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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集中共黨第一代黨匪的主要人物，並通過每位些許的歷史事件來顯現其人的惡劣稟性，同時也將一些被埋沒的歷史真相再次向世人公開。所有內容皆來自網路。人們可以看到，但凡捲入了這似絞肉機的共產體制，如不儘早脫離，像陳獨秀、張國濤等，那麼其結果，不是為爭權奪利在傾軋互斗中悲慘痛苦地被滅亡，能活下來的，就幾近魔鬼了。與前兩卷相同，每篇取大概要義，並附上鏈接網址；閱者欲知詳情，把文章題目或網址輸入互聯網即可。
－－整編者注

2019年2月3日 遭毛澤東嫁禍並趕盡殺絕 張國燾退黨始末
張國燾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
張國燾，1897年出生，江西萍鄉縣人。北京大學學生。是中國最早接受、傳播和投身共產主義運動的人之一。在中國最早的共產主義者中，張國燾以為人厚道，有思想水平，極具組織能力和敢於堅持自己的觀點著稱。
中共一大的三位發起人是：陳獨秀、李大釗和張國燾。由於種種原因，在三位發起人中，陳、李二人實際上未能參加這次會議。而一力召集、組織、主持併當選中共一大主席的就是時年24歲的張國燾。
1923年2月7日，張國燾主持和領導了震驚中外的京漢路礦工人大罷工。
1924年5月20日，張國燾被北洋軍閥政府逮捕入獄，經全國各界呼籲救助，于同年12月25日獲釋。
1927年8月1日，張國燾以中共中央特派代表身份，在江西南昌主持武裝起義，打響中共武裝鬥爭第一槍。
1928年，中共奉共產國際之命在蘇召開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是唯一在中國境外召開的大會。中共總書記陳獨秀拒絕出席在蘇聯召開的這次大會。他對共產國際將第一次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全歸於他的做法不勝憤慨，「我有什麼錯？我的錯就是不折不扣地執行了他們（指共產國際）的政策。」他是中共領袖中第一個嘗到卸磨殺驢滋味的人。如果他去了蘇聯，沒準也就消失在西伯利亞了。1931年，張國燾返回中國。
張國燾是中共鄂豫皖根據地和紅四方面軍的主要領導人和指揮員
1931年，剛從蘇聯回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國燾受命擔任中央軍分會主席赴鄂豫皖根據地主持黨政軍全面工作。張國燾到鄂豫皖后，將紅軍游擊隊加以整組，在湖北黃安建立了紅四方面軍。在張國燾的主持指揮下，紅四方面軍越戰越強，根據地日益擴大。成為三大根據地和三支主力紅軍中發展最快最強的一支。紅四方面軍和鄂豫皖的老人們至今還記得「跟著張主席，天天打勝仗」的歌謠。
長征中的「密電」之謎與「另立中央」
當三支主力紅軍在長征途中會師之時，紅四方面軍尚有兵強馬壯的五萬精兵。相比之下，中央紅軍只剩不足萬人的殘部。
關於密電
據中共黨史說，張國燾自峙兵多將廣，想以武力將中央紅軍吃掉。那麼證據何在呢？據說中央派駐紅四方面軍左路軍任參謀長的葉劍英親眼看見了張國燾發給陳昌浩的一封密電（葉能看見的也算密電？），上稱要對中央紅軍「武力解決」云云。此事之所以稱作「謎」，是因為除葉一人堅稱確有此電之外，其它當事人（張國燾和陳昌浩）和在場者（朱德、劉伯承和徐向前）都不知道。連經手電筒文的機要局人員也沒見過。空口無憑，查無實據，這事原本也就結束了。可偏偏有一個人要信它，而偏偏這個人又是中共主席毛澤東。驚恐之下，他帶著親信率領的一、三軍團連夜遁去。不僅未通告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所謂兄弟紅軍），就連同屬紅一方面軍的五軍團（起義投共的原國民黨軍趙博生、董振堂部）和十二軍都撇下了。分析此事真偽的一個重要佐證是：據徐向前在回憶錄中透露，當天下午（也就是在葉劍英連夜飛馬給毛澤東送信的若干小時之前），毛澤東就單獨找他詢問對紅軍分與合的看法。徐表明了宜合不宜分的態度。毛沒再說什麼就走了。當夜，毛澤東即分兵不告而去。爾後毛說：「呂端大事不糊塗。」葉劍英得以掛尾當上了元帥。今天客觀的評價所有相關史料，不難看出，這個所謂「密電」事件根本是一起政治栽贓陷害。
關於另立中央
第二天發現毛中央不知去向，發電聯絡又不回答。隨即召開的高幹聯席會議上群情激忿，包括紅五軍團和紅十二軍（屬紅一方面軍建制）的幹部都紛紛指責毛中央這樣做太不像話，是分裂行為，沒資格再領導……會議結果推選了張國燾、朱德等人組成了新臨時中央。這就是中共黨史上著名的「另立中央」事件。此後在共產國際的調解下，毛的中央做了檢討，新中央亦宣告取消。暫時壓下了矛盾，重又合兵一處，繼續長征。
關於南下逃跑
這個指責也是十分的牽強可笑。當時的局面是整個中共及其紅軍都在進行戰略轉移，換句話也就是逃跑的過程中。說向南是逃跑，向北就不是，豈不荒唐？
當張國燾最終放棄南下，回兵與毛合為一股時，他的政治末日就不遠了。毛中央任命他為紅軍總政委，實際上剝奪了他的兵權。而後又將尾大不掉的紅四方面軍拆成東路軍和西路軍兩部分（注意：此舉不但犯兵家之大忌，而且與毛的尋常用兵之道相勃。）更將紅四方面軍的主力做為西路軍派過黃河，孤軍深入到敵優勢騎兵駐守的祁連山一帶，以致全軍覆沒（號稱用兵如神的毛澤東居然干這種自殺式的蠢事，不是十分奇怪嗎？）。有一點不容質疑：紅四方面軍主力的喪師發生在毛澤東從張國燾手中取走指揮權從而號令全軍之後而非之前，自然不應該由張國燾來承擔責任。把這個責任強加給他是不公平和別有用心的。
延安整風和出走脫黨
西安事變獲得和平解決之後，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根據地改名叫陝甘寧邊區。此時的張國燾已無任何實權，只擔任一個邊區政府主席的虛職。勝券在握的毛澤東，以「整風」名義組織了對張國燾的圍攻。大會批，小會斗。無數的罪名和帽子扣在他頭上。張國燾先是痛苦不堪，繼而心灰意懶。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一件迫使他最終下決心出走的事：在蘇聯就企圖排擠和取代張國燾等人的「28個布爾什維克」為首的王明從蘇回國。在新疆停留時便迫不及待地下令槍殺了張國燾手下的三位紅四方面軍的高級幹部，罪名是「反革命」。這是壓斷駱駝背的最後一根草！
1938年4月5日，張國燾在赴陝西中部縣祭掃黃帝陵之後，掉頭而去。爾後在武漢發表了他的退黨聲明，言辭充滿了理想幻滅的沉痛：「這個共產黨已經不是我畢生嚮往和為之浴血奮鬥的那個黨了！」
張國燾的晚年在加拿大度過，夫妻融融。含飴弄孫，得以善終。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19/02/03/883403.html

2016年12月4日 張國燾是否給陳昌浩發過「武力解決中央」的電報？
1960年10月，與毛澤東闊別二十四年之久的記者埃德加•斯諾再次來到中國。這位最早向全世界報道「長征」的西方人，很快就以其職業的敏銳，感到中國經濟的運轉一定是出了什麼問題。斯諾問了毛澤東這樣一個問題：「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是什麼時候？」毛澤東顯然是聽懂了弦外之音，他乾脆直接將話鋒一轉，讓對方跟著自己重回長征時代——他做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長征途中，在草地與張國燾之間的鬥爭，「當時黨面臨著分裂，甚至有可能發生前途未卜的內戰。」或許，對他個人而言，這次與張國燾的鬥爭，是自他掌握中國共產黨的實際領導權之後，面臨的第一個「危機時刻」，令毛澤東如此刻骨銘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央紅軍決定開始長征，這也是最先踏上長征之路的一支紅軍隊伍。這支隊伍出發時人數有十萬之多，經過湘江一戰，已損失過半，而當他們按照與紅四方面軍約定，於1935年6月到達位於川西北的懋功時，只剩下不到兩萬人了，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整個隊伍「拖得只剩下了一幅骨頭架子」，而且個個衣衫襤褸，苦不堪言。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張國燾領導下的四方面軍，這支原先一直轉戰于鄂豫皖根據地的部隊，每個人看起來都精神抖擻、穿著整潔。索爾茲伯里後來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寫道：「張的面色豐滿紅潤，雖不肥胖，但身上肉滾滾的，臉上毫無飢苦之色。毛呢？很瘦，面色憔悴，皺紋很深，舉止十分拘謹。張的灰色軍裝十分合身，而毛仍穿著他長征時的老軍服，又破又舊，綴滿了補丁。」或許，正是這種直觀的對比，讓毛首先在心理上產生了不快，當看到一個戰士誇獎張國燾衛隊的高頭大馬時，毛澤東訓斥他說：「別羡慕那些馬！」晚上的聚餐會上，雙方領導人同樣話不投機。
經過反覆磋商，中央軍委和紅軍領導做出決議，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委，張國燾的老部下陳昌浩等人也進入了中央軍委和紅軍的決策層。
突然有一天，形勢急轉直下。據葉劍英回憶，此事的起因是，張國燾私下給陳昌浩發了一封電報，被他偶然看見了，電報「語氣很強硬。我看到這個報告后，覺得這是大事情，應該馬上報告毛主席。」毛澤東「看完電報很緊張，從口袋裡拿出一根很短的鉛筆和一張捲煙紙，迅速把電報內容記了下來。」這天夜裡，中央機關就和一方面軍三軍團一起開拔，與四方面軍不辭而別了。
不過，多年來，雖然研究者一直在尋找這份「密電」原件，而且長征期間所有的往來電報都完好地保存在了中央檔案館里，其中尤其包括了事件發生時期的1935年9月間每天的往來電報，但卻唯獨沒有找到這封9月9日張國燾致陳昌浩的「密電」。
那麼，曾經在他指揮之下的四方面軍主力，又是怎麼會在剛剛會師、部隊未及休整的情況下，便匆匆向西北方向的黃河岸邊開進，秘密伐木造船，準備渡河西進的呢？根據《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相關辭條的介紹，此次渡河，卻是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部署實施的，目的是執行寧夏戰役計劃，開拓一個背靠蘇聯的根據地，其中前期的具體做法是先消滅馬步芳部，再行推進。
此時，陳昌浩、徐向前率領的四方面軍主力早已渡過黃河，一直在盼望著原定後續跟進的一方面軍早日與自己會合，卻遲遲不見對方蹤影。同時，中央又一再發電報，要求四方面軍堅持按原計劃行事。但其實，一方面，由於兵力匱乏，這樣的命令乃是無法執行的；另一方面，中央對四方面軍主力渡河后究竟應當作何長期打算也並未考慮成熟。
由於不斷失利，又想避開蔣介石的軍隊，西路軍只能一路西進，於是自然環境就變得越來越荒涼，部隊人員和給養得不到補充，此時他們雖然一直發電報給中央，希望援軍能夠到來，但由於中央不了解西路軍已經慘敗的情況，仍希望他們堅持到底，開展對馬家軍的鬥爭。西路軍遵照命令執行，最終，打光了幾乎所有的部隊，兵敗祁連山，少數倖存者只能分散活動，各奔前程，又一次踏上了充滿艱險的生死未卜之路。
1949年初，張國燾移居香港，1977年底終老於加拿大的一家老人院。不過，與他留在大陸的「親密戰友」陳昌浩「文革」期間以安眠藥自盡相比，如此結局，已經算是得著善終了。－－www.bw40.net/98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