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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劉家財

我仍被迫在自己的祖國流浪，我現在居住的北國小鎮與湖北武漢千里之遙，隨著疫情的蔓延，兩天前也開始堵路封鎖了，只許出，不許進，從湖北逃過來避難的人被抓走了，網也斷了，不知為什麼斷網了？因斷網，想去別處上網，距我住所不遠處有許多攝像監控，不便隨意行走，只好待在住所，這篇拙文也不知什麼時候才能發出。


疫情剛發生時，有網友在網上爆料，政府不僅不告知市民採取防護措施，反而掩蓋真相，卻說網友造謠，對8名網友採取了行政拘留處罰，疫情大規模蔓延，政府又粗暴的採取堵路封城。曾經多次發生過就像劉少奇說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事情，人禍加重天災。政府的失職造成的「人禍」卻要人民來承受，時至今日也沒有聽到、看到有哪位部級、國級官員引咎辭職（因斷網，這篇拙文還沒來得及發出，已得知湖北省某些官員已停職，不知又會調到哪裡繼續任職、尸位素餐？）令人憤慨和悲哀……相關疫情的報道和評論，網上已有許許多多，我就不再浪費口水。就8名網友因爆料疫情而遭受行政拘留處罰，我想聊聊關於說話的權利。



《憲法》第35條規定公民享有言論自由的基本權利，自然也包括說錯話的自由。許多法律工作者對我說：中國的所有法律中最沒有用的就是《憲法》，中國的《憲法》就是個擺設，千萬不要當真。我聽著很納悶，《憲法》是母法，是根本大法，既然政府諸多部門都在違憲、踐踏《憲法》，還談什麼依法治國、依憲治國？不過是自欺欺人的壹句空話。法治不過只是掛在牆上的口號而已，那麼，究竟什麼是法治呢呢？哈耶克明確地認為：只有在法治之下，人們才有真正的自由。法治首先且必定是政府及其領導人遵守法律，也就是說，法治首先就意味著政府本身和任何公民壹樣要受預先制定的法律規則尤其是憲法所約束，這才是「法治」。



「言論自由是壹切權利之母」，任何政府都會撒謊，欺騙，愚弄民眾。若沒有輿論的監督，政府的違法行為會更加猖狂，有恃無恐，任意妄為。因此，必須要有社會輿論的監督。而中國的輿論都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喉舌，都是為既得利益集團服務，民間媒體沒有生長空間，中國社會形成了壹個人民沒有話語權、監督權、知情權的畸形社會。在壹個沒有話語權的國度里，其他權利就沒有保障，隨時會被剝奪。沒有言論自由，壹切自由、權利都只是空中樓閣，更不要談什麼民主。壹個良序的社會，首先就要把個人當作人來尊重，壹個民主政權是要以平等的政治、思想、良心、言論自由等最基本的自由為先決條件。



俗話說：掛羊頭，賣狗肉。古今中外的統治者都說過清正廉潔、勤政愛民、執政為民等壹些好聽的話，實行卻是另壹回事。不停的划大餅，能拖就拖，能賴就賴。它們顛倒黑白，信口雌黃，好話說盡，壞事做絕。人民用血汗養活了它們，卻說它們養活了人民。殘酷榨取人民的血汗，壓迫、奴役人民，卻說是服務於人民。為了維護其反動統治，鎮壓人民的反抗，卻說是為了維護社會的穩定和廣大人民的利益、贏得了人民的擁護和愛戴。統治者用槍杆子、筆杆子、秤杆子，鎮壓、欺騙、剝削人民，人民沒有話語權，無法了解真相，壹代代的延續，被「改造」成了廣大的愚民和腦殘，這是統治者需要達到的效果。走出家門，穿過大街小巷，走進公園廣場，到處都掛滿了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羊頭。



「防人之口甚於防川」，政客、騙子們最害怕人們揭穿它們的謊言，上網瀏覽，天天都看到網友因說話被刪帖、封號、封群、喝茶、拘留、判刑。賀衛方有感而發：「微信被封，不是恥辱，而是榮耀！沒被封過的微信，只能證明沒有傳播過真知、真相和真理！沒有揭穿過假、大、空、惡！」「壹個連微信號都保不住的國度，試問我們還剩下什麼呢？從土地、房子、存款、甚至是圈裡的豬、山上的牛、女人肚子里的孩子、再到現在的壹個微信賬號……」



高壓之下，人人自危，噤若寒蟬，沈默的大多數變成了更大更多的沈默的大多數。在這個國度，說真話、實話、良心話需要很大的勇氣，需要付出慘重的代價。給人民嘴上貼上膠帶，其結果只能是道路以目。多年以來，我們在能表達我們意願的地方我們盡了我們能盡的最大努力，我們因言獲罪，換來牢獄之災，法治的腐敗造成了人民的深重苦難。我曾問國保：妳知道妳們這樣對待我都是違法的嗎？國保說：我知道是違法的，對妳採取的所有措施都是上級領導的指示。我說：為了保住妳的這份工作，妳知道上級的指示是違法的妳也執行？妳也是這個制度的受害者，妳才被迫這樣做，我所爭取的權利是不是也是為妳的親人和後代而爭取？將來，妳的後代會因妳而感到恥辱……



長期在信息封閉的環境里，思維判斷會受到很大程度的局限，在獄中，看央視新聞：中國已經進入了新時代，2020年，全民進入小康，壹個都不能少，全國人民對現在的生活是滿滿的獲得感和幸福感。我想：盼星星盼月亮，早也盼晚也盼，總算苦盡甘來，趕上了好時代。出獄后發現，現實與央視新聞報道完全是天壤之別，差距太遠。我仍然過著吃了上頓愁下頓，朝不保夕的日子，很可恥的拖著「全民小康」的後腿，在貧困中掙扎。官媒仍然指鹿為馬、堅定不移的無恥的說著假話、大話、空話，我在網上說幾句真話、實話、良心話，要麼被封號要麼被傳喚，哪是什麼好時代，而是讓我感到恐懼的時代，難怪獄警對我說她們現在都不敢說話了。



1965年，我出生在湖北丹江口，父親是水利水電工程建設者，我兄弟姐妹四人都在工地上出生。1973年，父親工作調動，參加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建設來到了湖北宜昌，有壹天，我的大伯從安徽壽縣來到宜昌看我們。大伯感嘆道：乖乖的，俺又來到這個地方了。我很好奇：大伯，妳什麼時候來過這裏呀？大伯說：俺以前在這裏干仗，打小鬼子。我興奮的問道：大伯，妳是八路軍還是新四軍呀？大伯說：都不是，俺們是國軍。我很失望也很生氣：老師說國民黨不抗日，專門禍害老百姓。大伯很嚴肅的說：胡說，俺們在宜昌，在當陽，在老河口壹直都在打小鬼子，使用的是衝鋒槍，全是美式裝備，俺們有個團的弟兄們被小鬼子包圍了，俘虜了，全都扔進石灰窯里活埋了，俺們只能隔遠看著，也救不了。



父親和大伯拉家常，我搬個小板凳坐在旁邊，就像聽故事壹樣認真聽著……



1958年，我的姑媽，在我們「吃得飽穿得暖」的「幸福的社會主義國家」被活活餓死；父親想讓母親和姐姐吃得飽壹點，把自己的口糧給了她們，扛回壹大麻袋蘿蔔，自己啃著蘿蔔充饑；鎮壓反革命，有許多人死的很冤枉，殺反革命分子有任務指標，是按人口比例來殺；在那黑暗的舊社會，許多地主、土豪這些萬惡的剝削階級，很勤儉、很善良、很有人情味兒；父親和母親都是貧苦出生，中共黨員，文革開始，父母都挨了批鬥，父親進了學習班。聽到這些，徹底顛復了我在課本里學到的知識。父親對我說：妳聽到的這些，可千萬別到外面講，說出去了，我們全家都要遭殃。



父親是單位里的幹部，常帶回壹些內部參考資料，我從中了解到美國、英國、法國、日本這些萬惡腐朽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的生活比蘇聯、朝鮮、古巴、中國這些「有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國家的人民的生活的要好很多，並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有人曾問我是誰啟蒙了我，走上了追求自由的路？我回答：是我的父母和大伯啟蒙了我，讓我了解到真實的歷史。



我的女兒出生在1989年，十多年前的壹天，她突然問我：爸爸，我出生的那壹年，天安門廣場是不是死了很多的學生啊？我說：是的。我從客廳走進卧室，打開寫字檯的櫃門，找到2007年我去香港參加「支聯會」主辦的紀念「六四」遊行活動帶回來的資料，回到客廳，遞給她：這裏面有很多照片和文字敘述，妳看壹看吧！



2007年，當局對我解除了「邊控」，第壹次去了香港，拜訪「支聯會」「中國人權」「中國勞工通訊」等機構負責人。6月4日，從維多利亞公園出發，到中環，到港府。我舉著牌子走在紀念「六四」遊行的隊伍中，慷慨激昂喊著口號，看到路邊許多像是中國大陸的面孔的遊客們激動的熱淚盈眶，都在不停的搶著拍照，我心潮澎湃，禁不住淚水湧出。我的身邊是楊森博士，時任香港民主黨主席，我問：什麼時候中國大陸能夠像香港這樣的政治環境，二十年左右的時間，可以達到嗎？他神情凝重的嘆息道：我看，很難啊！……



1949年至今，當局壹直「創作」歷史，掩蓋許多歷史真相，壓制不同的聲音，對反對的聲音更是毫不手軟。七十多年的言論管制，不知有多少人因說話被投進牢籠？有多少人因說話被奪去生命？壓制了反對的聲音，權貴們更加肆無忌憚的強取豪奪、貪贓枉法。權貴們的狂妄與貪婪，導致當下養老、醫療、住房、就業等問題日趨嚴重。所有的問題都源於制度，終究是民主還是專制的問題。身邊的許多人對於香港人民的遊行示威活動和台灣人民熱情參加投票選舉不理解，他們說：民主又不能當飯吃。我說：是的，民主是不能直接當飯吃，沒有民主，妳手中沒有選票，它們想給妳吃什麼妳就只能吃什麼，它們可以給妳吃也可以不給妳吃，妳壹點辦法也沒有。



有人對我說：妳遭受這麼大的打擊，付出這麼多的犧牲，中國真的實現了民主，妳可能只是別人的墊腳石。我說：是的，妳說的對呀！我就是鋪路石，我非常清楚自己有幾斤幾兩，了解自己究竟有多大能力，所以，我知道自己的位置，我就是鋪路的壹粒沙子，壹顆小石子，我非常願意別人從我的身上踩過去。



我追隨著甘地的腳蹤，堅信非暴力公民運動壹定能讓中國改變得更加自由美好，縱然，艱難、坎坷……想起徐琳寫給李旺陽的壹首歌：「此生別無所求，只為民主自由，縱然千難萬險，砍頭也不回頭。」自由、民主是我壹生中最熱切的盼望、最熱烈的追求，在我有生之年能否看到，對我已不重要。參与其中，不枉此生，我無怨無悔……

冰天雪地的北國小鎮，因疫情的蔓延，堵路、封城，網也斷了，許多商鋪關閉，路上的行人格外稀少，人們全都戴上了口罩，壹片緊張、恐慌的氣氛。我待在住所，除了胡思亂想就是看書，感覺這些書不太對自己的胃口，就想，寫點東西吧！


我是壹個比較懶散的人，尤其厭煩文字工作，在從事工程建設監理工作時，需要對工程質量、進度、投資、安全等進行控制，外業要到現場檢查和驗收工作，內業要寫監理日誌、監理指令、監理通知、周報、月報、季度小結、年終總結等文字工作。對於內業，我時常是拿來別人的照葫蘆划瓢了事。我說自己是壹個理想主義者，壹個自由主義者，也是壹個拿來主義者，苦思冥想太累了，覺得別人的東西好，拿來用就是了，沒想過要提升自己。我想的最多的就是怎樣將別人的思想化為行動、理論付諸實踐。我喜歡線下面對面的交流與合作，我認為自己是壹個捍衛公民權利的踐行者。二十多年來，我投入到人權活動之中，述而不作，基本沒寫過自己的東西，大多是鸚鵡學舌做個信息搬運工而已，雖不名壹文，卻也心安理得，安於現狀。現在，我被迫流浪，沒有網路，沒有電視，不便行走，待在住所里無所事事，寫點東西吧！給自己壹個鍛煉的機會，還可打發時間。



壹個月前的星期天，離開家鄉的那天晚上，朋友們來到我家吃飯、聊天，朋友們說很久沒在壹起聚了，約好下壹周的星期天去右岸（江南）的農家樂，在壹起吃吃飯，唱唱歌，算是提前吃頓團年飯。當晚，我很開心，送走了朋友們，上網搜索有哪些適合我唱的歌，愛人說：就唱《酒醉的蝴蝶》吧！現在很流行。我說好，反覆播放，跟唱。看了看發來的信息，當局正在大肆抓捕廈門聚會人員，我不得不在當晚離開家鄉。我雖毫不心虛，理直氣壯，但，當局濫用職權、違法侵害公民權利的現象已成常態，既不講理也不講法，我還是儘可能避免自己遭受無辜的傷害。就像孤身壹人遇到壹伙窮凶極惡的劫匪，寡不敵眾，逃離是無奈的選擇。



二十多年前，我想：我們不缺乏思想與理論，缺乏的是行動與實踐。如何才能循序漸進地把思想理論落實到行動實踐之中。做過了壹些嘗試，獲得的是鐵窗鐐銬。當下的恐怖讓人們膽戰心寒，公民的基本權利被剝奪殆盡。前方的路還要繼續走，路在何方？經常聽到有公民嘆息：現在什麼事也做不了，哪還有什麼空間啊？我也有些沮喪，陡然，想起七十多年前愛沙尼亞的「森林弟兄」，想起早期基督徒拒絕服從羅馬帝國宗教慣例。



愛沙尼亞，是壹個只有100萬人口的小國，1945年，3萬多年輕男男女女，潛入深山密林，挖戰壕藏身，為自由而戰，死守森林，不計代價反抗蘇聯共產主義恐怖統治，這些英勇頑強的年輕男女被人們稱為「森林弟兄」，1978年，最後壹個「森林弟兄」被捕，壹直堅持抵抗了33年。羅馬帝國天主教曾將基督教定性為異端邪教，基督徒遭到殘酷的逼迫，當時，被抓住的基督徒只要說自己不是基督徒就可以免於被酷刑處死，然而，被捕的基督徒卻依然堅定回答：我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想到這些，我胸中湧起壹股熱流……



在看守所和監獄里，我受到侮辱、體罰、虐待和酷刑，患上壹些慢性病，身體的疼痛讓我不堪忍受，至今這些病痛仍然伴隨著我，此時此刻，腰椎、膝關節和兩側髖骨的疼痛折磨著我，坐立不安，每晚疼痛的難以入睡，神經衰弱導致的失眠和睡眠呼吸暫停讓我苦不堪言。我不停的禱告，肉體的痛苦沒有得到任何的緩解，但，添加給我的力量讓我能夠承受。在看守所和監獄遭受折磨讓我軟弱的時候，我不停的禱告，唱讚美詩，《主禱文》《生命的河》《宣教的中國》，我最愛唱的壹首讚美詩是《宣教的中國》：「我帶著使命向前走，要喚醒沈睡的中國，縱然是流血的時候，我也永遠不回頭……」



壹次閑聊，朋友說：我很悲觀，中國要實現民主，至少還需要二十年時間，甚至五十年。其實，我們都是奴隸的後代，我們的祖先聽話、服從才活了下來。有願意被奴役的人民才有奴役人民的政府，大多數中國人對實行民主不感興趣，不關心什麼民主不民主，都是些腦殘傻X，二十年內，看不到希望的。我說：當局也說中國國民素質太低，實行民主還不符合國情。腦殘是誰造成的？新聞媒體和教科書上儘是謊言，不斷的洗腦，網路築起防火牆，網際網路成了區域網，無法了解真實的世界，當然腦殘多了，開放網際網路，廢除新聞審查，允許人民說真話，允許民間辦電台、電視台，腦殘自然就少了。他很不服氣的說：那我們是怎麼能夠了解到的真相？我們是怎麼學會的翻牆？要想了解總是有辦法可以解決，還是他們自己不願意翻牆，不願意了解，只知道吃喝，都是些豬。開放網際網路會要了黨國的命，黨國怎麼可能答應。如果可以出去，妳還是趁早離開這裏，能出去就出去。我倆爭的面紅耳赤，誰都不服，不了了之。在此之前，也有好幾位朋友勸我離開這個國家，他們說這個國家壹時難以改變，為了自己和家人少受苦受罪，還是早些離開吧！



確實，當下，活著，艱辛、壓抑、鬱悶、焦慮、痛苦、恐懼。政府濫用職權的現象越演愈烈，雖然這個政府不是我選的，卻是要我花錢養的，我有監督、批評的權利。但，很悲哀，很無奈，在這個有法不依，違法不究的國度里，公民的話語權、監督權、知情權等基本權利無法得到保障。如何才能捍衛公民權利？無數人付出了血淚和生命的慘重代價。看到公民權利遭受侵害，我義憤填膺，痛心疾首，卻又無可奈何。它們究竟要將「中國」這部列車駛向何方？做為車上乘客，我的心情壹直很沈重……中國走向民主共和的憲政之路，固然總體上是非常坎坷、艱難、漫長的路。吉恩·夏普博士說：「獨裁者們並非像他們自己宣稱的那樣強大，人民也絕不像他們自己認為的那樣弱小。」放眼全球，人類文明的步伐闊步向前，世界潮流浩浩蕩蕩，螳臂擋車，必將自取滅亡。



毛澤東稱為「偉大慈父」的斯大林說：「死亡解決壹切問題，沒有人就沒有問題。」「令人恐懼強於受人愛戴」，斯大林時代的蘇聯，近四百萬人被鎮壓「清洗」掉。中共以蘇聯為師，「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造成了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而今，「穩定壓倒壹切」，「把壹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為了「維穩」，平常稀鬆的壹件事可以無限放大，再放大，搞的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可以把吃飯、聊天拔高到極高的政治高度，壹幫喜歡聊天吹牛的網友去了趟廈門聚會、旅遊，就成了涉嫌「煽動顛復國家政權」。我感到十分困惑，難道聊聊天吹吹牛就把壹個強大的政權吹垮了？難道紅色江山就這麼的脆弱？難道「令人恐懼比受人愛戴更偉大」？我怎麼也沒能想明白「人民政權」的鐵拳為什麼對這次廈門聚會砸的這麼厲害？



在我軟弱、失望的時候，我也曾想離開這個國家，逃離這個國家。看到它們把我的家園糟蹋成這樣，我實在是心有不甘。我的腳下這塊我生長的土地就是我的戰場，我不能把我的家園讓給那些我所鄙視的人。當下，恐怖瀰漫，我被迫離開家鄉，漂泊流浪。走過城市，走過村莊，我鼓勵著自己：堅持壹下，再堅持壹下，我是慈愛的天父耶和華的孩子，上帝與我同在，祂是我的盾牌，祂是我的避難所，祂必讓我不遭受傷害，剛強壯膽，我要堅守在這塊土地上。



出獄至今，壹年多的時間里，壹直受到當局的阻撓和騷擾。分別扣押了我的四台手機和壹台電腦等物品（六年前扣押的三台電腦、手機、手錶等物品，出獄后多次要求當局歸還也沒有結果）被傳喚、旅遊、軟禁成了我生活中的壹部分，嚴重影響著我的日常生活。我是基督徒，在家裡辦查經班，受到阻撓而不得不放棄。失去獨生子女的家庭越來越多，我聯繫了獨立製片人，拍攝失獨家庭的紀錄片受到阻撓而擱置。為了謀生，合夥開辦私人會所及宜昌抗戰、慰安婦紀念館遭阻撓，雨棚、樓梯被強拆而停止了施工。我和愛人去保定大午集團參觀學習，在途中被攔截帶回了宜昌。去東莞參加商學院培訓，卻被強制帶到了重慶。做個販夫走卒，去外地推銷宜昌土特產品又被從福州強制帶回。我的處境如同壹直被警察騷擾卻投訴無門而自焚的突尼西亞蔬果小販穆罕默德·博阿齊齊。待在家中，每周都有不速之客來訪。每逢敏感日子，人身自由受到更加嚴厲的限制。如今，去了趟廈門旅遊、聚會，廣交朋友，推銷特產，又被逼迫的四處流浪。



明天，將會有怎樣的逼迫和苦難？我將如何面對？孫大午曾這樣說：「我還是我，我就是我，以前經受的苦難，再經受壹遍又何妨？」，我背起行囊，踩著腳下的路，遙望著遠方，我在心中默默的唱：「我帶著使命向前走，要喚醒沈睡的中國，縱然是流血的時候，我也永遠不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