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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國網友

前言

上世紀六十年代在中國發生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下稱「文革」），事實證明這是壹場發生在中國的世紀大災難，是中國現代史中的最重大事件之壹。文革的爆發至今已過去53年了，它的結束也已整整43周年。對於這樣壹場世紀浩劫，作為中國人，特別是文革的親歷者，歷史學家們，應該深入地去總結、反思、研究它，搞清楚它產生的原因，發展和演變的過程，它所帶來的大破壞、大迫害、大屠殺及其所產生的深遠影響，從「文革」中應該得到的教訓……等等壹系列問題，都是值得世人重視和深入研究探討的。然而遺憾的是，對於這樣的重大問題，至今為止，在官方的傳媒中是極少見到的，他們要麼是採取禁錮的政策，封鎖史料，不讓人們去研究反思；要麼是任意杜撰、任意修改，如當今的中學歷史課本對「文革」就修改了，把它說成是壹次「偉大的實踐』,使」文革」史成了壹部根據官方需要的意志史，使許多人（特別是當今的青年人）對」文革」的問題是知之甚少，甚或是根本不知，這實在是令人憂慮的大問題。


官方如此的作法是有悖于中華民族優良傳統的，中華民族在史學研究上向有傳承千古的風格，在對歷史事件的記述上向來是「秉筆直書」、「以史為鑒」、「熱血寫春秋」的，中國的史學家們從來就有忠於事實和敢言的傳統。然而，自古以來史學家們寫史，大多也是只寫過往的歷史，少見有當代人寫當代史的，這就會使所述之歷史往往由於史實之不清而引發不同觀點和派別的爭論，很難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這是以往記述歷史的不足之處。現在我們研究「文革」史，就應該走出過往史學家們研究的陳規，丟棄他們僅僅用「春秋筆法」褒貶益損的手法，現在就要大胆認真的研究「文革」史，反思「文革」，以免再過若干時日之後，「文革」的史料流失，或者被人篡改得面目全非，那時就會鑄成大錯，後悔莫及了。與其讓子孫後代為「文革」史的問題爭論不休，我們現在活著的人（特別是文革的親歷者和歷史學者們）就有責任、有義務來研究它、反思它，即使有爭論，也容易通過交流探討弄清事實真相，取得共同的認識，其意義就非同小可了。


正是基於此種認識，筆者作為親歷過「文革」的人，熱心於「文革」史的研究探討，願意就「文革」史研究的若干問題發表自己的淺見，以此與關心此事的人們共同研究交流探討。


「文革」史的研究現狀


儘管官方壹直以來是採取禁止、編造兩種手法來對待「文革」史的研究，因而至今為止在中國尚無壹部完整的「文革」史問世，也從未見有什麼官方機構組織的研究和紀念活動，從而淡化了這段歷史，使人們遺忘；但在民間，那些有良知的學者和歷史愛好者對「文革」史的研究卻是壹直不斷的。多年前筆者在北京拜訪社科院學者徐友漁先生時，他曾就「文革」和「文革」史的研究問題對我介紹過這方面的許多史料，使我獲益不少。現根據徐先生所介紹的史料，加之筆者所能了解到的有關史料得知，我國最早研究「文革」史的學者要首推許冠三、丁望兩位先生，早在「文革」大動亂的1967年他們就開始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了。當年他們在當年香港的《明報月刊》上發表研究和評論「文革」的文章，許冠三的文章題目是《有關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幾點解釋》，，從幾個方面進行了論述，分三期連載；廣州的劉國凱先生在「文革」大動亂結束不久的1971年就完成了《文化革命簡析》壹書的初稿，1980年12月載於作者自己主辦的廣州油印「民刊」《人民之聲》的特刊上，是壹部長達十多萬字的「文革」論著，1986年由陳佩華翻譯為英文，在美國出版。許冠三、丁望、劉國凱等人可稱得上是中國最早研究「文革」的先驅者。


進入80年代以後，特別是90年代以來，在民間對「文革」史的研究多起，壹時間出現了許多的回憶錄和研究文章，如王希哲的《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高臯、嚴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徐友漁的《形形色色的造反》，《我的造反生涯》，何蜀的《論造反派》，《「揪軍內壹小撮」問題辨析》，王若水的《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革》……等等，都是這壹時期研究「文革」史的重要論著。


在1996年和2006年文革運動發動30周年、40周年之際，中國的學者徐友漁、鄭仲兵、李宇鋒等人在北京分別組織了關於「文革」史的研討會，與會者們對「文革」問題進行了廣泛的學術討論交流，並取得了可喜的收穫。進入21世紀后，關於「文革」史的著作更是如雨後春筍般的湧現，如王年壹的《大動亂的年代》，周倫佐的《文革造反派真相》，周孜仁的《紅衛兵小報主編自述》，筆者本人的《廣西文革痛史鉤沈》，《紅色暴政下的血淚與冤魂——廣西大屠殺四十周年祭》……等等—大批著作；特別是卜偉華先生所著的《「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周良霄與顧菊英夫婦的《瘋狂、扭曲與墮落的年代》，閻長貴與王廣宇先生的《問信文革史研究》，鄭仲兵的和李宇鋒先生創辦的網刊《往事》，何蜀與吳迪先生創辦的網刊《記憶》、《胙天》，都提供了許多寶貴而全面的「文革」史料，是「文革」史研究者不可不讀的重要史料。近年來，在「文革」的重災區廣西，當年「422」派的負責人楊福廷、甘恆彩、肖社保、張雄飛、白鑒平、王反修、李定余、高壽儀、陳德昭、戴立仁、梁志強、韋文德------等多人，根據自己在「文革」中的見聞與受迫害的慘痛經厲寫出的回憶錄，高壽儀等人編著的《難忘的歲月》（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更是成了揭露廣西大屠殺和研究「文革」的重要史料。


就是生活在國外的許多華人學者，他們對「文革」史的研究也作了大量的工作，如劉國凱先生的《廣州紅旗派的興衰》，《人民文革叢書》四卷；宋永毅先生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文革大屠殺》；王友琴女士的《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還有鄭義、王容芬、胡平、袁紅兵、陳奎德、孫大進……等等壹大批專家學者，對「文革」史料都有自己的論著，從不同的側面論述了「文革」的歷史。就是外國的學者對中國「文革」史的研究也是很早就開始了的，早在1966年秋季，還是文革大動亂開始之時，西方學術界即有對「文革」進行研究的。如英文的《中國季刊》、《亞洲概覽》、《共產主義問題》等等學術刊物長期地、系統地追蹤「文革」中發生的重大事件，分析和評論「文革」的目的，意義、對中國未來和世界的影響等等。在此過程中，湧現了壹批研究「文革」史的優秀專家，如施拉姆（Stuart R·Schran）迪特默（LoweJI Dttmer）、李鴻永（Hong Yung Lee）、陳佩華（Michel Schenhais）等等，還出現了壹些研究深入，具有原創性的優秀論著，如《學生和階級之戰：廣州紅衛兵衝突的社會根源》，《文化革命的起源》……等等，可以說在上世紀90年代之前，國外對中國「文革」史的研究不論在廣度和深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令人稱讚的。


從以上的記述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論在國外還是國內，對「文革」史的研究〔在國內主要是民間〕是廣泛和深入的，所取得的成績也是可喜的。然而，由於官方的禁忌和封鎖，這種研究還僅僅停留在部分學者和專家們之中，民眾們也只有少數的人在關心此事或從事某些研究，廣大的民眾、特別是年青壹代他們還不知道「文革」，許多人還不相信「文革」中有那麼多的荒唐與悲慘之事，更不懂得什麼「文革」的歷史和進行反思。可見要使中國的廣大民眾（特別是青年壹代）都充分了解「文革」，認識「文革」，並能對「文革」進行深入的反思，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還要靠「文革」的親歷者、特別是史學家們做大量的工作，這是個任重而道遠的重大歷史任務。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原因探析


世界上任何壹件事情的發生都不會是無緣無故的，特別是像「文革」這樣壹場殃及全民的運動，絕不會是毛澤東壹時的心血來潮所致，而是由國際、國內諸多歷史和現實的因素共同促成的。分析清楚這些因素，對研究「文革」是大為有益的。


首先從國際方面的因素來看，二次世界大戰後，以蘇聯為首的世界共產陣營已經形成，它與以美國為首的世界民主國家處於冷戰的對峙狀態。1953年3月5日蘇共獨裁者斯大林去世，1956年5月14日至24日蘇共召開22大，赫魯曉夫當選為蘇共新的總書記，就在會議結束的當天晚上，赫魯曉夫召開了壹次秘密會議，在會上作了壹個長達7個小時的報告，大反獨裁者斯大林。其後不久，共產陣營內部又發生了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這壹切都是對國際共產主義的極大挑戰，使國際共運面臨著巨大的困難。面對如此的國際形勢，此時的毛澤東坐立不安了，他時刻關注著蘇聯，關注著東歐共產國家的形勢變化。他認為這壹切都是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所帶來的結果，因此他極力反對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反對大反斯大林。他立即利用他的宣傳機構發表《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長篇文章，反駁蘇共和赫魯曉夫，此舉後來終於演變成了中蘇兩個共產黨及其他共產黨國家之間的長期公開論戰。


毛指責蘇共和赫魯曉夫的所為是「背叛了馬列主義」，是「現代修正主義」的表現。毛澤東趁機要爭奪國際共運領袖的地位，因此他要大反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中共與蘇共先是以公開信的形式互相指責對方，而後演變成公開的論戰。從1963年開始中共連續發表了九篇他們認為有份量的文章來討伐蘇共，從此中蘇兩黨關係破裂，此後並導致兩國關係惡化，出現邊境戰爭。


在國內，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奪權成功建立新政權，但他未能實現此前他與蔣介石爭鬥時許下的諾言，建立憲政民主的社會，給人民以充分的人權、民主和自由，也未能順應歷史的潮流，醫治戰爭的創傷，領導中國人民發展經濟；而是進行了壹系列有悖于中華民族傳統的胡作非為，是逆歷史潮流的倒行逆施，把個中國推向了比國民黨時代更為苦難的深淵。如從新政權建立之初開始的剿匪、暴力土改、反霸、鎮反，到其後的統購統銷，對農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農業合作化，肅反等壹系列的所謂政治運動，都是阻礙社會進步的禍國殃民之舉。特別是從1957年開始的反右運動，1958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和大鍊鋼鐵，1959年的反右傾、反瞞產，這壹切的結果終於造成了中國的大飢荒，1960年至1962年使近四千萬的中國人餓死，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少有的大悲劇。


面對毛的這些倒行逆施及其所造成的惡果，必然會遭到有良知的中共官員和廣大民眾的抵制和反對，他們以不同的形式和方法開展反對毛的獨裁專制的鬥爭。首先是中共開國元勛之壹的彭德懷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給毛澤東上萬言書，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和大鍊鋼鐵提出善意的批評。另壹個開國元勛劉少奇，早在新政權建立之初，他就提出了鞏固新民主主義新秩序，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主張。在毛髮動大躍進造成全國大飢荒的時候，劉少奇又明確指出這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死人是要寫進歷史的」。劉的這些主張顯然是與毛澤東不同的，是對毛的批評和指責。就是向來緊跟毛的周恩來，早年他曾與王明壹起反對過毛的路線，1956年又曾提出過反冒進，此時對毛的大躍進也提出了某些異議。另外壹些中共的高官，如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鄧子恢，在大飢荒之後曾提出「包產到戶」，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場，多搞自負盈虧的主張；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提出的爭取對外關係相對緩和的建議；統戰部部長李維漢提出關於統戰工作的許多主張，等等。都是針對毛的善意批評。


除了這些高幹們的批評以外，在社會上也出現了要求「退田」單幹，要求「平冤獄」的呼聲。尤以這壹時期的文學藝術作品和哲學、史學等社會科學所出現的有關民主和自由的思想，反映現實生活的某些文藝作品，針貶時弊的雜文和某些新的論點，如「合二而壹論，「中間人物論」，「現實主義道路廣闊論」，「時代精神匯合論」，文藝作品中的《海瑞罷官》，《李慧娘》，《劉志丹》，《三家巷》，《藝海拾貝》，《三家村劄記》，《燕山夜話》……等等壹大批作品， 都是很有社會影響的東西。這些都是這壹時期出現對毛的思想和作法不滿的主要表現手段和形式。


在這種形勢下，1962年在中共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曾受到了壹些與會者的公開批評，毛本人也被迫作了自我批評。毛說：「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的許多問題還不大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別人比我懂……對於農業，我懂得壹點，但也只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並明確表態說：「凡是中央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第—負責的應該是我」。


當時毛的自我批評講話確是感染了許多人，會上甚至有人對毛指名批評，這在中共建政后的黨內生活中是不曾有過的。然而事實證明毛的這種自我批評是假的，是他極不情願的。毛的權力和地位是絕不容挑戰的。早在青年時代的毛澤東，他就立志要作最高統治者。當年他寫的詞中就說「問蒼茫大地，誰主沈浮」；抗戰勝利后他又明確表達了他的帝王欲，什麼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都不在話下，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毛澤東！當年他的這些慷慨激昂的說詞曾被壹些歌德派文人大加讚賞，然而後來的無數事實說明，這些豪言壯語絕不是代表人民在說話，而是他帝王思想的集中表現。而今已經登上最高統治者權位的他豈能容忍別人來挑戰嗎？


其實毛澤東是從不認為自己錯的，早在1961年5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就曾說「過去幾年，包括「大躍進」三年，總的來說，我們辦的好事是基本的，「三面紅旗」是正確的；到了1961年9月的中共廬山會議時，毛又明確表示，「錯誤就是那麼壹點，有什麼了不得」。大飢荒使近四千萬人被餓死，在他眼中是不值壹提的「那麼壹點錯誤」，他是壹個什麼樣的心態人們自然就十分清楚了。因此可以說毛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會上的所謂檢討完全是假的，這從江青在「文革」初期所說的「七千人大會憋了壹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這口氣」，更是完全可以看清毛澤東的為人了。


在七千人大會上毛表面上作了檢討，但當1月29日下午，林彪發表講話后，毛立即稱林彪的話講得好。原來林彪的講話與從不同，他說現在的困難，「恰恰是我們有許多事情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聽毛主席的話，那麼困難就會小得多，彎路也會變得少壹些」。「過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時候，正是毛澤東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擾時，就會出毛病。幾十年的歷史，就是這個歷史」。「毛主席的優點總是多方面的，不是壹方面的。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是比較人家實際壹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的」。林彪在講話中還大罵彭德懷，說他走的是壹條「反動軍事路線」，是「大軍閥」、「大黨閥」，從來不把毛主席放在眼裡。


林彪如此的假話，如此吹捧毛澤東的講話，深得毛的賞識。林講完后，毛立即誇他講得好，並要求林彪把講話整理出來印發全黨。從這裏更可以看清毛的假檢討了。


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不能容忍了，他要立即組織反擊。他向全國發出號召：「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要各級黨委「把階級鬥爭作為壹門主課來抓」，聲稱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要警惕「階級敵人的反攻倒算」。


也就是從此時起，毛澤東與劉少奇的不同思想分歧加劇了。在其後開展的「四清運動」中毛、劉之間的矛盾上升並逐步公開化。


對於「四清運動」，劉少奇指出，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織在壹起」；而毛澤東則認為「地、富、反、壞是後台老板」，「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現在有的人三斤豬肉，幾包紙煙，就被收買。只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義」。毛說：「我們這個運動，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什麼「四清」、「四不清」運動，重點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劉少奇說他對這個「派」總是理解不了……，資產階級都要消滅了，怎麼可能有什麼派？壹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脫口而出：「張霖之（時任煤炭部部長，1967年1月22日被鬥爭毆打致死）就是！」


1964年12月26日，毛在自己的壽宴上曾對人說：「有人搞獨立王國，尾巴翹得很高」。12月27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又說：「我們黨內至少有兩派，壹個是社會主義派，壹個是資本主義派」，「從秦始皇開始，帝王就世襲了，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我不說，妳們去研究」。


從毛澤東的這壹系列講話中，可以明顯的看出，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分歧是越來越明顯了，毛對劉的不滿已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他當時甚至曾在劉面前說：「妳有什麼了不起，我動壹個小指頭就可以把妳打倒！」


正是在這種國際、國內錯綜複雜的背景下，毛固有的封建帝王思想被激化了。他壹方面為了做國際共運的領袖，他要使北京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使他的思想成為「當代馬列主義發展的頂峰」，由他來主宰世界，他必須高舉「反帝、反修」的大旗，大搞輸出革命。在國內，他要清除「帝、修、反的代理人」，清除不忠於他的各級黨政幹部，以免在他死後有人會像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那樣來反對他，來挖他的墳，鞭他的屍；在位時他要做可以號令壹切的獨裁者，就是在他死後也要使所有的人對他仍要愚忠，不敢反對他。因此他要趁在世的時候做好這壹切，這些都在使他苦苦的在尋找壹種方式來達到他的目的。經過長期的觀察和思考，他終於找到了，就是大規模的運動群眾的方式，用他的思想去佔領壹切，要全國人民在「靈魂深處鬧革命」，「鬥私批修，」使人民成為他永遠忠實的奴僕。「文革」運動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在毛澤東思想的統領下終於暴發。


「文革」大災難的承受者


文革是壹場大浩劫、大災難，這是已故中共前領導人胡耀邦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時提出來的論斷；其後，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壹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歷史已經證明，『文化大革命』是壹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對於『文化大革命』這壹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這是中共領導人和它的正式會議上首次公開對文革的結論，儘管這是「事後諸葛亮」，某些結論也不夠深入、準確，但畢竟是有了認識，也是壹大進步了。


其實反對文革，認為文革是大浩劫，大災難，早在文革初期民間即有人提出來了。如遼寧的女共產黨員張志新，北京的女大學生王容芬，上海青年工人劉文輝，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洪恩，青年思想家王申西等人，文革壹開始他們就是極力的反對者，陸洪恩和王申西兩人在文革初期即明確而大胆地指出「文革是暴虐，是災難，是浩劫」，義正詞嚴地宣稱自己「不願在暴虐、浩劫、災難下茍且偷生」，表現了中華民族大無畏的英勇氣概，是中華民族真正的先知先覺者，他們和張志新等人都為此先後付出了自己年輕的寶貴生命。


在文革浩劫中，中國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藝術……等等各個方面都遭到了巨大的破壞和損失，這是誰也無可否定的事實。而受難者除領導幹部外，最大的受難者是普通民眾，是他們中的許多人的生命的消失。因為生命屬於壹個人只有壹次，對壹個人來說最寶貴的東西就是生命。在文革浩劫中，上至國家主席，下至廣大民眾，都是前所未有的大災難的承受者。據有關資料統計，文革中有近億人被整，死傷上千萬人，這是有史以來少有的大災難。就領導幹部和各界名人來說，國家主席劉少奇，開國元勛彭德懷，賀龍，陶鑄；黨政軍高級幹部李立三、張霖之、田家英、鄧拓、閻紅彥、張學思、陶勇等等；著名作家老舍、趙樹理、楊朔、聞捷、李廣田；學界名流吳晗夫婦、剪伯贊夫婦、傅雷夫婦；文藝界名人嚴鳳英、舒秀文、上官雲珠等等。他們的被迫害至死或含冤自殺，都是值得人們同情和惋惜的，是令人憤恨的。這些領導人和各界名人的悲慘遭遇，在以往官方的媒體和出版物中多有報道，公開為他們平反昭雪，這當然是正確的，是必須的。然而對於在文革中受難最為深重的普通民眾，特別是其中的所謂「地、富、反、壞、右」和參加過造反派的民眾，他們所受到的是血腥的屠殺，比起各級幹部和各界名人所遭受的災難更要深重多了，他們是文革大災難中最大的犧牲者和承受者，但卻從未見官方傳媒和出版物中有他們遭受殺戮的事實報道，更未見為他們公開地平反昭雪，這是極不公正的，也是令人難以容忍和理解的。


關於民眾在「文革」中所受到的迫害，除「文革」初期的1966年6、7月間許多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1967年2、3月間文革鎮反時又再次被打成「反革命」受到鎮壓而外，更有多起血腥鎮壓和屠殺事件，最典型的事件如：


1、1968年的廣西大屠殺事件：在當時的廣西區革籌和他的領導人韋國清、廣西軍區負責人的組織策劃下，他們先是在群眾組織中支壹派，壓壹派，而後轉變成公開調動部隊幫助壹派去圍剿另壹派。1968年6月17日，廣西區革籌和廣西軍區聯名發出了《關於破獲反革命集團「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反革命事件的公告》，（習稱《6.17公告》），這是政治陷害，是彌天大謊，目的在於配合廣西各地對「422」派的圍剿鎮壓。他們同時向中央謊報軍情，騙取了中央下達《七.三布告》和「七·二五」中央領導人的講話，矛頭全都是對著「422」派。1968年7、8、9三個月，他們在廣西各地大刮「十二級颱風」，把「422」派當成「反共救國團」和「反革命」、「土匪」來圍剿，有十多萬人慘遭殺害，不少是全家被殺絕。殺人數量之多和手段之殘忍堪稱全國之最，也是歷史罕見的。


2、1967年的湖南大屠殺事件：主要發生在道縣和卲陽地區，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歷時66天，僅道縣非法殺害的就有4193人，被逼自殺的326人。受其影響，在湖南的江華縣、寧遠縣、江永縣、雙牌縣、凌陵縣（現為永州市）、南山縣、祁陽縣、東安縣、以及邵陽地區等地都相繼出現了大屠殺事件，被殺害的主要是「地、富、反、壞、右」及參加造反派的幹部和群眾，受難者在壹萬人以上。這完全是當地軍分區，人武部和革委會不作為、亂作為的結果。


3、1966年的北京大屠殺事件：據統計，1966年的8、9月間，北京市區和郊縣共有1772人慘遭殺害，其中以大興縣的殺人事件最為慘烈，有數百人被打死，僅8月27日至9月1日的數天時間就打死了325人。這完全是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在江青、謝富治的言論鼓動下造成的，是當地政府和公檢法部門不作為的結果。不但草管人命，隨意打死人，還把近十萬人趕出北京城，製造了震驚中外的所謂「紅色恐怖」。



軍人首次開槍打死人事件：1967年2月5日，內蒙古軍區負責人制定了屠殺在軍區大院門口示威的造反派的計劃，軍區軍訓部副部長柳青故意開槍打死了內蒙古師範學院學生韓桐，製造了文革以來全國首次開槍打死人事件。

青海省的屠殺事件：1967年2月23日，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在當時的中央軍委某負責人的批准下，調動了13個連隊的軍人向佔領《青海日報》社的學生造反派開槍開炮，當場打死174人，打傷204人，是全國首起大規模開槍殺人的驚天血案。

寧夏開槍殺人事件：1967年8月28日，經中央文革顧問康生的批准，駐寧夏的野戰部隊某師以「鎮壓反革命叛亂」為名，開槍開炮，屠殺青銅峽縣的壹派群眾組織「大聯合籌備處」，打死107人，打傷132人，是又壹起開槍殺人血案。

內蒙古屠殺慘案：1967年10月3日，「內蒙揪叛徒集團聯絡站」頭頭，原內蒙古自治區文聯副主席烏蘭巴干，向自治區革籌小組和軍區領導人滕海清等人遞送了「烏蘭夫黑幫包庇大叛徒集團罪行的簡要報告」，報告中提出了所謂「內人黨」的材料。正是這份報告而引發了壹場血腥屠殺。從1968年2月開始，以滕海清為首的自治區革委會，在江青、康生等人的支持下，開展了壹場挖肅「內人黨」運動，使內蒙古346000多人遭到誣陷和迫害，其中有16222人被非法殺害或迫害致死，是又壹起驚天大案。

雲南「滇挺」事件：1968年1月初，由山東來雲南支援邊疆建設的工役制工程第八團600多人，本來是等待退役回山東的，1月14日他們抵達下關后，由於捲入了當地兩派的武鬥，當地駐軍黨委給工八團扣上「滇西挺進縱隊」（簡稱「滇挺」）的政治帽子，強加壹些莫須有的罪名，上報給昆明軍區黨委，昆明軍區黨委未經核實即上報中央。不久，康生、謝富治在北京接見昆明軍區領導幹部時說：「滇挺是造無產階級的反……走到反面了，是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的行為」。據此，昆明軍區對「滇挺」及其它所支持的另壹派群眾組織進行武力鎮壓。1月27日，部隊圍剿工八團和工八團支持的當地群眾組織「炮兵團」，工八團有184人被打死，當地群眾有59人被打死，480人被抓。2月13日，康生、江青在北京接見雲南赴京代表時，在講話中公然宣稱工八團是「反革命匪幫」。在後來的清理階級隊伍中，壹大批當地幹部、群眾慘遭迫害，被打死、逼死200多人，被打傷致殘兩千多人，受株連者達十萬之眾。


以上都是文革中典型的屠殺事件。而這些史料在官方的傳媒中卻是極少涉及的，幾乎還是壹個空白。


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歷來所修的官史，基本上都是帝王將相和其它各方面的名人，即向來是所謂「眼皮向上」的，而對於發生在平民百姓中的事件是極為少見，就是在壹些民間的所謂野史中，也仍然是以所謂「英雄」人物為主，成了中國人記述歷史的壹個傳統。這種傳統影響了壹代又壹代的中國人，使之成了轉化為中國人的壹種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這是我輩同仁應該引為深思的大問題。


研究文革的歷史，我們除了應關註上層人物的遭遇而外，更應該把眼光注視平民百姓。文革中對平民百姓的鎮壓、迫害乃至屠殺，都應成為我們研究的重點。為什麼會產生屠殺，它是如何發展演變的，它的災難性後果及歷史教訓是什麼……等等，都是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的。只有弄清楚這些問題，才談得上是壹部完整的「文革」史。


應該徹底否定的紅衛兵和紅衛兵運動


紅衛兵這壹組織最初起源於清華大學附中和北京大學附中。是由壹些高幹家庭出身的中學生在1966年的5、6月間秘密組織的。這些中學生由於他們特殊的家庭背景，可以從他們父母輩那裡知道許多常人所不可能了解的高層鬥爭內幕及毛澤東未曾公開的講話，他們可以早於許多人先知道了。如毛澤東在「文革」初起之時說的「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還有毛澤東1939年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大會上的講話：「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要結底，就是壹句話：造反有理……」，1949年12月20日， 慶祝斯大林七十壽辰，新華社又重新發表了這段講話，但此後由於共產黨「坐江山」了，這段講話就再不見宣傳了，壹般的人當然是不得而知的了。


文革開始后，這些不為人知的講話被高幹子弟們搬了出來 ，他們在「造反有理」的激勵下，成立秘密的組織——紅衛兵。他們聲稱自己是「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黨中央、毛主席是我們的靠山，解放全人類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壹切行動的最高指示」，我們宣誓：「為保衛黨中央、為保衛偉大領袖毛主席，我們堅決灑盡最後壹滴血」。後來的壹切事實說明，這是多年來在狼奶哺育下，在那個特殊背景下而產生的義和團那樣的組織，它壹出現就震驚了神州大地，震撼著全世界。


這壹極端組織的正式產生，是在1966年的7月中旬。在這前後，這壹組織中的少數學生曾寫了三篇《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受到了工作組的批評，但卻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讚揚。當毛澤東從外地回到北京時，經江青、康生等人的舉薦，使毛澤東發現了這壹組織形成。8月1日，毛澤東與信給清華附中的紅衛兵，表示他對這壹組織形式的肯定和支持。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首次檢閱百萬師生和紅衛兵，並親自戴上女紅衛兵首領宋彬彬（高幹子女）送的紅衛兵袖章，同時叫「彬彬」改名「要武」，顯示了他對紅衛兵的特殊關注。從此次接見檢閱開始，至1966年11月26日，毛澤東先後八次接見了上千萬的紅衛兵和師生，使紅衛兵這壹組織在短期內就風靡全國，數十萬大學生和壹千多萬中學生都成了紅衛兵，連小學生也成立了「紅小兵」壹類的組織。由此壹場大災難降臨神州大地。


紅衛兵產生於北京，紅衛兵運動所帶來的大災難也首先發自北京。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等人的支持下，在毛澤東壹系列歪理邪說的蠱惑下，短短的數月內，他們上演了壹幕又壹幕的歷史慘劇，在人世間留下了斑斑的劣跡，成了中華民族永難磨滅的血腥記憶。


歸納起來，紅衛兵運動最主要的罪惡是：1、「破四舊」使大批的珍貴歷史文物和古迹遭到毀滅性破壞，許多所謂「封、資、修」的文藝作品、字畫等都被破壞或付之壹炬，這是革文明的命，革文化的命；2、大搞「紅海洋」，大搞「紅色恐怖」，破壞社會秩序，破壞人們的正常生活，是對文明的反動；3、隨意抓人，打人，以至把人活活打死，甚至連老人、小孩也不放過，有的人全家被殺絕。在短短的兩個月時間內，僅僅北京市和郊縣就有1772人被打死或迫害致死。此事發生在壹個國家的首都，而且是壹個有悠久歷史和文化傳統的古都，確是令人無法相信和無法理解的，但這卻是千真萬確發生了的悲慘之事。


文明的古都北京尚且如此，全國各地以北京為榜樣，都無壹例外的處在浩劫之中。


隨著北京紅衛兵的出現，毛澤東等人支持北京的紅衛兵到全國各地串連，煽風點火，各地的紅衛兵也迅即興起。壹個共同的現象是，各地紅衛兵的出現，都是官方組織的，大多數都是保護地方黨委領導的，而且在破四舊，抄家、抓人、打人、搞「紅海洋」等方面也都是共同的。各地紅衛兵也到北京和全國各地串連，都得到了毛澤東、江青、林彪、周恩來、康生……等人的全力支持，「紅旗」雜誌，《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全國性的媒體紛紛發表社論和評倫文章，大加讚揚紅衛兵，使紅衛兵像壹匹無韁的烈馬，無法無天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罪惡累累。


關於紅衛兵的種種罪孽，許多學者的文章中都有詳盡的資料論述，在此筆者不再重複。但，壹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紅衛兵（尤以北京及各省直城市的高中幹部子弟）把自己的胡作非為稱之為「造反有理」，得到了毛澤東等人的全力支持和利用，到處衝殺，干盡壞事。隨著文革運動的深入發展，到了八屆十壹中全會後，此時毛澤東對文革運動要再發動，通過揭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來達到他的目的；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為文革初期受壓制打擊的人平反，此時造反派開始興起了，他們鬥爭的矛頭直指工作組和各級領導幹部，這時的紅衛兵則成了保爹保媽派，隨後又成立「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不但把矛頭指向此時興起的造反派，並且也指向「文革」派的領導人。此時他們的口號和大標語竟然出現「火燒江青」，「絞死蒯大富」，公然反對中央文革（不是反對文化大革命。其後，他們中的壹些骨幹和頭目雖然被抓，有的關進了監獄，但很快就釋放了，直到「四人幫」垮台後，清查「三種人」時，這些人中儘管有的血債累累，卻都相安無事；壹些人後來則成了高官或者企業的領導人大發其財，至今也未見這些人中的任何人站出來反省他們當年的罪惡，實在是令人不解的壹件怪事。


紅衛兵及由他而起的運動是毫無進步意義可言的，他們所做的壹切，可以說是中華民族劣恨性的醜惡表演，他們的斑斑劣跡早已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對它的產生，發展演變的過程以及他的種種胡作非為，作為文革的研究者來說，實在是大有研究的必要，以避免我們的國家再出現「義和團」和「紅衛兵」壹類的組織來危害國家和民族。


值得同情的造反派


造反派中有紅衛兵，但就整體而言，造反派與紅衛兵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開始時雖然他們都曾受到過毛澤東的支持，但從他們的產生，發展和演變，他們的所作所為，尤其是他們不同的結局，那是根本不同的。


前已述及，老紅衛兵及其後來的「聯動」，他們不但成了保爹保媽派而反對江青，尤其他們在前期的壹系列胡作非為，成了對文化和文明的反動，成了「義和團」壹樣的打砸搶燒殺的可恥之徒，那是民族罪人乾的勾當，與造反派是根本不能同日而語的。全國各地的造反派情況雖不盡相同，但他們的革命造反精神則是可貴的。那時雖然他們都聲稱「忠於毛澤東思想」，他們的所為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但他們自始至終表現出來的「反官僚、反獨裁、反迫害、爭人權、爭民主」的革命精神是始終如壹的，是難能可貴的。他們的組織和他們中的壹些人在文革的初期曾兩次受到打壓乃至抓捕關押，尤其是後來受到的鎮壓和屠殺，悲慘的遭遇則是令人同情和痛心的。


在漢語詞典里，對「造反」壹詞解析是：發動叛亂；採取反抗行為。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造反」壹詞歷來是被統治者視為犯上作亂的代名詞，是要殺頭的。共產黨是靠造反起家，但當它奪得政權后，「造反」壹詞也在他們的嘴上消失了。然而到了1966年「文革」運動開始后，「造反」壹詞卻突然成了最時髦、最響亮的革命口號和行動的座佑銘，壹時間「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響徹神州大地，從1966年的夏秋季節開始至1967年的全年，人們都爭先恐後地往自己頭上戴上「造反派」的桂冠，聲稱自己的行動是「造反有理」，自己壹派是「響噹噹的造反派」。雖然在此期間這些造反派們也曾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和鎮壓，如「文革」初期壹些人被單位領導、工作組和老紅衛兵打成「反革命」和「右派翻天」，曾被抓捕和關押；1967年的2、3月間所謂「鎮反」期間，壹些造反派組織被砸，負責人被抓捕。但這兩次鎮壓後來都得到了毛澤東和江青等為他們平反，使造反派們更堅定了執行毛澤東路線的決心，更忠實于毛澤東思想。毛澤東之所以兩次為被打成反革命的的造反派「平反」，其目的是為了把「文革」運動按他的意圖深入下去，通過此舉來更好地運動群眾，以造成壹種他所需要的政治環境，造成壹種社會氣氛，觸及人們的靈魂來形成壹種社會心理和思想習慣，使他在位時鞏固自己的獨裁統治地位，即使在自己死後也無人敢於反對他。他為造反派平反的舉動確實壹時間得到了造反派的稱讚，誓死要捍衛他的思想和路線。然而到了1968年事情發生變化了。此時的毛澤東認為他的絕對權成已經樹立起來了，他信口開河的隨便壹句話就會被當作「最高、最新」指示號令全國，他的思想被吹捧成「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他的話是「壹句頂壹萬句」，全國人民都要「時時照辦，句句照辦」，人人都在祝福他「萬歲」，「萬壽無疆」，他也順口壹句「人民萬歲「，使他飄飄然起來了。正是由於這樣，他打倒劉少奇等壹批政敵的目的已達到，此時他要丟掉造反派了，認為他們「走過頭」了，特別是1968年的「七三」、「七二四」布告發出后，緊接著毛澤東下令軍宣隊、工宣隊進駐學校，造反派不吃香了，各地造反派都不同程度的遭到了鎮壓，壹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大屠殺。到了1976年9月毛澤東死後，10月「四人幫」倒台，造反派又再次受到清算，壹些人被抓，被判刑，當政者們更是開動宣傳機器，把「流氓、地痞、打、砸、搶」等等罪名往造反派頭上套，這前後的反差頗令人深思。


形形色色的造反派到底是壹些什麼樣的人呢？他們的功、過是非如何評說呢？這是文革研究者們關心的問題，是值得研究的。


文革期間的造反派組織可以說是派系林立，名目繁多，壹個組織大的可達數百上千人，壹個地區乃至壹個省的造反派聯合起來則可達數萬、數十萬甚至數百萬人；而小的則僅有數十人或者幾個人乃至壹人的，也可以稱之為壹個「戰鬥隊」。當年的「造反總指揮」、「造反司令」就如同今天的「公司經理」、「董事長」壹樣隨處可見，壹個普通的百姓就可以成為「司令」、「總指揮」，那些平時作威作福的當權者此時見了就會點頭哈腰，甚至獻媚求饒，這似乎成了那壹時期的顯著特徵之壹。


這些造反組織中的成員也是複雜的，各色人等，懷著不同的目的來參加造反。有理想主義者，有「文革」初期受到過打擊的人，也有「四清」運動中受過打壓的人，還有長期以來受到各種不公正待遇的人，對現實和單位領導不滿意的人，以及那些壹心壹意跟毛主席和共產黨的人，還有隨大流者，乃至趁火打劫者……等等。這形形色色的各色人等都彙集到造反派的隊伍中來了。形成了那個時代的洪流和最強音。


歸納起來，造反派中的人員組成，筆者認為可具體分為：



先知先覺的真正造反者，這部分人是極少數，但他們可稱得上是真正的民主鬥士，是反獨裁、反專制、爭人權、爭自由民主的時代英雄。他們對文革前17年的中國社會就極端不滿，特別是對毛澤東搞的壹系列政治運動是極力反對的，因此而受到政治迫害。這些人的典型代表，如湖南的報人劉鳳翔，北京大學新聞學系的學生林昭，在毛髮動的反右運動中都被打成右派；「文革」運動壹開始林昭就成了文革運動的反對者，劉鳳翔則趁機組織「右派」們起來造反。此二人最後都在文革中慘遭殺害。另外的壹些人，如遼寧的女共產黨員張志新，江西的中學生李久蓮、吳曉飛，女教師周海媛；湖南的中學生楊小凱，北京的青年工人遇羅克，女大學生王容芬；上海的青年工人劉文輝、王申酉，交響樂團指揮陸洪恩；吉林的史雲鋒……等等，他們都是因為反對文革，或者因為反對毛澤東、林彪、或者是因為寫了不同觀點的文章，都先後被捕入獄，除楊小凱、王容芬二人被判刑十年外，其他人都被殺害了。這些都是優秀的青年男女，是時代的先驅者，是中華民族的精英，人民是會永遠懷念他們的。

具有民主思想的激進造反者：這是造反派隊伍中起主導作用者,主要是壹些青年學生，青年教師、青年工人、也包括少數共產黨員和幹部。他們是造反派的領軍人物，是組織者和骨幹份子，在他們的領導下能彙集壹大批造反者。這些人在「文革」前受過多年的「共產主義」和「世界革命」理想的教育，相信毛澤東「要警惕出修正主義」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論斷，認為中國已經面臨這兩大危險，如果這樣，中國就會出現「千百萬人頭落地」，工人和農民就會「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們同時相信中國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負有「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聖使命。正是在這種毛氏共產思想的教育下，使他們渴望在階級大搏鬥的風雨中建功立業，為共產主義而英勇奮鬥。現在文化革命爆發了，正是激發起他們革命熱情的時候。他們看到了這個時機，認為獻身革命的時機到了，因而勇敢地起來響應毛澤東「妳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號召，走上了壹條「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道路，終於成了被毛澤東、江青等人利用的壹股巨大的力量。


這些激進的造反者在全國各地都有，下面有壹大批追隨他們的積極份子。他們的典型代表人物，如北京的聶元梓、蒯大富、王大賓、韓愛晶、譚厚蘭、陳永康、李冬民、劉詩昆；上海的潘國平、王洪文；西安的李世英、姚連蔚；鄭州的黨言川『武漢的朱鴻霞；湖南的葉衛東、唐忠富；四川的廖伯康、鄧自力、張魯、周孜仁、董繼平；山西的陳永貴；廣東的武傳斌；廣西的楊福廷、劉振林、熊壹軍，曹東鋒、朱仁、曾春生……等等。這許許多多的造反派領軍人物中，他們走上造反的道路雖然各不相同，但有壹點是共同的，即他們都忠於毛澤東和共產黨，因而他們都是「只反貪官司，不反皇帝」，并力圖按毛澤東思想來改造世界，以建立他們所理想的「共產社會」。因而在「文革」運動的發展演變中，各地造反派的共同之處，都是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按毛澤東的教導辦事，立圖打倒本單位，本系統乃至本地區那些「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建立新生的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完成「斗、批、改、的「偉大歷史任務」。


正是由於他們忠於毛的思想，按毛的指示造反，在「文革」初期他們都曾受到毛澤東、江青等人的支持和利用，成了毛、江等人要達到自己目的的先鋒力量，而干出了不少錯事和蠢事。特別是其中的王洪文，後來成了江青集團的骨幹成員，受到了毛的重用，坐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寶座，成了造反派中最大的受益者。另外壹些人，如北京的所謂造反派的「五大領袖」聶元梓、蒯大富、王大賓、韓愛珍、譚厚蘭等和其它各地類似的人，在「文革」初期的短時間內曾是風雲壹時的人物，受過磨難，也出盡風頭，是響噹噹的造反派領軍人物。但隨著毛澤東對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在左右形勢，到了1968年夏季，造反派被他拋棄了，許多人都被貶到農場和邊疆勞動，壹些人被捕入獄，從此銷聲匿跡；1976年10月「四人幫」倒台後又有壹些人〔當然王洪文是罪有應得〕受到查處判刑，這又是壹個頗令人質疑和深思的問題。



為自身權益的造反者：這類人也屬社會的弱勢群體，如各種類型的合同工、臨時工、輪換工、外包工、大飢荒時期被下放的職工，被遣送到農村的城鎮居民，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支邊青年，支援內地建設的沿海和大中城市職工等。在文革興起之時，這些人也起來造反，但他們的目的只有壹個，主要是進行經濟鬥爭，要求得到平等合理的經濟待遇，或者要求復工、復職，或者要求轉為正式職工，或者要求返回城裡……等等。這顯然都是合理的要求。但他們都沒有什麼政治上的目的，是弱勢群體為爭取自身合法權益而起來造反的。


在這些造反的人群中，較有影響的，如在北京建立的臨時工、合同工組織「全國紅色造反兵團」（簡稱「全紅總」），上海的「紅色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紅工司」），還有打著「全國」旗號的「全國上山下鄉革命知識青年紅色造反兵團」，「全國上山下鄉捍衛真理革命造反團」，「全國上山鄉知識青年紅色第壹線戰鬥隊」等。這些造反組織起於1966年的冬季，在1967年的1月達到高潮。他的代表人物曾壹度得到中央文革領導人的接見和支持。但很快「無產階級司令部」就發現這是在搞「反革命經濟主義」，不能容許這樣的造反，1967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宣布對這些「全國性組織」，「中央壹律不承認，所有這些組織應當立即取消」，這些組織也很快被壓下去了。其實這些人的處境和遭遇是值得同情的，他們是弱勢群體，是好人在為自身權益而造反。



造反派中的隨大流者：這是壹些容易隨風而變或者是鬧著貪玩的人，文革之初，他們跟隨單位和地方領導轉，唯領導的命令是從；當工作組到來時，矛頭對著領導，或者是把那些不聽話者打成「反革命」、「右派」時，他們又是跟隨工作組的指揮棒轉。在地方當局和工作組打壓造反派時，他們是保守派的基本群眾。而當毛澤東支持造反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造反派得以翻身而興起之時，他們就反戈壹擊，退出保守派而加入到造反派中來了，也稱自己是「響噹噹」的造反派。到了1968年，毛澤東和江青拋棄造反派，各地造反派受到鎮壓時，他們又會反戈壹擊退出造反派，加入到得勢的壹方去了。用「牆頭草，風吹兩邊倒」來形容這些人是最恰當不過的了。


這些人的本質並不壞，而是那個年代那種形勢造成的。這些人可以說是沒有什麼政治理想和信仰的人，在那個所謂「革命年代」，社會生活的單調和枯燥乏味到了極點，這些人為了追求好玩，向得勢的壹方靠攏並投入其中，是十分自然的事。只不過他們在反戈壹擊后，批鬥起原來的自己人時，那種積極的樣子，那股異常兇猛的勁頭則是不為人所取的。



趁火打劫者或者幹壞事的人：此種人是極少數，從來就不是造反派的主流，僅是造反過程中的某些個別現象吧了。


在任何壹場大的社會動亂或政治運動中，此類人等都是不可避免會有的。就像魯迅筆下的阿Q，當聽到辛亥革命的消息時，便會想跑到趙太爺等大戶人家裡去「革命」發財，搶壹點「元寶」、洋錢、洋紗衫壹類的東西。在上世紀的二十年代，當中國的共產革命初起之時，毛澤東也曾在講話、報告和文章中多次談到阿Q，認為阿Q的行為也叫「革命」，他多次提到的「假洋鬼子」不準阿Q「革命」的事，他要「教育全黨正確對待犯錯誤的幹部，要准許別人革命」。把阿Q的行為也稱之為「革命」，這與他在《湖南農民運動考查報告》中所充分肯定並熱情讚頌當年的湖南農民「痞子運動」是壹樣的道理。


既然毛澤東都認為像阿Q這樣的「搶點東西」也叫革命，這種人在文革中自然也不會缺少的了。造反派中確是有這樣的人，打、砸、搶、發不義之財，那是存在的。他們的所為給造反派的臉上抹了黑，有損於造反派的聲譽，但絕非造反派的主流，這是應區別清楚的。


綜上所述，「文革」中的造反派是在壹種特定歷史條件下所產生的，是那個時代特有的社會現象。在「文革」中造反派們反官僚、反獨裁、反迫害、爭人權、爭民主自由，為維護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而進行殊死的鬥爭，這些都是應該肯定的。在這場前所未有的運動中，他們也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如缺乏法治觀念，懷疑壹切，無政府主義，派性膨脹，唯我獨尊，以至出現武鬥，打人……都是客觀存在的。但這些問題的造成，也是那個歷史條件下所特有的，而且那也是由毛澤東、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支持和影響所致，沒有他們的組織和指揮，沒有毛澤東隨心所欲和反覆無常的胡說八道，這些問題絕不會出現的。因此，這個責任應該算到毛澤東、江青等人的頭上。造反派們的錯誤比起「聯動」和保守派們的「破四舊」，毀文物古迹乃至殺人放火來說，其性質是根本不同的，也是微不足道的。


就是在今天，「造反」和「造反派」也仍然是需要的。造錯誤的反，造獨裁專制的反，批判他們，任何時候都是需要的。當今的社會仍是獨裁專制的社會，貪污腐敗上軌道，成系統，貪富懸殊，各種社會矛盾層出不窮，弱勢群體權益受到侵害，被壓在社會的最底層。為了社會的和諧，為了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必定要改造這個社會，對社會上的腐敗和各種醜行進行揭露和批判，也可以說是造反吧，這是永遠需要的。當年造反派們的許多舉動，特別是他們的造反精神，今天仍然具有現實意義，是值得今天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弱勢群體學習的。當然，今天社會條件下的這種「造反」應該是和平的，理性的，不能像「文革」期間那樣被人利用，或者變成派性之爭，更不能像過去農民起義和共產革命那變成為暴力和流血的殺戮。


關於文革中的保守派問題


激進和保守，這是矛盾對立體中的兩個方面，是互為對立，又互為依存的。這激進與保守的兩派之爭，可以說是貫穿于文革的始終。


文革初起之時，當有人起來的批評單位黨委，造黨委的反，其後又造工作組反，壹些所謂忠於黨，唯上級之命是從的人站出來，聲稱單位黨委就是黨，工作組是經黨中央批准派來的，反對黨委，反對工作組就是「反黨」，就是「右派翻天」，就是「反革命」，必須要堅決的「打擊和鎮壓」。結果壹些帶頭造反的人受到打壓，輕則批判鬥爭，重則抓捕判刑。「文革」之初那種槍打出頭鳥的手法，那是劉少奇、鄧小平等領導下所為的。


其後毛澤東、林彪、江青、康生等人支持造反派，為被抓捕的造反派平反，造反派很快得以翻身，到1966年底，「造反」成了最響亮的革命口號。從1967年1月開始，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出現了奪權鬥爭，造反派奪了權，他們「勝利」了，兩保守派垮台了，其成員紛紛反戈壹擊，投入到造反派的隊伍中去了。


到了1967年的2、3月間，在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授意下，出現了「鎮反運動」，致使壹些造反派組織被砸，負責人被抓捕。此時壹些地方黨政軍負責人出於個人或集團的權益，他們不願失去自己的權力，再次扶持保守勢力來保護自己，打壓造反派，使造反派再次陷入困境之中。


由於全國性的「鎮壓」，造成了「文革」將結束的局面，有恢復舊秩序的趨勢，這是毛澤東不願意看到的，從而引起了他的警覺。因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此時尚未達到，為了使文革能深入下去，他必須繼續「運動」群眾，才能使「文革」按他的要求繼續下去。於是他又發起了「反擊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逆流」的鬥爭，並把前壹段「鎮反」打擊造反派的罪責全部推到那些對文革不滿的幾個老幹部身上，指責他們是搞「二月逆流」，是「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為此毛澤東再次為被打壓和抓鋪的造反派平反，使造反派再次翻身，聲威大震。由此，他們對毛澤東感恩戴德，也促使他們的造反精神更為激進。


然而此時的形勢已非1966年冬和1967年1月的形勢了，此時壹些地方黨政軍幹部和原來的保守派骨幹成員，他們總結了文革以來的經驗教訓，此時的他們也敢於「造反」了。他們把鬥爭的矛頭對準那些站出來支持造反派的領導幹部，對準造反派；他們誣指支持造反派的幹部是「牛鬼蛇神」的後台，是支持「右派翻天」，是支持「反革命」。此時的保守派在各級執政者的操縱下，對造反派的打壓步步升級，從1967年夏天開始的用石頭木棍圍攻造反派，發展到用刀、槍，調動農民進城圍攻；到了1968年（最典型的是在廣西）則變成了調動部隊與地方民兵，配合保守派聯合圍剿，把造反派當成「反革命」，「反共救國團」而大肆圍殲，隨意抓人、打人、殺人、到了慘絕人寰的地步，如1967年冬在湖南壹些地方，對造反派的圍剿，1968年春夏在整個廣西對造反派的圍剿，大規模的殺人，這是全國最典型的案例，這種大屠殺完全是壹種政府行為，是政府動用軍事力量，支持壞人而發生的凶殺案。


如果說造反派有派性，他們也曾有過亂斗人，以至打人的情況， 但與保守派及「文革」初期北京那些老紅衛兵打死人，亂殺人來說，那是遠遠不能相比的。造反派們的所為僅僅是派性，是激進，是唯我獨尊的表現，僅是犯錯誤的問題，但老紅衛兵和保守派的胡作非為，除了派性之外，則是凶殺案，是刑事犯罪的問題了。


壹個不容否定的基本事實是，所有的保守派都是官方組織的。如「文革」初期的1966年，這些保守派組織不論是紅衛兵還是工人赤衛隊，都是當時的地方黨委或工作組組織操縱的；隨著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深入，特別是1967年的「壹月革命」后，這些保守組織紛紛垮台了，但到了1967年的4、5月份，隨著造反派等第二次被打壓，地方軍區和仍在掌權的黨政幹部重新支持保守派，稱他們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重新與造反派對抗，出現了異常複雜與殘酷的鬥爭形勢，這壹切都是地方黨政軍掌權者和保守派中的少數壞人挑動起來的。此時保守派中的少數人隨意抓人、打人、關押人、殺人，已到了殘忍無比的地步，簡直是喪失了人性，成了狼奶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兇惡豺狼。


在整個「文革」運動中，起破壞作用最大，胡作非為最甚者乃是各地的保守派，他們所乾的壹切壞事，如打、砸、搶、挑動農民進城武鬥，破壞生產，隨意抓人、打人、殺人，都是有組織、有計劃進行的。體現了當權者的意志，體現了政府的行為，這是不容否定的客觀事實。


當然，就整體而言，保守派中好人也是大多數，壞人也只是極少數。它的基本組成人員是工人、農民、機關幹部，也有少量大，中學生，壹些人還是共產黨員，共青團員，有的還是各方面的積極份子。這些人向來是所謂「安分守紀」的「老實人」，是唯上級之命是從的忠實執行者，是從不敢越雷池壹步的。正是這樣的人，在他們身上體現了多年來狼奶教育的成果，在那些打著「革命」旗號者的鼓動下，為了打擊「階級放人」，什麼壞事，乃至隨意殺人都成了他們的「革命行動」，這完全是狼奶教育的惡果。


文革期間筆者在廣西，耳聞和目睹了廣西保守派中少數壞人的滔天罪行，在他們身上完全暴露了中國人的劣根性與狼奶教育的典型特徵，什麼凶恨殘忍的壞亊這些人都幹得出來。他的典型代表人物，如桂林市的曹鐵軍、陳秉德，南寧市的顏景堂、廖煒雄，平樂縣的朱秋麟、林炳剛、莫世奏，臨桂縣的胥明徳、韋英豪，陽朔縣的蔣彬、黎咸稱，全州縣的黃天輝，賓陽縣的王建勛、韋善強，蒙山縣的譚釗奇，武宣縣的黃堷剛、王春景，羅城縣的段志英、崔永祥，上思縣的段振邦，貴縣的覃錫明……等等壹大批為非作歹之徒，這樣的人在廣西各地都普遍存在，全國各地也都會同樣存在，只是在數量和殘忍之程度遠比不上廣西吧了。


「文革」時期的思想文化和精神生活


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壹定的歷史時期，重大的歷史事件，總是同壹定的思想文化相關連的，也總會影響到人們的思想和文化精神生活。「文革」作為壹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它的思想意識和文學藝術作品，表現了那壹時期的特徵，是那壹時期人們精神生活空虛與受毛思想的毒害而導致瘋狂的集中表現，也是頗值得研究的壹個問題。


毛澤東發動文革，是在他的思想指導之下所為的，是他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關於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防止「修正主義」與「和平演變」在中國的發生等等的論斷，因而要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些被稱之為「毛澤東思想」，是他從列寧、斯大林那裡批發來的，並且經過了他的創造與更新，使之成了更為荒唐與惡毒的封建法西斯桎梏。


毛的這些思想，被他的吹鼓手林彪、陳伯達、江青、康生等人大加吹捧，把它稱之為「當代馬列主義發展的頂峰」，是馬列主義發展的「第三個裡程碑」。為了獲取毛的信任，林彪更是對毛大表「忠心」，把毛澤東的話說成是「壹句頂壹萬句」，「句句是真理」，在全國開展「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運動」，要「活學活用，立竿見影」，彙編「毛主席語錄」，全國人手壹冊，號稱「紅寶書」，加上大街上的紅色標語，成了壯觀的「紅海洋」，這在全世界都是空前絕後的。


文革中只有毛的思想，其他的任何思想都被視為異端邪說。必然會遭到毀滅性的打擊乃至尚失生命，遇羅克、陸洪恩、劉風翔等許多人的遭遇就說明了這壹切。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壹切醜事，壞事乃至隨意殺人都可以發生，並且都是打著「革命」的旗號，還要號稱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這是古今中外從未有過的怪事。


在思想文化和人們的精神生活方面所遭受到的損失和影響是極其深遠的。諸如文物古迹慘遭破壞，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文學藝術作品和國外的優秀文學藝術作品，都被斥之為「封、資、修」的大毒草而遭到查禁或銷毀，壹些優秀的傳統古典劇目、民歌。抒情歌曲等等，都被禁演、禁唱。代之而起的則是什麼革命樣榜戲，革命文藝、革命歌曲，乃致毛澤東語錄歌，林彪語錄歌、造反歌，更為可笑的是跳忠字舞、早請示、晚彙報……等等都被強製成為那壹時期人們唯壹的精神文化生活；這壹切都是在愚弄人民，進行奴化教育，毒害了壹代又壹代的中國人。


由此造成的結果，自然是會使人們的精神變成空虛而愚味，壹旦與某些國人的劣根性相結合，使之心錄扭曲而走向瘋狂，什麼樣人世間的壞事和蠢事、醜事都可以幹得出來就不足為怪了。這樣的事例在文革中實在是太多、太多了。


「文革」中最應該總結和反思的問題


對於「文革」這樣壹場大浩劫、大災難，要總結的經驗教訓和反思的問題是很多的，對這些方面的論述，許多專家學者、「文革」的親歷者、「文革」史研究愛好者已有許多著作問世，限於篇幅，筆者在此不再贅述。筆者認為，所有的總結和反思，最為重要的壹條就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政治體制問題，向來是壹個黨專制的獨裁專治體制，這是國家和民族壹切災難的總根源。假如我們的國家是壹個憲政民主的政治體制，「文革」的大災難是絕不會發生的。因此我們今天要總結和反思「文革」，最最根本的就是要進行社會的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祛除黨治、人治，建立憲政民主的政治體制。為此必須要開放黨禁、報禁；真正實行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經濟市場化，給公民真正的人權和自由民主權利，讓公民用選票來決定國家各級官員的人選。惟有這樣，才能建立壹個真正憲政民主的國家，才能與當今的世界接軌。否則「文革」之類的大災難說不定那天還會在中國重演的。


在當今的世界上，有共和國、王國、公國、大公國、聯邦、合眾國、酋長國、教皇囯等諸多不同旳國家，但就其社會制度來說，卻只有兩種社會制度，即資本主義制度和所謂社會主義制度。這兩種根本不同的社會制度，究竟誰優誰劣，人類社會實踐的歷史已經作出了明確的答案，資本主義制度因為它的憲政是民主旳，所以它是當今世界上最好社會制度。儘管它仍有不足之處，但，仍不惜為當今人類比較理想的壹種社會制度則是無疑的。像美、英、法、德國、加拿大、瑞典、日本、澳大利亞------等等許多國家，都是這種社會制度的國家，是頗令人響往的。


而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自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近百年來馬列共產主義的宣傳甚囂塵上，直逼廣大勞苦大眾轆轆的飢腸，以蘇俄為首的共產集團大搞暴力共產革命，聲稱要建立人類最理想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在蘇俄、東歐、亞洲、中美洲等許多國家都建立了共產政權，在實踐社會主義，甚或有的聲稱正在向共產主義過渡；同時這些共產黨人又宣稱資本主義正在走下坡路，已是日落西山，氣息淹淹，走到了腐朽沒落的末路。但，兩種社會制度實踐的結果卻給了共產黨人響亮的耳光，資本主義終歸是遠勝於共產主義的。


因為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實踐完全證明，當今世界上的資本主義並沒有氣息淹淹，更沒有腐朽沒落，而是正在蒸蒸日上，成了當今世畀上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的追求，共產制度國家的許多官員的家屬、子女，有錢的暴發戶和他們的子女，以及那各類的明星，都紛紛移居到資本主義國家，或者到那裡留學，就是最好的證明。而號稱人類最美好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制度，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初卻是壹個個相繼垮台，許多都反過來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即使有少數仍然宣稱是「社會主義」，也是早已名存實亡了，早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社會主義」，而是成了獨裁專制下的權貴壟斷資本主義了。


可見走資本主義道路，實行憲政民主的政體，這是當今世界的大勢所趨，是全體中國人的共同追求。今天我們在總結「文革」的經驗教訓、反思「文革」的時侯，必須清楚地看到這些，才能在當今政治體制改革的實踐中勇往直前，奔向憲政民主的康庄大道。


結束語


以上提出的八個方面的問題，只是筆者的壹些淺見，是很不成熟的，目的在於拋磚引玉，引來各方人士的宏論以促進對「文革」的總結、反思和「文革」史的研究罷了。當然，「文革」中值得研究的問題遠不止這些，如有人提出的「三年文革與十年文革」之分，「人民文革與官方文革」，「『揪軍內壹撮』的來源和影響問題」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等派系之間的合作與鬥爭」，「文革時期的工農業生產」，「文革時期的文化教育、醫藥衛生」，「 文革時期的對外關係」 ，「文革時期的大民主」……等等，也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對「文革」的總結、反思，對「文革」史的研究已成了當今社會壹個重大的課題，是壹門學問，中國人只有對「文革」進行認真地、深入地研究，認真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認真地反思「文革」，才能使我們的國家和人民永遠不再被那些大大小小政治騙子的欺騙而上當，永遠不會再出現「文革」壹類的大災難，我們的國家才能邁向壹個憲政民主的和諧社會，國人才能有自由民主的幸福生活可言。就是世界上其它國家正義的人們，從他們的角度來對中國的」文革「進行總結、反思和研究，定是會對推進中國的進步有巨大作用的，是對中國人的友好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