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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夏明

正如戴蒙德書名所揭示的，人類社會的命運受到「槍炮」、「鋼鐵」、「病菌」的雙重影響。中共就是以「槍杆子裏面出政權」而起家的；也是以「鐵的紀律」、「鋼鐵長城般的軍隊」、「鐵腕加坦克」的鎮壓屠殺手段維持的。在21世紀，中共迷信，只要它把社會、國家資源獨霸手中，依賴大數據、人工智慧、監控技術、宣傳洗腦機器，建立壹個「老大哥政權」、「美麗新世界」和「全息360度監控大監獄」就可以控制和奴役14億中國人。為了實現他們的「兩個百年」美夢，從而追求「千年紅色帝國」統治，他們要防「黑天鵝」，他們要防「灰犀牛」，但中共這隻屋子中間的「大象」可能會像歷史上許多王國壹樣死在「病菌」包圍中。共產黨可以揮動鐵拳鎮壓民眾，可以動用軍隊對學生、農民、維族、藏人開槍，可以用鐵牢關押民主黨人和維權律師，但共產黨的鐵拳卻找不到病菌的前世今生、來龍去脈。中共黨國的官員在憤怒的民眾面前敢耀武揚威，但習近平卻只能在冠狀病毒前做縮頭烏龜。中共的維穩大軍也怕引病上身。所以這樣壹個不懂科學、不懂開放透明、不懂民主自由的恐龍式專制政體被病菌吞噬是其必然命運。

其實在中國歷史上和當下中國，中共就是壹個紅色病毒。香港抗爭者天才地發明了壹個名字為這個病毒冠名：「赤納粹」。「赤納粹」這個病毒沿著歐洲中世紀「黑死病」的病毒相反的方向，從德國穿過俄國沿著古老的「絲綢之路」進入陜北窯洞，而後與幾千年專制君主傳統雜交混合，最後滋生蔓延在中國大地，綁架了幾代、幾十億的中國人。

到了21世紀，這個病毒毒性爆發，不僅正在傷害中國的經濟、環境、社會，毀掉中國人千年難遇的復興機遇；更可怕的是，這個病毒已經侵蝕了中華民族的文化骨髓和血液之中，讓壹個曾經奉行「仁義禮智信勇」、「溫良恭儉讓忍」的古老民族禮崩樂壞、人心不古。壹個喪失了精神的民族墮落到身色犬馬、物慾橫流的地步。「武漢病毒」的初始可能和這種道德墮落密不可分。但可以肯定地說，當災難發生后，社會團結、國家統壹迅速瓦解則是和整個社會道德的潰敗緊密相連的。

哈佛大學社會學系創建人、著名社會學家索羅金在《災難中的人與社會》壹書中揭示，壹個社會面臨戰爭、飢荒、瘟疫、死亡時，人們有兩種不同的反應模式：「成為聖人」或「成為罪人」。比如戰爭讓有的人為他人或家人獻身，而飢餓可能使有的人選擇「易子而食」或「相殘食人」。而影響這種不同選擇模式的關鍵在於這個人群在危機大難之時是否有穩定的宗教和系統完善的道德體系。

當下的中國人，面對生死存亡選擇，成為罪人、選擇茍且偷生、好死不如賴活的人會無數倍于捨身取義、君子弘毅的人群。壹個小小的病毒就已經折射出成千上萬中國人的自私醜惡。這都是中共長期系統剷除「真、善、美、聖」的結果，而強迫人民膜拜壹個虛偽、骯髒、自認為「偉光正」的黨國。

在中共創造的仇恨、恐懼、謊言、暴力的強暴和扭曲下，中國人在自己的祖國成為難民，在自己的國門被拒之在外。壹輪壹輪的病毒施虐，「乙肝」流行讓上海人成為賤民，「薩斯」讓廣東人、香港人、北京人蒙羞，「2019新型冠狀病毒」使武漢人成為被侮辱與被迫害的國內難民。而每壹次中國人的苦難都讓海外華人遭受內心的傷害和外界種族主義的侮辱。海外壹些華人忍無可忍，提出極端的「脫支」、「滅漢」、「去中」的口號。

總之如果中國人沒有覺悟認識到中共紅色病毒給整個社會、民族、國家帶來的塗毒傷害，沒有勇氣刮骨去毒重獲文化、道德新生，中國人就只會在病毒、災難、羞辱、死亡中周而復始、循環輪迴；海外的華人永遠也會承受文化自卑、種族屈辱，難以成為壹個受人尊重、傾慕的群體。

面對中共的暴政，許多中國人和我壹樣選擇了去國出走。但不是每壹個中國人都能跨出國門的，甚至不是每壹個中國人都能異地避禍。即便許多中產階級、中上階級的武漢人在這次大危機中，精心苦建的成功和地位在外地、在深港海關也輕易地像海灘上地沙器壹樣被沖毀。所以，逃亡不是壹個民族的集體最佳選擇。匈牙利人在反抗共產黨政權的早期口號是，「讓我們離去！」但某壹天，民眾集體覺醒，喊出了「這是我們的家園！妳們滾蛋！」的口號。在過去壹年多的香港「返送中」抗爭運動中，香港人也從個體「離開家園」轉型到集體「捍衛家園」。中國人該停止逃亡了，因為任何壹個地方都不如家鄉故園美好。中國人已經到了關鍵的時候對中共高喊：「這是我們的家園！妳們滾出去！」。

曾幾何時，習近平在即位登基之前，狂妄地在墨西哥吹噓，「中共既不輸出革命，也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妳們，吃飽飯沒事幹的外國人有什麼好說的？」，現在習近平和他的中共，既輸出專制暴政，也輸出難民和假貨，三還向全球輸出生物、意識形態、文化的各種病毒。這真是中國之恥，華人之羞，民族文化之病毒。常言道，每壹個苦難都有壹個意義。如果經歷「武漢病毒」的煉獄折磨后中國人能集體認識到中共紅色病毒是中國危機的總病灶，經歷這樣的苦難也值，這個苦難也就有歷史意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