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中國的專制制度的邪惡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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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中國的專制制度的邪惡本質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20年2月10日
作者 曾節明
自從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三日武漢封城以來，中共當局迄今已對湖北十六個城市、哈爾濱、佳木斯、遼寧、南京、溫州實施了超大規模的封城，而且越來越多的城市和地區正在跟進封城。
但是迄今為止，封城對遏制疫情沒有顯現出任何作用，中國大陸的冠狀病毒疫情，仍在繼續惡化，絲毫沒有緩解跡象。
可見封城對抗疫沒有起到作用，雖然習近平當局決不會承認這壹點。
其實準確地說，封城對抗疫非但沒用，反而會加大疫病危機造成的災難，使得危機的解決更加困難。
這首先是因為，封城必然引發大規模的恐慌和外逃浪潮，加劇疫病的傳播：再突然的封城，也必須通過各級官員和公務員來執行，因為封城對當地官員和公務員也是不利的，所以預先得到封城消息的各級官員和公務員，必然搶先通知自己的家人、親戚、好友撤逃，而公務員和官員的家人、親戚、好友，又會呼叫自己的親朋好友撤逃。於是不可避免地形成外逃浪潮；外逃的恐慌情緒，必然引發滾雪球的效應，導致封城前外逃人潮迅速擴大。
武漢封城前外逃的500多萬人潮，就是這樣形成的，由於外逃人潮中有相當數量的冠狀病毒感染者，這就導致新冠狀病毒肺炎的疫情，迅速地向全國蔓延，甚至加速傳染到海外。
如果沒有封城，疫情不可能如此洶湧地蔓延，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習近平悍然下令對武漢封城，引發的災難性後果，壹點不亞於中共湖北當局的隱瞞疫情。
當代社會每壹個城市，都是壹個環環相扣的系統，封城則是人為地破壞了這個系統，造成巨大的問題——如封城導致城市的交通、商業、服務、物流等功能不同程度喪失，造成城市癱瘓；城市的癱瘓又構成了疫病防治新的巨大障礙，因為系統是壹個城市效率的承載體，防治疫病，也必須藉助城市的系統方有效率，封城破壞了城市現有的系統，卻不能自動提供壹個新的系統，因此反而大大降低了疫病防治的效率，比如：
交通困難導致就醫更為困難，城市癱瘓造成的交通困難、資源和人手短缺，造成被封鎖城市排查和隔離感染者困難、居民就醫困難，這反而加劇了疫病傳染。武漢封城後日趨惡化的悲慘狀況，不斷在證明這壹點。
當代社會的城市，與中世紀自給自足的村落是完全不同的：當代城市是對外高度依賴的交換體，以糧食等生活必需品為代表的物資，都必須自外運入，而城市垃圾必須不斷清理出城。封城造成的物流困難，必導致城市經濟危機，令包括醫護人員在內的民眾生活困難，商品的短缺又導致購物的長隊和擁擠，這反過來大大增加了疫病傳染的風險；
封鎖造成武漢物資奇缺，以至於習近平當局現在不得不調派軍隊運送物資進城，這又增加了軍隊染病的風險。
此外封城造成城市垃圾清理滯后問題，引發環境問題，新的環境問題會加重疫情（如新冠狀病毒也可以通過糞便傳染），甚至引發新的瘟疫。
封城造成人為的醫療資源短缺，大大地加重疫情，造成被封鎖城市大規模的人道災難。
本來，武漢的醫院及醫護人員的數量、質量，在全國是名列前茅的，但是對武漢的封城，導致武漢有限的醫院無力收治不斷增長的感染者，這必然造成越來越多的感染者淪落被拋棄的悲慘境地，他們得不到救治和有效隔離，他們中的憤恨者絕望之下，報復社會，這反而造成疫情惡化。
如果沒有封城，本來武漢新增的感染者，完全可以隔離運送到其他地方進行救治和隔離的，因為中國是壹個大國，而且武漢之外許多地方的疫情比武漢輕得多，這麼多地方的醫療資源，如果合理地利用，救治和隔離武漢新增地感染者，是綽綽有餘的，但封城造成了武漢醫療系統的崩潰，而其他許多地方的醫療資源卻未得到充分使用，這個政策的愚蠢可見壹斑。
因為害怕武漢不斷增加的感染者帶來危險，尤其是「損害黨的形象」，習近平當局再走極端，大建集中營式的「方艙醫院」，不分青紅皂白地把大批武漢民眾抓入其中關押，現在厲行大規模挨家挨戶排查，任誰只要體溫達37.3攝氏度，即行強制隔離，寧可錯抓壹千，不準放走壹個。大規模關入連廁所都缺乏的「方艙醫院」，只會造成大面積的交叉感染，及大規模的病死，這事實上是群體滅絕。武漢的人道災難，正在加劇！
其實武漢大規模的人道災難，是封城的必然結果：封城，就是強行將壹個城市大多數尚未染病的人，與染病者捆綁在壹起，從而大大增加尚未染病者感染病毒的風險；
而且封城人為造成的醫療資源短缺，既大大增加了病死率；也大大增加疫病的傳染。
因此並不誇張地說，象武漢那樣的封城，就是群體滅絕。
本來如果中共不封城，習近平當局完全可以動用百萬軍隊，緊急在武漢和湖北周邊地區，修建多個疫病的隔離救治中心；集中力量，對武漢進行大規模排查，對新增感染者實施隔離運送出城，並且在車站、機場、購物中心設立檢查關卡。這樣既可以依靠城市的現有系統，高效地進行疫病防治，又避免了大面積地搞垮經濟，也能避免激出狂熱地域歧視浪潮，且能把人道災難降到最低。
封城比不封城更慘，也為不同城市的做法所證明。除武漢外，現在實施封城的南京和溫州，其居民的生活，要比不封城狀況下的上海居民慘得多，而南京和溫州的疫情也沒有因為封城，而比上海為輕；而筆者的家鄉桂林感染者雖在廣西居首，但迄今沒有封城，桂林人的日子也比許多地方人要好過。
汕頭市當局上月底壹度封城，后很快取消封城，大概是看出了封城非但對抗疫無用，反而搞慘城市居民的緣故。
正因為封城的巨大弊端，因此走出中世紀之後的西方國家，迄今還沒有哪壹個以封城來對抗疫病危機的：以往流感肆虐美國最嚴重的時期，美國壹些地方當局也只是採取關閉學校的做法，而從來不會想到封城這種極端主意。
封嘴、封網、封人、封城、封省，中共當局之所以動不動就採取壹刀切封堵的做法，完全時共產黨極權體製造成的慣性思維，在習近平「文革」后空前極權倒退七年後的今天，此種動不動就高壓封堵的中世紀野蠻之風，自然就甚囂塵上了。
而壹味封堵，只能造成潰壩決堤的後果，中共習近平當局將自食其果。
自從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三日武漢封城以來，中共當局迄今已對湖北十六個城市、哈爾濱、佳木斯、遼寧、南京、溫州實施了超大規模的封城，而且越來越多的城市和地區正在跟進封城。
但是迄今為止，封城對遏制疫情沒有顯現出任何作用，中國大陸的冠狀病毒疫情，仍在繼續惡化，絲毫沒有緩解跡象。
可見封城對抗疫沒有起到作用，雖然習近平當局決不會承認這壹點。
其實準確地說，封城對抗疫非但沒用，反而會加大疫病危機造成的災難，使得危機的解決更加困難。
這首先是因為，封城必然引發大規模的恐慌和外逃浪潮，加劇疫病的傳播：再突然的封城，也必須通過各級官員和公務員來執行，因為封城對當地官員和公務員也是不利的，所以預先得到封城消息的各級官員和公務員，必然搶先通知自己的家人、親戚、好友撤逃，而公務員和官員的家人、親戚、好友，又會呼叫自己的親朋好友撤逃。於是不可避免地形成外逃浪潮；外逃的恐慌情緒，必然引發滾雪球的效應，導致封城前外逃人潮迅速擴大。
武漢封城前外逃的500多萬人潮，就是這樣形成的，由於外逃人潮中有相當數量的冠狀病毒感染者，這就導致新冠狀病毒肺炎的疫情，迅速地向全國蔓延，甚至加速傳染到海外。
如果沒有封城，疫情不可能如此洶湧地蔓延，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習近平悍然下令對武漢封城，引發的災難性後果，壹點不亞於中共湖北當局的隱瞞疫情。
當代社會每壹個城市，都是壹個環環相扣的系統，封城則是人為地破壞了這個系統，造成巨大的問題——如封城導致城市的交通、商業、服務、物流等功能不同程度喪失，造成城市癱瘓；城市的癱瘓又構成了疫病防治新的巨大障礙，因為系統是壹個城市效率的承載體，防治疫病，也必須藉助城市的系統方有效率，封城破壞了城市現有的系統，卻不能自動提供壹個新的系統，因此反而大大降低了疫病防治的效率，比如：
交通困難導致就醫更為困難，城市癱瘓造成的交通困難、資源和人手短缺，造成被封鎖城市排查和隔離感染者困難、居民就醫困難，這反而加劇了疫病傳染。武漢封城後日趨惡化的悲慘狀況，不斷在證明這壹點。
當代社會的城市，與中世紀自給自足的村落是完全不同的：當代城市是對外高度依賴的交換體，以糧食等生活必需品為代表的物資，都必須自外運入，而城市垃圾必須不斷清理出城。封城造成的物流困難，必導致城市經濟危機，令包括醫護人員在內的民眾生活困難，商品的短缺又導致購物的長隊和擁擠，這反過來大大增加了疫病傳染的風險；
封鎖造成武漢物資奇缺，以至於習近平當局現在不得不調派軍隊運送物資進城，這又增加了軍隊染病的風險。
此外封城造成城市垃圾清理滯后問題，引發環境問題，新的環境問題會加重疫情（如新冠狀病毒也可以通過糞便傳染），甚至引發新的瘟疫。
封城造成人為的醫療資源短缺，大大地加重疫情，造成被封鎖城市大規模的人道災難。
本來，武漢的醫院及醫護人員的數量、質量，在全國是名列前茅的，但是對武漢的封城，導致武漢有限的醫院無力收治不斷增長的感染者，這必然造成越來越多的感染者淪落被拋棄的悲慘境地，他們得不到救治和有效隔離，他們中的憤恨者絕望之下，報復社會，這反而造成疫情惡化。
如果沒有封城，本來武漢新增的感染者，完全可以隔離運送到其他地方進行救治和隔離的，因為中國是壹個大國，而且武漢之外許多地方的疫情比武漢輕得多，這麼多地方的醫療資源，如果合理地利用，救治和隔離武漢新增地感染者，是綽綽有餘的，但封城造成了武漢醫療系統的崩潰，而其他許多地方的醫療資源卻未得到充分使用，這個政策的愚蠢可見壹斑。
因為害怕武漢不斷增加的感染者帶來危險，尤其是「損害黨的形象」，習近平當局再走極端，大建集中營式的「方艙醫院」，不分青紅皂白地把大批武漢民眾抓入其中關押，現在厲行大規模挨家挨戶排查，任誰只要體溫達37.3攝氏度，即行強制隔離，寧可錯抓壹千，不準放走壹個。大規模關入連廁所都缺乏的「方艙醫院」，只會造成大面積的交叉感染，及大規模的病死，這事實上是群體滅絕。武漢的人道災難，正在加劇！
其實武漢大規模的人道災難，是封城的必然結果：封城，就是強行將壹個城市大多數尚未染病的人，與染病者捆綁在壹起，從而大大增加尚未染病者感染病毒的風險；
而且封城人為造成的醫療資源短缺，既大大增加了病死率；也大大增加疫病的傳染。
因此並不誇張地說，象武漢那樣的封城，就是群體滅絕。
本來如果中共不封城，習近平當局完全可以動用百萬軍隊，緊急在武漢和湖北周邊地區，修建多個疫病的隔離救治中心；集中力量，對武漢進行大規模排查，對新增感染者實施隔離運送出城，並且在車站、機場、購物中心設立檢查關卡。這樣既可以依靠城市的現有系統，高效地進行疫病防治，又避免了大面積地搞垮經濟，也能避免激出狂熱地域歧視浪潮，且能把人道災難降到最低。
封城比不封城更慘，也為不同城市的做法所證明。除武漢外，現在實施封城的南京和溫州，其居民的生活，要比不封城狀況下的上海居民慘得多，而南京和溫州的疫情也沒有因為封城，而比上海為輕；而筆者的家鄉桂林感染者雖在廣西居首，但迄今沒有封城，桂林人的日子也比許多地方人要好過。
汕頭市當局上月底壹度封城，后很快取消封城，大概是看出了封城非但對抗疫無用，反而搞慘城市居民的緣故。
正因為封城的巨大弊端，因此走出中世紀之後的西方國家，迄今還沒有哪壹個以封城來對抗疫病危機的：以往流感肆虐美國最嚴重的時期，美國壹些地方當局也只是採取關閉學校的做法，而從來不會想到封城這種極端主意。
封嘴、封網、封人、封城、封省，中共當局之所以動不動就採取壹刀切封堵的做法，完全時共產黨極權體製造成的慣性思維，在習近平「文革」后空前極權倒退七年後的今天，此種動不動就高壓封堵的中世紀野蠻之風，自然就甚囂塵上了。
而壹味封堵，只能造成潰壩決堤的後果，中共習近平當局將自食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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