並無成就。毛雖然是壹個幸運的勝利者，但他同樣有被留學生和大教授輕視的經歷。
1921年，根據毛澤東在新民學會的發言可知，縱然此時他已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但他仍認為：
我所願做的工作：壹教書，壹新聞記者，將來多半要賴這兩項工作的月薪來生活。現覺專用腦力的工作很苦，想學壹宗用體力的工作，如打襪子、制麵包之類。
由是觀之，毛此時雖已初步接受馬克思主義，惟毛仍將教師、記者之類的知識分子工作視為理想職業。同時，他又深感自己如果做壹名「專用腦力」之人，相當辛苦。毛壹方面欲以知識分子的職業謀生，壹方面又苦於和知識分子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1920年11月，毛在給羅榮熙的信中就明言自己的感受：
我現在很想做工，在上海，李聲澥君勸我入工廠，我頗心動。我現在頗感覺專門用口用腦的生活是苦極了的生活。
誠然，毛並非無緣無故不滿「專用腦力」生活，乃是他受到傷害后，希望改變工作環境，暫時放棄腦力勞動，寧願從事體力勞動。毛這類被主流知識精英輕視的邊緣人，往往對當時的知識精英與主流文化懷有敵意。在承平之世，他們往往無所作為，但壹旦生逢亂世，他們就會興風作浪，成為顛復現有秩序的造反者。根據余英時的研究，中國史上的造反集團，其領導主體從來不是務正業的農民，而是形形色色的邊緣人。如黃巢為鹽梟、李自成是曾為站卒的鄉村無賴、洪秀全則為客家籍的不第秀才，是雙重邊緣人。邊緣人在治世難有展布，惟壹到亂世則有大顯身手之機。近百年來中國之動蕩，規模之大、影響之深，都是空前的，故20世紀成為都市中國邊緣人最活躍的時代；而「革命」也為其提供了壹個最佳的活動場所。
早在1925年，毛澤東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原文中，明示知識分子乃是共產革命之對象。原文將中國社會各階級劃分為五大類：大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第壹類「大資產階級」，包括買辦階級、大地主、官僚、軍閥和反動派知識階級，而以「反動派知識階級」為重點。原文如下：
反動派知識階級——上列四種人附屬物，如買辦性質的銀行工商業高等員司，軍閥政府之高等事務員，政客，壹部分東西洋留學生，壹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學生，大律師等都是這壹類。這壹個階級與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兼容，始終站在帝國主義壹邊，乃極端的反革命派。
關於第二類，原文說：
「中產階級」包括華資銀行工商階級，小地主和許多高等知識分子——華商銀行工商業之從業員，大部分東西洋留學生，大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學生，小律師等都是這壹類。這類知識分子分為右翼和左翼。小地主家庭出身的留學生和大學生是「中產階級的右翼」，因為他們「染受了許多資本主義國的洋氣」，而且與教會、買辦階級有聯繫。「中產階級的左翼，即與帝國主義完全無緣者」。
在原文所列的表格里，關於中產階級「對於革命的態度」壹欄中說：
右翼鄰于反革命，左翼有時可參加革命，然易與敵人妥協，全體看來是半反革命。
關於第三類「小資產階級」，原文說：
如自耕農，小商，手工業主，小知識階級——小員司，小事務員，中學學生及中小學教員，小律師等，都屬於這壹類。這類人又按家庭富裕程度分左中右三部分：「富裕部分——右翼，平時近似中產階級之半反革命，戰時可附和革命；自足部分——中央，平時中立，戰時參加（革命）；不足部分——左翼，歡迎（革命）。」
至於第四類和第五類均沒有涉及知識分子，故不壹壹贅述。
原文結束語說：
誰是敵人誰是朋友？我們現在可以答覆了。壹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反動的知識階級即所謂中國大資產階級，乃是我們的敵人，乃是我們真正的敵人：壹切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乃是我們的朋友，乃是我們真正的朋友。那搖動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應該把他當做我們的敵人，即現時非敵人也去敵人不遠：其左翼可以把他當做我們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們要時常提防他，不要讓他亂了我們的陣線。我們真正的朋友有多少？有三萬萬九千五百萬。我們的真正敵人有多少？有壹百萬。那可友可敵的中間派有多少？有四百萬。讓這四百萬做敵人，也不枉他們有壹個五百萬人的團體，依然抵不住三萬萬九千五百萬人的壹鋪唾沫。
三萬萬九千五百萬人團結起來！
由此可見，毛澤東從投身革命開始，就對中國知識分子持基本否定態度，把中產階級視為「革命的對象」。毛對知識分子持基本否定的觀點，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也有密切的關係。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知識分子是人類社會發展到壹定階段的產物。在原始社會裡，每個人都必須從事生活勞動之時，沒有所謂知識分子。只有當原始公社崩潰，奴隸社會出現后，生產力有了壹定的發展，社會開始有了若干剩餘產品，文字也漸漸出現，在這種情況下，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開始分工，知識分子遂應運而生。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社會壹定要經歷原始社會、奴隸制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五個發展階段，即所謂社會發展五階段論。據馬克思的說法，原始社會是共產公社，沒有階級，沒有國家、政府和法權。體力勞動與智力勞動尚未分開，社會上沒有文化教育事業，沒有專業的知識分子，只靠長者向後輩傳授生活和勞動的經驗。由原始社會過渡到奴隸制社會，生產力提高了，於是產生了私有制和貧富分化，形成社會階級，從而也出現了國家政權與法權，為統治階級壓迫被統治階級。奴隸制社會的統治階級是奴隸主貴族，因為生產力已經發展到由石器時代進入金屬時代，再不必使用全部奴隸去從事生產，而可以從奴隸中選出壹部分較為聰明的，有專長或特殊技能的奴隸，脫離體力勞動，而專門從事文化科技的工作。這壹類的奴隸，就是歷史上最先出現的知識分子。所以，知識分子原是社會出現了階級以及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分化的產物。他們沒有自己的經濟基礎，不能成為壹個獨立存在的階級，而必須靠知識謀生，依附奴隸主統治階級而生存。他們在意識形態領域中，通過思想文化的工作，去維護奴隸主階級的利益和專政制度。
毛澤東對知識分子持懷疑態度，除了因為個人的不快經歷外，實與中共的意識形態不無關係。事實上，在革命過程中，中共不少領導幹部，對知識分子均持懷疑態度。反觀中共建立之初，不僅黨員大部分是知識分子，而且黨的主要領導人均為知識分子。1921年7月23日，中共在上海召開第壹屆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共十二人，即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劉仁靜、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王燼美、鄧恩銘、陳公博、周佛海和包惠僧，都是知識分子。當時中共在全國總共只有53名黨員，也幾乎完全由知識分子組成。是故，中共成立之初，乃是壹個純粹的知識分子黨。1927年4月12日，國民黨清共后，在共產國際的影響下，中共黨內迅速掀起壹股懷疑和排斥知識分子的潮流。其時，蘇共正轟轟烈烈進行反「托派」之清洗運動，而「托派」多為知識分子。為此，蘇共規定，工農黨員經重新登記，可直接領取黨證，而非工農出身的黨員，則壹般降為候補黨員。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正在接受訓練的中共幹部，也是學習蘇共這種做法的。隨著這批中國黨員陸續返國，並被派往各根據地，他們都廣泛傳播從蘇聯學來的「階級出身論」和「階級出身論」。從此，這些理論成為中共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當時國民黨不斷圍剿共軍，生存是蘇區的頭等大事。在軍事高於壹切的形勢下，文職幹部在黨內的地位往往低於軍事幹部。
1928年，中共「六大」以後，黨從組織上全面貫徹階級路線，推行領導幹部工農化，將知識分子划入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範疇，懷疑知識分子幹部對革命的忠貞程度。1934年，川陜根據地在肅反運動中甚至提出：
知識分子必然是地主富農，地主富農必然是國民黨，國民黨必然是反革命，反革命必然要殺。
當時，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及鄂豫皖、川北根據地仇視與亂殺知識分子的情形最為嚴重。結果，1937年，進入延安中央黨校的原四方面軍中，很多明明識字的幹部，為了避免惹禍，寧願偽裝為文盲；夏曦主政湘鄂西蘇區時，也殺了許多知識分子，以致在這塊蘇區中，只有夏曦、賀龍、關嚮應、陸冬生數人被承認為黨員者；毛澤東主持中央蘇區肅反「AB團」運動時，也殺了不少知識分子。
1918年暑假，毛澤東從壹師畢業后，與蔡和森等人壹度發動新民學會會員和湖南青年赴法勤工儉學，但是自己卻留在中國。因為沒有留過學，在放過洋的人面前，毛就顯得缺乏國際視野，不懂得西方文明；毛不通俄文，無法閱讀馬列經典原著。從蘇聯回來，以王明為首的「國際派」，更是長期排擠他，嘲笑他是「狹隘經驗主義」，打擊了他的自尊心。從1927至1934年，他受過三次開除中委和八次嚴重警告的處分。1949年，毛到莫斯科訪問。從毛與斯大林的對話，就可以充分說明毛當年受國際派排擠之苦況。據師哲記述：
斯大林非常激動，對毛主席讚不絕口，說：「偉大，真偉大！妳對中國人民的貢獻很大，妳是中國人民的好兒子！我們祝願妳健康！」毛主席回答說：「我是長期受到打擊排擠的人，有話無處說……」毛主席言猶未竟，斯大林卻把話接了過去：「勝利者是不受譴責的。不能譴責勝利者，這是壹般的公理。」
在國共內戰與抗日戰爭期間，中共的主要敵人，乃是國民黨與日本帝國主義，故需要爭取除了兩者以外的壹切力量，組成廣泛的統壹戰線。延安時期，中共為了自身的生存與發展，必須與國民黨爭奪知識分子，使其為中共革命所用，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講法才略有改變。1939年，毛指出：
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要保護革命知識分子，不蹈過去的復轍。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不能勝利。國民黨和我們力爭青年，軍隊壹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識分子。要說服工農幹部，吃得下，不怕他們。工農沒有革命知識分子幫忙，不會提高自己。工作沒有知識分子，不能治國、治黨、治軍。政府中，黨部中，民眾運動中，也要吸收革命知識分子。
毛澤東在抗戰之初，確實肯定了知識分子的地位與作用。1939年，他寫下的〈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壹文，乃是他此時肯定知識分子的代表作，在毛的著作中實屬罕見。這篇文章開宗明義就說：
在長期的和殘酷的解放戰爭中，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鬥爭中，共產黨必須善於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壹戰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許多軍隊中的幹部，還沒有注意到知識分子的重要性，還存著恐懼知識分子甚至排斥知識分子的心理。許多我們辦的學校，還不敢放手地大量地招收青年學生。許多地方黨部，還不願意吸收知識分子入黨。這種現象的發生，是由於不懂得知識分子對於革命事業的重要性，不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知識分子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知識分子的區別，不懂得為地主資產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和為工農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的區別，不懂得資產階級政黨正在拚命地同我們爭奪知識分子，日本帝國主義也在利用各種方法收買和麻醉中國知識分子的嚴重性，尤其不懂得我們的黨和軍隊已經造成了中堅骨幹，有了掌握知識分子的能力這種有利的條件。
然而，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肯定是暫時和有限的。他認為：
知識分子在其未和群眾的革命鬥爭打成壹片，在其未下決心為群眾利益服務並與群眾相結合的時候，往往帶有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傾向，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他們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因此，中國的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雖然有先鋒的和橋樑的作用，但不是所有這些知識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壹部分，到了革命的緊急關頭，就會脫離革命隊伍，採取消極態度；其中少數人，就會變成革命的敵人。知識分子的這種缺點，只有在長期的群眾鬥爭中才能克服。
對毛澤東而言，知識分子不過是壹種可資利用的政治力量，並非具有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的社會群體，而是依附地主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社會成員。毛不承認知識分子是群眾的啟蒙者，反而認為知識分子要向工農兵學習，接受思想改造。另壹方面，毛要大量吸收知識分子，也面對來自中共黨內的壹定阻力。正如毛所言，許多軍隊中的幹部，還沒有明白到知識分子的重要性，還存著恐懼知識分子，甚至排斥知識分子的心理。中共利用知識青年愛國的心理，高喊延安是革命聖地，吸引了大批知識青年前往陜北。1938年，從5月到8月，經武漢、西安等地八路軍辦事處介紹到延安的革命各界人士，就達到2,288人。到1938年12月，抗大有10,000人，陜北工學有3,000人，靑訓班有2,000人，加上魯迅藝術學院、馬列學院、黨校，共約20,000人。
從國統區投奔中共的知識分子，將延安視為革命聖地，往往懷著過高期望。當他們發現原來延安也非凈土，同樣有壹些社會陰暗面，不免感到失望，並撰文加以批評。抗戰初期，全黨全軍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壹方面為中共輸入了大批懷抱革命理想的知識青年，使中共的革命根據地顯得生機勃勃；另壹方面，這些知識分子的來臨，難免對工農老幹部的領導地位構成威脅，加上雙方的思想和生活習慣格格不入，以致雙方出現矛盾與衝突。在這種情況下，工農老幹部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與黨的純潔性，自然難免會排擠知識分子。延安整風前夕，紅軍幹部王震到中央研究院，觀看當時轟動延安的牆報。他特別注意到王實味的雜文。王氏的文章經常揭露延安的陰暗面，王震看后極為不悅地說：「前方的同志在為黨為全國人民流血犧牲，妳們在後方吃飽飯罵黨。」據魯煤回憶：「當時在解放區，知識分子無壹例外的都被視為小資產階級，天生是被改造的對象。」
王實味發表文章攻擊延安幹部的特權現象，實為毛整肅知識分子的關鍵點。王實味被派到中共中央研究院，擔任馬列主義著作的翻譯工作。因為要將共產黨幹部許多醜事公諸於世，王寫了四篇雜文，總名為「野百合花」。1942年3月13日開始，發表于「解放日報」副刊，揭露了當時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高級幹部「回舞金蓮步，歌囀玉堂春」，小幹部則饑寒交迫，「每壹分鐘都有我們親愛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此外，丁玲、蕭軍、羅烽等也表達了對中共的不滿，寫了好些揭露延安陰暗面的文章。王實味文中強烈的人道主義和反特權思想，以及延安文化人蔑視領導權威的各種言行，令毛感到自由主義、人性論已威脅到自己的政治目標與個人權威。遂決定整肅王實味。1943年4月1日，王實味被康生下令逮捕，次日被關押進中社部監獄，從此成了活死人，除偶而被帶出來向來延安 的外國或國統區記者發表壹番自唾自棄的辭外，王的日常「工作」就是寫交待材料，直到1947年7月1日在山西興縣被康生下令砍了頭。至於丁玲等人，則受到嚴厲批評，雖然暫時躲過壹劫，但在下壹波整風運動中，仍然厄運難逃。作家蕭軍、何其芳、羅烽、艾青、陳企霞等也遭到批鬥。從1942年的整風運動及隨後的搶救運動中，知識分子遭到嚴重衝擊。在長達3年的延安整風和審干期間，幾乎所有的幹部，被有組織、有計劃地逼迫，人人「脫褲子，割尾巴」，「下水洗澡」和「引火燒身」，把包括自己祖宗三代在內的個人詳盡歷史，以及壹切「非無產階級」的思想言行，巨細靡遺地向黨徹底坦白交代。1942年，毛在延安中央黨校作〈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毛在該報告明示其對知識分子之態度。表面上，在文化不發達、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他仍然承認知識分子特別寶貴；但他話鋒壹轉，又公然貶損知識分子：有許多知識分子，自以為很有知識，大擺架子，而不知道這種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礙他們前進的。他們應該知道壹個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壹點。
毛接著講的壹番話，在正式發表時被刪去了。他嘲諷知識分子讀死書：
煮飯做菜真正是壹門藝術。書本上的知識呢？如果只是讀死書，那麼只要妳認得三五千字，學會了翻字典，手中又有壹本什麼書，公家又給妳小米吃，妳就可以搖頭擺腦地讀起來。書是不會走路的，也可以隨便把它們打開或者關起，這是世界上最容易辦的事情，這比大師傅煮飯容易得多，比他殺豬更容易。妳要捉豬，豬會跑（笑聲）；殺它，它會叫（笑聲）。壹本書擺在桌子上既不會跑，又不會叫（笑聲），隨妳怎樣擺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這樣容易的事呀！
誠然，廚師做飯確是壹門藝術，惟毛澤東以這種技能來否定書本知識，則未免失之片面。毛片面強調實踐之重要，而且將實踐等同體力勞動。如此不僅貶低了理論對實踐之指導作用，而且抹殺了知識分子對創造和傳播知識之貢獻。1942年5月，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再壹次用工農與知識分子作比較：
妳要群眾了解妳，妳要和群眾打成壹片，就得下決心，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練。在這裏，我可以說壹說我自己感情變化的經驗。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壹種學生習慣，在壹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壹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象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乾淨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髒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乾淨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願意穿，以為是髒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壹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凈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壹個階級變到另壹個階級。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壹個變化，來壹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麼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毛澤東對知識分子長期持輕視和不信任態度。在毛看來，知識分子的頭腦，有很多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與思想純樸的工人農民相比，是很不幹凈的。毛這種反精英文化的農民觀點，使他對知識分子懷有某種敵意。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毛都將知識分子視為徹底革命的對象，所以他不斷發動政治運動，批判和鬥爭知識分子，以教育和改造他們。
根據中共黨史專家何方的研究，延安整風開創了輕視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傳統。何方認為，中共長期不信任知識分子，是因為國際共運有不信任知識分子的傳統。中共受到蘇共的理論影響，認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沒有紀律和容易動搖。此外，知識分子在思想和生活作風方面也存在自由散漫、驕傲自滿、脫離實際、崇尚空談等弱點，故中共認為知識分子本身就有「原罪」。
早在中共建國前夕，毛澤東在評美國國務院白皮書和艾奇遜(Dean Gooderham Acheson)的信件中，就對民主個人主義者提出嚴厲警告，將其稱為「人民中的中間派或右派」。他寫道：
他們的頭腦中還殘存著許多反動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們不是國民黨反動派，他們是人民中間的中間派，或右派。他們就是艾奇遜說的「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的欺騙做法在中國還有壹層薄薄的社會基礎。……艾奇遜說，還是要搗亂的，並且確定地要搗亂。效果呢？據說是會有的。依靠壹批什麼人物呢？就是「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說 ：「……中國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個人主義終於會再顯身手，中國終於會擺脫外國的羈絆。對於中國目前和將來壹切朝著這個目標的發展，我認為都應當得到我們的鼓勵。」
中國的許多自由主義分子，亦即舊民主主義分子，亦即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們所矚望的和經常企圖爭取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們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動地位，對問題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美國統治者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國民黨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蘇聯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中國共產黨的觀察也往往不正確，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或不贊成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問題的緣故。
那些近視的思想胡塗的自由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中國人聽著，艾奇遜在給妳們上課了，艾奇遜是妳們的好教員。妳們所設想的美國的仁義道德，已被艾奇遜壹掃而空。不是嗎？妳們能在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里找到壹絲壹毫的仁義道德嗎？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艾奇遜，又不但因為艾奇遜公開地宣稱，他們要招收中國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分子，組織美國的第五縱隊，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國人特別是那些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中國人注意，大家相約不要上美國人的當，到處警戒帝國主義在暗地裡進行的陰謀活動。還因為……艾奇遜的歷史觀點正是中國知識分子中有壹部分人所同具的觀點，就是說資產階級的唯心的歷史觀。駁斥了艾奇遜……對於那些抱著和艾奇遜相同或有某些相同觀點的人們，則可能是更加有益的。
毛澤東的上述這些言論，表面上是說給在大洋彼岸的艾奇遜聽的，實際上是對民主個人主義者的嚴厲警告。這個警告與毛氏在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是有邏輯聯繫的，是對民主個人主義者持懷疑與否定之態度：
帝國主義國家和我們之間，是妳中有我，我中有妳。……我們裡頭有他們的人，拿中國來說，就是資產階級中間和民主黨派中間的許多人……。
由此可見，在毛澤東的心目中，早就將擁戴民主個人主義的知識分子視為敵人，認為他們與帝國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壹旦帝國主義進攻中國，資產階級和民主黨派里，許多人很可能會與敵人裡應外合，充當帝國主義的第五縱隊，而當年稱其為「人民中間的中間派或右派」，只是為了縮小打擊面，是壹種統戰策略而已。
中共建國后毛澤東的知識分子觀（1949-1957年）
中共建國后，旋即發動土改與鎮反，鎮壓壹切反對勢力。「土地改革」運動摧毀了知識分子在農村的根基，也徹底斷絕其回家的歸路。「鎮壓反革命」運動顯示了中共使用暴力鎮壓反對者的決心，百多萬名「反革命分子」遭到屠殺，使知識分子的神經為之震懾；「抗美援朝」運動，使不順從的知識分子，都可能背上「漢奸」與「賣國賊」之罪名，從而使先人和家族蒙羞。
對中共而言，鞏固政權乃是當時至關緊要的任務。在毛澤東和中共看來，新政權的頭等大事，乃是消滅所有敵對勢力，建立強大的中央政權。在毛看來，「世界觀的轉變，是壹個根本的轉變。」毛要按照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去改造人民的生活習慣與社會風尚。要讓全國數億人民行動壹致，服從中共的命令，最重要的是將毛澤東思想由上至下，從中國共產黨推廣到全國；要讓人們不僅服從中共的領導和法令，而且要人們具有革命思想，自覺地執行黨的命令。因此，思想的「革命化」，提高到壹個相當重要的位置。對毛和中共而言，思想改造乃是構建新社會之前提。事實上，自中共建國伊始，毛就要將自己的思想佔領壹切思想陣地。他要求所有人承命惟謹。知識分子的任務不是啟迪民智，而是改造舊思想，闡釋和宣傳毛澤東思想和中共的理論政策。然而，知識分子習慣獨立思考，不會盲目附和執政者的決策，甚至不平則鳴，批評時政，用毛的話來說：
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他們的思想意識是壹定要反映出來的。壹定要在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上，用各種辦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要他們不反映不表現，是不可能的。
知識分子的這種性格特徵與毛澤東的要求格格不入。對毛而言，「知識分子的問題首先是思想問題。」1949年以後，各種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就層出不窮。從思想改造、批判胡適、到鎮壓胡風反革命集團及肅反運動，不但從未間斷，而且越演越烈。不破不立，毛髮動上述運動之目的，乃是要破除知識分子的「資產階級思想」，不但要改造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和人生觀，而且要將思想改造引入學術層面，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成為學術研究的惟壹規範。所謂無產階級的立場和唯物主義的觀點，令不少學界翹楚都受到批判。至於清算胡風文藝思想之目的，乃是要確保自己的文藝理論不受挑戰，從而樹立毛本人和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毛將胡風及其友人打成反革命集團，則是利用國家機器的暴力，羅織罪名，壓制知識分子的言論自由。反右只是這種政治運動之延續和發展，是中共建國八年來對知識分子最大規模的政治整肅。鎮壓胡風集團后，毛迅即發動肅清反革命運動。
中共估計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壞分子均佔百分之五左右，硬性定下肅反運動需要打擊對象的指針。默認指標搜索敵人，難免會造成不少冤假錯案，惟毛澤東明白此舉可以在群眾中樹立對立面。透過整肅和鬥爭這個對立面，使全社會形成壹種緊張的氣氛，從而對所有人起著政治警示的作用，此乃毛壹種相當有效的統治手段。反右運動乃完成肅反運動尚未完成的任務，將「肅而不清」的漏網之魚壹網打盡。
毛澤東在胡風材料的按語中，勾勒了其欲建立之「無產階級專政」的新秩序：對被群眾揪出的「敵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並且實行「輿論壹律」，嚴禁出版、言論、結社、集會自由，幾乎每個人「都在某種組織生活中」，對「反革命方面的人」實行專政，讓他們像「小媳婦壹樣，經常的怕挨打」，「咳壹聲都有人錄音」，這是「極大的好事」。胡風事件與肅反運動之後，毛確立了「階級鬥爭治國」之政治路線。透過運動群眾推行階級鬥爭，依靠群眾專政控制階級敵人，憑藉「國家專制權力」（state despotic powers)掃除壹切障礙，再按照毛的意志來建設社會主義，這就是毛嚮往的政治藍圖。不過，若因為毛不斷打壓知識分子，就斷定毛完全否定和排斥知識分子，則不免失之偏頗。事實上，毛和柳亞子、郭沫若、周世釗等人均有詩詞唱和，並時有交往。但是，這是壹種類似執君臣之禮，懷故舊之情的行為，毛並非將他們視作具有獨立精神與人格的知識分子，對他們是召之即來，揮之即去，雙方根本不可能平等交流政見。壹旦知識分子敢於犯顏直諫，縱然是多年故交，毛也會不假辭色，1953年毛澤東與梁漱溟的衝突就很能說明問題。1953年9月，梁漱溟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7次會議上批評中共的農村政策忽視農民利益，認為農民生活太苦，令毛澤東大為震怒，斥責梁是「用筆杆子殺人」、「殺人不見血」的「殺人犯」，可見毛的雅量確實相當有限。在毛看來，知識分子最可怕的地方就是「用筆杆子殺人」。另壹方面，毛深知治國和強國不能沒有知識分子，故對壹些學有專精知識分子，特別是自然科學家，毛都加以籠絡和保護。例如，在1949至1957年這段期間，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政策，確實是相對寬容的。1949年以前，知識分子是靠腦力勞動去換取工資，維持自己及家人的生活；中共建國之初，為了安定人心，對知識分子採取全部「包下來」的政策，將大部分知識分子編入文化教育單位，基本上承認其1949年前的專業技術職務名稱，工資待遇也維持原狀，使他們絕大多數繼續從事教育、文化、科學、技術等工作，以用其長；對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給以適當的社會政治地位，再通過他們聯繫和團結各行各業的知識分子，共同建設新國家。中共還積極爭取留居國外的學者和留學生回國。1949年12月6日，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成立辦理留學生回國事務委員會，統壹辦理留學生及學者回國事宜。1950年前後，李四光、華羅庚、葉篤正、程開甲、謝希德、趙忠堯、王淦昌等壹批科學家和學者，毅然放棄在國外的優裕條件，返回中國參加建設。到1952年底，留學生回國事務委員會已接待2,000多名回國留學生和專家學者。
同時，中共明白，若能得到聲名顯赫，深受社會尊重的知識分子支持，對鞏固其政權確實大有裨益，故竭力拉攏他們。例如周恩來曾兩次登門拜訪黃炎培，勸說其出任政務院副總理及輕工業部部長。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羅隆基投奔中共以後，只是單獨生活，卻有壹個秘書、壹個廚師、壹個司機、壹個護士、壹個保姆、兩個警衛，外加壹部汽車以及四合院住宅壹棟。中共建國后，由於缺乏管理城市的經驗，急需大批專業人才協助管理和建設城市。人才短缺確實是新政權面對的難題。中共理論家艾思奇指出：
今天不是人才太多，恰恰相反，而是感覺太少了。我們的教育機關，積極教育培養，仍然供不應求。
歷經長期戰亂的中國壹窮二白，百廢待興，建國事業千頭萬緒，毛澤東深感新政府人才短缺，故必須調整執政黨與知識分子的關係，乃屢次表示要重視知識分子，務求吸收他們加入新政權，為其建國大業效勞。1955年，毛就批評中共各級黨組織，在過去六年沒有放手吸收高級知識分子入黨：
過去六年中，各地黨組織都沒有注意吸收甚至拒絕吸收高級知識分子入黨，這是不對的，這是壹種關門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必須糾正。中央組織部應當負責訂出在高級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的年度計劃和幾年計劃。
鎮壓了「胡風反革命集團」后，毛澤東便發動肅清反革命運動，在中共黨內挖出壹批「反革命分子」，使毛的統治更加鞏固。1956年，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業已完成，建立了生產數據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地主富農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社會基礎被徹底消滅了，政權機關、法權機關、國家暴力機關與大眾傳媒，也俱為中共所掌握。毛這時不免顧盼自雄，希望中共能夠廣納人才，利用知識分子的技術，為其建設國家。在這種情況下，毛遂決定放寬知識分子的入黨標準。由於中共建國之後，不斷發動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使知識分子忙於檢討自己的歷史與思想錯誤，難以安心工作，發揮才華。1955年11月22日，周恩來向毛彙報有關知識分子問題的情況，提出打算在政協全國委員會會議上，討論知識分子問題。第二天，毛召集中央書記處全體成員和中央有關方面負責人會議，決定採納周恩來的意見，召開全面解決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並決定成立中共中央研究知識分子問題十人領導小組，進行會議的籌備工作，由周恩來負責，彭真、陳毅、利瓦伊漢、周揚、胡喬木等參加。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和26個省轄市市委書記或副書記及各部門、各方面的負責人共1,279人參加。劉少奇主持會議。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發表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報告中比較客觀地分析知識分子的現狀，肯定了知識分子在政治上和業務上確有巨大進步，並肯定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
他們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壹部分。在團結、教育、改造舊知識分子的同時，黨又用了很大的力量來培養大量的新的知識分子，其中已經有相當數量的勞動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由於這壹切，我國的知識界的面貌在過去六年來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會議的最後壹天，毛澤東也講了話。毛在中共中央會議上說：
有的同志說些不聰明的話，說什麼「不要他們也行」，「老子是革命」，這話不對。現在叫技術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無知命，沒有他們是不行的，單靠我們老粗是不行的。這些話是聰明的話，要向廣大幹部講清楚，現在打仗，飛機要飛到壹萬八千公尺的高空，超音速，不是過去騎著馬了，沒有高級知識分子是不行的。現在我們看出這件事，就可以開始主動，要有大批的高級知識分子，就要有更多的普通知識分子。以後要使每人都有華羅庚那樣的數學，都要能看《資本論》，這是可能的，二十年不行，就三十年，最多壹百年就差不多了，否則叫什麼共產主義？同志們回去要向各方面說清楚這件事情。中國應該有大批知識分子，先接近世界水平，然後趕上世界水平。
他號召：
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壹致，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鬥。
1956年3月，國務院成立科學規劃委員會。在周恩來、陳毅、李富春、聶榮臻等領導人的組織下，彙集600多位科學家，並邀請近百名蘇聯專家，歷時數月反覆論證，編製出《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在「重點發展，迎頭趕上」方針的指導下，規劃綱要提出13個方面、57項國家重要的科學技術任務，並確定12個帶有關鍵意義的重點項目或課題。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壹次制定科學技術發展的長遠規劃。在這個規劃里，提出要大力擴大科學技術人員的隊伍。當時中國專門從事研究的科學技術人員是6萬2千人，計劃規定十年以後要發展到20萬人。4月16日，為了貫徹中共中央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的精神，國務院發出〈關於改善高級知識分子工作條件的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委員會檢查及改善當地知識分子的工作條件：壹是迅速解決缺少助手的困難；二是積極地解決房屋、實驗用土地和基本建設的地皮等問題；三是切實改善圖書、文物、檔案和各種資料的收集、保管、整理、利用的狀況。
然而，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信任是相當有限的，而且他最希望團結的是自然科學領域的知識分子，所以他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毛認為知識分子思想複雜，須要長期改造方能放心使用。上文提到，1956年，周恩來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的主題報告，宣稱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壹部分」，對當時的知識分子而言，確是壹個令人振奮的提法，因為自從中共建國以來，知識分子都被視為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始終不受信任。如今周恩來說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壹部分，在政治挂帥的時代，這決非只是壹個稱號問題而已，乃是肯定知識分子的思想已經有了很大進步，可以放心使用了，他們不再是外人了。然而，在隨後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中，並無使用「工人階級的壹部分」這種提法，而是說：「在黨的政策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年來各方面的偉大變革和偉大成就的強烈影響下，中國知識分子的面貌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知識分子的基本隊伍已經成了勞動人民的壹部分；在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中，已經形成了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聯盟。」由是觀之，毛認為知識分子並未徹底改造，仍不能將其視為「工人階級的壹部分」。從表面上講，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沒有什麼重大區別，都是靠勞動自食其力，不是剝削階級。然而，在中共的政治術語中，「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無產階級專指工人階級，是國家的領導階級，而勞動人民泛指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等非敵對階級，雖然也算是壹個正面的稱號，但是勞動人民只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軍，是不能作為領導階級的。不僅如此，這份文件還指出：「要繼續改造知識分子，提高他們的覺悟，必須同時純潔知識分子的隊伍，徹底肅清暗藏在知識界中的反革命分子。」
在毛澤東看來，團結知識分子無疑是正確的。他們的學識才幹與專業技術，對鞏固政權，建設社會主義，確有用處，毛指出：
建設工業要有工程師，辦學校要有教授，要團結他們，沒有他們是不行的。當然，沒有新人也不行。割斷歷史是不行的，好像什麼都是我們白手起家，這種看法是不對的。
但是，毛澤東認為對知識分子既要團結，又要對其實行長時間的改造，因為他們的舊思想不可能在短期內完全改變過來。毛指出：
對於資產階級分子和知識分子的舊思想和舊習慣的改造，要在鞏固團結他們的方針下，繼續進行長期的教育。
是故毛對知識分子是疑而用之，且用且疑。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指出：
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現在有壹種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壹來，不敢去改造知識分子了。我們敢於改造資本家，為什麼對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
毛澤東壹面宣稱要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動員知識分子自由爭鳴，批評中共的缺點，幫助中共整風；壹面又堅持將知識分子定性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壹個既寬泛又模糊的概念，它既可以指知識分子是資產階級的壹部分，也可以指知識分子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可見毛的知識分子政策是相當矛盾的。毛壹方面希望延攬人才，使知識分子竭忠盡智，為中共效犬馬之勞，壹方面又不信任他們，認為他們屬於資產階級範疇，不能將其視為自己人。如果承認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壹部分，那麼就表示沒有必要對他們長期改造了。這樣，知識分子就容易會自恃擁有知識，不會完全服膺毛和中共的領導。如果繼續將知識分子稱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可以使其有原罪感，不敢驕矜自滿，當其不聽話時，可以名正言順地加以整治。正因如此，毛壹再將知識分子稱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1956年9月，他在談到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經驗時，這樣說：
在整個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歷史時期內，我們要爭取和團結民族資產階級，使他們站在人民的方面，反對帝國主義。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基本完成以後，在壹定時期還要和他們保持聯盟。這樣做，有利於對付帝國主義的侵略，有利於發展生產、穩定市場，有利於爭取和改造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即使在號召知識分子鳴放，幫助中共整風之時，毛澤東仍然沒有改變將知識分子划入「資產階級」行列之說。1957年3月，毛在接見文藝界代表談話時說：
有人問資產階級思想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區別，我就分不出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屬於壹個範疇。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光看出身，我指的是他們接受的是資產階級學校教育，而資產階級是按照它的利益來教育人的。
四天之後，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重申其對知識分子的看法：
我們現在的大多數知識分子，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是從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出身於工人農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資產階級的教育，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
1957年3月19日，毛澤東在南京部隊、江蘇、安徽二省黨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更充分表明他對知識分子的敵意和不信任，他說：
這麼壹大堆知識分子，有些是工農化了的，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進了共產黨。有些沒進，但是很接近我們。積極擁護馬克思主義，贊成馬克思主義的只佔壹小部分，大概佔10％，或者多壹點，據江蘇說有17％。另外壹頭，他們是有敵對情緒的，但不是特務。他同我們敵對，不贊成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制度勉強的接受，沒有辦法，大勢所趨。這樣的人，也是有的，可能有百分之幾。中間的有百分之八十，或者沒有這麼多，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他們是中間派，動搖分子，對馬克思主義有些贊成，也讀了幾本書，但是沒讀進去，就是讀在這個上面（指額頭上面），沒有進到裏面去。
考知識分子有個辦法。人們說要分別壹下，究竟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意思就是說，戴壹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比較資產階級的要舒服些。可是我說不然。我就是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的資產階級學校，那裡的社會空氣，是資產階級的空氣，搞的那壹套，就是唯心論的什麼東西。康德的唯心論我就信過，妳說那是小資產階級的？讀的是資產階級，信的是資產階級，妳還能說是個小資產階級？有的時候，是可以分的，也是應該分的，但是講到世界觀，可就難分了。妳說，小資產階級世界觀是什麼東西啊？是半唯物主義嗎？我這個人馬克思主義是後來鉆進去的，是後頭學的，而且是經過很長的時間，跟敵人做鬥爭逐步改造的。有壹件事情，可以考知識分子，就是跟工人、農民壹道，看誰跟勞動人民打成壹片。知識分子有壹部分人可以打成壹片，大多數知識分子，他還離開得這麼遠，想要打成壹片，打不攏來。他跟工人、農民沒有感情，不是朋友。工人、農民有話也不跟他們講，他也看不起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有壹條尾巴，要潑它壹瓢冷水。狗，潑它壹瓢冷水，尾巴就夾起來了。妳如果是另外壹種情況，它就翹得很高，它就有些神氣。因為他讀了幾句書，的確有些神氣。勞動人民看見妳那個神氣，看見妳那個樣子，他就不舒服。
毛澤東的這些言論，表明他對知識分子並無好感，甚至懷有敵意。他認為知識分子看不起工人、農民，將知識分子比喻為狗，要潑壹瓢冷水才能使其清醒過來。本來，在毛的統治下，知識分子要爭得「小資產階級」的稱號，就很不容易。如今毛說知識分子屬於小資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根本就分不出來，實際上是將知識分子定性為資產階級。根據中共的意識形態，資產階級屬於剝削階級，是無產階級必須消滅的敵人。將知識分子劃歸資產階級範疇，無疑是將其划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如此壹來，毛的講話，就為3個月後發動壹場打壓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埋下了伏筆。既然知識分子是資產階級分子，仍然需要長期改造，那麼他們鳴放的言論，就必然是資產階級的觀點；他們對中共的批評，即使不是存心要推翻政權，至少也帶有不少錯誤和「毒素」。毛鼓勵鳴放，讓對中共不滿的知識分子，大吐「毒素」；讓潛伏在社會不同角落的敵對分子，原形畢露。果然，知識分子因長期受到政治運動的打擊，積累了許多怨氣，在鳴放運動中對中共提出了很多尖銳的批評意見。利瓦伊漢從六個方面概括當時的「右派言論」：
1.他們錯誤估計了形勢，攻擊共產黨的領導，胡說什麼「現在學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勢非常嚴重」，共產黨已經「進退失措」；
2.他們攻擊社會主義制度不如資本主義制度，沒有優越性，誣衊我國國內「壹團糟」；
3.他們全盤否定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成績，否定歷次政治 運動；
4.他們反對農業合作化、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糧食統購統銷
等根本政策，他們反對社會主義的新聞事業，鼓吹資產階級的新聞路
線，提出私人辦報，辦新聞社；
5.他們攻擊講優點和成績的人是歌功頌德，造成壹種只許講缺點錯誤，不許講優點成績的空氣，而且把官僚主義說成是社會主義的產物和代名詞，把宗派主義說成無產階級專政的產物和代名詞，把主觀主義教條主義說成是馬克思主義的產物和 =代名詞；
6.他們反對工人階級的領導，否認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本質區別，不承認資產階級分子有繼續改造的必要性，公開提出共產黨退出機關學校，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營企業，叫囂根本的辦法是改變社會主義制度。
當這些「蛇」引出來后，就更能證實毛澤東的判斷不虛，中共遂據此論證反右運動的正當性（legitimacy）。有研究者指出：
既然右派分子的進攻「極為猖獗」、「極為狠毒」，那麼把這些毒草鋤了當肥料，也就順天應人了。這是中共至今不願承認反右鬥爭在政策上犯錯，只願承認「錯在擴大化」的最根本理由。同時，對右派分子的「摘帽」只稱之為「改正」，而不是「平反」，原因亦在於此。
反右運動開始后，當然不能再讓鳴放時期右派放出的「毒草」蠱惑民心。被打成右派者，從此被剝奪發言權；其餘僥倖過關的知識分子也噤若寒蟬，從此再也不敢放言無忌了。如此壹來，官方雖然沒有明令廢止「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在反右之後，這個方針也就名存實亡了。中共要推行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就必須依靠和重用知識分子；要鞏固思想統治，控制思想領導權，又必須貶抑知識分子，挫其傲氣。這個矛盾，中共始終無法解決。
1957年 4月24日，北大著名哲學教授馮友蘭和賀麟在報紙上發表了文章。毛澤東當天看了以後，對他的秘書林克說：
教條主義學問不多，未摸清舊知識分子的底，而舊知識分子被壓迫了壹下，他們讀了壹些馬列主義，摸清了我們的底。因此，現在應該壓壹下教條主義，埋頭幾年學些學問，糾正教條主義，將來主要還靠他們。現在舊知識分子尾巴翹起來了，但最後教條主義糾正了，用說服辦法來說服舊知識分子。現在舊知識分子威風了，教條主義擡不起頭，會不會亂，不會亂，因為群眾有鑒別力。
從毛澤東的言論可知，「他們」和「我們」，在毛心目中是涇渭分明的，即使是「教條主義者」，也還是「我們」的知識分子，「將來主要還靠他們」；而「舊知識分子」，就是毛在1925年〈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壹文中說的，「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永遠都是外人，即使學習馬列主義，也是為了摸「我們」的底，是不可靠的，而「他們」現在的威風是壹時的，最終還是要壓「他們」的。這就是毛對「舊知識分子」的基本態度。
毛澤東的這種思路，是壹種「寧左勿右」的思維定勢——「左」比「右」好，「左」是方法問題，「右」是立場問題。「教條主義」者即使學問不多，工作方法粗暴，畢竟還是自己人；「修正主義」者是異己，其危害程度比「教條主義」者嚴重得多。然則，毛所謂「舊知識分子翹尾巴」又何所指呢？此乃中共與毛面對的壹個根本矛盾：中共是靠動員廣大農民，通過武裝鬥爭奪取政權的。中共建國后，遂在幹部政策上全面貫徹階級路線。中共這種做法，壹方面由於工農幹部對建立新政權確實立下汗馬功勞，中共打下江山後，自然要論功行賞；另壹方面，中共認定工農幹部比知識分子幹部忠誠可靠，其對革命的貢獻也比知識分子幹部突出，故中共偏重提拔重用工農幹部。朱正指出：
他們，是在戰爭、土地改革，各種秘密工作中獲得足夠的革命資歷的，革命就把這壹定級別的領導職務當做對他們過去功績的酬勞，卻並沒有給予他們足夠的領導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的專業知識的訓練，……當拿不出足夠數量懂得專業的黨員去擔任領導幹部的時候，也就只好拿壹些不夠條件的去充數了。
事實上，工農幹部最大的缺點就是文化程度偏低，有的甚至只處於剛脫離文盲狀態。如四川省《富順縣誌》記載，該縣除了剛剛上任兩年的書記文化水平比較高之外，從1949年12月到1981年的32年間，這些書記大多數都是小學和初中畢業文化水平；小學生4人，初中生7人，高中生2人，大專生2人，大學生1人。小學生和中學生共13人，其中初中生和小學生佔大半，這當中有3個四川人，14個北方人，1個浙江人；同壹期間擔任縣委副書記共38人，其中小學畢業生10人，初中生19人，高中生4人，中專和簡易師範生6人，大專3人，其中小學生和初中生佔大半。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雖然懷疑和壓制知識分子，但又有依靠知識分子的現實需要。這種需要之範圍甚廣，包括經濟、科技、教育、宣傳，甚至包括闡釋和發展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中共長期從事革命鬥爭，只培養了自己的黨政軍幹部隊伍，但並未培養出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如今中共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就要掌握各種專業知識、就必須依靠知識分子。而知識分子要受專業知識遠遜自己的中共幹部指揮，自然會提出「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問題。毛在1957年初也並非完全否認，中共確實面臨這種挑戰。他說，「外行不能領導內行」這句話，「有壹半對，壹半不對」，確實，「在自然科學的這門學科、那門學科的具體內容上不懂，沒有法子領導」；但是，「共產黨能領導階級鬥爭，也就能領導向自然界作鬥爭。」然後他說了壹句很有份量的話：
如果有這樣壹個黨，叫共產黨，他就只能作社會鬥爭，要率領整個社會向自然界作鬥爭就不行，那末，這樣壹個黨就應該滅亡。
反右之後，凡是主張「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人都被劃成右派分子，毛澤東還專門發表講話反駁「外行不能領導內行」：
外行領導內行是壹個普遍的壹般規律。去年全國鬧得天翻地復，右派和中間派都提出這個問題。他們說是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我看外行領導內行是壹般規律，只有外行才能領導內行，而內行是不能領導內行的。我們共產黨、工人、農民、幹部對當教授壹般是外行，人家壹攻，我們是認為不能領導了。過去我們批駁右派不系統。……政治是管人與人之間相互關係的，是搞群眾路線的，就是妳們在座的同志們。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說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教授、工程師瞧不起我們。我們有許多人覺著自己不行，有點自卑感，是不對的。他們現在還不服氣，還沒有駁倒他們，這個問題要好好研究壹下，因為右派，中間派還看我們不起，我們要找出道理駁倒他們，壹萬行妳只有壹行嘛！我說外行領導內行是壹般規律，內行領導外行很困難，叫梅蘭芳當總統行嗎？他只會唱戲。
毛澤東有壹種危機意識。中共乃是壹個以階級鬥爭得天下的革命黨，在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建設時期，毛憂慮它的領導面臨合法性（legitimus）危機。那麼，毛有何對策呢？他提出治本之策，是要培養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毛認為：「無產階級沒有自己的龐大的技術隊伍和理論隊伍，社會主義是不能建成的」。他設想：
那時黨的中央委員會的成分也會改變，中央委員會中應該有許多工程師，許多科學家。現在的中央委員會，我看還是壹個政治中央委員會，還不是壹個科學中央委員會。
在當時，縱然是中共黨內的知識分子也為數不多，據統計，到1957年，全國共有黨員1,272萬人，其中工人黨員174萬人，農民黨員850 萬人、知識分子黨員188萬人，其他成分黨員60萬人。
是故毛澤東認為，中共要長期培養自己的知識分子，方為治本之策。然而，在中共的知識分子尚未成長起來之前，就惟有遷就現實，暫時向知識分子妥協，但此乃治標之策，只是權宜之計而已。質言之，毛認為這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其實乃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屬於毛在1925年說的「反革命」力量，最終仍要將其消滅。只是在中共尚未完全掌握科學之前，在「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尚未培養出來之前，還需要知識分子為其效力，因此毛可以對其稍作讓步，但前提是他們必須服從和接受毛和中共的領導，決不能挑戰毛的權威。在此前提下，可以給知識分子壹點言論自由——此即毛在1956、1957年提出雙百方針之本意。惟當毛認為知識分子拂逆己意時，就隨時可以收回雙百方針。胡喬木說：
經過反右派鬥爭以後，在毛主席頭腦里，知識分子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沒有什麼不是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壹直到最後都沒有改變過。……毛主席對知識分子有很大的敵對的心理。他本來跟資產階級的壹些代表人物、民主黨派的壹些代表人物、知識分子的壹些代表人物，經常有個人接觸，經過1957年，他感覺到這些人不大靠得住了。……所以，壹個思想的方向、思想的潮流如果搞錯了，在社會主義社會裡面，確實可以發生嚴重的影響、損失、災難。
若然說毛澤東在中共建國之前，對知識分子雖然頗為苛酷，但尚能肯定知識分子對革命也有壹定貢獻；那麼在中共建國后，毛對知識分子的不滿卻日趨明顯，尤其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毛對知識分子幾乎已經沒有任何正面的評價了。毛認為：
過去知識分子這個「毛」是附在五張「皮」上，就是吃五張皮的飯。第壹張皮，是帝國主義所有制。第二張皮，是封建主義所有制。第三張皮，是官僚資本主義所有制。民主革命不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嗎？就是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第四張皮，是民族資本主義所有制。第五張皮，是小生產所有制，就是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所有制。過去的知識分子是附在前三張皮上，或者附在後兩張皮上，附在這些皮上吃飯。現在這五張皮還有沒有？「皮之不存」了。……現在，知識分子附在什麼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無產階級身上。誰給他飯吃？就是工人、農民。……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現在沒有基礎了，他喪失了原來的社會經濟基礎，就是那五張皮沒有了，他除非落在新皮上。有些知識分子現在是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飛，上不著天，下不著地。
這就是毛澤東著名的「皮毛論」。毛不承認有抽象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屬於壹定階級的。在毛看來，知識分子並無獨立性可言，他們只能依附統治階級才能生存。過去他們依附剝削階級；現在他們依附無產階級，實際上是靠共產黨才能吃飯。根據魏承思的研究，自中共建政后，知識分子逐漸喪失結社、言論以及基本生存的條件。他指出中國知識分子必須被納入中共體制內，才會被承認為知識分子。而知識分子幾乎無力抵抗，因為中共掌握了各種社會資源（social substance）。到1957 年反右之後，中國大致上已經不存在所謂的獨立知識分子。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及不同的側重點，但其目的是壹致的：既要利用知識分子的知識和專長為其政治目的服務，又要提防他們反對共產黨的統治。為達到目的，共產黨政權從組織、經濟生活、專業和思想上全面控制知識分子，使他們成為政治權力的馴服工具。工具化的結果，使知識分子對共產黨體制產生壹種人身依附關係，完全喪失了獨立和批判的能力。魏認為反右運動后，原先的獨立知識分子，大多被劃成為右派分子而遭到放逐；那些沒有被划為右派的人，為求自保，也徹底放棄了對工具化的抵抗。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的知識分子觀是矛盾和複雜的。從感情上講，毛壹生手不釋卷，本人就是壹個知識分子，但由於早年在北大受學者名流的冷遇，後來參加革命后，在黨內又被張國燾、王明等留蘇派歧視，故他確實並不喜歡知識分子，並屢次挖苦批判知識分子；但從理性上講，他深知革命和建設都離不開知識分子。知識分子除了可以為其從事物質建設，如發展經濟和研究科技外，還能為其宣傳各項政策和理論，因此知識分子是他不可不用的敵人。於是，他對知識分子實行團結與改造兩手並用的策略，對整個知識分子階層也採取不同的政策與態度。在反右運動中，自然科學家所受的衝擊相對較少。1957年9月3日，中共中央更發出了周恩來主持制定的〈關於自然科學方面反右派鬥爭的指示〉。〈指示〉說，在科學界高級知識分子中間，必須認真開展反右鬥爭，決不能有溫情主義。但要區別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不同情況，區別對待。這裏，鄧小平在〈指示〉原稿上加寫了這樣壹句：「特別是對於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學家和技術工作人員，除個別情節嚴重非划不可者外，應壹律採取堅決保護過關的方針。」這個〈指示〉還規定了：在反右派鬥爭中，對挂帥點火的，進行深入的揭露批判；對有較高科學成就的，不可輕易划為右派，必須划的，也應「斗而不狠」；對有的人，「談而不鬥」。對於老右派，主要應該拿過社會主義這壹關的政治標準來衡量；而不可簡單地拿他們在民主革命階段是否右派來衡量；對在日內瓦會議后爭取回國的歐美留學生，壹般要「不划不鬥」。
由此可見，毛澤東並非對所有知識分子都持敵視態度。他不喜歡的是知識分子的獨立思想和批判精神，故他主要防範的對象，乃是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知識分子。1957年7月，毛在上海督導反右時就對幹部說：「大學里，壹個中文系，壹個歷史系，唯心論最多。辦報紙的，唯心論最多。」；毛更加難以容忍的，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因為他們往往質疑和批評毛的各項政策和意識形態。相對而言，自然科學知識分子往往埋首科學研究，其研究領域與現實政治較少聯繫，故毛氏對自然科學家始終比較優容。
結語
有研究者概括辛亥革命以後的中國社會特徵時寫道：
民國初年的社會有三大特點：第壹、這是壹個新紀元的開始，同時也是舊傳統的延續；第二、中央權力由堅強而式微，地方主義逐漸擡頭；第三、新思潮澎湃，中國在加速蛻變中。
辛亥革命以後，出現了各種勢力並存的局面，包括具有革命思想的同盟會、主張與清朝妥協的立憲派、以及滿清舊官僚。袁世凱稱帝失敗后，中央權力衰落，形成了軍閥割據的局面；在軍閥混戰中，各種思想在五四前後空前活躍。1927年，蔣介石領導北伐，建立了南京國民政府，但各地仍然存在地方實力派，對國民政府往往陽奉陰違；中共也建立革命根據地，與國民政府對抗，蔣介石只是完成了表面的統壹。
在1949年後，中共統壹全國，建立了新政權，與辛亥革命之後由統壹到分散完全不同。中共的國家機器壟斷了政治、經濟和思想，將全社會組織成壹架集中統壹的大機器，集中統壹的政治，集中統壹的經濟，自然需要集中統壹的思想。惟其如此，方能保證這架大機器按照統壹的意志順利運行。正因為要保持「思想壹致」，正是中共不斷發動政治運動之癥結所在。此乃黨國體制（party-state）的根本問題，縱然是最高領袖也難以輕易改變。當然，毛個人的性格與作風，會使中國的政治運動具有毛的個人特色，如文革時將知識分子貶為「臭老九」，使知識成為罪惡，在社會上造成敵視和輕視知識分子的氣氛。然而，若將知識分子的不幸遭遇，完全歸咎毛澤東討厭知識分子，則是將複雜的問題簡單化。在東歐集團、北韓等國的論述中，「知識分子」早已被視為「工人階級」的壹員。北韓甚至將黨徽都修改為代表工、農、知識分子三個因素的圖像，但這完全不妨礙蘇聯、東歐集團、北韓等國對教育、研究人員的嚴酷整肅。誠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毛提倡的，惟終毛之世，他從未踐行這些承諾。因為若容忍知識分子自由鳴放，就難免會出現懷疑和批評毛和中共的聲音，從而損害毛和中共的權威和聲望。
筆者認為，反右運動實際上是壹場反智運動。它不但要消滅心懷異志的知識分子，就連丁玲、馮雪峰等左派知識分子，都在打擊之列。從擁護還是反對中共領導的角度而言，將服膺中共意識形態的知識分子打成「右派」，確實是混淆矛盾，敵我不分。從全局觀之，中共當時掌握了強大的國家機器，而且在群眾中還享有較高威信，似乎不必發動反右運動，如此興師動眾去整肅知識分子。然而，從全能主義的角度來看，執政者要將自己的價值觀灌輸到每個社會成員的頭腦，要每個人都成為按照執政黨意志行事的「齒輪和螺絲釘」，而不能容許出現獨立於官方之外的批評和意見。夏衍晚年回首往事說：
中國知識分子這樣真心地擁護和支持中國共產黨，而四十多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遭遇又如何？眾所周知，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傾、拔白旗，1964年的文化部大整風，以及「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當其衝的恰恰是知識分子。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順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說這是民族的悲劇吧。
其實，無論知識分子對中共的批評是善意還是惡意，中共都難以容忍，因為這表明中共建國以來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收效甚微，尚未打碎其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他們提出的意見越多，就證明他們越不聽話，對共黨就越是離心離德。反右運動開始后，毛澤東就指出：「過去七年，我們形式上有主動，實際上至少有壹半假主動。反動派是假投降，中間派的許多人也不心悅誠服。」事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知識分子，與中共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深受「五四」運動影響的知識分子，往往帶有「自由主義」傾向，與共產黨中國「組織起來的社會」(organizational society)和「意識形態體制」(ideological system)，確實格格不入。中共號稱無產階級政黨，但因工農階級知識不足，沒有能力處理複雜的國政，故其領導層主要仍由知識分子構成，形成矛盾。而因為知識分子在共產黨的分類上屬於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必須進行改造，使他們徹底接受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兩者之間遂形成矛盾。中共除了不能容忍對黨和領袖的批評，也不能容忍對中共意識形態的質疑和修正。任何對中共意識形態的質疑和修正，都會受到批判鬥爭。反右運動之後，毛對知識分子的知識本身也持否定態度。1958年1月，毛在南寧會議上說：「搞工業，搞農業，難道比打仗還厲害些？我就不相信搞經濟就那麼複雜，那麼多學問。」同年5月，毛又在成都會議上提倡鄙視教授們的學問，宣稱：
對於資產階級教授們的學問，應以狗屁視之，等於烏有，鄙視，藐視，蔑視，等於對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學問應當鄙視藐視蔑視壹樣。
在毛澤東看來，知識分子只能成為自己利用的工具，壹旦他們不肯俯首聽命，自恃擁有知識向黨「鬧獨立性」，甚至質疑中共的各項政策和意識形態，他們的知識再多也是無用的，甚至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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