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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艺术、科技等人才；限于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难的精英们全部记录下来以作纪念，让我深感遗憾。
我无法想象，一个罪恶的政党，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认谁是什么就是什么，要谁成什么就成什么；尔后几十年过去了，再轻巧恩赐般地说给谁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那些所谓被一纸平反了的末亡人，不仅不以行动团结起来申诉国家赔偿，追求申张公义，彰显法理良知，惩治恶行劣制，竟仍会屁颠屁颠地重去参与邪党的工作。这是出于何种心理和动机？又是为了何种难言之隐或无法言说的缘由？
也许，真如网友所言：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也都是帮凶。
那么我想，只有当我们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帮凶的时候，我们才能免于苦难与被害。
本卷内容皆来自网络，大部分通过“维基百科”搜得，对此深表感谢。整编中可能在人名、时间、地点、事件和职称上有错误存在，这是要请读者诸君原谅的。
——整编者

陈白尘：（1908年－1994年）， 原名陈增鸿，又名征鸿、陈斐，笔名墨沙、江浩等。著名剧作家，作家，有“中国的果戈里”之誉。1930年，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从事戏剧活动，曾参加南国、摩登等剧社。1932年7月，任共青团淮盐特委秘书，后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在狱中创作了一些短篇小说和独幕剧。1935年出狱后在上海从事文学创作。抗战开始后，在各地坚持進步的戏剧活动，创作了大量剧本，代表作有《乱世男女》、《结婚進行曲》、《岁寒图》，《升官图》等。1949年后参加创作了电影剧本《宋景诗》和《鲁迅传》等。先后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南方第二代表团副团长、上海市文联秘书长、上海电影制片厂艺术委员会主任。1950年加入中共党。1952年调北京任文化部剧本创作室主任。1953年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秘书长，后历任作协书记处书记、对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等职。1966年调江苏省文联。陈白尘的文学成就突出表现在剧本创作上。从 30年代到80年代，共写作话剧及电影剧本50多部。喜剧和历史剧尤为所长。代表作有《乱世男女》、《结婚進行曲》、《岁寒图》，《升官图》等。文革中陈白尘属于中央专案组的审查对象，1970年初夏，《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将陈白尘30年代的名作《石达开的末路》冠以“反共历史剧”的帽子，硬说有影射红军之嫌。6月22日下午，在中国作协所属的四大队五连，召开了一场长达两小时的斗争会，批判“叛徒”、“反革命分子”陈白尘的这株“大毒草”。接着先是被关進“牛棚”，后又下放干校。直至1978年，出任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由曾任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陈白尘长女陈虹，经多年努力，终于推出了父亲的《牛棚日记》。

陈缘督：（1902年－1967年），原名煦，字缘督，号梅湖，是一位中国近代画家，湖社成员。他信仰天主教，并曾取名路加（Lukas Chen Hs），并开创了以国画手法绘制基督教宗教题材作品的先河。陈缘督为广东梅县人，17岁随金北楼学画，1923年加入中国国画学研究会，1927年参加湖社，曾任副总干事。此后还曾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辅仁大学教书。1922年，应本笃十五世《夫至大》通谕，刚恒毅成为宗座驻华代表。后来他与陈缘督结识，1932年降临节陈缘督接受其洗礼，皈依基督教。陈缘督在1933年成为辅仁大学艺术系教授后，于1935年在上海举办辅仁大学基督宗教绘画艺术展。在辅仁大学时还曾与溥雪斋编纂《辅仁画训》。但后来他与秦仲文和李智超反对徐悲鸿的西式教学方法，因而辞职。1949年后先后在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书，也是北京中国画院的院外画师。这一时期绘制过许多歌颂＂新中国＂的作品，还给连环画《西游记•高老庄》、《水浒传》等绘制插图。1952年与溥雪斋、叶恭绰、胡佩衡、秦仲文、吴镜汀、徐燕荪、吴光宇合绘《篙岳图》，送给毛泽东。后因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而上吊自杀。

陈景润：（1933年5月22日－1996年3月19日），中国数学家，华罗庚数学奖得主。陈景润高中就读于福州英华高中，大学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1953年到1954年被分配在北京市第四中学任教，因口齿不清，被拒绝上讲台授课，只可批改作业，后被“停职回乡养病”。1954年2月，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了解到陈景润的情况，安排他调回厦门大学任资料员，同时研究数论。1955年2月，担任助教。1957年9月，华罗庚安排把陈景润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任实习研究员，進行数论研究。1962年，任助理研究员。1966年，证明了“1+2”（陈氏定理），论文由王元审核后在《科学通报》上发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视为“资产阶级黑线人物”和“白专道路的典型”，成为专政对象，被关了起来，但陈景润继续在简陋的条件下钻研数学。1973年4月，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科学》杂志，公开发表了陈景润的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接着，中国科学院《科学工作简报》第七期发表了题为《数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项成就》一文，概括地介绍了陈景润的这项研究成果。中央某领导看了这份简报，要求中国科学院将陈景润的论文写一份详细摘要。1973年4月20日，中国科学院将陈景润的“1+2”论文放大印制在八开纸上，报送中央。1973年，英国数学家海尼•哈伯斯坦姆与德国数学家汉斯-埃贡•黎希特合作撰写的《筛法》正在付印，在看了从香港邮来了陈景润论文的复印件后，两人给《筛法》一书又增加了新的一章——《陈氏定理》，并在这一章的首页写道：“我们本章的目的是为了证明陈景润下面的惊人定理，我们是在前十章已经付印时才注意到这一结果的；从筛法的任何方面来说，它都是光辉的顶点。”1978年作家徐迟发表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引发全国轰动，陈景润声名鹊起。然由于陈景润体质很差，加上文化大革命时期，陈景润被扣上“臭老九”的帽子而被红卫兵進行改造。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双重摧残，再加上长期恶劣的生活工作环境和超强工作，1973年曾患严重的腹膜结核，1984年又患帕金森综合症。1996年3月19日13时10分因肺炎并发症去世，将遗体捐献给医院解剖，享年63岁。

陈传纲：(1912年一1966年6月)，曾用名成全。曾任上海复旦大学副校长和党委副书记。1929年至1935年在上海复旦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读书，“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复旦大学抗日救国会，任第一次全校学生赴京请愿大队的总指挥。同年，上海各高等学校学生進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时，受到阻止，群情激愤，向伪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并捣毁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当时陈传纲任复旦大学副总指挥。1936年至1940年，先后在上海、武汉、成都等地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并在成都朝阳学院任教授。1940年到延安，先后在延安行政学院、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延安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筹委会、陕甘宁边区政府等有关部门担任组长、秘书、处长等职务，曾受王实味案牵连长期蒙冤。1949年后，陈传纲先后在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后任复旦大学校长、党委书记。1966年2月调上海市政府任高教局局长。文革前任上海复旦大学副校长和党委副书记。1966年6月文革爆发，被宣布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随后服大量安眠药自杀。

陈祖东：（1912年－1968年9月20日），又名陈华夫，陈果夫、陈立夫的堂兄弟。水利专家。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到美国、印度考察工程。1938 年春，广东石林兵工厂迁移到广西融县，旋即徙来桐梓县城郊傅家龙洞，搭简易工棚進行生产。随后迁来巩县、江陵、沈阳兵工厂，合并为41 兵工厂。41 兵工厂生产任务重，抗日前线需要武器在急，动力发生困难。兵工厂厂长钟道昌（少将）与兵工总署俞大维商量，确定利用杨家河（也称天门河）的水力资源建造水电厂。并延聘中国工程学会会员及水利工程学会会员陈祖东（华夫）为总工程师负责电厂工程设计、修建及机器购置安装。1940 年陈祖东毅然应聘，到41 兵工厂任动力处处长，具体负水电厂全面建设。1949年任上海龙华飞机场总工程师，1956年到清华大学水利系任教，三级教授。1966年文革中，他成了所谓“反动学术权威”，遭到红卫兵的“批判斗争”。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残酷批斗审查，1968年9月20日在圆明园遗址上吊自杀。

陈巨来：（1904年－1984年），原名斝，字巨来，后以字行，号塙斋，别署安持，安持老人、牟道人、石鹤居士，斋名安持精舍。杰出的篆刻家，著名书画家、诗人。其篆刻被誉为“三百年来第一人”。又因《安持人物琐忆》一书，被誉为民国掌故专家。陈巨来篆刻艺术蜚声海内外，作品得到金石收藏家的珍视。1924年，拜一代宗师赵叔孺先生为师。1926年，又由叔孺老师介绍得识富于收藏的吴大澄之孙名画家、鉴赏家吴湖帆，吴慷慨将家藏汪关《宝印斋印式》十二册借其参考，经潜心研究七个寒暑，使他的治印炉火纯青，更为工稳老当。后又得见平湖葛书征辑《元明清三代象牙犀角印存》，便专玫元朱文。乃师叔孺赞他“刻印醇厚，元朱文为近代第一”。1927年5月，结识国画大师张大千，交往甚密，常为之镌刻印章。1946年10月，张大千在沪举办个人画展，从北平运沪的画大多未钤印章，就地请陈巨来治印。1981年，陈巨来收录自15岁至78岁印作500余方，以其斋号安持精舍之名，编集成《安持精舍印冣》附《安持精舍印话》1卷，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辑有《古印举式》两集。他一生坎坷，据其告知第一次是因“右派”蒙难，其实也幷非是真的“右派”，主要是他发现了管段警察与同族弟媳的爱昧关系，该警察为了完成上级交办有额度的政治任务，居然用公报私仇的办法来先发制人，幷假借“右派”言论来故陷人罪，把他羁于安徽省铜管山劳动教养（后解教回沪）；第二次又因社会环境的特殊下，由于语言不慎，被上海中国画院报批公检法司法执行机构“专政”，被判“现行反革命”罪入狱五年，从市监提篮桥获释归来已经脊梁骨严重变型，背脊驼成象煮熟了的虾米状。

陈半丁：（1876年－1970年1月29日），名年，字静山，号半丁，常用斋号有饮雪庐、敬洗堂、五亩之园等。中国近现代画家，北京画院创始人之一。他的作品结合了海派和京派的画风，形成了小写意的“陈派”风格。年幼父母双亡，家境贫寒，自幼学习诗文书画。15岁时到兰溪一钱庄做学徒时方才接触到书画，1895年随表叔吴隐前往上海，在严信厚家打工，从事拓印等工作。同时亦结识了吴昌硕、任伯年以及蒲华等画家，受到了他们的指点，1906年应金北楼的邀请前往北京，在金和吴昌硕的帮助下名声鹊起，与陈师曾并称“二陈”。1917年结识齐白石。1918年陈半丁成为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1920年加入金北楼主办的中国画学研究会。1949年中共国成立后，曾与齐白石合绘《松石牡丹》，毛泽东为其签名，并将此画赠予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这幅作品后来又流传回中国，2003年以2035万元拍卖。1951年，与齐白石、叶恭绰等合作《普天同庆》。1956年在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与叶恭绰提出“继承传统，大胆创新，成立中国画院”的建议。1959年《陈半丁画集》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文化大革命时，90岁的陈半丁被反复批斗，1968年刻《我独无》印，款曰：“我独尊者，屈原。《离骚》有‘举世浑浊惟我独清’，今之时，世人轻浮，惟我独骂，于屈子为何如也。”1969年在西四北六条南屋，研读残存的用“毛选”作封皮的《佩文斋书画谱》。被勒令为颐和园举办的庆祝“九大”的展览作《梅花》，款落“工农兵画院”。1970年1月29日病重，但医院方面以其为“反动画家”为由不予医治，因而当日逝世。

陈垣：（1880年11月12日－1971年6月21日），字援庵，又字圆庵。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1905年在广州创办《时事画报》，议论时政，鼓吹革命思想。1907年考取博济医学堂。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于1913年当选国会众议员，1919年在北京缸瓦市教堂受洗加入基督新教，1921年出任中华民国教育部次长。后觉政治腐败，留居北京，从事历史研究与教育工作。1926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39年初，在故宫古物陈列所发现《嘉兴藏》，与《嘉兴藏目录》对校，发现木忞的《北游集》，自此重视和尚语录，撰《语录与顺治宫廷》、《顺治皇帝出家》。陈垣发现《旧五代史》辑本传写脱误，因撰《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曰：“一百五十年来，学者承诵引据，以为薛史真本如此，信奉不疑，而孰料其改窜至于如此。今特著其忌改之例，以发其覆。” 历任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与钱穆、吕思勉、陈寅恪并称为严耕望所评选的“现代四大史学家”。又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以《元也里可温考》一文成名，著作有《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通鉴胡注表微》、《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等。另有《陈垣学术论文集》行世。在宗教史、校勘学、考古学方面均有相当成就。1949年5月11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致胡适公开信，信中称：“虽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是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着光明。”1950年12月8日陈垣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美国从来就是我们的敌人》响应三视教育运动。文章指出：“社会上还有些人有‘崇美’‘恐美’心理”，“凡是‘崇美’的，是因为没有民族的自尊心。凡是‘恐美’的，是没有民族的自信心。”1952年院系调整中天主教辅仁大学大部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后，他续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59年他加入中共党，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陈垣几次被抄家，差点因为和刘少奇的合影而被定罪，并且被逼写了几次检讨悔过书张贴于北师大，而后遭到软禁。1971年卒于家中。

陈正青：(1917年12月 －1966年8月27日)，著名摄影记者，我国新闻摄影和体育摄影的奠基人。1936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因与父亲陈仲经（著名书法家）政见不合，1936年10月离家赴西安。12月又经其姐夫王子安（省议员、杨虎城机要秘书）介绍，由云阳叶剑英处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1937年3月加入中共党，同年9月调西北战地服务团。长期转战陕西、山西、晋察冀等地区，历任戏剧队长、编导等职。1944年底回到延安，任鲁迅艺术文学院干研班研究员。抗战胜利后赴东北，历任辽宁省文工团副团长、嫩江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参加四平保卫战时任三区区委书记。1946年调东北画报社任出版科科长和采访科科长。在此期间，拍摄了大量纪录东北战争的珍贵照片。中共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摄影处副处长。1952年4月新华社摄影部成立后，历任通联科长、记者室主任、研究室主任、摄影部副主任等职。陈正青他拍摄了《开国大典》、《朱总司令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等大量珍贵历史照片。同年，又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大会的报道，成功拍摄了《毛泽东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会场挂起第一面新国旗——五星红旗》等纪录历史瞬间的新闻照片。由于“出身不好”，在政治运动往复不尽的年代里反复受到怀疑和压制，当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一轮残酷迫害与凌辱开始的时候，他终于不堪忍受，于8月27日夜，在新华社住所与其妻何慧（延安时期老干部，1949年后的新华社摄影部国际组组长）一起服安眠药自杀，时年49岁，留下了四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其中最小的才十二岁！他们的孩子们后来也一个个被下放到内蒙、山西、吉林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