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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家财

我仍被迫在自己的祖国流浪，我现在居住的北国小镇与湖北武汉千里之遥，随着疫情的蔓延，两天前也开始堵路封锁了，只许出，不许進，从湖北逃过来避难的人被抓走了，网也断了，不知为什么断网了？因断网，想去别处上网，距我住所不远处有许多摄像监控，不便随意行走，只好待在住所，这篇拙文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发出。


疫情刚发生时，有网友在网上爆料，政府不仅不告知市民采取防护措施，反而掩盖真相，却说网友造谣，对8名网友采取了行政拘留处罚，疫情大规模蔓延，政府又粗暴的采取堵路封城。曾经多次发生过就像刘少奇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事情，人祸加重天灾。政府的失职造成的“人祸”却要人民来承受，时至今日也没有听到、看到有哪位部级、国级官员引咎辞职（因断网，这篇拙文还没来得及发出，已得知湖北省某些官员已停职，不知又会调到哪里继续任职、尸位素餐？）令人愤慨和悲哀……相关疫情的报道和评论，网上已有许许多多，我就不再浪费口水。就8名网友因爆料疫情而遭受行政拘留处罚，我想聊聊关于说话的权利。



《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自然也包括说错话的自由。许多法律工作者对我说：中国的所有法律中最没有用的就是《宪法》，中国的《宪法》就是个摆设，千万不要当真。我听着很纳闷，《宪法》是母法，是根本大法，既然政府诸多部门都在违宪、践踏《宪法》，还谈什么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壹句空话。法治不过只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已，那么，究竟什么是法治呢呢？哈耶克明确地认为：只有在法治之下，人们才有真正的自由。法治首先且必定是政府及其领导人遵守法律，也就是说，法治首先就意味着政府本身和任何公民壹样要受预先制定的法律规则尤其是宪法所约束，这才是“法治”。



“言论自由是壹切权利之母”，任何政府都会撒谎，欺骗，愚弄民众。若没有舆论的监督，政府的违法行为会更加猖狂，有恃无恐，任意妄为。因此，必须要有社会舆论的监督。而中国的舆论都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喉舌，都是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民间媒体没有生长空间，中国社会形成了壹个人民没有话语权、监督权、知情权的畸形社会。在壹个没有话语权的国度里，其他权利就没有保障，随时会被剥夺。没有言论自由，壹切自由、权利都只是空中楼阁，更不要谈什么民主。壹个良序的社会，首先就要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壹个民主政权是要以平等的政治、思想、良心、言论自由等最基本的自由为先决条件。



俗话说：挂羊头，卖狗肉。古今中外的统治者都说过清正廉洁、勤政爱民、执政为民等壹些好听的话，实行却是另壹回事。不停的划大饼，能拖就拖，能赖就赖。它们颠倒黑白，信口雌黄，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人民用血汗养活了它们，却说它们养活了人民。残酷榨取人民的血汗，压迫、奴役人民，却说是服务于人民。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镇压人民的反抗，却说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广大人民的利益、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爱戴。统治者用枪杆子、笔杆子、秤杆子，镇压、欺骗、剥削人民，人民没有话语权，无法了解真相，壹代代的延续，被“改造”成了广大的愚民和脑残，这是统治者需要达到的效果。走出家门，穿过大街小巷，走進公园广场，到处都挂满了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羊头。



“防人之口甚于防川”，政客、骗子们最害怕人们揭穿它们的谎言，上网浏览，天天都看到网友因说话被删帖、封号、封群、喝茶、拘留、判刑。贺卫方有感而发：“微信被封，不是耻辱，而是荣耀！没被封过的微信，只能证明没有传播过真知、真相和真理！没有揭穿过假、大、空、恶！”“壹个连微信号都保不住的国度，试问我们还剩下什么呢？从土地、房子、存款、甚至是圈里的猪、山上的牛、女人肚子里的孩子、再到现在的壹个微信账号……”



高压之下，人人自危，噤若寒蝉，沈默的大多数变成了更大更多的沈默的大多数。在这个国度，说真话、实话、良心话需要很大的勇气，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给人民嘴上贴上胶带，其结果只能是道路以目。多年以来，我们在能表达我们意愿的地方我们尽了我们能尽的最大努力，我们因言获罪，换来牢狱之灾，法治的腐败造成了人民的深重苦难。我曾问国保：妳知道妳们这样对待我都是违法的吗？国保说：我知道是违法的，对妳采取的所有措施都是上级领导的指示。我说：为了保住妳的这份工作，妳知道上级的指示是违法的妳也执行？妳也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妳才被迫这样做，我所争取的权利是不是也是为妳的亲人和后代而争取？将来，妳的后代会因妳而感到耻辱……



长期在信息封闭的环境里，思维判断会受到很大程度的局限，在狱中，看央视新闻：中国已经進入了新时代，2020年，全民進入小康，壹个都不能少，全国人民对现在的生活是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我想：盼星星盼月亮，早也盼晚也盼，总算苦尽甘来，赶上了好时代。出狱后发现，现实与央视新闻报道完全是天壤之别，差距太远。我仍然过着吃了上顿愁下顿，朝不保夕的日子，很可耻的拖着“全民小康”的后腿，在贫困中挣扎。官媒仍然指鹿为马、坚定不移的无耻的说着假话、大话、空话，我在网上说几句真话、实话、良心话，要么被封号要么被传唤，哪是什么好时代，而是让我感到恐惧的时代，难怪狱警对我说她们现在都不敢说话了。



1965年，我出生在湖北丹江口，父亲是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者，我兄弟姐妹四人都在工地上出生。1973年，父亲工作调动，参加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来到了湖北宜昌，有壹天，我的大伯从安徽寿县来到宜昌看我们。大伯感叹道：乖乖的，俺又来到这个地方了。我很好奇：大伯，妳什么时候来过这里呀？大伯说：俺以前在这里干仗，打小鬼子。我兴奋的问道：大伯，妳是八路军还是新四军呀？大伯说：都不是，俺们是国军。我很失望也很生气：老师说国民党不抗日，专门祸害老百姓。大伯很严肃的说：胡说，俺们在宜昌，在当阳，在老河口壹直都在打小鬼子，使用的是冲锋枪，全是美式装备，俺们有个团的弟兄们被小鬼子包围了，俘虏了，全都扔進石灰窑里活埋了，俺们只能隔远看着，也救不了。



父亲和大伯拉家常，我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就像听故事壹样认真听着……



1958年，我的姑妈，在我们“吃得饱穿得暖”的“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被活活饿死；父亲想让母亲和姐姐吃得饱壹点，把自己的口粮给了她们，扛回壹大麻袋萝卜，自己啃着萝卜充饥；镇压反革命，有许多人死的很冤枉，杀反革命分子有任务指标，是按人口比例来杀；在那黑暗的旧社会，许多地主、土豪这些万恶的剥削阶级，很勤俭、很善良、很有人情味儿；父亲和母亲都是贫苦出生，中共党员，文革开始，父母都挨了批斗，父亲進了学习班。听到这些，彻底颠复了我在课本里学到的知识。父亲对我说：妳听到的这些，可千万别到外面讲，说出去了，我们全家都要遭殃。



父亲是单位里的干部，常带回壹些内部参考资料，我从中了解到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这些万恶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的生活比苏联、朝鲜、古巴、中国这些“有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国家的人民的生活的要好很多，并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人曾问我是谁启蒙了我，走上了追求自由的路？我回答：是我的父母和大伯启蒙了我，让我了解到真实的历史。



我的女儿出生在1989年，十多年前的壹天，她突然问我：爸爸，我出生的那壹年，天安门广场是不是死了很多的学生啊？我说：是的。我从客厅走進卧室，打开写字台的柜门，找到2007年我去香港参加“支联会”主办的纪念“六四”游行活动带回来的资料，回到客厅，递给她：这里面有很多照片和文字叙述，妳看壹看吧！



2007年，当局对我解除了“边控”，第壹次去了香港，拜访“支联会”“中国人权”“中国劳工通讯”等机构负责人。6月4日，从维多利亚公园出发，到中环，到港府。我举着牌子走在纪念“六四”游行的队伍中，慷慨激昂喊著口号，看到路边许多像是中国大陆的面孔的游客们激动的热泪盈眶，都在不停的抢着拍照，我心潮澎湃，禁不住泪水涌出。我的身边是杨森博士，时任香港民主党主席，我问：什么时候中国大陆能够像香港这样的政治环境，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可以达到吗？他神情凝重的叹息道：我看，很难啊！……



1949年至今，当局壹直“创作”历史，掩盖许多历史真相，压制不同的声音，对反对的声音更是毫不手软。七十多年的言论管制，不知有多少人因说话被投進牢笼？有多少人因说话被夺去生命？压制了反对的声音，权贵们更加肆无忌惮的强取豪夺、贪赃枉法。权贵们的狂妄与贪婪，导致当下养老、医疗、住房、就业等问题日趋严重。所有的问题都源于制度，终究是民主还是专制的问题。身边的许多人对于香港人民的游行示威活动和台湾人民热情参加投票选举不理解，他们说：民主又不能当饭吃。我说：是的，民主是不能直接当饭吃，没有民主，妳手中没有选票，它们想给妳吃什么妳就只能吃什么，它们可以给妳吃也可以不给妳吃，妳壹点办法也没有。



有人对我说：妳遭受这么大的打击，付出这么多的牺牲，中国真的实现了民主，妳可能只是别人的垫脚石。我说：是的，妳说的对呀！我就是铺路石，我非常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了解自己究竟有多大能力，所以，我知道自己的位置，我就是铺路的壹粒沙子，壹颗小石子，我非常愿意别人从我的身上踩过去。



我追随着甘地的脚踪，坚信非暴力公民运动壹定能让中国改变得更加自由美好，纵然，艰难、坎坷……想起徐琳写给李旺阳的壹首歌：“此生别无所求，只为民主自由，纵然千难万险，砍头也不回头。”自由、民主是我壹生中最热切的盼望、最热烈的追求，在我有生之年能否看到，对我已不重要。参与其中，不枉此生，我无怨无悔……

冰天雪地的北国小镇，因疫情的蔓延，堵路、封城，网也断了，许多商铺关闭，路上的行人格外稀少，人们全都戴上了口罩，壹片紧张、恐慌的气氛。我待在住所，除了胡思乱想就是看书，感觉这些书不太对自己的胃口，就想，写点东西吧！


我是壹个比较懒散的人，尤其厌烦文字工作，在从事工程建设监理工作时，需要对工程质量、進度、投资、安全等進行控制，外业要到现场检查和验收工作，内业要写监理日志、监理指令、监理通知、周报、月报、季度小结、年终总结等文字工作。对于内业，我时常是拿来别人的照葫芦划瓢了事。我说自己是壹个理想主义者，壹个自由主义者，也是壹个拿来主义者，苦思冥想太累了，觉得别人的东西好，拿来用就是了，没想过要提升自己。我想的最多的就是怎样将别人的思想化为行动、理论付诸实践。我喜欢线下面对面的交流与合作，我认为自己是壹个捍卫公民权利的践行者。二十多年来，我投入到人权活动之中，述而不作，基本没写过自己的东西，大多是鹦鹉学舌做个信息搬运工而已，虽不名壹文，却也心安理得，安于现状。现在，我被迫流浪，没有网络，没有电视，不便行走，待在住所里无所事事，写点东西吧！给自己壹个锻炼的机会，还可打发时间。



壹个月前的星期天，离开家乡的那天晚上，朋友们来到我家吃饭、聊天，朋友们说很久没在壹起聚了，约好下壹周的星期天去右岸（江南）的农家乐，在壹起吃吃饭，唱唱歌，算是提前吃顿团年饭。当晚，我很开心，送走了朋友们，上网搜索有哪些适合我唱的歌，爱人说：就唱《酒醉的蝴蝶》吧！现在很流行。我说好，反复播放，跟唱。看了看发来的信息，当局正在大肆抓捕厦门聚会人员，我不得不在当晚离开家乡。我虽毫不心虚，理直气壮，但，当局滥用职权、违法侵害公民权利的现象已成常态，既不讲理也不讲法，我还是尽可能避免自己遭受无辜的伤害。就像孤身壹人遇到壹伙穷凶极恶的劫匪，寡不敌众，逃离是无奈的选择。



二十多年前，我想：我们不缺乏思想与理论，缺乏的是行动与实践。如何才能循序渐進地把思想理论落实到行动实践之中。做过了壹些尝试，获得的是铁窗镣铐。当下的恐怖让人们胆战心寒，公民的基本权利被剥夺殆尽。前方的路还要继续走，路在何方？经常听到有公民叹息：现在什么事也做不了，哪还有什么空间啊？我也有些沮丧，陡然，想起七十多年前爱沙尼亚的“森林弟兄”，想起早期基督徒拒绝服从罗马帝国宗教惯例。



爱沙尼亚，是壹个只有100万人口的小国，1945年，3万多年轻男男女女，潜入深山密林，挖战壕藏身，为自由而战，死守森林，不计代价反抗苏联共产主义恐怖统治，这些英勇顽强的年轻男女被人们称为“森林弟兄”，1978年，最后壹个“森林弟兄”被捕，壹直坚持抵抗了33年。罗马帝国天主教曾将基督教定性为异端邪教，基督徒遭到残酷的逼迫，当时，被抓住的基督徒只要说自己不是基督徒就可以免于被酷刑处死，然而，被捕的基督徒却依然坚定回答：我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想到这些，我胸中涌起壹股热流……



在看守所和监狱里，我受到侮辱、体罚、虐待和酷刑，患上壹些慢性病，身体的疼痛让我不堪忍受，至今这些病痛仍然伴随着我，此时此刻，腰椎、膝关节和两侧髋骨的疼痛折磨着我，坐立不安，每晚疼痛的难以入睡，神经衰弱导致的失眠和睡眠呼吸暂停让我苦不堪言。我不停的祷告，肉体的痛苦没有得到任何的缓解，但，添加给我的力量让我能够承受。在看守所和监狱遭受折磨让我软弱的时候，我不停的祷告，唱赞美诗，《主祷文》《生命的河》《宣教的中国》，我最爱唱的壹首赞美诗是《宣教的中国》：“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沈睡的中国，纵然是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



壹次闲聊，朋友说：我很悲观，中国要实现民主，至少还需要二十年时间，甚至五十年。其实，我们都是奴隶的后代，我们的祖先听话、服从才活了下来。有愿意被奴役的人民才有奴役人民的政府，大多数中国人对实行民主不感兴趣，不关心什么民主不民主，都是些脑残傻X，二十年内，看不到希望的。我说：当局也说中国国民素质太低，实行民主还不符合国情。脑残是谁造成的？新闻媒体和教科书上尽是谎言，不断的洗脑，网络筑起防火墙，因特网成了局域网，无法了解真实的世界，当然脑残多了，开放因特网，废除新闻审查，允许人民说真话，允许民间办电台、电视台，脑残自然就少了。他很不服气的说：那我们是怎么能够了解到的真相？我们是怎么学会的翻墙？要想了解总是有办法可以解决，还是他们自己不愿意翻墙，不愿意了解，只知道吃喝，都是些猪。开放因特网会要了党国的命，党国怎么可能答应。如果可以出去，妳还是趁早离开这里，能出去就出去。我俩争的面红耳赤，谁都不服，不了了之。在此之前，也有好几位朋友劝我离开这个国家，他们说这个国家壹时难以改变，为了自己和家人少受苦受罪，还是早些离开吧！



确实，当下，活着，艰辛、压抑、郁闷、焦虑、痛苦、恐惧。政府滥用职权的现象越演愈烈，虽然这个政府不是我选的，却是要我花钱养的，我有监督、批评的权利。但，很悲哀，很无奈，在这个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国度里，公民的话语权、监督权、知情权等基本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如何才能捍卫公民权利？无数人付出了血泪和生命的惨重代价。看到公民权利遭受侵害，我义愤填膺，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它们究竟要将“中国”这部列车驶向何方？做为车上乘客，我的心情壹直很沈重……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宪政之路，固然总体上是非常坎坷、艰难、漫长的路。吉恩·夏普博士说：“独裁者们并非像他们自己宣称的那样强大，人民也绝不像他们自己认为的那样弱小。”放眼全球，人类文明的步伐阔步向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螳臂挡车，必将自取灭亡。



毛泽东称为“伟大慈父”的斯大林说：“死亡解决壹切问题，没有人就没有问题。”“令人恐惧强于受人爱戴”，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近四百万人被镇压“清洗”掉。中共以苏联为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造成了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而今，“稳定压倒壹切”，“把壹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为了“维稳”，平常稀松的壹件事可以无限放大，再放大，搞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可以把吃饭、聊天拔高到极高的政治高度，壹帮喜欢聊天吹牛的网友去了趟厦门聚会、旅游，就成了涉嫌“煽动颠复国家政权”。我感到十分困惑，难道聊聊天吹吹牛就把壹个强大的政权吹垮了？难道红色江山就这么的脆弱？难道“令人恐惧比受人爱戴更伟大”？我怎么也没能想明白“人民政权”的铁拳为什么对这次厦门聚会砸的这么厉害？



在我软弱、失望的时候，我也曾想离开这个国家，逃离这个国家。看到它们把我的家园糟蹋成这样，我实在是心有不甘。我的脚下这块我生长的土地就是我的战场，我不能把我的家园让给那些我所鄙视的人。当下，恐怖弥漫，我被迫离开家乡，漂泊流浪。走过城市，走过村庄，我鼓励著自己：坚持壹下，再坚持壹下，我是慈爱的天父耶和华的孩子，上帝与我同在，祂是我的盾牌，祂是我的避难所，祂必让我不遭受伤害，刚强壮胆，我要坚守在这块土地上。



出狱至今，壹年多的时间里，壹直受到当局的阻挠和骚扰。分别扣押了我的四台手机和壹台电脑等物品（六年前扣押的三台电脑、手机、手表等物品，出狱后多次要求当局归还也没有结果）被传唤、旅游、软禁成了我生活中的壹部分，严重影响着我的日常生活。我是基督徒，在家里办查经班，受到阻挠而不得不放弃。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越来越多，我联系了独立制片人，拍摄失独家庭的纪录片受到阻挠而搁置。为了谋生，合伙开办私人会所及宜昌抗战、慰安妇纪念馆遭阻挠，雨棚、楼梯被强拆而停止了施工。我和爱人去保定大午集团参观学习，在途中被拦截带回了宜昌。去东莞参加商学院培训，却被强制带到了重庆。做个贩夫走卒，去外地推销宜昌土特产品又被从福州强制带回。我的处境如同壹直被警察骚扰却投诉无门而自焚的突尼斯蔬果小贩穆罕默德·博阿齐齐。待在家中，每周都有不速之客来访。每逢敏感日子，人身自由受到更加严厉的限制。如今，去了趟厦门旅游、聚会，广交朋友，推销特产，又被逼迫的四处流浪。



明天，将会有怎样的逼迫和苦难？我将如何面对？孙大午曾这样说：“我还是我，我就是我，以前经受的苦难，再经受壹遍又何妨？”，我背起行囊，踩着脚下的路，遥望着远方，我在心中默默的唱：“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沈睡的中国，纵然是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