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常识与民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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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常识与民主转型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20年4月12日
作者 中国网友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种说法，中国文化不适合民主，中国人活该被独裁压迫。这也许有爱之深，责之切的成分，但却对推动民主化没有益处，反而是帮助党国鼓吹其统治正当性了。
文化是什么
最初，人们认为，文化是客观的存在，从古至今地传承下来。这种看法，被学者们称作原生论。后来，随着世界各地的联系和交流越来越多，对历史的梳理越来越有体系，人们开始认为，文化是就是壹群人共同相信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力量让这种信仰保持不变，也就是说，文化是想象出来的、可变的。这种看法，叫作建构论。类似的思维之下，还有人再進壹步，认为民族的概念也是想象的共同体。
每个人如何看待政治制度，就是这壹群人的政治文化。
自古至今，壹直有人认为，某些政治体制更适用于某些特定的文化，有些文化适合民主，有些文化适合独裁。
古希腊的埃斯库罗斯在戏剧《波斯人》（公元前472年）中就曾说过，威权适用于亚细亚，民主适用于雅典。
法国的孟德斯鸠也相信文化和政府制度有相适应的关系，他认为皇权适用于欧洲，专制适用于东方，民主则适用于古代（指欧洲的古代），某种文化适用的政治制度输出到另壹种文化，是可遇不可求的偶然事件。
英国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则说，不会有人相信，任何壹种文化都可以驾驭任何壹种政治制度。因此，密尔认为，立法者在制定法律和制度时，要把既存的风俗民情纳入考量。我们可能会联想到另壹个说法：“我大清自有国情在此。”
但是，密尔同时也认为，文化具有可塑性。也许某个理念对于某种文化来说很陌生，但是如果持续地接触、讨论这个理念，假以时日，人们会逐渐熟悉它，最终把它纳入文化惯性。
在孟德斯鸠和密尔的基础上，出现了文化现代化理论：
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会直接带来民主制度，而会带来文化上的变化。文化上的变化，才是民主化变革需要的土壤。
如何衡量政治文化
公民文化
在《公民文化》壹书中，两位作者阿尔蒙德和维巴归纳出三种政治文化。
村民型政治文化，由于这种文化总结自非洲土著的部落，有些人喜欢把它翻译成作部落型文化。
臣民型政治文化，对应的是中央集权的威权制度。
公民型/参与者型政治文化，对应的是民主制度。
壹群人有公民型政治文化，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有高度的信任，偏好壹步壹个脚印的渐進式社会变革，支持现有的政治制度，生活满意度比较高。
两位作者认为，只有公民型/参与者型的政治文化，才更有可能发展出民主制度，也更有可能维持民主制度。
世界文化地图
英格尔哈特与韦尔策尔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组织历年的数据，绘制了世界文化地图。他们认为，在当代世界，文化的不同主要在以下两个维度上体现出来。
传统价值vs世俗理性价值
传统价值主要意味着：
宗教
传统家庭分工
对权威的服从
以民族意识为荣
反对离婚
反对精神欢欣（例如酒精、大麻、其它毒品）
反对自杀
反对堕胎
世俗理性价值主要意味着：
淡化宗教和传统家庭角色
反抗权威
以世界主义为荣
接受离婚
接受精神欢欣
接受自杀
接受堕胎
生存价值vs自我表达价值
生存价值主要意味着：
强调物质和经济安全
倾向于以本民族作为思考中心
人际间信任与宽容较少
自我表达价值主要意味着：
强调性别、性、种族的平等与多元化
倾向于以世界和环境作为思考中心
人际间高度信任
鼓励个人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文化现代化理论与英-韦文化维度，可以很好地描述历史上的两波民主化转型。
工业化时代，壹批国家的政治文化从传统价值，逐渐偏向世俗理性价值；
后工业化时代，壹批国家的政治文化从生存价值，逐渐偏向自我表达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共产主义国家，都处于这个坐标系的左上角。也就是说，重视世俗理性价值和生存价值，轻视乃至反对传统价值和自我表达价值，是共产主义国家的显著特征。（但反之则不成立，不能说只要重视传统价值和生存价值，就是共产主义。）
再论文化与政治体制
说到文化与政治体制的关系，就不得不提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国内支持其观点的文章，已经汗牛充栋，但是，正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本文就来唱唱反调。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专注于研究宗教对文化的影响，他认为，西方把某些价值观当作普世价值观，与民主制度捆绑在壹起，强加给其他文明，只会带来更多的冲突。他认为，人权、平等、自由、法治、民主、政教分离等等，是西方独有的思想，根本无法引起其它文化的共鸣。因此，其它宗教下的文化无法与民主制度兼容。
具体来说，亨廷顿认为，伊斯兰教文化、儒家文化的国家，无法维持民主制度；天主教文化的国家，维持民主制度难度比较大；伊斯兰教文化则将永远与非伊斯兰教文化处于冲突之中。
以下是亨廷顿对几种不适合民主的文化做出的解释：
天主教文化强调了教宗和真理的唯壹性，阶级森严，而民主需要接纳各种思想的竞争，因此天主教文化与民主完全相悖。
儒家文化强调尊重权威、鼓励公社制度而不鼓励私人权利，与民主完全相悖。
伊斯兰教文化历史上就很暴力，没有对宗教事务和政治事务做出区分，严重地压迫女性，不但不可能发展民主制度，还会对其他国家的民主制度造成威胁。
这些解释，均是在各文化的教条中，寻找与公民文化不壹致的部分。然而，亨廷顿忽略了，所有这些文化，都既有不适应民主制度的教条，也有适应民主制度的教条。
儒家文化虽然对公民社会、法治、个人权利等理念壹无所知，但是同时也有限制政府权力的传统，认可人民对无道统治者有权反抗，且不抵制宗教的多元化。
伊斯兰教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与适合民主的方向背道而驰，然而，在其教义中，舒拉（Al-Shura，大意为“协商”）、伊制马尔（Ijma，大意为“公意”）、伊智提哈德（Ijtihad，大意为“创制”，即对经文的重新诠释）、麦诗赖海(Maslaha，大意为“公益”)等概念，同样可以为议会制政府、代议制选举、宗教改革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有观点认为，对神权的强调，可以对政权形成制衡。
每壹种文化都既可以找出促進民主的教条，也可以找出妨碍民主的教条。既然如此，讨论某种文化是否能够发展或维持民主制度，就成了壹个经验主义的问题，也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当我们说，大中华文化圈的儒家文化不适合民主、中东的伊斯兰教文化不适合民主时，其实是在基于当下的情势做出判断，从状况倒推原因。目前大部分民主国家都有是新教文化国家，我们就说新教适合民主；伊斯兰教国家少有民主，我们就说伊斯兰教文化不适合民主；中国大陆没有民主，我们就说儒家文化不适合民主。这实际上有因果倒置的嫌疑。
评判某种文化对民主制度的影响，应当放在时间尺度上，纵向观察，还要考虑文化的可塑性。
回到英-韦世界文化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在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当中，党国的位置很奇葩，与其它民主化程度较好儒家文化国家相比，更加重视生存价值，反对自我表达价值。体现在坐标系中，就是从壹个圆润的色块中，歪歪扭扭地突出壹块。这种偏离，很可能是党国这个政权，对中国造成的影响。这也与我们的生活经验壹致。党国删帖封号乃至焚书，镇压各类宗教，歧视少数群体，把经济发展当作头等大事，相信异见者是“闹事、想要天下大乱”，是极端重视生存价值的体现。中国民主化转型的阻力，主要在这壹维度上。
单壹宗教代表的传统价值，只会把中国从世俗理性价值推往传统价值，这并不能“救中国”。推动宗教自由，才是推动中国从生存价值向自我表达价值转变。这意味着我们不需要积极地皈依某种宗教，而是不论自身信仰，所有人成为所有宗教的盟友，为其自由摇旗呐喊。每个人如何看待政治制度，就是这壹群人的政治文化。我们选择如何思考，中国的文化便将如何发展。
颜色革命这壹名词已经被中共污名化，下面是中共关于颜色革命的论述。
从这轮“颜色革命”的外部背景和原因来看，主要是俄罗斯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地缘战略争夺和意识形态竞争。有学者认为，俄美欧之间的战略博弈是“颜色革命”的壹个重要诱因。通过各种手段来对后苏联地区各国施加影响，使之与俄罗斯保持最大的距离，这正是美国、欧洲在这次“颜色革命”中的重要目标。
在这些国家，不管是执政者还是反对派，基本上都主张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反对派并没有与执政者明显不同的政治纲领。他们之所以要发动“颜色革命”，其主要目的是推翻政府，夺取政权。虽然全民选举为他们提供了执政的可能，但由于得不到足够的选民支持，便采取不正当的“革命手段”，以实现上台执政的目的。可见，这样的“颜色革命”，实质上是壹种强制性的权力再分配。
然而，颜色只是政治派别的代名词，由于颜色容易识别，有党派竞争的国家，大多约定俗成地使用某种颜色指代特定的政治立场。不难看出，颜色革命只是独裁或近独裁执政党被推翻，创造多党派竞争环境，从而推动民主、保障公民权利的行为。
显然这里忽略了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将执政党失败归因为外部势力，是失败归因谬误，也就是大家小时候班主任壹定批评过的，“不要总怨别人，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在大陆，我们没有经历过多党派竞争的环境，对多元政治颜色并不熟悉。我们翻墙出来，阅读新闻，在自由世界弥补被中共剥夺的公民教育。最开始阅读新闻时，看着各个国家都有壹套红黄蓝绿，可能就“乱花渐入迷人眼”，有些无所适从。
这篇文章就来简单地捋壹捋，在中文世界的国家、地区，各种颜色都指代什么政治立场。
背景
虽然自从宇宙大爆炸以来，颜色就存在，但颜料并非壹直存在。在壹盒颜料的价格等于平民家半年开销的年代，政党发几次彩色传单就要破产了。到各色颜料都可以工业化生产，工业印刷使得大众阅读载体变成彩色，颜色才与政党建立起约定俗成的联系。
即便如此，自古罗马奴隶起义到法国大革命，壹直选择血液的颜色，红色。因此，即使在大众传媒兴起之前，红色便有了革命、暴力、底层抗争的文化含义。
19世纪晚期，英国的工人以工会为核心，经常使用红色代表自己，也就是“愤怒的工人”形象。当工会成员开始進入政治领域，组建了工党，便顺理成章地使用红色代表自己。
与工党对应的保守党，本来壹直使用英国国旗的红白蓝三色，但随着工党旗帜鲜明的占据了红色，保守党出于方便宣传的目的，只好选择蓝色代表自己。
由于这个传统从英国开始，蓝色在国际上大多代表保守主义，也有壹些国家不走寻常路，比如使用华氏度的美国，就刚好相反。
需要注意的是，在没有形成两党对垒的国家，颜色不壹定对应某个特定的政党，而代表支持某壹理念或诉求的阵营，可能包含多个独立的政党。
香港
黄：黄丝带最早于每年七壹大游行后游行人士在政府总部铁栏系上以要求双普选。2006年商台发起“声音黄丝带”行动要求释放程翔。2009年刘晓波被捕受审，中港两地民间也发起黄丝带声援行动。2014年，雨伞运动也大量派发黄丝带，令之成为泛民主派的象征之壹。
蓝：蓝色代表保守主义的建制派。与英国蓝色保守主义类似，香港的建制派在黄丝带流行后，以蓝丝带抗衡，逐渐确立起蓝色的主色调。
红、绿：在黄丝带与蓝丝带流行之前，红色代表绝对亲中共，绿色代表泛民主。目前香港媒体仍然会采用这两种颜色表示亲中-泛民，甚至混用两组，例如红-绿、黄-蓝、红-黄。
澳门
澳门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政党，所谓立法会参选组别只是临时性质，政治组织平时都以社团形式進行活动。
红：建制派，又称亲中派、保守派。目前牢牢把握着澳门的政治。红色在中文世界代表中共，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绿：民主派，又称泛民、自由开放阵营。他们的主要诉求是平反六四，反对中共壹党独裁，推动普选。绿色来自澳门旗帜的颜色。
台湾
绿：以民進党为代表，倾向支持国家正常化或台湾独立。壹般反对两岸统壹，强调台湾民族身份，即“我是台湾人，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蓝：以国民党为代表，倾向支持九二共识或壹中各表。壹般反对台湾独立，强调中华民族身份，即“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各表）人。”
红：台湾确实也有人会说自己是“红色”的信仰者，例如作家李敖，自称“我是红色的”，因为他是“大中国主义者”，即“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人。”
新加坡
白：新加坡有民主选举，但实际上长期由人民行动党把持政治。人民行动党以经济发展为优先目标，常因压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其他公民自由的法律受到批评。
马来西亚
红：由多个党派组成的希望联盟，倡导弱化国内各民族身份区分，解决财富失衡，
蓝：由多个党派组成的国民阵线，强调马来文化和民族身份，捍卫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教。
另附英美两国：
英国
蓝：“背景”壹节已经提到，这是保守党的颜色，他们鼓励脱欧。大陆俗称“梅姨”的前首相特蕾莎·梅就是蓝色的保守党成员。
红：“背景”壹节已经提到，这是工党的颜色，他们关注社会福利，支持民生行业国有化、教育公费、富人高税率等社会主义政策。
橙：民主自由党，英国第三大党，其立场为，自由主义、亲欧洲主义。主要的政治主张包括，留在欧盟，推动全球化。
美国
蓝：民主党，驴，自由主义，关注社会福利，倡导社会福利、民权平权、经济全球化、对抗气候变化。
红：共和党，象，保守主义，关注国家安全，倡导经济发展、市场自由、个体自由、基督教本位。
左右只代表两极的意思，要分成经济、政治、文化等维度讨论才有意义。
历史
以左右划分政治立场的概念起源于法国大革命。1791年，法国大革命后，开了个制宪议会。在会上，激進的革命党人都坐在左边，他们主张激進的变革、剥夺世袭特权；温和派的保王党人都坐在右边，主张温和的渐变、保持旧的社会传统与权力结构。左边也叫“运动派”（party of movement）,右边也叫“秩序派”（party of order）。
热爱党同伐异，是人性的弱点，经过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的洗礼，这种左右二元划分政治立场的概念，在欧洲各国流行起来，各自形成了深厚的政治、思想传统。
从其起源可以看出，在社会需要变革时，左派希望短痛不如长痛，而右派希望慢慢来。对于社会变革，左派指激進派，右派指改良派。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左右概念创立的时候，变革抑或改良，其对象都是法国旧政权（Ancien Régime）的社会制度，即政治皇权专制、经济私有制、文化信仰基督教，也就是说，最初的左右区分，以对法国旧政权的态度为判断标准。学术上划分左右，也大多在这个历史基础上发展变化。
维度
暴力运动时只有敌我双方，要么彻底推翻旧世界，要么使用原有的社会秩序，左右的立场足以做出区分。然而，到了和平年代，社会平稳运行起来，社会秩序已然形成，政治变得比战时复杂得多。
经济上：旧法国实行私有制，少数富人达成了商业垄断。因此左派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主导财富再分配手段，例如高税收、财产公有化等等，也就我们常见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应的右派则主张，政府不要干预，放任市场自由，也就是我们常见的资本主义、经济学上的古典自由主义。
法律：结果正义，求公平的结果，是左派。程序正义，求公平的程序，是右派。例如美国著名的辛普森案，由于取证过程违反了法律，最终辛普森被判无罪，就是法学右派的胜利。顺便说壹句，和任何壹个美国人聊辛普森案，都是迅速引起争论的捷径。
个人权利：平等为左。自由为右。
壹些欧美国家常见具体议题举例：
左-----右
大政府---小政府
世俗价值---宗教价值
性别性向平权---传统家庭观念
堕胎---反堕胎
控枪---公民持枪
对抗气候变化---放任气候变化
文化融合---民族保护
经济全球化---贸易地方保护
显然，壹个人可能在壹个议题上持左派立场，在另壹个议题上持右派立场。因此，如果不能确定谈论的是哪个具体的议题，谈论左右则没有意义。另壹个问题，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上面列了很多议题，但是没有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左右立场，与是否支持民主、法治没有关系。
中国
说了这么多，看似很清楚，为什么国内的争论似乎不适用呢？同样，我们得回顾历史。
1949年以前
清朝末年，反对清朝的革命党人，包括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自称为左派。此时依旧很好理解，要推翻清政府嘛。中华民国成立后，国民党壹党执政，成为了新的社会体系当权者，并且开始镇压共产党。共产党自称保持了“左”的進步传统和革命精神，而把国民党称之为“右”派和“反革命派”。
实际上，在国民党掌权时，国民党根本就没有打算推翻自己，因此也就根本不是革命者，因此共产党称之为与自己相对的右派，是不准确的。革命者内部，也就是面对“反对国民党”这壹具体议题，划分左右才有意义。然而，中共宣传部当年就很没文化，把右派名头安在国民党头上，自己内部不同意见没法贴标签了。于是，中共开始使用“左倾”、“右倾”表示激進或保守的斗争策略。
1949年后
PRC建国之后，中共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上完全走左派路线，建立社会制度。按理说，应该到了讨论具体议题，重新划分左右不同意见的时候。然而，中共实在是没文化，把之前安到国民党头上的“右派”回收利用，还无视历史约定俗成的用法，又用错了。大家都知道，毛泽东非常喜欢胡思乱想，外行指导内行，总是无视专家学者的专业意见，强行推行自己看法，并自以为改革先驱。于是，中共把支持毛泽东的叫左派，不支持毛泽东的叫右派。
中共对左右的彻底畸化，在1978年后，对文革的反思。文革明明是无政府主义、践踏法治，左右以经济制度立场为基础，这二者是方枘圆凿，好比用甜咸形容气温。然而中共非常虚荣，不愿意承认自己认知上的错误，于是仍然把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称为“左”。反“左”成了改革的壹个重要政治任务，拒绝接受改革开放（有没有注意到？中共又错上加错地把“开放”这壹经济政策夹带進来了）的新路线，通常被界定为极“左”和“保守”，而大胆且激進的改革者由于以反“左”为己任，以“右”派自居。
这样壹来，“左”和“右”这两个概念的基本含义在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左”派被界定为维护中国社会旧秩序的保守派，而“右”派则成了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改革派或革命派。
中共有意无意地自创出壹套政治坐标系，是其進行洗脑的有利武器。当我们被绕得晕头转向，连左右什么意思都不确定时，公民参与社会讨论的效率大打折扣，陷入无休止的误会与鸡同鸭讲。为了防止被中共牵着鼻子走，回归世界约定俗成、学术体系化定义的政治坐标系，使用大家都听得懂的政治用语，是壹件重要的事情。
二维可视化坐标系
左右只能两极化区分政治立场，完全不够用来描述壹个正在运行中的社会制度，最重要的是，很难描述民主与否。因此，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们提出了很多种更复杂的政治光谱。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和美国之间有了不少重合之处，且重合部分横向长度明显大于纵向长度，也就是说，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共同点更多来源于经济制度的共同之处，这也对应了改革开放后中美经济合作密切，而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依旧冷感的状态。
习包子上台之后，中国在经济制度维度没怎么动，但是向着大政府集权、极权的路线高歌猛進，再次和美国的意识形态毫无共同点。
美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在二战后壹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而中共的政权则十分不稳定，反复变化。看着政治光谱的变化，我们就能明白，虽然新闻联播整天鼓吹美帝两面三刀，说话不算话，实际上反复无常的是中共。
额外说壹句，这里说美国政治光谱稳定，那中共在社交媒体上引导嘲讽的“白左”是什么呢？那主要是文化、社会价值等层面的左派，和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关系不大，因此，五毛用“白左”说事，说“白左”搞得美国经济不行、没有民主，是和他们的主子壹样没文化，再壹次犯了用甜咸形容温度的错误。
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既不是左，也不是右，而在极权处重合为壹体。毕竟，共产主义就是不积极搞民族歧视的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就是不搞大锅饭的共产主义。
为什么革命十分罕见，而且无法预测？可又为什么说独裁政权是纸老虎？
集体行动困境
集体行动，是个社会学概念，不是小红班里春节包饺子那个集体行动，也不是小明公司团建那个集体行动。集体行动是指，壹群个人或者社团追求某个共同目标，通常，这个目标是为了某项公众利益。
公众利益有两个特征，非排他性，非竞争性。
非排他性：不能把某些人排除在外，不让他们享受这个公众利益。
非竞争性：不论多少人享受这个公众利益，大家享受到的都不变。公众利益不是分蛋糕，不会因为人多了，每个人就少享受，也不会因为人少了，每个人就多享受。
举个例子，消防队，自然保护区，民主制度。
搭便车问题
雷锋精神是反人类的。在壹个群体中，单独的个体不愿意为了所有人都能受惠的公众利益付出代价。如果能够不付出代价就享受好处，谁都愿意。但是这样以来，就没有人愿意主动付出代价了。
假设有个群体，壹共N个人。
如果K个人愿意付出代价，或者说参与建设，公众利益就能实现。
这项公众利益对每个人的好处大小记为B.
参与建设公众利益的代价大小记为C.
默认B>C，也就是说公众利益利大于弊。
妳收到壹张传单，明天有壹场示威集会，要求民主，妳要不要参与？
这天晚上，某种神秘的力量出现，妳知道其他人打算怎么做了。
情况1：参加者不到(K-1)个。
即使妳参加了，公众利益也不会实现。选择参与的收益是-C，选择不参与收益是0.
0总比-C大，所以，收益最高的选择是不参与。
妳应该把传单扔進垃圾桶，继续在学习强国签到。
情况2：参与者正好有(K-1)个。
如果妳参加，参与者就达到了K个，公众利益可以实现，妳的收益是B-C.
如果妳不参加，参与者不够，公共利益没有实现，但是妳也没有付出代价，妳的收益是0.
B-C大于0，收益最高的选择是参与。
妳应该通宵做好标语，翘班参加明天的活动。
情况3：参与者有K个甚至更多。
如果妳参加，公众利益可以实现，妳的收益是B-C.
如果妳不参加，参与者也足够实现公众利益了，妳不需要付出代价，收益是B.
B大于B-C，收益最高的选择是不参与。
妳应该把传单扔進垃圾桶，躺在床上等着民主从天上掉下来。
现实生活中，神秘力量并不存在，第二天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完全取决于妳的主观判断。
如果大家都觉得是情况1，那么谁也不会参加。如果大家都觉得是情况3，最终同样没人参加。
为了实现公众利益，必须正好有K个人愿意参与，并坚信只有他们会参与。
决定集体行动成功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 K和N的差距；人群总数N.
如果K=N，也就是说，必须全员参与才能成功，情况3根本不存在，那么就没有搭便车的空间。
如果K<N，那就有了搭便车的空间。K与N的差距越大，搭便车的空间就越大。
现实生活中，K=N的情况几乎不存在，搭便车的空间永远存在。
K与N的差距越小，就越容易达成集体行动。
人群总数N的大小也很重要。
壹方面，它影响了妳对自己重要程度的判断。如果壹个群体只有二十个人，妳肯定觉得自己参与与否很重要；如果有壹千个人，妳可能就会想，我参不参与，其实根本看不出来吧。
另壹方面，人群越大，就越难监督有谁搭便车，难以惩罚搭便车的人。小班教学时，妳肯定要按时出勤、认真听讲，但是阶梯教室的大课，妳肯定逃过，至少悄悄玩过手机。
人群数量越大，就越难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
由此，可以得出壹个违反直觉的结论，在壹定范围内，人数少的小集体可能比人数多的大集体更有行动力。
独裁政权下，虽然大部分人都会因为推翻独裁而受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壹定就愿意参与行动达到这个目标。更重要的是，在独裁政权下，我们不光没有神秘力量，甚至连民意调查都没有，那么人们怎么预判未来到底是情况1，2，还是3呢？无从知晓。
此时，是否参与集体行动，成了壹个新的谜团。
临界点模型
接下来我们看看1989年东欧剧变，临界点模型可以解释东欧剧变为什么突如其来，壹发不可收拾。
在八十年代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每个人都要公开选择，支持独裁政权，还是反对独裁政权，没有中间地带，没有沈默的选项。
对独裁政权的态度分成了两个，明面上的态度，私下真实的态度。
说谎很累人，得不偿失，在言论自由的社会，人们更愿意保持诚实。但是在独裁政权下，表达反对意见很危险，所以人们在明面上表达态度时，经常选择弄虚作假。
民众示威抗议的规模，会决定个体是否愿意参加，公开表达不满。抗议规模越大，政府就越难监视、惩罚每个个体，正所谓法不责众。
抗议规模大到让某个人愿意加入，表达真实异见，我们把这个抗议规模叫作革命阈值。如果妳不喜欢文绉绉的词，就叫它“心里的那个坎儿”。显然，每个人心里那道坎儿不壹样，有的人天生反骨，以反对政府为己任，有的人就是奴性不改，半条棉被也要送给红军，更多的人在中间，随大流，别人抗议那我也抗议，大家都忍着我就忍着。
在壹个社会里，大家的革命阈值在哪里，直接决定了会不会发生革命。
所有人的革命阈值，我们用这种形式表示：
社会A={0, 2, 2, 3, 4, 5, 6, 7, 8, 10}
最开始，只有壹个人会抗议，没有人响应。
她死得无声无息。
变动壹点点。社会A'={0，1，2，3，4，5，6，7，8，10}
最开始那个天生反骨的人出来抗议了。她站出来后，抗议者数量达到了1，革命阈值等于1的人有壹个，他也站了出来。抗议者数量达到了2，革命阈值等于2的有壹个，也站了出来……最终，社会的10个人中，9个人都会抗议。
壹个人的参与导致了另壹个人的参与，这种革命行动的连锁反应，叫revolutionary cascade，实际上，共产党曾经用过这个词，革命大串联。如今党国的智库反倒用了很多晦涩的翻译，什么革命瀑布、革命级联、革命流，真是忘本了。
我们再看看另壹个国家。
社会B={0, 2, 3, 3, 4, 5, 6, 7, 8, 10}
第壹个人依旧死得无声无息。
变动壹点点。社会B'={0, 1, 3, 3, 4, 5, 6, 7, 8, 10}
只有两个人抗议，革命大串联并没有发生。
社会A和B的变动是壹样的，都是把第二反动派的革命阈值下降了壹点。然而，社会B发生了壹些抗议，但是最终并没有成功。经济衰退、结构性变革可能会降低部分人的革命阈值，但是不壹定会引发革命，这取决于整个社会革命阈值如何分布。
虚报政治立场，意味着外部的观察者不知道，这个社会的革命阈值到底如何分布。甚至这个社会内部成员也不知道社会革命阈值分布的情况。因此，这个不透明的社会也许就在革命前夕，但是谁也不知道。
我们说习近平把左派右派、穷人富人都得罪了个遍，实际上是在说，几乎所有人的革命阈值都下降了。
同时，我们要注意到，虚报政治立场反过来也是成立的。随着革命大串联的進行，独裁政权的支持者可能内心依然怀恋独裁和特权，但是为了避免日后清算，会选择加入民主阵营。民主人士在独裁政权下会虚报政治立场，独裁拥护者在民主政权下也同样会虚报政治立场。
这意味着，我们甚至不需要争取9个人的真心反对，就能达成革命大串联。
诸君在党国生活，自然很熟悉什么叫两面人。也许以前可以做壹个不用经常站队的人，但是如今，几乎每个人都要被迫站队，连党内高层都要特别猥琐。看见表忠心的言论时，不必气愤，那是眼见为实的证据：全民虚报政治立场的时代已经到来，而所有人的心里那个障碍，都越来越低了。
赵紫阳的家人在香港发布纪念文章，字里行间呼吁党内改革。不少人怀念赵紫阳，其实也是借古讽今，保留了壹线希望，盼望着四中全会上，党内改革派有所作为。本文就来说说，党内改革派是否能够靠得住。
自上而下的民主转型，是指现有的统治集团里壹部分人采取改革，最终导致了民主化。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区分改良和革命。编程随想的文章把这几个概念讲得很清楚，推荐阅读。按照编程随想的文章来讲，我们这里说的民主转型，都属于革命。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在自上而下的民主转型中，改革派的动机并不重要。不论他们是想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还是真心想做青史留名的千年圣君，只要其改革措施最终导致了政治制度的根本改变，我们就称之为自上而下的民主转型。
典型的例子包括柏林墙的倒塌、苏联解体。用更加不精确、更加直白的话来说，民众和统治者要打架，统治者不服，民众把统治者打死了，这就叫自下而上；统治者比较聪明，在打起来之前主动投降，这就叫自上而下。
从历史上看，改革派们推行的壹些措施，导致民主转型，这些措施大多是自由化政策。
自由化政策，就是放松管制的意思，比如放松组党要求、放松选举要求（例如我们党国，壹点都不敢放松，壹直以流氓手段打压独立参选人）、给司法独立空间、放松对立法会的控制。
自上而下的民主转型，在成功之前，通常都有这么壹段推行自由化政策的过程。政客们都是老江湖，谁也不会不懂，自由化政策会助长反对派势力，有颠复政权的危险。因此，在社会稳定时，不会有人肯推行。但是，当社会发生了变化，比如经济衰退、社会动荡，统治集团内部就会出现分歧。壹部分人认为，应该采取自由化政策，纾解社会压力；另壹部分人认为，直接镇压就够了。我们把前者称为温和派，后者成为强硬派。
很容易看出来，在壹个独裁社会里，统治集团中的强硬派希望保持现状，他们什么都不用说；而温和派推行自由化政策的助长，需要他们主动提出来。
那么，温和派什么时候会决定发声、推动自由化呢？
在壹个独裁社会中，经济衰退了，社会上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多，形成反对派力量。
党内的温和派要决定是否回应这些声音。（决策点1）
> 假设温和派什么都不做。社会维持现状。（结果1）
> 假设温和派决定放松管制。我们前面提到，自由化政策必然会助长反对派势力。
此时，反对派势力有两个选择。（决策点2）
>> 也许他们认为，党改正错误，很有希望，我们见好就收，宣布阶段性胜利。于是他们认同了统治集团。社会的独裁反而更稳定了。（结果2）
>> 反对派也可能不妥协，选择借机增长势力。民间的呼声越来越强大，学者纷纷站出来指责独裁者。
此时，温和派有两个选择。（决策点3）
>>> 也许他们选择听从强硬派的，面对新兴的反对势力，直接镇压了事。
镇压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此处结果由双方实力决定，因此是事件分支点，但不是决策点）
>>>> 如果镇压成功，现有反对派被消灭，之前的自由化政策变成新的现状，社会独裁程度略微降低。（结果3）
>>>> 如果镇压失败，则相当于引发了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叛乱。（结果4）
>>> 如果温和派不打算听从强硬派，不镇压反对派，而是听取反对派诉求，進壹步推行自由化政策，最终，实质达成民主，完成了民主转型。（结果5）
这五个结果有好有坏，对于党内温和派来说，从好到坏，排序是：
更稳定的独裁>现状>略微宽松的独裁>民主转型>暴乱
对于反对派来说，排序是：
民主转型>自己加入更稳定独裁的统治集团>现状>领导暴乱>被镇压消灭
我们把上面的偏好顺序，用得分1-5表示，用（党内温和派，反对派）这个格式，表示五种结果的最终获利。
结果1：(4,3)
结果2：(5,4)
结果3：(3,1)
结果4：(1,2)
结果5：(2,5)
这个基本模型建好了，我们回到上方的决策过程，看看在每壹个分岔口，双方会怎样选择。
A.假设反对派力量比较强大。
那么，反对派不会轻易妥协；统治集团镇压会失败。
（牢记：所有人，每时每刻，都会依照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动。）
在三个决策点，双方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策：（不作为，继续放松管制；得寸進尺）
党内温和派壹旦放松管制，则会壹路走到民主化转型。
那么显然，党内温和派壹开始就不会放松管制，而是保持现状。
B.假设反对派力量比较弱小。
那么，反对派怕被跨省，没有信心表现得太强硬。
在三个决策点，双方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策：（放松管制，镇压；归顺）
党内温和派给了壹块糖，最终增强了独裁统治的稳定性。
民主化转型不可能发生。
上面这个模型，有个前提，所有人知道所有信息。统治者知道反对派有多强大，反对派也知道统治者有多强大，所有人的情报都准确、完整、及时。
如果统治者不知道反对势力有多强大呢？讨论自下而上的民主转型时，我们不是提过，独裁社会里，人们会虚报自己的政治立场吗？
假设，统治者以为反对派力量弱小，而实际上，反对派力量比较强大。统治者以为反对派力量弱小，事情会按照剧本B发展，自己可以给壹块糖，增强统治稳定性，美滋滋。于是，统治者踏出放松管制的第壹步，事情却走上了剧本A中本不可能发生的路线。
只有统治者发生误判时，自上而下的民主转型才有可能发生。
事实上，大家都不是傻子，反对派会隐藏自己的力量，统治者也知道自己的情报系统没那么厉害。反对势力有多强，只能靠猜。
我们把反对势力不够强大的可能性记为p，相应地，反对势力足够强大的可能性就是(1-p).
如果统治者不作为，得到结果1(4,3)，统治者收益是4;
如果选择放松管制，反对势力强大，得到结果5(2,5)，统治者收益是2;
如果选择放松管制，反对势力弱小，得到结果2(5,4)，统治者收益是5.
那么，统治者不作为的收益期望：E(不作为)=p*4+(1-p)*4=4
统治者放松管制的收益期望：E（放松管制）=p*5+(1-p)*2=3p+2
当放松管制的收益期望大于不作为的收益期望时，统治者就会选择放松管制。
E(放松管制) > E(不作为)
3p+2 > 4
p > 2/3
也就是说，如果独裁社会的党内温和派有壹定程度的把握，认为反对势力弱小，才会选择开始放松管制。
而要温和派决定继续放松管制，走上民主化道路，则需要统治者认为，反对势力足够强大。
六四屠杀的悲剧，实际上就是剧本A的大结局。
文革之后，反对声音存在，党国判断反对势力不成气候，因此才有真理大讨论、改革开放。
随之而来的，便是反对势力的增长。八十年代的学潮、工人运动，都是反对势力壮大的体现。那群学生和工人们没有选择归顺，而是继续推進民主诉求。
党国来到决策点3，可以选择继续民主化，或者强力镇压。当年的反对势力已经很强大，连解放军都几乎要抗命，也许只差壹点点，就足够强大了。
可惜，邓小平精准的判断力，用在了这壹刻。
结果3，(3,1)，改革开放保留，没有回到文革的独裁，但反对派在街头粉身碎骨，血荐轩辕。
三十年后，那群年轻人似乎复活了。
这壹次，党国再壹次站在决策点3上。
这壹次，反对派是否足够强大，让党国认定，结果5好过结果4？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种说法，中国文化不适合民主，中国人活该被独裁压迫。这也许有爱之深，责之切的成分，但却对推动民主化没有益处，反而是帮助党国鼓吹其统治正当性了。
文化是什么
最初，人们认为，文化是客观的存在，从古至今地传承下来。这种看法，被学者们称作原生论。后来，随着世界各地的联系和交流越来越多，对历史的梳理越来越有体系，人们开始认为，文化是就是壹群人共同相信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力量让这种信仰保持不变，也就是说，文化是想象出来的、可变的。这种看法，叫作建构论。类似的思维之下，还有人再進壹步，认为民族的概念也是想象的共同体。
每个人如何看待政治制度，就是这壹群人的政治文化。
自古至今，壹直有人认为，某些政治体制更适用于某些特定的文化，有些文化适合民主，有些文化适合独裁。
古希腊的埃斯库罗斯在戏剧《波斯人》（公元前472年）中就曾说过，威权适用于亚细亚，民主适用于雅典。
法国的孟德斯鸠也相信文化和政府制度有相适应的关系，他认为皇权适用于欧洲，专制适用于东方，民主则适用于古代（指欧洲的古代），某种文化适用的政治制度输出到另壹种文化，是可遇不可求的偶然事件。
英国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则说，不会有人相信，任何壹种文化都可以驾驭任何壹种政治制度。因此，密尔认为，立法者在制定法律和制度时，要把既存的风俗民情纳入考量。我们可能会联想到另壹个说法：“我大清自有国情在此。”
但是，密尔同时也认为，文化具有可塑性。也许某个理念对于某种文化来说很陌生，但是如果持续地接触、讨论这个理念，假以时日，人们会逐渐熟悉它，最终把它纳入文化惯性。
在孟德斯鸠和密尔的基础上，出现了文化现代化理论：
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会直接带来民主制度，而会带来文化上的变化。文化上的变化，才是民主化变革需要的土壤。
如何衡量政治文化
公民文化
在《公民文化》壹书中，两位作者阿尔蒙德和维巴归纳出三种政治文化。
村民型政治文化，由于这种文化总结自非洲土著的部落，有些人喜欢把它翻译成作部落型文化。
臣民型政治文化，对应的是中央集权的威权制度。
公民型/参与者型政治文化，对应的是民主制度。
壹群人有公民型政治文化，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有高度的信任，偏好壹步壹个脚印的渐進式社会变革，支持现有的政治制度，生活满意度比较高。
两位作者认为，只有公民型/参与者型的政治文化，才更有可能发展出民主制度，也更有可能维持民主制度。
世界文化地图
英格尔哈特与韦尔策尔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组织历年的数据，绘制了世界文化地图。他们认为，在当代世界，文化的不同主要在以下两个维度上体现出来。
传统价值vs世俗理性价值
传统价值主要意味着：
宗教
传统家庭分工
对权威的服从
以民族意识为荣
反对离婚
反对精神欢欣（例如酒精、大麻、其它毒品）
反对自杀
反对堕胎
世俗理性价值主要意味着：
淡化宗教和传统家庭角色
反抗权威
以世界主义为荣
接受离婚
接受精神欢欣
接受自杀
接受堕胎
生存价值vs自我表达价值
生存价值主要意味着：
强调物质和经济安全
倾向于以本民族作为思考中心
人际间信任与宽容较少
自我表达价值主要意味着：
强调性别、性、种族的平等与多元化
倾向于以世界和环境作为思考中心
人际间高度信任
鼓励个人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文化现代化理论与英-韦文化维度，可以很好地描述历史上的两波民主化转型。
工业化时代，壹批国家的政治文化从传统价值，逐渐偏向世俗理性价值；
后工业化时代，壹批国家的政治文化从生存价值，逐渐偏向自我表达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共产主义国家，都处于这个坐标系的左上角。也就是说，重视世俗理性价值和生存价值，轻视乃至反对传统价值和自我表达价值，是共产主义国家的显著特征。（但反之则不成立，不能说只要重视传统价值和生存价值，就是共产主义。）
再论文化与政治体制
说到文化与政治体制的关系，就不得不提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国内支持其观点的文章，已经汗牛充栋，但是，正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本文就来唱唱反调。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专注于研究宗教对文化的影响，他认为，西方把某些价值观当作普世价值观，与民主制度捆绑在壹起，强加给其他文明，只会带来更多的冲突。他认为，人权、平等、自由、法治、民主、政教分离等等，是西方独有的思想，根本无法引起其它文化的共鸣。因此，其它宗教下的文化无法与民主制度兼容。
具体来说，亨廷顿认为，伊斯兰教文化、儒家文化的国家，无法维持民主制度；天主教文化的国家，维持民主制度难度比较大；伊斯兰教文化则将永远与非伊斯兰教文化处于冲突之中。
以下是亨廷顿对几种不适合民主的文化做出的解释：
天主教文化强调了教宗和真理的唯壹性，阶级森严，而民主需要接纳各种思想的竞争，因此天主教文化与民主完全相悖。
儒家文化强调尊重权威、鼓励公社制度而不鼓励私人权利，与民主完全相悖。
伊斯兰教文化历史上就很暴力，没有对宗教事务和政治事务做出区分，严重地压迫女性，不但不可能发展民主制度，还会对其他国家的民主制度造成威胁。
这些解释，均是在各文化的教条中，寻找与公民文化不壹致的部分。然而，亨廷顿忽略了，所有这些文化，都既有不适应民主制度的教条，也有适应民主制度的教条。
儒家文化虽然对公民社会、法治、个人权利等理念壹无所知，但是同时也有限制政府权力的传统，认可人民对无道统治者有权反抗，且不抵制宗教的多元化。
伊斯兰教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与适合民主的方向背道而驰，然而，在其教义中，舒拉（Al-Shura，大意为“协商”）、伊制马尔（Ijma，大意为“公意”）、伊智提哈德（Ijtihad，大意为“创制”，即对经文的重新诠释）、麦诗赖海(Maslaha，大意为“公益”)等概念，同样可以为议会制政府、代议制选举、宗教改革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有观点认为，对神权的强调，可以对政权形成制衡。
每壹种文化都既可以找出促進民主的教条，也可以找出妨碍民主的教条。既然如此，讨论某种文化是否能够发展或维持民主制度，就成了壹个经验主义的问题，也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当我们说，大中华文化圈的儒家文化不适合民主、中东的伊斯兰教文化不适合民主时，其实是在基于当下的情势做出判断，从状况倒推原因。目前大部分民主国家都有是新教文化国家，我们就说新教适合民主；伊斯兰教国家少有民主，我们就说伊斯兰教文化不适合民主；中国大陆没有民主，我们就说儒家文化不适合民主。这实际上有因果倒置的嫌疑。
评判某种文化对民主制度的影响，应当放在时间尺度上，纵向观察，还要考虑文化的可塑性。
回到英-韦世界文化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在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当中，党国的位置很奇葩，与其它民主化程度较好儒家文化国家相比，更加重视生存价值，反对自我表达价值。体现在坐标系中，就是从壹个圆润的色块中，歪歪扭扭地突出壹块。这种偏离，很可能是党国这个政权，对中国造成的影响。这也与我们的生活经验壹致。党国删帖封号乃至焚书，镇压各类宗教，歧视少数群体，把经济发展当作头等大事，相信异见者是“闹事、想要天下大乱”，是极端重视生存价值的体现。中国民主化转型的阻力，主要在这壹维度上。
单壹宗教代表的传统价值，只会把中国从世俗理性价值推往传统价值，这并不能“救中国”。推动宗教自由，才是推动中国从生存价值向自我表达价值转变。这意味着我们不需要积极地皈依某种宗教，而是不论自身信仰，所有人成为所有宗教的盟友，为其自由摇旗呐喊。每个人如何看待政治制度，就是这壹群人的政治文化。我们选择如何思考，中国的文化便将如何发展。
颜色革命这壹名词已经被中共污名化，下面是中共关于颜色革命的论述。
从这轮“颜色革命”的外部背景和原因来看，主要是俄罗斯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地缘战略争夺和意识形态竞争。有学者认为，俄美欧之间的战略博弈是“颜色革命”的壹个重要诱因。通过各种手段来对后苏联地区各国施加影响，使之与俄罗斯保持最大的距离，这正是美国、欧洲在这次“颜色革命”中的重要目标。
在这些国家，不管是执政者还是反对派，基本上都主张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反对派并没有与执政者明显不同的政治纲领。他们之所以要发动“颜色革命”，其主要目的是推翻政府，夺取政权。虽然全民选举为他们提供了执政的可能，但由于得不到足够的选民支持，便采取不正当的“革命手段”，以实现上台执政的目的。可见，这样的“颜色革命”，实质上是壹种强制性的权力再分配。
然而，颜色只是政治派别的代名词，由于颜色容易识别，有党派竞争的国家，大多约定俗成地使用某种颜色指代特定的政治立场。不难看出，颜色革命只是独裁或近独裁执政党被推翻，创造多党派竞争环境，从而推动民主、保障公民权利的行为。
显然这里忽略了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将执政党失败归因为外部势力，是失败归因谬误，也就是大家小时候班主任壹定批评过的，“不要总怨别人，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在大陆，我们没有经历过多党派竞争的环境，对多元政治颜色并不熟悉。我们翻墙出来，阅读新闻，在自由世界弥补被中共剥夺的公民教育。最开始阅读新闻时，看着各个国家都有壹套红黄蓝绿，可能就“乱花渐入迷人眼”，有些无所适从。
这篇文章就来简单地捋壹捋，在中文世界的国家、地区，各种颜色都指代什么政治立场。
背景
虽然自从宇宙大爆炸以来，颜色就存在，但颜料并非壹直存在。在壹盒颜料的价格等于平民家半年开销的年代，政党发几次彩色传单就要破产了。到各色颜料都可以工业化生产，工业印刷使得大众阅读载体变成彩色，颜色才与政党建立起约定俗成的联系。
即便如此，自古罗马奴隶起义到法国大革命，壹直选择血液的颜色，红色。因此，即使在大众传媒兴起之前，红色便有了革命、暴力、底层抗争的文化含义。
19世纪晚期，英国的工人以工会为核心，经常使用红色代表自己，也就是“愤怒的工人”形象。当工会成员开始進入政治领域，组建了工党，便顺理成章地使用红色代表自己。
与工党对应的保守党，本来壹直使用英国国旗的红白蓝三色，但随着工党旗帜鲜明的占据了红色，保守党出于方便宣传的目的，只好选择蓝色代表自己。
由于这个传统从英国开始，蓝色在国际上大多代表保守主义，也有壹些国家不走寻常路，比如使用华氏度的美国，就刚好相反。
需要注意的是，在没有形成两党对垒的国家，颜色不壹定对应某个特定的政党，而代表支持某壹理念或诉求的阵营，可能包含多个独立的政党。
香港
黄：黄丝带最早于每年七壹大游行后游行人士在政府总部铁栏系上以要求双普选。2006年商台发起“声音黄丝带”行动要求释放程翔。2009年刘晓波被捕受审，中港两地民间也发起黄丝带声援行动。2014年，雨伞运动也大量派发黄丝带，令之成为泛民主派的象征之壹。
蓝：蓝色代表保守主义的建制派。与英国蓝色保守主义类似，香港的建制派在黄丝带流行后，以蓝丝带抗衡，逐渐确立起蓝色的主色调。
红、绿：在黄丝带与蓝丝带流行之前，红色代表绝对亲中共，绿色代表泛民主。目前香港媒体仍然会采用这两种颜色表示亲中-泛民，甚至混用两组，例如红-绿、黄-蓝、红-黄。
澳门
澳门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政党，所谓立法会参选组别只是临时性质，政治组织平时都以社团形式進行活动。
红：建制派，又称亲中派、保守派。目前牢牢把握着澳门的政治。红色在中文世界代表中共，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绿：民主派，又称泛民、自由开放阵营。他们的主要诉求是平反六四，反对中共壹党独裁，推动普选。绿色来自澳门旗帜的颜色。
台湾
绿：以民進党为代表，倾向支持国家正常化或台湾独立。壹般反对两岸统壹，强调台湾民族身份，即“我是台湾人，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蓝：以国民党为代表，倾向支持九二共识或壹中各表。壹般反对台湾独立，强调中华民族身份，即“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各表）人。”
红：台湾确实也有人会说自己是“红色”的信仰者，例如作家李敖，自称“我是红色的”，因为他是“大中国主义者”，即“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人。”
新加坡
白：新加坡有民主选举，但实际上长期由人民行动党把持政治。人民行动党以经济发展为优先目标，常因压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其他公民自由的法律受到批评。
马来西亚
红：由多个党派组成的希望联盟，倡导弱化国内各民族身份区分，解决财富失衡，
蓝：由多个党派组成的国民阵线，强调马来文化和民族身份，捍卫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教。
另附英美两国：
英国
蓝：“背景”壹节已经提到，这是保守党的颜色，他们鼓励脱欧。大陆俗称“梅姨”的前首相特蕾莎·梅就是蓝色的保守党成员。
红：“背景”壹节已经提到，这是工党的颜色，他们关注社会福利，支持民生行业国有化、教育公费、富人高税率等社会主义政策。
橙：民主自由党，英国第三大党，其立场为，自由主义、亲欧洲主义。主要的政治主张包括，留在欧盟，推动全球化。
美国
蓝：民主党，驴，自由主义，关注社会福利，倡导社会福利、民权平权、经济全球化、对抗气候变化。
红：共和党，象，保守主义，关注国家安全，倡导经济发展、市场自由、个体自由、基督教本位。
左右只代表两极的意思，要分成经济、政治、文化等维度讨论才有意义。
历史
以左右划分政治立场的概念起源于法国大革命。1791年，法国大革命后，开了个制宪议会。在会上，激進的革命党人都坐在左边，他们主张激進的变革、剥夺世袭特权；温和派的保王党人都坐在右边，主张温和的渐变、保持旧的社会传统与权力结构。左边也叫“运动派”（party of movement）,右边也叫“秩序派”（party of order）。
热爱党同伐异，是人性的弱点，经过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的洗礼，这种左右二元划分政治立场的概念，在欧洲各国流行起来，各自形成了深厚的政治、思想传统。
从其起源可以看出，在社会需要变革时，左派希望短痛不如长痛，而右派希望慢慢来。对于社会变革，左派指激進派，右派指改良派。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左右概念创立的时候，变革抑或改良，其对象都是法国旧政权（Ancien Régime）的社会制度，即政治皇权专制、经济私有制、文化信仰基督教，也就是说，最初的左右区分，以对法国旧政权的态度为判断标准。学术上划分左右，也大多在这个历史基础上发展变化。
维度
暴力运动时只有敌我双方，要么彻底推翻旧世界，要么使用原有的社会秩序，左右的立场足以做出区分。然而，到了和平年代，社会平稳运行起来，社会秩序已然形成，政治变得比战时复杂得多。
经济上：旧法国实行私有制，少数富人达成了商业垄断。因此左派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主导财富再分配手段，例如高税收、财产公有化等等，也就我们常见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应的右派则主张，政府不要干预，放任市场自由，也就是我们常见的资本主义、经济学上的古典自由主义。
法律：结果正义，求公平的结果，是左派。程序正义，求公平的程序，是右派。例如美国著名的辛普森案，由于取证过程违反了法律，最终辛普森被判无罪，就是法学右派的胜利。顺便说壹句，和任何壹个美国人聊辛普森案，都是迅速引起争论的捷径。
个人权利：平等为左。自由为右。
壹些欧美国家常见具体议题举例：
左-----右
大政府---小政府
世俗价值---宗教价值
性别性向平权---传统家庭观念
堕胎---反堕胎
控枪---公民持枪
对抗气候变化---放任气候变化
文化融合---民族保护
经济全球化---贸易地方保护
显然，壹个人可能在壹个议题上持左派立场，在另壹个议题上持右派立场。因此，如果不能确定谈论的是哪个具体的议题，谈论左右则没有意义。另壹个问题，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上面列了很多议题，但是没有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左右立场，与是否支持民主、法治没有关系。
中国
说了这么多，看似很清楚，为什么国内的争论似乎不适用呢？同样，我们得回顾历史。
1949年以前
清朝末年，反对清朝的革命党人，包括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自称为左派。此时依旧很好理解，要推翻清政府嘛。中华民国成立后，国民党壹党执政，成为了新的社会体系当权者，并且开始镇压共产党。共产党自称保持了“左”的進步传统和革命精神，而把国民党称之为“右”派和“反革命派”。
实际上，在国民党掌权时，国民党根本就没有打算推翻自己，因此也就根本不是革命者，因此共产党称之为与自己相对的右派，是不准确的。革命者内部，也就是面对“反对国民党”这壹具体议题，划分左右才有意义。然而，中共宣传部当年就很没文化，把右派名头安在国民党头上，自己内部不同意见没法贴标签了。于是，中共开始使用“左倾”、“右倾”表示激進或保守的斗争策略。
1949年后
PRC建国之后，中共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上完全走左派路线，建立社会制度。按理说，应该到了讨论具体议题，重新划分左右不同意见的时候。然而，中共实在是没文化，把之前安到国民党头上的“右派”回收利用，还无视历史约定俗成的用法，又用错了。大家都知道，毛泽东非常喜欢胡思乱想，外行指导内行，总是无视专家学者的专业意见，强行推行自己看法，并自以为改革先驱。于是，中共把支持毛泽东的叫左派，不支持毛泽东的叫右派。
中共对左右的彻底畸化，在1978年后，对文革的反思。文革明明是无政府主义、践踏法治，左右以经济制度立场为基础，这二者是方枘圆凿，好比用甜咸形容气温。然而中共非常虚荣，不愿意承认自己认知上的错误，于是仍然把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称为“左”。反“左”成了改革的壹个重要政治任务，拒绝接受改革开放（有没有注意到？中共又错上加错地把“开放”这壹经济政策夹带進来了）的新路线，通常被界定为极“左”和“保守”，而大胆且激進的改革者由于以反“左”为己任，以“右”派自居。
这样壹来，“左”和“右”这两个概念的基本含义在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左”派被界定为维护中国社会旧秩序的保守派，而“右”派则成了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改革派或革命派。
中共有意无意地自创出壹套政治坐标系，是其進行洗脑的有利武器。当我们被绕得晕头转向，连左右什么意思都不确定时，公民参与社会讨论的效率大打折扣，陷入无休止的误会与鸡同鸭讲。为了防止被中共牵着鼻子走，回归世界约定俗成、学术体系化定义的政治坐标系，使用大家都听得懂的政治用语，是壹件重要的事情。
二维可视化坐标系
左右只能两极化区分政治立场，完全不够用来描述壹个正在运行中的社会制度，最重要的是，很难描述民主与否。因此，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们提出了很多种更复杂的政治光谱。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和美国之间有了不少重合之处，且重合部分横向长度明显大于纵向长度，也就是说，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共同点更多来源于经济制度的共同之处，这也对应了改革开放后中美经济合作密切，而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依旧冷感的状态。
习包子上台之后，中国在经济制度维度没怎么动，但是向着大政府集权、极权的路线高歌猛進，再次和美国的意识形态毫无共同点。
美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在二战后壹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而中共的政权则十分不稳定，反复变化。看着政治光谱的变化，我们就能明白，虽然新闻联播整天鼓吹美帝两面三刀，说话不算话，实际上反复无常的是中共。
额外说壹句，这里说美国政治光谱稳定，那中共在社交媒体上引导嘲讽的“白左”是什么呢？那主要是文化、社会价值等层面的左派，和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关系不大，因此，五毛用“白左”说事，说“白左”搞得美国经济不行、没有民主，是和他们的主子壹样没文化，再壹次犯了用甜咸形容温度的错误。
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既不是左，也不是右，而在极权处重合为壹体。毕竟，共产主义就是不积极搞民族歧视的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就是不搞大锅饭的共产主义。
为什么革命十分罕见，而且无法预测？可又为什么说独裁政权是纸老虎？
集体行动困境
集体行动，是个社会学概念，不是小红班里春节包饺子那个集体行动，也不是小明公司团建那个集体行动。集体行动是指，壹群个人或者社团追求某个共同目标，通常，这个目标是为了某项公众利益。
公众利益有两个特征，非排他性，非竞争性。
非排他性：不能把某些人排除在外，不让他们享受这个公众利益。
非竞争性：不论多少人享受这个公众利益，大家享受到的都不变。公众利益不是分蛋糕，不会因为人多了，每个人就少享受，也不会因为人少了，每个人就多享受。
举个例子，消防队，自然保护区，民主制度。
搭便车问题
雷锋精神是反人类的。在壹个群体中，单独的个体不愿意为了所有人都能受惠的公众利益付出代价。如果能够不付出代价就享受好处，谁都愿意。但是这样以来，就没有人愿意主动付出代价了。
假设有个群体，壹共N个人。
如果K个人愿意付出代价，或者说参与建设，公众利益就能实现。
这项公众利益对每个人的好处大小记为B.
参与建设公众利益的代价大小记为C.
默认B>C，也就是说公众利益利大于弊。
妳收到壹张传单，明天有壹场示威集会，要求民主，妳要不要参与？
这天晚上，某种神秘的力量出现，妳知道其他人打算怎么做了。
情况1：参加者不到(K-1)个。
即使妳参加了，公众利益也不会实现。选择参与的收益是-C，选择不参与收益是0.
0总比-C大，所以，收益最高的选择是不参与。
妳应该把传单扔進垃圾桶，继续在学习强国签到。
情况2：参与者正好有(K-1)个。
如果妳参加，参与者就达到了K个，公众利益可以实现，妳的收益是B-C.
如果妳不参加，参与者不够，公共利益没有实现，但是妳也没有付出代价，妳的收益是0.
B-C大于0，收益最高的选择是参与。
妳应该通宵做好标语，翘班参加明天的活动。
情况3：参与者有K个甚至更多。
如果妳参加，公众利益可以实现，妳的收益是B-C.
如果妳不参加，参与者也足够实现公众利益了，妳不需要付出代价，收益是B.
B大于B-C，收益最高的选择是不参与。
妳应该把传单扔進垃圾桶，躺在床上等着民主从天上掉下来。
现实生活中，神秘力量并不存在，第二天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完全取决于妳的主观判断。
如果大家都觉得是情况1，那么谁也不会参加。如果大家都觉得是情况3，最终同样没人参加。
为了实现公众利益，必须正好有K个人愿意参与，并坚信只有他们会参与。
决定集体行动成功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 K和N的差距；人群总数N.
如果K=N，也就是说，必须全员参与才能成功，情况3根本不存在，那么就没有搭便车的空间。
如果K<N，那就有了搭便车的空间。K与N的差距越大，搭便车的空间就越大。
现实生活中，K=N的情况几乎不存在，搭便车的空间永远存在。
K与N的差距越小，就越容易达成集体行动。
人群总数N的大小也很重要。
壹方面，它影响了妳对自己重要程度的判断。如果壹个群体只有二十个人，妳肯定觉得自己参与与否很重要；如果有壹千个人，妳可能就会想，我参不参与，其实根本看不出来吧。
另壹方面，人群越大，就越难监督有谁搭便车，难以惩罚搭便车的人。小班教学时，妳肯定要按时出勤、认真听讲，但是阶梯教室的大课，妳肯定逃过，至少悄悄玩过手机。
人群数量越大，就越难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
由此，可以得出壹个违反直觉的结论，在壹定范围内，人数少的小集体可能比人数多的大集体更有行动力。
独裁政权下，虽然大部分人都会因为推翻独裁而受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壹定就愿意参与行动达到这个目标。更重要的是，在独裁政权下，我们不光没有神秘力量，甚至连民意调查都没有，那么人们怎么预判未来到底是情况1，2，还是3呢？无从知晓。
此时，是否参与集体行动，成了壹个新的谜团。
临界点模型
接下来我们看看1989年东欧剧变，临界点模型可以解释东欧剧变为什么突如其来，壹发不可收拾。
在八十年代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每个人都要公开选择，支持独裁政权，还是反对独裁政权，没有中间地带，没有沈默的选项。
对独裁政权的态度分成了两个，明面上的态度，私下真实的态度。
说谎很累人，得不偿失，在言论自由的社会，人们更愿意保持诚实。但是在独裁政权下，表达反对意见很危险，所以人们在明面上表达态度时，经常选择弄虚作假。
民众示威抗议的规模，会决定个体是否愿意参加，公开表达不满。抗议规模越大，政府就越难监视、惩罚每个个体，正所谓法不责众。
抗议规模大到让某个人愿意加入，表达真实异见，我们把这个抗议规模叫作革命阈值。如果妳不喜欢文绉绉的词，就叫它“心里的那个坎儿”。显然，每个人心里那道坎儿不壹样，有的人天生反骨，以反对政府为己任，有的人就是奴性不改，半条棉被也要送给红军，更多的人在中间，随大流，别人抗议那我也抗议，大家都忍着我就忍着。
在壹个社会里，大家的革命阈值在哪里，直接决定了会不会发生革命。
所有人的革命阈值，我们用这种形式表示：
社会A={0, 2, 2, 3, 4, 5, 6, 7, 8, 10}
最开始，只有壹个人会抗议，没有人响应。
她死得无声无息。
变动壹点点。社会A'={0，1，2，3，4，5，6，7，8，10}
最开始那个天生反骨的人出来抗议了。她站出来后，抗议者数量达到了1，革命阈值等于1的人有壹个，他也站了出来。抗议者数量达到了2，革命阈值等于2的有壹个，也站了出来……最终，社会的10个人中，9个人都会抗议。
壹个人的参与导致了另壹个人的参与，这种革命行动的连锁反应，叫revolutionary cascade，实际上，共产党曾经用过这个词，革命大串联。如今党国的智库反倒用了很多晦涩的翻译，什么革命瀑布、革命级联、革命流，真是忘本了。
我们再看看另壹个国家。
社会B={0, 2, 3, 3, 4, 5, 6, 7, 8, 10}
第壹个人依旧死得无声无息。
变动壹点点。社会B'={0, 1, 3, 3, 4, 5, 6, 7, 8, 10}
只有两个人抗议，革命大串联并没有发生。
社会A和B的变动是壹样的，都是把第二反动派的革命阈值下降了壹点。然而，社会B发生了壹些抗议，但是最终并没有成功。经济衰退、结构性变革可能会降低部分人的革命阈值，但是不壹定会引发革命，这取决于整个社会革命阈值如何分布。
虚报政治立场，意味着外部的观察者不知道，这个社会的革命阈值到底如何分布。甚至这个社会内部成员也不知道社会革命阈值分布的情况。因此，这个不透明的社会也许就在革命前夕，但是谁也不知道。
我们说习近平把左派右派、穷人富人都得罪了个遍，实际上是在说，几乎所有人的革命阈值都下降了。
同时，我们要注意到，虚报政治立场反过来也是成立的。随着革命大串联的進行，独裁政权的支持者可能内心依然怀恋独裁和特权，但是为了避免日后清算，会选择加入民主阵营。民主人士在独裁政权下会虚报政治立场，独裁拥护者在民主政权下也同样会虚报政治立场。
这意味着，我们甚至不需要争取9个人的真心反对，就能达成革命大串联。
诸君在党国生活，自然很熟悉什么叫两面人。也许以前可以做壹个不用经常站队的人，但是如今，几乎每个人都要被迫站队，连党内高层都要特别猥琐。看见表忠心的言论时，不必气愤，那是眼见为实的证据：全民虚报政治立场的时代已经到来，而所有人的心里那个障碍，都越来越低了。
赵紫阳的家人在香港发布纪念文章，字里行间呼吁党内改革。不少人怀念赵紫阳，其实也是借古讽今，保留了壹线希望，盼望着四中全会上，党内改革派有所作为。本文就来说说，党内改革派是否能够靠得住。
自上而下的民主转型，是指现有的统治集团里壹部分人采取改革，最终导致了民主化。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区分改良和革命。编程随想的文章把这几个概念讲得很清楚，推荐阅读。按照编程随想的文章来讲，我们这里说的民主转型，都属于革命。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在自上而下的民主转型中，改革派的动机并不重要。不论他们是想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还是真心想做青史留名的千年圣君，只要其改革措施最终导致了政治制度的根本改变，我们就称之为自上而下的民主转型。
典型的例子包括柏林墙的倒塌、苏联解体。用更加不精确、更加直白的话来说，民众和统治者要打架，统治者不服，民众把统治者打死了，这就叫自下而上；统治者比较聪明，在打起来之前主动投降，这就叫自上而下。
从历史上看，改革派们推行的壹些措施，导致民主转型，这些措施大多是自由化政策。
自由化政策，就是放松管制的意思，比如放松组党要求、放松选举要求（例如我们党国，壹点都不敢放松，壹直以流氓手段打压独立参选人）、给司法独立空间、放松对立法会的控制。
自上而下的民主转型，在成功之前，通常都有这么壹段推行自由化政策的过程。政客们都是老江湖，谁也不会不懂，自由化政策会助长反对派势力，有颠复政权的危险。因此，在社会稳定时，不会有人肯推行。但是，当社会发生了变化，比如经济衰退、社会动荡，统治集团内部就会出现分歧。壹部分人认为，应该采取自由化政策，纾解社会压力；另壹部分人认为，直接镇压就够了。我们把前者称为温和派，后者成为强硬派。
很容易看出来，在壹个独裁社会里，统治集团中的强硬派希望保持现状，他们什么都不用说；而温和派推行自由化政策的助长，需要他们主动提出来。
那么，温和派什么时候会决定发声、推动自由化呢？
在壹个独裁社会中，经济衰退了，社会上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多，形成反对派力量。
党内的温和派要决定是否回应这些声音。（决策点1）
> 假设温和派什么都不做。社会维持现状。（结果1）
> 假设温和派决定放松管制。我们前面提到，自由化政策必然会助长反对派势力。
此时，反对派势力有两个选择。（决策点2）
>> 也许他们认为，党改正错误，很有希望，我们见好就收，宣布阶段性胜利。于是他们认同了统治集团。社会的独裁反而更稳定了。（结果2）
>> 反对派也可能不妥协，选择借机增长势力。民间的呼声越来越强大，学者纷纷站出来指责独裁者。
此时，温和派有两个选择。（决策点3）
>>> 也许他们选择听从强硬派的，面对新兴的反对势力，直接镇压了事。
镇压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此处结果由双方实力决定，因此是事件分支点，但不是决策点）
>>>> 如果镇压成功，现有反对派被消灭，之前的自由化政策变成新的现状，社会独裁程度略微降低。（结果3）
>>>> 如果镇压失败，则相当于引发了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叛乱。（结果4）
>>> 如果温和派不打算听从强硬派，不镇压反对派，而是听取反对派诉求，進壹步推行自由化政策，最终，实质达成民主，完成了民主转型。（结果5）
这五个结果有好有坏，对于党内温和派来说，从好到坏，排序是：
更稳定的独裁>现状>略微宽松的独裁>民主转型>暴乱
对于反对派来说，排序是：
民主转型>自己加入更稳定独裁的统治集团>现状>领导暴乱>被镇压消灭
我们把上面的偏好顺序，用得分1-5表示，用（党内温和派，反对派）这个格式，表示五种结果的最终获利。
结果1：(4,3)
结果2：(5,4)
结果3：(3,1)
结果4：(1,2)
结果5：(2,5)
这个基本模型建好了，我们回到上方的决策过程，看看在每壹个分岔口，双方会怎样选择。
A.假设反对派力量比较强大。
那么，反对派不会轻易妥协；统治集团镇压会失败。
（牢记：所有人，每时每刻，都会依照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动。）
在三个决策点，双方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策：（不作为，继续放松管制；得寸進尺）
党内温和派壹旦放松管制，则会壹路走到民主化转型。
那么显然，党内温和派壹开始就不会放松管制，而是保持现状。
B.假设反对派力量比较弱小。
那么，反对派怕被跨省，没有信心表现得太强硬。
在三个决策点，双方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策：（放松管制，镇压；归顺）
党内温和派给了壹块糖，最终增强了独裁统治的稳定性。
民主化转型不可能发生。
上面这个模型，有个前提，所有人知道所有信息。统治者知道反对派有多强大，反对派也知道统治者有多强大，所有人的情报都准确、完整、及时。
如果统治者不知道反对势力有多强大呢？讨论自下而上的民主转型时，我们不是提过，独裁社会里，人们会虚报自己的政治立场吗？
假设，统治者以为反对派力量弱小，而实际上，反对派力量比较强大。统治者以为反对派力量弱小，事情会按照剧本B发展，自己可以给壹块糖，增强统治稳定性，美滋滋。于是，统治者踏出放松管制的第壹步，事情却走上了剧本A中本不可能发生的路线。
只有统治者发生误判时，自上而下的民主转型才有可能发生。
事实上，大家都不是傻子，反对派会隐藏自己的力量，统治者也知道自己的情报系统没那么厉害。反对势力有多强，只能靠猜。
我们把反对势力不够强大的可能性记为p，相应地，反对势力足够强大的可能性就是(1-p).
如果统治者不作为，得到结果1(4,3)，统治者收益是4;
如果选择放松管制，反对势力强大，得到结果5(2,5)，统治者收益是2;
如果选择放松管制，反对势力弱小，得到结果2(5,4)，统治者收益是5.
那么，统治者不作为的收益期望：E(不作为)=p*4+(1-p)*4=4
统治者放松管制的收益期望：E（放松管制）=p*5+(1-p)*2=3p+2
当放松管制的收益期望大于不作为的收益期望时，统治者就会选择放松管制。
E(放松管制) > E(不作为)
3p+2 > 4
p > 2/3
也就是说，如果独裁社会的党内温和派有壹定程度的把握，认为反对势力弱小，才会选择开始放松管制。
而要温和派决定继续放松管制，走上民主化道路，则需要统治者认为，反对势力足够强大。
六四屠杀的悲剧，实际上就是剧本A的大结局。
文革之后，反对声音存在，党国判断反对势力不成气候，因此才有真理大讨论、改革开放。
随之而来的，便是反对势力的增长。八十年代的学潮、工人运动，都是反对势力壮大的体现。那群学生和工人们没有选择归顺，而是继续推進民主诉求。
党国来到决策点3，可以选择继续民主化，或者强力镇压。当年的反对势力已经很强大，连解放军都几乎要抗命，也许只差壹点点，就足够强大了。
可惜，邓小平精准的判断力，用在了这壹刻。
结果3，(3,1)，改革开放保留，没有回到文革的独裁，但反对派在街头粉身碎骨，血荐轩辕。
三十年后，那群年轻人似乎复活了。
这壹次，党国再壹次站在决策点3上。
这壹次，反对派是否足够强大，让党国认定，结果5好过结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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