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民主與工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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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民主與工會制度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21年3月21日
作者 獨立工會
經濟民主化的意義
經濟民主是比較容易理解的事情，即便在非民主政治制度下，它也有維護個人權利的功能。因此，它壹方面被寄於對專制和威權制度進行和平演變的希望，另壹方面被權勢集團用來抵抗社會政治變革暨對民主轉型持消極態度。後者，給壹些閱讀不足但以「文化人」自居者以個案成功說服庶眾的理由：妳看，我不問政治，自己的日子過得很好。用政治自由的喪失換取經濟民主、消費自由，是前轉型社會的偽精英常態。對於此類讕言，無須展開批判，因為大多數中國人有些類的案例參照，儘管那些參照遠未贏得實質尊重。
重點是前者。即便不使用「和平演變」，在轉型理論大師享廷頓那裡，它是經濟改革促動政治改革的思路無疑。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他認定：「在那些已經達到中上經濟水平的國家比較容易出現政治變革，而社會環境也較有利於政治競爭，因此，經濟和社會環境對擴大政治競爭和參与較為有利。」大師理論當然有實證支持，問題是，如果這個過程出現小概率事件，那麽，經濟民主將會遭到什麼程度的破壞？進壹步地說是：理論上從中等陷阱走出的國家由於整體經濟風險掉回陷阱，將給人什麼樣的啟示？
壹、重要細節：間接性的兩面性
最典型的掉回陷阱者是拉美的委內瑞拉。在危機發生前，它的發展經濟學特徵相當好，如適齡人口識字率百分之壹百，人均GDP十二年間（壹九九九至二〇壹壹）從四千壹百美元達到壹萬美元以上。它有半民主半威權的制度經濟學特徵，但它終於因經濟結構單壹、所有制偏重國企（高壟斷）而在全球石油價格危機下，重回陷阱。而且，全球油價危機不只是導致了本次危機，壹九八三年，基督教社會黨在受累于油價危機，輸給了民主行動黨。處於前轉型社會的中國在政治制度方面遠不如委內瑞拉，沒有半民主，只有整威權且有向獨裁回歸的可能。其與前者的兩種經濟同構性，即房地產類于石油收入的高比例以及國企功能的無無限大（至少設想如此），那麽，即便不說經濟崩潰導致的政治崩潰，只看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就會可怕的後果。首先是在宏觀調控層面會回歸大框管理，即是說國家計劃的地位極度突出，中微觀層的代價不予考慮，那怕由此導致政治鎮壓——只要高端計劃大框在，其他壹切代價均不考慮；其次，經濟民主遭受損害，儘管這樣的損害有它的傳統文化合法性——維護政治高端集團的生存必須讓老百姓負出代價，從商鞅到習近平，本質上就這麼壹個思路。
在進行大框管理批判之前，關於經濟民主的相對充分認識是應當確立的。美國十九世紀晚期到二十世紀初的直接經濟民主失去主體地位，是個值得認真對待的例子。直接的經濟民主是壹種選擇（微觀投票）權利，其如顧客向皮匠預定自己喜歡（想象）樣式的皮鞋。然而，廣告興起，顧客尚能選擇自己的喜歡，但預定市場極大縮小，轉而由廣告引導，廣告引發進壹步的消費民主是事實，但消費者判斷力的下降也是基本事實。幸好的是，壹套發達的間接經濟民主體系與國家單元內的全面民主相關聯，其如輿論功能可以監督包括商業權力在內的任何權力。與此同時，沒有大框管理慾望的國家層面之經濟立法也不會提植入惡意，使伴隨廣告業而來的經濟情報工作完全私人化。這在大框管家理的經濟體是不可能，統計數據的產生與事前統計行為是要納入法規的。因此，大框管理必然產生壹個龐大的以法（不是「依法」）為食的族群。
經濟民主在非大框管理的經濟體系會以看似偶然的形式把政治民主效應帶給社會。現在已經不太有熱度的斯諾登爆料以及維基解密，實際上是與複印機的產生相關聯的。仍是美國案例，「有了施樂複印機，任何人都能立即把任何文件複製出來」，複印的效果實現了發明者「擴大知識和真理」的初衷，但是，對政府信息的過度保密也是巨大的衝擊，乃至五角大樓的內部文件被公開。這是壹個技術進步誘致制度變遷的經典案例，但更主要的是告訴世人：信息消費不管免費與否，它是整個經濟民主與消費自由的重要組成部分。壹個以國家秘密或社會穩定為由壓制言論自由、截斷信息流動的管理體系，本質上就是反經濟民主的。
大框管理就其內在邏輯而言，是不能自洽的，這是因為在經濟利益層面它很粗暴，旨在保證統治階層的收入水平不受外界影響，其他均被視為不足為道；另壹方面，為保證這個大框的有效存在，必然制定諸多規制，就是用繁密的法律條文限制非統治階層謀求自己的利益。這個內在矛盾直接表現為政治腐敗。當然，政治腐敗只是很近晚的視角，它在歷史文化層面又是合法的。不妨看看兩個制度體系相對完整的中國王朝經驗，壹個是明朝，壹個是唐朝。（這裏的時序之倒是有意安排的，從利益而制度的分析較為便當。）
二、傳統陷阱：複製性的空茫性
明朝的財政制度（食貨）核心是「吃飯問題」，謂之「國家經費，莫大於祿餉」，第壹等級或第壹項制度設置條文是「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至於官僚體系的歲供（工資）不須引入與展開，只看這個經費制度的恩典性就知道今之江山主義或曰封建射穢主義是有其文化合法性的，所以，習近賓士下的黨權更願恢復傳統文化的影響力。明朝財政制度的恩典性受到了王朝經濟能力遞減的影響，但是，本質未變，例證是：「宗室有罪革爵者曰庶人。英宗初，頗給予糧，嘉慶中，月支米六石。萬曆中減至二石或壹石。」形象地說，紅色貴族人員犯罪之後，仍可以領到最低限額基本工資，而平民出身者則無此幸運。
唐朝財政制度里的保證等級序列雖然沒明朝那樣露骨，但是，恩典性特徵十分明顯，其如李治即位之初，對其祖父李淵做隋朝官員時的低級隨從予以專門賞賜，「高祖時婿徒隨材擢用，賜高年衣物粟帛各有差」。隨著王朝統治的鞏固，最高統治者更偏好對自己的恩典，即從佔有自由支配的巨額財政收入上滿足自己的效用。比如，李隆基時代通過極為惡劣的稅收制度與稅官任命，積累高額財政贏餘，到內戰發生的危急情況下，都不想動作，還要從社會博取戰爭專項費用。史書記曰：「及安祿山反於范陽，兩京倉庫盈溢而不可名。楊國忠設計，稱不可耗正庫之物，乃使御史崔眾于河東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間得錢百萬。」後來的戰爭進程不僅使那些花錢買僧尼道資格的人喪失了重大經濟利益，而且，西安與洛陽的皇家財政實物儲存被叛軍所得。唐朝中後期的財政制度失敗完全起因於玄宗時代的昏悖。後世專寫的該朝《食貨志》序言部分（可比照中共國家憲法文本的序言來理解這壹格式），對導致財政制度惡化的玄宗時代政策制定人進行了嚴肅道德批判：「太平既久，天下於安，人不願亂。而此數人，設詭計以侵擾之，凡二十五人，同為剝喪，而人無敢言。」這種批評是有局限性的，儘管不能拿現代政治文明標準去衡量久遠的歷史狀況，但是，此二十五人行為所依賴的制度體系提供了致「人無敢言」的法律基礎，才是問題的另壹本真。所以，就算到今天中共國家將大框管理推到極致的時候，法律支持仍不可或缺。簡言之，大框管理的概貌是：經濟政策粗放，法律條文嚴密。
中共國家的法律體是正當嗎？或者，近期的文化特定複製性能實心化嗎？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不管謂其法系屬大陸法系還是蘇俄法系，都是加進現代性因素的中華法系。既然有現代因素，就不可能不與宗教相關聯；其次，中共國家的宗教本質是個人崇拜（現實的人僭越彼岸的神）加上傳統文化的宗教化提升。然而，孔儒與宋明理學終究沒突破亞宗教地位。所以，這個有現代性因素的法律體系必然是混亂的，結果呢，習近平政治掉進商鞅主義陷阱，追求那種「使法必行之法」的法制（與「法治」不同）理想。習近平對商鞅主義（比孔儒更強大的精英政治傳統）的痴迷無須展開論述，並且，我本人也有民主轉型科學內的相關專題論述。在本文中要說的是，習近平政治體系是個比商鞅主義更蹩腳的東西。商鞅主張體制內低福利，必須做到「刑九賞壹」而不是相反的「賞九刑壹」。對比之下，習近平政治繼承自中共建政以來的體制內高福利本質上是「賞九罰壹」而絕非「刑九賞壹」。這是中共國家委內瑞拉化的另壹重要原因。
極權主義政權史已經表明，它由於虛化宗教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導致了社會道德崩解，而從經濟民主角度講，那種惡劣政策等於消滅了庶眾免費精神消費的合法層面。同時，道德崩解也使法律空心化情形更加嚴重。回觀純學術史，法律的現代性至少有兩點是基石性的：第壹，不考慮宗教因素，不僅無法認識美國法律史，而且，「也無法理解十九世紀的美國法律」；第二，「宗教觀念」在現代歐洲大陸債法的歷史中起過重大作用。純理論分析結合中國委內瑞拉化趨勢，可以得出三個實證政治學結論：（壹）所有的政教分離政治治理模式均是最小化宗教對行政的影響，而對法律的影響不曾也不可能隔絕；（二）習近平政治與已經失敗的極權主義政權史的命運壹樣，是反現代性的；（三）習近平政治的威權主義思想資源更多地來源於中國傳統（尤其商鞅主義）而非已經有過的國際政治的國家案例，所以，它最終必然是反人民的。
三、兩個四條：結構性的決定性
反人民，是商鞅主義的核心，這個核心性也是北宋王安石改革失敗的最重要原因。在個體思維質量上，王安石更是大有問題：明明商鞅（以及其後所有改革者）並未能解「使法必行」的困局，但他還是以詩句「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來歌頌商鞅。這裏面的寄寓可以理解，但它並不構成不負改革之敗責任的理由。同理，習近平的所謂全面改革之大敗，在歷史書寫方面有意義甚或很悲壯，但這並不構成今日免責的理由，尤其是厲行威權主義給社會造成的傷害是無法免責的。這當中，「七〇九」事件表現出對人民裏面「無官而長」的公共人物的極端仇視，而後者正是建構公民社會、推動民主轉型的高能人力資源；北京火災后的大驅趕事件則表現對人民裏面「無祿而富」的嫉妒，而後者則是過來有限經濟民主、消費自由的壹大成果。
習近平政治從全面改革到全面失敗意味著中國社會轉型的必要。轉型科學與政治實踐必須維護庶眾的經濟民主、消費自由，而做到這壹點就必須否定大框管理而進行反框設計。反框設計的要點必然是：第壹，名義全民回歸實質全民，把國家管控下的所謂國有資產量化給人民；第二，農村土地取消名義上的集體所有制，完全回歸農民個人所有，是否實行集體制則取決於各傳統單元的集體表決意願，而不是全國統壹法律；第三，全面免費醫療，高等教育分成嚴格的公立與私立兩塊，公立壹塊免費；第四，建立國家財政支撐的青年住房平權基金，讓工作狀態的婚齡青年獲得五到十年的無租金住房，而後，再用個人的積累進行私有房屋購置。這四條是結構性的，也是決定性的；沒有這四條，民主轉型后，整個社會的經濟民主質量會很低，消費自由也不會有質量上的提升。
民主轉型的社會政治基礎仍然不可忽略，儘管上述的結構性與決定性很有影子內閣性質。所以，相應的文化倫理必要性選擇是：（壹）對威權主義暨個人崇拜的傳統進行批判；（二）對源自傳統的個性獨立文化予以光大；（三）推進平民主義觀念，尤以教育中的適當學歷為主；（四）政教分離基礎上的廣泛法因吸收，即是諸宗教中的善性與良治觀點壹起構成新法系的價值基礎。這當中，第壹條與第三條更具實踐性也可以短期見效。比如說，大框管理的反動性在文化上，它與商鞅主義關聯，似乎表現出創造性，因為「不法古，不修今」的氣概意味著壹切規範（條框）均可造成與眾不同的變異，從而製造出行為者被崇拜的氣氛。然而，此等「兩不」正是獨裁主義分子知識上無可能的印證，即是說，某種制度設計既不精鍊歷史以提有益也不調研現狀以合人望，那麽，它肯定是無效的。狹義到經濟領域，只能是規模性推進而不計較會計學上的可能。中共國家政權史上的大躍進（大鍊鋼鐵）就是此等貨色。至於「平民主義——適當學歷」這個理性民粹結構已由特朗普政治的成功予以證實，在競選時他說：「我愛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壹般理解這是競選策略，但實質上，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出現問題，在教育投資上最直接地傷害了底層社會；壹方面，教育質量下降，使受教育者及其家庭難以獲得消費者剩餘；另壹方面，像貨幣現象的通脹壹樣，文憑通脹成為社會常態。
關於個性獨立文化與宗教共構法系價值可以用壹個著名反論來說明，是為普魯東與曾經的政治合作者馬克屎的「免談」。前者反對新的偏執、新的使徒姿態，因此，要鼓勵不同意見暨反對壹切排他主義。這是後者所無法接受的，因此，也就導致了前者所說的「否則，免談」。「共產主義這種讓生氣、絕對不容異己的狹隘性」當然導致它的政治失敗，因此，蘇聯的政權實踐出了如此結果：政治精英對學術界的統治，聲勢浩大的異己思想整風，異己少數民族的大規模安置。等等。這樣的政權在法律、經濟諸方面明顯失敗不是任何改革所挽救得了的！
結論 轉型乃道德自新機會
極權主義政權史表明，它們拒不承認自己在法律、經濟、宗教、文化諸方面的全面失敗，「改革」不僅是欺騙社會的幌子，也是統治體系的致幻劑。為了防止幻想被異見力量打破，政權會採取違背自己法律的政治打擊，實行國家恐怖主義。中共國家的「七〇九事件」的國家恐怖主義性質既不亞於此前二十六年的廣場開槍，也不亞於蘇聯對社會精英的殘酷流放。然而，無論如操弄「改革」符號，極權主義政權最終在經濟方面必然表現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不僅表現在巨大的社會不公平方面，而且，隱蔽地表現在大框管理的政策操作中。比如，經濟政策頂尖決策層根本不擔心銀行壞賬，因為那些壞賬經由國家權力可以瞬間攤銷給公眾（狹義為儲戶）。
外國觀察家對攤銷行為津津樂道：「壞賬規模有可能比壹些人所說的少百分之四十；因為他們沒有注意到壹個事實，即壞賬中的這壹部分可以全部被銷賬。」當然，壹些具有分析能力的資產高凈值人士為了避險，開始向海外轉移自己的資產。忽略這個微觀層面問題不計，針對大框管理的反框設計放在轉型科學裏面，本質上是給中國社會壹次經濟道德自新的機會。這次機會到來后，自然會消滅可惡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改造社會必須深化民主
人類生命要永續不滅就必須要走向世界大同,古代就有人有了這種意識,否則人類必互砍而亡,而大同首先要求人類必須有愛人如已的精神,不愛人是不可能大同的,但是愛人是要用具體的方法與手段作基礎去實現的,籠統地講大同沒有現實意義,必須有核心價值觀的方法與手段,本人不才提出過三個民主理論,就是為了實大同而創的。
因為人類社會太複雜,世界要想大同,只能走民主化的大同,而單方面的民主化必仍是不平等的社會,不可能是真正的大同,所以,必須要全面的民主化.全面的民主化整合起來看也就是在政治.經濟.文化三個方面的民主化,所以本人認為三個民主就是實現大同的價值觀與理論工具,當然本人只是作了壹個總述,具體的還要在實踐中去探索.檢驗與完成.
所謂三個民主即:政治民主、經濟民主、文化民主．人類壹切活動不超出這三方面．
政治民主分為國際政治民主與國內政治民主兩大範圍。國際政治民主上我主張聯合國升級進化為世界聯邦民主政府，軍隊世界化，統壹化，駐紮世界各地。各個聯邦國只保留有自主權的警察系統．國內政治民主上我主張是射穢主義大眾民主憲政（包括:射穢主義大眾民主政黨立憲制,這個是資本主義君主立憲制的進化,有人也說可以叫黨主立憲制,適合於當代的民主國家）.
經濟民主分為國際經濟民主，國內經濟民主，及企業內經濟民主。國際經濟民主是以全球重要及稀有資源共享，先按全球人口有計劃的配額化的民主協商分配,然後各自根據需要可以轉讓配額,達到各取所需目的.國內經濟民主是以國家範圍內的資源由全民的共產共享和企業內經濟民主是以「耕者有其田、工者有其股」為主要標誌的按照資源股，投資股，勞動股三方共享的人人有股的集體共享。
文化民主以人權至上為原則，包容壹切宗教神話及主義信仰，並用現代科學化解讀壹切，使各種文化公平竟爭，有用的就保留，無用的棄之，從而合眾歸壹,把世界融合為真正的以人為本，自由民主，天人合壹，與自然和諧的普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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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民主目的是使人民真正的當家作主，這是壹切的關鍵．經濟民主目的是共同富裕，人人有股,消除階級與階級鬥爭,利益共享,風險共擔。文化民主目的消除意識上思維上族群上的鬥爭，使人類走向融合和解，文明理性科學！
一國先在國內建壹個小範圍的大同試驗區,也就是搞壹個小天國的試驗,成功后再到區域內，最後走向國際，直至世界大同！
三個民主是理想主義理論，目標直指真正的民主化的共產共享的天國大同世界，它指明了未來方向，但並不是要求革命式的壹步到位，而是與生產力發展同步，通過民主化大同壹步步地逼近理想狀態.原則上以非暴力運動為主導,先建立具體的三個民主的制度基礎,並倡導基督的愛人如已的精神來實現人類的和解.如果沒有愛人如已的精神是永遠不能實現大同的。
最後總結壹下大同價值觀就是:"三個民主壹個愛",沒有愛其他壹切都是白說,愛是大同的頭與上體,而三個民主是其的支架下體基礎,如同鼎之三足,少壹個都不行的。沒有基礎支架就不可能產生真正的愛。
經濟民主的制度設計
各國的產業民主
經由以上各學者以及團體針對其不同角度對產業民主所下的定義，我們仍有必要針對產業民主在各先進國家實施之現況作一了解，故我們選定對產業民主制度的執行有一套完善制度的德國，及推行產業民主制度甚早的英國，還有與我們國情相近的日本。以下，即為我們對這三個國家實施產業民主制度之探討。
（一）德國
在路心鏡所撰的「工業民主制下勞工參与管理之研究」論文中提到，德國在戰後，由於是戰敗國，故陷入了經濟恐慌的困境，再加上日耳曼民族傳統守紀律、重秩序的性格，因此工業民主在德國變成了最系統化的典型，一切以法為依歸，采立法方式行之。
而高崇耀在「德國的工業民主制度」一文中更指出，德國政府藉由立法、法令解釋、與法院的判決所創造出來的工業民主制度，使德國數十年來勞資關係始終保持和諧，爭議極少發生，勞工生產力也一直名列世界前茅。
我們將從德國實施工業民主的演進，包括相關法令制定的過程及運作機製作一陳述。
１、德國工業民主制度的演進
根據胡旻欣「西德工業民主制度之研究」之論文，德國本身讓勞工參与企業經營的立法構想，是始於1848年在法蘭克福國民大會上所提出之工廠法草案第四十二條至第四十五條之規定；這個草案並未完成立法手續，但有些企業家仍將這種「勞工委員會」引進到他們的工廠，讓其員工有機會提出他們的要求，以便勞動者得藉此機構將工廠內各種苦衷及煩惱反映給僱主，並作為解決問題的參考。故當時雖還沒有真正法律上的依據，但事實上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已有勞工委員會的設置，但這均為任意性的，設置與否均任由僱主自行決定。
德國的工業民主，其正式見諸於法律，可追溯至1916年，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政府規定某些重要產業需設置員工代表會，至1920年員工代表法始采強制施行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勞工對企業層次的影響力因各種有關共同決定權的法令陸續制定而逐漸增強，在「勞動者特刊」一書中列出，其中較重要者如下：
A、1951年的「煤鋼鐵業共同決定法」：規定受僱員工超過1000人之煤鋼鐵業，監事會中應有二分之一的勞工代表，勞資雙方具完全相等之共同決定權利，董事會中則設一名由勞工推選之勞工董事，負責人事與福利事務。
B、1952年的「聯邦企業組織法規」：將共同決定製延伸至煤鋼鐵業之外，規定500人以上企業的監事會中應有三分之一的勞工代表。
C、1976年的「員工共同決定法」：規定僱用超過2000人以上企業的監事會中應有二分之一的勞工代表，其勞資雙方在監事會具均等共同決定權。
２、工業民主的運作機制
在高崇耀「德國的工業民主制度」一文中提到，德國的工業關係體系同時建立在三個不同的層次上：第一是企業層次，由個別僱主與其員工代表會在共同決定權上的交涉；第二是產業層次，由僱主團體與工會在團體協商權上的交涉；第三是全國層次，由僱主團體、工會與政府三方在全國一致性事務之協商交涉。而在「西德工業民主制度之研究」中，吳旻欣指出，德國工業民主的工業關係體系，其基礎主要靠下列三個次體系來運作：
A、員工代表會
執行共同決定權的基本單位是員工代表會，其法定適用對象為僱用勞工人數在五人或五人以上之民營企業。員工代表會的主要工作，自然是在改善資雙方對立的態度，進而促進雙方的感情，加強雙方意見的溝通，使企業進行順利，資方的營業獲得增進，而勞方的生活也得到改善。
員工代表會每年應召開四次之工廠會議，且應邀請資方代表參加，資方代表每年至少應有一次在會中報告該廠場之人事、福利、營運政策與狀況，以及未來營運計劃等。
張立民于「員工參与式管理制度在我國企業的應用～以大高雄地區為例」論文中認為，員工代表會的一般任務為：Ⅰ.對於員工及企業有關之措施提出建議案 Ⅱ.就企業協約中有利於員工之規定予以執行上的監督 Ⅲ.接受員工的訴訟及勞資爭議的處理 Ⅳ.安插傷殘者或其他需要保護在企業內就職的員工之工作。
B、監事會
根據高崇耀在「德國的工業民主制度」一文中指出，在廠場層級，既有由一般員工所選舉代表組成之員工代表會，在企業層級，則有員工與工會選出之勞工代表，以與股東代表共組成之監事會，以便使勞工能在更高層次參与企業之決策。
監事會的主席與副主席由全體監事代表的三分之二同意產生。如經投票無法達到三分之二多數，則依法主席由資方代表選之，另副主席由勞方代表選之。故實務上，主席多由資方代表選任。
這種由勞資雙方代表組成且依法每年需召開二至四次的企業內監事會，應負責執行下列職務： Ⅰ.依企業內組織章程所規定之重大政策或計劃的決定 Ⅱ.指定董事會之董事人選 Ⅲ.監督董事會執行業務。
C、董事會
德國企業之董事會應設置一席勞工董事，在吳旻欣的「西德工業民主制度之研究」一文中提到，依目前西德的立法規定，只有煤鋼鐵業及員工二千名以上的企業才能設立勞工董事。勞工董事的任免程序與一般企業之董事類似，是根據監事會代表的三分之二多數決任免之。
雖然與其他資方董事共同處理及決定企業之一般經營事務，企業董事通常較著重人事及福利方面之政策，亦即勞工董事同時肩負有企業經營成敗與維護其所代表勞方工之權益的雙重使命。
董事會運作時，其所作之各項決策需每年向監事會至少報告一次。高崇耀在「德國的工業民主制度」一文中也說到，監事會之監督董事會的權利也不是絕對的，如監事會不同意董事會之決策時，董事會可能將它再交由股東大會來決定，後者之裁決通常較監事會之決定效力高。整體來說，因為董事會是執行企業事務之常設機構，且又有大量專家輔佐，故其在企業內是比監事會更有權力的一個組織。
張立民在「員工參与式管理制度在我國企業的應用～以大高雄地區為例」論文中指出，德國的公司是採取兩層級的組織結構，分為董事會與監事會，亦稱「董監雙元制」。監事會有權指派董事會，可以說是最高的監督機構；董事會則負責實際經營。董監事會的成員均系兼職，一年開會通常不到四次，主要的任務有下列幾項： Ⅰ.考核公司的營運方案，並隨時監督業務活動。Ⅱ.對公司重要的業務決策，享有決定權。Ⅲ.可選任公司之董事，當董事會意圖不軌，影響公司營運時，可予以解散。Ⅳ.詳細查核公司之財務報表及帳目。Ⅴ.對公司年度決算，股利及紅利的分配有審查權。
（二）英國
英國勞工對於產業民主中所謂「高度參与」，即由勞方代表進入董事會一事，受限於英國工會傳統上與資方持相互對立的立場下，無法真正落實產業民主中由勞資雙方共同管理企業的各項政策或措施。雖然如此對於勞工本身的權益、勞動條件、工資等較切身的問題，卻是積極的參与，因此透過與資方談判，協商等機制的團體協商、共同咨商就成為目前英國的產業民主最主要的形式。英國的大儒韋伯夫婦二人在產業民主主義一書中提到「產業之問題在於將何物，如何地，以何種勞動條件下產制。而決定何物的是消費者，決定如何地的是專家們，而工會則只參与以何種勞動條件下產制。」該書繼續提到：「產業民主主義是利用勞雇之集體行動之勞動條件改善運動，也就團體交涉。」
以下，將先針對英國的勞方、資方、政府三方之立場，來了解產業民主在英國之情形，並針對其現有的制度，即共同咨商、團體交涉二項制度在英國之實施成效並提出有效之建議。
１、英國的產業民主：勞、資、政三方之立場
在英國政府對產業民主的看法上，胡國堅先生於「產業民主在英國」 一文中談到：「在1970年代，產業民主在英國是一個相當熱門的議題。當時英國由工黨所執政，工黨基於本身政黨屬性及社會對此一議題的關注，遂指派英國貿易部由巴洛克公爵(Lord Bullock)進行產業民主問題的研究，工黨於1978年提出白皮書，還來不及立法即在1979 年大選失敗，產業民主理念因而失去普及性落實的機會。」
繼之而起的保守黨，於1982年通過的僱用法中規定一個公司如超過250人就應該有適當的規畫將公司的資訊讓員工了解，使有助於公司與員工協商重大事情也只是礙於社會及潮流的趨勢。林大鈞先生於英國產業民主制度回與展望（一）一文中認為：「保守黨對工會所採取的打壓政策及對產業民主所持保留的態度以及工黨每逢大選皆敗，是致使產業民主無法在英國真正實行的重要因素之一。」 ,
資方對產業民主的看法上，胡國堅先生於「產業民主在英國」一文中談到：「資方對於產業民主中讓勞工出席董事會，參与決策的看法上，除了認為對原有的管理階層造成威脅及高階管理者所享有的種種利益受到影響之外，另一重要因素就是英國的工會在1970年代展現出驚人的消極性力量(罷工不斷)。資方對此極為畏懼，深恐如果讓勞工參与董事會將使工會如虎添翼，後果不知是何局面。而有些企業即使有勞工參与董事會，通常是在工會力量大時藉著參与的途徑來弱化工會的力量，所有的決策在勞工參与之前即已決定；違反產業民主中勞資合作之基本精神。」
勞方在產業民主的看法上，其反對的理由並不一致。胡國堅先生於「產業民主在英國」,一文中談到：「工會中左翼的觀點認為勞工階級不應與資產階級合作。右翼工運人士反對勞工參与董事會者則強調勞工應遵循傳統的集體爭議途徑來爭取勞工權益。對於勞工進入董事會的功能也有所質疑，因為勞工董事所佔名額有限，故在表決時必然成為輸家。在這種情況下，勞工參与董事會很可能不但得不到好處，還可能變成替資方背書而己。而在一些已讓勞工進入董事會的產業中，工會往往被合入公司而失去抗衡的力量。因此，英國的勞工傾向以集體協商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再加上英國工會過去的強勢作為及抗爭手段，令英國的資方不得不和工會談判，工會通常由此一過程保障了其自身的利益，因此對產業民主的理念並不怎麼熱衷。」朱柔若先生於「社會變遷中的勞工問題」一書中則認為：「工會對產業民主制度的認識，實際運作機制的了解有限，以及堅持工人是生產關係中之絕對主體的意識形態，在產業民主制度推行的失敗有密切的關連。」
２、英國產業民主的現制
林大鈞先生於「英國產業民主制度回與展望（二）」一文中提到目前英國在實施產業民主的相關制度的情形與成效：
Ａ、共同咨商
英國企業內產業民主制主要形式之一，其為一種由勞資雙方依自願方式，共同選派代表組成之機構。英國政府對於其成立、組織及解散，均采自由放任政策，對於內部組織，職權，任務等，亦不干涉，由各企業自由決定。故其實施情形，各企業頗有差異。一般來說，其實施目的在於：１促使勞工運用知識及誠意，努力達成企業目。２增進勞工對於企業之認同感及改善工業關係。３提供勞工宣洩不滿情緒之管道。另有參与企業日常事務決策之機會。惟其決議案只是建議性質，並無強制執行效力，企業經營權仍操在資方手中。
Ｂ、團體交涉
1970年的工業關係法案第一條即規定，自由及負責之團體交涉為推動良好工業關係之基礎。
全國性團體交涉仍普遍，但廠場層級之團體交涉己日漸盛行。團體交涉之項目範圍，傳統上僅包括工資或其他勞動條件，僱主強烈反對與勞方共同決定有關生產事項以及勞工之僱用、解僱以及財務及營業有關事項等。但根據英國皇家多諾凡委員會之調查報告顯示：工廠事項進行團體交涉時，其談判事項之範圍，一般包括：工作分配、工作量、安全與衛生、人機配備、工作遷調、加班、懲戒、停職、解僱任用、學徒等。若干工廠幹事甚至要求討論企業之事務有關事項。
勞資雙方為協商增進企業內人力資源運用之方法，共同訂定各項生產力改進措施之細節，另進行生產力談判(Productivity Bargaining)，簽訂生產力協約(the Productivity Agreement)。此亦為廣義的團體協約之一種，其目的在使基層勞工有機會參与談判程序，以運用其資方賦權及發展其潛能。
團體交涉與勞資咨商通常並無明顯界限，企業內現行團體之項目範圍，已超過傳統上的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之領域，許多企業已將原列為勞資咨商之事項也列入團體交涉項目。根據調查，大多數企業位設有團體交涉機構，其中有百分之十三單純作為勞資間之團體交涉，而有百分之三十二，具有團體交涉與共同咨商雙重功能。對於資方及管理人員而言，僅約有百分之十認為團體交涉機構並不十分有效。
根據英國之經驗，共同咨商欲行之有效，必需勞資雙方共同努力。若高階管理人員不熱衷出席會議，重要事項不列入議程，且不重視勞工之意見，或勞工代表將會議視為工作中偷閑之方式，則共同咨商制度難免失敗。反之，若能獲得勞資雙方支持，妥善慬謹的規劃，對於會議代表施以適當訓練，則較能成功。
（三）日本
產業民主在日本一般都稱為「日本企業的經營研究」，同樣處於亞洲的日本，擁有一個特點──「終身任職」制度。在張天開的「各國勞資關係制度」一書中也有提到，日本員工從進入一直到退休，都待在同一家企業；因此工會多受到僱主的控制，有「公司工會」的嫌疑，但也因為企業文化的關係，日本的產業民主不如德國式的產業民主，但其意義卻和產業民主有密切的關係，值得比較，因此我們在此簡單的敘述日本的產業民主。
以下，我們將日本的產業民主，就是其所謂的「經營參与」加以探討，分別以日本經營參与的引進、經營參与的意義、經營參与的形態、經營參与與勞資關係此四方面作一說明。
１、日本經營參与的引進
Ａ、日本「經營參与論」的風起雲湧
日本有關經營參与的議論，於70年代后急速抬頭，肇因於公害問題、通貨膨脹問題，而展開的對企業之強烈批判行動中，勞資團體亦相繼提出各種形式的經營參与論。
同盟與日經連於1974年設置「全員經營、經營參与共同研究會」。次年同盟在召開之大會中，提出「實施經營參与體制方案」，揭「讓工會推薦的代表，參与企業監事會」的方針。同年中，社會經濟國民會議、生產性本部等，分別發表有關經營參与的論點。1976年也都有發表相關研究報告書。
Ｂ、個別企業的推行
日本若干企業早已實際跨出「經營參与」的腳步。在當時企業經營參与的實施步調雖然並不快，然而終究給予其他企業「示範帶頭」的作用。例如：
Ⅰ.產經新聞在1974年，已同意依勞動協約，讓工會委員長列席董事會，並承認工會對於「負責營務的重要幹部」之人事干預權。
Ⅱ.日立造船在1975年修改勞動協約，承認工會參与經營審議會的權利。
Ⅲ.松下電器則嘗試導入「勞工出任董監事制」，由原任之工會委員長就任董事。
Ｃ、日本的經營參与異於西歐
日本戰後的社會改革，造成企業資本與經營的分離，這與西歐的經營者擁有大量資本的現象不同，也因此導致日本在實施經營參与上與歐洲的差異。主要是因──勞資關係──的不同使日本大企業亦異於西歐。在資方擁有「絕對經營權」體制下，工會在團體交涉及其他方面的權利多被壓抑，無法及於西歐「產業民主主義」的水準。也因此導致「經營參与」無法成為企業中實際問題的焦點。日本企業在強化經營體制的實施下，藉著名為「參与性的管理」，而實質上為勞務管理手段的「小集團管理」之普及，和兼并團體交涉功能的勞資議制之擴充，展開日本式的經營參与。此觀念在「勞工行政58期中看看別人，想想自己一文中」有提出。
２、經營參与的意義
Ａ、經營參与的一般定義
經營參与，即為針對此定義下的「企業經營權」之參与；亦即企業活動中所必需的勞動者，以其身份，在其職位上，對於企業經營權的參与。勞動者的經營參与，乃指勞動者個人，或組織的代表，針對企業或工廠內，管理者對於經營方針、投資計畫等屬於經營權事項的決策或執行，發表意見，或擁有某種程度的規範作用。
Ｂ、經營參与在日本的代表意義
日本式經營參与，基於「勞資間並不存在階級利益對立」的觀念，兼之勞動工會採取企業內組織的形態，無法擺脫「企業歸屬意識」的前提下，究其而言，經營者所期待于經營參与的，不如說是勞動工會放棄原有職責，以企業的經營管理、勞務管理的協助身份和立場，達到企業提高生產性及合理化的經營目標。
Ｃ、日本經營參与定型于「勞資協議制」的說法
工會於配合企業「提高生產性」和「合理化」政策的行動上，使工會變質為企業的生產協助機關。因此充實勞資協議制並強化其功能。但並不等於經營參与，也無法完全代表經營參的所有實況。只能視它為有相當重要的份量。
３、日本經營參与的形態
Ａ、「參与層次」的形態及內容
經營參与在「層次」上的形態，一般區分為企業層次、事業所層次和現場層次。在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陳周欽的碩士論文，日本企業經營之研究一書中就有提到這三個層次，並有詳加探討。
Ⅰ.企業高階層次的經營參与：著眼于和企業發展有關的經營方針、決策問題、經營計劃、生產銷售策略、研發等等。通常是指「勞工出任董監事制」。此制度，或類似制度的導入，主要是由經營者發起，目的在確保員工對於經營危機中的企業之協助，或謀求企業人心之整合。因此並非僅限於「勞工出任董監事制」。但在經營決策上，有朝勞資會議的上層擴大的趨向。不在「黑盒子」中作業，但正式成立「經營決策為討論事項」的勞資高階會議仍少數。但在非正式的勞資高階懇談場合中，經營者委婉地向工會解說特定的經營政，或與戰略決定的有關消息，或聽取勞方意向動態的情況。
Ⅱ.事業所層次的經營參与：大多透過勞資協議制，參与企業經營權的執行之有關事項、僱用、升遷、人事制度規則等等。屬於「勞資協議制」的範圍。透過事前協議、團體交涉或勞資協議制度，對於經營權予以預先的、內部的規制。
Ⅲ.現場層次的經營參与：和日常企業活動有關，包括每季或每月的生產計劃、勞動環境及待遇福利。與前兩種層次的參与不同，是為直接參与。利用目標管理、參与性領導、工作擴展和強化、自發性小集團活動等「參与性的管理活動」，在日本被大力推展。和日本集團主義方式結合，產生獨特的日本式運作方式。重點則放在集團目標上，採取集團性的作法。包括ＱＣＣ（品管圈）、自主管理、無缺點運動、等方式，是日本勞資關係中，經營參与中的重要一面。
Ｂ、「參与執行方式」的形態
在日本的形態在一般各國的形情有所不同，大致如下：
Ⅰ.「經營決策」與「所有」之參与
日本企業內經營協議會的活用，可達實質上的經營參与，且日本的團體交涉和勞資協議制，在個別企業、事業所內，立於支配性的優越地位，二者功能上的相輔相成。在探討日本的經營參与時，除團體交涉和勞資協議制外，僅能限定於「勞工出任董監事制」及現場層次的勞動者參与等範圍。
Ⅱ.「工作」之參与
工作的上的參与，系透過現場的小集團活動等方式，在企業間廣泛展開，技術革新與生產力向上運動的強力推進下，提高從業員工作意願，唯有重視工作場上下意思之溝通，和激勵勞動者的自發參与意願著手。
４、日本經營參与與勞資關係
經營參与型勞資關係，為日本勞資關係的特色。基於「全員參与」之構想的日本經營參与，其特質與日本式經營及勞資關係的特質密不可分。形成日本勞資關係的最主要因素，在勞工行政書中胡國堅先生就提到，日本有「家意識」及「企業集團意識」導致強烈的「一體感」和「整合思想」。存在日本企業經營中的：與企業契合的工會意識，以企業為中心的家意識及終身僱用制的施行等，成為促進經營參与的誘因。
因此，日本企業中的監事會，其所具之許可權和功能相當有限，不如德國之許可權。因此在日本，勞動者代表參与監事會的情形，在實質上仍稱不上經營參与。因為在日本大企業的權力結構和決策結構，存在著「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及「經營者支配體制」的特徵，大企業的經營者（社長），擁有企業最高決策的決定權，董事會成為形式化的虛設組織。
經濟民主化的意義
經濟民主是比較容易理解的事情，即便在非民主政治制度下，它也有維護個人權利的功能。因此，它壹方面被寄於對專制和威權制度進行和平演變的希望，另壹方面被權勢集團用來抵抗社會政治變革暨對民主轉型持消極態度。後者，給壹些閱讀不足但以「文化人」自居者以個案成功說服庶眾的理由：妳看，我不問政治，自己的日子過得很好。用政治自由的喪失換取經濟民主、消費自由，是前轉型社會的偽精英常態。對於此類讕言，無須展開批判，因為大多數中國人有些類的案例參照，儘管那些參照遠未贏得實質尊重。
重點是前者。即便不使用「和平演變」，在轉型理論大師享廷頓那裡，它是經濟改革促動政治改革的思路無疑。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他認定：「在那些已經達到中上經濟水平的國家比較容易出現政治變革，而社會環境也較有利於政治競爭，因此，經濟和社會環境對擴大政治競爭和參与較為有利。」大師理論當然有實證支持，問題是，如果這個過程出現小概率事件，那麽，經濟民主將會遭到什麼程度的破壞？進壹步地說是：理論上從中等陷阱走出的國家由於整體經濟風險掉回陷阱，將給人什麼樣的啟示？
壹、重要細節：間接性的兩面性
最典型的掉回陷阱者是拉美的委內瑞拉。在危機發生前，它的發展經濟學特徵相當好，如適齡人口識字率百分之壹百，人均GDP十二年間（壹九九九至二〇壹壹）從四千壹百美元達到壹萬美元以上。它有半民主半威權的制度經濟學特徵，但它終於因經濟結構單壹、所有制偏重國企（高壟斷）而在全球石油價格危機下，重回陷阱。而且，全球油價危機不只是導致了本次危機，壹九八三年，基督教社會黨在受累于油價危機，輸給了民主行動黨。處於前轉型社會的中國在政治制度方面遠不如委內瑞拉，沒有半民主，只有整威權且有向獨裁回歸的可能。其與前者的兩種經濟同構性，即房地產類于石油收入的高比例以及國企功能的無無限大（至少設想如此），那麽，即便不說經濟崩潰導致的政治崩潰，只看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就會可怕的後果。首先是在宏觀調控層面會回歸大框管理，即是說國家計劃的地位極度突出，中微觀層的代價不予考慮，那怕由此導致政治鎮壓——只要高端計劃大框在，其他壹切代價均不考慮；其次，經濟民主遭受損害，儘管這樣的損害有它的傳統文化合法性——維護政治高端集團的生存必須讓老百姓負出代價，從商鞅到習近平，本質上就這麼壹個思路。
在進行大框管理批判之前，關於經濟民主的相對充分認識是應當確立的。美國十九世紀晚期到二十世紀初的直接經濟民主失去主體地位，是個值得認真對待的例子。直接的經濟民主是壹種選擇（微觀投票）權利，其如顧客向皮匠預定自己喜歡（想象）樣式的皮鞋。然而，廣告興起，顧客尚能選擇自己的喜歡，但預定市場極大縮小，轉而由廣告引導，廣告引發進壹步的消費民主是事實，但消費者判斷力的下降也是基本事實。幸好的是，壹套發達的間接經濟民主體系與國家單元內的全面民主相關聯，其如輿論功能可以監督包括商業權力在內的任何權力。與此同時，沒有大框管理慾望的國家層面之經濟立法也不會提植入惡意，使伴隨廣告業而來的經濟情報工作完全私人化。這在大框管家理的經濟體是不可能，統計數據的產生與事前統計行為是要納入法規的。因此，大框管理必然產生壹個龐大的以法（不是「依法」）為食的族群。
經濟民主在非大框管理的經濟體系會以看似偶然的形式把政治民主效應帶給社會。現在已經不太有熱度的斯諾登爆料以及維基解密，實際上是與複印機的產生相關聯的。仍是美國案例，「有了施樂複印機，任何人都能立即把任何文件複製出來」，複印的效果實現了發明者「擴大知識和真理」的初衷，但是，對政府信息的過度保密也是巨大的衝擊，乃至五角大樓的內部文件被公開。這是壹個技術進步誘致制度變遷的經典案例，但更主要的是告訴世人：信息消費不管免費與否，它是整個經濟民主與消費自由的重要組成部分。壹個以國家秘密或社會穩定為由壓制言論自由、截斷信息流動的管理體系，本質上就是反經濟民主的。
大框管理就其內在邏輯而言，是不能自洽的，這是因為在經濟利益層面它很粗暴，旨在保證統治階層的收入水平不受外界影響，其他均被視為不足為道；另壹方面，為保證這個大框的有效存在，必然制定諸多規制，就是用繁密的法律條文限制非統治階層謀求自己的利益。這個內在矛盾直接表現為政治腐敗。當然，政治腐敗只是很近晚的視角，它在歷史文化層面又是合法的。不妨看看兩個制度體系相對完整的中國王朝經驗，壹個是明朝，壹個是唐朝。（這裏的時序之倒是有意安排的，從利益而制度的分析較為便當。）
二、傳統陷阱：複製性的空茫性
明朝的財政制度（食貨）核心是「吃飯問題」，謂之「國家經費，莫大於祿餉」，第壹等級或第壹項制度設置條文是「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至於官僚體系的歲供（工資）不須引入與展開，只看這個經費制度的恩典性就知道今之江山主義或曰封建射穢主義是有其文化合法性的，所以，習近賓士下的黨權更願恢復傳統文化的影響力。明朝財政制度的恩典性受到了王朝經濟能力遞減的影響，但是，本質未變，例證是：「宗室有罪革爵者曰庶人。英宗初，頗給予糧，嘉慶中，月支米六石。萬曆中減至二石或壹石。」形象地說，紅色貴族人員犯罪之後，仍可以領到最低限額基本工資，而平民出身者則無此幸運。
唐朝財政制度里的保證等級序列雖然沒明朝那樣露骨，但是，恩典性特徵十分明顯，其如李治即位之初，對其祖父李淵做隋朝官員時的低級隨從予以專門賞賜，「高祖時婿徒隨材擢用，賜高年衣物粟帛各有差」。隨著王朝統治的鞏固，最高統治者更偏好對自己的恩典，即從佔有自由支配的巨額財政收入上滿足自己的效用。比如，李隆基時代通過極為惡劣的稅收制度與稅官任命，積累高額財政贏餘，到內戰發生的危急情況下，都不想動作，還要從社會博取戰爭專項費用。史書記曰：「及安祿山反於范陽，兩京倉庫盈溢而不可名。楊國忠設計，稱不可耗正庫之物，乃使御史崔眾于河東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間得錢百萬。」後來的戰爭進程不僅使那些花錢買僧尼道資格的人喪失了重大經濟利益，而且，西安與洛陽的皇家財政實物儲存被叛軍所得。唐朝中後期的財政制度失敗完全起因於玄宗時代的昏悖。後世專寫的該朝《食貨志》序言部分（可比照中共國家憲法文本的序言來理解這壹格式），對導致財政制度惡化的玄宗時代政策制定人進行了嚴肅道德批判：「太平既久，天下於安，人不願亂。而此數人，設詭計以侵擾之，凡二十五人，同為剝喪，而人無敢言。」這種批評是有局限性的，儘管不能拿現代政治文明標準去衡量久遠的歷史狀況，但是，此二十五人行為所依賴的制度體系提供了致「人無敢言」的法律基礎，才是問題的另壹本真。所以，就算到今天中共國家將大框管理推到極致的時候，法律支持仍不可或缺。簡言之，大框管理的概貌是：經濟政策粗放，法律條文嚴密。
中共國家的法律體是正當嗎？或者，近期的文化特定複製性能實心化嗎？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不管謂其法系屬大陸法系還是蘇俄法系，都是加進現代性因素的中華法系。既然有現代因素，就不可能不與宗教相關聯；其次，中共國家的宗教本質是個人崇拜（現實的人僭越彼岸的神）加上傳統文化的宗教化提升。然而，孔儒與宋明理學終究沒突破亞宗教地位。所以，這個有現代性因素的法律體系必然是混亂的，結果呢，習近平政治掉進商鞅主義陷阱，追求那種「使法必行之法」的法制（與「法治」不同）理想。習近平對商鞅主義（比孔儒更強大的精英政治傳統）的痴迷無須展開論述，並且，我本人也有民主轉型科學內的相關專題論述。在本文中要說的是，習近平政治體系是個比商鞅主義更蹩腳的東西。商鞅主張體制內低福利，必須做到「刑九賞壹」而不是相反的「賞九刑壹」。對比之下，習近平政治繼承自中共建政以來的體制內高福利本質上是「賞九罰壹」而絕非「刑九賞壹」。這是中共國家委內瑞拉化的另壹重要原因。
極權主義政權史已經表明，它由於虛化宗教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導致了社會道德崩解，而從經濟民主角度講，那種惡劣政策等於消滅了庶眾免費精神消費的合法層面。同時，道德崩解也使法律空心化情形更加嚴重。回觀純學術史，法律的現代性至少有兩點是基石性的：第壹，不考慮宗教因素，不僅無法認識美國法律史，而且，「也無法理解十九世紀的美國法律」；第二，「宗教觀念」在現代歐洲大陸債法的歷史中起過重大作用。純理論分析結合中國委內瑞拉化趨勢，可以得出三個實證政治學結論：（壹）所有的政教分離政治治理模式均是最小化宗教對行政的影響，而對法律的影響不曾也不可能隔絕；（二）習近平政治與已經失敗的極權主義政權史的命運壹樣，是反現代性的；（三）習近平政治的威權主義思想資源更多地來源於中國傳統（尤其商鞅主義）而非已經有過的國際政治的國家案例，所以，它最終必然是反人民的。
三、兩個四條：結構性的決定性
反人民，是商鞅主義的核心，這個核心性也是北宋王安石改革失敗的最重要原因。在個體思維質量上，王安石更是大有問題：明明商鞅（以及其後所有改革者）並未能解「使法必行」的困局，但他還是以詩句「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來歌頌商鞅。這裏面的寄寓可以理解，但它並不構成不負改革之敗責任的理由。同理，習近平的所謂全面改革之大敗，在歷史書寫方面有意義甚或很悲壯，但這並不構成今日免責的理由，尤其是厲行威權主義給社會造成的傷害是無法免責的。這當中，「七〇九」事件表現出對人民裏面「無官而長」的公共人物的極端仇視，而後者正是建構公民社會、推動民主轉型的高能人力資源；北京火災后的大驅趕事件則表現對人民裏面「無祿而富」的嫉妒，而後者則是過來有限經濟民主、消費自由的壹大成果。
習近平政治從全面改革到全面失敗意味著中國社會轉型的必要。轉型科學與政治實踐必須維護庶眾的經濟民主、消費自由，而做到這壹點就必須否定大框管理而進行反框設計。反框設計的要點必然是：第壹，名義全民回歸實質全民，把國家管控下的所謂國有資產量化給人民；第二，農村土地取消名義上的集體所有制，完全回歸農民個人所有，是否實行集體制則取決於各傳統單元的集體表決意願，而不是全國統壹法律；第三，全面免費醫療，高等教育分成嚴格的公立與私立兩塊，公立壹塊免費；第四，建立國家財政支撐的青年住房平權基金，讓工作狀態的婚齡青年獲得五到十年的無租金住房，而後，再用個人的積累進行私有房屋購置。這四條是結構性的，也是決定性的；沒有這四條，民主轉型后，整個社會的經濟民主質量會很低，消費自由也不會有質量上的提升。
民主轉型的社會政治基礎仍然不可忽略，儘管上述的結構性與決定性很有影子內閣性質。所以，相應的文化倫理必要性選擇是：（壹）對威權主義暨個人崇拜的傳統進行批判；（二）對源自傳統的個性獨立文化予以光大；（三）推進平民主義觀念，尤以教育中的適當學歷為主；（四）政教分離基礎上的廣泛法因吸收，即是諸宗教中的善性與良治觀點壹起構成新法系的價值基礎。這當中，第壹條與第三條更具實踐性也可以短期見效。比如說，大框管理的反動性在文化上，它與商鞅主義關聯，似乎表現出創造性，因為「不法古，不修今」的氣概意味著壹切規範（條框）均可造成與眾不同的變異，從而製造出行為者被崇拜的氣氛。然而，此等「兩不」正是獨裁主義分子知識上無可能的印證，即是說，某種制度設計既不精鍊歷史以提有益也不調研現狀以合人望，那麽，它肯定是無效的。狹義到經濟領域，只能是規模性推進而不計較會計學上的可能。中共國家政權史上的大躍進（大鍊鋼鐵）就是此等貨色。至於「平民主義——適當學歷」這個理性民粹結構已由特朗普政治的成功予以證實，在競選時他說：「我愛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壹般理解這是競選策略，但實質上，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出現問題，在教育投資上最直接地傷害了底層社會；壹方面，教育質量下降，使受教育者及其家庭難以獲得消費者剩餘；另壹方面，像貨幣現象的通脹壹樣，文憑通脹成為社會常態。
關於個性獨立文化與宗教共構法系價值可以用壹個著名反論來說明，是為普魯東與曾經的政治合作者馬克屎的「免談」。前者反對新的偏執、新的使徒姿態，因此，要鼓勵不同意見暨反對壹切排他主義。這是後者所無法接受的，因此，也就導致了前者所說的「否則，免談」。「共產主義這種讓生氣、絕對不容異己的狹隘性」當然導致它的政治失敗，因此，蘇聯的政權實踐出了如此結果：政治精英對學術界的統治，聲勢浩大的異己思想整風，異己少數民族的大規模安置。等等。這樣的政權在法律、經濟諸方面明顯失敗不是任何改革所挽救得了的！
結論 轉型乃道德自新機會
極權主義政權史表明，它們拒不承認自己在法律、經濟、宗教、文化諸方面的全面失敗，「改革」不僅是欺騙社會的幌子，也是統治體系的致幻劑。為了防止幻想被異見力量打破，政權會採取違背自己法律的政治打擊，實行國家恐怖主義。中共國家的「七〇九事件」的國家恐怖主義性質既不亞於此前二十六年的廣場開槍，也不亞於蘇聯對社會精英的殘酷流放。然而，無論如操弄「改革」符號，極權主義政權最終在經濟方面必然表現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不僅表現在巨大的社會不公平方面，而且，隱蔽地表現在大框管理的政策操作中。比如，經濟政策頂尖決策層根本不擔心銀行壞賬，因為那些壞賬經由國家權力可以瞬間攤銷給公眾（狹義為儲戶）。
外國觀察家對攤銷行為津津樂道：「壞賬規模有可能比壹些人所說的少百分之四十；因為他們沒有注意到壹個事實，即壞賬中的這壹部分可以全部被銷賬。」當然，壹些具有分析能力的資產高凈值人士為了避險，開始向海外轉移自己的資產。忽略這個微觀層面問題不計，針對大框管理的反框設計放在轉型科學裏面，本質上是給中國社會壹次經濟道德自新的機會。這次機會到來后，自然會消滅可惡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改造社會必須深化民主
人類生命要永續不滅就必須要走向世界大同,古代就有人有了這種意識,否則人類必互砍而亡,而大同首先要求人類必須有愛人如已的精神,不愛人是不可能大同的,但是愛人是要用具體的方法與手段作基礎去實現的,籠統地講大同沒有現實意義,必須有核心價值觀的方法與手段,本人不才提出過三個民主理論,就是為了實大同而創的。
因為人類社會太複雜,世界要想大同,只能走民主化的大同,而單方面的民主化必仍是不平等的社會,不可能是真正的大同,所以,必須要全面的民主化.全面的民主化整合起來看也就是在政治.經濟.文化三個方面的民主化,所以本人認為三個民主就是實現大同的價值觀與理論工具,當然本人只是作了壹個總述,具體的還要在實踐中去探索.檢驗與完成.
所謂三個民主即:政治民主、經濟民主、文化民主．人類壹切活動不超出這三方面．
政治民主分為國際政治民主與國內政治民主兩大範圍。國際政治民主上我主張聯合國升級進化為世界聯邦民主政府，軍隊世界化，統壹化，駐紮世界各地。各個聯邦國只保留有自主權的警察系統．國內政治民主上我主張是射穢主義大眾民主憲政（包括:射穢主義大眾民主政黨立憲制,這個是資本主義君主立憲制的進化,有人也說可以叫黨主立憲制,適合於當代的民主國家）.
經濟民主分為國際經濟民主，國內經濟民主，及企業內經濟民主。國際經濟民主是以全球重要及稀有資源共享，先按全球人口有計劃的配額化的民主協商分配,然後各自根據需要可以轉讓配額,達到各取所需目的.國內經濟民主是以國家範圍內的資源由全民的共產共享和企業內經濟民主是以「耕者有其田、工者有其股」為主要標誌的按照資源股，投資股，勞動股三方共享的人人有股的集體共享。
文化民主以人權至上為原則，包容壹切宗教神話及主義信仰，並用現代科學化解讀壹切，使各種文化公平竟爭，有用的就保留，無用的棄之，從而合眾歸壹,把世界融合為真正的以人為本，自由民主，天人合壹，與自然和諧的普世文化．
．
政治民主目的是使人民真正的當家作主，這是壹切的關鍵．經濟民主目的是共同富裕，人人有股,消除階級與階級鬥爭,利益共享,風險共擔。文化民主目的消除意識上思維上族群上的鬥爭，使人類走向融合和解，文明理性科學！
一國先在國內建壹個小範圍的大同試驗區,也就是搞壹個小天國的試驗,成功后再到區域內，最後走向國際，直至世界大同！
三個民主是理想主義理論，目標直指真正的民主化的共產共享的天國大同世界，它指明了未來方向，但並不是要求革命式的壹步到位，而是與生產力發展同步，通過民主化大同壹步步地逼近理想狀態.原則上以非暴力運動為主導,先建立具體的三個民主的制度基礎,並倡導基督的愛人如已的精神來實現人類的和解.如果沒有愛人如已的精神是永遠不能實現大同的。
最後總結壹下大同價值觀就是:"三個民主壹個愛",沒有愛其他壹切都是白說,愛是大同的頭與上體,而三個民主是其的支架下體基礎,如同鼎之三足,少壹個都不行的。沒有基礎支架就不可能產生真正的愛。
經濟民主的制度設計
各國的產業民主
經由以上各學者以及團體針對其不同角度對產業民主所下的定義，我們仍有必要針對產業民主在各先進國家實施之現況作一了解，故我們選定對產業民主制度的執行有一套完善制度的德國，及推行產業民主制度甚早的英國，還有與我們國情相近的日本。以下，即為我們對這三個國家實施產業民主制度之探討。
（一）德國
在路心鏡所撰的「工業民主制下勞工參与管理之研究」論文中提到，德國在戰後，由於是戰敗國，故陷入了經濟恐慌的困境，再加上日耳曼民族傳統守紀律、重秩序的性格，因此工業民主在德國變成了最系統化的典型，一切以法為依歸，采立法方式行之。
而高崇耀在「德國的工業民主制度」一文中更指出，德國政府藉由立法、法令解釋、與法院的判決所創造出來的工業民主制度，使德國數十年來勞資關係始終保持和諧，爭議極少發生，勞工生產力也一直名列世界前茅。
我們將從德國實施工業民主的演進，包括相關法令制定的過程及運作機製作一陳述。
１、德國工業民主制度的演進
根據胡旻欣「西德工業民主制度之研究」之論文，德國本身讓勞工參与企業經營的立法構想，是始於1848年在法蘭克福國民大會上所提出之工廠法草案第四十二條至第四十五條之規定；這個草案並未完成立法手續，但有些企業家仍將這種「勞工委員會」引進到他們的工廠，讓其員工有機會提出他們的要求，以便勞動者得藉此機構將工廠內各種苦衷及煩惱反映給僱主，並作為解決問題的參考。故當時雖還沒有真正法律上的依據，但事實上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已有勞工委員會的設置，但這均為任意性的，設置與否均任由僱主自行決定。
德國的工業民主，其正式見諸於法律，可追溯至1916年，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政府規定某些重要產業需設置員工代表會，至1920年員工代表法始采強制施行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勞工對企業層次的影響力因各種有關共同決定權的法令陸續制定而逐漸增強，在「勞動者特刊」一書中列出，其中較重要者如下：
A、1951年的「煤鋼鐵業共同決定法」：規定受僱員工超過1000人之煤鋼鐵業，監事會中應有二分之一的勞工代表，勞資雙方具完全相等之共同決定權利，董事會中則設一名由勞工推選之勞工董事，負責人事與福利事務。
B、1952年的「聯邦企業組織法規」：將共同決定製延伸至煤鋼鐵業之外，規定500人以上企業的監事會中應有三分之一的勞工代表。
C、1976年的「員工共同決定法」：規定僱用超過2000人以上企業的監事會中應有二分之一的勞工代表，其勞資雙方在監事會具均等共同決定權。
２、工業民主的運作機制
在高崇耀「德國的工業民主制度」一文中提到，德國的工業關係體系同時建立在三個不同的層次上：第一是企業層次，由個別僱主與其員工代表會在共同決定權上的交涉；第二是產業層次，由僱主團體與工會在團體協商權上的交涉；第三是全國層次，由僱主團體、工會與政府三方在全國一致性事務之協商交涉。而在「西德工業民主制度之研究」中，吳旻欣指出，德國工業民主的工業關係體系，其基礎主要靠下列三個次體系來運作：
A、員工代表會
執行共同決定權的基本單位是員工代表會，其法定適用對象為僱用勞工人數在五人或五人以上之民營企業。員工代表會的主要工作，自然是在改善資雙方對立的態度，進而促進雙方的感情，加強雙方意見的溝通，使企業進行順利，資方的營業獲得增進，而勞方的生活也得到改善。
員工代表會每年應召開四次之工廠會議，且應邀請資方代表參加，資方代表每年至少應有一次在會中報告該廠場之人事、福利、營運政策與狀況，以及未來營運計劃等。
張立民于「員工參与式管理制度在我國企業的應用～以大高雄地區為例」論文中認為，員工代表會的一般任務為：Ⅰ.對於員工及企業有關之措施提出建議案 Ⅱ.就企業協約中有利於員工之規定予以執行上的監督 Ⅲ.接受員工的訴訟及勞資爭議的處理 Ⅳ.安插傷殘者或其他需要保護在企業內就職的員工之工作。
B、監事會
根據高崇耀在「德國的工業民主制度」一文中指出，在廠場層級，既有由一般員工所選舉代表組成之員工代表會，在企業層級，則有員工與工會選出之勞工代表，以與股東代表共組成之監事會，以便使勞工能在更高層次參与企業之決策。
監事會的主席與副主席由全體監事代表的三分之二同意產生。如經投票無法達到三分之二多數，則依法主席由資方代表選之，另副主席由勞方代表選之。故實務上，主席多由資方代表選任。
這種由勞資雙方代表組成且依法每年需召開二至四次的企業內監事會，應負責執行下列職務： Ⅰ.依企業內組織章程所規定之重大政策或計劃的決定 Ⅱ.指定董事會之董事人選 Ⅲ.監督董事會執行業務。
C、董事會
德國企業之董事會應設置一席勞工董事，在吳旻欣的「西德工業民主制度之研究」一文中提到，依目前西德的立法規定，只有煤鋼鐵業及員工二千名以上的企業才能設立勞工董事。勞工董事的任免程序與一般企業之董事類似，是根據監事會代表的三分之二多數決任免之。
雖然與其他資方董事共同處理及決定企業之一般經營事務，企業董事通常較著重人事及福利方面之政策，亦即勞工董事同時肩負有企業經營成敗與維護其所代表勞方工之權益的雙重使命。
董事會運作時，其所作之各項決策需每年向監事會至少報告一次。高崇耀在「德國的工業民主制度」一文中也說到，監事會之監督董事會的權利也不是絕對的，如監事會不同意董事會之決策時，董事會可能將它再交由股東大會來決定，後者之裁決通常較監事會之決定效力高。整體來說，因為董事會是執行企業事務之常設機構，且又有大量專家輔佐，故其在企業內是比監事會更有權力的一個組織。
張立民在「員工參与式管理制度在我國企業的應用～以大高雄地區為例」論文中指出，德國的公司是採取兩層級的組織結構，分為董事會與監事會，亦稱「董監雙元制」。監事會有權指派董事會，可以說是最高的監督機構；董事會則負責實際經營。董監事會的成員均系兼職，一年開會通常不到四次，主要的任務有下列幾項： Ⅰ.考核公司的營運方案，並隨時監督業務活動。Ⅱ.對公司重要的業務決策，享有決定權。Ⅲ.可選任公司之董事，當董事會意圖不軌，影響公司營運時，可予以解散。Ⅳ.詳細查核公司之財務報表及帳目。Ⅴ.對公司年度決算，股利及紅利的分配有審查權。
（二）英國
英國勞工對於產業民主中所謂「高度參与」，即由勞方代表進入董事會一事，受限於英國工會傳統上與資方持相互對立的立場下，無法真正落實產業民主中由勞資雙方共同管理企業的各項政策或措施。雖然如此對於勞工本身的權益、勞動條件、工資等較切身的問題，卻是積極的參与，因此透過與資方談判，協商等機制的團體協商、共同咨商就成為目前英國的產業民主最主要的形式。英國的大儒韋伯夫婦二人在產業民主主義一書中提到「產業之問題在於將何物，如何地，以何種勞動條件下產制。而決定何物的是消費者，決定如何地的是專家們，而工會則只參与以何種勞動條件下產制。」該書繼續提到：「產業民主主義是利用勞雇之集體行動之勞動條件改善運動，也就團體交涉。」
以下，將先針對英國的勞方、資方、政府三方之立場，來了解產業民主在英國之情形，並針對其現有的制度，即共同咨商、團體交涉二項制度在英國之實施成效並提出有效之建議。
１、英國的產業民主：勞、資、政三方之立場
在英國政府對產業民主的看法上，胡國堅先生於「產業民主在英國」 一文中談到：「在1970年代，產業民主在英國是一個相當熱門的議題。當時英國由工黨所執政，工黨基於本身政黨屬性及社會對此一議題的關注，遂指派英國貿易部由巴洛克公爵(Lord Bullock)進行產業民主問題的研究，工黨於1978年提出白皮書，還來不及立法即在1979 年大選失敗，產業民主理念因而失去普及性落實的機會。」
繼之而起的保守黨，於1982年通過的僱用法中規定一個公司如超過250人就應該有適當的規畫將公司的資訊讓員工了解，使有助於公司與員工協商重大事情也只是礙於社會及潮流的趨勢。林大鈞先生於英國產業民主制度回與展望（一）一文中認為：「保守黨對工會所採取的打壓政策及對產業民主所持保留的態度以及工黨每逢大選皆敗，是致使產業民主無法在英國真正實行的重要因素之一。」 ,
資方對產業民主的看法上，胡國堅先生於「產業民主在英國」一文中談到：「資方對於產業民主中讓勞工出席董事會，參与決策的看法上，除了認為對原有的管理階層造成威脅及高階管理者所享有的種種利益受到影響之外，另一重要因素就是英國的工會在1970年代展現出驚人的消極性力量(罷工不斷)。資方對此極為畏懼，深恐如果讓勞工參与董事會將使工會如虎添翼，後果不知是何局面。而有些企業即使有勞工參与董事會，通常是在工會力量大時藉著參与的途徑來弱化工會的力量，所有的決策在勞工參与之前即已決定；違反產業民主中勞資合作之基本精神。」
勞方在產業民主的看法上，其反對的理由並不一致。胡國堅先生於「產業民主在英國」,一文中談到：「工會中左翼的觀點認為勞工階級不應與資產階級合作。右翼工運人士反對勞工參与董事會者則強調勞工應遵循傳統的集體爭議途徑來爭取勞工權益。對於勞工進入董事會的功能也有所質疑，因為勞工董事所佔名額有限，故在表決時必然成為輸家。在這種情況下，勞工參与董事會很可能不但得不到好處，還可能變成替資方背書而己。而在一些已讓勞工進入董事會的產業中，工會往往被合入公司而失去抗衡的力量。因此，英國的勞工傾向以集體協商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再加上英國工會過去的強勢作為及抗爭手段，令英國的資方不得不和工會談判，工會通常由此一過程保障了其自身的利益，因此對產業民主的理念並不怎麼熱衷。」朱柔若先生於「社會變遷中的勞工問題」一書中則認為：「工會對產業民主制度的認識，實際運作機制的了解有限，以及堅持工人是生產關係中之絕對主體的意識形態，在產業民主制度推行的失敗有密切的關連。」
２、英國產業民主的現制
林大鈞先生於「英國產業民主制度回與展望（二）」一文中提到目前英國在實施產業民主的相關制度的情形與成效：
Ａ、共同咨商
英國企業內產業民主制主要形式之一，其為一種由勞資雙方依自願方式，共同選派代表組成之機構。英國政府對於其成立、組織及解散，均采自由放任政策，對於內部組織，職權，任務等，亦不干涉，由各企業自由決定。故其實施情形，各企業頗有差異。一般來說，其實施目的在於：１促使勞工運用知識及誠意，努力達成企業目。２增進勞工對於企業之認同感及改善工業關係。３提供勞工宣洩不滿情緒之管道。另有參与企業日常事務決策之機會。惟其決議案只是建議性質，並無強制執行效力，企業經營權仍操在資方手中。
Ｂ、團體交涉
1970年的工業關係法案第一條即規定，自由及負責之團體交涉為推動良好工業關係之基礎。
全國性團體交涉仍普遍，但廠場層級之團體交涉己日漸盛行。團體交涉之項目範圍，傳統上僅包括工資或其他勞動條件，僱主強烈反對與勞方共同決定有關生產事項以及勞工之僱用、解僱以及財務及營業有關事項等。但根據英國皇家多諾凡委員會之調查報告顯示：工廠事項進行團體交涉時，其談判事項之範圍，一般包括：工作分配、工作量、安全與衛生、人機配備、工作遷調、加班、懲戒、停職、解僱任用、學徒等。若干工廠幹事甚至要求討論企業之事務有關事項。
勞資雙方為協商增進企業內人力資源運用之方法，共同訂定各項生產力改進措施之細節，另進行生產力談判(Productivity Bargaining)，簽訂生產力協約(the Productivity Agreement)。此亦為廣義的團體協約之一種，其目的在使基層勞工有機會參与談判程序，以運用其資方賦權及發展其潛能。
團體交涉與勞資咨商通常並無明顯界限，企業內現行團體之項目範圍，已超過傳統上的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之領域，許多企業已將原列為勞資咨商之事項也列入團體交涉項目。根據調查，大多數企業位設有團體交涉機構，其中有百分之十三單純作為勞資間之團體交涉，而有百分之三十二，具有團體交涉與共同咨商雙重功能。對於資方及管理人員而言，僅約有百分之十認為團體交涉機構並不十分有效。
根據英國之經驗，共同咨商欲行之有效，必需勞資雙方共同努力。若高階管理人員不熱衷出席會議，重要事項不列入議程，且不重視勞工之意見，或勞工代表將會議視為工作中偷閑之方式，則共同咨商制度難免失敗。反之，若能獲得勞資雙方支持，妥善慬謹的規劃，對於會議代表施以適當訓練，則較能成功。
（三）日本
產業民主在日本一般都稱為「日本企業的經營研究」，同樣處於亞洲的日本，擁有一個特點──「終身任職」制度。在張天開的「各國勞資關係制度」一書中也有提到，日本員工從進入一直到退休，都待在同一家企業；因此工會多受到僱主的控制，有「公司工會」的嫌疑，但也因為企業文化的關係，日本的產業民主不如德國式的產業民主，但其意義卻和產業民主有密切的關係，值得比較，因此我們在此簡單的敘述日本的產業民主。
以下，我們將日本的產業民主，就是其所謂的「經營參与」加以探討，分別以日本經營參与的引進、經營參与的意義、經營參与的形態、經營參与與勞資關係此四方面作一說明。
１、日本經營參与的引進
Ａ、日本「經營參与論」的風起雲湧
日本有關經營參与的議論，於70年代后急速抬頭，肇因於公害問題、通貨膨脹問題，而展開的對企業之強烈批判行動中，勞資團體亦相繼提出各種形式的經營參与論。
同盟與日經連於1974年設置「全員經營、經營參与共同研究會」。次年同盟在召開之大會中，提出「實施經營參与體制方案」，揭「讓工會推薦的代表，參与企業監事會」的方針。同年中，社會經濟國民會議、生產性本部等，分別發表有關經營參与的論點。1976年也都有發表相關研究報告書。
Ｂ、個別企業的推行
日本若干企業早已實際跨出「經營參与」的腳步。在當時企業經營參与的實施步調雖然並不快，然而終究給予其他企業「示範帶頭」的作用。例如：
Ⅰ.產經新聞在1974年，已同意依勞動協約，讓工會委員長列席董事會，並承認工會對於「負責營務的重要幹部」之人事干預權。
Ⅱ.日立造船在1975年修改勞動協約，承認工會參与經營審議會的權利。
Ⅲ.松下電器則嘗試導入「勞工出任董監事制」，由原任之工會委員長就任董事。
Ｃ、日本的經營參与異於西歐
日本戰後的社會改革，造成企業資本與經營的分離，這與西歐的經營者擁有大量資本的現象不同，也因此導致日本在實施經營參与上與歐洲的差異。主要是因──勞資關係──的不同使日本大企業亦異於西歐。在資方擁有「絕對經營權」體制下，工會在團體交涉及其他方面的權利多被壓抑，無法及於西歐「產業民主主義」的水準。也因此導致「經營參与」無法成為企業中實際問題的焦點。日本企業在強化經營體制的實施下，藉著名為「參与性的管理」，而實質上為勞務管理手段的「小集團管理」之普及，和兼并團體交涉功能的勞資議制之擴充，展開日本式的經營參与。此觀念在「勞工行政58期中看看別人，想想自己一文中」有提出。
２、經營參与的意義
Ａ、經營參与的一般定義
經營參与，即為針對此定義下的「企業經營權」之參与；亦即企業活動中所必需的勞動者，以其身份，在其職位上，對於企業經營權的參与。勞動者的經營參与，乃指勞動者個人，或組織的代表，針對企業或工廠內，管理者對於經營方針、投資計畫等屬於經營權事項的決策或執行，發表意見，或擁有某種程度的規範作用。
Ｂ、經營參与在日本的代表意義
日本式經營參与，基於「勞資間並不存在階級利益對立」的觀念，兼之勞動工會採取企業內組織的形態，無法擺脫「企業歸屬意識」的前提下，究其而言，經營者所期待于經營參与的，不如說是勞動工會放棄原有職責，以企業的經營管理、勞務管理的協助身份和立場，達到企業提高生產性及合理化的經營目標。
Ｃ、日本經營參与定型于「勞資協議制」的說法
工會於配合企業「提高生產性」和「合理化」政策的行動上，使工會變質為企業的生產協助機關。因此充實勞資協議制並強化其功能。但並不等於經營參与，也無法完全代表經營參的所有實況。只能視它為有相當重要的份量。
３、日本經營參与的形態
Ａ、「參与層次」的形態及內容
經營參与在「層次」上的形態，一般區分為企業層次、事業所層次和現場層次。在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陳周欽的碩士論文，日本企業經營之研究一書中就有提到這三個層次，並有詳加探討。
Ⅰ.企業高階層次的經營參与：著眼于和企業發展有關的經營方針、決策問題、經營計劃、生產銷售策略、研發等等。通常是指「勞工出任董監事制」。此制度，或類似制度的導入，主要是由經營者發起，目的在確保員工對於經營危機中的企業之協助，或謀求企業人心之整合。因此並非僅限於「勞工出任董監事制」。但在經營決策上，有朝勞資會議的上層擴大的趨向。不在「黑盒子」中作業，但正式成立「經營決策為討論事項」的勞資高階會議仍少數。但在非正式的勞資高階懇談場合中，經營者委婉地向工會解說特定的經營政，或與戰略決定的有關消息，或聽取勞方意向動態的情況。
Ⅱ.事業所層次的經營參与：大多透過勞資協議制，參与企業經營權的執行之有關事項、僱用、升遷、人事制度規則等等。屬於「勞資協議制」的範圍。透過事前協議、團體交涉或勞資協議制度，對於經營權予以預先的、內部的規制。
Ⅲ.現場層次的經營參与：和日常企業活動有關，包括每季或每月的生產計劃、勞動環境及待遇福利。與前兩種層次的參与不同，是為直接參与。利用目標管理、參与性領導、工作擴展和強化、自發性小集團活動等「參与性的管理活動」，在日本被大力推展。和日本集團主義方式結合，產生獨特的日本式運作方式。重點則放在集團目標上，採取集團性的作法。包括ＱＣＣ（品管圈）、自主管理、無缺點運動、等方式，是日本勞資關係中，經營參与中的重要一面。
Ｂ、「參与執行方式」的形態
在日本的形態在一般各國的形情有所不同，大致如下：
Ⅰ.「經營決策」與「所有」之參与
日本企業內經營協議會的活用，可達實質上的經營參与，且日本的團體交涉和勞資協議制，在個別企業、事業所內，立於支配性的優越地位，二者功能上的相輔相成。在探討日本的經營參与時，除團體交涉和勞資協議制外，僅能限定於「勞工出任董監事制」及現場層次的勞動者參与等範圍。
Ⅱ.「工作」之參与
工作的上的參与，系透過現場的小集團活動等方式，在企業間廣泛展開，技術革新與生產力向上運動的強力推進下，提高從業員工作意願，唯有重視工作場上下意思之溝通，和激勵勞動者的自發參与意願著手。
４、日本經營參与與勞資關係
經營參与型勞資關係，為日本勞資關係的特色。基於「全員參与」之構想的日本經營參与，其特質與日本式經營及勞資關係的特質密不可分。形成日本勞資關係的最主要因素，在勞工行政書中胡國堅先生就提到，日本有「家意識」及「企業集團意識」導致強烈的「一體感」和「整合思想」。存在日本企業經營中的：與企業契合的工會意識，以企業為中心的家意識及終身僱用制的施行等，成為促進經營參与的誘因。
因此，日本企業中的監事會，其所具之許可權和功能相當有限，不如德國之許可權。因此在日本，勞動者代表參与監事會的情形，在實質上仍稱不上經營參与。因為在日本大企業的權力結構和決策結構，存在著「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及「經營者支配體制」的特徵，大企業的經營者（社長），擁有企業最高決策的決定權，董事會成為形式化的虛設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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