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創始人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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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創始人的本質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20年6月21日
作者 中國網友
前言：當前全球流行無論是感染力和殺傷力都惡于薩斯的武漢冠狀病毒。科學家壹方面在尋找治療的方法，同時就國家的安全，西方，特別是美國致力於發現病毒源。
然而武漢病毒也符合大自然的規律，有興衰期，不久將成為歷史。人類有壹種更可怕的人為病毒，專門摧毀人的健康思維和人獸之別的尊嚴，那就是共產主義病毒。近百年過年了，中國人至今乃無法擺脫共產主義病毒，靈魂深受其害。作為中國人，深受共產主義病毒其害，必須研究和探索其病源。
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中，往往是來自社會最底層，品質最低劣的那些人，他們缺乏克制力和道德底線，加以極其貪婪的權力慾望而導致頻繁的改朝換代，孫中山就是其壹。然而他卻青出於藍，不僅在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中興起狂熱崇拜個人的政治風氣，而且還把20世紀初，在歐洲蔓延的共產主義病毒直接植入毫無免疫能力，千瘡百孔的中國社會的血液之中，給1949年後毛式農民政權的建立帶來不可多得的，千載難逢的最佳天時地利人和！
本文因史實豐盈詳實，引自大量中外漢學家孫中山的傳記，以及其他（俄日）歷史檔案以饗讀者，雖經緊縮，還是需要分6次登完，先拜謝讀者的耐心閱讀。
（—）人以群分
本文從辛亥革命11年後的1924年的10月22日開始講起，北平發生政變，中華民國第三任總統曹錕，因馮玉祥的背叛而被推翻。馮玉祥是近代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倒戈將軍」（至少反叛過8次），因他反叛蔣介石，投靠蘇聯而被中共的史學家美化成「剛直不阿、嫉惡如仇、痛斥腐敗、憂國憂民」的基督愛國將領。1948年9月1日馮玉祥從美國返回參加中共的政治協商會議，途中遭到暗算，在蘇聯人的船上賠上自己的女兒，壹起被活活燒死，得到了應有的報應。
馮玉祥政變成功后，壹面偽造民國總統之名，向退位的末代皇帝溥儀發出最後通牒：三個小時必須離開故宮，否則將與紫禁城壹起葬身大火。儘管溥儀當時仍持有依然生效的辛亥革命后清廷與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簽署的《清室優待條件》，但他深知，馮玉祥出身世代無耕地壹壟的最下賤的貧苦農民家，壹旦有了權利，可以無惡而不為，為了保存被世人譽稱為人類歷史上最悠久的偉大古建築之壹，故宮，他選擇了倉促離宮。
當孫中山到到馮玉祥背信棄義把溥儀趕出紫禁城的消息，不但高興不已，還大為讚賞馮毀約無信的不義之舉。與之相反，把信用視作生命的近代第壹文人胡適聞訊后卻表示極為不滿並大聲疾呼地抗議。依胡適的修養和傳統理念，清室的優待乃是壹種國際的信義條約，和平改朝換代在世界歷史上也屬於少見的範例，而《清室優待條件》就是宣統皇帝自動退位主要因素之壹。任意毀約是馮玉祥毫無信義，有法不依，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屬於第壹件最無恥的事件。
推翻曹錕的軍事政變成功后，但只讀了壹年私塾，丘八出世的馮玉祥純屬粗人，自然無法主政。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他想到了南方革命政府的孫中山，並向他發出邀請，來北主政。
（二） 莫斯科，孫老頭子的主人
總統夢做了幾十年，不久前護法失敗，北上的軍隊被北洋軍閥打得落花流水，聽到應邀主政的消息，孫中山當然很興奮。年前曹錕用重金收買議員，賄選為大總統而背有賄賂的敗名，雖然馮玉祥本人自然也與曹錕的腐敗脫不了干係，但能背信棄義反戈壹擊為自己的名譽和地位推上了頂峰，還被譽為「基督將軍」。
孫中山為求助蘇聯共產黨幫他實現總統夢，身邊多了壹個被稱作斯大林的代理人，鮑羅廷（Mikhail Markovich Gruzenbergknown ，1884-1951，後文將詳敘）。鮑羅廷20歲那年就跟隨列寧到瑞士鬧革命，以後流竄美國、英國、西班牙和墨西哥進行旨在建立共產政權的地下顛復活動，可謂蘇聯共產黨的中堅分子。鮑羅廷不光名正言順是孫中山的高級政治顧問，並在他的軍隊和行政部門都按插了上千個共產黨或親共的特務。鮑羅廷曾大言不慚地說，「莫斯科就是孫老頭子的主人（Moscow is the master of Old Man Sun）」
1924年的孫中山已今非昔比，他雖然不喜歡共產主義，但每年領取莫斯科2百萬金盧布，大量的槍炮彈藥以及直接赤化和幫他訓練黃埔軍校官兵的蘇聯教官。因此斯大林的指示，願意的要聽，不願意的也必須服從。
鮑羅廷，作為斯大林在廣州革命政府的代理人，聽聞孫中山應北洋政府之邀很是憂心忡忡的，特地為孫中山訂立約法三章，他必須聲明「打倒帝國主義」。在這裏的帝國主義即是鄙視蘇共政權的西方列強。蘇俄基於自己成功的經驗，對愚昧和精神生活匱乏的民族，口號是給予底層民眾最廉價的滿足感。因此始於孫中山直至毛澤東，「反帝」成了近代中國文明最致命的口號。孫中山北上的所到之處。都要公開譴責西方國家，念念不忘自己是深受莫斯科，赤色帝國主義卵翼之恩的身份。
孫中山北上的第壹站是上海，下車伊始就在蘇維埃式的群眾集會上振振有詞地發表反帝的演說，並威脅要取消所有列強在中國的租界（孫中山的宿敵吳佩孚也深感租界是民族的恥辱，在任何情況下決不住進那裡，而孫中山在上海的立腳點始終都在租界）。與此同時，孫中山也意識到潛在的不測，由於馮玉祥也受祿于蘇聯，說不定哪壹天自己會失寵。孫中山必須尋找後備的資助者，他想從上海繞道日本再北上。
鮑羅廷完全可以向克里姆林宮建議否決孫中山繞道，但他有把握，日本之行會讓孫中山壹事無成，並徹底放棄尋求其他列強幫助的幻想，就此死心塌地綁在莫斯科的戰車上。事實證明鮑羅廷正確無誤的判斷，日本政府拒絕孫中山訪問東京並與政府官員會面。壹位資深日本外交官曾暗示孫中山的特使，除非孫中山放棄與蘇聯聯盟，日本政府不會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
（三） 愚昧和缺乏宗教信仰是造神之必然
孫中山日本此行碰了壹鼻子灰，尋找第三勢力的最後壹出希望落到了曾任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奉系首領張作霖，又稱「張大帥」。張作霖修完私塾，曾學獸醫，后從軍。辛亥革命后因支持袁世凱稱帝，被封為二等子爵、盛武將軍，並授權督理奉天軍務兼奉天巡按使。 張作霖不僅是滿洲的強人，而且還是北洋政府中壹個舉足輕重的人物。
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政府期間，無論是迷戀帝政復辟，君主立憲的袁世凱,辮軍復辟的張勳，或者是吳佩孚，段祺瑞，孫傳芳等主要軍閥，除了馮玉祥，他們都弘揚古訓，深懷民族大氣，崇仰孔孟之道，雖各有其錯或罪，但他們都守住了壹個共同的信仰和底線，即捍衛私有制，杜絕共產主義。無疑張作霖也是如此。
孫中山在1924的12月4日，帶著十分疲憊的軀體，繞道日本抵達天津。他馬上與張作霖舉行期待已久的會面。不出所料，張大帥告訴孫中山：「我可以支持妳，條件是必須與俄國人斷絕所有往來。」
幾乎失去了全國所有持有民族大義的社會中堅勢力的支持，孫中山無法經受如此沈重打擊，當天嘔吐不止，肝區激烈疼痛。次日醫生診斷結果是嚴重不治的肝病。他自知來日無幾。
1924除夕，孫中山壹行抵達北平。此時，段祺瑞和張作霖並沒給與「倒戈將軍」馮玉祥發動政變所期待的利益，馮玉祥為表示不滿早已 「辭職」而隱居北京西郊天泰山。從擔架上被擡下火車的孫中山也無法出席由數萬民眾參加的歡迎集會。而是以書面形式散發了《入京宣言》，在宣言中依然不忘鮑羅廷為他定的反帝國主義的調子，即，「故吾人今日仍處帝國主義各國殖民地之地位。因而救國之責，尤不容緩。」
在首都孫中山住進北京飯店，為了他的「安全」，蘇聯大使加拉罕（Lev Mikhailovich Karakhan，1889－1937）還特地配備了三個蘇籍貼身警衛員。數天後，孫中山被轉入協和醫院，雖經過手術和放射等各種治療，（膽囊腺癌的）病情繼續惡化。最後決定放棄治療，以備後事。
前些日子段祺瑞正式公布《善後會議條例》，被孫中山視作有利軍閥官僚的善後。在彌留之際的孫中山知道，蘇聯共產黨已無法使自己在有生之年，圓其重新當上總統之夢，但依然希望他們為其造神，成為不朽和流芳百世。
在病榻上，孫中山用英文名，Sun Yat-sen，簽署了完全由鮑羅廷示意，（斗大漢字不識壹個的）英文秘書陳友仁執筆的「致蘇俄遺書」。在遺書中，孫中山把當時還沒被西方政府承認，人類史上最殘暴的蘇維埃共產政權，肉麻地美譽為「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此自由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產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為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
簽署「致蘇俄遺書」后，孫中山立即託付身旁的宋慶齡傳話給他的國民黨同志：「要像他的朋友列寧壹樣，用防腐藥品保存身體，然後放入殮於水晶棺材中」。
壹年前在莫斯科紅場為（可能死於梅毒的）列寧舉行歷史上空前盛大葬禮，在孫中山心靈中引起極大震動。成千上萬社會各界人士，不分晝夜，連續幾星期排列有序地瞻仰躺在水晶棺材中列寧的遺容，其壯觀，其隆重超過歷代君王。不久列寧的大小雕塑，紀念畫像，雨後春筍般地布滿蘇聯全國大街小巷，家家戶戶。壹個更厲害的，絕不可褻瀆的神被，無神論布爾什維克信徒造就了。
可惜，真可惜，雖然蘇聯政府按孫中山的遺願行事，但當質地薄脆的水晶棺材經長途運輸后抵達北平時，出現了微小裂隙, 不能長期存放遺體。這壹意想不到的事故，斷絕了孫中山在其無數愚昧之極的信徒面前「復活」的可能，而成了永別。看來孫中山死後的運氣不及金家皇朝和毛澤東。
不過孫中山還留壹手造神的殺手鐧。有壹次與汪精衛途徑紫金山時，分文沒有的孫中山表示願意在那裡建造他的陵墓。即使是按中國舊俗，孫中山理應選擇祖籍廣東東莞陪伴他的父母。而建陵于南京有兩個特殊的原因，第壹，南京是他就任臨時總統的所在地；第二，末代漢皇帝的明陵也位於紫金山，言下之意是，孫中山並不把自己看作壹介平民凡人，而是壹員聖明天子，繼承漢代皇帝的命脈。
除此之外，孫中山對自己的陵墓還有特別旨意：必須建造在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章陵墓的附近，但高度和宏偉卻要遙遙超出，並確保其高度今後不被任何在紫金山新建的陵墓所超越。
中山陵自1926年開始建造至1929年完工，化了5年時間建成。這是在世界上最窮的國度里，大都百姓依然家徒四壁，而為壹個清末造反領袖，濫用不計其數的民脂民膏堆積，而成的帝皇式陵墓。其惡劣程度不亞於金朝的皇帝。
中山陵佔地面積為3千萬平方米，幾乎復蓋整個紫金山。而明陵的佔地總面積僅是其規模的1/2，即1千7百平方米，可謂中國歷代最大的皇帝陵墓之壹。其高度是90米，必須爬上392節的台階才能到達。
譴責共產黨征地亂拆民房不乏其人，可笑的是其中還有不少孫中山及其國民黨的信徒。實際上這種罪惡不是共產黨的專利，而有前科的。為實現孫中山造陵的遺願，包括隨後的擴建，壹些村莊被毀，民間被迫廉價賣地給政府。數百，甚至上千的當地百姓成了無家可歸的流浪漢，也有的選擇自焚與世代家園共亡。因孫中山造陵而帶來的民間怨恨，多年來的受害者要求民國政府賠償的請願也始終沒有停息過。
孫中山化納稅人的錢為自己造陵墓，如與文明世界相比，遠的歐美，近鄰日本，不僅是落伍的賤民思維，而且更是壹種屬於野蠻的習俗或文化。但造神對孫中山的國共繼承者是有奇效的，特別是在那些沒有宗教信仰的落後民族。因此，不管中國人打的是什麼旗號，喊什麼口號，卻始終無法摒棄造陵的野蠻行徑。
孫中山死後，他被帶上「國父」的桂冠，「中國5千年來最偉大的人物」，」全世界被壓迫人民的救星」。誰只要在孫中山的旗下，不用選舉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統治中國，國民黨如此，共產黨也是如此，都冠以孫中山的繼承者。當然兩黨對孫中山的宣傳和刻意的崇拜也達到瘋狂的地步，他的雕塑樹立在全國各個角落，凡是孫中山的文字，不管高雅或低俗，正確的，謬誤和愚見，都被當作福音或真理。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民間是絕對不容許對孫中山有任何微詞，否則牢獄之災難免。1949年後，所謂「壹句頂壹萬句」的瘋話也非獨創。
下面壹個例子就是如何把孫中山造神而帶來的民國文字獄。孫中山自幼喜歡聽長毛頭子洪秀全的故事，而且立志要成為洪秀全第二。1851年金田起義直至1864年被清廷嚴厲增壓，這短短13年太平天國血腥造反，不僅直接導致占當時全國人口1/4（1億）的百姓無辜死亡，對文物和古迹的破壞也是中國歷史之最。當時太平天國的外務臣相，美國傳教士羅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1802年－1871）在他的回憶錄中曾說，「太平天國實際上新瓶裝舊藥，洪秀全則是借上帝之名行神權獨裁統治，因此民間把洪秀全貶為強盜和土匪」。而孫中山如此崇拜洪秀全，泄露其革命之真正動機。實質上何止太平天國是新瓶裝舊藥，孫中山的革命，毛澤東的革命不也何嘗不是「瓶裝舊藥」？
「洪秀全未成而敗，清人貶之為寇」，孫中山表示大為不平。並在《太平天國戰史》序中又把洪秀全稱為「豪傑」，比作朱元璋「各起自布衣，提三尺劍，驅逐異胡，即位於南京。無識者特唱種種謬說，是朱非洪，是蓋以成功論豪傑也。」如此推斷，孫中山若能活到1949年，即使是搜索盡枯腸大概也無法表達他對殺人更多，對中華古典文物和傳統破壞更甚的毛澤東的敬仰和讚美。
因為孫中山是神，即使朱紫難別，善惡不分，依然是億萬中國百姓必須遵循的聖旨。為告慰壹直崇拜天王洪秀全的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在天之靈，1929年北伐勝利后，蔣介石極為荒唐地頒布壹項《禁止誣衊太平天國案》，禁止全國上下，無論民間文藝說唱，或是學校課本以及歷史著作中用「長毛粵匪」來污衊太平軍的民族解放運動，違者將依法面臨牢獄之災。頓時，不僅北洋軍閥和滿清時代的各種如實太平天國的文字資料全部查禁，從此中國歷史人物的褒貶和歷史事件的是非曲直就可任意顛倒，直至今天的大陸。
中國曆來的皇帝自稱是天子，他們雖非民意產生，但依然是上天之子，至少是嫡屬於上天的凡人。而民間造神的危害要遠勝封建的帝皇，在毛澤東身上看到了始於孫中山的造神，對中國文明史上最大的禍害！
美國斯丹福大學近代亞洲歷史研究專家斯萊克教授（Lyman Van Slyke， 1929-），他曾在2016年榮獲亞洲研究傑出貢獻獎。斯萊克教授曾給孫中山作出極為精闢的評價：「無論對西方和中國，孫中山均是壹知半解略通皮毛，因此既不屬於中國也非西方。」他的「造神」和「容共」就是他似中非洋的人格表徵。
（四）賤民從政的惡果
1892年7月，26歲的孫中山以首屆成績榜首畢業於西醫書院。行醫2年後孫中山憑自己留洋和醫學博士的頭銜，又通過關係，攜帶精心撰寫的、直言如何強國的萬言書，北上天津力圖投靠當朝漢人第壹高官李鴻章，希望得到他的賞識，並在其幕府謀得壹個職務。
當年康有為也是通過上書得到年輕、幼稚、尚未真正入世的光緒皇帝的青睞。而李鴻章則是歷經同治、光緒兩朝功臣，品才兼優和精通內政外交的穩健政治家。
壯志滿懷，被潑上壹頭涼水，孫中山求見李鴻章的要求竟然被拒絕。史書上有多種猜測，其壹，孫中山的文章過於膚淺，毫無新意；其二，李鴻章正被困於中日就朝鮮問題的重大糾紛，而脫不了身；其三，孫中山農村長工出身的家庭背景太丟人現眼，令貴氣十足的直隸總督不屑壹顧。
但我認為，第三種的可能性最靠譜。
就惜才、愛才和招賢納士的為官之道，李鴻章在晚清可謂首屈壹指的官僚。他的門下有不少腳踏實地，學識出眾的賢士。如把【天演論】引進中國的嚴復（1853-1921），他出身福建壹個頗有名望的中醫世家；被譽為揭開民主與科學序幕的啟蒙思想家鄭觀應(1842-1923)，鄭氏家族世居澳門，父親又是個讀書人，因此自幼受歐風熏陶，可謂品學兼優，他出版於1893年的【盛世危言】，為中國指明了君主立憲，保守，漸進，腳踏實地穩步自強的道路。還有，李鴻章洋務運動的得力幹將，馬建忠（1844-1900），他世代文人出身，先祖曾是宋元時代就盛名歷史學家馬端臨（1254年－1323年）。馬建忠不但漢文基礎紮實，而且還精通英、法語文及希臘文、拉丁文，不愧為李鴻章的得力助手。此外還有唐廷樞（1832-1892），薛福成(1832-1894)等等。他們都是出身門第優秀，深涵啟蒙和教養，自幼就培養良好的人品與學識。
家庭背景與個人的品行直接的聯繫，我無法從科學的角度來評價。但不難想象壹貧如洗，家徒四壁，父母為壹日三餐疲於奔命，精神生活極為匱乏的家庭環境，無疑會帶來難以磨滅的痕迹。光從近200年來看壹些中國為首的政治人物，如洪秀全，孫中山和毛澤東都是出身最低賤的，因此他們的地位壹旦對社會變得舉足輕重后，缺乏良好啟蒙教育，因環境所至的潛移默化的人格缺陷，往往會使他們的行為與各自所倡導的背道而馳。
洪秀全是家裡唯壹識字的孩子，父母寄於他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可是三次府試都失敗落選。儘管如此，功名之心不死，相隔6年後，洪秀全赴廣州第四次府試，還是名落孫山。想起吳敬梓筆下的范進，直到54歲那年才總算開始考上仕途。而洪秀全卻沒有耐心，乾脆殺人造反，奪天下直奔皇位。中國歷史上所有殺人造反的領袖，無論怎麼荒唐，卻都能編出壹套理論，洪秀全雖然從沒讀過聖經，卻自稱耶穌的天兄，專門來人間來斬妖除魔。在中國，百姓不僅貧困，更是愚昧和精神匱乏，凡是有人帶頭，他們深信，殺人放火是改變貧困處境的唯壹途徑。結果13年的太平天國浩劫造成全國人口1/4的人死於非難。
太平天國復滅38年後的1894年，孫中山投奔李鴻章報國不成，以洪秀全為榜樣，同樣是通過殺戮推翻外族滿清的統治。無疑，孫中山也有政綱，即「振興中華」和「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 。
歷史的諷刺往往令人啼笑皆非。孫中山要恢復的明朝，其土地面積大約400萬平方公里，而大清國的最盛期達到1500萬平方公里，與元朝的相仿。今天孫中山乃被台灣和大陸稱為國父的同時，中國人不僅把滿洲女真蠻人（還有蒙古人）帶來的土地佔為己有，而且甘拜是他們的子孫。有人以此類推，如果中國亡與日本，不但日本歸中國，那倭寇也是中國人的祖先了。
孫中山雖然沒有像洪秀全那樣與耶穌稱兄道弟，但也把自己看成是先知先覺。他曾在【建國方略】中寫道，」他的三民主義，5權憲法為中國人民精心設計的強國之路」。與中國傳統格言「說易而行難」相悖。孫中山認為自己為愚蠢的百姓指明了救國方略，這是最難的，餘下的則是最容易的，讓革命者或百姓自己去實現。
還是老祖宗有理「說易而行難」。實際中國並不缺思想，除了歷史上聖賢古訓，西方政治文明之基石，英國1215年的《大憲章》也在晚清時傳入中國，不同的翻譯版本已在學界傳閱。同時晚清學者通過大憲章也開始蘊育出對人權思想、立憲政治以及憲法學的新觀念。這壹過程，被稱為滿清《大憲章》「華化」的肇始
自被稱為英國「光榮革命」中產生了大憲章以來，西方社會經過了600年以上的人文演化，才有了今天的政治文明。除了別用用心的，靠殺人，造反走捷徑來改變社會的頑疾，純屬自欺欺人。事後證明孫中山本人的人格與道義也根本沒有超越時代，他的革命對民族帶來的除了災難，還是災難。
自從1894年起孫中山在境外檀香山成立中興會後，就致力武裝結束滿族的統治。我對如何推翻的過程並不感興趣，文章旨在闡述中國數千年歷史的鐵打規律：出身社會底層，特別是本人素質低下的，壹旦取得權力后，即使是改朝換代后，依然是舊藥換新瓶，或更惡劣，孫中山也不列外。
（五）孫中山的宿敵，辛亥革命前後的袁世凱
1911年10月10日，滿清新軍陸軍發動兵變，數小時後起義軍佔領武昌，並成立以黎元洪為都督的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這就是史書所記載的辛亥革命的開始。
雖然孫中山曾多次領導推翻滿清的武裝起義，但他與武昌起義卻毫無瓜葛。此刻孫中山正遊走歐美，接到的黃興（1874-1916，辛亥革命時期的先驅和領袖）有關武昌起義的電報已是武昌起義的數天以後。孫中山沒有應黃興的要求立即返回中國，有兩個原因：第壹，武昌起義后，朝廷重新讓袁世凱挂帥北洋軍，而南昌革命軍面對強大的北洋軍好似以卵擊石，生死未卜，孫中山自認回國投入戰鬥的時機並不成熟，伺機以待；其次，也是孫中山公開答覆黃興的主要理由，即繼續在歐美政府當說客，為新政府謀取經濟援助。
孫中山獲悉武昌起義的消息后沒有及時回國，引起前線革命同仁的憤怒，據英國泰晤士報記者莫里森(George Morrison, 1862-1920)的報道，有人指責孫中山是個懦夫，在緊急關口總是遠離第壹線。
儘管革命軍依然在浴血作戰，孫中山卻在歐美，以民國政府總統之名宴請政要。他在倫敦的下榻，坐落在倫敦市中心，泰晤士河畔邊，英國最豪華的大飯店之壹，薩伏伊賓館(Savoy Hotel )。因中國國內處於戰亂，局勢不明朗，歐美各國政府乃與孫中山保持壹段距離，拒絕作出任何經濟援助的承諾。
因獲悉朝廷已同意與革命政府舉行談判，滿清的末日幾乎已成大局，孫中山才於12月25日自香港抵達上海。沿途中記者最感興趣的是，在歐美滯留2個月，到底募集了多少經濟援助，開始孫中山不直接回答，只是繞圈子，打迷魂陣，最後不得不婉轉地承認：「人人均以余帶來幾千萬現款，實則余壹文未帶。所帶來者，僅此革命之精神耳。」
1911年的12月29日，17省的代表在南京選臨時總統。當時黃興和黎元洪對總統壹職並不感興趣，因此孫中山當選是理所當然的，但他提出把 「臨時」兩個字拿掉，遭到大會的斷然拒絕。實際上黃興，黎元洪等辛亥革命領袖與朝廷北洋軍統帥袁世凱已達到默契，壹旦袁世凱結束滿清統治，中華民國總統非他莫屬。這當然使得權慾望攀天的孫中山極為不滿，併為隨後的14年餘生中，直至他去世，因垂涎權力而不惜踩踏損民和害國的底線留下了伏筆。
據12月31出版的《紐約時報》報道，參加這次選舉的代表屬非法代表。孫中山立即致電袁世凱，稱東南各省久缺統壹機關，行動困難，總統之職只是由他暫時擔任。1912年的元旦孫中山在南京正式宣誓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此刻的袁世凱正是清廷的內閣總理大臣，有關民族面臨戰亂陰霾還是和平過渡的重大決措都落在壹人肩上。
馮玉祥與孫中山屬壹類，而袁世凱則否矣。據《真假袁世凱辨別》（2012版，端木賜香著），袁世凱出生在富人家庭，祖上也受過窮。然而在中國與賤民出身的政治領袖相比，富就是壹種原罪。尤其是近百年來，中國人對共（他人）產的革命理想遠勝於地球上的其他民族，因此無論是把城市或農村的富人當成革命目標，最能激起廣大民眾的熱情。因其家財萬貫，袁世凱在中國人的口碑中本身就存在壹種致命的先天不足。
袁世凱出生時，家有田四五十頃（約4，5000畝）官，除此以外在北京等地擁有錢莊和當鋪。出身富家，自小有對物質錢財既知足又惶悚抱愧。據《袁世凱與近代名流》（2003年，張華騰著）記載，袁世凱24歲在分家后，開始在經濟上自主並有了支配權，並非迷戀奢侈生活，而是辦起「麗澤山房」和「勿欺山房」兩個文社，旨在「捐資供給食用」。當年徐世昌因參加順天鄉試，缺少盤纏，袁世凱慷概解囊，奉上100兩白銀。這種品格大概在靠「共產」致富的壹類人群中幾乎絕然稀有。
袁世凱在22歲那年，經鎮壓撚軍立功的朝廷命官，即嗣父袁保慶的介紹，投奔山東登州任慶軍的統領吳長慶，開始起軍戎生涯。后隨軍赴朝鮮參与平定壬午軍亂，又在朝鮮甲申政變中指揮軍隊擊潰日軍，被清廷委以重任，如曾任外務部尚書等。他組建新軍，襄贊洋務運動及清末慈禧太后宣布的1906年9月1日「預備立憲」的新政。慈禧太後去世后，反對新政並與袁世凱有宿怨的攝政王戴灃準備把他壹刀斃命，最後因懼怕北洋軍造反，於1909年（宣統元年）1月2日，僅僅把他削職為庶民，趕出京城。為此國內外壹片嘩然，袁世凱被罷免遭致許多朝廷大臣，北洋將領憤憤不平。由於袁世凱壹慣堅決進行體制改革，壹些西方國家和輿論也大為不滿。英國《泰晤士報》在袁世凱罷免的次日特地讚揚袁世凱不尋常的才能和對朝廷的忠誠，併為其革職放逐而鳴不平。
被貶職而隱居在河南彰德（今安陽）的洹上村韜光養晦的袁世凱，論聲望，絕對不遜於孫中山，論錢，可謂家財萬貫，論人脈和實力，有朝廷文武官員和北洋軍隊。但他的信念是和平過渡，而非孫中山，洪秀全的暴力革命。 袁世凱靜心養身，壯心未死，伺機等待召喚，為國出力，如此貴氣是平民素質的孫中山不僅馬塵不及，而且是無法意識到。
武昌起義使得清廷驚慌失措，此刻朝野共識的是，唯有袁世凱出山才能控制局面。 10月22日袁世凱提出清廷必須接受的六大政治改革條件，攝政王戴灃被迫接受，並在當天對全國下了壹條諭旨，釋放所有「從亂者」（即政治犯），並解除「禁黨」。壹方面清廷基本六大條件，另外全國處於戰亂，如無政府主義，任意暴亂和復讎行為泛濫成災。10月30日 袁世凱離開隱居2年多的河南彰德老家,前往湖北孝感，親自指揮北洋軍，擊敗毫無戰鬥力的武昌軍守，有效抑制了全國內亂的進壹步蔓延。
同時清廷也願意走和平過渡到君主立憲的國家體制，並令資政院迅速起草憲法，選舉法，並籌備召集國會。但是滿清錯過了和平過渡的最佳時間，革命黨的目的是不惜武力，徹底結束滿清的統治。
袁世凱對時局的認識是相當清晰的。12月2日他在《時報》著文說，「……中國進步黨中有兩種人，壹種主民主共和，壹種主君主立憲。余不知中國人民欲為共和國民，是否真能成熟？抑現在所標之共和主義，真為民人所主持者也？…….清政府現在雖無收服人心之策，而已頒行憲法信條十九條，大權將在人民之手。故以限制君權之君主立憲政體與國民欲取以嘗試，不論是否合宜之他種政體比較，則君主立憲實為經常！……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為君主立憲政體，從前滿、漢歧視之處，自當壹掃而空之。」
袁世凱在《時報》的這篇文章已立下當時重大變革的基調：保留皇室，執行共和。同時清廷也顧全大局，同意徹底放棄權力。當袁世凱審閱遜位詔書，時，有句話是這樣的，「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軍民協商統壹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閑，優遊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欽此。」袁世凱看后，在「海宇乂安」后加上了「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壹大中華民國。」與千萬條無辜生命休戚有關的壹句。
而當時孫中山的口號是「驅除韃虜」，因此袁世凱的貴族胸懷避免了漢人對前朝滿族的大屠殺。。據《盾鼻隨聞錄》中的「兩江記略」、「庶吉紀略」等文記載，洪秀全攻入南京城后，六万旗人中的成年男性全部戰死或被殺，未成年人則被割生殖器而痛殺，老年婦女和幼童被太平軍全部炸死，屍骨無存，年輕女子淪為軍妓。然而在1949年共產黨取代國民黨建政后短短几年中，毛澤東繼承洪秀全衣缽，幾百萬國民黨殘餘被趕盡殺絕，其家屬也遭到殘酷珠連。
1912年的2月12日，清廷宣布退位，面對手握北洋六鎮兵權，軍事實力上有壓倒性優勢的袁世凱。當南北談判有了結果后，孫中山被迫辭職（據說他臨死前後悔這壹決定），2天後袁世凱被南京參議院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24年底被共產黨譽為「愛國將領」的馮玉祥背信棄義，撕毀清廷退位協定把溥儀趕出紫禁城，中國開始進入新壹輪的惡性循環。
（六）臨時的大總統
從就職到辭職孫中山僅當了45天的臨時大總統，雖然可謂曇花壹現，但也留下不少痕迹。如中國正式啟用陽曆，青龍旗被新的五色條子旗所取代。日本明治初的1872年就改為西元歷，並在傳統的皇旗下推行明治維新，短短几十年內使得國民素質和國家體制邁入文明世界的行列。顯然，換國名，換國旗並非是社會進步和百姓文明的必須！
壹旦嘗到權力的滋味，人們也開始逐步感覺到孫中山革命的初衷。儘管才在位45天，過高的自我，賤民的精神素質，狹義的「驅除韃虜」心態，實在是擔當不起百姓賦予他時代變遷的重任。
孫中山的第壹個臨時內閣可謂人才濟濟，如教育部長蔡元培，工業部長張蹇，司法部長吳廷芳等等。精英成堆並非證明就是壹個優良的團隊。他們從未合作共事，有的僅僅是挂名而已。孫中山更是獨斷獨行，對臨時議會也是置若罔聞。不少議員對他私自發行30萬銀元的軍事債券極為不滿。
孫中山的臨時政府可謂混亂不堪。特別是海外的廣東幫華僑，當時曾拿到孫中山的空頭支票，前來兌現。他們年輕，沒有約束，又熱衷於抱團，故特別令人討厭。更令人吃驚的是外國顧問的勢力，整天穿梭于政府樓內，特別是壹群日本人。據孫中山的顧問唐納德（William H.Donald, 1875-1946）回憶，日本人把鋪蓋，廚房器具都搬來了，整天像壹群無序的羊群跑來跑去。
唐納德的觀察沒錯，孫中山掌權后，日本顧問立即也多了起來，除了結識10多年的宮崎滔天（1871-1922），又新增壹些了日本企業家，其中最主要的是森角（1883-1932），他是在中國積極推行經濟擴長的日本大公司三井物產的主要戰略企劃核心人員。森角的目標是并吞成立不久的漢冶萍公司。
漢冶萍公司於1908年由漢陽兵工廠，湖北的大冶鐵礦和萍鄉煤礦合併而成。日本九州的歷史最悠久，最大的鋼鐵廠之壹的八幡制鐵所，早就對大冶鐵礦的優質鐵礦垂涎三尺。三井物產就積極充當中介的角色。急缺資金的孫中山當政后，三井物產覺得機不可失。
不經內閣討論，臨時議會的首肯，孫中山和陸軍總長黃興秘密與日本達成協議。根據協議，日本出資1200萬日元就可以獨家管理漢冶萍公司，但其中的300萬日元作為回扣，歸南京政府享用。由於鐵礦屬於國家的重要戰略物資，絕對不能旁落外人，尤其是對中國有野心的日本人。臨時議會議員對出賣國家利益的協議表示義憤。工業部長張蹇則提出辭呈以示抗議，他在給孫中山和黃興的信中寫道：「鐵礦不應與外國人共同開採，即使萬不得已，也不容許日本人,……共和國政府的政策必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至發動二次革命的壹年多點的時間里，幾乎是遊離政治，無視國家的工業基礎、經濟來源，卻心血來潮，熱衷於在短短10年內修建鐵路10萬公里的舉世偉業，儘管他沒有絲毫有關鐵路的背景知識。袁世凱或許是為了擺脫孫中山在政治上的麻煩，立即成全並委任他負責督辦全國鐵路。不久孫中山帶著年輕的英文秘書宋愛玲，以及隨同人員和他們年輕美貌的女待，坐上袁世凱撥給的曾經是慈禧太后的豪華專列，開始他的「閉門造車」。
有壹位《紐約先驅報》的澳大利亞記者端納（William Henry Donald， 1875－1946），曾在孫中山擔任全國鐵路督辦時採訪過他，孫中山拿出的是壹張大地圖，包括西藏、蒙古和中國西部最邊遠地區，裏面布滿橫七豎八連接各地的（臆想）鐵路線條。端納事後回憶道：「（孫中山）不僅是個瘋子，而且比瘋子還要瘋。他絲毫不講實際，缺乏普通常識，而且對他自己目前所倡議的事業缺乏最基本的概念。」勿怪袁世凱聽了孫中山的夢囈后，給他壹個延續至今的響噹噹的外號：孫大炮。
數年後的1921年，孫中山又在《建國方略》中提出了壹個更宏偉，更浮夸的藍圖：10年內給中國修建鐵路10萬英里（約16萬公里）。然而過了90年，直至2013年中國的鐵路總長才達到10萬公里。不禁令人想起毛澤東15年趕英國的「豪言壯語」。不到壹年，孫與袁鬧翻，北洋政府開始清查孫中山修建鐵路得賬目，結果發現鐵路雖壹寸未建，變相的遊山玩水耗去民脂民膏十萬兩銀子。（注1）
這裡有必要提壹下辛亥革命的另壹個元勛宋教仁。他自幼家庭人文教育環境遠遠優於孫中山，出生在湖南省桃源縣上坊村湘沖的壹戶書香門第。當孫中山熱衷於修鐵路，宋教仁卻致力於完善憲政。8月25日，在北京湖廣會館召開國民黨成立大會，宋教仁當選為理事，並任代理理事長。不久，國民黨在國會選舉中獲得大勝、宋教仁在全國的名望也與日俱增。宋教仁主張英國式的憲政，國會應有多數黨領袖任內閣總理，再由總理組成的內閣操持國家的內政外交。而孫中山對宋教仁的活動幾乎不聞不問。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應袁世凱電邀北上，不幸在上海火車站遇刺，三天後不治去世。此刻孫中山正沈醉在日本朝野為他舉辦的國賓級別的接待中。日本人真的如此讚賞孫中山嗎，不然。當時袁世凱秘密得到英、法、德、俄、日等五國財團壹次性2500萬英鎊的「善後大貸款」。有相當部分的日本政界人士膽心日本在華的利益，願意扶植任何袁世凱的反對勢力。日本總理大隈重信（1838 – 1922)和重量級政界人物犬養毅（1855 – 1932）也公開攻擊袁世凱中央集權。從日本在中國的利益出發，孫中山正是難得的人選，宋教仁被暗殺，兇手到底是誰？由於宋教仁的威望如日中天，他的消失對袁世凱和孫中山都是有利的，因此案情撲朔迷離，即使到了今天乃無定論。但對孫中山來說也是重返政界不可缺失的良機，在沒有任何證據的前提下，他把宋的被刺推諉給袁世凱，同時借口發動武裝暴動討袁，甚至還不惜整個滿洲的利益來換取日本的武器和財政援助，其中包括2千萬日元的經濟援助以及兩個師的裝備。這就是民國史上所謂的二次革命。
暴力討袁遭到黃興的竭力反對。他的理由是，其壹，宋教仁案件的解決必須求助正常的司法途徑。當時，「人證，物證均十分完備，在全國人民眾目睽睽之下，如作公開審判，對中國由專制向法制轉型，實在大有裨益」。（注2）其二，南方的革命軍與袁世凱的實力相差懸殊，戰爭是不可取的。但孫中山還是壹意孤行，第二次革命在歷史好似壹場鬧劇，始於1913年的7月12日，南方軍隊不堪壹擊，不到20天就被袁世凱輕而易舉地鎮壓下去。孫中山不得不再壹次逃亡日本。二次革命雖草草收場，但性質是極其惡劣的，它是剛成立中華民國的第壹次內戰，所謂辛亥革命后，連綿不斷的中國人自相殘殺的內戰中開的第壹槍。
藐視或缺乏最起碼的法制觀念和司法程序，繼續濫用暴力解決政治糾紛。不管革命的口號如何時髦，無論國號如何新穎，孫中山的辛亥革命和1949年的毛澤東「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的那場革命實質如出壹轍，不但毫無新意，而且乃是擺脫不了中國數千年來延續不止的惡性循環。
（七）國父的私德
大都處於落難時，孫中山流亡日本。在那裡他大致干兩件事，即為了東山再起，尋求日本人的支持，還有就是找女人發泄。不少國共中文傳紀很少提及孫中山的私生活，我實際上也不感興趣。但因孫中山出身低微，從其低下的私德或許有助於讀者理解他同時也缺乏公德。
孫中山除了二妾陳粹芬外，據日本外務省的《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孫中山還有壹日本妾淺田春，她曾是日本朋友為他提供的翻譯，當時年僅15歲。另外壹個是廣為知曉的大月薰，孫中山的三妾還為他生育壹個名叫富美子的女兒，他們結婚時大月薰才14歲。
自1894年孫中山投奔李鴻章不成，決心武裝造反時結識了壹位廣東同鄉，不會講中文，僅能用英語交流的華僑傳教士兼富商，宋嘉澍。從此他們成了摯友，宋嘉澍始終慷慨解囊支持孫中山的反滿革命事業。宋嘉澍有三個女兒，都在美國受的高等教育。1912年老大宋靄齡被父親推薦當上孫中山的秘書。聰穎，洋派時尚的宋靄齡立即受到孫中山的青睞。但舉止保守和恪守個人尊嚴的宋靄齡卻討厭孫中山不體面的殷勤，不久就擺脫糾纏，嫁給年輕的銀行家孔祥熙。接踵而至的秘書就是宋嘉澍的次女兒，宋慶齡。宋慶齡是宋家三姐妹中最漂亮的，年輕活潑，聰明伶俐。孫中山也箭速地從宋靄齡移情到宋慶齡。不像她姐姐，宋慶齡的個性則崇仰地位和名譽，不久竟與年孫中山墮入愛河。當宋嘉澍獲悉孫中山有娶他二女兒的意願后，十分生氣，並對孫嚴肅的說，這不僅違背最基本的壹夫壹妻的基督信仰，同時也無視中國傳統婚姻的本質，即是男女結合的神聖紐帶和責任感。乘宋慶齡暫回上海探親，宋嘉澍把她鎖在家裡。宋慶齡還是壹意孤行，在朋友幫助下破門而逃，回到孫中山的身邊。等到宋嘉澍發現，壹路追到日本神戶，但為時已晚，孫中山與宋慶齡已於1915年10月25日成婚。
孫中山娶宋慶齡成了當時海內外壹大丑聞。為此孫中山受到教會的懲罰，再也不允許他在教堂進行演說。為輿論所迫，他對為他生育三個孩子的原配夫人元配盧慕貞提出離婚。孫中山不僅對原配冷酷無情（注2）從來就不盡對妻兒和生母贍養的義務，近20年來全靠其哥哥孫眉來擔當。當盧慕貞接到被孫中山拋棄的消息，正逢對她無微不至照顧的孫眉的離世，可以想象如此弱小女子心靈的摧殘和打擊。歷史學家沙曼(Lyon Sharman, 1872-1957) 發出內心的不平：「如果倫勃朗現身中國，他壹定會給盧慕貞畫像，她那滿臉皺紋，表現出舊中國女性賴於生存的，那種抵禦悲劇的力量。」 我不知所謂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國父定義是什麼，但摧殘女性，不盡父責和夫道的帽子，可以恰如其分的給孫中山戴上。
愛虛榮的宋慶齡後來年輕守寡，悲切壹生，為「國母」這個桂冠，不惜徹底投共，成為中共統戰的馬前卒，忍氣吞聲丟失了最基本的做人尊嚴。特別是在1949年後，擔心國母的頭銜隨時被共產黨剝奪，只得忍辱負重，甚至屈辱到連紀念孫中山的文字也必須接受低級共產黨宣傳官員的首肯。宋慶齡臨終前或許對自己的作為有所懺悔，導致到她拒絕與孫中山合葬，深知自己是大逆不道的不孝之女，決定埋葬在父母的陵墓旁，在另外壹個世界再盡孝道。
（八）國父的公德
1914年還是壹個相當不平常的年代，歐洲列強為爭奪自己勢力範圍打響了第壹次世界大戰。國際和國內的非常舞台上，政治家的操守表演得淋漓盡致。這裡有必要回顧壹下被國共兩黨袁世凱在被國共貶為「賣國的二十壹條「的來龍去脈。自甲午戰爭后，中國外強中乾的國情暴露無遺。10年後，在日露戰爭中大勝北極熊的沙俄帝國，作為最新崛起的世界強國日本，自然而然地加入了分割中國這塊肥肉的列強俱樂部。近百年來，出於國共在政治利益方面的需要，中國人往往被要求對實質豪無任何差異的，為爭奪中國利益的列強中厚此薄彼。
義和團最早在山東興起，1897年11月，發生「曹州教案」，2名德國神父被無辜殺害，為此清廷被迫簽訂《膠澳租借條約》，德國獲得膠州灣99年的租期、擁有鐵路修築權以及採礦權等。日本早就看中膠東，因此在壹戰爆發之際加就迫不及待加入協約國向德國宣戰。但日本並非前往歐洲作戰，卻以幫助把膠州灣德國租借地交還給中國為由，派軍隊在山東龍口登錄。當時中華民國是中立國，理應阻止外國軍隊在自己的領土上作為彼此交戰的戰場，但基於薄弱的軍事實力，無法抵禦日本的情景下，只得劃定濰坊縣以西是中立區，禁止日軍進入。然而日本根本不予置理，佔領濰坊縣后，再攻佔青島並繼續南下直奔濟南。與日本交涉多次無果，中國政府直接照會日本，提出強烈抗議。日本不但沒有收斂半點，反而向中國提出最後通牒，即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直接當面向袁世凱本人提交二十壹條。
「二十壹條」主要分五部分，前四部分是中華民國必須承認日本對山東， 南滿洲和東內蒙的領土特許權； 第五部分是最惡劣的，必須同意在政府各個部門安插日本的軍事和政治顧問，使得中國成為日本的附庸國。
在接到日方「二十壹條」后，袁世凱作為壹國總統，對日本提出如此苛刻的條款，是很激憤的。他在1915年1月9日接見其軍事顧問日本人坂西利八郎時說：「日本國應以中國為平等之友邦相互往還，緣何動輒視中國如狗彘或奴隸？如昨日置公使所提出各樣要求條件，我國固原儘可能予以讓步，然而不可能之事就是不可能，毫無辦法。」。
但實在因國力不濟，弱國無外交，對袁世凱只有兩種選擇：亡國和羞辱。因此只能採取非軍事的壹切抵抗措施，1，拖延時間（啟用善於應對困境的談判高手陸征祥）；2，泄露交涉（施展「以夷制夷」挑起列強間的矛盾）；3，外力和外交助力（挑起民憤和國外輿論的同情）；4，消極抵制和破壞（袁世凱早知簽字是必然得結果，但令其下屬儘可能逐條破壞。袁世凱秘書曾叔度回憶道：「消極抵制固然不會真正使「二十壹條」形同廢紙，但在抵制日本對華侵略方面也起了壹定作用。」
由於敵強我弱的懸殊力量對比，中華民國還是簽署了二十壹條。雖然經過努力，原本中第五號的七條沒有簽訂，第四號全部刪除，第三號中的兩條被刪除了壹條。但簽注如此不平等條約，對任何主權國家來說，都是奇恥大辱。為了警醒後人的目的，袁世凱決定將五月九日定為「國恥紀念日」，並寫入教科書，以待後來者奮發圖強。
此時此刻再來看壹下孫中山得所作所為，有助於我們了解，民族利益和個人權力在國共兩黨之父心目中的是如何平衡的。
辛亥革命以後，日本政界對華政策始終不是鐵板壹塊的。從歷史來看，自晚清起袁世凱就是日本的宿敵。因得到李鴻章的賞識，23歲的袁世凱以「通商大臣」身份派往藩屬國朝鮮。不久朝鮮親日勢力 發動政變，駐朝日軍亦趁機行動欲挾制王室，袁世凱當機立斷，帶兵擊退日本軍並救出國王。為此日本人對袁世凱恨之入骨。
日本儘管是給與袁世凱政府「善後大貸款」的五大列強財團之壹，因與袁世凱的宿怨，並非誠心誠意。1914年日本頗有影響力，與孫中山關係融洽的右派組織，黑龍會領袖內田良平（1874-1937）給日本政府壹份備忘錄中，企劃出在後袁世凱的中國，尋找聯盟的方案。北方的理想人物是滿清第十代，肅親王善耆（1866-1922）的復辟勢力，以在滿洲和蒙古建立與日本親善的政府；而南方最理想的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
為救國疲命與日本官方談判的除了袁世凱，還有為推翻袁世凱熱衷內戰的孫中山。前者為了減少壹點壹滴的恥辱而廢寢忘食，而後者為了謀求日本的支持，任何讓步在所不惜！1945年美軍佔領日本，內閣外交部的文件被迫公開，裏面就存檔壹份孫中山在1914年5月21日寫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密信。開始，孫中山從文化、種族和地域的原因解釋為何中日同盟的必要性；接著說他孫中山自己才是實現這壹理想的最佳人物。因為他能使日本獨享中國市場的權力，壹旦控制中國市場，日本就會像英國殖民印度壹樣，獲得自己向世界擴張的物質來源。當然，如果 袁世凱繼續當權，而非（南方的）革命者，日本就不可能得到這些權益。
袁世凱故意透露與日本有關二十壹條的談判，日本過分不合理的要求引激起朝野愛國情緒。國難當頭使得壹些反袁世凱的政治派別，放棄前嫌，團結在他的周圍。但南方革命派中，除了孫中山，他的貼心追隨者，如青幫代表人物陳其美（1878－1916），依然堅持謀求與日本的合作。1915年的3月14日，也就是日本向袁世凱提交二十壹條的第64天後，孫中山再次在中華民國的背後捅了狠狠重重壹刀，他給日本外交部發函願意提供比二十壹條更為優厚的辱國條件。（注3）
孫中山擔心袁世凱與日本政府就二十壹條達成協議，而喪失日本的援助，他決定給日本人加碼。孫中山在信函中提議，為加強日中軍事上的全面合作，中國軍隊將採用日本的軍事裝備；中央和地方政府將優先安置日本的顧問；建立中日合資銀行，在鐵路，礦產和沿海貿易等領域將優先使用日資。而日本也需承諾，幫助孫中山推翻現在的「壞政府」，即袁世凱的中華民國政府。
儘管日本首相和外交部沒有搭理既無信譽又無實力的孫中山，據壹些史學家的觀點，孫中山的信件也確實加強了日本與袁世凱有關二十壹條談判的出價籌碼。孫中山為謀權政治利益而出賣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在日本輿論眼裡，這確實是比中國人貧窮，愚昧更大的壹種人格恥辱。
以夷制夷出處南朝·宋·范曄《後漢書·鄧訓傳》：「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通常是朝廷利用外力抵禦侵略，安邦救國的策略，而孫中山不惜利用外力打擊自己的政府，卻是壹大發明，也算是中國所有革命者，包括後來的中國共產黨的特色吧！
為什麼中國百姓壹面控訴袁世凱簽署賣國的二十壹條，卻同時對幾乎把中國的壹切都拱手送給日本的孫中山，那個所謂的「國父」如此頂禮膜拜呢？
1924年中國國民黨第壹次代表大會成立后就就設立了宣傳部，同年毛澤東擔任代理宣傳部長。中共就更離不開宣傳部了。國共兩黨雖曾兵戎相見，但宣傳部實質是壹樣的，顛倒是非的洗腦部。他們不但對歷史的肆意篡改，還把民族的罪人，如洪秀全和孫中山包裝和美化得面目全非。
（九） 袁世凱稱帝和孫中山信譽的喪失已盡
美國教育家及法學家，袁世凱的憲法顧問古德諾博士（Frank Johnson Goodnow，1859－1939），在1915年的8月3日發表的《共和與君主論》稱：「……大多數之人民智識不甚高尚……由專制壹變而為共和，此誠太驟之舉動，難望有良好結果……中國將來必因總統繼承問題『釀成禍亂』……如壹時不即撲滅，或馴至敗壞中國之獨立……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製為宜，此殆無可疑者也。」 古德諾博士是美國約翰.霍布金斯大學的校長，當時在美國的聲望與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美國民主黨第28任總統）旗鼓相當，共和黨曾考慮把他提名總統候選人。因此袁世凱對學才出眾，德高望重的古德諾博士可謂紆尊降貴，言聽計從。
次日，當時最著名的憲政專家和學者楊度、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劉師培和嚴復等6君子成立籌安會，聲言「共和不適用於中國」。8月23日「籌安會」召集各省文武官吏和商會團體進京商討國體事宜，各文武官吏除少數表示擁護共和外，大都表示必須改變國體。
袁世凱最擔憂的還是列強，特別是日英的態度。他以對德參戰為條件，以求兩國德支持。日本始終是矛盾重重，猶豫不決，它害怕袁世凱參戰後，國際地位攀升，對日本控制中國不利。英國與日本當時是聯盟，歐戰正打得焦頭爛額，相當遷就日本的態度。
畢竟帝制問題本是中國內政，基於中國的現狀，不排除袁世凱本人的野心，於1915年12月12日成立中華帝國，即中國歷史上第壹個君主立憲的洪憲帝制，同樣也是歷史上最短命、危害最淺的皇朝，自建立到收場，僅102天。雖然如今無論是民間還是學術界對袁世凱的評價漸趨客觀和理性，但恢復帝制依然被認為是袁世凱最愚蠢之舉。歷史無法倒回，但近百年來中，中國百姓因圍繞權力的政治動亂而釀成的禍亂和受盡的苦難，無疑是遠甚於袁世凱的稱帝。正如民間歷史學家袁騰飛所說，變得絕對聰明的政治流氓都「以共和的名義走獨裁之路」。人們無需思維齊全，也會懷疑，中國共產黨政權至少是史書上，任何有記載的最殘暴，最專制的皇權所無法比擬的。自袁世凱帝制失敗后，中國始終處於不掛牌的寡頭制，如蔣介石，毛澤東等。袁世凱也是主張寡頭制，兩者的區別，前者是非繼承製，後者只不過是繼承製。繼承寡頭制屬於政治不正確，但非繼承寡頭制導致百年動亂，給國家和老百姓帶來巨大的災難。看壹下亞非拉的專制國家，大多國名被換為「人民共和國」。但「共和」只是政治正確而已，實質上依然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寡頭制，「人民」依然是無法享受民主和自由。
袁世凱的帝制迎來狂風暴雨。全國反帝制文章雪片橫飛，最舉足輕重的是曾發動戊戌變法，推崇君主立憲的梁啟超的《異哉， 所謂國體問題者》。梁啟超的主要論點是，當年君主立憲是因為國體不能輕變，今天反對帝制也是為了共和體制不得更改。中國曆來是「槍杆子里出政權」，起初表示支持君主立憲制的蔡鍔，唐繼堯在雲南宣布獨立，並組織軍隊討袁，即所謂的「護國運」。最關鍵的還是北洋軍袁家班的北洋三龍，除王世傑已告老還鄉，其他兩位，段祺瑞和馮國璋與袁已同床異夢。列強中的日本發出嚴重警告，要求袁世凱延緩帝制。內外交困，1916年的3月22日袁世凱被迫撤銷帝制。
孫中山，無論在民間或軍隊的影響力已遠遠不如數年前，儘管所謂「護國運動」三軍無主。蔡鍔雖是孫中山的學生，但此刻也沒有提出孫來領導護國。對護國運動孫中山純粹是個局外人，但他對權力的慾火從未衰竭過壹刻。1916年的春天，經過1年多來的搖擺不定，日本決定放棄袁世凱，扶植其他親日勢力。孫中山終於拿到了日本政府的70萬美元的財政援助，除此之外還有力圖復辟，清朝最後壹位（第十代）的肅親王，善耆。當然接受援助的壹方必須有所回報，即軍事上的建樹，否則財援不再延續。
拿到日本經援后，孫中山的主要的目標是上海和山東，也是日本人最唾液直流的地方。孫中山知道，壹旦控制上海和山東，成百萬的日元將源源不斷輸入他的口袋。1905年俄國水兵在波將金號戰列艦上起義，被認為是1917年俄國革命的第壹步。此歷史事件激發了孫中山對依賴海軍的幻想，因此孫中山曾想通過水路奪取上海。1915年12月，陳其美（陸上配合）和革命黨人楊虎（艦上的指揮軍官），在上海發動」肇和」兵艦起義。儘管還有日本人的暗中幫助，以慘敗而告終。據當時上海租界的報紙描述，「事件除了對百姓有恐嚇作用，完全是壹場滑稽的醜劇。人們見到的只是艦上大炮向天空開炮，以及叛軍爭相跳水逃生。」如此徒勞的恐怖主義的唯壹「成果」是，孫中山在公眾輿論中的信譽完全跌入谷底。不過根據國共兩黨的歷史，無疑又給肇和艦起義戴上桂冠「雖敗猶榮，…….在當時影響深遠」。
1916年的5月18日，孫中山在浙江和上海的幹將，也是最擅長恐怖暗殺孫中山政敵的陳其美遭袁世凱暗殺（1912年陳曾指使其徒弟蔣介石刺殺辛亥革命先驅陶成章），佔領上海的計劃徹底流產。孫中山如想繼續從日本人討到錢，必須在山東活動有些進展。他希望軍隊從青島沿鐵路前往濟南，然後再直取北京。壹路上軍隊的駐紮，給養和經費全由沿途的日本管轄區供養。孫中山竟然還無恥地授意他的日本密友萱野長知設法除掉（暗殺未琢）不服從其權威的前國民黨省長，柏文蔚。
儘管孫中山壹再告誡北征的將士，不準張揚他與日本人之間的合作，袁世凱還是獲悉孫中山與日本人的交易，乘勢二十壹條后國內反日情緒的高漲，授意發表兩本小冊子，以揭露孫中山不堪入目的行徑，壹本是楊度撰寫的《國賊孫中山》，另壹本（作者不明）是《孫中山小史》。孫中山是個實用主義者，沒有明確的戰略目標，但因北上進展不順利，也為了挽回自己的名聲，突然宣布與討袁主流合作。
1916年6月6日辛亥革命來最有實力，國家的棟樑袁世凱去世。中國即此在政壇上開始展開壹場邪惡的角逐，直至最邪惡的在1949年獲得全勝。
雖然按憲法，副總統黎元洪接替袁世凱當總統，段祺瑞任內閣總理。孫中山深知「德高才疏」（嚴復語）的黎元洪沒有權力欲，立即向黎發出親善的信號，以謀取政府中的最高職位。結果孫中山大為失望，黎元洪僅給予資深政府參議，壹個有名無實的職位，孫中山感到憤怒並立即予以拒絕。因為對孫中山來說，當總統是缺乏法律依據。有人建議副總統的位置，但孫中山不感興趣，他已準備採取武裝謀取。
對孫中山來說經費始終是個問題。當時正值列強戰爭打得火熱，況且就中國是否參戰，黎，段之間發生不可調和的矛盾。故伎重演，孫中山試圖在列強中尋求契機搞到經援，繼續他的內戰或造反。1917年初美國與德國斷交並開戰，同時也希望中國也加入協約國與德國作戰。但德國卻竭力遊說中國政府保持中立，據二戰後，德國總領事的秘密檔案，德國公使辛策（Paul von Hintze (1864 – 1941,年)曾企圖用100萬美元收買段祺瑞，卻遭拒絕。
當時孫中山曾對是否加入協約國與德作戰曾有如下看法：「以土地論，德國將來之野心，誠不可知，論其過去和現在，實可謂之侵犯中國最淺，野心最小者，因此以「公德」而言，中國不應對德國宣戰」。 由於收買段祺瑞不成，德國政府就開始在南方另找代言人。孫中山藉此機會，立即派親信曹亞培（Abel Tsao的譯音，孫中山的好些助手是漢字文盲）全權處置聯德之事。曹亞培通過德國住上海領事克尼平向德國政府轉達孫中山與德國合作的意願。德國在中國處於孤立狀態，因此很快就給與孫中山150萬墨西哥銀幣（當時國內流行的貨幣，德國政府通過荷蘭和台灣的銀行轉賬給孫中山）的現款，這是孫中山從洋人那裡獲取的第壹筆巨額的經濟援助。
然而協議墨跡未乾，1917年9月13日，孫中山的廣州政府突然宣布對德宣戰，德國外交官和政府大為吃驚。根據國際慣例，儘管兩國合作出於彼此的利益，但出於信譽也應堅持承諾。德國人發現作為中國革命黨的領袖孫中山，為了撈錢而信口開河，誇下大口，竟然不在乎最起碼的信譽，實用到可以把說謊看作成壹種政治技巧。今天大陸的孫中山的繼承者已把這種技巧玩得爐火純青。雖然壹時輕易地騙到了錢，但孫中山在西方卻永遠失去了自己最起碼的信譽，導致他最終走投無路，陷入蘇維埃政權為其設置的圈套。
（十）護國和護法中的棄兒
袁世凱稱帝時，全國各地的實力派，包括北洋新軍中袁世凱手下的大員，如馮國璋，段祺瑞，張作霖等也乘機擴展自己的地盤，因此袁世凱壹死，可謂樹倒猢猻散。作為總理的段祺瑞為了參戰，用軍警要挾親黎元洪德國會議員投贊成票，黎元洪解除段祺瑞的內閣總理之職務，並被迫解散國會。不久辮帥張勳赴京城大鬧復辟。接著段祺瑞又擊敗張勳，歷時12天的張勳復辟草草收場。1917年7月14日黎元洪正式辭職，由馮國璋任代總統，段祺瑞恢復總理之職。
不過此刻的北洋政府已非鐵板壹塊，軍隊已四分五裂，直（馮國璋），皖（段祺瑞），奉（張作霖）和晉（閻錫山）已各成壹系；而在南方，與孫中山即合即離的滇系（唐繼堯），桂系（陸榮廷）和黔系等軍閥借護國為名，均已劃分自己的勢力範圍，獨霸壹方。
根據國共兩黨的編著的扭曲歷史，把民國初期得軍閥割據稱為軍閥混戰，軍閥則是窮兵黷武，鎮壓民眾，割據地方，橫征暴等凶神惡煞得魔鬼。實際上絕非如此。我藉此簡略介紹壹些孫中山不惜國家利益，民生安樂，除之而快的主要軍閥。他們大多出身清末軍事學堂，接受過良好的中國傳統禮教育， 如馮國璋父親是讀書人，自己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天津武備學堂，后輔助袁世凱創建（北洋）新軍，並在山東剿滅義和團建立功勛；段祺瑞祖父及叔父皆為淮軍將領，且與李鴻章同鄉。他以優異成績畢業天津武備學堂后，被選中去德意志帝國柏林陸軍學校深造；閻錫山自小隨父經商，18歲那年入山西武備學堂，畢業后赴東京振武學校和士官學校留學。畢業后回國，並考上舉人，辛亥革命后投奔袁世凱；唐繼堯本人曾考上清朝秀才，后留學日本，就讀東京振武學校，然後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袁世凱稱帝時與蔡鍔聯合宣布雲南獨立。軍閥中，也有出身比較低微，自小也無正規的教育和學業，如張作霖，陸榮廷等，但成年後均行伍於國家正規軍隊，在鎮壓民間叛亂和對方外敵中屢建功勛，逐步有了自己的地盤。但張作霖和陸榮廷始終堅守國格和對百姓利益也尊重自己的底線。
基於中華的傳統道德和禮教，軍閥大多遵循古訓，如廉潔而又有容忍的雅量，心地仁慈而又能當機立斷，精明而又不失之於苛求，性情剛直而又不矯枉過正。雖熱衷格鬥，爭奪地盤，但他們之間絕不帶有國共內戰那種妳死我活，毫無底線的殘酷殺戮。他們之間的戰爭往往是點到為止，如直、皖之間的戰爭幾乎從不損耗雙方的有生力量，其激烈程度可能還不及文革時在四川出現的武鬥。軍閥無疑權欲熏心，但絕對沒有像國共那樣，用外國人的武器來殘殺自己的百姓！據不完整統計，歷時11年的軍閥「混戰」導致全國不常死亡約65萬人，但紅軍所到之處劫富殺富，毛澤東建政不久，僅（1949-1952）土改和鎮反就造成百姓的不正常死亡人數達930萬。
軍閥統治時期，中國百姓所享有的尊嚴，以及言論，組黨和出版的自由都是國民黨時代所無法比擬的，更不談1949年以後。那個年代，儘管政治落後，百姓愚昧，但依然是各種思想流派百家爭鳴，百廢待興充滿民族希望的年代。
孫中山趁軍閥割據，再加上到手不久的壹筆德國巨款，力圖在東山再起。他以護法為名，出資把100多個被解散的國會議員接往廣州。同時孫中山也是用德國的款項說服正處在軍費短缺的海軍上將程璧光，背叛北洋政府率領艦隊前往廣州護法。
孫中山要求被接送到廣州的部分國會議員，再次選他為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卻遭到代表們的拒絕。他們認為，根據憲法，沒有足夠的人數選總統，另外赴穗的使命是護法，而非推翻北洋政府！孫中山暴怒，當面羞辱議會議長，後來彼此妥協，孫中山被「選為」中華民國大元帥。
穿上大元帥制服的孫中山立即準備壹場對抗北京的戰爭。有槍的士兵每月領餉15元大洋，沒槍的則10元。德國人的錢不是無底洞，很快就枯竭了，大元帥無權向百姓加稅，就向廣州政府要錢，遭拒絕。接著孫中山命令海軍對廣州市政府大樓開炮，士兵反對，他竟然自己上艦，親自動手向廣州市內開炮。海軍司令程璧光激怒了，決定斷絕與孫中山的關係。不久，即1918年 2月26日壹代海軍名將，程璧光在海軍碼頭被刺殺。雖然兇手至今還是個迷，但最大的疑點是，此案與孫中山的親信和慣於暗殺的朱執信有關。對程璧光的死訊，孫中山曾說，這是對違抗軍令的處決。
國會議員對孫中山的獨裁萌生恐懼之心，他若大權在握，卻絕非有慈禧太后與袁世凱的那種政治肚量和克制。他們決定取消孫中山大元帥的職務，成立由7人組成的軍事委員會的集體領導。為此孫中山在軍隊中僅能調動陳炯明壹人，再加上他厭惡「集體領導」，1918年5月21日，辭去軍事委員職務，離開廣州。當時見到孫中山的人回憶說，身著元帥制服時的神氣已消失已盡，才51歲就變得蒼老，駝起了背。為了總統之位，為了壹統天下徹底得累垮了他，百姓中的威信也從此壹蹶不振。
（十壹）孫中山和共產主義病毒處於絕境
反帝壹生的孫中山，在中國最喜歡的卻是住進租界。離開廣州后，孫中山與宋慶齡住入上海法租界，位於莫里哀路二十九號（今香山路7號）的歐式花園洋房別墅。來訪的朋友絡繹不絕，宋慶齡溫馨好客，在客廳里孫中山特地懸挂了壹幅華盛頓的畫像，言下之意，主人就是當今中國的華盛頓。
孫中山在上海舒適的歐式花園洋房住了兩年的時間，完全遊離當時由胡適和陳獨秀興起的新文化運動。他享受老夫小妻的溫馨 ，修身養性的同時，也反省，寫文著書。在戰場和政壇的風雲中，孫中山始終是失敗的。他也反思，但從未檢討自己的過錯。
他把中華民國的失敗歸咎於沒有用武力徹底摧毀舊的官僚制度， 清廷的殘餘勢力以及舊時代的政客，因此無法實現教育改革，經濟和地方自治。實際上正是孫中山逃不出槍杆子出政權的暴力思想枷鎖，他的政治謀略僅限於徒勞地尋找軍事聯盟，失去了大多數進步青年的支持，甚至是好奇心。
其次，孫中山在上海期間把他的體驗歸納成壹冊，題名為《建國策略》。書的第壹部分被他稱之為「心理建設」。書中孫中山根本沒有提及自己的政治無能與運作上嚴重缺陷，而是怪罪于百姓思想受困於儒家格言「知之非艱，行之惟艱」（ 尚書•說命中），意思是「不是知道它艱難，而是實行它很難」。而他認為人群可分三類，創造者（被稱先驅或領袖），思想和發現的傳遞者（信徒），餘下的就是第三種人，義不容辭，免去思索（即無意識的執行者）。很顯然孫中山把自己比作先知先覺的領袖，方向和目標已明，剩下的就是大家該埋頭去實現，即用逆命題「行之非艱，知之惟艱」取而代之。
據最有洞察力的孫中山傳記作者里昂.沙曼，「孫中山僅是個實用主義者，他的想象力不僅無法被自己身邊的人所接受，同樣無法鼓動參与他征討的那股力量。」這也是孫中山的悲劇所在。
1920年年底，孫中山的追隨者陳炯明和親孫中山的許崇智打敗桂系的沈鴻英部隊，重新奪回廣州。雖然陳炯明建議孫中山繼續呆在上海，但在得到親信廖仲愷和汪精衛、以及民國海軍和壹些地方部隊的支持下，孫18日回到廣州。如果孫中山聽從陳炯明的安排，繼續久居上海，就此退出政治舞台，著書列傳，肯定會在中國近代歷史留下正面的痕迹和地位。然而，壹味迷戀于統壹和總統的夢幻，孫中山的人生出現壹個重大轉折，從個人的悲劇演變成至今依然籠罩中國大地的民族災難！
陳炯明自小成長在壹個優越的家庭環境，他是個秀才，並以「最優等生」畢業於廣東法政學堂。1909年加入同盟會。民國成立后他曾任廣東代理都督。陳炯明是個有相當影響的民國人物，他是個理想主義者，相信非暴力無政府主義，希望結合區域主義和射穢主義把廣東建設成全國模範省。在他主政期間，有效控制民間的賭博和吸毒，積極辦學發展教育，同時鼓勵出版和言論自由。
而孫中山到了廣州后，為了得到地方各省的擁護，口是心非地打出地方自治的聯邦制旗幟，但實際上不僅對陳炯明的廣東自治不聞不問，而且還極力反對，因此與陳炯明的隔閡日趨嚴重。1922年吳佩孚在直奉戰爭中獲勝，控制了北洋政府，為了結束國家分裂狀態，他提出徐世昌和孫中山必須提出辭呈，並邀請黎元洪出任代總統。徐世昌，在1918年起就由段祺瑞控制的安福國會選上北洋政府的總統，他為顧全大局，立即同意下野。然而孫中山始終處心積慮北上武力推翻北洋政府，與北洋政府談判中提出壹個吳佩孚所無法接受的條件，即民國政府總統的位置應屬於他的。
吳佩孚出身商家，本人也是秀才，後來投筆從軍。吳佩孚屢次立戰功，並在曹錕的提攜下，從營長壹直成為北洋軍閥中實力最濃厚的首要人物。 1922年夏天，蘇聯派出蘇共中央委員，猶太人越飛（Adolf A. Joffe, 1883－1927）前往北平，企圖在北洋軍閥中尋找其代理人。越飛第壹個感興趣的入選就是吳佩孚。
吳佩孚不光是生活清廉，沒有三妻四妾，更具有民族的高亮節氣。儘管當時的北洋政府財政拮据，吳佩孚非常鄙視拿蘇聯的槍炮打內戰的劣行，更不用說必須承諾條約中那些有利於蘇聯霸佔蒙古的條款，他斷然拒絕與蘇聯的任何合作關係。因吳佩孚反對把膠濟鐵路的權益出賣給日本，而成了直奉戰爭的導火線；同時中俄談判破裂也是因他不接受割讓蒙古。
除了民族大義，從人格而言，吳佩孚也何止高孫中山壹籌。他做人的原則有：不納妾，為官清廉，他痛恨喪權辱國的租界，因此拒絕走進洋人的非法租界，更不用說入住。特別是華北淪陷日偽后，寧為壹介平民，也拒絕為日本人合作，愈現其晚節彌堅。西方列強始終把孫中山的南方革命政府視作非法的叛亂集團，與此絕然相反，吳佩孚在西方享有很好的聲譽，其北洋政府得到西方國家的認同和支持。為此，1924年4月22日吳佩孚被美國時代周刊選為封面人物，對中國人來說還是首次。
儘管孫中山始終不遺餘力地謀求歐美政府的援助，但他在那裡已失去信譽，美國駐華大使館武官馬格魯德准將（John Magruder，1887-1958）路過廣東時，觀察到孫中山的人生中只有壹個動機，為達到自我，沒有約束，沒有他人的利益是不可犧牲的。接替馬格魯德准將的美國新任武官也有類似的見解，「孫中山的目光只盯著北京，他深信整個中國將在他的腳下，整個民族都將服從他。」美國住北京大使，科瑞（Charles Crane，1858-1939）雖然作為外交家，出言比較克制，但還是把孫中山形容為虛偽，好高騖遠，脫離實際的政客。幾乎所有在華的西方外交界人士把孫中山貶作「毫無道德底線的冒險家，為達到目的可以完全不惜犧牲民族的利益。」同時美國的輿論對孫中山的評價更是極為負面和刻薄。紐約時報簡單地把他描述為「那個南方政府中完全不可信賴的，朝三暮四，毫無廉恥的代言人」。
即使天下真有奇迹，孫中山也已失去了從西方政府拿到分文的可能性。他企圖動用廣東政府的稅收作為北伐的經濟來源，遭到陳炯明斷然拒絕，由此兩人發生無法調和的衝突。孫中山對自己的內外孤立毫無自知之明，竟免去陳炯明廣東省主席之職，並下令陳炯明下屬葉舉的部隊撤離廣州。事與願違，1922年6月16日孫中山事先獲知葉舉兵變，孫中山認為他應獨自活命出逃官邸，而讓自己妻子宋慶齡的生命為他作極為冒險的掩護，繼續留在住宅。第二天早上葉舉還以為孫中山被困，先開炮，士兵再在壹片捉拿孫文的叫喊中沖入住宅。幸好宋慶齡在貼身侍衛的保護下突破重圍，但已有生孕的她在慌亂、荊棘叢生的逃生中不幸流產，並被醫生告知永遠失去生育的機會。據宋慶齡對摯友的私人信件中流露出，她對不義丈夫的不滿。
（十二）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
不久宋慶齡與數天前登上永豐艦（后被命名為中山艦）的孫中山匯合。兩個月後孫中山夫婦再次抵達上海。此刻的孫中山已無以往的那種閒情逸緻，他的個人權欲之熏心已完全取代了他的理智。1922年8月，孫中山在上海會見了李大釗、陳獨秀，緊接著在次年的1月與專程前來的蘇聯特使越飛會晤，決定其人生最大的轉折。在深入描述孫中山是如何改弦易轍其革命初衷，與國際和國內最邪惡的政權和政治組織結盟之前，很有必要來探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孫中山最早提出三民主義是1895年，1924年基於當時在廣州大學的16次演講才整理成冊出版。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其說是政治學結構嚴謹的學術文獻或內容蘊涵深奧的哲學著作，不如說是以直接，衝動，有力，即興，雄辯的口語形式去激勵和煽動他的追隨者。更確切的說是壹種為漫長政治目標的實用宣傳。因此在這二十年中，世界和中國處於不斷的動蕩之中，孫中山本人也經歷了無數次坎坷和挫折，無疑三民主義的內容也始終演變在激蕩的政治形勢中。
孫中山沒有系統的中文教育，因此他對國學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熟悉程度可謂相當膚淺，當然遠遠不如他的政敵康有為和梁啟超。同時他在歐美逗留期，沒有接受人文和歷史的深造，大多時間為政治活動而疲於奔命，因此不可能深入到西方政治和文化的核心。對中西文化均為壹知半解，孫中山無法深入透徹地了解不同社會的運作機能，不同民族內在的文化，傳統，歷史和現狀之間的有機聯繫。不難理解，孫中山企圖把僅僅是壹知半解的西方理念，用於也不比西方文化和歷史懂得更多的中國，失敗是必然的。
民族主義。三民主義之首是民族主義，被認為孫中山領導中國革命的旗幟。但只是短短20年，民族主義的目標即改弦易轍，令人啼笑皆非。1895年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可用他的話概括如下：「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驅逐韃虜之後，光復我民族國家」。稍讀歷史的不難發現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實際上就是抄襲了中國近代史上罪孽最深的農民起義領袖洪秀全的反清造反口號「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共創人間「天國」。
中國歷史上歷來造反的領袖總是採用欺騙性最甚的口號來誘惑盡多的炮灰為其賣命送死。明末人口大約是1.5憶，而滿族僅不到漢人人口的百分之壹。因此明末不僅僅是淪亡于境外蠻族，而且所有漢人為適應滿洲人的統治開始是被迫，到後來成了心甘情願的，剃髮留辮子長達三百年之久。因此無論是電影，漫畫或小說，留長辮子的漢人成洋人面前最生動特寫。追究自身民族的原因才是良知所在。正如日本歷史學家所說，中國歷史上無數次造反只不過是惡性循環中的異姓革命。1949年中國再次被境外邪教馬列主義所淪陷也擺脫不了這種中國文化特色的惡性循環。
從人類歷史的進程來看，人類各民族之間的競爭連綿不斷，在弱肉強食意義上，武力衝突更是不可避免，而孫中山也跳不出中國文化中把自己落後挨打的原罪推向與他人。2000前的秦始皇的長城和今天中共的防火牆可謂異曲同工。依然是國學根底膚淺的原因，孫中山更為狹義的民族主義還沒有意識到經過300年的潛移默化，滿族（除了最上層的貴族）的族裔意識幾乎銷聲匿跡，而且文化及習俗也已完全回歸漢族，因此孫中山的「驅逐韃虜」與共產黨的「階級鬥爭」如出壹轍。
辛亥革命以後，大清皇朝倒亡，末代皇帝也被趕出紫禁城，但孫中山所謂的「革命尚未成功」，他的民族主義也改了新的包裝，把中國的落後，百姓貧困，官場腐化等社會原罪的推諉，從滿族改換成代表西方列強的帝國主義。被孫中山修正的民族主義，排除列強的干擾，「恢復我壹切國粹之後，還要去學外國人，無論什麼事都可以學到。用我們的才能，很可以學外國人的長處，外國人的長處（僅是）科學。」這裏毫無新意，完全慣用了張之洞的中國為國中之國的民粹主義，所謂的「中體西用」。至於把打到帝國主義作為口號，完全是為了把自己綁在以西方為敵的蘇聯戰車上。
民權主義也是孫中山對東西方文化壹知半解的表徵，不但難以被其追隨者和西方學者所理解，而且還被國共兩黨為他們的獨裁所隨意利用，投其所好。
孫中山的民權主義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和現代西方憲政的雜交。他認為，民權思想自古就在中華的文化中，如「中國古昔有唐虞之禪讓，湯武之革命，其垂為學說者」，有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有所謂「聞誅壹夫紂，未聞弒君」，有所謂「民為貴，君為輕」，此不可謂無民權思想矣」！人們不禁要問，中華文化中既然民權思想如此根深蒂固，幾千年過去了為何至今人權劣跡乃全人類之最。
我在「從萬世壹系的天皇看易姓革命的中國,日本隨想之二」中已作出解釋。在中國人的詞彙里唯有帝皇和革命最不陌生，中國的歷史就始於三皇五帝夏商周。但由於中國文化習俗的秉性中還多了壹個關鍵詞，革命。有人說，革命兩個字早已整合在中國人的遺傳基因中，此話不假！大約在公元前800年「革命」的概念已出現在中國最早的歷史文獻《周易·革卦·彖傳》中：「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這裏的「湯武革命」是指商湯天乙暴力推翻夏朝桀的統治。周武王叛亂取代商朝紂王的歷史事件，從此在中國歷史上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惡性循環。
歷史上也有古人意識到湯武以暴制暴的亂綱和對社稷和百姓的危害性，其代表人物就是蘇東坡。 他在【東坡志林，論古，武王非聖人】認為，孟子改變了孔子的最低道德底線。由於孟子為弒君正名（聞誅壹夫紂，未聞弒君），其他學者也都仿效把湯武視作聖人，都是叛逆孔子的罪人也。
湯武革命逐漸演變成了中國文化中「窮則思變」的口號，飢餓殺人，貧困而搶劫的最美妙的道德修飾。稍微有些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中國歷史上任何壹次百姓造反，都是等同於殺戮，搶劫，傳統和歷史古迹的摧殘。崇拜洪秀全的孫中山和毛澤東無疑也是革命和造反的推崇者。
幸好歷史長河為我們安排了予以劣優的對照。最有力的參照是中國的近鄰日本，雖其文化中被深深地打上儒家文化烙印，日本人卻極為厭惡革命和造反的。日本人用漢字，熟讀四書五經，他們去佛教寺廟燒香拜神，也擅長書法，1600年前傳入的論語早已成為日本人的思想源泉。或許是日本人的「愚笨」或缺乏「野心」，自公元前700年，第壹個神武天皇起平平安安地傳位給當今的第125任明仁天皇，從來沒被革過壹次命。在這2600年中，天皇大都是象徵性的，但實掌大權的各地諸侯，卻沒有壹個想換上皇袍，把屁股坐在皇位上。為此世人把日本的天皇譽為「萬世壹系」。日本人把社會各階層看成壹個整體，認為文明由這個整體同步經歷漫長的潛移默化而成。今天人類的文明象徵是自由民主，雖然日本君君民民依然，但都已成為現實！
而孫中山卻認為中國的現實加上「不可不取資于歐美」的民主制度，即可實現真正的民權。然而孫中山無法懂得得是，歐美的民主體制不是抄襲自月亮和其他外星人，而正是來自身。2000多年前柏拉圖在其【理想國】中定義靈魂的三要素即，慾望，克制和智慧。這三要素同時也規範了人生鬥爭的目標。到了文藝復興時出現兩本行為修養巨著，其壹是《論人的尊嚴》（意文，De hominis dignitate），作者是米蘭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1494）。 人的尊嚴先是通過道德自律、不斷進取而實現自己的完善。人的尊嚴就是人自己的形象，而非社會所賦予。因此在最可怕的社會制度下，人依然可以獲得自己的尊嚴。第二本書是《廷臣論》（意文，Il Cortegiano），作者是卡斯蒂利奧內Baldassare Castiglione (1478-1529) 。所謂廷臣，就是指統治階級或上層的達官貴人。書的目的就是為了提高他們在行為上的內涵和氣質，成為名副其實的，與社會上沒有受過很多教育的粗人有明顯差異的紳士。該書義大利文的首版是1528，33年後的1561就被翻譯成英文。該書就此成了上上層人物的範本和必修書，據說曾是查爾斯五世和弗朗索瓦壹世的枕邊書。由此可見，西方文明基於個人，來自從社會權貴，皇親國戚到底層平民百姓每個人的文明。換句話說，人決定了社會，而非倒置！
美國著名地域政治記者和作家在其影響深遠的《即將到來的無政府狀態》（The Coming Arnarchy，2001）中指出，民主的成功在於人口中相當比例的中產階級，以及文明的社會機制……壹個不健康的社會，民主不僅是威脅的，而且還是災難性的。中國當時的文盲高達80%，不僅是缺乏健康，而且還是病入膏肓。
法國貴族，歷史學家和政治科學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在《民主在美國》壹書中寫道，西方民主的產生並非如我們以道德制高點強迫世界其他國家接受的那種方式，而是壹種內在的潛移默化過程。當歐洲社會步入不平衡或複雜的危機，貴族們不是超負荷地承擔壹切，而是以平等的方式向其百姓賜予壹部分社會責任。這就是民主社會的萌芽。
孫中山對東西方文化極為膚淺的認識，還表現在他看不到自由對社會文明的至關重要性。所謂古希臘被稱為人類早期最不朽的時代，就是古希臘人最先懂得上層建築必須保證公民自由的重大意義。經歷中世紀黑暗后的文藝復興就是為了恢復古希臘的自由價值觀。同時，無論是始於古希臘，羅馬帝國，直至現代的歐美的哲學著作中，古希臘的自由價值觀從來沒有被忽視過。西方今天的民主制度和資本主義的成功，是幾千年來可歌可泣，不懈爭取自由的結果。
而孫中山則認為，「中國人民並沒有直接受過很大的專制痛苦，只有間接的……， 假如現在中國來提倡自由，人們向來沒有受過這種（沒有自由的）痛苦，當然不會理會。如果在中國提倡發財，人們說壹定很歡迎的。我們的三民主義，便是很像發財主義。……如果壹片散沙是中國人的本質，中國人沒有這個思想，和政治有什麼關係呢」? 「壹片散沙」與自由有什麼關係？的確，中國人從來就是壹盤散沙，但他們的自由壹直被剝奪到今天。照孫中山的邏輯，他的政府只要讓中國人有錢，在物質上滿足他們的動物性需求，就是奉行德政，人民就有民權和民主。今天的共產黨不也就是鸚鵡學舌嗎!
孫中山的民權主義中確實也受到啟蒙運動思想家中主權在民的思想，如「當我們建立共和政體時，誰是君王？是我們4萬萬百姓」。但孫中山卻並不接受盧梭「天賦民權」的思想，因此他的民權主義對西方的平等和自由概念是非常薄弱的。譬如孫中山具有相當嚴重的人分等級的觀念，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等三類；他們的社會分工分別是，發現，推動和執行。實際上就是儒家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當然孫中山也把自己定了位，即是與眾不同，高高在上的先知聖人。由於他把自己看作超人的遠見，無疑應承擔特殊的社會責任，即引導廣大愚民走上正道。這就是所謂小部分先知先覺產生出民主，再把民主賦予無知的大眾。這不禁讓我想起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英國人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 –1936)那首很有爭議的詩，「白人的負擔」。詩歌的大意是，教育和啟蒙落後和野蠻民族的負擔，落在了白種男人的肩膀上。
孫中山的強國慾望是無可置疑的。他認為強有力政府是強國的先決條件，而無視政府更是大多數民意的代表。孫中山總結了1911年臨時政府的失敗歸咎於「三舊」，即舊政府遺留下來的腐敗作風無法使新政府正常運作；舊政府的遺風滲透到新政府；和舊政府作風衰逐步蠶食新政府。1924年孫中山的《建國大綱》中，為了徹底摧毀舊政府的殘餘，他建議中國實現民主憲政前必須經過以下兩個階段。首先是軍政，即戒嚴法鎮壓壹切反革命勢力，為建立憲政作準備。其次是政訓，即動用各種宣傳機器提高百姓的公民意識或覺悟。當然實現這兩個階段的領導必須是國民黨，也就是為今天的壹黨獨裁掃清了障礙。
民生主義是三民主義的核心，是美國經濟學家喬治（Henry George,1839-1897）和美國業餘研究馬克屎的壹個牙醫威廉姆（Maurice William，1881-1973）式的射穢主義和儒家大同理念的綜合。
孫中山民生主義的產生基於中國的貧困現狀，西方工業的發達以及隨之而來的負面作用，即越陷越深的貧富差異。孫中山有如此壹段觀察：「歐洲自機器發明，而貧富不均之現象隨之呈露，橫流所激，經濟革命之焰，乃較政治革命為尤烈。此在吾國三十年前，國人鮮能壹顧及者。余游歐美，見其經濟界岌岌可危殆之狀，彼都人士焦頭爛額而莫知所救。」為此民生主義就是孫中山為「鮮能壹顧」的國人，和「焦頭爛額而莫知所救」的世人指出的壹條「光明大道」，好似為三餐不果腹人群解脫營養過剩之苦。
孫中山從射穢主義找到了答案，按梁啟超的說法，中國提倡射穢主義，以孫中山為最先。1924年8月3日，是孫中山在廣州的民生主義第壹講。孫中山說世界上流行的「梳西利甚」（射穢主義）「有五十七種，研究不知那壹種才是的確」，但他坦誠的認同，「近來美國有壹位馬克屎的信徒威廉氏（指牙醫威廉姆），深究馬克屎的主義，見得自己同門互相紛爭……這位美國學者的最近發明，適與吾黨主義若合符節。」
同時美國經濟學家喬治的《進步與貧困》對孫中山也影響頗大。他曾寫道：「美人有卓爾基.亨利，……曾著壹書，名為進步與貧窮， 其意以為世界愈文明，人類愈貧困，著于經濟學分配之不當，主張土地公有。其說風行壹時，為各國學者所贊同，其闡發地稅法之理由，尤其為精確，遂發生單稅射穢主義壹說。」
不過，孫中山始終不贊成歷史唯物主義，他稱馬克屎是個社會病理學家，雖能明察資本主義的弊病，但開了壹個錯誤的藥方。他也贊同威廉姆的觀點，「馬克屎錯誤地把他觀察到的（病態）社會現象看作成壹種社會規律，並把階級鬥爭視為社會病理學的象徵。」
儘管孫中山熱衷革命和造反，但他在字面上卻認為，人類進步的主要動力不是（階級）鬥爭，而是和諧與合作，即所謂三民主義中的大同理想。2000多年前，儒家「禮記」定義了大道大同之理想,「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孫中山認為，為了「全國人民都可以得安樂，都不致受財產分配不均的痛苦」，「孔子之理想的大同世界，真能實現，造成莊嚴華麗之新中華民國，其將駕乎歐美之上。」
孫中山雖是個射穢主義者，但絕對不相信共產主義。他承認剩餘價值和貧富不均，但反對階級鬥爭，反對通過武力強制沒收地主和資本家的財富。1924年孫中山已處於蘇聯共產黨的嚴控中，在國民黨內為了左右逢源，他竟然壹改初衷，他說，民生主義是射穢主義，同時也是共產主義。為了給自己的機會主義壹種合法性，孫中山模稜兩可地聲稱馬克屎主義不同於共產主義，民生主義實際上與共產主義是壹致的。孫中山還更模糊地說：「共產主義是民生的壹種理念，民生也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 除了方式方法上，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沒有不同之處。」
三民主義作為國民黨的謀政和施政綱領最終成文，並印刷成冊是1924年底，儘管沒有劃時代的創意，同時也存在許多瑕疵，但作為愛國志士，喚起民眾，併為他們提供壹種救國方略的選擇是無可非議的。但孫中山為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而壹改初衷，不擇手段，甚至無視民族利益，依然逃不出他自己所鄙視和力圖埋葬的，存在了幾千年的文化劣跡。
（十三）共產主義病毒趁虛而入
對中國近代史上負面影響，換句話說，造成共產主義對中國的天大災難，或許對今天，21世紀全人類精神文明上的污染，沒有任何外國人超過這六個猶太人。因此在寫孫中山把中國文明引入深淵時也必須提及與他休戚相關的其中兩個猶太人，越飛和鮑羅廷。
1920年代地球上最殘暴的共產獨裁政府蘇聯不僅沒被西方世界看作合法的政府，而是力圖從地球上扼殺的敵人，因此，被西方文明所唾棄的蘇聯，為了其生存和壯大其勢力，在落後愚昧的亞太地區擴散其共產主義病毒。1920年4月，俄國共產黨遠東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派遣俄籍猶太人，維經斯基，中文名為吳廷康( Grigori Voitinsky, 1893-1953)和他的妻子庫茨涅佐娃，和俄籍華人翻譯楊明齋等來華。在北京，他們與李大釗進行了會晤。經李大釗介紹，維經斯基到上海會見了陳獨秀，進壹步商討籌建中國共產黨。8月，陳獨秀等在維經斯基的幫助下，建立了中國第壹個共產黨早期組織——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1921年5月，維經斯基返回莫斯科。接替他的是化名為尼克爾斯基（Владимир Абрамо。вич Нейман 1889-1938），俄籍猶太人，蘇共特務。尼克爾斯基受蘇聯共產黨遠東國際間諜處、遠東國際書記處、赤色職工國際等3個專門顛複合法政府的特務組織派遣，前來為中國培植在中國的親蘇傀儡。不久，即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3號（今興業路76號）召開第壹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所有的15名代表中，蘇俄的特務就佔了兩名，尼克爾斯基就是其中壹個，另壹個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的化名為馬林的荷蘭人（Hendricus Sneevliet，1883－1942）。可見，包括德國納粹和義大利法西斯在內全世界所有政黨中，完全靠境外(邪惡)勢力扶植而建立政權的唯有中國共產黨。
1921年時中國共產黨黨員總人數，據中共壹大給共產國際的報告說是53人，後來，張國燾在莫斯科修正為57人。57個叛逆分子在當時4萬萬中國人中可謂滄海壹粟，如聚集在壹起，壹陣微風就會被吹得無影無蹤。為此蘇聯政府急迫尋求可為中國共產黨提供寄生的其他相對成熟政治勢力。
暗中尋找顛復北洋政府的突破點，明裡卻懇求蘇維埃的合法性得到北洋政府的認同。1922年的7月蘇聯共產政府派越飛（Adolf Abramovich Joffe；1883－1927）任為駐華全權代表，希望在中國打開缺口。越飛是個出身富裕的猶太人，帶著由24個隨員組成的龐大代表團下車伊始，即與中華民國北洋政府的外交總長顧維鈞談判。越飛想先達成建交目的，顧維鈞仍要求蘇聯先把紅軍從外蒙撤退，談判因此沒有結果。據顧維鈞回憶，越飛要求北洋政府單方面宣布取消與西方列強的所有不平等條約，卻例外地同意俄國在外蒙的駐軍。儘管越飛壹再威脅，如果北洋政府不接受條件，俄國將與孫中山的分裂政府結盟，北洋政府堅持了國格。
與此同時，越飛通過蘇聯駐華代表處武官格克爾陽攜帶他的信函前往洛陽與軍事實力最強的吳佩孚將軍會面，希望建立合作關係。經過幾經周折，吳佩孚強硬地拒絕了蘇聯人的遊說，在報紙上公開了與越飛交涉的經過，並發表聲明：「蒙古屬於中國……,中國中央政府不承認所謂的蒙古政府，因此中國政府難以承認蒙古政府與俄國政府所締結的條約是有效的」。可見 吳佩孚對蘇俄政府的態度是極為不滿。
當時，孫中山被主張聯邦制的陳炯明趕出廣州，再次逃亡上海租界，身心處於絕境，但政治野心依然。多年來，孫中山的民族主義雖然是扛著反帝國主義大旗，自始至終主動，卑躬屈膝地祈求西方列強的援助，但屢屢遭拒絕。對另壹個赤色帝國主義的俄國，除了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孫中山於1918年夏天致電列寧和蘇維埃政府，禮節性地表示「願中俄兩黨團結共同奮鬥」 外，從沒主動示好，卻相反壹直是蘇俄接二連三地向孫中山頻送秋波，以尋求在中國有立足之地。
越飛在顧維鈞和吳佩孚面前碰了壹鼻子灰，孫中山的絕境給他提供了契機。在當前形勢下孫中山可能是最佳選擇。在得到蘇共領導首肯后，越飛立即前往上海，與孫中山會面。想不到如酒逢知己千杯少，壹觸即合，越飛與孫中山會面后馬上壹起發表 「孫文越飛聯合宣言」（簡稱「孫越宣言」）。「孫越宣言」，雖承認蘇維埃制度，事實上不能引用於中國，但越飛同時向孫中山保證，蘇聯國民不僅對他統壹中國予以最摯烈之同情，且政府也會給與必要得援助。而孫中山竟然同意蘇軍暫時留駐外蒙，為他提供打內戰所急需的經費和槍支彈藥作為交換條件。
自1920年10月起，蘇俄政府已間接地與孫中山有過秘密接觸。基於過去失敗得教訓，孫中山認識到，必須擁有壹個屬於自己控制得地盤，才能確保俄國共產黨的賞識，並得到他們的錢財和武器。1922年10月中旬，孫中山把北伐軍改名為 「討（陳炯明）賊軍」 ，任命許崇智為東路討賊軍司令，蔣介石為總參謀長，劉震寰為西路討賊軍司令，東西兩路夾擊陳炯明。苦戰3個月陳炯明被擊敗，孫中山於1923年的2月回到廣州，第三次建立政權，名為「陸海軍大元帥大本」，他自命為大元帥，開始了其革命生涯中朝向 「聯俄容共」 的最大轉折。
孫中山當時有兩套軍事計劃，其壹是，在張作霖的支持下，擊敗吳佩孚，奪取北京政府；如果此計劃落空，即把軍隊轉移至蒙古邊境地區，直接交由蘇聯政府負責裝備和訓練，然後再解決吳佩孚。無論實現哪壹套計劃，唯俄國人的錢和武器才是必要的保證。「孫越宣言」簽署的當天，越飛興緻勃勃地給蘇聯共產黨和政府寫了壹封長信。信中強調，「……孫中山更大程度上是我們的人，是革命家。如果我們現在同他壹起攜手並進，他決不會背叛我們。」1923年的3月8日，俄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將按月向孫中山提供200萬墨西哥元的資助」。從此共產主義病毒開始感染中國，並把這個國家墮入至今也無法自拔的深淵。
「孫越宣言」是越飛以武器和經援為誘餌，把孫中山的國民黨拖入與蘇俄結盟的陷阱。自1921年成立，直至1923年的6月第三次代表大會前夕的700多天里，中國共產黨的總人數僅從57人蝸牛般地爬到420人。為了改變中國共產黨不成氣候，壹籌莫展的狼狽相，蘇共中央和第三國際終於成功地讓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臨時政府，作為中國共產黨急需賴以寄生的政治組織機體。利用國民黨，中國共產黨才能逐步擴展其在社會底層廣泛的影響力，同時培養出未來的行政人才和軍隊將領，
越飛雖然為中國共產黨找到可以寄生的國民黨，但容共本身卻遭到國民黨內反共的保守派和目光短淺的共產黨人劇烈反對。作為文人，專職外交的越飛則對鞏固國共合作壹籌莫展，為此1923年的6月，越飛離開廣州（1927年在莫斯科因與托派的牽連而自殺），他的工作由任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及蘇聯駐廣州政府全權代表的鮑羅廷（Михаи́л Ма́ркович Бороди́н，1884－1951）接任。鮑羅廷出生貧困猶太人家庭（這個世界的上千個民族中，為何唯猶太人最熱衷於對中國的赤化？），他是1903年加入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老黨員。鮑羅廷從事多年的顛複合法政府，並積累了極為豐富的發動群眾運動的經驗。凡結識鮑羅廷的人都讚歎他天智過人，具有百科全書般的博學才識。鮑羅廷出生白俄羅斯，遊歷西班牙、美國和英國等多國，能熟練多國語言，不像越飛需要通過翻譯，他能隨意，毫無拘束地用英語與孫中山交流。鮑羅廷口才出眾，極易博得他人的信任。他被委任到廣州可謂如魚得水，成為蘇聯全面赤化中國的最佳人選。
鮑羅廷在壹次發往莫斯科的秘密報告中，對孫中山作出十分坦率的評價。他說，「孫中山的思維很落後，缺乏政治判斷能力。他的智慧與倫理方式與壹介平民不分伯仲……對政界人物的評估完全憑藉個人喜惡……孫中山總是把自己看成是聖賢，而他人則比作群氓和傻瓜，實際上在中國他充其量只算得上壹個開明的小官吏。」 如此評價，不難看出鮑羅廷只不過把孫中山看作心理上可以隨意擺布和操縱的對象。鮑羅廷理應是個功臣，為蘇聯打開中國的局面立下奇功，畢生效忠於壹個對自己生命都沒有保障的罪惡政權。鮑羅廷在斯大林的肅反中遭清洗，1950年死於西伯利亞的勞改營。
鮑羅廷於1923年的十月初抵達廣州，他發現孫中山的權威搖搖欲墜，桂軍的劉震寰和滇軍的楊希閔對孫中山陽奉陰違，隨時可能謀反，並把廣州形容為「好似20世紀的巴別塔，其「混亂」（ 希伯來語balel的意思）之極讓人完全迷失。」
鮑羅廷作為壹個堅定的列寧主義者，深信成熟的政黨是政治鬥爭和民族革命唯壹有效的工具。他多次對隨從說，國民黨甚至還並非是個名副其實的政黨。如從政治，組織和理論上等從各個層面考慮，這個政黨都沒有壹個確切的施政綱領。作為孫中山的首席顧問，鮑羅廷提出改造國民黨的機構，在上海和廣州設立核心執行小組，成立臨時執行委員會並積極籌備國民黨第壹次全國代表大會。在1923年的10月15日，孫中山在廣州公園的壹次國民黨集會上，與鮑羅廷壹唱壹和，「政府必須由政黨來控制；比殺人武器更有效的工具是，發動民眾，加強團結以及宣傳」。這正是中國共產黨用來統治中國的三大法寶：獨裁，洗腦和並在愚民中發掘取之不盡的炮灰。孫中山與蘇俄結盟，意味著政治和統治傳統上的壹個重大歷史轉折：用壹黨專政取代數千年來的世襲傳統專制。
於此同時，孫中山開始在組織上為其堅決容共作了準備。1923年10月25日孫中山命名9個成員的國民黨臨時執行委員會，其中雖然僅包括1個中共黨員，但在國民黨改組前夕就把眾多留在上海的老黨員排除在決策圈外，權力集中於擁護其聯俄容共主張的幹部手中。
當時支持孫中山的部隊圍攻陳炯明的據點惠州受挫，粵軍反攻直逼廣州，形式非常緊迫。鮑羅廷發現廣州的國民黨雖名義上有3萬黨員，但重新註冊的僅3000名，而且上層領導與基層群眾沒有實在性的溝通。考慮到廣州政府的岌岌可危，決定採用共產黨慣用的手段。臨時執行委員會壹致通過鮑羅廷的兩項緊急法令：其壹，沒收地主的財產並分配給農民；其二，宣布八小時工作制，並增加工人的工資。與此同時，派出大量的積極分子深入鄉村對農民進行政治宣傳和煽動反對陳炯明的革命熱情。為包圍廣州，鮑羅廷還組織了500多個全由共產黨員訓練的志願人員。
國民黨臨時執行委員會通過的鮑羅廷提出的兩項緊急法令，執行之前必須得到孫中山的首肯。不顧同盟會早期華僑會員反對共產的意願，在最後簽署之刻竟向鮑羅廷探詢俄國政治避難的可能性，並討論最佳潛逃的途徑。
11月18日的晚上，廣州的軍事形勢發生逆轉，陳炯明的部隊被擊潰。從此孫中山對鮑羅廷更為器重，更為信任，幾乎是言聽計從。他開始認識到必須依靠發動（最愚昧的，最貧困的， 仇富，熱望用暴力改善自己物質條件的）群眾，作為革命的動力。並向反對此壹赤化的極端政策的黨內同仁作如下辯解，「我黨的三民主義，與他們（蘇俄）所倡導的，在意識形態是相似的。但是我們黨仍然缺乏（實現三民主義的）有效的方法，應該研究他們的。由於我們希望學習他們的方法。我已經請鮑羅丁先生擔任我們黨的訓練主任：他要訓練我們的同志……。我希望所有同志必須丟棄偏見，並誠懇地學習（鮑羅廷的）所教授的方法」。
1924年1月20至30日，國民黨在鮑羅廷的導演下召開了第壹次全國代表大會，又稱重組大會。會議的開場儀式好似黑道幫會，全體代表向領袖，孫中山鞠躬。會議遵循蘇俄的旨意，因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綱領性口號，徹底邊緣了與歐美結盟和接受西方的任何援助，以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被完全套在蘇俄的戰車上賓士了。
在大會期間，正逢列寧去世（1923年1月21日），孫中山以當時中國第壹大黨，國民黨的黨魁的身份，竟然以極為肉麻的抒情方式，作了如下悼詞，「妳，列寧，是傑出的。妳不僅教導我們，而且還把文字轉為現實。妳締造了壹個嶄新的國家，還為我們指出壹條共同奮鬥的道路」。台下除中國共產黨的黨員，還有那些以鮑羅廷為首的蘇聯特工，他們的勝利喜悅是可想而知的。他們得意的原因是，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克服了黨內辛亥革命元老重重阻力，而作為大會決議公開發表的。
（十四）國民黨內的良心的痛苦掙扎
國民黨內部對孫中山聯共容共政策的分歧，遠比共產黨內反對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嚴重得多。自前身中興會，同盟會至辛亥革命成功后改名為國民黨時，骨幹大都是旅居海外和兩廣僑鄉的反滿清人士。他們中的不少追隨孫中山推翻清朝統治，擁護共和體制，崇尚民族獨立，但在思想意思上卻與共產主義格格不入。1924年初國民黨第壹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孫中山竟然提出「聯俄容共」並將其寫入黨章，激起了黨內右派的憤怒和極力反對。
其中最有名的鄧澤如（1868-1934）, 18歲時去南洋謀生，后因開錫礦而發跡，接著成立當地有名的企業家。1907年鄧澤如加入中國同盟會，任掛羅庇朥埠分會長，開始在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財政角色。他從馬來西亞和東南亞等地為孫中山籌款，並在1913年孫中山最困難的時刻，依然對他表現無限的忠誠，後來在1922年與陳炯明的決裂中也不惜與孫中山沆瀣壹氣。
孫中山執行聯俄容共政策的初期，在某種程度上還寬容國民黨黨員公開抨擊蘇聯政府的言論。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李大釗等人，公開向北洋政府情願，要求正式承認蘇維埃政府，並支持蘇聯駐軍外蒙古。此消息傳開，引起國民黨人士的憤慨，如當時任廣東大元帥府參議孫鏡亞（1886-1954）檢控李大釗等「違反黨紀，承認北京政府」。國民黨官僚朱和中（1880-1940）也批評上海的《民國日報》和《新青年》等報刊在外蒙問題上宣傳共產黨的主張。鄧澤如則指示國民黨的上海老黨員深入調查李大釗等共產黨人「不守黨義事」。不久國民黨監察委員謝持（1876-1939）的女婿得到壹份中國共產黨的秘密文件「中國射穢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大會決案及宣言」。文件確證，共產黨人背信棄義，確以黨團的形式在國民黨內存在，並且試圖左右國民黨的政策和擴大自己組織的陰謀。（請參考「中央監察委員會彈劾共產黨案」，《革命文獻》，第九輯，第72-74頁）
在證據確鑿的情況下，1923年6月18日，鄧澤如在中央執委會第39次會議上提出彈劾共產黨的案，雖經蘇俄和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中的代理人廖仲愷（1877-1925，兒子廖承志曾任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夫人何香凝也是大陸紅色政權的紅人）的竭力阻擾，但幾經修改還是提交立案。提案得到國民黨人廣泛的支持，壹時間聯名支持監控信和支持彈劾案就有2000人之多，同時國民黨黨內對容共政策的分歧也趨於白熱化。作為壹個不惜犧牲壹切，為爭取全國實現共和的國民黨，理應通過黨內辯論，採用民主投票的方式解決爭端，但孫中山聽取鮑羅廷的建議，設立中央政治委員會，不通過選舉自任主席並集中所有涉及黨務的壹切決定權。當然，在鮑羅廷的影響下，雖經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討論，彈劾共產黨的案依然不了了之。
1923年11月29日，作為國民黨臨時執行委員之壹的鄧澤如等11人，把國民黨的容共政策視作壹團象徵中國未來凶兆的漆黑烏雲，決定直接上書孫中山。請願書極為深謀遠慮，並壹針見血地指出，「借國民黨之軀殼， 注入共產黨之靈魂」，「內里隱陰謀」。儘管上書中，鄧澤如對孫中山留足餘地和面子，只是把矛頭直指鮑羅廷和陳獨秀身上，但此刻的孫中山早已被共產黨的組織能力和宣傳技巧所迷惑，親筆著文嚴厲訓斥那些不僅在中國人中，也是國民黨中不可多得的良知。
次年，國民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又有壹個更勇敢的辛亥革命元老，以民族大義直接對點名孫中山，指控其容共惡政的。他就是馮自由（1882-1958）。馮自由出生於日本橫濱壹個華僑家庭，作為最幼的成員，14歲時就參加孫中山在日本成立的興中會分會。1905年成為同盟會最早的骨幹成員，並出任香港同盟會會長。此後，直接參与籌劃和指揮西南各省歷次起義，為辛亥革命的成功立下汗馬功勞。據大陸歷史學者，自由撰稿人傅國涌的文章，題為「由國民黨失意元老轉為歷史學家的馮自由」（2002年第2期《炎黃子孫》）：國民黨第壹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馮自由被指定為大會宣言審查委員會委員。會後，馮自由等五十餘人在林森寓所秘密集會，反對國共合作。李大釗，鮑羅廷將這壹「不守黨員紀律及挑撥國共惡感」的舉動報告孫中山，要求嚴懲馮自由等四名為首分子。孫立即在大元帥府召集馮自由等，聲色俱厲地訓斥說：「反對中國共產黨即是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即是反對本黨民生主義，便即是破壞紀律，照黨章理應開除黨籍及槍斃」。最後，馮自由受到嚴懲，被孫中山以總理身份（即個人的名義）開除黨籍。
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的另壹位國民黨元老張繼（1882-1947）對孫中山開除馮自由大為不滿，要求孫同時開除自己的黨籍。同時與孫中山發生激烈的爭執，最後孫竟然顯得蠻橫無理和撒野下作地說，「黨員應絕對服從自己的領袖和他的領導……,否則我將拋棄整個國民黨，自己去加入共產黨」。張繼無奈地抱怨說，「總理自己發紅，就不退，余已不忍多辯」。不過張繼的反共立場從未停歇，後來成了西山會議派的骨幹。
儘管遭到孫中山嚴厲指責，馮自由繼續反對國民黨的容共政策，1925年孫中山去世后，5月中旬，馮自由從北京來到上海，組織中國國民黨同志俱樂部，發表宣言稱：「吾黨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絕不相侔」，反對「強效蘇俄」。終於為鮑羅廷和國民黨的左派所不容，被開除出黨。從此，這位最著名辛亥革命元老之壹，即退離政治舞台，著書立傳，其中有價值的是他的《革命逸史》。毫無疑問，他反對滿清，擁立共和的英名卻被國共兩黨的洗腦機器所無情過濾掉了。
鄧和馮雖是國民黨中的右派或保守派，但他們對社會改革的熱情依然是屬於欲速而不達的激進派。社會的文明和進步是壹種漫長的演化過程，社會制度與百姓素質之間的實質關係，確切地說就是稱身裁衣。文明的社會也是代表政府與百姓的壹種良性的契約關係，隨著百姓的素質提高，自然而然的瓜熟蒂落。鄧澤如和馮自由的錯誤就是把革命當作走向文明的捷徑，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個人道德品質依然處於中世紀的孫中山身上。毫無疑問，鄧和馮倘若能讓孫中山迷途知返，當時乃處於第壹期的共產主義癌細胞絕對不會發展到擴散到整個中國社會的最晚期。但事實證明，孫中山之類的革命領袖在追求權力的邪途中，不僅離革命的初衷越離越遠，而且還丟失了做人的道德底線。
（十五）為權力，放棄底線，蔣介石自挖其墓
雖然並非是本文的主題，還是很有必要提壹下當時國民黨的另壹個關鍵人物，蔣介石。特別是蔣介石私人日記和蘇聯檔案解密后，史學家開始詳盡地了解對他在4.12事件前的表現。早在《孫越宣言》發表后，蔣介石同樣對蘇俄評價有嘉：1923年8月5日蔣介石在其親筆手書《致蘇俄黨政負責人意見書》中指出「蘇俄為吾中國惟壹之同志，中國革命之成敗，自與蘇俄有密切之關係。」 「時至今日，帝國資本主義之壓迫，更甚於前。中俄兩國主義之密切，其成敗厲害，實有存亡與共之關係。」
1923年8月16日，孫中山派遣蔣介石，向革命成功推翻俄羅斯臨時政府的蘇聯學習建立革命軍隊的經驗。經3個多月的訪問后歸國，徹底扭轉了蔣介石先前對這個共產國家的看法。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寫道，「我未往蘇聯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壹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本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于壹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危險。」
凡是對蘇聯惡感的不需太多的政治常識，唯有良知即可鑒別。幾乎與蔣介石訪蘇的同時，1925年3月，詩人徐志摩因取道歐亞鐵路赴義大利會晤印度詩聖泰戈爾的途中，順便訪蘇俄。僅僅在蘇聯走馬觀燈三天，就徹底打破了他以往的蘇聯夢，他為此寫道：「他們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實現的，但在現世界與那天堂的中間卻隔著壹座海，壹座血污海，人類泅得過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徐志摩散文全編》上冊，第605頁）對邪惡的認識可以是出於人的良知，但對待邪惡的態度卻不僅僅在於良知。
蔣介石並向孫中山彙報此行的收穫，形容蘇聯共產黨的可怕程度，並直言絕不可信任。然而孫中山依然不改變其容共的初衷。與鄧澤如和馮自由等辛亥革命元老赤誠的人品不同，蔣介石雖然親臨地獄般的蘇維埃國家，開始壹改初衷，徹底覺醒，發自內心的反共和憎恨俄蘇聯特務鮑羅廷，但他卻是壹個城府深，權力欲之旺盛，不亞於孫中山的政治人物。蔣介石不僅沒有空開與黨內同仁反對容共的政策，卻繼續當他黃埔軍校的校長，通過蘇聯的武器和教官逐步把國民黨的武裝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孫中山去世后，國民黨元老中的右翼從未停歇把共產黨和鮑羅廷驅逐出去的努力。1925年11月23日，林森、居正、鄒魯、葉楚倫等10餘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孫中山的靈前，召開國民黨壹屆四中全會。在歷史上，這些國民黨內的有識之士被稱為西山會議派
會議最後壹致達成決議：開除共產黨人譚平山、李大釗、毛澤東等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候補中央執行委員職務，並取消他們的黨籍，同時還解除蘇聯鮑羅廷的顧問職務。會議還通過了《取消共產黨員的國民黨黨籍宣言》、《開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共產黨人李大釗等通電》、等決議。尤其是會議最後向全黨警示：如果不在國民黨內實行清黨，恐怕「再過壹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化為赤色矣」。
壹個多月以後，在蘇聯顧問鮑羅廷的操縱下，以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26年1月4日至19日在廣州舉行。會議中，蔣介石不但沒有支持西山會議派，反而參与通過了壹個《彈劾西山會議派之修正案》，決定永遠開除謝持、鄒魯的黨籍。大會選出中央執行委員36人，其中中共黨員7人；選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24人，其中中共黨員也有7人。中共黨員譚平山、林祖涵，和毛澤東分別控制了國民黨的組織部，農民部，和宣傳部等要害部門。據最新考證，外事部部長彭澤民也是中共黨員。各部做實際工作的秘書均為共產黨員。同時，各地方黨部大多數由共產黨員主持。很明顯，不同與孫中山的無知，蔣介石是放棄原則，明知故犯，不惜民族安危，藉助魔鬼養癰成患,以實現其個人的權欲。為此蔣介石因喪失起碼的政治道德底線，即在23年後終於得到了應有的報應，被共產黨趕出了中國大陸，只能盤踞在台灣度過餘生。
鮑羅廷的心腹有兩人，黨政方面是汪精衛，軍隊的代表即是蔣介石。1925年的下半年，陳炯明的勢力依然威脅國民黨政府，盤踞在距廣州東面僅150公里的惠州，同時任軍事部長兼廣東省政府主席許崇智的奧軍部下也在暗中串通陳炯明（對於孫中山的態度，軍閥雖非鐵板壹塊，但他們與共產主義的勢不兩立是毫無疑問的），為此蔣介石帶領黃埔師生先下手為強，同年8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卸下許部三個整旅的武裝，逮捕了許崇智的親信並把他流放出廣州。在鮑羅廷和共產黨的支持下，蔣介石向惠州的陳炯明發動圍剿。11月4日，周恩來率東征軍第1師壹部及總政治部人員進駐汕頭，同年11月7日，東征軍第2縱隊第11師在陳濟棠（1890—1954）的帶領下克複陳炯明叛軍佔據的最後壹個城市饒平。這壹天，正值蘇聯十月革命八周年。蔣介石在汕頭東征軍總指揮部宴請隨軍的蘇聯軍事顧問，並發表了《對於聯俄問題的意見》的長篇演說，席間，他還高呼「世界革命成功萬歲」的口號，以慶祝第二次東征的勝利。殲滅陳炯明的勝利讓蔣介石正式亮相於國內外的政治舞台。不過蔣介石與毛澤東在今後的交往中，切身體驗到他的壹些心眼，在行騙高手毛澤東面前實在是班門弄斧！
蔣介石既非北洋出身，也非辛亥元老，純屬名不見經傳的亂世之輩。但經潛心鉆營，左右投緣，全殲陳炯明后，作為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可謂萬事俱備，準備北伐以完成孫中山奪取中國的統治權。1926年2月21日至24日，在鮑羅廷和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Lev Karajan, 1889-1937)的親自參与下，中共中央特別會議在蘇聯駐中國的大使館內召開。會議作出決議，全力支持蔣介石的北伐。無疑共產黨和蘇俄的支持是北伐勝利關鍵的因素，但它們畢竟是中國境內最邪惡的兩股勢力，竟然在建立邦交國的使館內，謀划推翻合法政府的陰謀。
北伐軍不僅裝備最新蘇聯裝備，而且所有軍隊（八個軍，包括炮兵，陸海空等各個兵種）全部配備實戰經驗豐富的蘇聯軍事顧問。相比之下，軍閥的部隊軍餉匱乏，武器落後和參差不齊，因此北伐軍勢如破竹，軍閥部隊紛紛無奈倒戈，被蔣介石作為雜牌軍收編（為後來再度倒戈向解放軍留下伏筆）。1927年的3月，北伐軍進入南京和上海，拿下了半個中國。蔣介石認為與共產黨和蘇聯決裂的時刻到來了，於是在4月12日，蔣介石開始清（共產）黨，也就是被共產黨歷史書上描述的「四壹二」反革命政變。
歷史往往是勝利者笑到最後。從長遠的眼光來看，北伐的真正受益者是中國共產黨。對共產黨來說，與其長征是宣傳隊，不如說北伐軍是宣傳隊。共產黨搭上北伐軍的大篷車，壹路上，通過其有效的宣傳機器組織和煽動了不久將成為紅軍主力的成千上萬的工人，農民和激進的學生。當北伐軍攻佔武漢時，在共產黨的鼓動下開啟了「打土豪」的先聲。農會的「革命熱情」被激發起來后，打土豪的浪潮壹波高於壹波，不僅組織群眾瓜分地主和土豪的田地，而且還毆打、遊街、罰款，乃至槍斃。這就是蔣介石依靠共產黨進行北伐所付出的致命代價：動搖或重重打擊了中國的社會中堅，即地主階級。他們不僅是抵禦共產主義的最可信賴的力量，還是中國傳統文化真正繼承者。
如把蔣介石與孫中山作壹比較：雖然兩都屬於權力狂壹類，但孫中山的容共從客觀上來講，畢竟是出於對罪惡政權蘇維埃的無知；而蔣介石對血腥的斯大林政權的直接肉身切身體驗達195天之久，深知蘇共乃屬於人間的邪惡，但依然忍氣吞聲，繼續姑息和縱容為共產主義病毒毒害可憐，又多災多難的中國4億同胞，提供最最關鍵的3年（1924至1927年）。有個讀者看了我的前文，感嘆地發問Why only in China, people keep creating generations of generations of leaders like this?（為什麼只有在中國周而復始，壹代接壹代地從不間隙地出現這種領袖？他問得太好了，值得每個中國人深思！
（十六） 孫中山最後的歲月中，廣州成了延安的前夜
1924年11月1日壹份美國在上海出版的【中國周報】(China Weekly Review,1950停刊)提出這樣壹個含義深刻的問題，孫中山是否真是在廣州升起的「壹輪紅太陽」？
從不少表象而言，廣州已成為紅色的革命基地，所言不虛！雖然孫中山是個民族主義者，而非共產主義者。多年失敗的教訓，他深知沒有蘇聯的幫助，這輩子將無緣與總統的位置。雖然他並不贊同，特別是農村的「階級鬥爭」，卻無法阻止鮑羅廷和共產黨發動工人和農民作為他們用於階級鬥爭的武器。孫中山壹面繼續高舉反對帝國主義的大旗，卻同時與蘇俄的赤色「帝國主義」結盟；孫中山還把鮑羅廷能接受的政治教條滲透到軍隊和高等學院，在黃埔軍校啟用國民黨政客，鮑羅廷和共產黨員等作為政治教官給士兵和軍官洗腦；他還多次親自前往廣州的大學宣傳三民主義。也是孫中山在中國開創並延續至今的軍隊和教育系統政治化的先例。由此可見，儘管孫中山對共產主義有所保留，但無論在中國百姓的眼裡還是國際輿論中，表現得越來越紅。
1924年年底，廣州發生了中國歷史上第壹次反對共產黨的西關商團武裝起義。孫中山聯手蘇俄和中國共產黨把他們所謂的階級敵人，廣州商團殘酷地鎮壓下去，徹底把自己系在全面赤化中國的歷史軌道上。無疑廣州商團起義被國共兩黨的官史中定性為【商團暴亂】事件，但起義的參与者和國際歷史學家（西方學者把這壹震驚中外的國共俄聯合殺人暴力事件稱為Canton Merchants』 Corps Uprising）卻被冠以廣州商人的反孫和反共的起義。
1905年在上海的租界成立第壹個商團組織。1911年社會動蕩，廣州商人們為自身安全，組織志願性的地方武裝，或商團。英籍華人商界和慈善界名人陳廉伯當選掌控廣州商局公共安全，兼財務總監。至1924年，商團武裝擴展到13000人之中。商團純屬民間武裝，局外於10多年好似走馬燈式的政權交替， 卻有效保護了商人的利益和公共安全，因此深受廣州市民的歡迎。
1923年，孫中山擊敗陳炯明重新佔領廣州。孫中山為其大總統之夢，急於籌集軍費，不惜頒布徵兵法從民間聚斂，還竟然沒收和變賣宗教寺廟的財產。廣州人愛賭博，寧可減少賭場的稅收，陳炯明執政時，頒布禁賭令。然而孫中山為北伐籌款，不惜取消禁賭令。同時因政府無節制亂印鈔票，加劇了通貨膨脹。可想而知，孫中山如此「政績」，怎能不激起百姓和商界極為反感。1924年1月的國民黨壹大上，孫中山正式採取了商人最為忌諱的聯俄容共政策，無疑共產黨是私有制的天敵，因此民間的不滿逐步演化成恐共，仇共和反共。
1924年8月商團從英國購買的9000枝步槍，40挺機槍以及300萬發子彈，在孫中山的授意下，被蔣介石無理扣留。在憤怒之下，商團出動千人前往孫中山官邸抗議，並在廣州發動罷市。事態惡化，國民黨警察殘忍地槍殺了
商團第九分團中隊長鄒競先。由於商團忍無可忍，他們決定與孫中山的國民黨徹底決裂，並提出取消苛捐雜稅，歸還所有被政府非法霸佔的民產和寺廟等，歸還被蔣介石非法劫持的壹槍壹彈，對謀殺鄒競先兇犯必須處以極刑並撫恤其家屬等6大訴求。
8月24日，廣州商團負責人陳廉伯被捕，全城宵禁。兩天後，廣東全省近20個縣決定參加罷工，以支持商團，局勢發展到壹觸即發的狀態。有蘇俄顧問鮑羅廷作後盾，孫中山決定大開殺戒。10月15日，蔣介石率領黃埔軍校的軍隊回到廣州，開始用蘇聯提供的武器屠殺反共而起義的商團。戰場主要發生在廣州的西關商業區，由於雙方力量相差懸殊，商團雖經頑強反抗，起義最終還是被殘酷地鎮壓下去。約2千市民被殺，財務損失達5000萬港元，廣州西關壹帶壹片焦土。因此歷史上又被稱作【西關大屠殺】，10月15日被廣州人民和歷史上定為【孫中山焚燒商場，殘殺粵民哀痛紀念日】。1989年的64天安門大屠殺是共產黨的壹大傷疤，因此今天大陸的中國人很少有人會知道這壹天。不難理解1924年10月15日，也被國民黨的宣傳部消失了。
孫中山對廣州商團維護私有財產和社會公益的民間組織進行血洗，徹底顛復了他的革命初衷。同時蔣介石為了權力不惜對民間反共的中堅力量動武，註定了他1949年被共產黨趕出大陸的可悲命運。歷史的進步是緩慢漸近的，低層和上層的精神文明過程也應該是同步的。晚清時，國人見到西洋和日本步入現代化之羨慕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必須腳踏實地迎頭趕上。因其個人素質和品格的缺陷，完全不適合從政的孫中山卻去扮演了壹場完全不應該屬於他的角色。到頭來，孫中山鼓動多少人為之犧牲，勵志消除中國社會中最厭惡和鄙視的東西，卻壹而再，再而三的發生在他自己身上。中國的如此悲劇何時落下帷幕？
後記
我並非政黨史的專家，但可以確切地說，納粹，和國共等三個政黨都有壹個特點，就是設立專門用於洗腦的宣傳部。根據牛津字典，「洗腦」（Brainwashing）的定義是，通過系統的漫長過程，即採用強制的手段使人們產生與事實完全相違的信念。1950年在形容中國政府如何讓百姓與其合作時，美國記者愛德華•亨特（Edward Hunter (1902–1978)在政治學或新聞學中第壹個使用了「洗腦」的概念。亨特在1920年代被派駐中國當記者，直至中日爆發戰爭后才撤離。因此對中國政黨的「洗腦」文化有切身的體會。當然1949年後接管中國的共產黨政府更是變本加厲，1958年3月，亨特還親自在美國眾議院非美國人活動委員會作證，警告共產黨在宣傳和心理操縱方面的優勢。
國共雖曾是同根生，但後來兄弟反目為仇，卻都堅持不渝地自稱是孫中山的合法繼承人，把他美化成聖人成了唯壹合力之舉。即使今天台海戰爭壹觸即發的形勢下，台灣不再由國民黨執政，但孫中山在民進黨中的國父地位居然也巋然不動，這大概也屬於世界吉尼斯的中國政治奇觀之最。
當今在海外的不少民運分子，可謂對共產黨恨之入骨，置它于死地而後快，卻同時對孫中山頂禮膜拜，神聖不可褻瀆。可見國共兩黨篡改歷史的奇效非世人之敵。
孫中山到底是榮國之父還是殃國之輩，但願此文能為中文為唯壹史實來源的讀者們，帶來窺壹斑而知全豹之效。
前言：當前全球流行無論是感染力和殺傷力都惡于薩斯的武漢冠狀病毒。科學家壹方面在尋找治療的方法，同時就國家的安全，西方，特別是美國致力於發現病毒源。
然而武漢病毒也符合大自然的規律，有興衰期，不久將成為歷史。人類有壹種更可怕的人為病毒，專門摧毀人的健康思維和人獸之別的尊嚴，那就是共產主義病毒。近百年過年了，中國人至今乃無法擺脫共產主義病毒，靈魂深受其害。作為中國人，深受共產主義病毒其害，必須研究和探索其病源。
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中，往往是來自社會最底層，品質最低劣的那些人，他們缺乏克制力和道德底線，加以極其貪婪的權力慾望而導致頻繁的改朝換代，孫中山就是其壹。然而他卻青出於藍，不僅在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中興起狂熱崇拜個人的政治風氣，而且還把20世紀初，在歐洲蔓延的共產主義病毒直接植入毫無免疫能力，千瘡百孔的中國社會的血液之中，給1949年後毛式農民政權的建立帶來不可多得的，千載難逢的最佳天時地利人和！
本文因史實豐盈詳實，引自大量中外漢學家孫中山的傳記，以及其他（俄日）歷史檔案以饗讀者，雖經緊縮，還是需要分6次登完，先拜謝讀者的耐心閱讀。
（—）人以群分
本文從辛亥革命11年後的1924年的10月22日開始講起，北平發生政變，中華民國第三任總統曹錕，因馮玉祥的背叛而被推翻。馮玉祥是近代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倒戈將軍」（至少反叛過8次），因他反叛蔣介石，投靠蘇聯而被中共的史學家美化成「剛直不阿、嫉惡如仇、痛斥腐敗、憂國憂民」的基督愛國將領。1948年9月1日馮玉祥從美國返回參加中共的政治協商會議，途中遭到暗算，在蘇聯人的船上賠上自己的女兒，壹起被活活燒死，得到了應有的報應。
馮玉祥政變成功后，壹面偽造民國總統之名，向退位的末代皇帝溥儀發出最後通牒：三個小時必須離開故宮，否則將與紫禁城壹起葬身大火。儘管溥儀當時仍持有依然生效的辛亥革命后清廷與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簽署的《清室優待條件》，但他深知，馮玉祥出身世代無耕地壹壟的最下賤的貧苦農民家，壹旦有了權利，可以無惡而不為，為了保存被世人譽稱為人類歷史上最悠久的偉大古建築之壹，故宮，他選擇了倉促離宮。
當孫中山到到馮玉祥背信棄義把溥儀趕出紫禁城的消息，不但高興不已，還大為讚賞馮毀約無信的不義之舉。與之相反，把信用視作生命的近代第壹文人胡適聞訊后卻表示極為不滿並大聲疾呼地抗議。依胡適的修養和傳統理念，清室的優待乃是壹種國際的信義條約，和平改朝換代在世界歷史上也屬於少見的範例，而《清室優待條件》就是宣統皇帝自動退位主要因素之壹。任意毀約是馮玉祥毫無信義，有法不依，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屬於第壹件最無恥的事件。
推翻曹錕的軍事政變成功后，但只讀了壹年私塾，丘八出世的馮玉祥純屬粗人，自然無法主政。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他想到了南方革命政府的孫中山，並向他發出邀請，來北主政。
（二） 莫斯科，孫老頭子的主人
總統夢做了幾十年，不久前護法失敗，北上的軍隊被北洋軍閥打得落花流水，聽到應邀主政的消息，孫中山當然很興奮。年前曹錕用重金收買議員，賄選為大總統而背有賄賂的敗名，雖然馮玉祥本人自然也與曹錕的腐敗脫不了干係，但能背信棄義反戈壹擊為自己的名譽和地位推上了頂峰，還被譽為「基督將軍」。
孫中山為求助蘇聯共產黨幫他實現總統夢，身邊多了壹個被稱作斯大林的代理人，鮑羅廷（Mikhail Markovich Gruzenbergknown ，1884-1951，後文將詳敘）。鮑羅廷20歲那年就跟隨列寧到瑞士鬧革命，以後流竄美國、英國、西班牙和墨西哥進行旨在建立共產政權的地下顛復活動，可謂蘇聯共產黨的中堅分子。鮑羅廷不光名正言順是孫中山的高級政治顧問，並在他的軍隊和行政部門都按插了上千個共產黨或親共的特務。鮑羅廷曾大言不慚地說，「莫斯科就是孫老頭子的主人（Moscow is the master of Old Man Sun）」
1924年的孫中山已今非昔比，他雖然不喜歡共產主義，但每年領取莫斯科2百萬金盧布，大量的槍炮彈藥以及直接赤化和幫他訓練黃埔軍校官兵的蘇聯教官。因此斯大林的指示，願意的要聽，不願意的也必須服從。
鮑羅廷，作為斯大林在廣州革命政府的代理人，聽聞孫中山應北洋政府之邀很是憂心忡忡的，特地為孫中山訂立約法三章，他必須聲明「打倒帝國主義」。在這裏的帝國主義即是鄙視蘇共政權的西方列強。蘇俄基於自己成功的經驗，對愚昧和精神生活匱乏的民族，口號是給予底層民眾最廉價的滿足感。因此始於孫中山直至毛澤東，「反帝」成了近代中國文明最致命的口號。孫中山北上的所到之處。都要公開譴責西方國家，念念不忘自己是深受莫斯科，赤色帝國主義卵翼之恩的身份。
孫中山北上的第壹站是上海，下車伊始就在蘇維埃式的群眾集會上振振有詞地發表反帝的演說，並威脅要取消所有列強在中國的租界（孫中山的宿敵吳佩孚也深感租界是民族的恥辱，在任何情況下決不住進那裡，而孫中山在上海的立腳點始終都在租界）。與此同時，孫中山也意識到潛在的不測，由於馮玉祥也受祿于蘇聯，說不定哪壹天自己會失寵。孫中山必須尋找後備的資助者，他想從上海繞道日本再北上。
鮑羅廷完全可以向克里姆林宮建議否決孫中山繞道，但他有把握，日本之行會讓孫中山壹事無成，並徹底放棄尋求其他列強幫助的幻想，就此死心塌地綁在莫斯科的戰車上。事實證明鮑羅廷正確無誤的判斷，日本政府拒絕孫中山訪問東京並與政府官員會面。壹位資深日本外交官曾暗示孫中山的特使，除非孫中山放棄與蘇聯聯盟，日本政府不會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
（三） 愚昧和缺乏宗教信仰是造神之必然
孫中山日本此行碰了壹鼻子灰，尋找第三勢力的最後壹出希望落到了曾任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奉系首領張作霖，又稱「張大帥」。張作霖修完私塾，曾學獸醫，后從軍。辛亥革命后因支持袁世凱稱帝，被封為二等子爵、盛武將軍，並授權督理奉天軍務兼奉天巡按使。 張作霖不僅是滿洲的強人，而且還是北洋政府中壹個舉足輕重的人物。
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政府期間，無論是迷戀帝政復辟，君主立憲的袁世凱,辮軍復辟的張勳，或者是吳佩孚，段祺瑞，孫傳芳等主要軍閥，除了馮玉祥，他們都弘揚古訓，深懷民族大氣，崇仰孔孟之道，雖各有其錯或罪，但他們都守住了壹個共同的信仰和底線，即捍衛私有制，杜絕共產主義。無疑張作霖也是如此。
孫中山在1924的12月4日，帶著十分疲憊的軀體，繞道日本抵達天津。他馬上與張作霖舉行期待已久的會面。不出所料，張大帥告訴孫中山：「我可以支持妳，條件是必須與俄國人斷絕所有往來。」
幾乎失去了全國所有持有民族大義的社會中堅勢力的支持，孫中山無法經受如此沈重打擊，當天嘔吐不止，肝區激烈疼痛。次日醫生診斷結果是嚴重不治的肝病。他自知來日無幾。
1924除夕，孫中山壹行抵達北平。此時，段祺瑞和張作霖並沒給與「倒戈將軍」馮玉祥發動政變所期待的利益，馮玉祥為表示不滿早已 「辭職」而隱居北京西郊天泰山。從擔架上被擡下火車的孫中山也無法出席由數萬民眾參加的歡迎集會。而是以書面形式散發了《入京宣言》，在宣言中依然不忘鮑羅廷為他定的反帝國主義的調子，即，「故吾人今日仍處帝國主義各國殖民地之地位。因而救國之責，尤不容緩。」
在首都孫中山住進北京飯店，為了他的「安全」，蘇聯大使加拉罕（Lev Mikhailovich Karakhan，1889－1937）還特地配備了三個蘇籍貼身警衛員。數天後，孫中山被轉入協和醫院，雖經過手術和放射等各種治療，（膽囊腺癌的）病情繼續惡化。最後決定放棄治療，以備後事。
前些日子段祺瑞正式公布《善後會議條例》，被孫中山視作有利軍閥官僚的善後。在彌留之際的孫中山知道，蘇聯共產黨已無法使自己在有生之年，圓其重新當上總統之夢，但依然希望他們為其造神，成為不朽和流芳百世。
在病榻上，孫中山用英文名，Sun Yat-sen，簽署了完全由鮑羅廷示意，（斗大漢字不識壹個的）英文秘書陳友仁執筆的「致蘇俄遺書」。在遺書中，孫中山把當時還沒被西方政府承認，人類史上最殘暴的蘇維埃共產政權，肉麻地美譽為「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此自由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產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為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
簽署「致蘇俄遺書」后，孫中山立即託付身旁的宋慶齡傳話給他的國民黨同志：「要像他的朋友列寧壹樣，用防腐藥品保存身體，然後放入殮於水晶棺材中」。
壹年前在莫斯科紅場為（可能死於梅毒的）列寧舉行歷史上空前盛大葬禮，在孫中山心靈中引起極大震動。成千上萬社會各界人士，不分晝夜，連續幾星期排列有序地瞻仰躺在水晶棺材中列寧的遺容，其壯觀，其隆重超過歷代君王。不久列寧的大小雕塑，紀念畫像，雨後春筍般地布滿蘇聯全國大街小巷，家家戶戶。壹個更厲害的，絕不可褻瀆的神被，無神論布爾什維克信徒造就了。
可惜，真可惜，雖然蘇聯政府按孫中山的遺願行事，但當質地薄脆的水晶棺材經長途運輸后抵達北平時，出現了微小裂隙, 不能長期存放遺體。這壹意想不到的事故，斷絕了孫中山在其無數愚昧之極的信徒面前「復活」的可能，而成了永別。看來孫中山死後的運氣不及金家皇朝和毛澤東。
不過孫中山還留壹手造神的殺手鐧。有壹次與汪精衛途徑紫金山時，分文沒有的孫中山表示願意在那裡建造他的陵墓。即使是按中國舊俗，孫中山理應選擇祖籍廣東東莞陪伴他的父母。而建陵于南京有兩個特殊的原因，第壹，南京是他就任臨時總統的所在地；第二，末代漢皇帝的明陵也位於紫金山，言下之意是，孫中山並不把自己看作壹介平民凡人，而是壹員聖明天子，繼承漢代皇帝的命脈。
除此之外，孫中山對自己的陵墓還有特別旨意：必須建造在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章陵墓的附近，但高度和宏偉卻要遙遙超出，並確保其高度今後不被任何在紫金山新建的陵墓所超越。
中山陵自1926年開始建造至1929年完工，化了5年時間建成。這是在世界上最窮的國度里，大都百姓依然家徒四壁，而為壹個清末造反領袖，濫用不計其數的民脂民膏堆積，而成的帝皇式陵墓。其惡劣程度不亞於金朝的皇帝。
中山陵佔地面積為3千萬平方米，幾乎復蓋整個紫金山。而明陵的佔地總面積僅是其規模的1/2，即1千7百平方米，可謂中國歷代最大的皇帝陵墓之壹。其高度是90米，必須爬上392節的台階才能到達。
譴責共產黨征地亂拆民房不乏其人，可笑的是其中還有不少孫中山及其國民黨的信徒。實際上這種罪惡不是共產黨的專利，而有前科的。為實現孫中山造陵的遺願，包括隨後的擴建，壹些村莊被毀，民間被迫廉價賣地給政府。數百，甚至上千的當地百姓成了無家可歸的流浪漢，也有的選擇自焚與世代家園共亡。因孫中山造陵而帶來的民間怨恨，多年來的受害者要求民國政府賠償的請願也始終沒有停息過。
孫中山化納稅人的錢為自己造陵墓，如與文明世界相比，遠的歐美，近鄰日本，不僅是落伍的賤民思維，而且更是壹種屬於野蠻的習俗或文化。但造神對孫中山的國共繼承者是有奇效的，特別是在那些沒有宗教信仰的落後民族。因此，不管中國人打的是什麼旗號，喊什麼口號，卻始終無法摒棄造陵的野蠻行徑。
孫中山死後，他被帶上「國父」的桂冠，「中國5千年來最偉大的人物」，」全世界被壓迫人民的救星」。誰只要在孫中山的旗下，不用選舉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統治中國，國民黨如此，共產黨也是如此，都冠以孫中山的繼承者。當然兩黨對孫中山的宣傳和刻意的崇拜也達到瘋狂的地步，他的雕塑樹立在全國各個角落，凡是孫中山的文字，不管高雅或低俗，正確的，謬誤和愚見，都被當作福音或真理。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民間是絕對不容許對孫中山有任何微詞，否則牢獄之災難免。1949年後，所謂「壹句頂壹萬句」的瘋話也非獨創。
下面壹個例子就是如何把孫中山造神而帶來的民國文字獄。孫中山自幼喜歡聽長毛頭子洪秀全的故事，而且立志要成為洪秀全第二。1851年金田起義直至1864年被清廷嚴厲增壓，這短短13年太平天國血腥造反，不僅直接導致占當時全國人口1/4（1億）的百姓無辜死亡，對文物和古迹的破壞也是中國歷史之最。當時太平天國的外務臣相，美國傳教士羅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1802年－1871）在他的回憶錄中曾說，「太平天國實際上新瓶裝舊藥，洪秀全則是借上帝之名行神權獨裁統治，因此民間把洪秀全貶為強盜和土匪」。而孫中山如此崇拜洪秀全，泄露其革命之真正動機。實質上何止太平天國是新瓶裝舊藥，孫中山的革命，毛澤東的革命不也何嘗不是「瓶裝舊藥」？
「洪秀全未成而敗，清人貶之為寇」，孫中山表示大為不平。並在《太平天國戰史》序中又把洪秀全稱為「豪傑」，比作朱元璋「各起自布衣，提三尺劍，驅逐異胡，即位於南京。無識者特唱種種謬說，是朱非洪，是蓋以成功論豪傑也。」如此推斷，孫中山若能活到1949年，即使是搜索盡枯腸大概也無法表達他對殺人更多，對中華古典文物和傳統破壞更甚的毛澤東的敬仰和讚美。
因為孫中山是神，即使朱紫難別，善惡不分，依然是億萬中國百姓必須遵循的聖旨。為告慰壹直崇拜天王洪秀全的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在天之靈，1929年北伐勝利后，蔣介石極為荒唐地頒布壹項《禁止誣衊太平天國案》，禁止全國上下，無論民間文藝說唱，或是學校課本以及歷史著作中用「長毛粵匪」來污衊太平軍的民族解放運動，違者將依法面臨牢獄之災。頓時，不僅北洋軍閥和滿清時代的各種如實太平天國的文字資料全部查禁，從此中國歷史人物的褒貶和歷史事件的是非曲直就可任意顛倒，直至今天的大陸。
中國曆來的皇帝自稱是天子，他們雖非民意產生，但依然是上天之子，至少是嫡屬於上天的凡人。而民間造神的危害要遠勝封建的帝皇，在毛澤東身上看到了始於孫中山的造神，對中國文明史上最大的禍害！
美國斯丹福大學近代亞洲歷史研究專家斯萊克教授（Lyman Van Slyke， 1929-），他曾在2016年榮獲亞洲研究傑出貢獻獎。斯萊克教授曾給孫中山作出極為精闢的評價：「無論對西方和中國，孫中山均是壹知半解略通皮毛，因此既不屬於中國也非西方。」他的「造神」和「容共」就是他似中非洋的人格表徵。
（四）賤民從政的惡果
1892年7月，26歲的孫中山以首屆成績榜首畢業於西醫書院。行醫2年後孫中山憑自己留洋和醫學博士的頭銜，又通過關係，攜帶精心撰寫的、直言如何強國的萬言書，北上天津力圖投靠當朝漢人第壹高官李鴻章，希望得到他的賞識，並在其幕府謀得壹個職務。
當年康有為也是通過上書得到年輕、幼稚、尚未真正入世的光緒皇帝的青睞。而李鴻章則是歷經同治、光緒兩朝功臣，品才兼優和精通內政外交的穩健政治家。
壯志滿懷，被潑上壹頭涼水，孫中山求見李鴻章的要求竟然被拒絕。史書上有多種猜測，其壹，孫中山的文章過於膚淺，毫無新意；其二，李鴻章正被困於中日就朝鮮問題的重大糾紛，而脫不了身；其三，孫中山農村長工出身的家庭背景太丟人現眼，令貴氣十足的直隸總督不屑壹顧。
但我認為，第三種的可能性最靠譜。
就惜才、愛才和招賢納士的為官之道，李鴻章在晚清可謂首屈壹指的官僚。他的門下有不少腳踏實地，學識出眾的賢士。如把【天演論】引進中國的嚴復（1853-1921），他出身福建壹個頗有名望的中醫世家；被譽為揭開民主與科學序幕的啟蒙思想家鄭觀應(1842-1923)，鄭氏家族世居澳門，父親又是個讀書人，因此自幼受歐風熏陶，可謂品學兼優，他出版於1893年的【盛世危言】，為中國指明了君主立憲，保守，漸進，腳踏實地穩步自強的道路。還有，李鴻章洋務運動的得力幹將，馬建忠（1844-1900），他世代文人出身，先祖曾是宋元時代就盛名歷史學家馬端臨（1254年－1323年）。馬建忠不但漢文基礎紮實，而且還精通英、法語文及希臘文、拉丁文，不愧為李鴻章的得力助手。此外還有唐廷樞（1832-1892），薛福成(1832-1894)等等。他們都是出身門第優秀，深涵啟蒙和教養，自幼就培養良好的人品與學識。
家庭背景與個人的品行直接的聯繫，我無法從科學的角度來評價。但不難想象壹貧如洗，家徒四壁，父母為壹日三餐疲於奔命，精神生活極為匱乏的家庭環境，無疑會帶來難以磨滅的痕迹。光從近200年來看壹些中國為首的政治人物，如洪秀全，孫中山和毛澤東都是出身最低賤的，因此他們的地位壹旦對社會變得舉足輕重后，缺乏良好啟蒙教育，因環境所至的潛移默化的人格缺陷，往往會使他們的行為與各自所倡導的背道而馳。
洪秀全是家裡唯壹識字的孩子，父母寄於他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可是三次府試都失敗落選。儘管如此，功名之心不死，相隔6年後，洪秀全赴廣州第四次府試，還是名落孫山。想起吳敬梓筆下的范進，直到54歲那年才總算開始考上仕途。而洪秀全卻沒有耐心，乾脆殺人造反，奪天下直奔皇位。中國歷史上所有殺人造反的領袖，無論怎麼荒唐，卻都能編出壹套理論，洪秀全雖然從沒讀過聖經，卻自稱耶穌的天兄，專門來人間來斬妖除魔。在中國，百姓不僅貧困，更是愚昧和精神匱乏，凡是有人帶頭，他們深信，殺人放火是改變貧困處境的唯壹途徑。結果13年的太平天國浩劫造成全國人口1/4的人死於非難。
太平天國復滅38年後的1894年，孫中山投奔李鴻章報國不成，以洪秀全為榜樣，同樣是通過殺戮推翻外族滿清的統治。無疑，孫中山也有政綱，即「振興中華」和「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 。
歷史的諷刺往往令人啼笑皆非。孫中山要恢復的明朝，其土地面積大約400萬平方公里，而大清國的最盛期達到1500萬平方公里，與元朝的相仿。今天孫中山乃被台灣和大陸稱為國父的同時，中國人不僅把滿洲女真蠻人（還有蒙古人）帶來的土地佔為己有，而且甘拜是他們的子孫。有人以此類推，如果中國亡與日本，不但日本歸中國，那倭寇也是中國人的祖先了。
孫中山雖然沒有像洪秀全那樣與耶穌稱兄道弟，但也把自己看成是先知先覺。他曾在【建國方略】中寫道，」他的三民主義，5權憲法為中國人民精心設計的強國之路」。與中國傳統格言「說易而行難」相悖。孫中山認為自己為愚蠢的百姓指明了救國方略，這是最難的，餘下的則是最容易的，讓革命者或百姓自己去實現。
還是老祖宗有理「說易而行難」。實際中國並不缺思想，除了歷史上聖賢古訓，西方政治文明之基石，英國1215年的《大憲章》也在晚清時傳入中國，不同的翻譯版本已在學界傳閱。同時晚清學者通過大憲章也開始蘊育出對人權思想、立憲政治以及憲法學的新觀念。這壹過程，被稱為滿清《大憲章》「華化」的肇始
自被稱為英國「光榮革命」中產生了大憲章以來，西方社會經過了600年以上的人文演化，才有了今天的政治文明。除了別用用心的，靠殺人，造反走捷徑來改變社會的頑疾，純屬自欺欺人。事後證明孫中山本人的人格與道義也根本沒有超越時代，他的革命對民族帶來的除了災難，還是災難。
自從1894年起孫中山在境外檀香山成立中興會後，就致力武裝結束滿族的統治。我對如何推翻的過程並不感興趣，文章旨在闡述中國數千年歷史的鐵打規律：出身社會底層，特別是本人素質低下的，壹旦取得權力后，即使是改朝換代后，依然是舊藥換新瓶，或更惡劣，孫中山也不列外。
（五）孫中山的宿敵，辛亥革命前後的袁世凱
1911年10月10日，滿清新軍陸軍發動兵變，數小時後起義軍佔領武昌，並成立以黎元洪為都督的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這就是史書所記載的辛亥革命的開始。
雖然孫中山曾多次領導推翻滿清的武裝起義，但他與武昌起義卻毫無瓜葛。此刻孫中山正遊走歐美，接到的黃興（1874-1916，辛亥革命時期的先驅和領袖）有關武昌起義的電報已是武昌起義的數天以後。孫中山沒有應黃興的要求立即返回中國，有兩個原因：第壹，武昌起義后，朝廷重新讓袁世凱挂帥北洋軍，而南昌革命軍面對強大的北洋軍好似以卵擊石，生死未卜，孫中山自認回國投入戰鬥的時機並不成熟，伺機以待；其次，也是孫中山公開答覆黃興的主要理由，即繼續在歐美政府當說客，為新政府謀取經濟援助。
孫中山獲悉武昌起義的消息后沒有及時回國，引起前線革命同仁的憤怒，據英國泰晤士報記者莫里森(George Morrison, 1862-1920)的報道，有人指責孫中山是個懦夫，在緊急關口總是遠離第壹線。
儘管革命軍依然在浴血作戰，孫中山卻在歐美，以民國政府總統之名宴請政要。他在倫敦的下榻，坐落在倫敦市中心，泰晤士河畔邊，英國最豪華的大飯店之壹，薩伏伊賓館(Savoy Hotel )。因中國國內處於戰亂，局勢不明朗，歐美各國政府乃與孫中山保持壹段距離，拒絕作出任何經濟援助的承諾。
因獲悉朝廷已同意與革命政府舉行談判，滿清的末日幾乎已成大局，孫中山才於12月25日自香港抵達上海。沿途中記者最感興趣的是，在歐美滯留2個月，到底募集了多少經濟援助，開始孫中山不直接回答，只是繞圈子，打迷魂陣，最後不得不婉轉地承認：「人人均以余帶來幾千萬現款，實則余壹文未帶。所帶來者，僅此革命之精神耳。」
1911年的12月29日，17省的代表在南京選臨時總統。當時黃興和黎元洪對總統壹職並不感興趣，因此孫中山當選是理所當然的，但他提出把 「臨時」兩個字拿掉，遭到大會的斷然拒絕。實際上黃興，黎元洪等辛亥革命領袖與朝廷北洋軍統帥袁世凱已達到默契，壹旦袁世凱結束滿清統治，中華民國總統非他莫屬。這當然使得權慾望攀天的孫中山極為不滿，併為隨後的14年餘生中，直至他去世，因垂涎權力而不惜踩踏損民和害國的底線留下了伏筆。
據12月31出版的《紐約時報》報道，參加這次選舉的代表屬非法代表。孫中山立即致電袁世凱，稱東南各省久缺統壹機關，行動困難，總統之職只是由他暫時擔任。1912年的元旦孫中山在南京正式宣誓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此刻的袁世凱正是清廷的內閣總理大臣，有關民族面臨戰亂陰霾還是和平過渡的重大決措都落在壹人肩上。
馮玉祥與孫中山屬壹類，而袁世凱則否矣。據《真假袁世凱辨別》（2012版，端木賜香著），袁世凱出生在富人家庭，祖上也受過窮。然而在中國與賤民出身的政治領袖相比，富就是壹種原罪。尤其是近百年來，中國人對共（他人）產的革命理想遠勝於地球上的其他民族，因此無論是把城市或農村的富人當成革命目標，最能激起廣大民眾的熱情。因其家財萬貫，袁世凱在中國人的口碑中本身就存在壹種致命的先天不足。
袁世凱出生時，家有田四五十頃（約4，5000畝）官，除此以外在北京等地擁有錢莊和當鋪。出身富家，自小有對物質錢財既知足又惶悚抱愧。據《袁世凱與近代名流》（2003年，張華騰著）記載，袁世凱24歲在分家后，開始在經濟上自主並有了支配權，並非迷戀奢侈生活，而是辦起「麗澤山房」和「勿欺山房」兩個文社，旨在「捐資供給食用」。當年徐世昌因參加順天鄉試，缺少盤纏，袁世凱慷概解囊，奉上100兩白銀。這種品格大概在靠「共產」致富的壹類人群中幾乎絕然稀有。
袁世凱在22歲那年，經鎮壓撚軍立功的朝廷命官，即嗣父袁保慶的介紹，投奔山東登州任慶軍的統領吳長慶，開始起軍戎生涯。后隨軍赴朝鮮參与平定壬午軍亂，又在朝鮮甲申政變中指揮軍隊擊潰日軍，被清廷委以重任，如曾任外務部尚書等。他組建新軍，襄贊洋務運動及清末慈禧太后宣布的1906年9月1日「預備立憲」的新政。慈禧太後去世后，反對新政並與袁世凱有宿怨的攝政王戴灃準備把他壹刀斃命，最後因懼怕北洋軍造反，於1909年（宣統元年）1月2日，僅僅把他削職為庶民，趕出京城。為此國內外壹片嘩然，袁世凱被罷免遭致許多朝廷大臣，北洋將領憤憤不平。由於袁世凱壹慣堅決進行體制改革，壹些西方國家和輿論也大為不滿。英國《泰晤士報》在袁世凱罷免的次日特地讚揚袁世凱不尋常的才能和對朝廷的忠誠，併為其革職放逐而鳴不平。
被貶職而隱居在河南彰德（今安陽）的洹上村韜光養晦的袁世凱，論聲望，絕對不遜於孫中山，論錢，可謂家財萬貫，論人脈和實力，有朝廷文武官員和北洋軍隊。但他的信念是和平過渡，而非孫中山，洪秀全的暴力革命。 袁世凱靜心養身，壯心未死，伺機等待召喚，為國出力，如此貴氣是平民素質的孫中山不僅馬塵不及，而且是無法意識到。
武昌起義使得清廷驚慌失措，此刻朝野共識的是，唯有袁世凱出山才能控制局面。 10月22日袁世凱提出清廷必須接受的六大政治改革條件，攝政王戴灃被迫接受，並在當天對全國下了壹條諭旨，釋放所有「從亂者」（即政治犯），並解除「禁黨」。壹方面清廷基本六大條件，另外全國處於戰亂，如無政府主義，任意暴亂和復讎行為泛濫成災。10月30日 袁世凱離開隱居2年多的河南彰德老家,前往湖北孝感，親自指揮北洋軍，擊敗毫無戰鬥力的武昌軍守，有效抑制了全國內亂的進壹步蔓延。
同時清廷也願意走和平過渡到君主立憲的國家體制，並令資政院迅速起草憲法，選舉法，並籌備召集國會。但是滿清錯過了和平過渡的最佳時間，革命黨的目的是不惜武力，徹底結束滿清的統治。
袁世凱對時局的認識是相當清晰的。12月2日他在《時報》著文說，「……中國進步黨中有兩種人，壹種主民主共和，壹種主君主立憲。余不知中國人民欲為共和國民，是否真能成熟？抑現在所標之共和主義，真為民人所主持者也？…….清政府現在雖無收服人心之策，而已頒行憲法信條十九條，大權將在人民之手。故以限制君權之君主立憲政體與國民欲取以嘗試，不論是否合宜之他種政體比較，則君主立憲實為經常！……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為君主立憲政體，從前滿、漢歧視之處，自當壹掃而空之。」
袁世凱在《時報》的這篇文章已立下當時重大變革的基調：保留皇室，執行共和。同時清廷也顧全大局，同意徹底放棄權力。當袁世凱審閱遜位詔書，時，有句話是這樣的，「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軍民協商統壹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閑，優遊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欽此。」袁世凱看后，在「海宇乂安」后加上了「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壹大中華民國。」與千萬條無辜生命休戚有關的壹句。
而當時孫中山的口號是「驅除韃虜」，因此袁世凱的貴族胸懷避免了漢人對前朝滿族的大屠殺。。據《盾鼻隨聞錄》中的「兩江記略」、「庶吉紀略」等文記載，洪秀全攻入南京城后，六万旗人中的成年男性全部戰死或被殺，未成年人則被割生殖器而痛殺，老年婦女和幼童被太平軍全部炸死，屍骨無存，年輕女子淪為軍妓。然而在1949年共產黨取代國民黨建政后短短几年中，毛澤東繼承洪秀全衣缽，幾百萬國民黨殘餘被趕盡殺絕，其家屬也遭到殘酷珠連。
1912年的2月12日，清廷宣布退位，面對手握北洋六鎮兵權，軍事實力上有壓倒性優勢的袁世凱。當南北談判有了結果后，孫中山被迫辭職（據說他臨死前後悔這壹決定），2天後袁世凱被南京參議院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24年底被共產黨譽為「愛國將領」的馮玉祥背信棄義，撕毀清廷退位協定把溥儀趕出紫禁城，中國開始進入新壹輪的惡性循環。
（六）臨時的大總統
從就職到辭職孫中山僅當了45天的臨時大總統，雖然可謂曇花壹現，但也留下不少痕迹。如中國正式啟用陽曆，青龍旗被新的五色條子旗所取代。日本明治初的1872年就改為西元歷，並在傳統的皇旗下推行明治維新，短短几十年內使得國民素質和國家體制邁入文明世界的行列。顯然，換國名，換國旗並非是社會進步和百姓文明的必須！
壹旦嘗到權力的滋味，人們也開始逐步感覺到孫中山革命的初衷。儘管才在位45天，過高的自我，賤民的精神素質，狹義的「驅除韃虜」心態，實在是擔當不起百姓賦予他時代變遷的重任。
孫中山的第壹個臨時內閣可謂人才濟濟，如教育部長蔡元培，工業部長張蹇，司法部長吳廷芳等等。精英成堆並非證明就是壹個優良的團隊。他們從未合作共事，有的僅僅是挂名而已。孫中山更是獨斷獨行，對臨時議會也是置若罔聞。不少議員對他私自發行30萬銀元的軍事債券極為不滿。
孫中山的臨時政府可謂混亂不堪。特別是海外的廣東幫華僑，當時曾拿到孫中山的空頭支票，前來兌現。他們年輕，沒有約束，又熱衷於抱團，故特別令人討厭。更令人吃驚的是外國顧問的勢力，整天穿梭于政府樓內，特別是壹群日本人。據孫中山的顧問唐納德（William H.Donald, 1875-1946）回憶，日本人把鋪蓋，廚房器具都搬來了，整天像壹群無序的羊群跑來跑去。
唐納德的觀察沒錯，孫中山掌權后，日本顧問立即也多了起來，除了結識10多年的宮崎滔天（1871-1922），又新增壹些了日本企業家，其中最主要的是森角（1883-1932），他是在中國積極推行經濟擴長的日本大公司三井物產的主要戰略企劃核心人員。森角的目標是并吞成立不久的漢冶萍公司。
漢冶萍公司於1908年由漢陽兵工廠，湖北的大冶鐵礦和萍鄉煤礦合併而成。日本九州的歷史最悠久，最大的鋼鐵廠之壹的八幡制鐵所，早就對大冶鐵礦的優質鐵礦垂涎三尺。三井物產就積極充當中介的角色。急缺資金的孫中山當政后，三井物產覺得機不可失。
不經內閣討論，臨時議會的首肯，孫中山和陸軍總長黃興秘密與日本達成協議。根據協議，日本出資1200萬日元就可以獨家管理漢冶萍公司，但其中的300萬日元作為回扣，歸南京政府享用。由於鐵礦屬於國家的重要戰略物資，絕對不能旁落外人，尤其是對中國有野心的日本人。臨時議會議員對出賣國家利益的協議表示義憤。工業部長張蹇則提出辭呈以示抗議，他在給孫中山和黃興的信中寫道：「鐵礦不應與外國人共同開採，即使萬不得已，也不容許日本人,……共和國政府的政策必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至發動二次革命的壹年多點的時間里，幾乎是遊離政治，無視國家的工業基礎、經濟來源，卻心血來潮，熱衷於在短短10年內修建鐵路10萬公里的舉世偉業，儘管他沒有絲毫有關鐵路的背景知識。袁世凱或許是為了擺脫孫中山在政治上的麻煩，立即成全並委任他負責督辦全國鐵路。不久孫中山帶著年輕的英文秘書宋愛玲，以及隨同人員和他們年輕美貌的女待，坐上袁世凱撥給的曾經是慈禧太后的豪華專列，開始他的「閉門造車」。
有壹位《紐約先驅報》的澳大利亞記者端納（William Henry Donald， 1875－1946），曾在孫中山擔任全國鐵路督辦時採訪過他，孫中山拿出的是壹張大地圖，包括西藏、蒙古和中國西部最邊遠地區，裏面布滿橫七豎八連接各地的（臆想）鐵路線條。端納事後回憶道：「（孫中山）不僅是個瘋子，而且比瘋子還要瘋。他絲毫不講實際，缺乏普通常識，而且對他自己目前所倡議的事業缺乏最基本的概念。」勿怪袁世凱聽了孫中山的夢囈后，給他壹個延續至今的響噹噹的外號：孫大炮。
數年後的1921年，孫中山又在《建國方略》中提出了壹個更宏偉，更浮夸的藍圖：10年內給中國修建鐵路10萬英里（約16萬公里）。然而過了90年，直至2013年中國的鐵路總長才達到10萬公里。不禁令人想起毛澤東15年趕英國的「豪言壯語」。不到壹年，孫與袁鬧翻，北洋政府開始清查孫中山修建鐵路得賬目，結果發現鐵路雖壹寸未建，變相的遊山玩水耗去民脂民膏十萬兩銀子。（注1）
這裡有必要提壹下辛亥革命的另壹個元勛宋教仁。他自幼家庭人文教育環境遠遠優於孫中山，出生在湖南省桃源縣上坊村湘沖的壹戶書香門第。當孫中山熱衷於修鐵路，宋教仁卻致力於完善憲政。8月25日，在北京湖廣會館召開國民黨成立大會，宋教仁當選為理事，並任代理理事長。不久，國民黨在國會選舉中獲得大勝、宋教仁在全國的名望也與日俱增。宋教仁主張英國式的憲政，國會應有多數黨領袖任內閣總理，再由總理組成的內閣操持國家的內政外交。而孫中山對宋教仁的活動幾乎不聞不問。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應袁世凱電邀北上，不幸在上海火車站遇刺，三天後不治去世。此刻孫中山正沈醉在日本朝野為他舉辦的國賓級別的接待中。日本人真的如此讚賞孫中山嗎，不然。當時袁世凱秘密得到英、法、德、俄、日等五國財團壹次性2500萬英鎊的「善後大貸款」。有相當部分的日本政界人士膽心日本在華的利益，願意扶植任何袁世凱的反對勢力。日本總理大隈重信（1838 – 1922)和重量級政界人物犬養毅（1855 – 1932）也公開攻擊袁世凱中央集權。從日本在中國的利益出發，孫中山正是難得的人選，宋教仁被暗殺，兇手到底是誰？由於宋教仁的威望如日中天，他的消失對袁世凱和孫中山都是有利的，因此案情撲朔迷離，即使到了今天乃無定論。但對孫中山來說也是重返政界不可缺失的良機，在沒有任何證據的前提下，他把宋的被刺推諉給袁世凱，同時借口發動武裝暴動討袁，甚至還不惜整個滿洲的利益來換取日本的武器和財政援助，其中包括2千萬日元的經濟援助以及兩個師的裝備。這就是民國史上所謂的二次革命。
暴力討袁遭到黃興的竭力反對。他的理由是，其壹，宋教仁案件的解決必須求助正常的司法途徑。當時，「人證，物證均十分完備，在全國人民眾目睽睽之下，如作公開審判，對中國由專制向法制轉型，實在大有裨益」。（注2）其二，南方的革命軍與袁世凱的實力相差懸殊，戰爭是不可取的。但孫中山還是壹意孤行，第二次革命在歷史好似壹場鬧劇，始於1913年的7月12日，南方軍隊不堪壹擊，不到20天就被袁世凱輕而易舉地鎮壓下去。孫中山不得不再壹次逃亡日本。二次革命雖草草收場，但性質是極其惡劣的，它是剛成立中華民國的第壹次內戰，所謂辛亥革命后，連綿不斷的中國人自相殘殺的內戰中開的第壹槍。
藐視或缺乏最起碼的法制觀念和司法程序，繼續濫用暴力解決政治糾紛。不管革命的口號如何時髦，無論國號如何新穎，孫中山的辛亥革命和1949年的毛澤東「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的那場革命實質如出壹轍，不但毫無新意，而且乃是擺脫不了中國數千年來延續不止的惡性循環。
（七）國父的私德
大都處於落難時，孫中山流亡日本。在那裡他大致干兩件事，即為了東山再起，尋求日本人的支持，還有就是找女人發泄。不少國共中文傳紀很少提及孫中山的私生活，我實際上也不感興趣。但因孫中山出身低微，從其低下的私德或許有助於讀者理解他同時也缺乏公德。
孫中山除了二妾陳粹芬外，據日本外務省的《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孫中山還有壹日本妾淺田春，她曾是日本朋友為他提供的翻譯，當時年僅15歲。另外壹個是廣為知曉的大月薰，孫中山的三妾還為他生育壹個名叫富美子的女兒，他們結婚時大月薰才14歲。
自1894年孫中山投奔李鴻章不成，決心武裝造反時結識了壹位廣東同鄉，不會講中文，僅能用英語交流的華僑傳教士兼富商，宋嘉澍。從此他們成了摯友，宋嘉澍始終慷慨解囊支持孫中山的反滿革命事業。宋嘉澍有三個女兒，都在美國受的高等教育。1912年老大宋靄齡被父親推薦當上孫中山的秘書。聰穎，洋派時尚的宋靄齡立即受到孫中山的青睞。但舉止保守和恪守個人尊嚴的宋靄齡卻討厭孫中山不體面的殷勤，不久就擺脫糾纏，嫁給年輕的銀行家孔祥熙。接踵而至的秘書就是宋嘉澍的次女兒，宋慶齡。宋慶齡是宋家三姐妹中最漂亮的，年輕活潑，聰明伶俐。孫中山也箭速地從宋靄齡移情到宋慶齡。不像她姐姐，宋慶齡的個性則崇仰地位和名譽，不久竟與年孫中山墮入愛河。當宋嘉澍獲悉孫中山有娶他二女兒的意願后，十分生氣，並對孫嚴肅的說，這不僅違背最基本的壹夫壹妻的基督信仰，同時也無視中國傳統婚姻的本質，即是男女結合的神聖紐帶和責任感。乘宋慶齡暫回上海探親，宋嘉澍把她鎖在家裡。宋慶齡還是壹意孤行，在朋友幫助下破門而逃，回到孫中山的身邊。等到宋嘉澍發現，壹路追到日本神戶，但為時已晚，孫中山與宋慶齡已於1915年10月25日成婚。
孫中山娶宋慶齡成了當時海內外壹大丑聞。為此孫中山受到教會的懲罰，再也不允許他在教堂進行演說。為輿論所迫，他對為他生育三個孩子的原配夫人元配盧慕貞提出離婚。孫中山不僅對原配冷酷無情（注2）從來就不盡對妻兒和生母贍養的義務，近20年來全靠其哥哥孫眉來擔當。當盧慕貞接到被孫中山拋棄的消息，正逢對她無微不至照顧的孫眉的離世，可以想象如此弱小女子心靈的摧殘和打擊。歷史學家沙曼(Lyon Sharman, 1872-1957) 發出內心的不平：「如果倫勃朗現身中國，他壹定會給盧慕貞畫像，她那滿臉皺紋，表現出舊中國女性賴於生存的，那種抵禦悲劇的力量。」 我不知所謂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國父定義是什麼，但摧殘女性，不盡父責和夫道的帽子，可以恰如其分的給孫中山戴上。
愛虛榮的宋慶齡後來年輕守寡，悲切壹生，為「國母」這個桂冠，不惜徹底投共，成為中共統戰的馬前卒，忍氣吞聲丟失了最基本的做人尊嚴。特別是在1949年後，擔心國母的頭銜隨時被共產黨剝奪，只得忍辱負重，甚至屈辱到連紀念孫中山的文字也必須接受低級共產黨宣傳官員的首肯。宋慶齡臨終前或許對自己的作為有所懺悔，導致到她拒絕與孫中山合葬，深知自己是大逆不道的不孝之女，決定埋葬在父母的陵墓旁，在另外壹個世界再盡孝道。
（八）國父的公德
1914年還是壹個相當不平常的年代，歐洲列強為爭奪自己勢力範圍打響了第壹次世界大戰。國際和國內的非常舞台上，政治家的操守表演得淋漓盡致。這裡有必要回顧壹下被國共兩黨袁世凱在被國共貶為「賣國的二十壹條「的來龍去脈。自甲午戰爭后，中國外強中乾的國情暴露無遺。10年後，在日露戰爭中大勝北極熊的沙俄帝國，作為最新崛起的世界強國日本，自然而然地加入了分割中國這塊肥肉的列強俱樂部。近百年來，出於國共在政治利益方面的需要，中國人往往被要求對實質豪無任何差異的，為爭奪中國利益的列強中厚此薄彼。
義和團最早在山東興起，1897年11月，發生「曹州教案」，2名德國神父被無辜殺害，為此清廷被迫簽訂《膠澳租借條約》，德國獲得膠州灣99年的租期、擁有鐵路修築權以及採礦權等。日本早就看中膠東，因此在壹戰爆發之際加就迫不及待加入協約國向德國宣戰。但日本並非前往歐洲作戰，卻以幫助把膠州灣德國租借地交還給中國為由，派軍隊在山東龍口登錄。當時中華民國是中立國，理應阻止外國軍隊在自己的領土上作為彼此交戰的戰場，但基於薄弱的軍事實力，無法抵禦日本的情景下，只得劃定濰坊縣以西是中立區，禁止日軍進入。然而日本根本不予置理，佔領濰坊縣后，再攻佔青島並繼續南下直奔濟南。與日本交涉多次無果，中國政府直接照會日本，提出強烈抗議。日本不但沒有收斂半點，反而向中國提出最後通牒，即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直接當面向袁世凱本人提交二十壹條。
「二十壹條」主要分五部分，前四部分是中華民國必須承認日本對山東， 南滿洲和東內蒙的領土特許權； 第五部分是最惡劣的，必須同意在政府各個部門安插日本的軍事和政治顧問，使得中國成為日本的附庸國。
在接到日方「二十壹條」后，袁世凱作為壹國總統，對日本提出如此苛刻的條款，是很激憤的。他在1915年1月9日接見其軍事顧問日本人坂西利八郎時說：「日本國應以中國為平等之友邦相互往還，緣何動輒視中國如狗彘或奴隸？如昨日置公使所提出各樣要求條件，我國固原儘可能予以讓步，然而不可能之事就是不可能，毫無辦法。」。
但實在因國力不濟，弱國無外交，對袁世凱只有兩種選擇：亡國和羞辱。因此只能採取非軍事的壹切抵抗措施，1，拖延時間（啟用善於應對困境的談判高手陸征祥）；2，泄露交涉（施展「以夷制夷」挑起列強間的矛盾）；3，外力和外交助力（挑起民憤和國外輿論的同情）；4，消極抵制和破壞（袁世凱早知簽字是必然得結果，但令其下屬儘可能逐條破壞。袁世凱秘書曾叔度回憶道：「消極抵制固然不會真正使「二十壹條」形同廢紙，但在抵制日本對華侵略方面也起了壹定作用。」
由於敵強我弱的懸殊力量對比，中華民國還是簽署了二十壹條。雖然經過努力，原本中第五號的七條沒有簽訂，第四號全部刪除，第三號中的兩條被刪除了壹條。但簽注如此不平等條約，對任何主權國家來說，都是奇恥大辱。為了警醒後人的目的，袁世凱決定將五月九日定為「國恥紀念日」，並寫入教科書，以待後來者奮發圖強。
此時此刻再來看壹下孫中山得所作所為，有助於我們了解，民族利益和個人權力在國共兩黨之父心目中的是如何平衡的。
辛亥革命以後，日本政界對華政策始終不是鐵板壹塊的。從歷史來看，自晚清起袁世凱就是日本的宿敵。因得到李鴻章的賞識，23歲的袁世凱以「通商大臣」身份派往藩屬國朝鮮。不久朝鮮親日勢力 發動政變，駐朝日軍亦趁機行動欲挾制王室，袁世凱當機立斷，帶兵擊退日本軍並救出國王。為此日本人對袁世凱恨之入骨。
日本儘管是給與袁世凱政府「善後大貸款」的五大列強財團之壹，因與袁世凱的宿怨，並非誠心誠意。1914年日本頗有影響力，與孫中山關係融洽的右派組織，黑龍會領袖內田良平（1874-1937）給日本政府壹份備忘錄中，企劃出在後袁世凱的中國，尋找聯盟的方案。北方的理想人物是滿清第十代，肅親王善耆（1866-1922）的復辟勢力，以在滿洲和蒙古建立與日本親善的政府；而南方最理想的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
為救國疲命與日本官方談判的除了袁世凱，還有為推翻袁世凱熱衷內戰的孫中山。前者為了減少壹點壹滴的恥辱而廢寢忘食，而後者為了謀求日本的支持，任何讓步在所不惜！1945年美軍佔領日本，內閣外交部的文件被迫公開，裏面就存檔壹份孫中山在1914年5月21日寫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密信。開始，孫中山從文化、種族和地域的原因解釋為何中日同盟的必要性；接著說他孫中山自己才是實現這壹理想的最佳人物。因為他能使日本獨享中國市場的權力，壹旦控制中國市場，日本就會像英國殖民印度壹樣，獲得自己向世界擴張的物質來源。當然，如果 袁世凱繼續當權，而非（南方的）革命者，日本就不可能得到這些權益。
袁世凱故意透露與日本有關二十壹條的談判，日本過分不合理的要求引激起朝野愛國情緒。國難當頭使得壹些反袁世凱的政治派別，放棄前嫌，團結在他的周圍。但南方革命派中，除了孫中山，他的貼心追隨者，如青幫代表人物陳其美（1878－1916），依然堅持謀求與日本的合作。1915年的3月14日，也就是日本向袁世凱提交二十壹條的第64天後，孫中山再次在中華民國的背後捅了狠狠重重壹刀，他給日本外交部發函願意提供比二十壹條更為優厚的辱國條件。（注3）
孫中山擔心袁世凱與日本政府就二十壹條達成協議，而喪失日本的援助，他決定給日本人加碼。孫中山在信函中提議，為加強日中軍事上的全面合作，中國軍隊將採用日本的軍事裝備；中央和地方政府將優先安置日本的顧問；建立中日合資銀行，在鐵路，礦產和沿海貿易等領域將優先使用日資。而日本也需承諾，幫助孫中山推翻現在的「壞政府」，即袁世凱的中華民國政府。
儘管日本首相和外交部沒有搭理既無信譽又無實力的孫中山，據壹些史學家的觀點，孫中山的信件也確實加強了日本與袁世凱有關二十壹條談判的出價籌碼。孫中山為謀權政治利益而出賣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在日本輿論眼裡，這確實是比中國人貧窮，愚昧更大的壹種人格恥辱。
以夷制夷出處南朝·宋·范曄《後漢書·鄧訓傳》：「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通常是朝廷利用外力抵禦侵略，安邦救國的策略，而孫中山不惜利用外力打擊自己的政府，卻是壹大發明，也算是中國所有革命者，包括後來的中國共產黨的特色吧！
為什麼中國百姓壹面控訴袁世凱簽署賣國的二十壹條，卻同時對幾乎把中國的壹切都拱手送給日本的孫中山，那個所謂的「國父」如此頂禮膜拜呢？
1924年中國國民黨第壹次代表大會成立后就就設立了宣傳部，同年毛澤東擔任代理宣傳部長。中共就更離不開宣傳部了。國共兩黨雖曾兵戎相見，但宣傳部實質是壹樣的，顛倒是非的洗腦部。他們不但對歷史的肆意篡改，還把民族的罪人，如洪秀全和孫中山包裝和美化得面目全非。
（九） 袁世凱稱帝和孫中山信譽的喪失已盡
美國教育家及法學家，袁世凱的憲法顧問古德諾博士（Frank Johnson Goodnow，1859－1939），在1915年的8月3日發表的《共和與君主論》稱：「……大多數之人民智識不甚高尚……由專制壹變而為共和，此誠太驟之舉動，難望有良好結果……中國將來必因總統繼承問題『釀成禍亂』……如壹時不即撲滅，或馴至敗壞中國之獨立……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製為宜，此殆無可疑者也。」 古德諾博士是美國約翰.霍布金斯大學的校長，當時在美國的聲望與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美國民主黨第28任總統）旗鼓相當，共和黨曾考慮把他提名總統候選人。因此袁世凱對學才出眾，德高望重的古德諾博士可謂紆尊降貴，言聽計從。
次日，當時最著名的憲政專家和學者楊度、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劉師培和嚴復等6君子成立籌安會，聲言「共和不適用於中國」。8月23日「籌安會」召集各省文武官吏和商會團體進京商討國體事宜，各文武官吏除少數表示擁護共和外，大都表示必須改變國體。
袁世凱最擔憂的還是列強，特別是日英的態度。他以對德參戰為條件，以求兩國德支持。日本始終是矛盾重重，猶豫不決，它害怕袁世凱參戰後，國際地位攀升，對日本控制中國不利。英國與日本當時是聯盟，歐戰正打得焦頭爛額，相當遷就日本的態度。
畢竟帝制問題本是中國內政，基於中國的現狀，不排除袁世凱本人的野心，於1915年12月12日成立中華帝國，即中國歷史上第壹個君主立憲的洪憲帝制，同樣也是歷史上最短命、危害最淺的皇朝，自建立到收場，僅102天。雖然如今無論是民間還是學術界對袁世凱的評價漸趨客觀和理性，但恢復帝制依然被認為是袁世凱最愚蠢之舉。歷史無法倒回，但近百年來中，中國百姓因圍繞權力的政治動亂而釀成的禍亂和受盡的苦難，無疑是遠甚於袁世凱的稱帝。正如民間歷史學家袁騰飛所說，變得絕對聰明的政治流氓都「以共和的名義走獨裁之路」。人們無需思維齊全，也會懷疑，中國共產黨政權至少是史書上，任何有記載的最殘暴，最專制的皇權所無法比擬的。自袁世凱帝制失敗后，中國始終處於不掛牌的寡頭制，如蔣介石，毛澤東等。袁世凱也是主張寡頭制，兩者的區別，前者是非繼承製，後者只不過是繼承製。繼承寡頭制屬於政治不正確，但非繼承寡頭制導致百年動亂，給國家和老百姓帶來巨大的災難。看壹下亞非拉的專制國家，大多國名被換為「人民共和國」。但「共和」只是政治正確而已，實質上依然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寡頭制，「人民」依然是無法享受民主和自由。
袁世凱的帝制迎來狂風暴雨。全國反帝制文章雪片橫飛，最舉足輕重的是曾發動戊戌變法，推崇君主立憲的梁啟超的《異哉， 所謂國體問題者》。梁啟超的主要論點是，當年君主立憲是因為國體不能輕變，今天反對帝制也是為了共和體制不得更改。中國曆來是「槍杆子里出政權」，起初表示支持君主立憲制的蔡鍔，唐繼堯在雲南宣布獨立，並組織軍隊討袁，即所謂的「護國運」。最關鍵的還是北洋軍袁家班的北洋三龍，除王世傑已告老還鄉，其他兩位，段祺瑞和馮國璋與袁已同床異夢。列強中的日本發出嚴重警告，要求袁世凱延緩帝制。內外交困，1916年的3月22日袁世凱被迫撤銷帝制。
孫中山，無論在民間或軍隊的影響力已遠遠不如數年前，儘管所謂「護國運動」三軍無主。蔡鍔雖是孫中山的學生，但此刻也沒有提出孫來領導護國。對護國運動孫中山純粹是個局外人，但他對權力的慾火從未衰竭過壹刻。1916年的春天，經過1年多來的搖擺不定，日本決定放棄袁世凱，扶植其他親日勢力。孫中山終於拿到了日本政府的70萬美元的財政援助，除此之外還有力圖復辟，清朝最後壹位（第十代）的肅親王，善耆。當然接受援助的壹方必須有所回報，即軍事上的建樹，否則財援不再延續。
拿到日本經援后，孫中山的主要的目標是上海和山東，也是日本人最唾液直流的地方。孫中山知道，壹旦控制上海和山東，成百萬的日元將源源不斷輸入他的口袋。1905年俄國水兵在波將金號戰列艦上起義，被認為是1917年俄國革命的第壹步。此歷史事件激發了孫中山對依賴海軍的幻想，因此孫中山曾想通過水路奪取上海。1915年12月，陳其美（陸上配合）和革命黨人楊虎（艦上的指揮軍官），在上海發動」肇和」兵艦起義。儘管還有日本人的暗中幫助，以慘敗而告終。據當時上海租界的報紙描述，「事件除了對百姓有恐嚇作用，完全是壹場滑稽的醜劇。人們見到的只是艦上大炮向天空開炮，以及叛軍爭相跳水逃生。」如此徒勞的恐怖主義的唯壹「成果」是，孫中山在公眾輿論中的信譽完全跌入谷底。不過根據國共兩黨的歷史，無疑又給肇和艦起義戴上桂冠「雖敗猶榮，…….在當時影響深遠」。
1916年的5月18日，孫中山在浙江和上海的幹將，也是最擅長恐怖暗殺孫中山政敵的陳其美遭袁世凱暗殺（1912年陳曾指使其徒弟蔣介石刺殺辛亥革命先驅陶成章），佔領上海的計劃徹底流產。孫中山如想繼續從日本人討到錢，必須在山東活動有些進展。他希望軍隊從青島沿鐵路前往濟南，然後再直取北京。壹路上軍隊的駐紮，給養和經費全由沿途的日本管轄區供養。孫中山竟然還無恥地授意他的日本密友萱野長知設法除掉（暗殺未琢）不服從其權威的前國民黨省長，柏文蔚。
儘管孫中山壹再告誡北征的將士，不準張揚他與日本人之間的合作，袁世凱還是獲悉孫中山與日本人的交易，乘勢二十壹條后國內反日情緒的高漲，授意發表兩本小冊子，以揭露孫中山不堪入目的行徑，壹本是楊度撰寫的《國賊孫中山》，另壹本（作者不明）是《孫中山小史》。孫中山是個實用主義者，沒有明確的戰略目標，但因北上進展不順利，也為了挽回自己的名聲，突然宣布與討袁主流合作。
1916年6月6日辛亥革命來最有實力，國家的棟樑袁世凱去世。中國即此在政壇上開始展開壹場邪惡的角逐，直至最邪惡的在1949年獲得全勝。
雖然按憲法，副總統黎元洪接替袁世凱當總統，段祺瑞任內閣總理。孫中山深知「德高才疏」（嚴復語）的黎元洪沒有權力欲，立即向黎發出親善的信號，以謀取政府中的最高職位。結果孫中山大為失望，黎元洪僅給予資深政府參議，壹個有名無實的職位，孫中山感到憤怒並立即予以拒絕。因為對孫中山來說，當總統是缺乏法律依據。有人建議副總統的位置，但孫中山不感興趣，他已準備採取武裝謀取。
對孫中山來說經費始終是個問題。當時正值列強戰爭打得火熱，況且就中國是否參戰，黎，段之間發生不可調和的矛盾。故伎重演，孫中山試圖在列強中尋求契機搞到經援，繼續他的內戰或造反。1917年初美國與德國斷交並開戰，同時也希望中國也加入協約國與德國作戰。但德國卻竭力遊說中國政府保持中立，據二戰後，德國總領事的秘密檔案，德國公使辛策（Paul von Hintze (1864 – 1941,年)曾企圖用100萬美元收買段祺瑞，卻遭拒絕。
當時孫中山曾對是否加入協約國與德作戰曾有如下看法：「以土地論，德國將來之野心，誠不可知，論其過去和現在，實可謂之侵犯中國最淺，野心最小者，因此以「公德」而言，中國不應對德國宣戰」。 由於收買段祺瑞不成，德國政府就開始在南方另找代言人。孫中山藉此機會，立即派親信曹亞培（Abel Tsao的譯音，孫中山的好些助手是漢字文盲）全權處置聯德之事。曹亞培通過德國住上海領事克尼平向德國政府轉達孫中山與德國合作的意願。德國在中國處於孤立狀態，因此很快就給與孫中山150萬墨西哥銀幣（當時國內流行的貨幣，德國政府通過荷蘭和台灣的銀行轉賬給孫中山）的現款，這是孫中山從洋人那裡獲取的第壹筆巨額的經濟援助。
然而協議墨跡未乾，1917年9月13日，孫中山的廣州政府突然宣布對德宣戰，德國外交官和政府大為吃驚。根據國際慣例，儘管兩國合作出於彼此的利益，但出於信譽也應堅持承諾。德國人發現作為中國革命黨的領袖孫中山，為了撈錢而信口開河，誇下大口，竟然不在乎最起碼的信譽，實用到可以把說謊看作成壹種政治技巧。今天大陸的孫中山的繼承者已把這種技巧玩得爐火純青。雖然壹時輕易地騙到了錢，但孫中山在西方卻永遠失去了自己最起碼的信譽，導致他最終走投無路，陷入蘇維埃政權為其設置的圈套。
（十）護國和護法中的棄兒
袁世凱稱帝時，全國各地的實力派，包括北洋新軍中袁世凱手下的大員，如馮國璋，段祺瑞，張作霖等也乘機擴展自己的地盤，因此袁世凱壹死，可謂樹倒猢猻散。作為總理的段祺瑞為了參戰，用軍警要挾親黎元洪德國會議員投贊成票，黎元洪解除段祺瑞的內閣總理之職務，並被迫解散國會。不久辮帥張勳赴京城大鬧復辟。接著段祺瑞又擊敗張勳，歷時12天的張勳復辟草草收場。1917年7月14日黎元洪正式辭職，由馮國璋任代總統，段祺瑞恢復總理之職。
不過此刻的北洋政府已非鐵板壹塊，軍隊已四分五裂，直（馮國璋），皖（段祺瑞），奉（張作霖）和晉（閻錫山）已各成壹系；而在南方，與孫中山即合即離的滇系（唐繼堯），桂系（陸榮廷）和黔系等軍閥借護國為名，均已劃分自己的勢力範圍，獨霸壹方。
根據國共兩黨的編著的扭曲歷史，把民國初期得軍閥割據稱為軍閥混戰，軍閥則是窮兵黷武，鎮壓民眾，割據地方，橫征暴等凶神惡煞得魔鬼。實際上絕非如此。我藉此簡略介紹壹些孫中山不惜國家利益，民生安樂，除之而快的主要軍閥。他們大多出身清末軍事學堂，接受過良好的中國傳統禮教育， 如馮國璋父親是讀書人，自己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天津武備學堂，后輔助袁世凱創建（北洋）新軍，並在山東剿滅義和團建立功勛；段祺瑞祖父及叔父皆為淮軍將領，且與李鴻章同鄉。他以優異成績畢業天津武備學堂后，被選中去德意志帝國柏林陸軍學校深造；閻錫山自小隨父經商，18歲那年入山西武備學堂，畢業后赴東京振武學校和士官學校留學。畢業后回國，並考上舉人，辛亥革命后投奔袁世凱；唐繼堯本人曾考上清朝秀才，后留學日本，就讀東京振武學校，然後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袁世凱稱帝時與蔡鍔聯合宣布雲南獨立。軍閥中，也有出身比較低微，自小也無正規的教育和學業，如張作霖，陸榮廷等，但成年後均行伍於國家正規軍隊，在鎮壓民間叛亂和對方外敵中屢建功勛，逐步有了自己的地盤。但張作霖和陸榮廷始終堅守國格和對百姓利益也尊重自己的底線。
基於中華的傳統道德和禮教，軍閥大多遵循古訓，如廉潔而又有容忍的雅量，心地仁慈而又能當機立斷，精明而又不失之於苛求，性情剛直而又不矯枉過正。雖熱衷格鬥，爭奪地盤，但他們之間絕不帶有國共內戰那種妳死我活，毫無底線的殘酷殺戮。他們之間的戰爭往往是點到為止，如直、皖之間的戰爭幾乎從不損耗雙方的有生力量，其激烈程度可能還不及文革時在四川出現的武鬥。軍閥無疑權欲熏心，但絕對沒有像國共那樣，用外國人的武器來殘殺自己的百姓！據不完整統計，歷時11年的軍閥「混戰」導致全國不常死亡約65萬人，但紅軍所到之處劫富殺富，毛澤東建政不久，僅（1949-1952）土改和鎮反就造成百姓的不正常死亡人數達930萬。
軍閥統治時期，中國百姓所享有的尊嚴，以及言論，組黨和出版的自由都是國民黨時代所無法比擬的，更不談1949年以後。那個年代，儘管政治落後，百姓愚昧，但依然是各種思想流派百家爭鳴，百廢待興充滿民族希望的年代。
孫中山趁軍閥割據，再加上到手不久的壹筆德國巨款，力圖在東山再起。他以護法為名，出資把100多個被解散的國會議員接往廣州。同時孫中山也是用德國的款項說服正處在軍費短缺的海軍上將程璧光，背叛北洋政府率領艦隊前往廣州護法。
孫中山要求被接送到廣州的部分國會議員，再次選他為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卻遭到代表們的拒絕。他們認為，根據憲法，沒有足夠的人數選總統，另外赴穗的使命是護法，而非推翻北洋政府！孫中山暴怒，當面羞辱議會議長，後來彼此妥協，孫中山被「選為」中華民國大元帥。
穿上大元帥制服的孫中山立即準備壹場對抗北京的戰爭。有槍的士兵每月領餉15元大洋，沒槍的則10元。德國人的錢不是無底洞，很快就枯竭了，大元帥無權向百姓加稅，就向廣州政府要錢，遭拒絕。接著孫中山命令海軍對廣州市政府大樓開炮，士兵反對，他竟然自己上艦，親自動手向廣州市內開炮。海軍司令程璧光激怒了，決定斷絕與孫中山的關係。不久，即1918年 2月26日壹代海軍名將，程璧光在海軍碼頭被刺殺。雖然兇手至今還是個迷，但最大的疑點是，此案與孫中山的親信和慣於暗殺的朱執信有關。對程璧光的死訊，孫中山曾說，這是對違抗軍令的處決。
國會議員對孫中山的獨裁萌生恐懼之心，他若大權在握，卻絕非有慈禧太后與袁世凱的那種政治肚量和克制。他們決定取消孫中山大元帥的職務，成立由7人組成的軍事委員會的集體領導。為此孫中山在軍隊中僅能調動陳炯明壹人，再加上他厭惡「集體領導」，1918年5月21日，辭去軍事委員職務，離開廣州。當時見到孫中山的人回憶說，身著元帥制服時的神氣已消失已盡，才51歲就變得蒼老，駝起了背。為了總統之位，為了壹統天下徹底得累垮了他，百姓中的威信也從此壹蹶不振。
（十壹）孫中山和共產主義病毒處於絕境
反帝壹生的孫中山，在中國最喜歡的卻是住進租界。離開廣州后，孫中山與宋慶齡住入上海法租界，位於莫里哀路二十九號（今香山路7號）的歐式花園洋房別墅。來訪的朋友絡繹不絕，宋慶齡溫馨好客，在客廳里孫中山特地懸挂了壹幅華盛頓的畫像，言下之意，主人就是當今中國的華盛頓。
孫中山在上海舒適的歐式花園洋房住了兩年的時間，完全遊離當時由胡適和陳獨秀興起的新文化運動。他享受老夫小妻的溫馨 ，修身養性的同時，也反省，寫文著書。在戰場和政壇的風雲中，孫中山始終是失敗的。他也反思，但從未檢討自己的過錯。
他把中華民國的失敗歸咎於沒有用武力徹底摧毀舊的官僚制度， 清廷的殘餘勢力以及舊時代的政客，因此無法實現教育改革，經濟和地方自治。實際上正是孫中山逃不出槍杆子出政權的暴力思想枷鎖，他的政治謀略僅限於徒勞地尋找軍事聯盟，失去了大多數進步青年的支持，甚至是好奇心。
其次，孫中山在上海期間把他的體驗歸納成壹冊，題名為《建國策略》。書的第壹部分被他稱之為「心理建設」。書中孫中山根本沒有提及自己的政治無能與運作上嚴重缺陷，而是怪罪于百姓思想受困於儒家格言「知之非艱，行之惟艱」（ 尚書•說命中），意思是「不是知道它艱難，而是實行它很難」。而他認為人群可分三類，創造者（被稱先驅或領袖），思想和發現的傳遞者（信徒），餘下的就是第三種人，義不容辭，免去思索（即無意識的執行者）。很顯然孫中山把自己比作先知先覺的領袖，方向和目標已明，剩下的就是大家該埋頭去實現，即用逆命題「行之非艱，知之惟艱」取而代之。
據最有洞察力的孫中山傳記作者里昂.沙曼，「孫中山僅是個實用主義者，他的想象力不僅無法被自己身邊的人所接受，同樣無法鼓動參与他征討的那股力量。」這也是孫中山的悲劇所在。
1920年年底，孫中山的追隨者陳炯明和親孫中山的許崇智打敗桂系的沈鴻英部隊，重新奪回廣州。雖然陳炯明建議孫中山繼續呆在上海，但在得到親信廖仲愷和汪精衛、以及民國海軍和壹些地方部隊的支持下，孫18日回到廣州。如果孫中山聽從陳炯明的安排，繼續久居上海，就此退出政治舞台，著書列傳，肯定會在中國近代歷史留下正面的痕迹和地位。然而，壹味迷戀于統壹和總統的夢幻，孫中山的人生出現壹個重大轉折，從個人的悲劇演變成至今依然籠罩中國大地的民族災難！
陳炯明自小成長在壹個優越的家庭環境，他是個秀才，並以「最優等生」畢業於廣東法政學堂。1909年加入同盟會。民國成立后他曾任廣東代理都督。陳炯明是個有相當影響的民國人物，他是個理想主義者，相信非暴力無政府主義，希望結合區域主義和射穢主義把廣東建設成全國模範省。在他主政期間，有效控制民間的賭博和吸毒，積極辦學發展教育，同時鼓勵出版和言論自由。
而孫中山到了廣州后，為了得到地方各省的擁護，口是心非地打出地方自治的聯邦制旗幟，但實際上不僅對陳炯明的廣東自治不聞不問，而且還極力反對，因此與陳炯明的隔閡日趨嚴重。1922年吳佩孚在直奉戰爭中獲勝，控制了北洋政府，為了結束國家分裂狀態，他提出徐世昌和孫中山必須提出辭呈，並邀請黎元洪出任代總統。徐世昌，在1918年起就由段祺瑞控制的安福國會選上北洋政府的總統，他為顧全大局，立即同意下野。然而孫中山始終處心積慮北上武力推翻北洋政府，與北洋政府談判中提出壹個吳佩孚所無法接受的條件，即民國政府總統的位置應屬於他的。
吳佩孚出身商家，本人也是秀才，後來投筆從軍。吳佩孚屢次立戰功，並在曹錕的提攜下，從營長壹直成為北洋軍閥中實力最濃厚的首要人物。 1922年夏天，蘇聯派出蘇共中央委員，猶太人越飛（Adolf A. Joffe, 1883－1927）前往北平，企圖在北洋軍閥中尋找其代理人。越飛第壹個感興趣的入選就是吳佩孚。
吳佩孚不光是生活清廉，沒有三妻四妾，更具有民族的高亮節氣。儘管當時的北洋政府財政拮据，吳佩孚非常鄙視拿蘇聯的槍炮打內戰的劣行，更不用說必須承諾條約中那些有利於蘇聯霸佔蒙古的條款，他斷然拒絕與蘇聯的任何合作關係。因吳佩孚反對把膠濟鐵路的權益出賣給日本，而成了直奉戰爭的導火線；同時中俄談判破裂也是因他不接受割讓蒙古。
除了民族大義，從人格而言，吳佩孚也何止高孫中山壹籌。他做人的原則有：不納妾，為官清廉，他痛恨喪權辱國的租界，因此拒絕走進洋人的非法租界，更不用說入住。特別是華北淪陷日偽后，寧為壹介平民，也拒絕為日本人合作，愈現其晚節彌堅。西方列強始終把孫中山的南方革命政府視作非法的叛亂集團，與此絕然相反，吳佩孚在西方享有很好的聲譽，其北洋政府得到西方國家的認同和支持。為此，1924年4月22日吳佩孚被美國時代周刊選為封面人物，對中國人來說還是首次。
儘管孫中山始終不遺餘力地謀求歐美政府的援助，但他在那裡已失去信譽，美國駐華大使館武官馬格魯德准將（John Magruder，1887-1958）路過廣東時，觀察到孫中山的人生中只有壹個動機，為達到自我，沒有約束，沒有他人的利益是不可犧牲的。接替馬格魯德准將的美國新任武官也有類似的見解，「孫中山的目光只盯著北京，他深信整個中國將在他的腳下，整個民族都將服從他。」美國住北京大使，科瑞（Charles Crane，1858-1939）雖然作為外交家，出言比較克制，但還是把孫中山形容為虛偽，好高騖遠，脫離實際的政客。幾乎所有在華的西方外交界人士把孫中山貶作「毫無道德底線的冒險家，為達到目的可以完全不惜犧牲民族的利益。」同時美國的輿論對孫中山的評價更是極為負面和刻薄。紐約時報簡單地把他描述為「那個南方政府中完全不可信賴的，朝三暮四，毫無廉恥的代言人」。
即使天下真有奇迹，孫中山也已失去了從西方政府拿到分文的可能性。他企圖動用廣東政府的稅收作為北伐的經濟來源，遭到陳炯明斷然拒絕，由此兩人發生無法調和的衝突。孫中山對自己的內外孤立毫無自知之明，竟免去陳炯明廣東省主席之職，並下令陳炯明下屬葉舉的部隊撤離廣州。事與願違，1922年6月16日孫中山事先獲知葉舉兵變，孫中山認為他應獨自活命出逃官邸，而讓自己妻子宋慶齡的生命為他作極為冒險的掩護，繼續留在住宅。第二天早上葉舉還以為孫中山被困，先開炮，士兵再在壹片捉拿孫文的叫喊中沖入住宅。幸好宋慶齡在貼身侍衛的保護下突破重圍，但已有生孕的她在慌亂、荊棘叢生的逃生中不幸流產，並被醫生告知永遠失去生育的機會。據宋慶齡對摯友的私人信件中流露出，她對不義丈夫的不滿。
（十二）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
不久宋慶齡與數天前登上永豐艦（后被命名為中山艦）的孫中山匯合。兩個月後孫中山夫婦再次抵達上海。此刻的孫中山已無以往的那種閒情逸緻，他的個人權欲之熏心已完全取代了他的理智。1922年8月，孫中山在上海會見了李大釗、陳獨秀，緊接著在次年的1月與專程前來的蘇聯特使越飛會晤，決定其人生最大的轉折。在深入描述孫中山是如何改弦易轍其革命初衷，與國際和國內最邪惡的政權和政治組織結盟之前，很有必要來探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孫中山最早提出三民主義是1895年，1924年基於當時在廣州大學的16次演講才整理成冊出版。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其說是政治學結構嚴謹的學術文獻或內容蘊涵深奧的哲學著作，不如說是以直接，衝動，有力，即興，雄辯的口語形式去激勵和煽動他的追隨者。更確切的說是壹種為漫長政治目標的實用宣傳。因此在這二十年中，世界和中國處於不斷的動蕩之中，孫中山本人也經歷了無數次坎坷和挫折，無疑三民主義的內容也始終演變在激蕩的政治形勢中。
孫中山沒有系統的中文教育，因此他對國學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熟悉程度可謂相當膚淺，當然遠遠不如他的政敵康有為和梁啟超。同時他在歐美逗留期，沒有接受人文和歷史的深造，大多時間為政治活動而疲於奔命，因此不可能深入到西方政治和文化的核心。對中西文化均為壹知半解，孫中山無法深入透徹地了解不同社會的運作機能，不同民族內在的文化，傳統，歷史和現狀之間的有機聯繫。不難理解，孫中山企圖把僅僅是壹知半解的西方理念，用於也不比西方文化和歷史懂得更多的中國，失敗是必然的。
民族主義。三民主義之首是民族主義，被認為孫中山領導中國革命的旗幟。但只是短短20年，民族主義的目標即改弦易轍，令人啼笑皆非。1895年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可用他的話概括如下：「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驅逐韃虜之後，光復我民族國家」。稍讀歷史的不難發現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實際上就是抄襲了中國近代史上罪孽最深的農民起義領袖洪秀全的反清造反口號「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共創人間「天國」。
中國歷史上歷來造反的領袖總是採用欺騙性最甚的口號來誘惑盡多的炮灰為其賣命送死。明末人口大約是1.5憶，而滿族僅不到漢人人口的百分之壹。因此明末不僅僅是淪亡于境外蠻族，而且所有漢人為適應滿洲人的統治開始是被迫，到後來成了心甘情願的，剃髮留辮子長達三百年之久。因此無論是電影，漫畫或小說，留長辮子的漢人成洋人面前最生動特寫。追究自身民族的原因才是良知所在。正如日本歷史學家所說，中國歷史上無數次造反只不過是惡性循環中的異姓革命。1949年中國再次被境外邪教馬列主義所淪陷也擺脫不了這種中國文化特色的惡性循環。
從人類歷史的進程來看，人類各民族之間的競爭連綿不斷，在弱肉強食意義上，武力衝突更是不可避免，而孫中山也跳不出中國文化中把自己落後挨打的原罪推向與他人。2000前的秦始皇的長城和今天中共的防火牆可謂異曲同工。依然是國學根底膚淺的原因，孫中山更為狹義的民族主義還沒有意識到經過300年的潛移默化，滿族（除了最上層的貴族）的族裔意識幾乎銷聲匿跡，而且文化及習俗也已完全回歸漢族，因此孫中山的「驅逐韃虜」與共產黨的「階級鬥爭」如出壹轍。
辛亥革命以後，大清皇朝倒亡，末代皇帝也被趕出紫禁城，但孫中山所謂的「革命尚未成功」，他的民族主義也改了新的包裝，把中國的落後，百姓貧困，官場腐化等社會原罪的推諉，從滿族改換成代表西方列強的帝國主義。被孫中山修正的民族主義，排除列強的干擾，「恢復我壹切國粹之後，還要去學外國人，無論什麼事都可以學到。用我們的才能，很可以學外國人的長處，外國人的長處（僅是）科學。」這裏毫無新意，完全慣用了張之洞的中國為國中之國的民粹主義，所謂的「中體西用」。至於把打到帝國主義作為口號，完全是為了把自己綁在以西方為敵的蘇聯戰車上。
民權主義也是孫中山對東西方文化壹知半解的表徵，不但難以被其追隨者和西方學者所理解，而且還被國共兩黨為他們的獨裁所隨意利用，投其所好。
孫中山的民權主義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和現代西方憲政的雜交。他認為，民權思想自古就在中華的文化中，如「中國古昔有唐虞之禪讓，湯武之革命，其垂為學說者」，有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有所謂「聞誅壹夫紂，未聞弒君」，有所謂「民為貴，君為輕」，此不可謂無民權思想矣」！人們不禁要問，中華文化中既然民權思想如此根深蒂固，幾千年過去了為何至今人權劣跡乃全人類之最。
我在「從萬世壹系的天皇看易姓革命的中國,日本隨想之二」中已作出解釋。在中國人的詞彙里唯有帝皇和革命最不陌生，中國的歷史就始於三皇五帝夏商周。但由於中國文化習俗的秉性中還多了壹個關鍵詞，革命。有人說，革命兩個字早已整合在中國人的遺傳基因中，此話不假！大約在公元前800年「革命」的概念已出現在中國最早的歷史文獻《周易·革卦·彖傳》中：「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這裏的「湯武革命」是指商湯天乙暴力推翻夏朝桀的統治。周武王叛亂取代商朝紂王的歷史事件，從此在中國歷史上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惡性循環。
歷史上也有古人意識到湯武以暴制暴的亂綱和對社稷和百姓的危害性，其代表人物就是蘇東坡。 他在【東坡志林，論古，武王非聖人】認為，孟子改變了孔子的最低道德底線。由於孟子為弒君正名（聞誅壹夫紂，未聞弒君），其他學者也都仿效把湯武視作聖人，都是叛逆孔子的罪人也。
湯武革命逐漸演變成了中國文化中「窮則思變」的口號，飢餓殺人，貧困而搶劫的最美妙的道德修飾。稍微有些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中國歷史上任何壹次百姓造反，都是等同於殺戮，搶劫，傳統和歷史古迹的摧殘。崇拜洪秀全的孫中山和毛澤東無疑也是革命和造反的推崇者。
幸好歷史長河為我們安排了予以劣優的對照。最有力的參照是中國的近鄰日本，雖其文化中被深深地打上儒家文化烙印，日本人卻極為厭惡革命和造反的。日本人用漢字，熟讀四書五經，他們去佛教寺廟燒香拜神，也擅長書法，1600年前傳入的論語早已成為日本人的思想源泉。或許是日本人的「愚笨」或缺乏「野心」，自公元前700年，第壹個神武天皇起平平安安地傳位給當今的第125任明仁天皇，從來沒被革過壹次命。在這2600年中，天皇大都是象徵性的，但實掌大權的各地諸侯，卻沒有壹個想換上皇袍，把屁股坐在皇位上。為此世人把日本的天皇譽為「萬世壹系」。日本人把社會各階層看成壹個整體，認為文明由這個整體同步經歷漫長的潛移默化而成。今天人類的文明象徵是自由民主，雖然日本君君民民依然，但都已成為現實！
而孫中山卻認為中國的現實加上「不可不取資于歐美」的民主制度，即可實現真正的民權。然而孫中山無法懂得得是，歐美的民主體制不是抄襲自月亮和其他外星人，而正是來自身。2000多年前柏拉圖在其【理想國】中定義靈魂的三要素即，慾望，克制和智慧。這三要素同時也規範了人生鬥爭的目標。到了文藝復興時出現兩本行為修養巨著，其壹是《論人的尊嚴》（意文，De hominis dignitate），作者是米蘭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1494）。 人的尊嚴先是通過道德自律、不斷進取而實現自己的完善。人的尊嚴就是人自己的形象，而非社會所賦予。因此在最可怕的社會制度下，人依然可以獲得自己的尊嚴。第二本書是《廷臣論》（意文，Il Cortegiano），作者是卡斯蒂利奧內Baldassare Castiglione (1478-1529) 。所謂廷臣，就是指統治階級或上層的達官貴人。書的目的就是為了提高他們在行為上的內涵和氣質，成為名副其實的，與社會上沒有受過很多教育的粗人有明顯差異的紳士。該書義大利文的首版是1528，33年後的1561就被翻譯成英文。該書就此成了上上層人物的範本和必修書，據說曾是查爾斯五世和弗朗索瓦壹世的枕邊書。由此可見，西方文明基於個人，來自從社會權貴，皇親國戚到底層平民百姓每個人的文明。換句話說，人決定了社會，而非倒置！
美國著名地域政治記者和作家在其影響深遠的《即將到來的無政府狀態》（The Coming Arnarchy，2001）中指出，民主的成功在於人口中相當比例的中產階級，以及文明的社會機制……壹個不健康的社會，民主不僅是威脅的，而且還是災難性的。中國當時的文盲高達80%，不僅是缺乏健康，而且還是病入膏肓。
法國貴族，歷史學家和政治科學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在《民主在美國》壹書中寫道，西方民主的產生並非如我們以道德制高點強迫世界其他國家接受的那種方式，而是壹種內在的潛移默化過程。當歐洲社會步入不平衡或複雜的危機，貴族們不是超負荷地承擔壹切，而是以平等的方式向其百姓賜予壹部分社會責任。這就是民主社會的萌芽。
孫中山對東西方文化極為膚淺的認識，還表現在他看不到自由對社會文明的至關重要性。所謂古希臘被稱為人類早期最不朽的時代，就是古希臘人最先懂得上層建築必須保證公民自由的重大意義。經歷中世紀黑暗后的文藝復興就是為了恢復古希臘的自由價值觀。同時，無論是始於古希臘，羅馬帝國，直至現代的歐美的哲學著作中，古希臘的自由價值觀從來沒有被忽視過。西方今天的民主制度和資本主義的成功，是幾千年來可歌可泣，不懈爭取自由的結果。
而孫中山則認為，「中國人民並沒有直接受過很大的專制痛苦，只有間接的……， 假如現在中國來提倡自由，人們向來沒有受過這種（沒有自由的）痛苦，當然不會理會。如果在中國提倡發財，人們說壹定很歡迎的。我們的三民主義，便是很像發財主義。……如果壹片散沙是中國人的本質，中國人沒有這個思想，和政治有什麼關係呢」? 「壹片散沙」與自由有什麼關係？的確，中國人從來就是壹盤散沙，但他們的自由壹直被剝奪到今天。照孫中山的邏輯，他的政府只要讓中國人有錢，在物質上滿足他們的動物性需求，就是奉行德政，人民就有民權和民主。今天的共產黨不也就是鸚鵡學舌嗎!
孫中山的民權主義中確實也受到啟蒙運動思想家中主權在民的思想，如「當我們建立共和政體時，誰是君王？是我們4萬萬百姓」。但孫中山卻並不接受盧梭「天賦民權」的思想，因此他的民權主義對西方的平等和自由概念是非常薄弱的。譬如孫中山具有相當嚴重的人分等級的觀念，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等三類；他們的社會分工分別是，發現，推動和執行。實際上就是儒家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當然孫中山也把自己定了位，即是與眾不同，高高在上的先知聖人。由於他把自己看作超人的遠見，無疑應承擔特殊的社會責任，即引導廣大愚民走上正道。這就是所謂小部分先知先覺產生出民主，再把民主賦予無知的大眾。這不禁讓我想起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英國人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 –1936)那首很有爭議的詩，「白人的負擔」。詩歌的大意是，教育和啟蒙落後和野蠻民族的負擔，落在了白種男人的肩膀上。
孫中山的強國慾望是無可置疑的。他認為強有力政府是強國的先決條件，而無視政府更是大多數民意的代表。孫中山總結了1911年臨時政府的失敗歸咎於「三舊」，即舊政府遺留下來的腐敗作風無法使新政府正常運作；舊政府的遺風滲透到新政府；和舊政府作風衰逐步蠶食新政府。1924年孫中山的《建國大綱》中，為了徹底摧毀舊政府的殘餘，他建議中國實現民主憲政前必須經過以下兩個階段。首先是軍政，即戒嚴法鎮壓壹切反革命勢力，為建立憲政作準備。其次是政訓，即動用各種宣傳機器提高百姓的公民意識或覺悟。當然實現這兩個階段的領導必須是國民黨，也就是為今天的壹黨獨裁掃清了障礙。
民生主義是三民主義的核心，是美國經濟學家喬治（Henry George,1839-1897）和美國業餘研究馬克屎的壹個牙醫威廉姆（Maurice William，1881-1973）式的射穢主義和儒家大同理念的綜合。
孫中山民生主義的產生基於中國的貧困現狀，西方工業的發達以及隨之而來的負面作用，即越陷越深的貧富差異。孫中山有如此壹段觀察：「歐洲自機器發明，而貧富不均之現象隨之呈露，橫流所激，經濟革命之焰，乃較政治革命為尤烈。此在吾國三十年前，國人鮮能壹顧及者。余游歐美，見其經濟界岌岌可危殆之狀，彼都人士焦頭爛額而莫知所救。」為此民生主義就是孫中山為「鮮能壹顧」的國人，和「焦頭爛額而莫知所救」的世人指出的壹條「光明大道」，好似為三餐不果腹人群解脫營養過剩之苦。
孫中山從射穢主義找到了答案，按梁啟超的說法，中國提倡射穢主義，以孫中山為最先。1924年8月3日，是孫中山在廣州的民生主義第壹講。孫中山說世界上流行的「梳西利甚」（射穢主義）「有五十七種，研究不知那壹種才是的確」，但他坦誠的認同，「近來美國有壹位馬克屎的信徒威廉氏（指牙醫威廉姆），深究馬克屎的主義，見得自己同門互相紛爭……這位美國學者的最近發明，適與吾黨主義若合符節。」
同時美國經濟學家喬治的《進步與貧困》對孫中山也影響頗大。他曾寫道：「美人有卓爾基.亨利，……曾著壹書，名為進步與貧窮， 其意以為世界愈文明，人類愈貧困，著于經濟學分配之不當，主張土地公有。其說風行壹時，為各國學者所贊同，其闡發地稅法之理由，尤其為精確，遂發生單稅射穢主義壹說。」
不過，孫中山始終不贊成歷史唯物主義，他稱馬克屎是個社會病理學家，雖能明察資本主義的弊病，但開了壹個錯誤的藥方。他也贊同威廉姆的觀點，「馬克屎錯誤地把他觀察到的（病態）社會現象看作成壹種社會規律，並把階級鬥爭視為社會病理學的象徵。」
儘管孫中山熱衷革命和造反，但他在字面上卻認為，人類進步的主要動力不是（階級）鬥爭，而是和諧與合作，即所謂三民主義中的大同理想。2000多年前，儒家「禮記」定義了大道大同之理想,「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孫中山認為，為了「全國人民都可以得安樂，都不致受財產分配不均的痛苦」，「孔子之理想的大同世界，真能實現，造成莊嚴華麗之新中華民國，其將駕乎歐美之上。」
孫中山雖是個射穢主義者，但絕對不相信共產主義。他承認剩餘價值和貧富不均，但反對階級鬥爭，反對通過武力強制沒收地主和資本家的財富。1924年孫中山已處於蘇聯共產黨的嚴控中，在國民黨內為了左右逢源，他竟然壹改初衷，他說，民生主義是射穢主義，同時也是共產主義。為了給自己的機會主義壹種合法性，孫中山模稜兩可地聲稱馬克屎主義不同於共產主義，民生主義實際上與共產主義是壹致的。孫中山還更模糊地說：「共產主義是民生的壹種理念，民生也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 除了方式方法上，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沒有不同之處。」
三民主義作為國民黨的謀政和施政綱領最終成文，並印刷成冊是1924年底，儘管沒有劃時代的創意，同時也存在許多瑕疵，但作為愛國志士，喚起民眾，併為他們提供壹種救國方略的選擇是無可非議的。但孫中山為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而壹改初衷，不擇手段，甚至無視民族利益，依然逃不出他自己所鄙視和力圖埋葬的，存在了幾千年的文化劣跡。
（十三）共產主義病毒趁虛而入
對中國近代史上負面影響，換句話說，造成共產主義對中國的天大災難，或許對今天，21世紀全人類精神文明上的污染，沒有任何外國人超過這六個猶太人。因此在寫孫中山把中國文明引入深淵時也必須提及與他休戚相關的其中兩個猶太人，越飛和鮑羅廷。
1920年代地球上最殘暴的共產獨裁政府蘇聯不僅沒被西方世界看作合法的政府，而是力圖從地球上扼殺的敵人，因此，被西方文明所唾棄的蘇聯，為了其生存和壯大其勢力，在落後愚昧的亞太地區擴散其共產主義病毒。1920年4月，俄國共產黨遠東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派遣俄籍猶太人，維經斯基，中文名為吳廷康( Grigori Voitinsky, 1893-1953)和他的妻子庫茨涅佐娃，和俄籍華人翻譯楊明齋等來華。在北京，他們與李大釗進行了會晤。經李大釗介紹，維經斯基到上海會見了陳獨秀，進壹步商討籌建中國共產黨。8月，陳獨秀等在維經斯基的幫助下，建立了中國第壹個共產黨早期組織——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1921年5月，維經斯基返回莫斯科。接替他的是化名為尼克爾斯基（Владимир Абрамо。вич Нейман 1889-1938），俄籍猶太人，蘇共特務。尼克爾斯基受蘇聯共產黨遠東國際間諜處、遠東國際書記處、赤色職工國際等3個專門顛複合法政府的特務組織派遣，前來為中國培植在中國的親蘇傀儡。不久，即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3號（今興業路76號）召開第壹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所有的15名代表中，蘇俄的特務就佔了兩名，尼克爾斯基就是其中壹個，另壹個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的化名為馬林的荷蘭人（Hendricus Sneevliet，1883－1942）。可見，包括德國納粹和義大利法西斯在內全世界所有政黨中，完全靠境外(邪惡)勢力扶植而建立政權的唯有中國共產黨。
1921年時中國共產黨黨員總人數，據中共壹大給共產國際的報告說是53人，後來，張國燾在莫斯科修正為57人。57個叛逆分子在當時4萬萬中國人中可謂滄海壹粟，如聚集在壹起，壹陣微風就會被吹得無影無蹤。為此蘇聯政府急迫尋求可為中國共產黨提供寄生的其他相對成熟政治勢力。
暗中尋找顛復北洋政府的突破點，明裡卻懇求蘇維埃的合法性得到北洋政府的認同。1922年的7月蘇聯共產政府派越飛（Adolf Abramovich Joffe；1883－1927）任為駐華全權代表，希望在中國打開缺口。越飛是個出身富裕的猶太人，帶著由24個隨員組成的龐大代表團下車伊始，即與中華民國北洋政府的外交總長顧維鈞談判。越飛想先達成建交目的，顧維鈞仍要求蘇聯先把紅軍從外蒙撤退，談判因此沒有結果。據顧維鈞回憶，越飛要求北洋政府單方面宣布取消與西方列強的所有不平等條約，卻例外地同意俄國在外蒙的駐軍。儘管越飛壹再威脅，如果北洋政府不接受條件，俄國將與孫中山的分裂政府結盟，北洋政府堅持了國格。
與此同時，越飛通過蘇聯駐華代表處武官格克爾陽攜帶他的信函前往洛陽與軍事實力最強的吳佩孚將軍會面，希望建立合作關係。經過幾經周折，吳佩孚強硬地拒絕了蘇聯人的遊說，在報紙上公開了與越飛交涉的經過，並發表聲明：「蒙古屬於中國……,中國中央政府不承認所謂的蒙古政府，因此中國政府難以承認蒙古政府與俄國政府所締結的條約是有效的」。可見 吳佩孚對蘇俄政府的態度是極為不滿。
當時，孫中山被主張聯邦制的陳炯明趕出廣州，再次逃亡上海租界，身心處於絕境，但政治野心依然。多年來，孫中山的民族主義雖然是扛著反帝國主義大旗，自始至終主動，卑躬屈膝地祈求西方列強的援助，但屢屢遭拒絕。對另壹個赤色帝國主義的俄國，除了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孫中山於1918年夏天致電列寧和蘇維埃政府，禮節性地表示「願中俄兩黨團結共同奮鬥」 外，從沒主動示好，卻相反壹直是蘇俄接二連三地向孫中山頻送秋波，以尋求在中國有立足之地。
越飛在顧維鈞和吳佩孚面前碰了壹鼻子灰，孫中山的絕境給他提供了契機。在當前形勢下孫中山可能是最佳選擇。在得到蘇共領導首肯后，越飛立即前往上海，與孫中山會面。想不到如酒逢知己千杯少，壹觸即合，越飛與孫中山會面后馬上壹起發表 「孫文越飛聯合宣言」（簡稱「孫越宣言」）。「孫越宣言」，雖承認蘇維埃制度，事實上不能引用於中國，但越飛同時向孫中山保證，蘇聯國民不僅對他統壹中國予以最摯烈之同情，且政府也會給與必要得援助。而孫中山竟然同意蘇軍暫時留駐外蒙，為他提供打內戰所急需的經費和槍支彈藥作為交換條件。
自1920年10月起，蘇俄政府已間接地與孫中山有過秘密接觸。基於過去失敗得教訓，孫中山認識到，必須擁有壹個屬於自己控制得地盤，才能確保俄國共產黨的賞識，並得到他們的錢財和武器。1922年10月中旬，孫中山把北伐軍改名為 「討（陳炯明）賊軍」 ，任命許崇智為東路討賊軍司令，蔣介石為總參謀長，劉震寰為西路討賊軍司令，東西兩路夾擊陳炯明。苦戰3個月陳炯明被擊敗，孫中山於1923年的2月回到廣州，第三次建立政權，名為「陸海軍大元帥大本」，他自命為大元帥，開始了其革命生涯中朝向 「聯俄容共」 的最大轉折。
孫中山當時有兩套軍事計劃，其壹是，在張作霖的支持下，擊敗吳佩孚，奪取北京政府；如果此計劃落空，即把軍隊轉移至蒙古邊境地區，直接交由蘇聯政府負責裝備和訓練，然後再解決吳佩孚。無論實現哪壹套計劃，唯俄國人的錢和武器才是必要的保證。「孫越宣言」簽署的當天，越飛興緻勃勃地給蘇聯共產黨和政府寫了壹封長信。信中強調，「……孫中山更大程度上是我們的人，是革命家。如果我們現在同他壹起攜手並進，他決不會背叛我們。」1923年的3月8日，俄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將按月向孫中山提供200萬墨西哥元的資助」。從此共產主義病毒開始感染中國，並把這個國家墮入至今也無法自拔的深淵。
「孫越宣言」是越飛以武器和經援為誘餌，把孫中山的國民黨拖入與蘇俄結盟的陷阱。自1921年成立，直至1923年的6月第三次代表大會前夕的700多天里，中國共產黨的總人數僅從57人蝸牛般地爬到420人。為了改變中國共產黨不成氣候，壹籌莫展的狼狽相，蘇共中央和第三國際終於成功地讓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臨時政府，作為中國共產黨急需賴以寄生的政治組織機體。利用國民黨，中國共產黨才能逐步擴展其在社會底層廣泛的影響力，同時培養出未來的行政人才和軍隊將領，
越飛雖然為中國共產黨找到可以寄生的國民黨，但容共本身卻遭到國民黨內反共的保守派和目光短淺的共產黨人劇烈反對。作為文人，專職外交的越飛則對鞏固國共合作壹籌莫展，為此1923年的6月，越飛離開廣州（1927年在莫斯科因與托派的牽連而自殺），他的工作由任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及蘇聯駐廣州政府全權代表的鮑羅廷（Михаи́л Ма́ркович Бороди́н，1884－1951）接任。鮑羅廷出生貧困猶太人家庭（這個世界的上千個民族中，為何唯猶太人最熱衷於對中國的赤化？），他是1903年加入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老黨員。鮑羅廷從事多年的顛複合法政府，並積累了極為豐富的發動群眾運動的經驗。凡結識鮑羅廷的人都讚歎他天智過人，具有百科全書般的博學才識。鮑羅廷出生白俄羅斯，遊歷西班牙、美國和英國等多國，能熟練多國語言，不像越飛需要通過翻譯，他能隨意，毫無拘束地用英語與孫中山交流。鮑羅廷口才出眾，極易博得他人的信任。他被委任到廣州可謂如魚得水，成為蘇聯全面赤化中國的最佳人選。
鮑羅廷在壹次發往莫斯科的秘密報告中，對孫中山作出十分坦率的評價。他說，「孫中山的思維很落後，缺乏政治判斷能力。他的智慧與倫理方式與壹介平民不分伯仲……對政界人物的評估完全憑藉個人喜惡……孫中山總是把自己看成是聖賢，而他人則比作群氓和傻瓜，實際上在中國他充其量只算得上壹個開明的小官吏。」 如此評價，不難看出鮑羅廷只不過把孫中山看作心理上可以隨意擺布和操縱的對象。鮑羅廷理應是個功臣，為蘇聯打開中國的局面立下奇功，畢生效忠於壹個對自己生命都沒有保障的罪惡政權。鮑羅廷在斯大林的肅反中遭清洗，1950年死於西伯利亞的勞改營。
鮑羅廷於1923年的十月初抵達廣州，他發現孫中山的權威搖搖欲墜，桂軍的劉震寰和滇軍的楊希閔對孫中山陽奉陰違，隨時可能謀反，並把廣州形容為「好似20世紀的巴別塔，其「混亂」（ 希伯來語balel的意思）之極讓人完全迷失。」
鮑羅廷作為壹個堅定的列寧主義者，深信成熟的政黨是政治鬥爭和民族革命唯壹有效的工具。他多次對隨從說，國民黨甚至還並非是個名副其實的政黨。如從政治，組織和理論上等從各個層面考慮，這個政黨都沒有壹個確切的施政綱領。作為孫中山的首席顧問，鮑羅廷提出改造國民黨的機構，在上海和廣州設立核心執行小組，成立臨時執行委員會並積極籌備國民黨第壹次全國代表大會。在1923年的10月15日，孫中山在廣州公園的壹次國民黨集會上，與鮑羅廷壹唱壹和，「政府必須由政黨來控制；比殺人武器更有效的工具是，發動民眾，加強團結以及宣傳」。這正是中國共產黨用來統治中國的三大法寶：獨裁，洗腦和並在愚民中發掘取之不盡的炮灰。孫中山與蘇俄結盟，意味著政治和統治傳統上的壹個重大歷史轉折：用壹黨專政取代數千年來的世襲傳統專制。
於此同時，孫中山開始在組織上為其堅決容共作了準備。1923年10月25日孫中山命名9個成員的國民黨臨時執行委員會，其中雖然僅包括1個中共黨員，但在國民黨改組前夕就把眾多留在上海的老黨員排除在決策圈外，權力集中於擁護其聯俄容共主張的幹部手中。
當時支持孫中山的部隊圍攻陳炯明的據點惠州受挫，粵軍反攻直逼廣州，形式非常緊迫。鮑羅廷發現廣州的國民黨雖名義上有3萬黨員，但重新註冊的僅3000名，而且上層領導與基層群眾沒有實在性的溝通。考慮到廣州政府的岌岌可危，決定採用共產黨慣用的手段。臨時執行委員會壹致通過鮑羅廷的兩項緊急法令：其壹，沒收地主的財產並分配給農民；其二，宣布八小時工作制，並增加工人的工資。與此同時，派出大量的積極分子深入鄉村對農民進行政治宣傳和煽動反對陳炯明的革命熱情。為包圍廣州，鮑羅廷還組織了500多個全由共產黨員訓練的志願人員。
國民黨臨時執行委員會通過的鮑羅廷提出的兩項緊急法令，執行之前必須得到孫中山的首肯。不顧同盟會早期華僑會員反對共產的意願，在最後簽署之刻竟向鮑羅廷探詢俄國政治避難的可能性，並討論最佳潛逃的途徑。
11月18日的晚上，廣州的軍事形勢發生逆轉，陳炯明的部隊被擊潰。從此孫中山對鮑羅廷更為器重，更為信任，幾乎是言聽計從。他開始認識到必須依靠發動（最愚昧的，最貧困的， 仇富，熱望用暴力改善自己物質條件的）群眾，作為革命的動力。並向反對此壹赤化的極端政策的黨內同仁作如下辯解，「我黨的三民主義，與他們（蘇俄）所倡導的，在意識形態是相似的。但是我們黨仍然缺乏（實現三民主義的）有效的方法，應該研究他們的。由於我們希望學習他們的方法。我已經請鮑羅丁先生擔任我們黨的訓練主任：他要訓練我們的同志……。我希望所有同志必須丟棄偏見，並誠懇地學習（鮑羅廷的）所教授的方法」。
1924年1月20至30日，國民黨在鮑羅廷的導演下召開了第壹次全國代表大會，又稱重組大會。會議的開場儀式好似黑道幫會，全體代表向領袖，孫中山鞠躬。會議遵循蘇俄的旨意，因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綱領性口號，徹底邊緣了與歐美結盟和接受西方的任何援助，以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被完全套在蘇俄的戰車上賓士了。
在大會期間，正逢列寧去世（1923年1月21日），孫中山以當時中國第壹大黨，國民黨的黨魁的身份，竟然以極為肉麻的抒情方式，作了如下悼詞，「妳，列寧，是傑出的。妳不僅教導我們，而且還把文字轉為現實。妳締造了壹個嶄新的國家，還為我們指出壹條共同奮鬥的道路」。台下除中國共產黨的黨員，還有那些以鮑羅廷為首的蘇聯特工，他們的勝利喜悅是可想而知的。他們得意的原因是，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克服了黨內辛亥革命元老重重阻力，而作為大會決議公開發表的。
（十四）國民黨內的良心的痛苦掙扎
國民黨內部對孫中山聯共容共政策的分歧，遠比共產黨內反對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嚴重得多。自前身中興會，同盟會至辛亥革命成功后改名為國民黨時，骨幹大都是旅居海外和兩廣僑鄉的反滿清人士。他們中的不少追隨孫中山推翻清朝統治，擁護共和體制，崇尚民族獨立，但在思想意思上卻與共產主義格格不入。1924年初國民黨第壹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孫中山竟然提出「聯俄容共」並將其寫入黨章，激起了黨內右派的憤怒和極力反對。
其中最有名的鄧澤如（1868-1934）, 18歲時去南洋謀生，后因開錫礦而發跡，接著成立當地有名的企業家。1907年鄧澤如加入中國同盟會，任掛羅庇朥埠分會長，開始在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財政角色。他從馬來西亞和東南亞等地為孫中山籌款，並在1913年孫中山最困難的時刻，依然對他表現無限的忠誠，後來在1922年與陳炯明的決裂中也不惜與孫中山沆瀣壹氣。
孫中山執行聯俄容共政策的初期，在某種程度上還寬容國民黨黨員公開抨擊蘇聯政府的言論。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李大釗等人，公開向北洋政府情願，要求正式承認蘇維埃政府，並支持蘇聯駐軍外蒙古。此消息傳開，引起國民黨人士的憤慨，如當時任廣東大元帥府參議孫鏡亞（1886-1954）檢控李大釗等「違反黨紀，承認北京政府」。國民黨官僚朱和中（1880-1940）也批評上海的《民國日報》和《新青年》等報刊在外蒙問題上宣傳共產黨的主張。鄧澤如則指示國民黨的上海老黨員深入調查李大釗等共產黨人「不守黨義事」。不久國民黨監察委員謝持（1876-1939）的女婿得到壹份中國共產黨的秘密文件「中國射穢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大會決案及宣言」。文件確證，共產黨人背信棄義，確以黨團的形式在國民黨內存在，並且試圖左右國民黨的政策和擴大自己組織的陰謀。（請參考「中央監察委員會彈劾共產黨案」，《革命文獻》，第九輯，第72-74頁）
在證據確鑿的情況下，1923年6月18日，鄧澤如在中央執委會第39次會議上提出彈劾共產黨的案，雖經蘇俄和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中的代理人廖仲愷（1877-1925，兒子廖承志曾任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夫人何香凝也是大陸紅色政權的紅人）的竭力阻擾，但幾經修改還是提交立案。提案得到國民黨人廣泛的支持，壹時間聯名支持監控信和支持彈劾案就有2000人之多，同時國民黨黨內對容共政策的分歧也趨於白熱化。作為壹個不惜犧牲壹切，為爭取全國實現共和的國民黨，理應通過黨內辯論，採用民主投票的方式解決爭端，但孫中山聽取鮑羅廷的建議，設立中央政治委員會，不通過選舉自任主席並集中所有涉及黨務的壹切決定權。當然，在鮑羅廷的影響下，雖經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討論，彈劾共產黨的案依然不了了之。
1923年11月29日，作為國民黨臨時執行委員之壹的鄧澤如等11人，把國民黨的容共政策視作壹團象徵中國未來凶兆的漆黑烏雲，決定直接上書孫中山。請願書極為深謀遠慮，並壹針見血地指出，「借國民黨之軀殼， 注入共產黨之靈魂」，「內里隱陰謀」。儘管上書中，鄧澤如對孫中山留足餘地和面子，只是把矛頭直指鮑羅廷和陳獨秀身上，但此刻的孫中山早已被共產黨的組織能力和宣傳技巧所迷惑，親筆著文嚴厲訓斥那些不僅在中國人中，也是國民黨中不可多得的良知。
次年，國民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又有壹個更勇敢的辛亥革命元老，以民族大義直接對點名孫中山，指控其容共惡政的。他就是馮自由（1882-1958）。馮自由出生於日本橫濱壹個華僑家庭，作為最幼的成員，14歲時就參加孫中山在日本成立的興中會分會。1905年成為同盟會最早的骨幹成員，並出任香港同盟會會長。此後，直接參与籌劃和指揮西南各省歷次起義，為辛亥革命的成功立下汗馬功勞。據大陸歷史學者，自由撰稿人傅國涌的文章，題為「由國民黨失意元老轉為歷史學家的馮自由」（2002年第2期《炎黃子孫》）：國民黨第壹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馮自由被指定為大會宣言審查委員會委員。會後，馮自由等五十餘人在林森寓所秘密集會，反對國共合作。李大釗，鮑羅廷將這壹「不守黨員紀律及挑撥國共惡感」的舉動報告孫中山，要求嚴懲馮自由等四名為首分子。孫立即在大元帥府召集馮自由等，聲色俱厲地訓斥說：「反對中國共產黨即是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即是反對本黨民生主義，便即是破壞紀律，照黨章理應開除黨籍及槍斃」。最後，馮自由受到嚴懲，被孫中山以總理身份（即個人的名義）開除黨籍。
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的另壹位國民黨元老張繼（1882-1947）對孫中山開除馮自由大為不滿，要求孫同時開除自己的黨籍。同時與孫中山發生激烈的爭執，最後孫竟然顯得蠻橫無理和撒野下作地說，「黨員應絕對服從自己的領袖和他的領導……,否則我將拋棄整個國民黨，自己去加入共產黨」。張繼無奈地抱怨說，「總理自己發紅，就不退，余已不忍多辯」。不過張繼的反共立場從未停歇，後來成了西山會議派的骨幹。
儘管遭到孫中山嚴厲指責，馮自由繼續反對國民黨的容共政策，1925年孫中山去世后，5月中旬，馮自由從北京來到上海，組織中國國民黨同志俱樂部，發表宣言稱：「吾黨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絕不相侔」，反對「強效蘇俄」。終於為鮑羅廷和國民黨的左派所不容，被開除出黨。從此，這位最著名辛亥革命元老之壹，即退離政治舞台，著書立傳，其中有價值的是他的《革命逸史》。毫無疑問，他反對滿清，擁立共和的英名卻被國共兩黨的洗腦機器所無情過濾掉了。
鄧和馮雖是國民黨中的右派或保守派，但他們對社會改革的熱情依然是屬於欲速而不達的激進派。社會的文明和進步是壹種漫長的演化過程，社會制度與百姓素質之間的實質關係，確切地說就是稱身裁衣。文明的社會也是代表政府與百姓的壹種良性的契約關係，隨著百姓的素質提高，自然而然的瓜熟蒂落。鄧澤如和馮自由的錯誤就是把革命當作走向文明的捷徑，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個人道德品質依然處於中世紀的孫中山身上。毫無疑問，鄧和馮倘若能讓孫中山迷途知返，當時乃處於第壹期的共產主義癌細胞絕對不會發展到擴散到整個中國社會的最晚期。但事實證明，孫中山之類的革命領袖在追求權力的邪途中，不僅離革命的初衷越離越遠，而且還丟失了做人的道德底線。
（十五）為權力，放棄底線，蔣介石自挖其墓
雖然並非是本文的主題，還是很有必要提壹下當時國民黨的另壹個關鍵人物，蔣介石。特別是蔣介石私人日記和蘇聯檔案解密后，史學家開始詳盡地了解對他在4.12事件前的表現。早在《孫越宣言》發表后，蔣介石同樣對蘇俄評價有嘉：1923年8月5日蔣介石在其親筆手書《致蘇俄黨政負責人意見書》中指出「蘇俄為吾中國惟壹之同志，中國革命之成敗，自與蘇俄有密切之關係。」 「時至今日，帝國資本主義之壓迫，更甚於前。中俄兩國主義之密切，其成敗厲害，實有存亡與共之關係。」
1923年8月16日，孫中山派遣蔣介石，向革命成功推翻俄羅斯臨時政府的蘇聯學習建立革命軍隊的經驗。經3個多月的訪問后歸國，徹底扭轉了蔣介石先前對這個共產國家的看法。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寫道，「我未往蘇聯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壹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本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于壹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危險。」
凡是對蘇聯惡感的不需太多的政治常識，唯有良知即可鑒別。幾乎與蔣介石訪蘇的同時，1925年3月，詩人徐志摩因取道歐亞鐵路赴義大利會晤印度詩聖泰戈爾的途中，順便訪蘇俄。僅僅在蘇聯走馬觀燈三天，就徹底打破了他以往的蘇聯夢，他為此寫道：「他們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實現的，但在現世界與那天堂的中間卻隔著壹座海，壹座血污海，人類泅得過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徐志摩散文全編》上冊，第605頁）對邪惡的認識可以是出於人的良知，但對待邪惡的態度卻不僅僅在於良知。
蔣介石並向孫中山彙報此行的收穫，形容蘇聯共產黨的可怕程度，並直言絕不可信任。然而孫中山依然不改變其容共的初衷。與鄧澤如和馮自由等辛亥革命元老赤誠的人品不同，蔣介石雖然親臨地獄般的蘇維埃國家，開始壹改初衷，徹底覺醒，發自內心的反共和憎恨俄蘇聯特務鮑羅廷，但他卻是壹個城府深，權力欲之旺盛，不亞於孫中山的政治人物。蔣介石不僅沒有空開與黨內同仁反對容共的政策，卻繼續當他黃埔軍校的校長，通過蘇聯的武器和教官逐步把國民黨的武裝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孫中山去世后，國民黨元老中的右翼從未停歇把共產黨和鮑羅廷驅逐出去的努力。1925年11月23日，林森、居正、鄒魯、葉楚倫等10餘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孫中山的靈前，召開國民黨壹屆四中全會。在歷史上，這些國民黨內的有識之士被稱為西山會議派
會議最後壹致達成決議：開除共產黨人譚平山、李大釗、毛澤東等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候補中央執行委員職務，並取消他們的黨籍，同時還解除蘇聯鮑羅廷的顧問職務。會議還通過了《取消共產黨員的國民黨黨籍宣言》、《開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共產黨人李大釗等通電》、等決議。尤其是會議最後向全黨警示：如果不在國民黨內實行清黨，恐怕「再過壹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化為赤色矣」。
壹個多月以後，在蘇聯顧問鮑羅廷的操縱下，以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26年1月4日至19日在廣州舉行。會議中，蔣介石不但沒有支持西山會議派，反而參与通過了壹個《彈劾西山會議派之修正案》，決定永遠開除謝持、鄒魯的黨籍。大會選出中央執行委員36人，其中中共黨員7人；選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24人，其中中共黨員也有7人。中共黨員譚平山、林祖涵，和毛澤東分別控制了國民黨的組織部，農民部，和宣傳部等要害部門。據最新考證，外事部部長彭澤民也是中共黨員。各部做實際工作的秘書均為共產黨員。同時，各地方黨部大多數由共產黨員主持。很明顯，不同與孫中山的無知，蔣介石是放棄原則，明知故犯，不惜民族安危，藉助魔鬼養癰成患,以實現其個人的權欲。為此蔣介石因喪失起碼的政治道德底線，即在23年後終於得到了應有的報應，被共產黨趕出了中國大陸，只能盤踞在台灣度過餘生。
鮑羅廷的心腹有兩人，黨政方面是汪精衛，軍隊的代表即是蔣介石。1925年的下半年，陳炯明的勢力依然威脅國民黨政府，盤踞在距廣州東面僅150公里的惠州，同時任軍事部長兼廣東省政府主席許崇智的奧軍部下也在暗中串通陳炯明（對於孫中山的態度，軍閥雖非鐵板壹塊，但他們與共產主義的勢不兩立是毫無疑問的），為此蔣介石帶領黃埔師生先下手為強，同年8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卸下許部三個整旅的武裝，逮捕了許崇智的親信並把他流放出廣州。在鮑羅廷和共產黨的支持下，蔣介石向惠州的陳炯明發動圍剿。11月4日，周恩來率東征軍第1師壹部及總政治部人員進駐汕頭，同年11月7日，東征軍第2縱隊第11師在陳濟棠（1890—1954）的帶領下克複陳炯明叛軍佔據的最後壹個城市饒平。這壹天，正值蘇聯十月革命八周年。蔣介石在汕頭東征軍總指揮部宴請隨軍的蘇聯軍事顧問，並發表了《對於聯俄問題的意見》的長篇演說，席間，他還高呼「世界革命成功萬歲」的口號，以慶祝第二次東征的勝利。殲滅陳炯明的勝利讓蔣介石正式亮相於國內外的政治舞台。不過蔣介石與毛澤東在今後的交往中，切身體驗到他的壹些心眼，在行騙高手毛澤東面前實在是班門弄斧！
蔣介石既非北洋出身，也非辛亥元老，純屬名不見經傳的亂世之輩。但經潛心鉆營，左右投緣，全殲陳炯明后，作為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可謂萬事俱備，準備北伐以完成孫中山奪取中國的統治權。1926年2月21日至24日，在鮑羅廷和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Lev Karajan, 1889-1937)的親自參与下，中共中央特別會議在蘇聯駐中國的大使館內召開。會議作出決議，全力支持蔣介石的北伐。無疑共產黨和蘇俄的支持是北伐勝利關鍵的因素，但它們畢竟是中國境內最邪惡的兩股勢力，竟然在建立邦交國的使館內，謀划推翻合法政府的陰謀。
北伐軍不僅裝備最新蘇聯裝備，而且所有軍隊（八個軍，包括炮兵，陸海空等各個兵種）全部配備實戰經驗豐富的蘇聯軍事顧問。相比之下，軍閥的部隊軍餉匱乏，武器落後和參差不齊，因此北伐軍勢如破竹，軍閥部隊紛紛無奈倒戈，被蔣介石作為雜牌軍收編（為後來再度倒戈向解放軍留下伏筆）。1927年的3月，北伐軍進入南京和上海，拿下了半個中國。蔣介石認為與共產黨和蘇聯決裂的時刻到來了，於是在4月12日，蔣介石開始清（共產）黨，也就是被共產黨歷史書上描述的「四壹二」反革命政變。
歷史往往是勝利者笑到最後。從長遠的眼光來看，北伐的真正受益者是中國共產黨。對共產黨來說，與其長征是宣傳隊，不如說北伐軍是宣傳隊。共產黨搭上北伐軍的大篷車，壹路上，通過其有效的宣傳機器組織和煽動了不久將成為紅軍主力的成千上萬的工人，農民和激進的學生。當北伐軍攻佔武漢時，在共產黨的鼓動下開啟了「打土豪」的先聲。農會的「革命熱情」被激發起來后，打土豪的浪潮壹波高於壹波，不僅組織群眾瓜分地主和土豪的田地，而且還毆打、遊街、罰款，乃至槍斃。這就是蔣介石依靠共產黨進行北伐所付出的致命代價：動搖或重重打擊了中國的社會中堅，即地主階級。他們不僅是抵禦共產主義的最可信賴的力量，還是中國傳統文化真正繼承者。
如把蔣介石與孫中山作壹比較：雖然兩都屬於權力狂壹類，但孫中山的容共從客觀上來講，畢竟是出於對罪惡政權蘇維埃的無知；而蔣介石對血腥的斯大林政權的直接肉身切身體驗達195天之久，深知蘇共乃屬於人間的邪惡，但依然忍氣吞聲，繼續姑息和縱容為共產主義病毒毒害可憐，又多災多難的中國4億同胞，提供最最關鍵的3年（1924至1927年）。有個讀者看了我的前文，感嘆地發問Why only in China, people keep creating generations of generations of leaders like this?（為什麼只有在中國周而復始，壹代接壹代地從不間隙地出現這種領袖？他問得太好了，值得每個中國人深思！
（十六） 孫中山最後的歲月中，廣州成了延安的前夜
1924年11月1日壹份美國在上海出版的【中國周報】(China Weekly Review,1950停刊)提出這樣壹個含義深刻的問題，孫中山是否真是在廣州升起的「壹輪紅太陽」？
從不少表象而言，廣州已成為紅色的革命基地，所言不虛！雖然孫中山是個民族主義者，而非共產主義者。多年失敗的教訓，他深知沒有蘇聯的幫助，這輩子將無緣與總統的位置。雖然他並不贊同，特別是農村的「階級鬥爭」，卻無法阻止鮑羅廷和共產黨發動工人和農民作為他們用於階級鬥爭的武器。孫中山壹面繼續高舉反對帝國主義的大旗，卻同時與蘇俄的赤色「帝國主義」結盟；孫中山還把鮑羅廷能接受的政治教條滲透到軍隊和高等學院，在黃埔軍校啟用國民黨政客，鮑羅廷和共產黨員等作為政治教官給士兵和軍官洗腦；他還多次親自前往廣州的大學宣傳三民主義。也是孫中山在中國開創並延續至今的軍隊和教育系統政治化的先例。由此可見，儘管孫中山對共產主義有所保留，但無論在中國百姓的眼裡還是國際輿論中，表現得越來越紅。
1924年年底，廣州發生了中國歷史上第壹次反對共產黨的西關商團武裝起義。孫中山聯手蘇俄和中國共產黨把他們所謂的階級敵人，廣州商團殘酷地鎮壓下去，徹底把自己系在全面赤化中國的歷史軌道上。無疑廣州商團起義被國共兩黨的官史中定性為【商團暴亂】事件，但起義的參与者和國際歷史學家（西方學者把這壹震驚中外的國共俄聯合殺人暴力事件稱為Canton Merchants』 Corps Uprising）卻被冠以廣州商人的反孫和反共的起義。
1905年在上海的租界成立第壹個商團組織。1911年社會動蕩，廣州商人們為自身安全，組織志願性的地方武裝，或商團。英籍華人商界和慈善界名人陳廉伯當選掌控廣州商局公共安全，兼財務總監。至1924年，商團武裝擴展到13000人之中。商團純屬民間武裝，局外於10多年好似走馬燈式的政權交替， 卻有效保護了商人的利益和公共安全，因此深受廣州市民的歡迎。
1923年，孫中山擊敗陳炯明重新佔領廣州。孫中山為其大總統之夢，急於籌集軍費，不惜頒布徵兵法從民間聚斂，還竟然沒收和變賣宗教寺廟的財產。廣州人愛賭博，寧可減少賭場的稅收，陳炯明執政時，頒布禁賭令。然而孫中山為北伐籌款，不惜取消禁賭令。同時因政府無節制亂印鈔票，加劇了通貨膨脹。可想而知，孫中山如此「政績」，怎能不激起百姓和商界極為反感。1924年1月的國民黨壹大上，孫中山正式採取了商人最為忌諱的聯俄容共政策，無疑共產黨是私有制的天敵，因此民間的不滿逐步演化成恐共，仇共和反共。
1924年8月商團從英國購買的9000枝步槍，40挺機槍以及300萬發子彈，在孫中山的授意下，被蔣介石無理扣留。在憤怒之下，商團出動千人前往孫中山官邸抗議，並在廣州發動罷市。事態惡化，國民黨警察殘忍地槍殺了
商團第九分團中隊長鄒競先。由於商團忍無可忍，他們決定與孫中山的國民黨徹底決裂，並提出取消苛捐雜稅，歸還所有被政府非法霸佔的民產和寺廟等，歸還被蔣介石非法劫持的壹槍壹彈，對謀殺鄒競先兇犯必須處以極刑並撫恤其家屬等6大訴求。
8月24日，廣州商團負責人陳廉伯被捕，全城宵禁。兩天後，廣東全省近20個縣決定參加罷工，以支持商團，局勢發展到壹觸即發的狀態。有蘇俄顧問鮑羅廷作後盾，孫中山決定大開殺戒。10月15日，蔣介石率領黃埔軍校的軍隊回到廣州，開始用蘇聯提供的武器屠殺反共而起義的商團。戰場主要發生在廣州的西關商業區，由於雙方力量相差懸殊，商團雖經頑強反抗，起義最終還是被殘酷地鎮壓下去。約2千市民被殺，財務損失達5000萬港元，廣州西關壹帶壹片焦土。因此歷史上又被稱作【西關大屠殺】，10月15日被廣州人民和歷史上定為【孫中山焚燒商場，殘殺粵民哀痛紀念日】。1989年的64天安門大屠殺是共產黨的壹大傷疤，因此今天大陸的中國人很少有人會知道這壹天。不難理解1924年10月15日，也被國民黨的宣傳部消失了。
孫中山對廣州商團維護私有財產和社會公益的民間組織進行血洗，徹底顛復了他的革命初衷。同時蔣介石為了權力不惜對民間反共的中堅力量動武，註定了他1949年被共產黨趕出大陸的可悲命運。歷史的進步是緩慢漸近的，低層和上層的精神文明過程也應該是同步的。晚清時，國人見到西洋和日本步入現代化之羨慕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必須腳踏實地迎頭趕上。因其個人素質和品格的缺陷，完全不適合從政的孫中山卻去扮演了壹場完全不應該屬於他的角色。到頭來，孫中山鼓動多少人為之犧牲，勵志消除中國社會中最厭惡和鄙視的東西，卻壹而再，再而三的發生在他自己身上。中國的如此悲劇何時落下帷幕？
後記
我並非政黨史的專家，但可以確切地說，納粹，和國共等三個政黨都有壹個特點，就是設立專門用於洗腦的宣傳部。根據牛津字典，「洗腦」（Brainwashing）的定義是，通過系統的漫長過程，即採用強制的手段使人們產生與事實完全相違的信念。1950年在形容中國政府如何讓百姓與其合作時，美國記者愛德華•亨特（Edward Hunter (1902–1978)在政治學或新聞學中第壹個使用了「洗腦」的概念。亨特在1920年代被派駐中國當記者，直至中日爆發戰爭后才撤離。因此對中國政黨的「洗腦」文化有切身的體會。當然1949年後接管中國的共產黨政府更是變本加厲，1958年3月，亨特還親自在美國眾議院非美國人活動委員會作證，警告共產黨在宣傳和心理操縱方面的優勢。
國共雖曾是同根生，但後來兄弟反目為仇，卻都堅持不渝地自稱是孫中山的合法繼承人，把他美化成聖人成了唯壹合力之舉。即使今天台海戰爭壹觸即發的形勢下，台灣不再由國民黨執政，但孫中山在民進黨中的國父地位居然也巋然不動，這大概也屬於世界吉尼斯的中國政治奇觀之最。
當今在海外的不少民運分子，可謂對共產黨恨之入骨，置它于死地而後快，卻同時對孫中山頂禮膜拜，神聖不可褻瀆。可見國共兩黨篡改歷史的奇效非世人之敵。
孫中山到底是榮國之父還是殃國之輩，但願此文能為中文為唯壹史實來源的讀者們，帶來窺壹斑而知全豹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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