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下載 | 禁書 - 禁書網

這裏所說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藝術、科技等人才；限於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難的精英們全部記錄下來以作紀念，讓我深感遺憾。
我無法想象，一個罪惡的政黨，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認誰是什麼就是什麼，要誰成什麼就成什麼；爾後幾十年過去了，再輕巧恩賜般地說給誰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讓我驚訝的，是那些所謂被一紙平反了的末亡人，不僅不以行動團結起來申訴國家賠償，追求申張公義，彰顯法理良知，懲治惡行劣制，竟仍會屁顛屁顛地重去參与邪黨的工作。這是出於何種心理和動機？又是為了何種難言之隱或無法言說的緣由？
也許，真如網友所言：我們都是受害者，我們也都是幫凶。
那麼我想，只有當我們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幫凶的時候，我們才能免於苦難與被害。
本卷內容皆來自網路，大部分通過「維基百科」搜得，對此深表感謝。整編中可能在人名、時間、地點、事件和職稱上有錯誤存在，這是要請讀者諸君原諒的。
——整編者

陳白塵：（1908年－1994年）， 原名陳增鴻，又名征鴻、陳斐，筆名墨沙、江浩等。著名劇作家，作家，有「中國的果戈里」之譽。1930年，參加左翼戲劇家聯盟，從事戲劇活動，曾參加南國、摩登等劇社。1932年7月，任共青團淮鹽特委秘書，后因叛徒出賣而被捕。在獄中創作了一些短篇小說和獨幕劇。1935年出獄后在上海從事文學創作。抗戰開始后，在各地堅持進步的戲劇活動，創作了大量劇本，代表作有《亂世男女》、《結婚進行曲》、《歲寒圖》，《陞官圖》等。1949年後參加創作了電影劇本《宋景詩》和《魯迅傳》等。先後任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南方第二代表團副團長、上海市文聯秘書長、上海電影製片廠藝術委員會主任。1950年加入中共黨。1952年調北京任文化部劇本創作室主任。1953年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秘書長，后歷任作協書記處書記、對外聯絡委員會副主任、《人民文學》副主編等職。1966年調江蘇省文聯。陳白塵的文學成就突出表現在劇本創作上。從 30年代到80年代，共寫作話劇及電影劇本50多部。喜劇和歷史劇尤為所長。代表作有《亂世男女》、《結婚進行曲》、《歲寒圖》，《陞官圖》等。文革中陳白塵屬於中央專案組的審查對象，1970年初夏，《紅旗》雜誌發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將陳白塵30年代的名作《石達開的末路》冠以「反共歷史劇」的帽子，硬說有影射紅軍之嫌。6月22日下午，在中國作協所屬的四大隊五連，召開了一場長達兩小時的鬥爭會，批判「叛徒」、「反革命分子」陳白塵的這株「大毒草」。接著先是被關進「牛棚」，后又下放幹校。直至1978年，出任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系主任。由曾任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的陳白塵長女陳虹，經多年努力，終於推出了父親的《牛棚日記》。

陳緣督：（1902年－1967年），原名煦，字緣督，號梅湖，是一位中國近代畫家，湖社成員。他信仰天主教，並曾取名路加（Lukas Chen Hs），並開創了以國畫手法繪製基督教宗教題材作品的先河。陳緣督為廣東梅縣人，17歲隨金北樓學畫，1923年加入中國國畫學研究會，1927年參加湖社，曾任副總幹事。此後還曾在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輔仁大學教書。1922年，應本篤十五世《夫至大》通諭，剛恆毅成為宗座駐華代表。後來他與陳緣督結識，1932年降臨節陳緣督接受其洗禮，皈依基督教。陳緣督在1933年成為輔仁大學藝術系教授后，於1935年在上海舉辦輔仁大學基督宗教繪畫藝術展。在輔仁大學時還曾與溥雪齋編纂《輔仁畫訓》。但後來他與秦仲文和李智超反對徐悲鴻的西式教學方法，因而辭職。1949年後先後在北京藝術師範學院、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教書，也是北京中國畫院的院外畫師。這一時期繪製過許多歌頌＂新中國＂的作品，還給連環畫《西遊記•高老莊》、《水滸傳》等繪製插圖。1952年與溥雪齋、葉恭綽、胡佩衡、秦仲文、吳鏡汀、徐燕蓀、吳光宇合繪《篙岳圖》，送給毛澤東。后因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而上吊自殺。

陳景潤：（1933年5月22日－1996年3月19日），中國數學家，華羅庚數學獎得主。陳景潤高中就讀於福州英華高中，大學畢業於廈門大學數學系。1953年到1954年被分配在北京市第四中學任教，因口齒不清，被拒絕上講台授課，只可批改作業，后被「停職回鄉養病」。1954年2月，廈門大學校長王亞南了解到陳景潤的情況，安排他調回廈門大學任資料員，同時研究數論。1955年2月，擔任助教。1957年9月，華羅庚安排把陳景潤調入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任實習研究員，進行數論研究。1962年，任助理研究員。1966年，證明了「1+2」（陳氏定理），論文由王元審核后在《科學通報》上發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視為「資產階級黑線人物」和「白專道路的典型」，成為專政對象，被關了起來，但陳景潤繼續在簡陋的條件下鑽研數學。1973年4月，中國科學院主辦的《中國科學》雜誌，公開發表了陳景潤的論文《大偶數表為一個素數及一個不超過兩個素數的乘積之和》。接著，中國科學院《科學工作簡報》第七期發表了題為《數學基礎理論研究的一項成就》一文，概括地介紹了陳景潤的這項研究成果。中央某領導看了這份簡報，要求中國科學院將陳景潤的論文寫一份詳細摘要。1973年4月20日，中國科學院將陳景潤的「1+2」論文放大印製在八開紙上，報送中央。1973年，英國數學家海尼•哈伯斯坦姆與德國數學家漢斯-埃貢•黎希特合作撰寫的《篩法》正在付印，在看了從香港郵來了陳景潤論文的複印件后，兩人給《篩法》一書又增加了新的一章——《陳氏定理》，並在這一章的首頁寫道：「我們本章的目的是為了證明陳景潤下面的驚人定理，我們是在前十章已經付印時才注意到這一結果的；從篩法的任何方面來說，它都是光輝的頂點。」1978年作家徐遲發表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引發全國轟動，陳景潤聲名鵲起。然由於陳景潤體質很差，加上文化大革命時期，陳景潤被扣上「臭老九」的帽子而被紅衛兵進行改造。身體上和心理上的雙重摧殘，再加上長期惡劣的生活工作環境和超強工作，1973年曾患嚴重的腹膜結核，1984年又患帕金森綜合症。1996年3月19日13時10分因肺炎併發症去世，將遺體捐獻給醫院解剖，享年63歲。

陳傳綱：(1912年一1966年6月)，曾用名成全。曾任上海復旦大學副校長和黨委副書記。1929年至1935年在上海復旦大學、東吳大學法學院讀書，「九一八」事變后，他參加了復旦大學抗日救國會，任第一次全校學生赴京請願大隊的總指揮。同年，上海各高等學校學生進行抗日救國示威遊行時，受到阻止，群情激憤，向偽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議並搗毀了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當時陳傳綱任復旦大學副總指揮。1936年至1940年，先後在上海、武漢、成都等地積极參加抗日救亡工作，並在成都朝陽學院任教授。1940年到延安，先後在延安行政學院、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延安解放區人民代表大會籌委會、陝甘寧邊區政府等有關部門擔任組長、秘書、處長等職務，曾受王實味案牽連長期蒙冤。1949年後，陳傳綱先後在中國政法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工作。後任復旦大學校長、黨委書記。1966年2月調上海市政府任高教局局長。文革前任上海復旦大學副校長和黨委副書記。1966年6月文革爆發，被宣布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隨後服大量安眠藥自殺。

陳祖東：（1912年－1968年9月20日），又名陳華夫，陳果夫、陳立夫的堂兄弟。水利專家。1935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曾到美國、印度考察工程。1938 年春，廣東石林兵工廠遷移到廣西融縣，旋即徙來桐梓縣城郊傅家龍洞，搭簡易工棚進行生產。隨後遷來鞏縣、江陵、瀋陽兵工廠，合併為41 兵工廠。41 兵工廠生產任務重，抗日前線需要武器在急，動力發生困難。兵工廠廠長鍾道昌（少將）與兵工總署俞大維商量，確定利用楊家河（也稱天門河）的水力資源建造水電廠。並延聘中國工程學會會員及水利工程學會會員陳祖東（華夫）為總工程師負責電廠工程設計、修建及機器購置安裝。1940 年陳祖東毅然應聘，到41 兵工廠任動力處處長，具體負水電廠全面建設。1949年任上海龍華飛機場總工程師，1956年到清華大學水利系任教，三級教授。1966年文革中，他成了所謂「反動學術權威」，遭到紅衛兵的「批判鬥爭」。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被殘酷批鬥審查，1968年9月20日在圓明園遺址上吊自殺。

陳巨來：（1904年－1984年），原名斝，字巨來，后以字行，號塙齋，別署安持，安持老人、牟道人、石鶴居士，齋名安持精舍。傑出的篆刻家，著名書畫家、詩人。其篆刻被譽為「三百年來第一人」。又因《安持人物瑣憶》一書，被譽為民國掌故專家。陳巨來篆刻藝術蜚聲海內外，作品得到金石收藏家的珍視。1924年，拜一代宗師趙叔孺先生為師。1926年，又由叔孺老師介紹得識富於收藏的吳大澄之孫名畫家、鑒賞家吳湖帆，吳慷慨將家藏汪關《寶印齋印式》十二冊借其參考，經潛心研究七個寒暑，使他的治印爐火純青，更為工穩老當。后又得見平湖葛書征輯《元明清三代象牙犀角印存》，便專玫元朱文。乃師叔孺贊他「刻印醇厚，元朱文為近代第一」。1927年5月，結識國畫大師張大千，交往甚密，常為之鐫刻印章。1946年10月，張大千在滬舉辦個人畫展，從北平運滬的畫大多未鈐印章，就地請陳巨來治印。1981年，陳巨來收錄自15歲至78歲印作500餘方，以其齋號安持精舍之名，編集成《安持精舍印冣》附《安持精舍印話》1卷，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輯有《古印舉式》兩集。他一生坎坷，據其告知第一次是因「右派」蒙難，其實也幷非是真的「右派」，主要是他發現了管段警察與同族弟媳的愛昧關係，該警察為了完成上級交辦有額度的政治任務，居然用公報私仇的辦法來先發制人，幷假借「右派」言論來故陷人罪，把他羈于安徽省銅管山勞動教養（后解教回滬）；第二次又因社會環境的特殊下，由於語言不慎，被上海中國畫院報批公檢法司法執行機構「專政」，被判「現行反革命」罪入獄五年，從市監提籃橋獲釋歸來已經脊梁骨嚴重變型，背脊駝成象煮熟了的蝦米狀。

陳半丁：（1876年－1970年1月29日），名年，字靜山，號半丁，常用齋號有飲雪廬、敬洗堂、五畝之園等。中國近現代畫家，北京畫院創始人之一。他的作品結合了海派和京派的畫風，形成了小寫意的「陳派」風格。年幼父母雙亡，家境貧寒，自幼學習詩文書畫。15歲時到蘭溪一錢莊做學徒時方才接觸到書畫，1895年隨表叔吳隱前往上海，在嚴信厚家打工，從事拓印等工作。同時亦結識了吳昌碩、任伯年以及蒲華等畫家，受到了他們的指點，1906年應金北樓的邀請前往北京，在金和吳昌碩的幫助下名聲鵲起，與陳師曾並稱「二陳」。1917年結識齊白石。1918年陳半丁成為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教授，1920年加入金北樓主辦的中國畫學研究會。1949年中共國成立后，曾與齊白石合繪《松石牡丹》，毛澤東為其簽名，並將此畫贈予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這幅作品後來又流傳回中國，2003年以2035萬元拍賣。1951年，與齊白石、葉恭綽等合作《普天同慶》。1956年在第二屆全國政協會議上，與葉恭綽提出「繼承傳統，大胆創新，成立中國畫院」的建議。1959年《陳半丁畫集》由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文化大革命時，90歲的陳半丁被反覆批鬥，1968年刻《我獨無》印，款曰：「我獨尊者，屈原。《離騷》有『舉世渾濁惟我獨清』，今之時，世人輕浮，惟我獨罵，于屈子為何如也。」1969年在西四北六條南屋，研讀殘存的用「毛選」作封皮的《佩文齋書畫譜》。被勒令為頤和園舉辦的慶祝「九大」的展覽作《梅花》，款落「工農兵畫院」。1970年1月29日病重，但醫院方面以其為「反動畫家」為由不予醫治，因而當日逝世。

陳垣：（1880年11月12日－1971年6月21日），字援庵，又字圓庵。中國歷史學家、宗教史學家、教育家。1905年在廣州創辦《時事畫報》，議論時政，鼓吹革命思想。1907年考取博濟醫學堂。辛亥革命成功之後於1913年當選國會眾議員，1919年在北京缸瓦市教堂受洗加入基督新教，1921年出任中華民國教育部次長。后覺政治腐敗，留居北京，從事歷史研究與教育工作。1926年任輔仁大學校長，1939年初，在故宮古物陳列所發現《嘉興藏》，與《嘉興藏目錄》對校，發現木忞的《北游集》，自此重視和尚語錄，撰《語錄與順治宮廷》、《順治皇帝出家》。陳垣發現《舊五代史》輯本傳寫脫誤，因撰《舊五代史輯本發覆》，曰：「一百五十年來，學者承誦引據，以為薛史真本如此，信奉不疑，而孰料其改竄至於如此。今特著其忌改之例，以發其覆。」 歷任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校長，燕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首任社長。與錢穆、呂思勉、陳寅恪並稱為嚴耕望所評選的「現代四大史學家」。又與陳寅恪並稱為「史學二陳」。以《元也里可溫考》一文成名，著作有《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通鑒胡注表微》、《元西域人華化考》、《校勘學釋例》、《史諱舉例》等。另有《陳垣學術論文集》行世。在宗教史、校勘學、考古學方面均有相當成就。1949年5月11日，他在《人民日報》發表致胡適公開信，信中稱：「雖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經走了，但是青年的學生們卻用行動告訴了我，他們在等待著光明。」1950年12月8日陳垣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美國從來就是我們的敵人》響應三視教育運動。文章指出：「社會上還有些人有『崇美』『恐美』心理」，「凡是『崇美』的，是因為沒有民族的自尊心。凡是『恐美』的，是沒有民族的自信心。」1952年院系調整中天主教輔仁大學大部併入北京師範大學后，他續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1959年他加入中共黨，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陳垣幾次被抄家，差點因為和劉少奇的合影而被定罪，並且被逼寫了幾次檢討悔過書張貼于北師大，而後遭到軟禁。1971年卒於家中。

陳正青：(1917年12月 －1966年8月27日)，著名攝影記者，我國新聞攝影和體育攝影的奠基人。1936年畢業於上海大同大學。因與父親陳仲經（著名書法家）政見不合，1936年10月離家赴西安。12月又經其姐夫王子安（省議員、楊虎城機要秘書）介紹，由雲陽葉劍英處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1937年3月加入中共黨，同年9月調西北戰地服務團。長期轉戰陝西、山西、晉察冀等地區，歷任戲劇隊長、編導等職。1944年底回到延安，任魯迅藝術文學院干研班研究員。抗戰勝利后赴東北，歷任遼寧省文工團副團長、嫩江軍區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參加四平保衛戰時任三區區委書記。1946年調東北畫報社任出版科科長和採訪科科長。在此期間，拍攝了大量紀錄東北戰爭的珍貴照片。中共建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攝影處副處長。1952年4月新華社攝影部成立后，歷任通聯科長、記者室主任、研究室主任、攝影部副主任等職。陳正青他拍攝了《開國大典》、《朱總司令在天安門城樓上宣讀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命令》等大量珍貴歷史照片。同年，又參加了全國第一屆文代會、全國政協第一次全體大會的報道，成功拍攝了《毛澤東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會場掛起第一面新國旗——五星紅旗》等紀錄歷史瞬間的新聞照片。由於「出身不好」，在政治運動往複不盡的年代里反覆受到懷疑和壓制，當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一輪殘酷迫害與凌辱開始的時候，他終於不堪忍受，於8月27日夜，在新華社住所與其妻何慧（延安時期老幹部，1949年後的新華社攝影部國際組組長）一起服安眠藥自殺，時年49歲，留下了四個尚未成年的孩子，其中最小的才十二歲！他們的孩子們後來也一個個被下放到內蒙、山西、吉林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