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民主与工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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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民主与工会制度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21年3月21日
作者 独立工会
经济民主化的意义
经济民主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事情，即便在非民主政治制度下，它也有维护个人权利的功能。因此，它壹方面被寄于对专制和威权制度進行和平演变的希望，另壹方面被权势集团用来抵抗社会政治变革暨对民主转型持消极态度。后者，给壹些阅读不足但以“文化人”自居者以个案成功说服庶众的理由：妳看，我不问政治，自己的日子过得很好。用政治自由的丧失换取经济民主、消费自由，是前转型社会的伪精英常态。对于此类谰言，无须展开批判，因为大多数中国人有些类的案例参照，尽管那些参照远未赢得实质尊重。
重点是前者。即便不使用“和平演变”，在转型理论大师享廷顿那里，它是经济改革促动政治改革的思路无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他认定：“在那些已经达到中上经济水平的国家比较容易出现政治变革，而社会环境也较有利于政治竞争，因此，经济和社会环境对扩大政治竞争和参与较为有利。”大师理论当然有实证支持，问题是，如果这个过程出现小概率事件，那麽，经济民主将会遭到什么程度的破坏？進壹步地说是：理论上从中等陷阱走出的国家由于整体经济风险掉回陷阱，将给人什么样的启示？
壹、重要细节：间接性的两面性
最典型的掉回陷阱者是拉美的委内瑞拉。在危机发生前，它的发展经济学特征相当好，如适龄人口识字率百分之壹百，人均GDP十二年间（壹九九九至二〇壹壹）从四千壹百美元达到壹万美元以上。它有半民主半威权的制度经济学特征，但它终于因经济结构单壹、所有制偏重国企（高垄断）而在全球石油价格危机下，重回陷阱。而且，全球油价危机不只是导致了本次危机，壹九八三年，基督教社会党在受累于油价危机，输给了民主行动党。处于前转型社会的中国在政治制度方面远不如委内瑞拉，没有半民主，只有整威权且有向独裁回归的可能。其与前者的两种经济同构性，即房地产类于石油收入的高比例以及国企功能的无无限大（至少设想如此），那麽，即便不说经济崩溃导致的政治崩溃，只看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就会可怕的后果。首先是在宏观调控层面会回归大框管理，即是说国家计划的地位极度突出，中微观层的代价不予考虑，那怕由此导致政治镇压——只要高端计划大框在，其他壹切代价均不考虑；其次，经济民主遭受损害，尽管这样的损害有它的传统文化合法性——维护政治高端集团的生存必须让老百姓负出代价，从商鞅到习近平，本质上就这么壹个思路。
在進行大框管理批判之前，关于经济民主的相对充分认识是应当确立的。美国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初的直接经济民主失去主体地位，是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例子。直接的经济民主是壹种选择（微观投票）权利，其如顾客向皮匠预定自己喜欢（想象）样式的皮鞋。然而，广告兴起，顾客尚能选择自己的喜欢，但预定市场极大缩小，转而由广告引导，广告引发進壹步的消费民主是事实，但消费者判断力的下降也是基本事实。幸好的是，壹套发达的间接经济民主体系与国家单元内的全面民主相关联，其如舆论功能可以监督包括商业权力在内的任何权力。与此同时，没有大框管理欲望的国家层面之经济立法也不会提植入恶意，使伴随广告业而来的经济情报工作完全私人化。这在大框管家理的经济体是不可能，统计数据的产生与事前统计行为是要纳入法规的。因此，大框管理必然产生壹个庞大的以法（不是“依法”）为食的族群。
经济民主在非大框管理的经济体系会以看似偶然的形式把政治民主效应带给社会。现在已经不太有热度的斯诺登爆料以及维基解密，实际上是与复印机的产生相关联的。仍是美国案例，“有了施乐复印机，任何人都能立即把任何文件复制出来”，复印的效果实现了发明者“扩大知识和真理”的初衷，但是，对政府信息的过度保密也是巨大的冲击，乃至五角大楼的内部文件被公开。这是壹个技术進步诱致制度变迁的经典案例，但更主要的是告诉世人：信息消费不管免费与否，它是整个经济民主与消费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壹个以国家秘密或社会稳定为由压制言论自由、截断信息流动的管理体系，本质上就是反经济民主的。
大框管理就其内在逻辑而言，是不能自洽的，这是因为在经济利益层面它很粗暴，旨在保证统治阶层的收入水平不受外界影响，其他均被视为不足为道；另壹方面，为保证这个大框的有效存在，必然制定诸多规制，就是用繁密的法律条文限制非统治阶层谋求自己的利益。这个内在矛盾直接表现为政治腐败。当然，政治腐败只是很近晚的视角，它在历史文化层面又是合法的。不妨看看两个制度体系相对完整的中国王朝经验，壹个是明朝，壹个是唐朝。（这里的时序之倒是有意安排的，从利益而制度的分析较为便当。）
二、传统陷阱：复制性的空茫性
明朝的财政制度（食货）核心是“吃饭问题”，谓之“国家经费，莫大于禄饷”，第壹等级或第壹项制度设置条文是“定诸王公主岁供之数”。至于官僚体系的岁供（工资）不须引入与展开，只看这个经费制度的恩典性就知道今之江山主义或曰封建射秽主义是有其文化合法性的，所以，习近奔驰下的党权更愿恢复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明朝财政制度的恩典性受到了王朝经济能力递减的影响，但是，本质未变，例证是：“宗室有罪革爵者曰庶人。英宗初，颇给予粮，嘉庆中，月支米六石。万历中减至二石或壹石。”形象地说，红色贵族人员犯罪之后，仍可以领到最低限额基本工资，而平民出身者则无此幸运。
唐朝财政制度里的保证等级序列虽然没明朝那样露骨，但是，恩典性特征十分明显，其如李治即位之初，对其祖父李渊做隋朝官员时的低级随从予以专门赏赐，“高祖时婿徒随材擢用，赐高年衣物粟帛各有差”。随着王朝统治的巩固，最高统治者更偏好对自己的恩典，即从占有自由支配的巨额财政收入上满足自己的效用。比如，李隆基时代通过极为恶劣的税收制度与税官任命，积累高额财政赢余，到内战发生的危急情况下，都不想动作，还要从社会博取战争专项费用。史书记曰：“及安禄山反于范阳，两京仓库盈溢而不可名。杨国忠设计，称不可耗正库之物，乃使御史崔众于河东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间得钱百万。”后来的战争進程不仅使那些花钱买僧尼道资格的人丧失了重大经济利益，而且，西安与洛阳的皇家财政实物储存被叛军所得。唐朝中后期的财政制度失败完全起因于玄宗时代的昏悖。后世专写的该朝《食货志》序言部分（可比照中共国家宪法文本的序言来理解这壹格式），对导致财政制度恶化的玄宗时代政策制定人進行了严肃道德批判：“太平既久，天下于安，人不愿乱。而此数人，设诡计以侵扰之，凡二十五人，同为剥丧，而人无敢言。”这种批评是有局限性的，尽管不能拿现代政治文明标准去衡量久远的历史状况，但是，此二十五人行为所依赖的制度体系提供了致“人无敢言”的法律基础，才是问题的另壹本真。所以，就算到今天中共国家将大框管理推到极致的时候，法律支持仍不可或缺。简言之，大框管理的概貌是：经济政策粗放，法律条文严密。
中共国家的法律体是正当吗？或者，近期的文化特定复制性能实心化吗？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不管谓其法系属大陆法系还是苏俄法系，都是加進现代性因素的中华法系。既然有现代因素，就不可能不与宗教相关联；其次，中共国家的宗教本质是个人崇拜（现实的人僭越彼岸的神）加上传统文化的宗教化提升。然而，孔儒与宋明理学终究没突破亚宗教地位。所以，这个有现代性因素的法律体系必然是混乱的，结果呢，习近平政治掉進商鞅主义陷阱，追求那种“使法必行之法”的法制（与“法治”不同）理想。习近平对商鞅主义（比孔儒更强大的精英政治传统）的痴迷无须展开论述，并且，我本人也有民主转型科学内的相关专题论述。在本文中要说的是，习近平政治体系是个比商鞅主义更蹩脚的东西。商鞅主张体制内低福利，必须做到“刑九赏壹”而不是相反的“赏九刑壹”。对比之下，习近平政治继承自中共建政以来的体制内高福利本质上是“赏九罚壹”而绝非“刑九赏壹”。这是中共国家委内瑞拉化的另壹重要原因。
极权主义政权史已经表明，它由于虚化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导致了社会道德崩解，而从经济民主角度讲，那种恶劣政策等于消灭了庶众免费精神消费的合法层面。同时，道德崩解也使法律空心化情形更加严重。回观纯学术史，法律的现代性至少有两点是基石性的：第壹，不考虑宗教因素，不仅无法认识美国法律史，而且，“也无法理解十九世纪的美国法律”；第二，“宗教观念”在现代欧洲大陆债法的历史中起过重大作用。纯理论分析结合中国委内瑞拉化趋势，可以得出三个实证政治学结论：（壹）所有的政教分离政治治理模式均是最小化宗教对行政的影响，而对法律的影响不曾也不可能隔绝；（二）习近平政治与已经失败的极权主义政权史的命运壹样，是反现代性的；（三）习近平政治的威权主义思想资源更多地来源于中国传统（尤其商鞅主义）而非已经有过的国际政治的国家案例，所以，它最终必然是反人民的。
三、两个四条：结构性的决定性
反人民，是商鞅主义的核心，这个核心性也是北宋王安石改革失败的最重要原因。在个体思维质量上，王安石更是大有问题：明明商鞅（以及其后所有改革者）并未能解“使法必行”的困局，但他还是以诗句“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来歌颂商鞅。这里面的寄寓可以理解，但它并不构成不负改革之败责任的理由。同理，习近平的所谓全面改革之大败，在历史书写方面有意义甚或很悲壮，但这并不构成今日免责的理由，尤其是厉行威权主义给社会造成的伤害是无法免责的。这当中，“七〇九”事件表现出对人民里面“无官而长”的公共人物的极端仇视，而后者正是建构公民社会、推动民主转型的高能人力资源；北京火灾后的大驱赶事件则表现对人民里面“无禄而富”的嫉妒，而后者则是过来有限经济民主、消费自由的壹大成果。
习近平政治从全面改革到全面失败意味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必要。转型科学与政治实践必须维护庶众的经济民主、消费自由，而做到这壹点就必须否定大框管理而進行反框设计。反框设计的要点必然是：第壹，名义全民回归实质全民，把国家管控下的所谓国有资产量化给人民；第二，农村土地取消名义上的集体所有制，完全回归农民个人所有，是否实行集体制则取决于各传统单元的集体表决意愿，而不是全国统壹法律；第三，全面免费医疗，高等教育分成严格的公立与私立两块，公立壹块免费；第四，建立国家财政支撑的青年住房平权基金，让工作状态的婚龄青年获得五到十年的无租金住房，而后，再用个人的积累進行私有房屋购置。这四条是结构性的，也是决定性的；没有这四条，民主转型后，整个社会的经济民主质量会很低，消费自由也不会有质量上的提升。
民主转型的社会政治基础仍然不可忽略，尽管上述的结构性与决定性很有影子内阁性质。所以，相应的文化伦理必要性选择是：（壹）对威权主义暨个人崇拜的传统進行批判；（二）对源自传统的个性独立文化予以光大；（三）推進平民主义观念，尤以教育中的适当学历为主；（四）政教分离基础上的广泛法因吸收，即是诸宗教中的善性与良治观点壹起构成新法系的价值基础。这当中，第壹条与第三条更具实践性也可以短期见效。比如说，大框管理的反动性在文化上，它与商鞅主义关联，似乎表现出创造性，因为“不法古，不修今”的气概意味着壹切规范（条框）均可造成与众不同的变异，从而制造出行为者被崇拜的气氛。然而，此等“两不”正是独裁主义分子知识上无可能的印证，即是说，某种制度设计既不精炼历史以提有益也不调研现状以合人望，那麽，它肯定是无效的。狭义到经济领域，只能是规模性推進而不计较会计学上的可能。中共国家政权史上的大跃進（大炼钢铁）就是此等货色。至于“平民主义——适当学历”这个理性民粹结构已由特朗普政治的成功予以证实，在竞选时他说：“我爱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壹般理解这是竞选策略，但实质上，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出现问题，在教育投资上最直接地伤害了底层社会；壹方面，教育质量下降，使受教育者及其家庭难以获得消费者剩余；另壹方面，像货币现象的通胀壹样，文凭通胀成为社会常态。
关于个性独立文化与宗教共构法系价值可以用壹个著名反论来说明，是为普鲁东与曾经的政治合作者马克屎的“免谈”。前者反对新的偏执、新的使徒姿态，因此，要鼓励不同意见暨反对壹切排他主义。这是后者所无法接受的，因此，也就导致了前者所说的“否则，免谈”。“共产主义这种让生气、绝对不容异己的狭隘性”当然导致它的政治失败，因此，苏联的政权实践出了如此结果：政治精英对学术界的统治，声势浩大的异己思想整风，异己少数民族的大规模安置。等等。这样的政权在法律、经济诸方面明显失败不是任何改革所挽救得了的！
结论 转型乃道德自新机会
极权主义政权史表明，它们拒不承认自己在法律、经济、宗教、文化诸方面的全面失败，“改革”不仅是欺骗社会的幌子，也是统治体系的致幻剂。为了防止幻想被异见力量打破，政权会采取违背自己法律的政治打击，实行国家恐怖主义。中共国家的“七〇九事件”的国家恐怖主义性质既不亚于此前二十六年的广场开枪，也不亚于苏联对社会精英的残酷流放。然而，无论如操弄“改革”符号，极权主义政权最终在经济方面必然表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表现在巨大的社会不公平方面，而且，隐蔽地表现在大框管理的政策操作中。比如，经济政策顶尖决策层根本不担心银行坏账，因为那些坏账经由国家权力可以瞬间摊销给公众（狭义为储户）。
外国观察家对摊销行为津津乐道：“坏账规模有可能比壹些人所说的少百分之四十；因为他们没有注意到壹个事实，即坏账中的这壹部分可以全部被销账。”当然，壹些具有分析能力的资产高净值人士为了避险，开始向海外转移自己的资产。忽略这个微观层面问题不计，针对大框管理的反框设计放在转型科学里面，本质上是给中国社会壹次经济道德自新的机会。这次机会到来后，自然会消灭可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改造社会必须深化民主
人类生命要永续不灭就必须要走向世界大同,古代就有人有了这种意识,否则人类必互砍而亡,而大同首先要求人类必须有爱人如已的精神,不爱人是不可能大同的,但是爱人是要用具体的方法与手段作基础去实现的,笼统地讲大同没有现实意义,必须有核心价值观的方法与手段,本人不才提出过三个民主理论,就是为了实大同而创的。
因为人类社会太复杂,世界要想大同,只能走民主化的大同,而单方面的民主化必仍是不平等的社会,不可能是真正的大同,所以,必须要全面的民主化.全面的民主化整合起来看也就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的民主化,所以本人认为三个民主就是实现大同的价值观与理论工具,当然本人只是作了壹个总述,具体的还要在实践中去探索.检验与完成.
所谓三个民主即: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文化民主．人类壹切活动不超出这三方面．
政治民主分为国际政治民主与国内政治民主两大范围。国际政治民主上我主张联合国升级進化为世界联邦民主政府，军队世界化，统壹化，驻扎世界各地。各个联邦国只保留有自主权的警察系统．国内政治民主上我主张是射秽主义大众民主宪政（包括:射秽主义大众民主政党立宪制,这个是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的進化,有人也说可以叫党主立宪制,适合于当代的民主国家）.
经济民主分为国际经济民主，国内经济民主，及企业内经济民主。国际经济民主是以全球重要及稀有资源共享，先按全球人口有计划的配额化的民主协商分配,然后各自根据需要可以转让配额,达到各取所需目的.国内经济民主是以国家范围内的资源由全民的共产共享和企业内经济民主是以“耕者有其田、工者有其股”为主要标志的按照资源股，投资股，劳动股三方共享的人人有股的集体共享。
文化民主以人权至上为原则，包容壹切宗教神话及主义信仰，并用现代科学化解读壹切，使各种文化公平竟争，有用的就保留，无用的弃之，从而合众归壹,把世界融合为真正的以人为本，自由民主，天人合壹，与自然和谐的普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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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民主目的是使人民真正的当家作主，这是壹切的关键．经济民主目的是共同富裕，人人有股,消除阶级与阶级斗争,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文化民主目的消除意识上思维上族群上的斗争，使人类走向融合和解，文明理性科学！
一国先在国内建壹个小范围的大同试验区,也就是搞壹个小天国的试验,成功后再到区域内，最后走向国际，直至世界大同！
三个民主是理想主义理论，目标直指真正的民主化的共产共享的天国大同世界，它指明了未来方向，但并不是要求革命式的壹步到位，而是与生产力发展同步，通过民主化大同壹步步地逼近理想状态.原则上以非暴力运动为主导,先建立具体的三个民主的制度基础,并倡导基督的爱人如已的精神来实现人类的和解.如果没有爱人如已的精神是永远不能实现大同的。
最后总结壹下大同价值观就是:"三个民主壹个爱",没有爱其他壹切都是白说,爱是大同的头与上体,而三个民主是其的支架下体基础,如同鼎之三足,少壹个都不行的。没有基础支架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爱。
经济民主的制度设计
各国的产业民主
经由以上各学者以及团体针对其不同角度对产业民主所下的定义，我们仍有必要针对产业民主在各先進国家实施之现况作一了解，故我们选定对产业民主制度的执行有一套完善制度的德国，及推行产业民主制度甚早的英国，还有与我们国情相近的日本。以下，即为我们对这三个国家实施产业民主制度之探讨。
（一）德国
在路心镜所撰的“工业民主制下劳工参与管理之研究”论文中提到，德国在战后，由于是战败国，故陷入了经济恐慌的困境，再加上日耳曼民族传统守纪律、重秩序的性格，因此工业民主在德国变成了最系统化的典型，一切以法为依归，采立法方式行之。
而高崇耀在“德国的工业民主制度”一文中更指出，德国政府借由立法、法令解释、与法院的判决所创造出来的工业民主制度，使德国数十年来劳资关系始终保持和谐，争议极少发生，劳工生产力也一直名列世界前茅。
我们将从德国实施工业民主的演進，包括相关法令制定的过程及运作机制作一陈述。
１、德国工业民主制度的演進
根据胡旻欣“西德工业民主制度之研究”之论文，德国本身让劳工参与企业经营的立法构想，是始于1848年在法兰克福国民大会上所提出之工厂法草案第四十二条至第四十五条之规定；这个草案并未完成立法手续，但有些企业家仍将这种“劳工委员会”引進到他们的工厂，让其员工有机会提出他们的要求，以便劳动者得借此机构将工厂内各种苦衷及烦恼反映给雇主，并作为解决问题的参考。故当时虽还没有真正法律上的依据，但事实上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有劳工委员会的设置，但这均为任意性的，设置与否均任由雇主自行决定。
德国的工业民主，其正式见诸于法律，可追溯至1916年，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政府规定某些重要产业需设置员工代表会，至1920年员工代表法始采强制施行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劳工对企业层次的影响力因各种有关共同决定权的法令陆续制定而逐渐增强，在“劳动者特刊”一书中列出，其中较重要者如下：
A、1951年的“煤钢铁业共同决定法”：规定受雇员工超过1000人之煤钢铁业，监事会中应有二分之一的劳工代表，劳资双方具完全相等之共同决定权利，董事会中则设一名由劳工推选之劳工董事，负责人事与福利事务。
B、1952年的“联邦企业组织法规”：将共同决定制延伸至煤钢铁业之外，规定500人以上企业的监事会中应有三分之一的劳工代表。
C、1976年的“员工共同决定法”：规定雇用超过2000人以上企业的监事会中应有二分之一的劳工代表，其劳资双方在监事会具均等共同决定权。
２、工业民主的运作机制
在高崇耀“德国的工业民主制度”一文中提到，德国的工业关系体系同时建立在三个不同的层次上：第一是企业层次，由个别雇主与其员工代表会在共同决定权上的交涉；第二是产业层次，由雇主团体与工会在团体协商权上的交涉；第三是全国层次，由雇主团体、工会与政府三方在全国一致性事务之协商交涉。而在“西德工业民主制度之研究”中，吴旻欣指出，德国工业民主的工业关系体系，其基础主要靠下列三个次体系来运作：
A、员工代表会
执行共同决定权的基本单位是员工代表会，其法定适用对象为雇用劳工人数在五人或五人以上之民营企业。员工代表会的主要工作，自然是在改善资双方对立的态度，進而促進双方的感情，加强双方意见的沟通，使企业進行顺利，资方的营业获得增進，而劳方的生活也得到改善。
员工代表会每年应召开四次之工厂会议，且应邀请资方代表参加，资方代表每年至少应有一次在会中报告该厂场之人事、福利、营运政策与状况，以及未来营运计划等。
张立民于“员工参与式管理制度在我国企业的应用～以大高雄地区为例”论文中认为，员工代表会的一般任务为：Ⅰ.对于员工及企业有关之措施提出建议案 Ⅱ.就企业协约中有利于员工之规定予以执行上的监督 Ⅲ.接受员工的诉讼及劳资争议的处理 Ⅳ.安插伤残者或其他需要保护在企业内就职的员工之工作。
B、监事会
根据高崇耀在“德国的工业民主制度”一文中指出，在厂场层级，既有由一般员工所选举代表组成之员工代表会，在企业层级，则有员工与工会选出之劳工代表，以与股东代表共组成之监事会，以便使劳工能在更高层次参与企业之决策。
监事会的主席与副主席由全体监事代表的三分之二同意产生。如经投票无法达到三分之二多数，则依法主席由资方代表选之，另副主席由劳方代表选之。故实务上，主席多由资方代表选任。
这种由劳资双方代表组成且依法每年需召开二至四次的企业内监事会，应负责执行下列职务： Ⅰ.依企业内组织章程所规定之重大政策或计划的决定 Ⅱ.指定董事会之董事人选 Ⅲ.监督董事会执行业务。
C、董事会
德国企业之董事会应设置一席劳工董事，在吴旻欣的“西德工业民主制度之研究”一文中提到，依目前西德的立法规定，只有煤钢铁业及员工二千名以上的企业才能设立劳工董事。劳工董事的任免程序与一般企业之董事类似，是根据监事会代表的三分之二多数决任免之。
虽然与其他资方董事共同处理及决定企业之一般经营事务，企业董事通常较著重人事及福利方面之政策，亦即劳工董事同时肩负有企业经营成败与维护其所代表劳方工之权益的双重使命。
董事会运作时，其所作之各项决策需每年向监事会至少报告一次。高崇耀在“德国的工业民主制度”一文中也说到，监事会之监督董事会的权利也不是绝对的，如监事会不同意董事会之决策时，董事会可能将它再交由股东大会来决定，后者之裁决通常较监事会之决定效力高。整体来说，因为董事会是执行企业事务之常设机构，且又有大量专家辅佐，故其在企业内是比监事会更有权力的一个组织。
张立民在“员工参与式管理制度在我国企业的应用～以大高雄地区为例”论文中指出，德国的公司是采取两层级的组织结构，分为董事会与监事会，亦称“董监双元制”。监事会有权指派董事会，可以说是最高的监督机构；董事会则负责实际经营。董监事会的成员均系兼职，一年开会通常不到四次，主要的任务有下列几项： Ⅰ.考核公司的营运方案，并随时监督业务活动。Ⅱ.对公司重要的业务决策，享有决定权。Ⅲ.可选任公司之董事，当董事会意图不轨，影响公司营运时，可予以解散。Ⅳ.详细查核公司之财务报表及帐目。Ⅴ.对公司年度决算，股利及红利的分配有审查权。
（二）英国
英国劳工对于产业民主中所谓“高度参与”，即由劳方代表進入董事会一事，受限于英国工会传统上与资方持相互对立的立场下，无法真正落实产业民主中由劳资双方共同管理企业的各项政策或措施。虽然如此对于劳工本身的权益、劳动条件、工资等较切身的问题，却是积极的参与，因此透过与资方谈判，协商等机制的团体协商、共同咨商就成为目前英国的产业民主最主要的形式。英国的大儒韦伯夫妇二人在产业民主主义一书中提到“产业之问题在于将何物，如何地，以何种劳动条件下产制。而决定何物的是消费者，决定如何地的是专家们，而工会则只参与以何种劳动条件下产制。”该书继续提到：“产业民主主义是利用劳雇之集体行动之劳动条件改善运动，也就团体交涉。”
以下，将先针对英国的劳方、资方、政府三方之立场，来了解产业民主在英国之情形，并针对其现有的制度，即共同咨商、团体交涉二项制度在英国之实施成效并提出有效之建议。
１、英国的产业民主：劳、资、政三方之立场
在英国政府对产业民主的看法上，胡国坚先生于“产业民主在英国” 一文中谈到：“在1970年代，产业民主在英国是一个相当热门的议题。当时英国由工党所执政，工党基于本身政党属性及社会对此一议题的关注，遂指派英国贸易部由巴洛克公爵(Lord Bullock)進行产业民主问题的研究，工党于1978年提出白皮书，还来不及立法即在1979 年大选失败，产业民主理念因而失去普及性落实的机会。”
继之而起的保守党，于1982年通过的雇用法中规定一个公司如超过250人就应该有适当的规画将公司的资讯让员工了解，使有助于公司与员工协商重大事情也只是碍于社会及潮流的趋势。林大钧先生于英国产业民主制度回与展望（一）一文中认为：“保守党对工会所采取的打压政策及对产业民主所持保留的态度以及工党每逢大选皆败，是致使产业民主无法在英国真正实行的重要因素之一。” ,
资方对产业民主的看法上，胡国坚先生于“产业民主在英国”一文中谈到：“资方对于产业民主中让劳工出席董事会，参与决策的看法上，除了认为对原有的管理阶层造成威胁及高阶管理者所享有的种种利益受到影响之外，另一重要因素就是英国的工会在1970年代展现出惊人的消极性力量(罢工不断)。资方对此极为畏惧，深恐如果让劳工参与董事会将使工会如虎添翼，后果不知是何局面。而有些企业即使有劳工参与董事会，通常是在工会力量大时藉著参与的途径来弱化工会的力量，所有的决策在劳工参与之前即已决定；违反产业民主中劳资合作之基本精神。”
劳方在产业民主的看法上，其反对的理由并不一致。胡国坚先生于“产业民主在英国”,一文中谈到：“工会中左翼的观点认为劳工阶级不应与资产阶级合作。右翼工运人士反对劳工参与董事会者则强调劳工应遵循传统的集体争议途径来争取劳工权益。对于劳工進入董事会的功能也有所质疑，因为劳工董事所占名额有限，故在表决时必然成为输家。在这种情况下，劳工参与董事会很可能不但得不到好处，还可能变成替资方背书而己。而在一些已让劳工進入董事会的产业中，工会往往被合入公司而失去抗衡的力量。因此，英国的劳工倾向以集体协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再加上英国工会过去的强势作为及抗争手段，令英国的资方不得不和工会谈判，工会通常由此一过程保障了其自身的利益，因此对产业民主的理念并不怎么热衷。”朱柔若先生于“社会变迁中的劳工问题”一书中则认为：“工会对产业民主制度的认识，实际运作机制的了解有限，以及坚持工人是生产关系中之绝对主体的意识形态，在产业民主制度推行的失败有密切的关连。”
２、英国产业民主的现制
林大钧先生于“英国产业民主制度回与展望（二）”一文中提到目前英国在实施产业民主的相关制度的情形与成效：
Ａ、共同咨商
英国企业内产业民主制主要形式之一，其为一种由劳资双方依自愿方式，共同选派代表组成之机构。英国政府对于其成立、组织及解散，均采自由放任政策，对于内部组织，职权，任务等，亦不干涉，由各企业自由决定。故其实施情形，各企业颇有差异。一般来说，其实施目的在于：１促使劳工运用知识及诚意，努力达成企业目。２增進劳工对于企业之认同感及改善工业关系。３提供劳工宣泄不满情绪之管道。另有参与企业日常事务决策之机会。惟其决议案只是建议性质，并无强制执行效力，企业经营权仍操在资方手中。
Ｂ、团体交涉
1970年的工业关系法案第一条即规定，自由及负责之团体交涉为推动良好工业关系之基础。
全国性团体交涉仍普遍，但厂场层级之团体交涉己日渐盛行。团体交涉之项目范围，传统上仅包括工资或其他劳动条件，雇主强烈反对与劳方共同决定有关生产事项以及劳工之雇用、解雇以及财务及营业有关事项等。但根据英国皇家多诺凡委员会之调查报告显示：工厂事项進行团体交涉时，其谈判事项之范围，一般包括：工作分配、工作量、安全与卫生、人机配备、工作迁调、加班、惩戒、停职、解雇任用、学徒等。若干工厂干事甚至要求讨论企业之事务有关事项。
劳资双方为协商增進企业内人力资源运用之方法，共同订定各项生产力改進措施之细节，另進行生产力谈判(Productivity Bargaining)，签订生产力协约(the Productivity Agreement)。此亦为广义的团体协约之一种，其目的在使基层劳工有机会参与谈判程序，以运用其资方赋权及发展其潜能。
团体交涉与劳资咨商通常并无明显界限，企业内现行团体之项目范围，已超过传统上的工资及其他劳动条件之领域，许多企业已将原列为劳资咨商之事项也列入团体交涉项目。根据调查，大多数企业位设有团体交涉机构，其中有百分之十三单纯作为劳资间之团体交涉，而有百分之三十二，具有团体交涉与共同咨商双重功能。对于资方及管理人员而言，仅约有百分之十认为团体交涉机构并不十分有效。
根据英国之经验，共同咨商欲行之有效，必需劳资双方共同努力。若高阶管理人员不热衷出席会议，重要事项不列入议程，且不重视劳工之意见，或劳工代表将会议视为工作中偷闲之方式，则共同咨商制度难免失败。反之，若能获得劳资双方支持，妥善慬谨的规划，对于会议代表施以适当训练，则较能成功。
（三）日本
产业民主在日本一般都称为“日本企业的经营研究”，同样处于亚洲的日本，拥有一个特点──“终身任职”制度。在张天开的“各国劳资关系制度”一书中也有提到，日本员工从進入一直到退休，都待在同一家企业；因此工会多受到雇主的控制，有“公司工会”的嫌疑，但也因为企业文化的关系，日本的产业民主不如德国式的产业民主，但其意义却和产业民主有密切的关系，值得比较，因此我们在此简单的叙述日本的产业民主。
以下，我们将日本的产业民主，就是其所谓的“经营参与”加以探讨，分别以日本经营参与的引進、经营参与的意义、经营参与的形态、经营参与与劳资关系此四方面作一说明。
１、日本经营参与的引進
Ａ、日本“经营参与论”的风起云涌
日本有关经营参与的议论，于70年代后急速抬头，肇因于公害问题、通货膨胀问题，而展开的对企业之强烈批判行动中，劳资团体亦相继提出各种形式的经营参与论。
同盟与日经连于1974年设置“全员经营、经营参与共同研究会”。次年同盟在召开之大会中，提出“实施经营参与体制方案”，揭“让工会推荐的代表，参与企业监事会”的方针。同年中，社会经济国民会议、生产性本部等，分别发表有关经营参与的论点。1976年也都有发表相关研究报告书。
Ｂ、个别企业的推行
日本若干企业早已实际跨出“经营参与”的脚步。在当时企业经营参与的实施步调虽然并不快，然而终究给予其他企业“示范带头”的作用。例如：
Ⅰ.产经新闻在1974年，已同意依劳动协约，让工会委员长列席董事会，并承认工会对于“负责营务的重要干部”之人事干预权。
Ⅱ.日立造船在1975年修改劳动协约，承认工会参与经营审议会的权利。
Ⅲ.松下电器则尝试导入“劳工出任董监事制”，由原任之工会委员长就任董事。
Ｃ、日本的经营参与异于西欧
日本战后的社会改革，造成企业资本与经营的分离，这与西欧的经营者拥有大量资本的现象不同，也因此导致日本在实施经营参与上与欧洲的差异。主要是因──劳资关系──的不同使日本大企业亦异于西欧。在资方拥有“绝对经营权”体制下，工会在团体交涉及其他方面的权利多被压抑，无法及于西欧“产业民主主义”的水准。也因此导致“经营参与”无法成为企业中实际问题的焦点。日本企业在强化经营体制的实施下，藉著名为“参与性的管理”，而实质上为劳务管理手段的“小集团管理”之普及，和兼并团体交涉功能的劳资议制之扩充，展开日本式的经营参与。此观念在“劳工行政58期中看看别人，想想自己一文中”有提出。
２、经营参与的意义
Ａ、经营参与的一般定义
经营参与，即为针对此定义下的“企业经营权”之参与；亦即企业活动中所必需的劳动者，以其身份，在其职位上，对于企业经营权的参与。劳动者的经营参与，乃指劳动者个人，或组织的代表，针对企业或工厂内，管理者对于经营方针、投资计画等属于经营权事项的决策或执行，发表意见，或拥有某种程度的规范作用。
Ｂ、经营参与在日本的代表意义
日本式经营参与，基于“劳资间并不存在阶级利益对立”的观念，兼之劳动工会采取企业内组织的形态，无法摆脱“企业归属意识”的前提下，究其而言，经营者所期待于经营参与的，不如说是劳动工会放弃原有职责，以企业的经营管理、劳务管理的协助身份和立场，达到企业提高生产性及合理化的经营目标。
Ｃ、日本经营参与定型于“劳资协议制”的说法
工会于配合企业“提高生产性”和“合理化”政策的行动上，使工会变质为企业的生产协助机关。因此充实劳资协议制并强化其功能。但并不等于经营参与，也无法完全代表经营参的所有实况。只能视它为有相当重要的份量。
３、日本经营参与的形态
Ａ、“参与层次”的形态及内容
经营参与在“层次”上的形态，一般区分为企业层次、事业所层次和现场层次。在淡江大学日本研究所陈周钦的硕士论文，日本企业经营之研究一书中就有提到这三个层次，并有详加探讨。
Ⅰ.企业高阶层次的经营参与：着眼于和企业发展有关的经营方针、决策问题、经营计划、生产销售策略、研发等等。通常是指“劳工出任董监事制”。此制度，或类似制度的导入，主要是由经营者发起，目的在确保员工对于经营危机中的企业之协助，或谋求企业人心之整合。因此并非仅限于“劳工出任董监事制”。但在经营决策上，有朝劳资会议的上层扩大的趋向。不在“黑盒子”中作业，但正式成立“经营决策为讨论事项”的劳资高阶会议仍少数。但在非正式的劳资高阶恳谈场合中，经营者委婉地向工会解说特定的经营政，或与战略决定的有关消息，或听取劳方意向动态的情况。
Ⅱ.事业所层次的经营参与：大多透过劳资协议制，参与企业经营权的执行之有关事项、雇用、升迁、人事制度规则等等。属于“劳资协议制”的范围。透过事前协议、团体交涉或劳资协议制度，对于经营权予以预先的、内部的规制。
Ⅲ.现场层次的经营参与：和日常企业活动有关，包括每季或每月的生产计划、劳动环境及待遇福利。与前两种层次的参与不同，是为直接参与。利用目标管理、参与性领导、工作扩展和强化、自发性小集团活动等“参与性的管理活动”，在日本被大力推展。和日本集团主义方式结合，产生独特的日本式运作方式。重点则放在集团目标上，采取集团性的作法。包括ＱＣＣ（品管圈）、自主管理、无缺点运动、等方式，是日本劳资关系中，经营参与中的重要一面。
Ｂ、“参与执行方式”的形态
在日本的形态在一般各国的形情有所不同，大致如下：
Ⅰ.“经营决策”与“所有”之参与
日本企业内经营协议会的活用，可达实质上的经营参与，且日本的团体交涉和劳资协议制，在个别企业、事业所内，立于支配性的优越地位，二者功能上的相辅相成。在探讨日本的经营参与时，除团体交涉和劳资协议制外，仅能限定于“劳工出任董监事制”及现场层次的劳动者参与等范围。
Ⅱ.“工作”之参与
工作的上的参与，系透过现场的小集团活动等方式，在企业间广泛展开，技术革新与生产力向上运动的强力推進下，提高从业员工作意愿，唯有重视工作场上下意思之沟通，和激励劳动者的自发参与意愿着手。
４、日本经营参与与劳资关系
经营参与型劳资关系，为日本劳资关系的特色。基于“全员参与”之构想的日本经营参与，其特质与日本式经营及劳资关系的特质密不可分。形成日本劳资关系的最主要因素，在劳工行政书中胡国坚先生就提到，日本有“家意识”及“企业集团意识”导致强烈的“一体感”和“整合思想”。存在日本企业经营中的：与企业契合的工会意识，以企业为中心的家意识及终身雇用制的施行等，成为促進经营参与的诱因。
因此，日本企业中的监事会，其所具之权限和功能相当有限，不如德国之权限。因此在日本，劳动者代表参与监事会的情形，在实质上仍称不上经营参与。因为在日本大企业的权力结构和决策结构，存在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及“经营者支配体制”的特征，大企业的经营者（社长），拥有企业最高决策的决定权，董事会成为形式化的虚设组织。
经济民主化的意义
经济民主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事情，即便在非民主政治制度下，它也有维护个人权利的功能。因此，它壹方面被寄于对专制和威权制度進行和平演变的希望，另壹方面被权势集团用来抵抗社会政治变革暨对民主转型持消极态度。后者，给壹些阅读不足但以“文化人”自居者以个案成功说服庶众的理由：妳看，我不问政治，自己的日子过得很好。用政治自由的丧失换取经济民主、消费自由，是前转型社会的伪精英常态。对于此类谰言，无须展开批判，因为大多数中国人有些类的案例参照，尽管那些参照远未赢得实质尊重。
重点是前者。即便不使用“和平演变”，在转型理论大师享廷顿那里，它是经济改革促动政治改革的思路无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他认定：“在那些已经达到中上经济水平的国家比较容易出现政治变革，而社会环境也较有利于政治竞争，因此，经济和社会环境对扩大政治竞争和参与较为有利。”大师理论当然有实证支持，问题是，如果这个过程出现小概率事件，那麽，经济民主将会遭到什么程度的破坏？進壹步地说是：理论上从中等陷阱走出的国家由于整体经济风险掉回陷阱，将给人什么样的启示？
壹、重要细节：间接性的两面性
最典型的掉回陷阱者是拉美的委内瑞拉。在危机发生前，它的发展经济学特征相当好，如适龄人口识字率百分之壹百，人均GDP十二年间（壹九九九至二〇壹壹）从四千壹百美元达到壹万美元以上。它有半民主半威权的制度经济学特征，但它终于因经济结构单壹、所有制偏重国企（高垄断）而在全球石油价格危机下，重回陷阱。而且，全球油价危机不只是导致了本次危机，壹九八三年，基督教社会党在受累于油价危机，输给了民主行动党。处于前转型社会的中国在政治制度方面远不如委内瑞拉，没有半民主，只有整威权且有向独裁回归的可能。其与前者的两种经济同构性，即房地产类于石油收入的高比例以及国企功能的无无限大（至少设想如此），那麽，即便不说经济崩溃导致的政治崩溃，只看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就会可怕的后果。首先是在宏观调控层面会回归大框管理，即是说国家计划的地位极度突出，中微观层的代价不予考虑，那怕由此导致政治镇压——只要高端计划大框在，其他壹切代价均不考虑；其次，经济民主遭受损害，尽管这样的损害有它的传统文化合法性——维护政治高端集团的生存必须让老百姓负出代价，从商鞅到习近平，本质上就这么壹个思路。
在進行大框管理批判之前，关于经济民主的相对充分认识是应当确立的。美国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初的直接经济民主失去主体地位，是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例子。直接的经济民主是壹种选择（微观投票）权利，其如顾客向皮匠预定自己喜欢（想象）样式的皮鞋。然而，广告兴起，顾客尚能选择自己的喜欢，但预定市场极大缩小，转而由广告引导，广告引发進壹步的消费民主是事实，但消费者判断力的下降也是基本事实。幸好的是，壹套发达的间接经济民主体系与国家单元内的全面民主相关联，其如舆论功能可以监督包括商业权力在内的任何权力。与此同时，没有大框管理欲望的国家层面之经济立法也不会提植入恶意，使伴随广告业而来的经济情报工作完全私人化。这在大框管家理的经济体是不可能，统计数据的产生与事前统计行为是要纳入法规的。因此，大框管理必然产生壹个庞大的以法（不是“依法”）为食的族群。
经济民主在非大框管理的经济体系会以看似偶然的形式把政治民主效应带给社会。现在已经不太有热度的斯诺登爆料以及维基解密，实际上是与复印机的产生相关联的。仍是美国案例，“有了施乐复印机，任何人都能立即把任何文件复制出来”，复印的效果实现了发明者“扩大知识和真理”的初衷，但是，对政府信息的过度保密也是巨大的冲击，乃至五角大楼的内部文件被公开。这是壹个技术進步诱致制度变迁的经典案例，但更主要的是告诉世人：信息消费不管免费与否，它是整个经济民主与消费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壹个以国家秘密或社会稳定为由压制言论自由、截断信息流动的管理体系，本质上就是反经济民主的。
大框管理就其内在逻辑而言，是不能自洽的，这是因为在经济利益层面它很粗暴，旨在保证统治阶层的收入水平不受外界影响，其他均被视为不足为道；另壹方面，为保证这个大框的有效存在，必然制定诸多规制，就是用繁密的法律条文限制非统治阶层谋求自己的利益。这个内在矛盾直接表现为政治腐败。当然，政治腐败只是很近晚的视角，它在历史文化层面又是合法的。不妨看看两个制度体系相对完整的中国王朝经验，壹个是明朝，壹个是唐朝。（这里的时序之倒是有意安排的，从利益而制度的分析较为便当。）
二、传统陷阱：复制性的空茫性
明朝的财政制度（食货）核心是“吃饭问题”，谓之“国家经费，莫大于禄饷”，第壹等级或第壹项制度设置条文是“定诸王公主岁供之数”。至于官僚体系的岁供（工资）不须引入与展开，只看这个经费制度的恩典性就知道今之江山主义或曰封建射秽主义是有其文化合法性的，所以，习近奔驰下的党权更愿恢复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明朝财政制度的恩典性受到了王朝经济能力递减的影响，但是，本质未变，例证是：“宗室有罪革爵者曰庶人。英宗初，颇给予粮，嘉庆中，月支米六石。万历中减至二石或壹石。”形象地说，红色贵族人员犯罪之后，仍可以领到最低限额基本工资，而平民出身者则无此幸运。
唐朝财政制度里的保证等级序列虽然没明朝那样露骨，但是，恩典性特征十分明显，其如李治即位之初，对其祖父李渊做隋朝官员时的低级随从予以专门赏赐，“高祖时婿徒随材擢用，赐高年衣物粟帛各有差”。随着王朝统治的巩固，最高统治者更偏好对自己的恩典，即从占有自由支配的巨额财政收入上满足自己的效用。比如，李隆基时代通过极为恶劣的税收制度与税官任命，积累高额财政赢余，到内战发生的危急情况下，都不想动作，还要从社会博取战争专项费用。史书记曰：“及安禄山反于范阳，两京仓库盈溢而不可名。杨国忠设计，称不可耗正库之物，乃使御史崔众于河东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间得钱百万。”后来的战争進程不仅使那些花钱买僧尼道资格的人丧失了重大经济利益，而且，西安与洛阳的皇家财政实物储存被叛军所得。唐朝中后期的财政制度失败完全起因于玄宗时代的昏悖。后世专写的该朝《食货志》序言部分（可比照中共国家宪法文本的序言来理解这壹格式），对导致财政制度恶化的玄宗时代政策制定人進行了严肃道德批判：“太平既久，天下于安，人不愿乱。而此数人，设诡计以侵扰之，凡二十五人，同为剥丧，而人无敢言。”这种批评是有局限性的，尽管不能拿现代政治文明标准去衡量久远的历史状况，但是，此二十五人行为所依赖的制度体系提供了致“人无敢言”的法律基础，才是问题的另壹本真。所以，就算到今天中共国家将大框管理推到极致的时候，法律支持仍不可或缺。简言之，大框管理的概貌是：经济政策粗放，法律条文严密。
中共国家的法律体是正当吗？或者，近期的文化特定复制性能实心化吗？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不管谓其法系属大陆法系还是苏俄法系，都是加進现代性因素的中华法系。既然有现代因素，就不可能不与宗教相关联；其次，中共国家的宗教本质是个人崇拜（现实的人僭越彼岸的神）加上传统文化的宗教化提升。然而，孔儒与宋明理学终究没突破亚宗教地位。所以，这个有现代性因素的法律体系必然是混乱的，结果呢，习近平政治掉進商鞅主义陷阱，追求那种“使法必行之法”的法制（与“法治”不同）理想。习近平对商鞅主义（比孔儒更强大的精英政治传统）的痴迷无须展开论述，并且，我本人也有民主转型科学内的相关专题论述。在本文中要说的是，习近平政治体系是个比商鞅主义更蹩脚的东西。商鞅主张体制内低福利，必须做到“刑九赏壹”而不是相反的“赏九刑壹”。对比之下，习近平政治继承自中共建政以来的体制内高福利本质上是“赏九罚壹”而绝非“刑九赏壹”。这是中共国家委内瑞拉化的另壹重要原因。
极权主义政权史已经表明，它由于虚化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导致了社会道德崩解，而从经济民主角度讲，那种恶劣政策等于消灭了庶众免费精神消费的合法层面。同时，道德崩解也使法律空心化情形更加严重。回观纯学术史，法律的现代性至少有两点是基石性的：第壹，不考虑宗教因素，不仅无法认识美国法律史，而且，“也无法理解十九世纪的美国法律”；第二，“宗教观念”在现代欧洲大陆债法的历史中起过重大作用。纯理论分析结合中国委内瑞拉化趋势，可以得出三个实证政治学结论：（壹）所有的政教分离政治治理模式均是最小化宗教对行政的影响，而对法律的影响不曾也不可能隔绝；（二）习近平政治与已经失败的极权主义政权史的命运壹样，是反现代性的；（三）习近平政治的威权主义思想资源更多地来源于中国传统（尤其商鞅主义）而非已经有过的国际政治的国家案例，所以，它最终必然是反人民的。
三、两个四条：结构性的决定性
反人民，是商鞅主义的核心，这个核心性也是北宋王安石改革失败的最重要原因。在个体思维质量上，王安石更是大有问题：明明商鞅（以及其后所有改革者）并未能解“使法必行”的困局，但他还是以诗句“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来歌颂商鞅。这里面的寄寓可以理解，但它并不构成不负改革之败责任的理由。同理，习近平的所谓全面改革之大败，在历史书写方面有意义甚或很悲壮，但这并不构成今日免责的理由，尤其是厉行威权主义给社会造成的伤害是无法免责的。这当中，“七〇九”事件表现出对人民里面“无官而长”的公共人物的极端仇视，而后者正是建构公民社会、推动民主转型的高能人力资源；北京火灾后的大驱赶事件则表现对人民里面“无禄而富”的嫉妒，而后者则是过来有限经济民主、消费自由的壹大成果。
习近平政治从全面改革到全面失败意味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必要。转型科学与政治实践必须维护庶众的经济民主、消费自由，而做到这壹点就必须否定大框管理而進行反框设计。反框设计的要点必然是：第壹，名义全民回归实质全民，把国家管控下的所谓国有资产量化给人民；第二，农村土地取消名义上的集体所有制，完全回归农民个人所有，是否实行集体制则取决于各传统单元的集体表决意愿，而不是全国统壹法律；第三，全面免费医疗，高等教育分成严格的公立与私立两块，公立壹块免费；第四，建立国家财政支撑的青年住房平权基金，让工作状态的婚龄青年获得五到十年的无租金住房，而后，再用个人的积累進行私有房屋购置。这四条是结构性的，也是决定性的；没有这四条，民主转型后，整个社会的经济民主质量会很低，消费自由也不会有质量上的提升。
民主转型的社会政治基础仍然不可忽略，尽管上述的结构性与决定性很有影子内阁性质。所以，相应的文化伦理必要性选择是：（壹）对威权主义暨个人崇拜的传统進行批判；（二）对源自传统的个性独立文化予以光大；（三）推進平民主义观念，尤以教育中的适当学历为主；（四）政教分离基础上的广泛法因吸收，即是诸宗教中的善性与良治观点壹起构成新法系的价值基础。这当中，第壹条与第三条更具实践性也可以短期见效。比如说，大框管理的反动性在文化上，它与商鞅主义关联，似乎表现出创造性，因为“不法古，不修今”的气概意味着壹切规范（条框）均可造成与众不同的变异，从而制造出行为者被崇拜的气氛。然而，此等“两不”正是独裁主义分子知识上无可能的印证，即是说，某种制度设计既不精炼历史以提有益也不调研现状以合人望，那麽，它肯定是无效的。狭义到经济领域，只能是规模性推進而不计较会计学上的可能。中共国家政权史上的大跃進（大炼钢铁）就是此等货色。至于“平民主义——适当学历”这个理性民粹结构已由特朗普政治的成功予以证实，在竞选时他说：“我爱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壹般理解这是竞选策略，但实质上，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出现问题，在教育投资上最直接地伤害了底层社会；壹方面，教育质量下降，使受教育者及其家庭难以获得消费者剩余；另壹方面，像货币现象的通胀壹样，文凭通胀成为社会常态。
关于个性独立文化与宗教共构法系价值可以用壹个著名反论来说明，是为普鲁东与曾经的政治合作者马克屎的“免谈”。前者反对新的偏执、新的使徒姿态，因此，要鼓励不同意见暨反对壹切排他主义。这是后者所无法接受的，因此，也就导致了前者所说的“否则，免谈”。“共产主义这种让生气、绝对不容异己的狭隘性”当然导致它的政治失败，因此，苏联的政权实践出了如此结果：政治精英对学术界的统治，声势浩大的异己思想整风，异己少数民族的大规模安置。等等。这样的政权在法律、经济诸方面明显失败不是任何改革所挽救得了的！
结论 转型乃道德自新机会
极权主义政权史表明，它们拒不承认自己在法律、经济、宗教、文化诸方面的全面失败，“改革”不仅是欺骗社会的幌子，也是统治体系的致幻剂。为了防止幻想被异见力量打破，政权会采取违背自己法律的政治打击，实行国家恐怖主义。中共国家的“七〇九事件”的国家恐怖主义性质既不亚于此前二十六年的广场开枪，也不亚于苏联对社会精英的残酷流放。然而，无论如操弄“改革”符号，极权主义政权最终在经济方面必然表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表现在巨大的社会不公平方面，而且，隐蔽地表现在大框管理的政策操作中。比如，经济政策顶尖决策层根本不担心银行坏账，因为那些坏账经由国家权力可以瞬间摊销给公众（狭义为储户）。
外国观察家对摊销行为津津乐道：“坏账规模有可能比壹些人所说的少百分之四十；因为他们没有注意到壹个事实，即坏账中的这壹部分可以全部被销账。”当然，壹些具有分析能力的资产高净值人士为了避险，开始向海外转移自己的资产。忽略这个微观层面问题不计，针对大框管理的反框设计放在转型科学里面，本质上是给中国社会壹次经济道德自新的机会。这次机会到来后，自然会消灭可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改造社会必须深化民主
人类生命要永续不灭就必须要走向世界大同,古代就有人有了这种意识,否则人类必互砍而亡,而大同首先要求人类必须有爱人如已的精神,不爱人是不可能大同的,但是爱人是要用具体的方法与手段作基础去实现的,笼统地讲大同没有现实意义,必须有核心价值观的方法与手段,本人不才提出过三个民主理论,就是为了实大同而创的。
因为人类社会太复杂,世界要想大同,只能走民主化的大同,而单方面的民主化必仍是不平等的社会,不可能是真正的大同,所以,必须要全面的民主化.全面的民主化整合起来看也就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的民主化,所以本人认为三个民主就是实现大同的价值观与理论工具,当然本人只是作了壹个总述,具体的还要在实践中去探索.检验与完成.
所谓三个民主即: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文化民主．人类壹切活动不超出这三方面．
政治民主分为国际政治民主与国内政治民主两大范围。国际政治民主上我主张联合国升级進化为世界联邦民主政府，军队世界化，统壹化，驻扎世界各地。各个联邦国只保留有自主权的警察系统．国内政治民主上我主张是射秽主义大众民主宪政（包括:射秽主义大众民主政党立宪制,这个是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的進化,有人也说可以叫党主立宪制,适合于当代的民主国家）.
经济民主分为国际经济民主，国内经济民主，及企业内经济民主。国际经济民主是以全球重要及稀有资源共享，先按全球人口有计划的配额化的民主协商分配,然后各自根据需要可以转让配额,达到各取所需目的.国内经济民主是以国家范围内的资源由全民的共产共享和企业内经济民主是以“耕者有其田、工者有其股”为主要标志的按照资源股，投资股，劳动股三方共享的人人有股的集体共享。
文化民主以人权至上为原则，包容壹切宗教神话及主义信仰，并用现代科学化解读壹切，使各种文化公平竟争，有用的就保留，无用的弃之，从而合众归壹,把世界融合为真正的以人为本，自由民主，天人合壹，与自然和谐的普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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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民主目的是使人民真正的当家作主，这是壹切的关键．经济民主目的是共同富裕，人人有股,消除阶级与阶级斗争,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文化民主目的消除意识上思维上族群上的斗争，使人类走向融合和解，文明理性科学！
一国先在国内建壹个小范围的大同试验区,也就是搞壹个小天国的试验,成功后再到区域内，最后走向国际，直至世界大同！
三个民主是理想主义理论，目标直指真正的民主化的共产共享的天国大同世界，它指明了未来方向，但并不是要求革命式的壹步到位，而是与生产力发展同步，通过民主化大同壹步步地逼近理想状态.原则上以非暴力运动为主导,先建立具体的三个民主的制度基础,并倡导基督的爱人如已的精神来实现人类的和解.如果没有爱人如已的精神是永远不能实现大同的。
最后总结壹下大同价值观就是:"三个民主壹个爱",没有爱其他壹切都是白说,爱是大同的头与上体,而三个民主是其的支架下体基础,如同鼎之三足,少壹个都不行的。没有基础支架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爱。
经济民主的制度设计
各国的产业民主
经由以上各学者以及团体针对其不同角度对产业民主所下的定义，我们仍有必要针对产业民主在各先進国家实施之现况作一了解，故我们选定对产业民主制度的执行有一套完善制度的德国，及推行产业民主制度甚早的英国，还有与我们国情相近的日本。以下，即为我们对这三个国家实施产业民主制度之探讨。
（一）德国
在路心镜所撰的“工业民主制下劳工参与管理之研究”论文中提到，德国在战后，由于是战败国，故陷入了经济恐慌的困境，再加上日耳曼民族传统守纪律、重秩序的性格，因此工业民主在德国变成了最系统化的典型，一切以法为依归，采立法方式行之。
而高崇耀在“德国的工业民主制度”一文中更指出，德国政府借由立法、法令解释、与法院的判决所创造出来的工业民主制度，使德国数十年来劳资关系始终保持和谐，争议极少发生，劳工生产力也一直名列世界前茅。
我们将从德国实施工业民主的演進，包括相关法令制定的过程及运作机制作一陈述。
１、德国工业民主制度的演進
根据胡旻欣“西德工业民主制度之研究”之论文，德国本身让劳工参与企业经营的立法构想，是始于1848年在法兰克福国民大会上所提出之工厂法草案第四十二条至第四十五条之规定；这个草案并未完成立法手续，但有些企业家仍将这种“劳工委员会”引進到他们的工厂，让其员工有机会提出他们的要求，以便劳动者得借此机构将工厂内各种苦衷及烦恼反映给雇主，并作为解决问题的参考。故当时虽还没有真正法律上的依据，但事实上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有劳工委员会的设置，但这均为任意性的，设置与否均任由雇主自行决定。
德国的工业民主，其正式见诸于法律，可追溯至1916年，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政府规定某些重要产业需设置员工代表会，至1920年员工代表法始采强制施行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劳工对企业层次的影响力因各种有关共同决定权的法令陆续制定而逐渐增强，在“劳动者特刊”一书中列出，其中较重要者如下：
A、1951年的“煤钢铁业共同决定法”：规定受雇员工超过1000人之煤钢铁业，监事会中应有二分之一的劳工代表，劳资双方具完全相等之共同决定权利，董事会中则设一名由劳工推选之劳工董事，负责人事与福利事务。
B、1952年的“联邦企业组织法规”：将共同决定制延伸至煤钢铁业之外，规定500人以上企业的监事会中应有三分之一的劳工代表。
C、1976年的“员工共同决定法”：规定雇用超过2000人以上企业的监事会中应有二分之一的劳工代表，其劳资双方在监事会具均等共同决定权。
２、工业民主的运作机制
在高崇耀“德国的工业民主制度”一文中提到，德国的工业关系体系同时建立在三个不同的层次上：第一是企业层次，由个别雇主与其员工代表会在共同决定权上的交涉；第二是产业层次，由雇主团体与工会在团体协商权上的交涉；第三是全国层次，由雇主团体、工会与政府三方在全国一致性事务之协商交涉。而在“西德工业民主制度之研究”中，吴旻欣指出，德国工业民主的工业关系体系，其基础主要靠下列三个次体系来运作：
A、员工代表会
执行共同决定权的基本单位是员工代表会，其法定适用对象为雇用劳工人数在五人或五人以上之民营企业。员工代表会的主要工作，自然是在改善资双方对立的态度，進而促進双方的感情，加强双方意见的沟通，使企业進行顺利，资方的营业获得增進，而劳方的生活也得到改善。
员工代表会每年应召开四次之工厂会议，且应邀请资方代表参加，资方代表每年至少应有一次在会中报告该厂场之人事、福利、营运政策与状况，以及未来营运计划等。
张立民于“员工参与式管理制度在我国企业的应用～以大高雄地区为例”论文中认为，员工代表会的一般任务为：Ⅰ.对于员工及企业有关之措施提出建议案 Ⅱ.就企业协约中有利于员工之规定予以执行上的监督 Ⅲ.接受员工的诉讼及劳资争议的处理 Ⅳ.安插伤残者或其他需要保护在企业内就职的员工之工作。
B、监事会
根据高崇耀在“德国的工业民主制度”一文中指出，在厂场层级，既有由一般员工所选举代表组成之员工代表会，在企业层级，则有员工与工会选出之劳工代表，以与股东代表共组成之监事会，以便使劳工能在更高层次参与企业之决策。
监事会的主席与副主席由全体监事代表的三分之二同意产生。如经投票无法达到三分之二多数，则依法主席由资方代表选之，另副主席由劳方代表选之。故实务上，主席多由资方代表选任。
这种由劳资双方代表组成且依法每年需召开二至四次的企业内监事会，应负责执行下列职务： Ⅰ.依企业内组织章程所规定之重大政策或计划的决定 Ⅱ.指定董事会之董事人选 Ⅲ.监督董事会执行业务。
C、董事会
德国企业之董事会应设置一席劳工董事，在吴旻欣的“西德工业民主制度之研究”一文中提到，依目前西德的立法规定，只有煤钢铁业及员工二千名以上的企业才能设立劳工董事。劳工董事的任免程序与一般企业之董事类似，是根据监事会代表的三分之二多数决任免之。
虽然与其他资方董事共同处理及决定企业之一般经营事务，企业董事通常较著重人事及福利方面之政策，亦即劳工董事同时肩负有企业经营成败与维护其所代表劳方工之权益的双重使命。
董事会运作时，其所作之各项决策需每年向监事会至少报告一次。高崇耀在“德国的工业民主制度”一文中也说到，监事会之监督董事会的权利也不是绝对的，如监事会不同意董事会之决策时，董事会可能将它再交由股东大会来决定，后者之裁决通常较监事会之决定效力高。整体来说，因为董事会是执行企业事务之常设机构，且又有大量专家辅佐，故其在企业内是比监事会更有权力的一个组织。
张立民在“员工参与式管理制度在我国企业的应用～以大高雄地区为例”论文中指出，德国的公司是采取两层级的组织结构，分为董事会与监事会，亦称“董监双元制”。监事会有权指派董事会，可以说是最高的监督机构；董事会则负责实际经营。董监事会的成员均系兼职，一年开会通常不到四次，主要的任务有下列几项： Ⅰ.考核公司的营运方案，并随时监督业务活动。Ⅱ.对公司重要的业务决策，享有决定权。Ⅲ.可选任公司之董事，当董事会意图不轨，影响公司营运时，可予以解散。Ⅳ.详细查核公司之财务报表及帐目。Ⅴ.对公司年度决算，股利及红利的分配有审查权。
（二）英国
英国劳工对于产业民主中所谓“高度参与”，即由劳方代表進入董事会一事，受限于英国工会传统上与资方持相互对立的立场下，无法真正落实产业民主中由劳资双方共同管理企业的各项政策或措施。虽然如此对于劳工本身的权益、劳动条件、工资等较切身的问题，却是积极的参与，因此透过与资方谈判，协商等机制的团体协商、共同咨商就成为目前英国的产业民主最主要的形式。英国的大儒韦伯夫妇二人在产业民主主义一书中提到“产业之问题在于将何物，如何地，以何种劳动条件下产制。而决定何物的是消费者，决定如何地的是专家们，而工会则只参与以何种劳动条件下产制。”该书继续提到：“产业民主主义是利用劳雇之集体行动之劳动条件改善运动，也就团体交涉。”
以下，将先针对英国的劳方、资方、政府三方之立场，来了解产业民主在英国之情形，并针对其现有的制度，即共同咨商、团体交涉二项制度在英国之实施成效并提出有效之建议。
１、英国的产业民主：劳、资、政三方之立场
在英国政府对产业民主的看法上，胡国坚先生于“产业民主在英国” 一文中谈到：“在1970年代，产业民主在英国是一个相当热门的议题。当时英国由工党所执政，工党基于本身政党属性及社会对此一议题的关注，遂指派英国贸易部由巴洛克公爵(Lord Bullock)進行产业民主问题的研究，工党于1978年提出白皮书，还来不及立法即在1979 年大选失败，产业民主理念因而失去普及性落实的机会。”
继之而起的保守党，于1982年通过的雇用法中规定一个公司如超过250人就应该有适当的规画将公司的资讯让员工了解，使有助于公司与员工协商重大事情也只是碍于社会及潮流的趋势。林大钧先生于英国产业民主制度回与展望（一）一文中认为：“保守党对工会所采取的打压政策及对产业民主所持保留的态度以及工党每逢大选皆败，是致使产业民主无法在英国真正实行的重要因素之一。” ,
资方对产业民主的看法上，胡国坚先生于“产业民主在英国”一文中谈到：“资方对于产业民主中让劳工出席董事会，参与决策的看法上，除了认为对原有的管理阶层造成威胁及高阶管理者所享有的种种利益受到影响之外，另一重要因素就是英国的工会在1970年代展现出惊人的消极性力量(罢工不断)。资方对此极为畏惧，深恐如果让劳工参与董事会将使工会如虎添翼，后果不知是何局面。而有些企业即使有劳工参与董事会，通常是在工会力量大时藉著参与的途径来弱化工会的力量，所有的决策在劳工参与之前即已决定；违反产业民主中劳资合作之基本精神。”
劳方在产业民主的看法上，其反对的理由并不一致。胡国坚先生于“产业民主在英国”,一文中谈到：“工会中左翼的观点认为劳工阶级不应与资产阶级合作。右翼工运人士反对劳工参与董事会者则强调劳工应遵循传统的集体争议途径来争取劳工权益。对于劳工進入董事会的功能也有所质疑，因为劳工董事所占名额有限，故在表决时必然成为输家。在这种情况下，劳工参与董事会很可能不但得不到好处，还可能变成替资方背书而己。而在一些已让劳工進入董事会的产业中，工会往往被合入公司而失去抗衡的力量。因此，英国的劳工倾向以集体协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再加上英国工会过去的强势作为及抗争手段，令英国的资方不得不和工会谈判，工会通常由此一过程保障了其自身的利益，因此对产业民主的理念并不怎么热衷。”朱柔若先生于“社会变迁中的劳工问题”一书中则认为：“工会对产业民主制度的认识，实际运作机制的了解有限，以及坚持工人是生产关系中之绝对主体的意识形态，在产业民主制度推行的失败有密切的关连。”
２、英国产业民主的现制
林大钧先生于“英国产业民主制度回与展望（二）”一文中提到目前英国在实施产业民主的相关制度的情形与成效：
Ａ、共同咨商
英国企业内产业民主制主要形式之一，其为一种由劳资双方依自愿方式，共同选派代表组成之机构。英国政府对于其成立、组织及解散，均采自由放任政策，对于内部组织，职权，任务等，亦不干涉，由各企业自由决定。故其实施情形，各企业颇有差异。一般来说，其实施目的在于：１促使劳工运用知识及诚意，努力达成企业目。２增進劳工对于企业之认同感及改善工业关系。３提供劳工宣泄不满情绪之管道。另有参与企业日常事务决策之机会。惟其决议案只是建议性质，并无强制执行效力，企业经营权仍操在资方手中。
Ｂ、团体交涉
1970年的工业关系法案第一条即规定，自由及负责之团体交涉为推动良好工业关系之基础。
全国性团体交涉仍普遍，但厂场层级之团体交涉己日渐盛行。团体交涉之项目范围，传统上仅包括工资或其他劳动条件，雇主强烈反对与劳方共同决定有关生产事项以及劳工之雇用、解雇以及财务及营业有关事项等。但根据英国皇家多诺凡委员会之调查报告显示：工厂事项進行团体交涉时，其谈判事项之范围，一般包括：工作分配、工作量、安全与卫生、人机配备、工作迁调、加班、惩戒、停职、解雇任用、学徒等。若干工厂干事甚至要求讨论企业之事务有关事项。
劳资双方为协商增進企业内人力资源运用之方法，共同订定各项生产力改進措施之细节，另進行生产力谈判(Productivity Bargaining)，签订生产力协约(the Productivity Agreement)。此亦为广义的团体协约之一种，其目的在使基层劳工有机会参与谈判程序，以运用其资方赋权及发展其潜能。
团体交涉与劳资咨商通常并无明显界限，企业内现行团体之项目范围，已超过传统上的工资及其他劳动条件之领域，许多企业已将原列为劳资咨商之事项也列入团体交涉项目。根据调查，大多数企业位设有团体交涉机构，其中有百分之十三单纯作为劳资间之团体交涉，而有百分之三十二，具有团体交涉与共同咨商双重功能。对于资方及管理人员而言，仅约有百分之十认为团体交涉机构并不十分有效。
根据英国之经验，共同咨商欲行之有效，必需劳资双方共同努力。若高阶管理人员不热衷出席会议，重要事项不列入议程，且不重视劳工之意见，或劳工代表将会议视为工作中偷闲之方式，则共同咨商制度难免失败。反之，若能获得劳资双方支持，妥善慬谨的规划，对于会议代表施以适当训练，则较能成功。
（三）日本
产业民主在日本一般都称为“日本企业的经营研究”，同样处于亚洲的日本，拥有一个特点──“终身任职”制度。在张天开的“各国劳资关系制度”一书中也有提到，日本员工从進入一直到退休，都待在同一家企业；因此工会多受到雇主的控制，有“公司工会”的嫌疑，但也因为企业文化的关系，日本的产业民主不如德国式的产业民主，但其意义却和产业民主有密切的关系，值得比较，因此我们在此简单的叙述日本的产业民主。
以下，我们将日本的产业民主，就是其所谓的“经营参与”加以探讨，分别以日本经营参与的引進、经营参与的意义、经营参与的形态、经营参与与劳资关系此四方面作一说明。
１、日本经营参与的引進
Ａ、日本“经营参与论”的风起云涌
日本有关经营参与的议论，于70年代后急速抬头，肇因于公害问题、通货膨胀问题，而展开的对企业之强烈批判行动中，劳资团体亦相继提出各种形式的经营参与论。
同盟与日经连于1974年设置“全员经营、经营参与共同研究会”。次年同盟在召开之大会中，提出“实施经营参与体制方案”，揭“让工会推荐的代表，参与企业监事会”的方针。同年中，社会经济国民会议、生产性本部等，分别发表有关经营参与的论点。1976年也都有发表相关研究报告书。
Ｂ、个别企业的推行
日本若干企业早已实际跨出“经营参与”的脚步。在当时企业经营参与的实施步调虽然并不快，然而终究给予其他企业“示范带头”的作用。例如：
Ⅰ.产经新闻在1974年，已同意依劳动协约，让工会委员长列席董事会，并承认工会对于“负责营务的重要干部”之人事干预权。
Ⅱ.日立造船在1975年修改劳动协约，承认工会参与经营审议会的权利。
Ⅲ.松下电器则尝试导入“劳工出任董监事制”，由原任之工会委员长就任董事。
Ｃ、日本的经营参与异于西欧
日本战后的社会改革，造成企业资本与经营的分离，这与西欧的经营者拥有大量资本的现象不同，也因此导致日本在实施经营参与上与欧洲的差异。主要是因──劳资关系──的不同使日本大企业亦异于西欧。在资方拥有“绝对经营权”体制下，工会在团体交涉及其他方面的权利多被压抑，无法及于西欧“产业民主主义”的水准。也因此导致“经营参与”无法成为企业中实际问题的焦点。日本企业在强化经营体制的实施下，藉著名为“参与性的管理”，而实质上为劳务管理手段的“小集团管理”之普及，和兼并团体交涉功能的劳资议制之扩充，展开日本式的经营参与。此观念在“劳工行政58期中看看别人，想想自己一文中”有提出。
２、经营参与的意义
Ａ、经营参与的一般定义
经营参与，即为针对此定义下的“企业经营权”之参与；亦即企业活动中所必需的劳动者，以其身份，在其职位上，对于企业经营权的参与。劳动者的经营参与，乃指劳动者个人，或组织的代表，针对企业或工厂内，管理者对于经营方针、投资计画等属于经营权事项的决策或执行，发表意见，或拥有某种程度的规范作用。
Ｂ、经营参与在日本的代表意义
日本式经营参与，基于“劳资间并不存在阶级利益对立”的观念，兼之劳动工会采取企业内组织的形态，无法摆脱“企业归属意识”的前提下，究其而言，经营者所期待于经营参与的，不如说是劳动工会放弃原有职责，以企业的经营管理、劳务管理的协助身份和立场，达到企业提高生产性及合理化的经营目标。
Ｃ、日本经营参与定型于“劳资协议制”的说法
工会于配合企业“提高生产性”和“合理化”政策的行动上，使工会变质为企业的生产协助机关。因此充实劳资协议制并强化其功能。但并不等于经营参与，也无法完全代表经营参的所有实况。只能视它为有相当重要的份量。
３、日本经营参与的形态
Ａ、“参与层次”的形态及内容
经营参与在“层次”上的形态，一般区分为企业层次、事业所层次和现场层次。在淡江大学日本研究所陈周钦的硕士论文，日本企业经营之研究一书中就有提到这三个层次，并有详加探讨。
Ⅰ.企业高阶层次的经营参与：着眼于和企业发展有关的经营方针、决策问题、经营计划、生产销售策略、研发等等。通常是指“劳工出任董监事制”。此制度，或类似制度的导入，主要是由经营者发起，目的在确保员工对于经营危机中的企业之协助，或谋求企业人心之整合。因此并非仅限于“劳工出任董监事制”。但在经营决策上，有朝劳资会议的上层扩大的趋向。不在“黑盒子”中作业，但正式成立“经营决策为讨论事项”的劳资高阶会议仍少数。但在非正式的劳资高阶恳谈场合中，经营者委婉地向工会解说特定的经营政，或与战略决定的有关消息，或听取劳方意向动态的情况。
Ⅱ.事业所层次的经营参与：大多透过劳资协议制，参与企业经营权的执行之有关事项、雇用、升迁、人事制度规则等等。属于“劳资协议制”的范围。透过事前协议、团体交涉或劳资协议制度，对于经营权予以预先的、内部的规制。
Ⅲ.现场层次的经营参与：和日常企业活动有关，包括每季或每月的生产计划、劳动环境及待遇福利。与前两种层次的参与不同，是为直接参与。利用目标管理、参与性领导、工作扩展和强化、自发性小集团活动等“参与性的管理活动”，在日本被大力推展。和日本集团主义方式结合，产生独特的日本式运作方式。重点则放在集团目标上，采取集团性的作法。包括ＱＣＣ（品管圈）、自主管理、无缺点运动、等方式，是日本劳资关系中，经营参与中的重要一面。
Ｂ、“参与执行方式”的形态
在日本的形态在一般各国的形情有所不同，大致如下：
Ⅰ.“经营决策”与“所有”之参与
日本企业内经营协议会的活用，可达实质上的经营参与，且日本的团体交涉和劳资协议制，在个别企业、事业所内，立于支配性的优越地位，二者功能上的相辅相成。在探讨日本的经营参与时，除团体交涉和劳资协议制外，仅能限定于“劳工出任董监事制”及现场层次的劳动者参与等范围。
Ⅱ.“工作”之参与
工作的上的参与，系透过现场的小集团活动等方式，在企业间广泛展开，技术革新与生产力向上运动的强力推進下，提高从业员工作意愿，唯有重视工作场上下意思之沟通，和激励劳动者的自发参与意愿着手。
４、日本经营参与与劳资关系
经营参与型劳资关系，为日本劳资关系的特色。基于“全员参与”之构想的日本经营参与，其特质与日本式经营及劳资关系的特质密不可分。形成日本劳资关系的最主要因素，在劳工行政书中胡国坚先生就提到，日本有“家意识”及“企业集团意识”导致强烈的“一体感”和“整合思想”。存在日本企业经营中的：与企业契合的工会意识，以企业为中心的家意识及终身雇用制的施行等，成为促進经营参与的诱因。
因此，日本企业中的监事会，其所具之权限和功能相当有限，不如德国之权限。因此在日本，劳动者代表参与监事会的情形，在实质上仍称不上经营参与。因为在日本大企业的权力结构和决策结构，存在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及“经营者支配体制”的特征，大企业的经营者（社长），拥有企业最高决策的决定权，董事会成为形式化的虚设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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