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常識與民主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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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常識與民主轉型

帖子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20年4月12日

作者 中國網友

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這種說法,中國文化不適合民主,中國人活該被獨裁壓迫。這也許有愛之深,責之切的成分,但卻對推動民主化沒有益處,反而是幫助黨國鼓吹其統治正當性了。

文化是什麼
最初,人們認為,文化是客觀的存在,從古至今地傳承下來。這種看法,被學者們稱作原生論。後來,隨著世界各地的聯繫和交流越來越多,對歷史的梳理越來越有體系,人們開始認為,文化是就是壹群人共同相信的東西,並沒有什麼力量讓這種信仰保持不變,也就是說,文化是想象出來的、可變的。這種看法,叫作建構論。類似的思維之下,還有人再進壹步,認為民族的概念也是想象的共同體。

每個人如何看待政治制度,就是這壹群人的政治文化。

自古至今,壹直有人認為,某些政治體制更適用於某些特定的文化,有些文化適合民主,有些文化適合獨裁。

古希臘的埃斯庫羅斯在戲劇《波斯人》(公元前472年)中就曾說過,威權適用於亞細亞,民主適用於雅典。

法國的孟德斯鳩也相信文化和政府制度有相適應的關係,他認為皇權適用於歐洲,專制適用於東方,民主則適用於古代(指歐洲的古代),某種文化適用的政治制度輸出到另壹種文化,是可遇不可求的偶然事件。

英國的約翰·斯圖爾特·密爾則說,不會有人相信,任何壹種文化都可以駕馭任何壹種政治制度。因此,密爾認為,立法者在制定法律和制度時,要把既存的風俗民情納入考量。我們可能會聯想到另壹個說法:「我大清自有國情在此。」
但是,密爾同時也認為,文化具有可塑性。也許某個理念對於某種文化來說很陌生,但是如果持續地接觸、討論這個理念,假以時日,人們會逐漸熟悉它,最終把它納入文化慣性。

在孟德斯鳩和密爾的基礎上,出現了文化現代化理論:
社會經濟的發展,並不會直接帶來民主制度,而會帶來文化上的變化。文化上的變化,才是民主化變革需要的土壤。

如何衡量政治文化
公民文化
在《公民文化》壹書中,兩位作者阿爾蒙德和維巴歸納出三種政治文化。
村民型政治文化,由於這種文化總結自非洲土著的部落,有些人喜歡把它翻譯成作部落型文化。
臣民型政治文化,對應的是中央集權的威權制度。
公民型/參与者型政治文化,對應的是民主制度。

壹群人有公民型政治文化,意味著人與人之間有高度的信任,偏好壹步壹個腳印的漸進式社會變革,支持現有的政治制度,生活滿意度比較高。
兩位作者認為,只有公民型/參与者型的政治文化,才更有可能發展出民主制度,也更有可能維持民主制度。

世界文化地圖
英格爾哈特與韋爾策爾根據世界價值觀調查組織歷年的數據,繪製了世界文化地圖。他們認為,在當代世界,文化的不同主要在以下兩個維度上體現出來。

傳統價值vs世俗理性價值
傳統價值主要意味著:
宗教
傳統家庭分工
對權威的服從
以民族意識為榮
反對離婚
反對精神歡欣(例如酒精、大麻、其它毒品)
反對自殺
反對墮胎
世俗理性價值主要意味著:
淡化宗教和傳統家庭角色
反抗權威
以世界主義為榮
接受離婚
接受精神歡欣
接受自殺
接受墮胎

生存價值vs自我表達價值
生存價值主要意味著:
強調物質和經濟安全
傾向於以本民族作為思考中心
人際間信任與寬容較少
自我表達價值主要意味著:
強調性別、性、種族的平等與多元化
傾向於以世界和環境作為思考中心
人際間高度信任
鼓勵個人積极參与政治活動。

文化現代化理論與英-韋文化維度,可以很好地描述歷史上的兩波民主化轉型。
工業化時代,壹批國家的政治文化從傳統價值,逐漸偏向世俗理性價值;
后工業化時代,壹批國家的政治文化從生存價值,逐漸偏向自我表達價值。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共產主義國家,都處於這個坐標系的左上角。也就是說,重視世俗理性價值和生存價值,輕視乃至反對傳統價值和自我表達價值,是共產主義國家的顯著特徵。(但反之則不成立,不能說只要重視傳統價值和生存價值,就是共產主義。)

再論文化與政治體制
說到文化與政治體制的關係,就不得不提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國內支持其觀點的文章,已經汗牛充棟,但是,正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本文就來唱唱反調。

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中,專註于研究宗教對文化的影響,他認為,西方把某些價值觀當作普世價值觀,與民主制度捆綁在壹起,強加給其他文明,只會帶來更多的衝突。他認為,人權、平等、自由、法治、民主、政教分離等等,是西方獨有的思想,根本無法引起其它文化的共鳴。因此,其它宗教下的文化無法與民主制度兼容。

具體來說,亨廷頓認為,伊斯蘭教文化、儒家文化的國家,無法維持民主制度;天主教文化的國家,維持民主制度難度比較大;伊斯蘭教文化則將永遠與非伊斯蘭教文化處於衝突之中。

以下是亨廷頓對幾種不適合民主的文化做出的解釋:
天主教文化強調了教宗和真理的唯壹性,階級森嚴,而民主需要接納各種思想的競爭,因此天主教文化與民主完全相悖。
儒家文化強調尊重權威、鼓勵公社制度而不鼓勵私人權利,與民主完全相悖。
伊斯蘭教文化歷史上就很暴力,沒有對宗教事務和政治事務做出區分,嚴重地壓迫女性,不但不可能發展民主制度,還會對其他國家的民主制度造成威脅。

這些解釋,均是在各文化的教條中,尋找與公民文化不壹致的部分。然而,亨廷頓忽略了,所有這些文化,都既有不適應民主制度的教條,也有適應民主制度的教條。

儒家文化雖然對公民社會、法治、個人權利等理念壹無所知,但是同時也有限制政府權力的傳統,認可人民對無道統治者有權反抗,且不抵制宗教的多元化。

伊斯蘭教文化在發展過程中,與適合民主的方向背道而馳,然而,在其教義中,舒拉(Al-Shura,大意為「協商」)、伊制馬爾(Ijma,大意為「公意」)、伊智提哈德(Ijtihad,大意為「創製」,即對經文的重新詮釋)、麥詩賴海(Maslaha,大意為「公益」)等概念,同樣可以為議會制政府、代議制選舉、宗教改革提供理論基礎。同時,也有觀點認為,對神權的強調,可以對政權形成制衡。

每壹種文化都既可以找出促進民主的教條,也可以找出妨礙民主的教條。既然如此,討論某種文化是否能夠發展或維持民主制度,就成了壹個經驗主義的問題,也就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當我們說,大中華文化圈的儒家文化不適合民主、中東的伊斯蘭教文化不適合民主時,其實是在基於當下的情勢做出判斷,從狀況倒推原因。目前大部分民主國家都有是新教文化國家,我們就說新教適合民主;伊斯蘭教國家少有民主,我們就說伊斯蘭教文化不適合民主;中國大陸沒有民主,我們就說儒家文化不適合民主。這實際上有因果倒置的嫌疑。

評判某種文化對民主制度的影響,應當放在時間尺度上,縱向觀察,還要考慮文化的可塑性。

回到英-韋世界文化地圖,我們可以看到,在儒家文化圈的國家當中,黨國的位置很奇葩,與其它民主化程度較好儒家文化國家相比,更加重視生存價值,反對自我表達價值。體現在坐標系中,就是從壹個圓潤的色塊中,歪歪扭扭地突出壹塊。這種偏離,很可能是黨國這個政權,對中國造成的影響。這也與我們的生活經驗壹致。黨國刪帖封號乃至焚書,鎮壓各類宗教,歧視少數群體,把經濟發展當作頭等大事,相信異見者是「鬧事、想要天下大亂」,是極端重視生存價值的體現。中國民主化轉型的阻力,主要在這壹維度上。

單壹宗教代表的傳統價值,只會把中國從世俗理性價值推往傳統價值,這並不能「救中國」。推動宗教自由,才是推動中國從生存價值向自我表達價值轉變。這意味著我們不需要積極地皈依某種宗教,而是不論自身信仰,所有人成為所有宗教的盟友,為其自由搖旗吶喊。每個人如何看待政治制度,就是這壹群人的政治文化。我們選擇如何思考,中國的文化便將如何發展。

顏色革命這壹名詞已經被中共污名化,下面是中共關於顏色革命的論述。
從這輪「顏色革命」的外部背景和原因來看,主要是俄羅斯與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地緣戰略爭奪和意識形態競爭。有學者認為,俄美歐之間的戰略博弈是「顏色革命」的壹個重要誘因。通過各種手段來對后蘇聯地區各國施加影響,使之與俄羅斯保持最大的距離,這正是美國、歐洲在這次「顏色革命」中的重要目標。
在這些國家,不管是執政者還是反對派,基本上都主張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只不過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反對派並沒有與執政者明顯不同的政治綱領。他們之所以要發動「顏色革命」,其主要目的是推翻政府,奪取政權。雖然全民選舉為他們提供了執政的可能,但由於得不到足夠的選民支持,便採取不正當的「革命手段」,以實現上台執政的目的。可見,這樣的「顏色革命」,實質上是壹種強制性的權力再分配。
然而,顏色只是政治派別的代名詞,由於顏色容易識別,有黨派競爭的國家,大多約定俗成地使用某種顏色指代特定的政治立場。不難看出,顏色革命只是獨裁或近獨裁執政黨被推翻,創造多黨派競爭環境,從而推動民主、保障公民權利的行為。


顯然這裏忽略了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將執政黨失敗歸因為外部勢力,是失敗歸因謬誤,也就是大家小時候班主任壹定批評過的,「不要總怨別人,從自己身上找原因。」

在大陸,我們沒有經歷過多黨派競爭的環境,對多元政治顏色並不熟悉。我們翻牆出來,閱讀新聞,在自由世界彌補被中共剝奪的公民教育。最開始閱讀新聞時,看著各個國家都有壹套紅黃藍綠,可能就「亂花漸入迷人眼」,有些無所適從。
這篇文章就來簡單地捋壹捋,在中文世界的國家、地區,各種顏色都指代什麼政治立場。

背景
雖然自從宇宙大爆炸以來,顏色就存在,但顏料並非壹直存在。在壹盒顏料的價格等於平民家半年開銷的年代,政黨發幾次彩色傳單就要破產了。到各色顏料都可以工業化生產,工業印刷使得大眾閱讀載體變成彩色,顏色才與政黨建立起約定俗成的聯繫。

即便如此,自古羅馬奴隸起義到法國大革命,壹直選擇血液的顏色,紅色。因此,即使在大眾傳媒興起之前,紅色便有了革命、暴力、底層抗爭的文化含義。
19世紀晚期,英國的工人以工會為核心,經常使用紅色代表自己,也就是「憤怒的工人」形象。當工會成員開始進入政治領域,組建了工黨,便順理成章地使用紅色代表自己。
與工黨對應的保守黨,本來壹直使用英國國旗的紅白藍三色,但隨著工黨旗幟鮮明的佔據了紅色,保守黨出於方便宣傳的目的,只好選擇藍色代表自己。

由於這個傳統從英國開始,藍色在國際上大多代表保守主義,也有壹些國家不走尋常路,比如使用華氏度的美國,就剛好相反。
需要注意的是,在沒有形成兩黨對壘的國家,顏色不壹定對應某個特定的政黨,而代表支持某壹理念或訴求的陣營,可能包含多個獨立的政黨。

香港
黃:黃絲帶最早於每年七壹大遊行后遊行人士在政府總部鐵欄繫上以要求雙普選。2006年商台發起「聲音黃絲帶」行動要求釋放程翔。2009年劉曉波被捕受審,中港兩地民間也發起黃絲帶聲援行動。2014年,雨傘運動也大量派發黃絲帶,令之成為泛民主派的象徵之壹。
藍:藍色代表保守主義的建制派。與英國藍色保守主義類似,香港的建制派在黃絲帶流行后,以藍絲帶抗衡,逐漸確立起藍色的主色調。
紅、綠:在黃絲帶與藍絲帶流行之前,紅色代表絕對親中共,綠色代表泛民主。目前香港媒體仍然會採用這兩種顏色表示親中-泛民,甚至混用兩組,例如紅-綠、黃-藍、紅-黃。

澳門
澳門沒有傳統意義上的政黨,所謂立法會參選組別只是臨時性質,政治組織平時都以社團形式進行活動。
紅:建制派,又稱親中派、保守派。目前牢牢把握著澳門的政治。紅色在中文世界代表中共,大家應該都很清楚。
綠:民主派,又稱泛民、自由開放陣營。他們的主要訴求是平反六四,反對中共壹黨獨裁,推動普選。綠色來自澳門旗幟的顏色。

台灣
綠:以民進黨為代表,傾向支持國家正常化或台灣獨立。壹般反對兩岸統壹,強調台灣民族身份,即「我是台灣人,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
藍:以國民黨為代表,傾向支持九二共識或壹中各表。壹般反對台灣獨立,強調中華民族身份,即「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各表)人。」
紅:台灣確實也有人會說自己是「紅色」的信仰者,例如作家李敖,自稱「我是紅色的」,因為他是「大中國主義者」,即「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省人。」

新加坡
白:新加坡有民主選舉,但實際上長期由人民行動黨把持政治。人民行動黨以經濟發展為優先目標,常因壓制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其他公民自由的法律受到批評。

馬來西亞
紅:由多個黨派組成的希望聯盟,倡導弱化國內各民族身份區分,解決財富失衡,
藍:由多個黨派組成的國民陣線,強調馬來文化和民族身份,捍衛馬來西亞的伊斯蘭教。

另附英美兩國:
英國
藍:「背景」壹節已經提到,這是保守黨的顏色,他們鼓勵脫歐。大陸俗稱「梅姨」的前首相特蕾莎·梅就是藍色的保守黨成員。

紅:「背景」壹節已經提到,這是工黨的顏色,他們關注社會福利,支持民生行業國有化、教育公費、富人高稅率等社會主義政策。
橙:民主自由黨,英國第三大黨,其立場為,自由主義、親歐洲主義。主要的政治主張包括,留在歐盟,推動全球化。

美國
藍:民主黨,驢,自由主義,關注社會福利,倡導社會福利、民權平權、經濟全球化、對抗氣候變化。
紅:共和黨,象,保守主義,關注國家安全,倡導經濟發展、市場自由、個體自由、基督教本位。

左右只代表兩極的意思,要分成經濟、政治、文化等維度討論才有意義。

歷史
以左右劃分政治立場的概念起源於法國大革命。1791年,法國大革命后,開了個制憲議會。在會上,激進的革命黨人都坐在左邊,他們主張激進的變革、剝奪世襲特權;溫和派的保王黨人都坐在右邊,主張溫和的漸變、保持舊的社會傳統與權力結構。左邊也叫「運動派」(party of movement),右邊也叫「秩序派」(party of order)。
熱愛黨同伐異,是人性的弱點,經過法國大革命、拿破崙戰爭的洗禮,這種左右二元劃分政治立場的概念,在歐洲各國流行起來,各自形成了深厚的政治、思想傳統。
從其起源可以看出,在社會需要變革時,左派希望短痛不如長痛,而右派希望慢慢來。對於社會變革,左派指激進派,右派指改良派。
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在左右概念創立的時候,變革抑或改良,其對象都是法國舊政權(Ancien Régime)的社會制度,即政治皇權專制、經濟私有制、文化信仰基督教,也就是說,最初的左右區分,以對法國舊政權的態度為判斷標準。學術上劃分左右,也大多在這個歷史基礎上發展變化。

維度
暴力運動時只有敵我雙方,要麼徹底推翻舊世界,要麼使用原有的社會秩序,左右的立場足以做出區分。然而,到了和平年代,社會平穩運行起來,社會秩序已然形成,政治變得比戰時複雜得多。
經濟上:舊法國實行私有制,少數富人達成了商業壟斷。因此左派主張政府干預經濟、主導財富再分配手段,例如高稅收、財產公有化等等,也就我們常見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對應的右派則主張,政府不要干預,放任市場自由,也就是我們常見的資本主義、經濟學上的古典自由主義。
法律:結果正義,求公平的結果,是左派。程序正義,求公平的程序,是右派。例如美國著名的辛普森案,由於取證過程違反了法律,最終辛普森被判無罪,就是法學右派的勝利。順便說壹句,和任何壹個美國人聊辛普森案,都是迅速引起爭論的捷徑。
個人權利:平等為左。自由為右。

壹些歐美國家常見具體議題舉例:
左-----右
大政府---小政府
世俗價值---宗教價值
性別性向平權---傳統家庭觀念
墮胎---反墮胎
控槍---公民持槍
對抗氣候變化---放任氣候變化
文化融合---民族保護
經濟全球化---貿易地方保護

顯然,壹個人可能在壹個議題上持左派立場,在另壹個議題上持右派立場。因此,如果不能確定談論的是哪個具體的議題,談論左右則沒有意義。另壹個問題,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上面列了很多議題,但是沒有民主與專制、法治與人治。左右立場,與是否支持民主、法治沒有關係。

中國
說了這麼多,看似很清楚,為什麼國內的爭論似乎不適用呢?同樣,我們得回顧歷史。
1949年以前
清朝末年,反對清朝的革命黨人,包括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都自稱為左派。此時依舊很好理解,要推翻清政府嘛。中華民國成立后,國民黨壹黨執政,成為了新的社會體系當權者,並且開始鎮壓共產黨。共產黨自稱保持了「左」的進步傳統和革命精神,而把國民黨稱之為「右」派和「反革命派」。
實際上,在國民黨掌權時,國民黨根本就沒有打算推翻自己,因此也就根本不是革命者,因此共產黨稱之為與自己相對的右派,是不準確的。革命者內部,也就是面對「反對國民黨」這壹具體議題,劃分左右才有意義。然而,中共宣傳部當年就很沒文化,把右派名頭安在國民黨頭上,自己內部不同意見沒法貼標籤了。於是,中共開始使用「左傾」、「右傾」表示激進或保守的鬥爭策略。
1949年後
PRC建國之後,中共在經濟制度、政治制度上完全走左派路線,建立社會制度。按理說,應該到了討論具體議題,重新劃分左右不同意見的時候。然而,中共實在是沒文化,把之前安到國民黨頭上的「右派」回收利用,還無視歷史約定俗成的用法,又用錯了。大家都知道,毛澤東非常喜歡胡思亂想,外行指導內行,總是無視專家學者的專業意見,強行推行自己看法,並自以為改革先驅。於是,中共把支持毛澤東的叫左派,不支持毛澤東的叫右派。
中共對左右的徹底畸化,在1978年後,對文革的反思。文革明明是無政府主義、踐踏法治,左右以經濟制度立場為基礎,這二者是方枘圓鑿,好比用甜咸形容氣溫。然而中共非常虛榮,不願意承認自己認知上的錯誤,於是仍然把毛澤東發動的文革稱為「左」。反「左」成了改革的壹個重要政治任務,拒絕接受改革開放(有沒有注意到?中共又錯上加錯地把「開放」這壹經濟政策夾帶進來了)的新路線,通常被界定為極「左」和「保守」,而大胆且激進的改革者由於以反「左」為己任,以「右」派自居。
這樣壹來,「左」和「右」這兩個概念的基本含義在中國社會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左」派被界定為維護中國社會舊秩序的保守派,而「右」派則成了打破舊秩序,建立新秩序的改革派或革命派。

中共有意無意地自創出壹套政治坐標系,是其進行洗腦的有利武器。當我們被繞得暈頭轉向,連左右什麼意思都不確定時,公民參与社會討論的效率大打折扣,陷入無休止的誤會與雞同鴨講。為了防止被中共牽著鼻子走,回歸世界約定俗成、學術體系化定義的政治坐標系,使用大家都聽得懂的政治用語,是壹件重要的事情。

二維可視化坐標系
左右只能兩極化區分政治立場,完全不夠用來描述壹個正在運行中的社會制度,最重要的是,很難描述民主與否。因此,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們提出了很多種更複雜的政治光譜。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和美國之間有了不少重合之處,且重合部分橫向長度明顯大於縱向長度,也就是說,中美之間在意識形態上的共同點更多來源於經濟制度的共同之處,這也對應了改革開放后中美經濟合作密切,而政治、軍事、文化等領域依舊冷感的狀態。

習包子上台之後,中國在經濟制度維度沒怎麼動,但是向著大政府集權、極權的路線高歌猛進,再次和美國的意識形態毫無共同點。
美國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在二戰後壹直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而中共的政權則十分不穩定,反覆變化。看著政治光譜的變化,我們就能明白,雖然新聞聯播整天鼓吹美帝兩面三刀,說話不算話,實際上反覆無常的是中共。
額外說壹句,這裏說美國政治光譜穩定,那中共在社交媒體上引導嘲諷的「白左」是什麼呢?那主要是文化、社會價值等層面的左派,和經濟制度、政治制度關係不大,因此,五毛用「白左」說事,說「白左」搞得美國經濟不行、沒有民主,是和他們的主子壹樣沒文化,再壹次犯了用甜咸形容溫度的錯誤。

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既不是左,也不是右,而在極權處重合為壹體。畢竟,共產主義就是不積極搞民族歧視的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就是不搞大鍋飯的共產主義。

為什麼革命十分罕見,而且無法預測?可又為什麼說獨裁政權是紙老虎?

集體行動困境

集體行動,是個社會學概念,不是小紅班裡春節包餃子那個集體行動,也不是小明公司團建那個集體行動。集體行動是指,壹群個人或者社團追求某個共同目標,通常,這個目標是為了某項公眾利益。

公眾利益有兩個特徵,非排他性,非競爭性。
非排他性:不能把某些人排除在外,不讓他們享受這個公眾利益。
非競爭性:不論多少人享受這個公眾利益,大家享受到的都不變。公眾利益不是分蛋糕,不會因為人多了,每個人就少享受,也不會因為人少了,每個人就多享受。
舉個例子,消防隊,自然保護區,民主制度。

搭便車問題
雷鋒精神是反人類的。在壹個群體中,單獨的個體不願意為了所有人都能受惠的公眾利益付出代價。如果能夠不付出代價就享受好處,誰都願意。但是這樣以來,就沒有人願意主動付出代價了。

假設有個群體,壹共N個人。
如果K個人願意付出代價,或者說參与建設,公眾利益就能實現。
這項公眾利益對每個人的好處大小記為B.
參与建設公眾利益的代價大小記為C.
默認B>C,也就是說公眾利益利大於弊。

妳收到壹張傳單,明天有壹場示威集會,要求民主,妳要不要參与?
這天晚上,某種神秘的力量出現,妳知道其他人打算怎麼做了。

情況1:參加者不到(K-1)個。
即使妳參加了,公眾利益也不會實現。選擇參与的收益是-C,選擇不參与收益是0.
0總比-C大,所以,收益最高的選擇是不參与。
妳應該把傳單扔進垃圾桶,繼續在學習強國簽到。

情況2:參与者正好有(K-1)個。
如果妳參加,參与者就達到了K個,公眾利益可以實現,妳的收益是B-C.
如果妳不參加,參与者不夠,公共利益沒有實現,但是妳也沒有付出代價,妳的收益是0.
B-C大於0,收益最高的選擇是參与。
妳應該通宵做好標語,翹班參加明天的活動。

情況3:參与者有K個甚至更多。
如果妳參加,公眾利益可以實現,妳的收益是B-C.
如果妳不參加,參与者也足夠實現公眾利益了,妳不需要付出代價,收益是B.
B大於B-C,收益最高的選擇是不參与。
妳應該把傳單扔進垃圾桶,躺在床上等著民主從天上掉下來。

現實生活中,神秘力量並不存在,第二天情況到底是怎樣的,完全取決於妳的主觀判斷。
如果大家都覺得是情況1,那麼誰也不會參加。如果大家都覺得是情況3,最終同樣沒人參加。
為了實現公眾利益,必須正好有K個人願意參与,並堅信只有他們會參与。

決定集體行動成功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有兩個: K和N的差距;人群總數N.

如果K=N,也就是說,必須全員參与才能成功,情況3根本不存在,那麼就沒有搭便車的空間。
如果K<N,那就有了搭便車的空間。K與N的差距越大,搭便車的空間就越大。
現實生活中,K=N的情況幾乎不存在,搭便車的空間永遠存在。
K與N的差距越小,就越容易達成集體行動。

人群總數N的大小也很重要。
壹方面,它影響了妳對自己重要程度的判斷。如果壹個群體只有二十個人,妳肯定覺得自己參与與否很重要;如果有壹千個人,妳可能就會想,我參不參与,其實根本看不出來吧。
另壹方面,人群越大,就越難監督有誰搭便車,難以懲罰搭便車的人。小班教學時,妳肯定要按時出勤、認真聽講,但是階梯教室的大課,妳肯定逃過,至少悄悄玩過手機。
人群數量越大,就越難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

由此,可以得出壹個違反直覺的結論,在壹定範圍內,人數少的小集體可能比人數多的大集體更有行動力。
獨裁政權下,雖然大部分人都會因為推翻獨裁而受益,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壹定就願意參与行動達到這個目標。更重要的是,在獨裁政權下,我們不光沒有神秘力量,甚至連民意調查都沒有,那麼人們怎麼預判未來到底是情況1,2,還是3呢?無從知曉。
此時,是否參与集體行動,成了壹個新的謎團。

臨界點模型
接下來我們看看1989年東歐劇變,臨界點模型可以解釋東歐劇變為什麼突如其來,壹發不可收拾。
在八十年代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每個人都要公開選擇,支持獨裁政權,還是反對獨裁政權,沒有中間地帶,沒有沈默的選項。
對獨裁政權的態度分成了兩個,明面上的態度,私下真實的態度。
說謊很累人,得不償失,在言論自由的社會,人們更願意保持誠實。但是在獨裁政權下,表達反對意見很危險,所以人們在明面上表達態度時,經常選擇弄虛作假。

民眾示威抗議的規模,會決定個體是否願意參加,公開表達不滿。抗議規模越大,政府就越難監視、懲罰每個個體,正所謂法不責眾。
抗議規模大到讓某個人願意加入,表達真實異見,我們把這個抗議規模叫作革命閾值。如果妳不喜歡文縐縐的詞,就叫它「心裏的那個坎兒」。顯然,每個人心裏那道坎兒不壹樣,有的人天生反骨,以反對政府為己任,有的人就是奴性不改,半條棉被也要送給紅軍,更多的人在中間,隨大流,別人抗議那我也抗議,大家都忍著我就忍著。

在壹個社會裡,大家的革命閾值在哪裡,直接決定了會不會發生革命。
所有人的革命閾值,我們用這種形式表示:
社會A={0, 2, 2, 3, 4, 5, 6, 7, 8, 10}
最開始,只有壹個人會抗議,沒有人響應。
她死得無聲無息。

變動壹點點。社會A'={0,1,2,3,4,5,6,7,8,10}
最開始那個天生反骨的人出來抗議了。她站出來后,抗議者數量達到了1,革命閾值等於1的人有壹個,他也站了出來。抗議者數量達到了2,革命閾值等於2的有壹個,也站了出來……最終,社會的10個人中,9個人都會抗議。
壹個人的參与導致了另壹個人的參与,這種革命行動的連鎖反應,叫revolutionary cascade,實際上,共產黨曾經用過這個詞,革命大串聯。如今黨國的智庫反倒用了很多晦澀的翻譯,什麼革命瀑布、革命級聯、革命流,真是忘本了。

我們再看看另壹個國家。
社會B={0, 2, 3, 3, 4, 5, 6, 7, 8, 10}
第壹個人依舊死得無聲無息。
變動壹點點。社會B'={0, 1, 3, 3, 4, 5, 6, 7, 8, 10}
只有兩個人抗議,革命大串聯並沒有發生。
社會A和B的變動是壹樣的,都是把第二反動派的革命閾值下降了壹點。然而,社會B發生了壹些抗議,但是最終並沒有成功。經濟衰退、結構性變革可能會降低部分人的革命閾值,但是不壹定會引發革命,這取決於整個社會革命閾值如何分佈。

虛報政治立場,意味著外部的觀察者不知道,這個社會的革命閾值到底如何分佈。甚至這個社會內部成員也不知道社會革命閾值分佈的情況。因此,這個不透明的社會也許就在革命前夕,但是誰也不知道。

我們說習近平把左派右派、窮人富人都得罪了個遍,實際上是在說,幾乎所有人的革命閾值都下降了。

同時,我們要注意到,虛報政治立場反過來也是成立的。隨著革命大串聯的進行,獨裁政權的支持者可能內心依然懷戀獨裁和特權,但是為了避免日後清算,會選擇加入民主陣營。民主人士在獨裁政權下會虛報政治立場,獨裁擁護者在民主政權下也同樣會虛報政治立場。

這意味著,我們甚至不需要爭取9個人的真心反對,就能達成革命大串聯。

諸君在黨國生活,自然很熟悉什麼叫兩面人。也許以前可以做壹個不用經常站隊的人,但是如今,幾乎每個人都要被迫站隊,連黨內高層都要特別猥瑣。看見表忠心的言論時,不必氣憤,那是眼見為實的證據:全民虛報政治立場的時代已經到來,而所有人的心裏那個障礙,都越來越低了。

趙紫陽的家人在香港發布紀念文章,字裡行間呼籲黨內改革。不少人懷念趙紫陽,其實也是借古諷今,保留了壹線希望,盼望著四中全會上,黨內改革派有所作為。本文就來說說,黨內改革派是否能夠靠得住。

自上而下的民主轉型,是指現有的統治集團里壹部分人採取改革,最終導致了民主化。
在這裏,我們要注意區分改良和革命。編程隨想的文章把這幾個概念講得很清楚,推薦閱讀。按照編程隨想的文章來講,我們這裏說的民主轉型,都屬於革命。
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在自上而下的民主轉型中,改革派的動機並不重要。不論他們是想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還是真心想做青史留名的千年聖君,只要其改革措施最終導致了政治制度的根本改變,我們就稱之為自上而下的民主轉型。
典型的例子包括柏林牆的倒塌、蘇聯解體。用更加不精確、更加直白的話來說,民眾和統治者要打架,統治者不服,民眾把統治者打死了,這就叫自下而上;統治者比較聰明,在打起來之前主動投降,這就叫自上而下。

從歷史上看,改革派們推行的壹些措施,導致民主轉型,這些措施大多是自由化政策。
自由化政策,就是放鬆管制的意思,比如放鬆組黨要求、放鬆選舉要求(例如我們黨國,壹點都不敢放鬆,壹直以流氓手段打壓獨立參選人)、給司法獨立空間、放鬆對立法會的控制。
自上而下的民主轉型,在成功之前,通常都有這麼壹段推行自由化政策的過程。政客們都是老江湖,誰也不會不懂,自由化政策會助長反對派勢力,有顛復政權的危險。因此,在社會穩定時,不會有人肯推行。但是,當社會發生了變化,比如經濟衰退、社會動蕩,統治集團內部就會出現分歧。壹部分人認為,應該採取自由化政策,紓解社會壓力;另壹部分人認為,直接鎮壓就夠了。我們把前者稱為溫和派,後者成為強硬派。

很容易看出來,在壹個獨裁社會裡,統治集團中的強硬派希望保持現狀,他們什麼都不用說;而溫和派推行自由化政策的助長,需要他們主動提出來。

那麼,溫和派什麼時候會決定發聲、推動自由化呢?

在壹個獨裁社會中,經濟衰退了,社會上不滿的聲音越來越多,形成反對派力量。
黨內的溫和派要決定是否回應這些聲音。(決策點1)
> 假設溫和派什麼都不做。社會維持現狀。(結果1)
> 假設溫和派決定放鬆管制。我們前面提到,自由化政策必然會助長反對派勢力。
此時,反對派勢力有兩個選擇。(決策點2)
>> 也許他們認為,黨改正錯誤,很有希望,我們見好就收,宣布階段性勝利。於是他們認同了統治集團。社會的獨裁反而更穩定了。(結果2)
>> 反對派也可能不妥協,選擇藉機增長勢力。民間的呼聲越來越強大,學者紛紛站出來指責獨裁者。
此時,溫和派有兩個選擇。(決策點3)
>>> 也許他們選擇聽從強硬派的,面對新興的反對勢力,直接鎮壓了事。
鎮壓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此處結果由雙方實力決定,因此是事件分支點,但不是決策點)
>>>> 如果鎮壓成功,現有反對派被消滅,之前的自由化政策變成新的現狀,社會獨裁程度略微降低。(結果3)
>>>> 如果鎮壓失敗,則相當於引發了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叛亂。(結果4)
>>> 如果溫和派不打算聽從強硬派,不鎮壓反對派,而是聽取反對派訴求,進壹步推行自由化政策,最終,實質達成民主,完成了民主轉型。(結果5)

這五個結果有好有壞,對於黨內溫和派來說,從好到壞,排序是:
更穩定的獨裁>現狀>略微寬鬆的獨裁>民主轉型>暴亂
對於反對派來說,排序是:
民主轉型>自己加入更穩定獨裁的統治集團>現狀>領導暴亂>被鎮壓消滅

我們把上面的偏好順序,用得分1-5表示,用(黨內溫和派,反對派)這個格式,表示五種結果的最終獲利。
結果1:(4,3)
結果2:(5,4)
結果3:(3,1)
結果4:(1,2)
結果5:(2,5)

這個基本模型建好了,我們回到上方的決策過程,看看在每壹個分岔口,雙方會怎樣選擇。
A.假設反對派力量比較強大。
那麼,反對派不會輕易妥協;統治集團鎮壓會失敗。
(牢記:所有人,每時每刻,都會依照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原則行動。)
在三個決策點,雙方做出對自己最有利的決策:(不作為,繼續放鬆管制;得寸進尺)
黨內溫和派壹旦放鬆管制,則會壹路走到民主化轉型。
那麼顯然,黨內溫和派壹開始就不會放鬆管制,而是保持現狀。

B.假設反對派力量比較弱小。
那麼,反對派怕被跨省,沒有信心表現得太強硬。
在三個決策點,雙方做出對自己最有利的決策:(放鬆管制,鎮壓;歸順)
黨內溫和派給了壹塊糖,最終增強了獨裁統治的穩定性。

民主化轉型不可能發生。

上面這個模型,有個前提,所有人知道所有信息。統治者知道反對派有多強大,反對派也知道統治者有多強大,所有人的情報都準確、完整、及時。


如果統治者不知道反對勢力有多強大呢?討論自下而上的民主轉型時,我們不是提過,獨裁社會裡,人們會虛報自己的政治立場嗎?

假設,統治者以為反對派力量弱小,而實際上,反對派力量比較強大。統治者以為反對派力量弱小,事情會按照劇本B發展,自己可以給壹塊糖,增強統治穩定性,美滋滋。於是,統治者踏出放鬆管制的第壹步,事情卻走上了劇本A中本不可能發生的路線。

只有統治者發生誤判時,自上而下的民主轉型才有可能發生。

事實上,大家都不是傻子,反對派會隱藏自己的力量,統治者也知道自己的情報系統沒那麼厲害。反對勢力有多強,只能靠猜。
我們把反對勢力不夠強大的可能性記為p,相應地,反對勢力足夠強大的可能性就是(1-p).

如果統治者不作為,得到結果1(4,3),統治者收益是4;
如果選擇放鬆管制,反對勢力強大,得到結果5(2,5),統治者收益是2;
如果選擇放鬆管制,反對勢力弱小,得到結果2(5,4),統治者收益是5.

那麼,統治者不作為的收益期望:E(不作為)=p*4+(1-p)*4=4
統治者放鬆管制的收益期望:E(放鬆管制)=p*5+(1-p)*2=3p+2

當放鬆管制的收益期望大於不作為的收益期望時,統治者就會選擇放鬆管制。
E(放鬆管制) > E(不作為)
3p+2 > 4
p > 2/3

也就是說,如果獨裁社會的黨內溫和派有壹定程度的把握,認為反對勢力弱小,才會選擇開始放鬆管制。
而要溫和派決定繼續放鬆管制,走上民主化道路,則需要統治者認為,反對勢力足夠強大。

六四屠殺的悲劇,實際上就是劇本A的大結局。
文革之後,反對聲音存在,黨國判斷反對勢力不成氣候,因此才有真理大討論、改革開放。
隨之而來的,便是反對勢力的增長。八十年代的學潮、工人運動,都是反對勢力壯大的體現。那群學生和工人們沒有選擇歸順,而是繼續推進民主訴求。
黨國來到決策點3,可以選擇繼續民主化,或者強力鎮壓。當年的反對勢力已經很強大,連解放軍都幾乎要抗命,也許只差壹點點,就足夠強大了。
可惜,鄧小平精準的判斷力,用在了這壹刻。
結果3,(3,1),改革開放保留,沒有回到文革的獨裁,但反對派在街頭粉身碎骨,血薦軒轅。

三十年後,那群年輕人似乎復活了。
這壹次,黨國再壹次站在決策點3上。
這壹次,反對派是否足夠強大,讓黨國認定,結果5好過結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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