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中國對中國人民的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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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中國對中國人民的毒害
作者 夏明
自從2019年的年末在武漢出現到2020年春節之際肆虐中華大地並擴展到世界,傳染性極強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也免不了因果關係。這壹病毒成為壹個國際性的流行瘟疫,才疏志大、唯我獨尊的習近平難辭其咎,而中共政權在其垂垂暮年又必然造就出「習特勒」這樣的荒誕怪胎。
「武漢病毒」帶來的災難不僅是全國性的,也可能是全球性的。我結識的壹位病毒研究專家從武漢大學畢業后,到美國獲得生物化學博士學位,並在美國大學從事了八年的博士后研究,現在就在武漢的研究機構做研究。這位科學家在春節之前憂心地私信給我:「這次冠狀病毒是薩斯的變種,傳染性強,潛伏期長。現在武漢醫院爆滿拒收病人,很多人在家乾瞪眼(這樣的死亡數字就不計入官方統計)。武漢官方瞞報十幾天,造成民眾不採取任何防護措施,加上春運回家造成大範圍擴散。希望您能呼籲儘快採取國際救援。不然後果不堪設想。將來事態如何發展很難預料。WHO(世界衛生組織)跟當局沆瀣壹氣,拒絕警報升級,全世界都面臨極大風險。」
我的朋友向我發出的SOS讓我明白:今天關注、關心和幫助武漢,就是拯救明天的世界。面對人類的共同瘟疫威脅,合適的作法是回復到人道主義的底線,施行人道主義的關懷,而不是乘人之危,以各種方式廉價地得分,更不要幸災樂禍。
六年前的春節期,我看完好萊塢《2012》世界末日大片,目睹四艏「中國製造」並停靠在西藏高原的「諾亞方舟」接走權貴和寡頭時,我發表過壹篇文章,《二零壹四:妳有離岸船票嗎?》,並憂慮地寫道:「由於中國政府全面操控信息機制,中國社會、經濟都已喪失信息效率,普通的廠商、消費者和民眾基本都是在有限的理性條件下,甚至是在非理性的狀態下作出決策選擇。所以中國未來的最大危險來自於其不確定性。」面對當時國際媒體曝光中共寡頭在維京群島的隱藏帳戶,我問了壹個問題:「中國人已經過完新年,又開始操心購買返鄉的車船票了。但每壹個中國人應該抽空想壹個更大的問題:妳有離岸的船票嗎?」我在寫下這些話時,腦海里閃現的是電影《滾滾紅塵》最後逃難的畫面,迴響著「讓我上船!」「我有船票!」的絕望呼叫。我是在1990年上海陰冷的冬天看的《滾滾紅塵》,那時我就下決心逃離,絕不想自己的命運像那些被船拋棄在岸上的絕望人群。
今天,看到中國人進入農曆新年,卻像老鼠壹樣要麼驚恐地躲在家裡,要麼在路上、渡口和關口逃亡,這末日景象對我來說是壹種回放,印證了我的預言。但我沒有壹絲的成就感,反而哀傷我的警告沒有讓歷史走向不同的方向。在這種傷心絕望之際,有的福音傳播者發現了難得的機會,高調譴責中國這座21世紀的「索多瑪城」該遭天譴毀滅,逃脫之道唯有詭異上帝、基督;有的功派信徒也開始積極推銷某些功法,聲稱信它可使人避禍免災得救;有的種族主義者藉機數落「支那人」的惡習,並否定中華民族、中國人的存在價值;有的極端分裂主義者歡呼各地封城、封市、封村,準備推動和迎接新春秋戰國時代的到來;有的成功逃離中國、安全移民西方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以強化版的尖酸刻薄甚至惡毒來報復性地回擊中國國內的炫富中產、腦殘粉紅以及「大國崛起」/「中國夢」的大外宣推銷員。
上述這些反應,既有它們的必然性,也有它們的合理性。發出極端言辭的許多人群或個體其實更多的是「恨鐵不成鋼」,甚至還有劉長卿的「鄉心新歲切,天畔獨潸然」和「新年向國淚」的情懷。儘管他們逼迫每壹個中國人、甚至生活在世界各地的華人必須反思我們民族和中國當下國家的道德淪喪,但是情緒似乎多於理智,對於拯救當下中國人於水火之中沒有及時功效。作為壹個非醫務科研專業人員、壹個政治學研究人員,最切實的討論恐怕還要從應急政策出發,然後討論決策機制和公共衛生基礎體制,進而審核更大的社會弊端。
自從2019年的年末在武漢出現到2020年春節之際肆虐中華大地並擴展到世界,傳染性極強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也免不了因果關係。這壹病毒成為壹個國際性的流行瘟疫,才疏志大、唯我獨尊的習近平難辭其咎,而中共政權在其垂垂暮年又必然造就出「習特勒」這樣的荒誕怪胎。
「武漢病毒」帶來的災難不僅是全國性的,也可能是全球性的。我結識的壹位病毒研究專家從武漢大學畢業后,到美國獲得生物化學博士學位,並在美國大學從事了八年的博士后研究,現在就在武漢的研究機構做研究。這位科學家在春節之前憂心地私信給我:「這次冠狀病毒是薩斯的變種,傳染性強,潛伏期長。現在武漢醫院爆滿拒收病人,很多人在家乾瞪眼(這樣的死亡數字就不計入官方統計)。武漢官方瞞報十幾天,造成民眾不採取任何防護措施,加上春運回家造成大範圍擴散。希望您能呼籲儘快採取國際救援。不然後果不堪設想。將來事態如何發展很難預料。WHO(世界衛生組織)跟當局沆瀣壹氣,拒絕警報升級,全世界都面臨極大風險。」
我的朋友向我發出的SOS讓我明白:今天關注、關心和幫助武漢,就是拯救明天的世界。面對人類的共同瘟疫威脅,合適的作法是回復到人道主義的底線,施行人道主義的關懷,而不是乘人之危,以各種方式廉價地得分,更不要幸災樂禍。
六年前的春節期,我看完好萊塢《2012》世界末日大片,目睹四艏「中國製造」並停靠在西藏高原的「諾亞方舟」接走權貴和寡頭時,我發表過壹篇文章,《二零壹四:妳有離岸船票嗎?》,並憂慮地寫道:「由於中國政府全面操控信息機制,中國社會、經濟都已喪失信息效率,普通的廠商、消費者和民眾基本都是在有限的理性條件下,甚至是在非理性的狀態下作出決策選擇。所以中國未來的最大危險來自於其不確定性。」面對當時國際媒體曝光中共寡頭在維京群島的隱藏帳戶,我問了壹個問題:「中國人已經過完新年,又開始操心購買返鄉的車船票了。但每壹個中國人應該抽空想壹個更大的問題:妳有離岸的船票嗎?」我在寫下這些話時,腦海里閃現的是電影《滾滾紅塵》最後逃難的畫面,迴響著「讓我上船!」「我有船票!」的絕望呼叫。我是在1990年上海陰冷的冬天看的《滾滾紅塵》,那時我就下決心逃離,絕不想自己的命運像那些被船拋棄在岸上的絕望人群。
今天,看到中國人進入農曆新年,卻像老鼠壹樣要麼驚恐地躲在家裡,要麼在路上、渡口和關口逃亡,這末日景象對我來說是壹種回放,印證了我的預言。但我沒有壹絲的成就感,反而哀傷我的警告沒有讓歷史走向不同的方向。在這種傷心絕望之際,有的福音傳播者發現了難得的機會,高調譴責中國這座21世紀的「索多瑪城」該遭天譴毀滅,逃脫之道唯有詭異上帝、基督;有的功派信徒也開始積極推銷某些功法,聲稱信它可使人避禍免災得救;有的種族主義者藉機數落「支那人」的惡習,並否定中華民族、中國人的存在價值;有的極端分裂主義者歡呼各地封城、封市、封村,準備推動和迎接新春秋戰國時代的到來;有的成功逃離中國、安全移民西方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以強化版的尖酸刻薄甚至惡毒來報復性地回擊中國國內的炫富中產、腦殘粉紅以及「大國崛起」/「中國夢」的大外宣推銷員。
上述這些反應,既有它們的必然性,也有它們的合理性。發出極端言辭的許多人群或個體其實更多的是「恨鐵不成鋼」,甚至還有劉長卿的「鄉心新歲切,天畔獨潸然」和「新年向國淚」的情懷。儘管他們逼迫每壹個中國人、甚至生活在世界各地的華人必須反思我們民族和中國當下國家的道德淪喪,但是情緒似乎多於理智,對於拯救當下中國人於水火之中沒有及時功效。作為壹個非醫務科研專業人員、壹個政治學研究人員,最切實的討論恐怕還要從應急政策出發,然後討論決策機制和公共衛生基礎體制,進而審核更大的社會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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