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蔓延與經濟危機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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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蔓延與經濟危機之間的關係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20年2月23日
作者 溫克堅
從2019年12月31日以來，我幾乎每天都會「親自」在朋友圈會對新冠疫情（最初的稱謂是不明原因的肺炎或者武漢肺炎）做些警示或點評，從病毒最初只在境外傳播的反常，到武漢封城的粗暴以及後續各地防控措施的極端，都有所評議，後來微信被封半個月，壹時失語，而期間疫情肆虐，九州閉戶，這中間億萬民眾經歷的惶恐和心焦幾乎難以用文字描述。
疫情還在繼續，其後續衝擊我們將會陸續見證，然而著眼當下，我堅持在2020年2月10日左右的壹個判斷， 那就是通過實施極端措施的防控和政治對現實的重構（虛構）能力，疫情必須得到控制，實際上最近這幾天公開的疫情數據已經明顯呈現出可控傾向，政府政策重點已經轉向動員復工，在體制的天平上，畢竟經濟發展的份量要更重壹點。
由於中國缺乏言論自由，關於疫情帶來的衝擊暫時無法在中國深入展開討論，不如回到我向來比較關注的壹個話題：人民幣匯率問題。
很明顯新冠疫情將會深度影響經濟活動和大眾心理，這些都會影響到人民幣匯率走勢。從市場軌跡來看， 2020年1月20日官方公開承認疫情當天，離岸人民幣匯率下跌超過400個基點，此後人民幣匯率繼續保持下滑，目前離岸匯率在7.0357左右波動，疫情對人民幣匯率的直接影響已經清晰可見。
那麼人民幣匯率會因為新冠疫情而出現持續性更強幅度更大的貶值嗎？
官方顯然是排斥這種猜測的。
央行副行長陳雨露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國經濟影響是短期的、有限的，中國金融體系應對風險具有極強的韌性。
央行另壹位副行長劉國強在2019年第四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發布之後，接受媒體採訪聲稱：疫情發生以來，央行通過加大公開市場逆回購力度，設立低成本專項再貸款等措施來穩定金融市場， 支持經濟活動復甦。
就邏輯而言，央行貨幣政策的寬鬆化操作，毫無疑問會帶來通脹壓力以及人民幣貶值的壓力， 但劉國強強調，人民幣匯率將保持雙向波動，彈性進壹步增強。
某種程度上，我是認同這個判斷的，主要理由就是筆者此前文章《作為社會心理學大師的央行》提到的，央行手中紛繁複雜的政策工具依然強大，包括但不限於嚴格的資本管制，直接入市操作， 提高外匯掉期保證金， 推出逆周期因子， 利用央票調控離岸市場等等，這些讓央行在這個階段有足夠的資源來馴服匯率的表現。
不過老調不重彈，重要的是要關注變化或者可能帶來變化的痕迹。
根據官方媒體盤點的2019年貨幣政策，尤其是央行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央票的記錄，還是能夠看到有意思的蛛絲馬跡，我摘錄如下：
2019年2月13日，中國人民銀行在香港成功發行200億元人民幣央行票據，其中3個月期和1年期央行票據各100億元，中標利率分別為2.45%和2.80%。
2019年5月15日，中國人民銀行在香港成功發行200億元人民幣央行票據，其中3個月期和1年期央行票據各100億元，中標利率分別為3.00%和3.10%。
2019年6月26日，中國人民銀行在香港成功發行300億元人民幣央行票據，其中1個月期央行票據200億元，6個月期央行票據100億元，中標利率分別為2.80%和2.82%。這是中國人民銀行首次在香港發行1個月期和6個月期人民幣央行票據。
2019年9月26日，中國人民銀行在香港成功發行100億元人民幣央行票據，期限為6個月，中標利率為2.89%。
2019年11月7日，中國人民銀行在香港成功發行300億元人民幣央行票據，其中3個月期央行票據200億元，1年期央行票據100億元，中標利率均為2.90%。
2019年12月20日，中國人民銀行在香港成功發行100億元人民幣央行票據，期限為6個月，中標利率為2.90%。
央行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央票，等於從離岸市場抽出人民幣流動性，增加外匯市場做空人民幣的成本，由於離岸市場人民幣總量不大，並且外匯交易往往使用高倍槓桿，因此央行的舉措對市場的影響力度不小。
從上述官方信息來看，2019年央行在香港發行了總額1200億的央票，相比往年，發行節奏越來越快，期限越來越短，利率成本也越來越高，意味著央行對離岸人民幣匯率市場的干預頻率和程度都在加深。反過來，這其實也折射市場真實的演變軌跡。
再來關注下和人民幣匯率高度關聯的外匯儲備。截至2019年12月末，官方外匯儲備規模為31079億美元，較2018年年初上升352億美元，成功維繫了外匯儲備不跌破3萬億的底線。
有意思的是，陳雨露在採訪時強調，人民幣匯率不會出現大幅貶值或升值，其原因之壹是外匯市場匯率的彈性在增大，但是由於我國國際收支和人民幣的外匯供求大體平衡，金融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的積極進展，使得國際資本對人民幣資產配置的需求持續增強。
和陳雨露的說法相印證的是，外匯儲備數據能保持之所以3萬億以上，主要是通過國際收支項下的資本和金融項下的數值增長來維繫的。2019年境外機構投資者凈買入中國債券1.1萬億元，首次突破萬億元大關。權益市場上，2019年北向資金累計凈流入達3517億元，創下歷史新高。
也就是說原來3萬億以上的外匯儲備基本是通過貿易順差和外來直接投資（FDI)形成的，而現在外匯儲備的構成，經常項目順差佔比越來越低，而資本和金融項目下的佔比越來越高，其中除了央企和國企持有的外債之外，還有更多的證券投資流入的資金。簡單的說，原來3萬億都是妳自己的，現在妳帳面上依然擁有3萬億，不過其中有的是借來的，有的是別人存放在妳這裏的。外匯儲備資產構成的這種變化，意味著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建立在壹個越來越脆弱的基礎之上。
毫無疑問，短期來看，人民幣匯率的主導權依然在貨幣當局手中，但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異動和外匯儲備構成的變化，都是不應該被忽略的信號。
正如新冠疫情所昭示的，錯過某些信號，人們可能會被拋入到壹場深重的災難之中。
從2019年12月31日以來，我幾乎每天都會「親自」在朋友圈會對新冠疫情（最初的稱謂是不明原因的肺炎或者武漢肺炎）做些警示或點評，從病毒最初只在境外傳播的反常，到武漢封城的粗暴以及後續各地防控措施的極端，都有所評議，後來微信被封半個月，壹時失語，而期間疫情肆虐，九州閉戶，這中間億萬民眾經歷的惶恐和心焦幾乎難以用文字描述。
疫情還在繼續，其後續衝擊我們將會陸續見證，然而著眼當下，我堅持在2020年2月10日左右的壹個判斷， 那就是通過實施極端措施的防控和政治對現實的重構（虛構）能力，疫情必須得到控制，實際上最近這幾天公開的疫情數據已經明顯呈現出可控傾向，政府政策重點已經轉向動員復工，在體制的天平上，畢竟經濟發展的份量要更重壹點。
由於中國缺乏言論自由，關於疫情帶來的衝擊暫時無法在中國深入展開討論，不如回到我向來比較關注的壹個話題：人民幣匯率問題。
很明顯新冠疫情將會深度影響經濟活動和大眾心理，這些都會影響到人民幣匯率走勢。從市場軌跡來看， 2020年1月20日官方公開承認疫情當天，離岸人民幣匯率下跌超過400個基點，此後人民幣匯率繼續保持下滑，目前離岸匯率在7.0357左右波動，疫情對人民幣匯率的直接影響已經清晰可見。
那麼人民幣匯率會因為新冠疫情而出現持續性更強幅度更大的貶值嗎？
官方顯然是排斥這種猜測的。
央行副行長陳雨露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國經濟影響是短期的、有限的，中國金融體系應對風險具有極強的韌性。
央行另壹位副行長劉國強在2019年第四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發布之後，接受媒體採訪聲稱：疫情發生以來，央行通過加大公開市場逆回購力度，設立低成本專項再貸款等措施來穩定金融市場， 支持經濟活動復甦。
就邏輯而言，央行貨幣政策的寬鬆化操作，毫無疑問會帶來通脹壓力以及人民幣貶值的壓力， 但劉國強強調，人民幣匯率將保持雙向波動，彈性進壹步增強。
某種程度上，我是認同這個判斷的，主要理由就是筆者此前文章《作為社會心理學大師的央行》提到的，央行手中紛繁複雜的政策工具依然強大，包括但不限於嚴格的資本管制，直接入市操作， 提高外匯掉期保證金， 推出逆周期因子， 利用央票調控離岸市場等等，這些讓央行在這個階段有足夠的資源來馴服匯率的表現。
不過老調不重彈，重要的是要關注變化或者可能帶來變化的痕迹。
根據官方媒體盤點的2019年貨幣政策，尤其是央行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央票的記錄，還是能夠看到有意思的蛛絲馬跡，我摘錄如下：
2019年2月13日，中國人民銀行在香港成功發行200億元人民幣央行票據，其中3個月期和1年期央行票據各100億元，中標利率分別為2.45%和2.80%。
2019年5月15日，中國人民銀行在香港成功發行200億元人民幣央行票據，其中3個月期和1年期央行票據各100億元，中標利率分別為3.00%和3.10%。
2019年6月26日，中國人民銀行在香港成功發行300億元人民幣央行票據，其中1個月期央行票據200億元，6個月期央行票據100億元，中標利率分別為2.80%和2.82%。這是中國人民銀行首次在香港發行1個月期和6個月期人民幣央行票據。
2019年9月26日，中國人民銀行在香港成功發行100億元人民幣央行票據，期限為6個月，中標利率為2.89%。
2019年11月7日，中國人民銀行在香港成功發行300億元人民幣央行票據，其中3個月期央行票據200億元，1年期央行票據100億元，中標利率均為2.90%。
2019年12月20日，中國人民銀行在香港成功發行100億元人民幣央行票據，期限為6個月，中標利率為2.90%。
央行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央票，等於從離岸市場抽出人民幣流動性，增加外匯市場做空人民幣的成本，由於離岸市場人民幣總量不大，並且外匯交易往往使用高倍槓桿，因此央行的舉措對市場的影響力度不小。
從上述官方信息來看，2019年央行在香港發行了總額1200億的央票，相比往年，發行節奏越來越快，期限越來越短，利率成本也越來越高，意味著央行對離岸人民幣匯率市場的干預頻率和程度都在加深。反過來，這其實也折射市場真實的演變軌跡。
再來關注下和人民幣匯率高度關聯的外匯儲備。截至2019年12月末，官方外匯儲備規模為31079億美元，較2018年年初上升352億美元，成功維繫了外匯儲備不跌破3萬億的底線。
有意思的是，陳雨露在採訪時強調，人民幣匯率不會出現大幅貶值或升值，其原因之壹是外匯市場匯率的彈性在增大，但是由於我國國際收支和人民幣的外匯供求大體平衡，金融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的積極進展，使得國際資本對人民幣資產配置的需求持續增強。
和陳雨露的說法相印證的是，外匯儲備數據能保持之所以3萬億以上，主要是通過國際收支項下的資本和金融項下的數值增長來維繫的。2019年境外機構投資者凈買入中國債券1.1萬億元，首次突破萬億元大關。權益市場上，2019年北向資金累計凈流入達3517億元，創下歷史新高。
也就是說原來3萬億以上的外匯儲備基本是通過貿易順差和外來直接投資（FDI)形成的，而現在外匯儲備的構成，經常項目順差佔比越來越低，而資本和金融項目下的佔比越來越高，其中除了央企和國企持有的外債之外，還有更多的證券投資流入的資金。簡單的說，原來3萬億都是妳自己的，現在妳帳面上依然擁有3萬億，不過其中有的是借來的，有的是別人存放在妳這裏的。外匯儲備資產構成的這種變化，意味著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建立在壹個越來越脆弱的基礎之上。
毫無疑問，短期來看，人民幣匯率的主導權依然在貨幣當局手中，但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異動和外匯儲備構成的變化，都是不應該被忽略的信號。
正如新冠疫情所昭示的，錯過某些信號，人們可能會被拋入到壹場深重的災難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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