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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夏明

正如戴蒙德书名所揭示的，人类社会的命运受到“枪炮”、“钢铁”、“病菌”的双重影响。中共就是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起家的；也是以“铁的纪律”、“钢铁长城般的军队”、“铁腕加坦克”的镇压屠杀手段维持的。在21世纪，中共迷信，只要它把社会、国家资源独霸手中，依赖大数据、人工智能、监控技术、宣传洗脑机器，建立壹个“老大哥政权”、“美丽新世界”和“全息360度监控大监狱”就可以控制和奴役14亿中国人。为了实现他们的“两个百年”美梦，从而追求“千年红色帝国”统治，他们要防“黑天鹅”，他们要防“灰犀牛”，但中共这只屋子中间的“大象”可能会像历史上许多王国壹样死在“病菌”包围中。共产党可以挥动铁拳镇压民众，可以动用军队对学生、农民、维族、藏人开枪，可以用铁牢关押民主党人和维权律师，但共产党的铁拳却找不到病菌的前世今生、来龙去脉。中共党国的官员在愤怒的民众面前敢耀武扬威，但习近平却只能在冠状病毒前做缩头乌龟。中共的维稳大军也怕引病上身。所以这样壹个不懂科学、不懂开放透明、不懂民主自由的恐龙式专制政体被病菌吞噬是其必然命运。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和当下中国，中共就是壹个红色病毒。香港抗争者天才地发明了壹个名字为这个病毒冠名：“赤纳粹”。“赤纳粹”这个病毒沿着欧洲中世纪“黑死病”的病毒相反的方向，从德国穿过俄国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進入陜北窑洞，而后与几千年专制君主传统杂交混合，最后滋生蔓延在中国大地，绑架了几代、几十亿的中国人。

到了21世纪，这个病毒毒性爆发，不仅正在伤害中国的经济、环境、社会，毁掉中国人千年难遇的复兴机遇；更可怕的是，这个病毒已经侵蚀了中华民族的文化骨髓和血液之中，让壹个曾经奉行“仁义礼智信勇”、“温良恭俭让忍”的古老民族礼崩乐坏、人心不古。壹个丧失了精神的民族堕落到身色犬马、物欲横流的地步。“武汉病毒”的初始可能和这种道德堕落密不可分。但可以肯定地说，当灾难发生后，社会团结、国家统壹迅速瓦解则是和整个社会道德的溃败紧密相连的。

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创建人、著名社会学家索罗金在《灾难中的人与社会》壹书中揭示，壹个社会面临战争、饥荒、瘟疫、死亡时，人们有两种不同的反应模式：“成为圣人”或“成为罪人”。比如战争让有的人为他人或家人献身，而饥饿可能使有的人选择“易子而食”或“相残食人”。而影响这种不同选择模式的关键在于这个人群在危机大难之时是否有稳定的宗教和系统完善的道德体系。

当下的中国人，面对生死存亡选择，成为罪人、选择茍且偷生、好死不如赖活的人会无数倍于舍身取义、君子弘毅的人群。壹个小小的病毒就已经折射出成千上万中国人的自私丑恶。这都是中共长期系统铲除“真、善、美、圣”的结果，而强迫人民膜拜壹个虚伪、肮脏、自认为“伟光正”的党国。

在中共创造的仇恨、恐惧、谎言、暴力的强暴和扭曲下，中国人在自己的祖国成为难民，在自己的国门被拒之在外。壹轮壹轮的病毒施虐，“乙肝”流行让上海人成为贱民，“萨斯”让广东人、香港人、北京人蒙羞，“2019新型冠状病毒”使武汉人成为被侮辱与被迫害的国内难民。而每壹次中国人的苦难都让海外华人遭受内心的伤害和外界种族主义的侮辱。海外壹些华人忍无可忍，提出极端的“脱支”、“灭汉”、“去中”的口号。

总之如果中国人没有觉悟认识到中共红色病毒给整个社会、民族、国家带来的涂毒伤害，没有勇气刮骨去毒重获文化、道德新生，中国人就只会在病毒、灾难、羞辱、死亡中周而复始、循环轮回；海外的华人永远也会承受文化自卑、种族屈辱，难以成为壹个受人尊重、倾慕的群体。

面对中共的暴政，许多中国人和我壹样选择了去国出走。但不是每壹个中国人都能跨出国门的，甚至不是每壹个中国人都能异地避祸。即便许多中产阶级、中上阶级的武汉人在这次大危机中，精心苦建的成功和地位在外地、在深港海关也轻易地像海滩上地沙器壹样被冲毁。所以，逃亡不是壹个民族的集体最佳选择。匈牙利人在反抗共产党政权的早期口号是，“让我们离去！”但某壹天，民众集体觉醒，喊出了“这是我们的家园！妳们滚蛋！”的口号。在过去壹年多的香港“返送中”抗争运动中，香港人也从个体“离开家园”转型到集体“捍卫家园”。中国人该停止逃亡了，因为任何壹个地方都不如家乡故园美好。中国人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候对中共高喊：“这是我们的家园！妳们滚出去！”。

曾几何时，习近平在即位登基之前，狂妄地在墨西哥吹嘘，“中共既不输出革命，也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妳们，吃饱饭没事干的外国人有什么好说的？”，现在习近平和他的中共，既输出专制暴政，也输出难民和假货，三还向全球输出生物、意识形态、文化的各种病毒。这真是中国之耻，华人之羞，民族文化之病毒。常言道，每壹个苦难都有壹个意义。如果经历“武汉病毒”的炼狱折磨后中国人能集体认识到中共红色病毒是中国危机的总病灶，经历这样的苦难也值，这个苦难也就有历史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