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罪惡證明》禍國殃民獨裁策：4、三年大飢荒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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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罪惡證明》禍國殃民獨裁策：4、三年大飢荒 （一）
由 候保林 » 2020年11月1日
本卷集中共70年罪行之大成，內容皆來自網路，搜索止於2020年9月30日。自中共篡國以來，刻意把許多人禍導致的災難、和其罪惡行徑封鎖掩蓋了幾十年乃至今日。隨著時間的碎片日積月累，許多真相在越陷越深的網路中無奈地相繼沉沉睡去。現在，我將它們喚醒，一併與目前那些被摧殘毒化了的社會現狀公開在世人面前；每篇僅取大概要義，並附上鏈接網址；閱者欲知詳情，把文章題目或網址輸入互聯網即可。－－整編者注
X年X月X日三年大飢荒 －－維基百科
三年大飢荒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59-1961年間發生全國性飢荒的一段時期，也有學者將1958年、1962年划入飢荒時期。
大飢荒的主要成因包括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以及制度性問題等。
歷史背景
1956年9月5日到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劉少奇作了政治報告，提到「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射穢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同時提到「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 但是，毛澤東對此並不認可，認為1956年對經濟工作中過急情況的糾正是「反冒進」，對此作了批評，並提出「反反冒進」。
與此同時，毛澤東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反右運動」，對民主黨派、學術界以及知識分子等各界人士造成了極大打擊，自此中國大陸進入了由中國共產黨實質性一黨專政的時代，民主制度遭到嚴重破壞，為大躍進埋下伏筆。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提出了「大躍進」的口號。
飢荒情況
具體數字上，全國糧食產量由1958年的4000億斤，下降到1959年的3400億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億斤，低於1951年產量，1961年略有回升仍只有2950億斤。
美國中央情報局在1962年出版的文件中稱，1961年，中國大陸糧食產量出現下跌，且出現廣泛的飢荒。另一份中情局在1962年9月24日出版的《THE RISING DEATH RATE IN COMMUNIST CHINA》的文件的第1頁中稱，自1958年以來(since 1958)，死亡率（中國大陸）由於營養不良、對疾病抵抗力減弱和食物短缺而快速上升。
死亡人數
受政治因素影響，各方對於三年困難時期死亡人數的估計，均存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中外研究人員估計的數字大多在1500萬到4500萬之間，絕大多數人都是農村的農民。
1996年，趙紫陽幕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咨表示，該所根據中共黨內文件所寫成的秘密報告，認為非正常死亡人數是4,300萬-4,600萬。另一份提供中共中央領導參閱的資料認為人數達4、5千萬。
虛假宣傳
1960－1961年，包括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領導人，都曾對來訪外賓保證說中國人有足夠的糧食。中國政府甚至下令臨時出國人員不得在國外購買食物，以免泄露國情。1961年9月，退役的英國陸軍元帥伯納德·勞·蒙哥馬利來訪中國，從9月6日開始，蒙哥馬利對中國各地進行了參觀訪問。在延安訪問期間，蒙哥馬受到矇騙，誤以為中國沒有鬧飢荒。其訪問中國期間，和黨主席毛澤東見面談話2次，亦與總理周恩來和外長陳毅等中共高級幹部多次見面。除了蒙哥馬利，後來擔任法國總統的法蘭索瓦·密特朗也被宣傳欺騙。
進入1980年代后，隨著有關資料逐步解密，飢荒情況方才為外界所知。
吃人事件
艾塞克斯大學歷史系講師周遜（時任香港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馮客的助手），從中國官方檔案中節選出121個，2012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檔案彙編《中國大飢荒，1958-1962》，檔案中包括餓死與人吃人的記載。1988年，作家沙青的《依稀大地灣》獲大陸「中國潮」報告文學一等獎，其中紀錄了大飢荒時期的真實片段：「有一戶農家，吃得只剩了父親和一男一女兩個孩子。一天，父親將女兒趕出門去，等女孩回家時，弟弟不見了，鍋里浮著一層白花花油乎乎的東西，灶邊扔著一具骨頭。幾天之後，父親又往鍋里添水，然後招呼女兒過去。女孩嚇得躲在門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別吃我，我給你摟草、燒火，吃了我沒人給你做活。』」
四川：前四川瀘州中共地委書記鄧自力說：「賣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發生了。
安徽、甘肅：2013年11月20日，美國勞改基金會在華盛頓的國會山莊向媒體公布了安徽和甘肅兩省人吃人事件的中國官方調查文件。此外，退休幹部梁志遠回憶三年困難時期：安徽亳縣每公社都有人吃人。2008年10月，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杜導正主辦的《炎黃春秋》雜誌以《通渭問題——「大躍進」五十周年祭》為題報道了甘肅通渭「人吃人」的慘狀。
山東：時任中共山東省委副書記兼省長趙健民在一次發言中說：人吃人的現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沒有文字但有口頭彙報的還有十多起。
青海：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廳給省委寫《關於西寧地區當前治安情況的報告》，報告中稱西寧市和湟中縣發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
劉桂陽案
1960年7月，湖南籍女工劉桂陽為反映民眾的困苦，在國務院北門外請願、張貼標語，被定性為現行反革命案件。
信陽事件
信陽專區地委書記路憲文禁止信陽專區農民逃荒，派出多隊巡視員攔截逃荒者，並禁止當地信件外流。
飢荒成因
大躍進
大躍進時，出現了「浮夸風」和「大鍊鋼鐵」，大鍊鋼鐵浪費了大量人力，農村大量人口去大鍊鋼鐵，導致無法及時收割糧食。例如四川《巫山縣誌》就記載：「農村青壯勞力上山鍊鋼鐵，田間生產僅依靠老嫗婦孺，成熟糧食多爛在田裡，豐收未能歸倉」。而浮夸風也是導致經濟困難的重要原因之一，期間知名的口號包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產」等等。
此外，大躍進及其後的「農業學大寨」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對農業生產造成負面影響。
人民公社
大躍進時期起，全國推崇以生產隊為單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導致糧食被浪費，而實行不計報酬的勞動又導致勞動效率急劇低下。
除四害
大躍進初期，毛澤東發起的「除四害運動」，把老鼠、麻雀、蒼蠅以及蚊子定為四害。殲滅麻雀的結果使農田當中的害蟲幾乎沒有天敵，而讓次年的糧食嚴重欠收，發生極為嚴重的飢荒問題。雖然後來麻雀被除名，但已造成相當的生態破壞。
制度因素
統購統銷
1956年10月6日，國務院出台《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統購統銷的規定》，施行糧食統購和農村統銷。「不論高級社或初級社，一般以社為單位，根據一九五五年分戶，分社核定的糧食定產、定購、定銷數字，統一計算和擬定。歸社統一計算的結果，糧食有餘的為餘糧社，糧食不余不缺的為自足社，糧食不足的為缺糧社。」合作化后，國家不再跟農戶發生直接的糧食關係。國家在農村統購統銷的戶頭，就由原來的一億幾千萬農戶簡化成了幾十萬個合作社。
1959年4月，國務院秘書廳把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缺糧的情況上報給毛澤東，又把15省多達2500萬人缺糧挨餓的情況上報。面對這樣大面積的災情，毛澤東沒有採取任何全面措施，反而在1960年初繼續「大躍進」。1958-1960年期間，向農民徵購的糧食年度量一直保持增加狀態。1960年4月，大飢荒最為嚴重的時候，國家糧食庫存為403.51億斤，相當於1.4億人一年的口糧，假如當時能夠拿出一半庫存糧食來救人，也不會餓死人。
戶籍制度
1958年1月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實行，取消了農民自由遷徙權，這樣事實上的農村隔離封鎖政策使得信息傳遞以及逃荒成為不可能。而1958年又正是中國農村大飢荒的起始年。
大飢荒出現以後，饑民逃荒開始增多，但各級政府對流動人口嚴加控制。一方面要求各地阻止農民外逃，另一方面，對逃荒農民嚴格管理，有的地方以「流竄犯」的名義加以拘留、拷打、遊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1962年10月19日，公安部長謝富治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披露，1960年流動人口曾經達到600萬，1961年1月－8月，全國收容207萬人，1962年1月－8月全國共收容140萬人，全年估計收容近200萬人。
高壓管控
《毛澤東的大飢荒》作者馮客教授查閱了中國官方的檔案后發現，「非正常死亡人口」中，不僅僅包括了飢餓所導致的死亡，還有一部分死於階級鬥爭。
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尹曙生於中共黨辦的人民網刊文《「大躍進」後為什麼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動亂？》，記載了安徽省當時，有近幾十萬農民在飢餓死亡面前逃往山區去找野生動、植物充饑而被公安機關等暴力武裝機關抓回打成「反壞分子」，其並明確指出：「大躍進」時期安徽餓死了那麼多人，同不斷進行以「鎮壓反革命」為名而野蠻進行社會控制，密切有關。
歷史學家宋永毅則據中國公安部的一個絕密報告披露，僅1957年就有過數百起中國農民的要飯吃的所謂叛亂，甚至遭到正規軍隊使用機關槍進行武裝鎮壓。
外部因素
對外出口
中國為了體現國際主義和加強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射穢主義國家的友好關係，大舉對外援助，也加劇了經濟困難的程度。
1958至1959年，中國政府仍然持續著往年的大量向蘇聯和東歐等射穢主義國家出口糧食換取工業原料、機械及技術，以快速發展軍事工業，致使糧食問題更加嚴重。
古巴的切·格瓦拉1960年11月訪華，中國給予對方6000萬美元的貸款，周恩來特別告訴格瓦拉，這錢「可以經過談判不還」。1961年1月，中蘇關係惡化，中國希望阿爾巴尼亞持反對赫魯曉夫的立場，贈予五億盧布，並用外匯從加拿大買小麥送給阿爾巴尼亞。此外，據解密的外交部檔案記載：
1960年4月，外交部決定以政府名義，無償贈幾內亞大米1萬噸，還有支援阿爾巴尼亞15000噸小麥，援助剛果5000噸至1萬噸小麥和大米。
1961年8月，寮國來函要求支援稻種。中國政府決定援助15噸。
1965年5月10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接見阿爾巴尼亞客人時表示，截至去年，建國14年來，對外援助金額達人民幣108億元，而已經使用的援助金額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為集中。
蘇聯債務
1961年初舉行的中蘇貿易會談中，雙方同意延期還債。時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在其回憶錄里敘述其曾向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當面提出支援，周恩來答覆說：領導上已經討論過了，決定對蘇聯同志表示感謝，但對援助表示拒絕，說會自行解決。在中國官方與民間輿論中，將蘇聯政府「背信棄義、撤走專家、逼債」歸咎為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因素之一。沈志華表示：傳聞的蘇聯在與中國關係惡化后曾追逼還債，沒有看到任何歷史文獻的記載。
自然災害
據楊繼繩研究，前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薛暮橋於1958年曾說道「我們彙報上級想要的任何數據」以誇大自然災害、減輕官員對飢荒死亡的責任。 許多國外的觀察家也持有相似觀點，認為自然災害的程度和影響力被誇大了。
1960年降水量距平均值百分率約為負30％、屬一般乾旱，其乾旱幅度與1955、1963、1965-1967等年份比，並非特別突出。作為對比，1978年的旱災遠比1960年嚴重，而且恰處於文革結束不久的「經濟瀕臨崩潰」的時期，卻沒有出現大量餓死人的情況。
1959、1961年降水量距平為約為80％、屬一般澇年，但其澇程度遠遠低於1954、1973等年份；此外，1958年黃河中下游發生了水災，但防汛工作相對成功。澇災分為一般澇、大澇兩個等級，1954年長江有大澇，有人死在洪水之中，但也沒有出現大規模餓死的現象。4－10月是農作物生長期，這個時期的降水量直接影響農作物的產量。從總的趨勢上看，1959－1961年的生長季降水量距偏離幅度是40年來較小的，這三年是常態年份。
氣溫對農作物的生長同樣有重要影響，1958年－1961年的氣溫同歷史平均水平的偏差比較正常。1959-1961年氣溫偏離也不算大，沒有出現超常低溫。
各界評論及觀點
中國共產黨人士
前中共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和國家主席的劉少奇於1962年7月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前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說：「我們黨是從來不認錯的，實在說不過去了，就找替罪羊，將錯誤都推到他們身上，如林彪，四人幫。找不到替罪羊就說是自然災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純粹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錯誤。」「特別是三年困難時期，農村餓死幾千萬人，工人階級沒能給予（農民）有效的救助，自己吃商品糧，有副食供應，有布票，保證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前國務院副總理、人大副委員長田紀雲2004年說：「回顧三年困難時期，到處鬧浮腫，餓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千萬，比整個民主革命時期死的人還要多。是什麼原因？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現在看基本上是人禍，這個『人禍』就是瞎指揮，就是烏托邦式的空想射穢主義，就是『左傾機會主義』。」
媒體界
2013年，旅美作家宋琳（筆名」依娃」）採訪兩百多名大飢荒倖存者的口述歷史《尋找大飢荒倖存者》出版，她調查大飢荒的動機之一，是有家人在大飢荒中餓死。她曾表示，中國應該在天安門廣場修建一面哭牆，上面密密麻麻地寫滿大飢荒死難者的名字。她認為，在沒有戰爭、沒有天災、沒有瘟疫的情況下，餓死了四千至五千萬的人口，是當時統治者的政策錯誤。她亦反對使用「非正常死亡」這個詞代替餓死。
2012年11月，媒體工作者何三畏刊文《大飢荒報道——假新聞也是真歷史的草稿》，對「五毛」以及「自干五」的言論做出了嘲諷。
2012年5月21日，《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16期封面白底黑字，為大飢荒做了專題報道，提到：「大飢荒發生在上世紀中葉。從它結束的時候算起，到今年已經50年了。50年足夠漫長，足夠我們把那段歷史看得更清楚——在中國，歷史從來都是越遠越清楚」。
學術界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庫馬爾·森從制度層面研究飢荒。他認為全世界歷史上，民主正常運作的國家從來不會發生飢荒。民主「正常運作」指有自由表達不同觀點，而不是多數人暴政。他表示，中國大躍進失敗造成1958-1961年餓死三千萬人，而政府卻不修正錯誤的政策，這在民主國家是不可想像的。
2012年，香港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周遜認為：「大飢荒是中國近代史上很重大的一件事，也是20世紀人類的一個很大的慘案。但是在中國的歷史中，這一段被抹掉了。
2011年3月，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徐友漁表示，《墓碑》一書是作者楊繼繩「為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也是為三千六百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
2009年4月8日，《廣州日報》採訪袁隆平時，袁表示「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幾千萬人啊。大躍進把樹都砍了去鍊鋼鐵，把生態破壞了，1959年大幹旱，一年基本上沒有收成，餓死了四五千萬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個餓殍，倒在田坎旁邊，倒在橋下和路邊，我親眼看見啊，那很凄慘的。」
2007年，中國人民大學前副校長謝韜把大飢荒的責任歸咎於毛澤東設計的權力結構和政治制度：「由於不受任何制約，不聽任何反對意見，三年大躍進，餓死了三千七百五十萬人，成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2005年，作家余傑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開演講《蔡元培與「五四」精神》，到了提問時，有學生問及毛澤東和「五四」的關係。余傑指出：毛澤東掀起「大躍進」造成大飢荒，致使三四千萬農民被活活餓死，毛是冠絕古今的暴君。
1991年，費正清教授出版《中國新史》專章討論「大躍進」，開宗明義即說中國共產黨所強行實施的政策是大飢荒的原因之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三年困難時期
X年X月X日三年大飢荒 －－維基百科
三年大飢荒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59-1961年間發生全國性飢荒的一段時期，也有學者將1958年、1962年划入飢荒時期。
大飢荒的主要成因包括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以及制度性問題等。
歷史背景
1956年9月5日到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劉少奇作了政治報告，提到「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射穢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同時提到「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 但是，毛澤東對此並不認可，認為1956年對經濟工作中過急情況的糾正是「反冒進」，對此作了批評，並提出「反反冒進」。
與此同時，毛澤東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反右運動」，對民主黨派、學術界以及知識分子等各界人士造成了極大打擊，自此中國大陸進入了由中國共產黨實質性一黨專政的時代，民主制度遭到嚴重破壞，為大躍進埋下伏筆。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提出了「大躍進」的口號。
飢荒情況
具體數字上，全國糧食產量由1958年的4000億斤，下降到1959年的3400億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億斤，低於1951年產量，1961年略有回升仍只有2950億斤。
美國中央情報局在1962年出版的文件中稱，1961年，中國大陸糧食產量出現下跌，且出現廣泛的飢荒。另一份中情局在1962年9月24日出版的《THE RISING DEATH RATE IN COMMUNIST CHINA》的文件的第1頁中稱，自1958年以來(since 1958)，死亡率（中國大陸）由於營養不良、對疾病抵抗力減弱和食物短缺而快速上升。
死亡人數
受政治因素影響，各方對於三年困難時期死亡人數的估計，均存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中外研究人員估計的數字大多在1500萬到4500萬之間，絕大多數人都是農村的農民。
1996年，趙紫陽幕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咨表示，該所根據中共黨內文件所寫成的秘密報告，認為非正常死亡人數是4,300萬-4,600萬。另一份提供中共中央領導參閱的資料認為人數達4、5千萬。
虛假宣傳
1960－1961年，包括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領導人，都曾對來訪外賓保證說中國人有足夠的糧食。中國政府甚至下令臨時出國人員不得在國外購買食物，以免泄露國情。1961年9月，退役的英國陸軍元帥伯納德·勞·蒙哥馬利來訪中國，從9月6日開始，蒙哥馬利對中國各地進行了參觀訪問。在延安訪問期間，蒙哥馬受到矇騙，誤以為中國沒有鬧飢荒。其訪問中國期間，和黨主席毛澤東見面談話2次，亦與總理周恩來和外長陳毅等中共高級幹部多次見面。除了蒙哥馬利，後來擔任法國總統的法蘭索瓦·密特朗也被宣傳欺騙。
進入1980年代后，隨著有關資料逐步解密，飢荒情況方才為外界所知。
吃人事件
艾塞克斯大學歷史系講師周遜（時任香港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馮客的助手），從中國官方檔案中節選出121個，2012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檔案彙編《中國大飢荒，1958-1962》，檔案中包括餓死與人吃人的記載。1988年，作家沙青的《依稀大地灣》獲大陸「中國潮」報告文學一等獎，其中紀錄了大飢荒時期的真實片段：「有一戶農家，吃得只剩了父親和一男一女兩個孩子。一天，父親將女兒趕出門去，等女孩回家時，弟弟不見了，鍋里浮著一層白花花油乎乎的東西，灶邊扔著一具骨頭。幾天之後，父親又往鍋里添水，然後招呼女兒過去。女孩嚇得躲在門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別吃我，我給你摟草、燒火，吃了我沒人給你做活。』」
四川：前四川瀘州中共地委書記鄧自力說：「賣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發生了。
安徽、甘肅：2013年11月20日，美國勞改基金會在華盛頓的國會山莊向媒體公布了安徽和甘肅兩省人吃人事件的中國官方調查文件。此外，退休幹部梁志遠回憶三年困難時期：安徽亳縣每公社都有人吃人。2008年10月，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杜導正主辦的《炎黃春秋》雜誌以《通渭問題——「大躍進」五十周年祭》為題報道了甘肅通渭「人吃人」的慘狀。
山東：時任中共山東省委副書記兼省長趙健民在一次發言中說：人吃人的現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沒有文字但有口頭彙報的還有十多起。
青海：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廳給省委寫《關於西寧地區當前治安情況的報告》，報告中稱西寧市和湟中縣發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
劉桂陽案
1960年7月，湖南籍女工劉桂陽為反映民眾的困苦，在國務院北門外請願、張貼標語，被定性為現行反革命案件。
信陽事件
信陽專區地委書記路憲文禁止信陽專區農民逃荒，派出多隊巡視員攔截逃荒者，並禁止當地信件外流。
飢荒成因
大躍進
大躍進時，出現了「浮夸風」和「大鍊鋼鐵」，大鍊鋼鐵浪費了大量人力，農村大量人口去大鍊鋼鐵，導致無法及時收割糧食。例如四川《巫山縣誌》就記載：「農村青壯勞力上山鍊鋼鐵，田間生產僅依靠老嫗婦孺，成熟糧食多爛在田裡，豐收未能歸倉」。而浮夸風也是導致經濟困難的重要原因之一，期間知名的口號包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產」等等。
此外，大躍進及其後的「農業學大寨」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對農業生產造成負面影響。
人民公社
大躍進時期起，全國推崇以生產隊為單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導致糧食被浪費，而實行不計報酬的勞動又導致勞動效率急劇低下。
除四害
大躍進初期，毛澤東發起的「除四害運動」，把老鼠、麻雀、蒼蠅以及蚊子定為四害。殲滅麻雀的結果使農田當中的害蟲幾乎沒有天敵，而讓次年的糧食嚴重欠收，發生極為嚴重的飢荒問題。雖然後來麻雀被除名，但已造成相當的生態破壞。
制度因素
統購統銷
1956年10月6日，國務院出台《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統購統銷的規定》，施行糧食統購和農村統銷。「不論高級社或初級社，一般以社為單位，根據一九五五年分戶，分社核定的糧食定產、定購、定銷數字，統一計算和擬定。歸社統一計算的結果，糧食有餘的為餘糧社，糧食不余不缺的為自足社，糧食不足的為缺糧社。」合作化后，國家不再跟農戶發生直接的糧食關係。國家在農村統購統銷的戶頭，就由原來的一億幾千萬農戶簡化成了幾十萬個合作社。
1959年4月，國務院秘書廳把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缺糧的情況上報給毛澤東，又把15省多達2500萬人缺糧挨餓的情況上報。面對這樣大面積的災情，毛澤東沒有採取任何全面措施，反而在1960年初繼續「大躍進」。1958-1960年期間，向農民徵購的糧食年度量一直保持增加狀態。1960年4月，大飢荒最為嚴重的時候，國家糧食庫存為403.51億斤，相當於1.4億人一年的口糧，假如當時能夠拿出一半庫存糧食來救人，也不會餓死人。
戶籍制度
1958年1月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實行，取消了農民自由遷徙權，這樣事實上的農村隔離封鎖政策使得信息傳遞以及逃荒成為不可能。而1958年又正是中國農村大飢荒的起始年。
大飢荒出現以後，饑民逃荒開始增多，但各級政府對流動人口嚴加控制。一方面要求各地阻止農民外逃，另一方面，對逃荒農民嚴格管理，有的地方以「流竄犯」的名義加以拘留、拷打、遊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1962年10月19日，公安部長謝富治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披露，1960年流動人口曾經達到600萬，1961年1月－8月，全國收容207萬人，1962年1月－8月全國共收容140萬人，全年估計收容近200萬人。
高壓管控
《毛澤東的大飢荒》作者馮客教授查閱了中國官方的檔案后發現，「非正常死亡人口」中，不僅僅包括了飢餓所導致的死亡，還有一部分死於階級鬥爭。
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尹曙生於中共黨辦的人民網刊文《「大躍進」後為什麼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動亂？》，記載了安徽省當時，有近幾十萬農民在飢餓死亡面前逃往山區去找野生動、植物充饑而被公安機關等暴力武裝機關抓回打成「反壞分子」，其並明確指出：「大躍進」時期安徽餓死了那麼多人，同不斷進行以「鎮壓反革命」為名而野蠻進行社會控制，密切有關。
歷史學家宋永毅則據中國公安部的一個絕密報告披露，僅1957年就有過數百起中國農民的要飯吃的所謂叛亂，甚至遭到正規軍隊使用機關槍進行武裝鎮壓。
外部因素
對外出口
中國為了體現國際主義和加強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射穢主義國家的友好關係，大舉對外援助，也加劇了經濟困難的程度。
1958至1959年，中國政府仍然持續著往年的大量向蘇聯和東歐等射穢主義國家出口糧食換取工業原料、機械及技術，以快速發展軍事工業，致使糧食問題更加嚴重。
古巴的切·格瓦拉1960年11月訪華，中國給予對方6000萬美元的貸款，周恩來特別告訴格瓦拉，這錢「可以經過談判不還」。1961年1月，中蘇關係惡化，中國希望阿爾巴尼亞持反對赫魯曉夫的立場，贈予五億盧布，並用外匯從加拿大買小麥送給阿爾巴尼亞。此外，據解密的外交部檔案記載：
1960年4月，外交部決定以政府名義，無償贈幾內亞大米1萬噸，還有支援阿爾巴尼亞15000噸小麥，援助剛果5000噸至1萬噸小麥和大米。
1961年8月，寮國來函要求支援稻種。中國政府決定援助15噸。
1965年5月10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接見阿爾巴尼亞客人時表示，截至去年，建國14年來，對外援助金額達人民幣108億元，而已經使用的援助金額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為集中。
蘇聯債務
1961年初舉行的中蘇貿易會談中，雙方同意延期還債。時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在其回憶錄里敘述其曾向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當面提出支援，周恩來答覆說：領導上已經討論過了，決定對蘇聯同志表示感謝，但對援助表示拒絕，說會自行解決。在中國官方與民間輿論中，將蘇聯政府「背信棄義、撤走專家、逼債」歸咎為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因素之一。沈志華表示：傳聞的蘇聯在與中國關係惡化后曾追逼還債，沒有看到任何歷史文獻的記載。
自然災害
據楊繼繩研究，前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薛暮橋於1958年曾說道「我們彙報上級想要的任何數據」以誇大自然災害、減輕官員對飢荒死亡的責任。 許多國外的觀察家也持有相似觀點，認為自然災害的程度和影響力被誇大了。
1960年降水量距平均值百分率約為負30％、屬一般乾旱，其乾旱幅度與1955、1963、1965-1967等年份比，並非特別突出。作為對比，1978年的旱災遠比1960年嚴重，而且恰處於文革結束不久的「經濟瀕臨崩潰」的時期，卻沒有出現大量餓死人的情況。
1959、1961年降水量距平為約為80％、屬一般澇年，但其澇程度遠遠低於1954、1973等年份；此外，1958年黃河中下游發生了水災，但防汛工作相對成功。澇災分為一般澇、大澇兩個等級，1954年長江有大澇，有人死在洪水之中，但也沒有出現大規模餓死的現象。4－10月是農作物生長期，這個時期的降水量直接影響農作物的產量。從總的趨勢上看，1959－1961年的生長季降水量距偏離幅度是40年來較小的，這三年是常態年份。
氣溫對農作物的生長同樣有重要影響，1958年－1961年的氣溫同歷史平均水平的偏差比較正常。1959-1961年氣溫偏離也不算大，沒有出現超常低溫。
各界評論及觀點
中國共產黨人士
前中共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和國家主席的劉少奇於1962年7月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前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說：「我們黨是從來不認錯的，實在說不過去了，就找替罪羊，將錯誤都推到他們身上，如林彪，四人幫。找不到替罪羊就說是自然災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純粹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錯誤。」「特別是三年困難時期，農村餓死幾千萬人，工人階級沒能給予（農民）有效的救助，自己吃商品糧，有副食供應，有布票，保證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前國務院副總理、人大副委員長田紀雲2004年說：「回顧三年困難時期，到處鬧浮腫，餓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千萬，比整個民主革命時期死的人還要多。是什麼原因？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現在看基本上是人禍，這個『人禍』就是瞎指揮，就是烏托邦式的空想射穢主義，就是『左傾機會主義』。」
媒體界
2013年，旅美作家宋琳（筆名」依娃」）採訪兩百多名大飢荒倖存者的口述歷史《尋找大飢荒倖存者》出版，她調查大飢荒的動機之一，是有家人在大飢荒中餓死。她曾表示，中國應該在天安門廣場修建一面哭牆，上面密密麻麻地寫滿大飢荒死難者的名字。她認為，在沒有戰爭、沒有天災、沒有瘟疫的情況下，餓死了四千至五千萬的人口，是當時統治者的政策錯誤。她亦反對使用「非正常死亡」這個詞代替餓死。
2012年11月，媒體工作者何三畏刊文《大飢荒報道——假新聞也是真歷史的草稿》，對「五毛」以及「自干五」的言論做出了嘲諷。
2012年5月21日，《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16期封面白底黑字，為大飢荒做了專題報道，提到：「大飢荒發生在上世紀中葉。從它結束的時候算起，到今年已經50年了。50年足夠漫長，足夠我們把那段歷史看得更清楚——在中國，歷史從來都是越遠越清楚」。
學術界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庫馬爾·森從制度層面研究飢荒。他認為全世界歷史上，民主正常運作的國家從來不會發生飢荒。民主「正常運作」指有自由表達不同觀點，而不是多數人暴政。他表示，中國大躍進失敗造成1958-1961年餓死三千萬人，而政府卻不修正錯誤的政策，這在民主國家是不可想像的。
2012年，香港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周遜認為：「大飢荒是中國近代史上很重大的一件事，也是20世紀人類的一個很大的慘案。但是在中國的歷史中，這一段被抹掉了。
2011年3月，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徐友漁表示，《墓碑》一書是作者楊繼繩「為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也是為三千六百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
2009年4月8日，《廣州日報》採訪袁隆平時，袁表示「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幾千萬人啊。大躍進把樹都砍了去鍊鋼鐵，把生態破壞了，1959年大幹旱，一年基本上沒有收成，餓死了四五千萬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個餓殍，倒在田坎旁邊，倒在橋下和路邊，我親眼看見啊，那很凄慘的。」
2007年，中國人民大學前副校長謝韜把大飢荒的責任歸咎於毛澤東設計的權力結構和政治制度：「由於不受任何制約，不聽任何反對意見，三年大躍進，餓死了三千七百五十萬人，成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2005年，作家余傑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開演講《蔡元培與「五四」精神》，到了提問時，有學生問及毛澤東和「五四」的關係。余傑指出：毛澤東掀起「大躍進」造成大飢荒，致使三四千萬農民被活活餓死，毛是冠絕古今的暴君。
1991年，費正清教授出版《中國新史》專章討論「大躍進」，開宗明義即說中國共產黨所強行實施的政策是大飢荒的原因之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三年困難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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