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的社會危機的基本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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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的社會危機的基本屬性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21年5月20日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迫害非保皇派毛左
非保皇派毛左網站《紅色參考》主編陳洪濤于微信公眾號「方城故事」發表文章《南陽！以市委書記為首7名領導被評上全國扶貧攻堅先進個人》 ，指出河南省南陽市受到該表彰的7人全部為當地官員，而不是真正的農民、婦女和工人。7人當中，為首的南陽市委書記張文深，於2019年曾帶幾十官員和記者進行明作秀、假「暗訪」，並怒斥基層扶貧幹部辦事不力，引發大量網民嘲諷和批評。
2021年月26日，陳洪濤在微信朋友圈發文「自稱方城縣公安局治安大隊的來，說是口頭傳喚，要去公安局」。此時，他在微信公眾號的文章已被刪除。
翌日陳洪濤被警察釋放。他表示，因在公安局辦案中心一夜沒睡，所以需要好好休息。
這並不是《紅色參考》主編陳洪濤和編輯部成員第一次遭警方鎮壓。2017年「兩會」的第一天，陳洪濤在公眾號上報道，方城縣進京上訪者高保遭地方政府截訪綁架毆打后，在昏迷中被丟棄高速公路，引起了社會關注。其後，方城縣出動國保、網警等幾十人圍堵守候陳在方城的家，扣押了其家中一台電腦主機，恐嚇騷擾其家人。
2018年夏，《紅色參考》編輯部因參与佳士工潮和涉嫌呼籲北京等地大學生前往深圳聲援，被廣東國保跨省查抄了北京的辦公室，編輯尚愷被捕；2019年3月21日，《紅色參考》前編輯柴曉明因涉嫌「顛覆國家政權」，被南京市國家安全局「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陳洪濤的文章只是針對個別的地方官員，而沒有批評習近平整個「全面脫貧」的假政績，其實是很不足夠的。習近平想利用宣傳全面脫貧來鞏固自己的權力，併合理化取消勞動合同法和將退休年齡延後等打壓工人的措施。
中國在疫症以來的貧富差距嚴重擴大。根據最新公布的胡潤富豪榜公布，去年中國新增259名資產達十億美元的富豪，達到1058人。連最近的官方報告《中國互聯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也表示，中國有七成網民月入低於5000元人民幣。
中共各級獨裁政府對包括左翼毛派在內的政治異見者又一次的鎮壓和限制言論自由。中國左翼在網路為陳洪濤發起團結聲援，製造了相當的輿論壓力。恰逢兩會即將舉行，南陽市委書記張文深為免多生事端而將他釋放。
今次抗爭的成功再次振奮了左翼運動的信心！近日，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熊焰及其多名好友被捕，使左翼聲援浪潮再次爆發。中國勞工論壇歡迎此一發展，我們支持中國工運的組織權和言論自由，反對一切以言入罪，要求釋放所有政治犯及工運分子。
在疫症的經濟危機下，中國網民去年多次發出怒吼，從狠批科技業的996工時制，到對「人民富豪」馬雲的鞭撻，以至對青年生活粉飾太平的影片《後浪》的反彈，都看到階級意識和反壓迫情緒正在急劇升溫。而九月學生更出現反抗封校政策的喊樓運動，及后以毛派為主的左翼的聲勢和自信大大提升。 中共當然有打壓這些左翼活動，但至今尚未對作出全國性的鎮壓。相信今次逮捕陳洪濤只是市政府的決定，而並非中央指揮的全面搜捕，使左翼可以獲得一定的勝利。然而，中共並不能容忍這些左翼活動長足發展，早晚會將鎮壓升級，甚至發起針對左翼和工運分子的全國性鎮壓。工人階級必須要組織起來鬥爭，捍衛組織權利和言論自由，為更艱苦的鬥爭作準備。
工人運動
2021年3月1日，由中國各地外賣騎手組建的「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組織者熊焰（陳國江）及其多名好友，被北京警方抓捕。爾後，有被抓捕的兩人獲釋，但熊焰卻仍然沒有消息。抓捕消息在中國網路平台被大量刪除，但仍然引發許多外賣騎手抗議。
受到熊焰被捕一事影響，熊焰原所屬的外送平台「餓了么」旗下騎手消極怠工，大量騎手拒絕接單，以致大量訂單因為超時而作廢。有「餓了么」騎手更號召在3月8日發起全國大罷工。毫不意外，有關工運消息遭中共官方封殺，而兩家外賣平台也否認怠工罷工情形。但是，仍有一些網民在新浪微博反映自己的外賣沒人接單的情況，並成功發出「騎手是罷工了嗎」等字句。
「外送江湖騎士聯盟」成立不到一年，集結近萬名外賣騎手，而熊焰則為盟主，在網上發送幫助傳達業界聲音的內容，還會幫同業維權。被捕的原因是熊焰在網上平台公開批評外賣平台「餓了么」欺壓騎手，因而觸犯了利益集團使官方出手「維穩」。盟主早前發布視頻批評「餓了么」平台設置的獎勵規則先用欺騙手段留住騎手，后隨意更改規則侵害騎手經濟利益。此視頻播放量達到900萬（在中國國內網站已被河蟹），相關話題在微博閱讀量超過2億次，迫使公司向騎手假惺惺地公開致歉。
外賣騎手成為中國最受壓迫的藍領工人之一，近年抗爭時常發生。在3月1日，廣州和深圳部分「美團」騎手也聚集罷工，抗議公司在未通知的情況下變相調降配送費。按照新的配送費標價標準，每名外賣騎手每周將少賺上百元，每月將損失上千元。
在中國，隨著人們生活節奏的加快，便捷人們日常飲食的外送平台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相應地，外賣騎手也成為社會不可或缺的一員。由於准入門檻較低，當外賣騎手通常是中國基層民眾謀生手段之一，目前超過600萬人從事此行業。但該職業危險性高，卻幾乎沒有任何職業保障，騎手往往要為了避免超時而被平台罰款，被迫採取闖紅燈、逆向行駛等交通違規行為，而這也冒著被交警罰款、扣車，或是發生交通意外而傷亡等風險。此外，從業者的工資被平台不斷壓低，包括將餐點送到地點后，若沒有按規定拍照片，也會被扣錢；現實中騎手們是「獨立的約聘人員」，沒有與平台簽勞動合同，法理上並無雇傭關係，一旦遭遇傷害，維權也很難成功。
現如今的外賣騎手行業，屬於「零工經濟」（gig economy）的一種。外送平台可以在用人上更具彈性，這就意味著可以節省員工福利、辦公空間和員工培訓等方面的支出。表面上看，企業往往聲稱零工經濟所具有的彈性，可以幫助外賣騎手們實現工作與生活平衡，但現實遠非如此——要維持基本收入，基本上每天就要跑10小時以上、每周無休能才有希望每月賺到6000元以上。外送平台用人上的彈性，也讓騎手隨時可能失去這份工作，或者從一個平台跳到另一個平台，而這些也反映出這種零工經濟的不穩定性。「獨立的約聘人員」身份造成的騎手們處於相對原子化的狀態，也讓組織起來罷工存在一定困難。
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外送人員一樣遭受平台剝削。2016年夏天，因為從時薪制改為計件制（將造成實質工資下降），Deliveroo在倫敦的外送人員開始罷工，之後罷工浪潮傳遍全英，並影響到其他平台的外送人員，更在接下來一年影響到歐陸多國，並且各國之間工人也彼此串連。各地鬥爭有成果有挫折，但都彰顯出外送人員身為工人團結對抗資方的精神，中國外賣騎手可以從中學習。而對於近來中國外賣騎手維權遭打壓一事，英國應用程序和外送員工會（ADCU）在推特發出正式聲明聲援熊焰。這些抗爭和聲援行動，無不顯現出國際工人階級團結。
目前，中國外賣騎手們與關心事件的人士仍活躍在微信、QQ、Telegram等群組討論行動方案，準備將行動升級。中共獨裁嚴厲打壓組織自由，「槍打出頭鳥」地針對工運領袖，迫使近幾年工人要「化整為零」，轉用手機網路並以「無領袖」的方式組織起來。今次外送員工同樣巧妙地運用網路組織，但同時在鬥爭中也出現了勇敢帶頭的工運領袖。鬥爭若要取得更顯著的成果，工人更需把手機網路的組織化為實體組織的力量，建立獨立工會。
中國勞工論壇熱切支持外賣騎手跨平台的怠工、罷工行動，要求釋放所有被捕工運分子，停止打壓工人組織及言論自由。我們支持爭取提高獎金和每單（或每小時）收入，要求公司為所有工人提供正式勞動保障。
偽國會
2021年3月4日，中共的人大政協「兩會」會議在北京召開。
這兩個機構其實都沒有實權，它們只是中共獨裁統治的花瓶，而且中共統治越來越來變成習近平的一人獨裁。不過，兩會依然受到注目，因為這是新政策出台的地方，當然這些都是習近平和他的黨羽背後早就鋪排好的決定，只不過是讓超過5000名代表走個熱烈鼓掌通過的過場。
過去二十年，中國資產階級所累積的巨額財富受到許多關注，他們當中許多人也成為了兩會代表。今年這一群人的財富總額又刷新了紀錄。根據《胡潤百富榜》，參与兩會最富有的資本家，他們的財富在過去12個月暴增了68%。這些代表的總財富高達3910億美元，比香港2020年的GDP（3490億美元）還要高。
去年，縱使有年初的疫情和嚴厲封城政策，中國每個星期就有5名新億萬富翁（身家超過10億美元）誕生。根據胡潤的報告，中國「拋離了美國」，中國有1058名億萬富翁，對比美國只有696名。今年7月23日，中共將迎來其建黨100周年紀念，我們到時候會看到習近平政權掩蓋其階級性質的政治把戲——當今中共實際上的政治意識形態，與1920年代南轅北轍。
人大會議定下了2021年的GDP增長目標，不過許多評論員原以為今年會跟去年那樣不這麼做。今年的目標將會是「6%以上」，許多評論員認為這個目標比較保守和容易達成。《彭博》就此向不同經濟學者進行調查，他們對於中國2021年的增長預期平均為8.4%。
雖然增幅為1976年以來最疲弱，但是中國在2020年仍是唯獨出現經濟增長的主要經濟體。當然一如以往，這個數據是有水分的。不過，根據官方數字，去年中國經濟增長了2.3%，同期德國經濟萎縮5%、美國經濟萎縮3.5%。雖然8%的經濟增長很吸眼球，但這要考慮到2020年的低基數效應。如果我們求取2020和2021兩年平均年增長的話，比起十年前每年增幅達雙位數，這個反彈實際上是延續了過去增長速度下滑的趨勢。
工人們也沒有從這個「復甦」得到好處。自2009年以來，去年中國首次出現全部省份凍漲最低工資。各項指標顯示當局打算2021年繼續凍漲。同時政府也在準備大幅削減退休保障，首先從婦女入手，把女性的退休年齡從55歲調升到60歲，來達到「男女平等」。這聯繫到中國正在面對的人口老齡化、少子化、勞動人口減少的計時炸彈。
政府的社保資金已經開始見底。根據中國社科院的報告，中國32個省級地區當中，近半的社保預計會在2022年出現赤字，而2015年只有6個省份。這個議題有可能會觸發重大的社會動蕩。2013年一項民調，顯示95%的民眾反對提高退休年齡。
2027年，印度預計會超過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勞動力的下滑，預計2017到2037年勞動人口將從7.59億減少到6.61億，將會對經濟以及中共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及軍事大國的計劃受到打擊。
另一個形成中的危機就是急速膨脹的債務水平。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資料，中國的公共、企業與家庭總債務從2019年GDP的255%增加到2020年的280%。加上外債，這個數字更加增加到GDP的295%（人行估算外債為GDP的14.5%）。2020年中國的經濟僅僅增長2.3%，債務卻大幅上升。這是不可持續的狀況。
今年兩會最重要的特點，並非上頭條的政策「決定」，而是習近平派系進一步鞏固他的權力。中共黨國內正掀起了一場權斗。為了在明年黨大會中連任第三任期而鋪路，好讓他能夠成為終身領袖，習近平大力強化自己的控制。
習近平不斷集中權力到自己手中，放棄了1980年代鄧小平政權所建立內部制衡和監督的「集體」威權統治，這是嚴重危機的警號。隨著習近平對於社會的鎮壓不斷加劇，其政策也激起越來越大的反抗（如同過去在香港及內蒙）。實質工資的下跌也引起了工人階級的不滿，尤其是那些佔中國藍領工人2/3比例的農民工。
美團外賣的騎手在3月8日發起了罷工行動，要求提高工資及改善待遇。另一家外賣平台「餓了么」的騎手熊焰在上月被捕，他被指控組織外送員的獨立工會。中共獨裁對於獨立工會是零容忍的。
兩會也為香港訂立一套新的政治制度，意味著香港的有限度「半民主」議會制度壽終正寢。中共打算對於香港施加更強硬的威權統治。上周，當局動用國安法逮捕、起訴了超過40名泛民政治人物，並將他們收押。他們將會在5月再次上庭，面對「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的控罪。這顯然是為在北京的人大政協會議造勢。上周的香港審判異常混亂而殘酷，法院開庭至凌晨，數名被告體力不支暈倒，這是故意為了展示習近平政權的力量，發出堅拒歐美西方勢力「干預」的信息，警告所有試圖挑戰當局的人。這同樣劍指那些試圖組織起來維權的中國工人，以及中共黨內越來越不滿習近平政策方向的反習派系。
最新一波的打壓將香港整個立法會的反對派候選人拘捕囚禁。在3月4 日呈交到兩會的工作報告中，並沒有提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這個過去凸顯有限度自治的字眼。取而代之是強調「中國主權」與「愛國者治港」的概念，後者只指中共的支持者，北京可以隨意取消任何支持民主人士的選舉資格。
人大會議預計會通過香港的新投票制度，這將進一步移除專制當局對於立法會失去控制或面對民主鬥爭的代表進入議會的可能性。原定於去年9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將可能在一次延後至2022年舉行。而由親中共菁英所組成的選委會也會被改組，進一步被中共所操控，除了選舉特首外，還會被賦予提名、否決候選人的權力。
各種跡象表示，習近平不會停止扼殺香港的泛民反對派，而且也會重組並清洗建制陣營。在北京眼中，現存的建制派政黨都相當無能，沒法保障中共在港的利益。香港本地的傳統富豪們也可能會喪失部分的政治特權，他們被視為在維護北京方面不夠狂熱。在習近平的指導下，中共及其裙帶資本將迅速掌控香港，香港有限度的自治也會被廢止。
與同習近平在其他地區的政策一樣，打壓與強硬統治取代了妥協與溝通。香港脆弱民主權利的前景看似非常黯淡，但同時習近平的政策也會激起民憤和政治激進化，這是不可能透過警察措施就能夠無限期鎮壓下去的。
持續加大的強硬鎮壓政策，加上不可持續地以債務推動經濟，為工人階級帶來越來越大的經濟痛苦。習近平政權可謂在製造著充滿爆炸的未來。
社會危機
中共獨裁政權描繪的中國現況和中國實情之間存在巨大且愈來愈大的落差。隨著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紀念日臨近，中國的獨裁者習近平需要不斷的「勝利」，以確保明年政治局換屆之前的地位。中共的宣傳機器已經陷入瘋狂。
同樣，對於習近平令人作嘔的個人崇拜也達到了新高度（或深度）。 2021年2月，《人民日報》在一篇慶祝中國脫貧「全面勝利」的文章中，提到習近平的名字達139次。正如我們將要說明的那樣，習近平的脫貧攻堅戰是脫離現實的又一次宣傳上的成就。最近被網路審查屏蔽的一個字眼，揭示了習近平政權對於批評聲音多麼敏感：「翠」字作為一種抗議的方式，在中國網路傳播起來，因為這個字也可以解讀為「習習卒」，即「習近平死兩次」。
習近平在國內外面臨多重挑戰。對於他的政權和中共來說，這是前所未有的危機，甚至可能是生死存亡的危機。許多新政策和聲明表明了這一點，包括有關「防範金融風險」（中國的債務水平現在已經超過日本的最高水平）、在2027年之前加快「國防和軍隊現代化」（以應對拜登執政時期肯定會延續的美國壓力）、以及習近平旨在提高中國的消費支出，以此來抵消全球化和反華保護主義政策影響的過於複雜的「雙循環」戰略。
習近平還面臨著黨國內部挑戰。關鍵問題是明年的中共二十大，習近平的目標是打破傳統的任期限制，打算再任第三屆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國國家主席。他計劃成為「終身主席」。在2012年至2017年的第一個任期中，習近平發動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反腐運動，成功地平息了高層派系的權力鬥爭。實際上，這掩飾著針對派系的清洗行動，目的是清除他的敵人並鞏固習近平手中前所未有的力量。正如我們所解釋的那樣，中國政權的特徵從「一黨專政」演變為「一人專政」。
但是，由於在社會和國際關係方面的危機，中共內鬥再次加劇。如今，這場權力鬥爭是自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前後最嚴峻的一次。儘管習近平目前較可能成功地繼續他的統治，但在黨國上層日益成長的不滿情緒和派系操縱可能會迫使他做出妥協。2022年二十大之後的時期可能會看到不同的勢力組合，和中共內部更大的不穩定性。最終，統治階級內部的衝突反映了社會進程和工人階級不滿情緒的上升趨勢。
黨國內部的分裂並沒有明確或清晰的分野，這些分裂根本上無關政治分歧，而事關權力：中共的高層是控制著龐大商業帝國的資本主義寡頭的集合。在這些人當中，越來越多的人感到悲觀，認為幾乎所有事情都出了問題。
因此一些反習派人士不滿習近平在與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度和台灣之間的爭端之中，他的極端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強硬的戰狼外交。這一部分的統治階級寧願回到鄧小平更為謹慎和務實的「韜光養晦」外交政策，以此作為降低全球緊張局勢（尤其是與美國的緊張關係）的手段。
反而，習近平的政權像一隻豎起脖子的傘蜥一樣，誇大其經濟實力和全球能力，一定程度上為了外交，但更重要的是，它仍然增強了習近平繼續統治所需的大漢民族主義「強人」光環。中國的侵略性外交政策——在與印度的爭議邊界上、在台灣海峽和南海進行的軍演升級、為報復華為創辦人之女孟晚舟在溫哥華被逮捕而拘留了兩名加拿大公民，都具有雙重目的：向外國政府施壓、也要養活國內的宣傳機器。
不安的另一個原因是鎮壓的持續增加。這一直是習近平統治最顯著的特徵。反習派基本上沒有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他們都不會拒絕命令警察鎮壓街頭抗議或工人罷工。但是習近平在香港、內蒙古、（以及更明顯的）新疆的殘酷鎮壓顯現他的「默認做法」，而只要他的強硬政策遇到阻力，他的「默認做法」就會加倍，這反而會適得其反。
蔡霞說，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進入了一個「精緻的新極權時代」，已經超越了毛澤東甚至希特勒的極權主義。
這至少有四個原因。首先在新疆，險惡鎮壓已經達到了奧威爾式的水平，並沒有實現「穩定」這一既定目標。它終究再推動中國走向革命性的爆炸，中共的某些階層對此感到恐懼。香港2019年一地的群眾性民主運動預示了中國的前進方向。其次，這為拜登和其他西方元首提供了可以重大影響全球輿論的武器，並在「人權」和「民主」的敘述背後隱藏他們對中國的冷戰策略。
第三，習近平政權的暴政甚至與過去相比也呈現出不同的特徵，因為它也直接在內部監視和管控中共精英。中共久負盛名的、培養未來高官的中央黨校的前教授蔡霞說，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進入了一個「精緻的新極權時代」，已經超越了毛澤東甚至希特勒的極權主義。「不同在高科技，就是我們講的信息化大數據的監控。他可以做到精準監控每一個人，他可以二十四小時全方位立體全天候地來監控。」她在2020年9月19日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訪問時說道。
蔡霞於2020年逃到美國，與中共部分太子黨（中國的「紅色貴族」）關係密切。太子黨是中國資產階級的核心，這一派最初支持習近平（習近平本人也是太子黨），但現在對於習近平愈加不滿。蔡霞說，習近平的統治派系被稱為「之江新軍」（或「浙江幫」），得名于這些許多人最初起家的省份，他們僅得到約10%中共黨政中高層的堅定支持。現階段，大多數人不願公開反對習近平。他們的「支持」是被動的。儘管出於派別目的，蔡霞可能誇大了對內部力量對比的解釋，但其他重要的事態發展證實了在黨國各個層面上普遍存在但沉默（甚至可以說是「消極對抗」）的不滿現象。
最明顯的體現是習近平與總理李克強之間日益公開的權力鬥爭。由習近平派系控制的國有媒體甚至審查了總理的講話，這是自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以來從未有過的事情。自2012年與習近平就任以來，李克強一直保持低調。但是在過去的一年中，他成為中共內部異見者的代言人，通過媒體採訪丟出了許多「重磅炸彈」，間接批評習近平的政策。去年5月底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結束時，情況就是這樣。李克強向媒體宣稱，中國有6億人（總人口的43％）每月收入不超過人民幣1000元。這是對現實的檢驗，是對於習近平通過官方表彰大會自誇的脫貧攻堅戰的嘲諷。
蔡霞的說法揭示了很多東西。她告訴自由亞洲電台：「除了『習家軍』以外，大家都知道這樣子下去不行。」儘管習近平越來越招人不滿，但蔡霞承認，習近平不能通過「正常」程序換掉。她的結論是：「或許在一個偶然的突發事件或者偶然的導火線， 一下子就把局面給炸開了。」
醞釀反抗的第四個原因是，習近平的極端警察國家措施導致中共政權喪失預測和應對新危機的能力。當新冠病毒在武漢開始爆發時，這在全世界範圍內造成了毀滅性的後果。儘管當局後來有意識地掩蓋疫情，但事實是，在2020年1月20日之前的關鍵幾周里，習近平政權自身也被黨國對掩蓋真相的熱衷和國安機關的行動遮蔽了雙眼，國安部門在每次有人試圖警告疫情時往往會迅速鎮壓。
直到西方政府在大企業的壓力下對於疫情悲劇性地應對不力，習近平才得以轉移公眾注意力，並從武漢疫情防控不力中部分恢復過來。面對突然的危機，武漢並不是政府癱瘓獨有一例。從2019年6月開始在香港爆發的上百萬人示威遊行，以及一年前特朗普政府的首次貿易戰攻勢，是習近平政權無法預料的兩個事態發展，最初受到驚嚇而無所作為。
中共宣傳的一個關鍵主題是中國（極權主義）政治制度相對於「西方民主」的「優越性」。中共喉舌聲稱，防控疫情的「勝利」、2020年中國的經濟反彈以及脫貧都表明了中國制度的「優越性」。同樣，中國的「疫苗外交」將大量中國製造的疫苗運往較貧窮的國家，被用來進一步羞辱西方帝國主義的冷酷。顯然，資產階級民主于全球（但特別在美國）的深刻危機，隨著像特朗普這樣的不穩定而專制的人物的出現，對中共的宣傳非常有利。
但是，歷史上的資本主義偏愛議會或「民主」政府而不是軍警獨裁製度，還是有原因的。在資產階級民主制中，資本家的弊處在於工人階級贏得了某些有限但至關重要的政治權利：組建工會、政黨、自己的媒體，並利用這一民主空間來辯論和澄清所需的思想和鬥爭方法對抗資本主義。在像中國這樣的極權資本主義社會中，上述所有這些權利都被殘酷地壓制了。
但總體而言，資本家更喜歡「民主」制度，因為它提供了更穩定的統治形式。 「多黨制」（幾乎所有黨派都是資本主義政黨）可以充當釋放群眾壓力的安全閥。議會民主機關、媒體、司法機構包含「制衡」機制，以監督統治集團來防止其偏離資本利益太遠。
相反，極權主義政權，特別是在經濟危機和階級緊張局勢加劇的時代，往往會陷入重大危機並崩潰。中共和中國的資產階級中沒有任何一人贊成轉向資產階級民主模式。天安門廣場群眾民主運動（在300多個城市進行群眾運動和罷工）遭到鎮壓后，資本主義在中國得以復辟，但是鄧小平政權有意識地選擇了保留了重要的國家控制並拒絕資產階級民主的資本主義復辟道路。
中共的自由派分子主張的「政治改革」，只是提出改良的、更少鎮壓的、更少的政治和社會控制的專制統治。
中共成立百周年紀念活動將伴隨海量的民族主義宣傳，傳達這樣的信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但是紀念活動還有另一面：活動將被習近平派系把持，作為內部權力鬥爭的武器。個人崇拜將達到一個新高度，以鞏固習近平作為「毛澤東以來最偉大的領導人」的地位。這樣做的目的是確保明年二十大和習近平做第三屆之前不會出現任何失誤。
一個世紀前鼓舞中共先驅的思想——階級鬥爭、反資本主義、民主、國際主義和俄國革命——對於當今統治者則是「顛覆國家政權」的話題。它們將被掩蓋在民族主義主題下，如打擊「台獨分裂分子」、抵抗「反華勢力」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考慮到二十大，習近平在未來一年內將經受不起任何重大挫敗——不能有新的香港抗爭般的社會爆炸。拜登在任期的頭幾周，就台灣、南海和中共對香港的政治壓迫施加壓力，而北京可能試圖通過至少在某些特定領域（例如氣候變化）提供合作來緩和緊張局勢。不能排除可能會出現有限的緩和過程，但它是脆弱且短暫的。在國內，我們可以期待一系列「勝利」的到來，這些當然都是由習近平精心設計的。
這一系列「勝利」包括經濟方面。儘管是1976年以來的最低增速，但中國仍是2020年唯一實現經濟增長的主要經濟體。與以往一樣，中共一直在耍一些統計手段。儘管如此，依官方數據，中國去年的經濟增長了2.3％，而德國萎縮了5％，美國萎縮了3.5％。
今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預計將增長8％，有些甚至預計將增長10％。雖然這很引人注目，但今年的GDP增長表現將因2020年以來的低基數效應而被誇大。即使2021年的增長率為8％，2020、2021兩年的複合增長率也將低於6％，換句話說，延續了自2019年（6.1％）以來增長放緩的趨勢。
此外，中國經歷了K型復甦。根據《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年收入超過30萬元人民幣（約合48,400美元）的人（僅占人口的5％）的財富有所增加。但是至少2/3的人口實際收入下降。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0年的前三個季度的實際可支配收入僅比前一年增長了0.6％。相比之下，2019年的這一數字為6％。
家庭債務水平在過去五年內增加了三倍，到2020年增加到GDP的62.2％，而美國的這一數字為76％。在這方面趕超的速度令人震驚：2008年，中國的家庭債務佔GDP比例為18％，而美國為99％。最重要的是，這源於中國房地產市場泡沫，而中國房地產市場價格是世界最高之一。據《中國日報》報導，上海、深圳和北京的住房價格在全球排名第四、第五和第六，而香港是第一。
在去年，沒有一個省份提高最低工資——2009年來首次出現這種情況。所有跡象表明，2021年將繼續凍漲最低工資。這解釋了為什麼在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后，人均消費在2020年下降4％——自1969年以來的首次下降。去年奢侈品市場增長了近50％。因此，2020年實現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不是基於強勁的消費（消費是習近平「雙循環戰略」的核心目標），而是基於這種所謂的戰略要避免的因素：更高的債務水平、對於出口更大的依賴性和房地產泡沫。
由於疫情和其他國家的連續封城造成的意外收穫效應，2020年出口增長了3.6%。中國成為「萬不得已的出口國」。上半年，中國用於抗擊新冠肺炎的關鍵醫療產品的出口增長了兩倍多，從180億美元增至550億美元。電子產品出口也出現了類似的增長，尤其是在家工作的產品。這些意外收穫無法重現。
據中國人民銀行（央行）稱，已經嚴峻的債務水平進一步攀升，到2020年，中國的公共部門、企業和家庭債務加在一起達到GDP的280％，高於2019年的255％。如果計入外債（中國人民銀行估計為國內生產總值的14.5％），則這一數字將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約295％。隨之而來的是，中國有2.3％的溫和增長是通過其有史以來最大的債務增長而實現的。這是不可持續的。中國債券市場的壓力，加上一些大型國有企業的一系列違約，表明金融體系出現了首次嚴重的裂痕。
然而，根據上海胡潤百富榜，對於其中大多數是中共成員並融入中共國家權力結構的超級富豪來說，2020年是「有史以來財富增長最快」的一年。在這一年中，中國新增了257位億萬富翁，每周新增5名億萬富翁。他們的財富總和增長了60％，達到4萬億美元。
胡潤研究院指出，中國擁有1058名億萬富翁，「拋離」美國的696名。在中共成立百周年紀念日，我們將看到習近平政權歪曲政治現況、掩蓋1920年代共產黨人的階級性和政治與當今專制資本主義寡頭統治截然相反的現實。
中國一名托洛茨基主義者評論道：「十年前，中國互聯網上聲音最大的意識形態是自由主義。現在左翼佔主導地位。幾年前，阿里巴巴董事長馬雲被尊稱為『馬爸爸』，現在他被稱為『吸血鬼』和『邪惡的資本家』。」
中國青年與日具增的政治激進化，尤其是「泛左翼」（其中以「毛派」為最多）的迅猛增長，對中共來說是一個麻煩，以及潛在的破壞性發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中國，我們看到的不是傳統毛主義。相反，這已成為多個左翼思想的通稱。
中國許多年輕的毛派支持國際主義、女權主義、LGBTQ和少數民族權利。這些青年深刻批判甚至反對親資本主義的中共政權；當然了，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他們需要小心翼翼進行批判。換句話說，他們與國際上一些毛派有著截然相反的立場，國際上的毛派往往熱切支持習近平政權及其在新疆、香港的高壓政策，並反對工人罷工。
ISA在中國的一名支持者說：「在2020年疫情期間，我注意到中國年輕人正在向左轉。」他說，反建制意識的增長現在在社會中很普遍，其中包括但不僅限於毛主義的增長。「十年前，中國互聯網上聲音最大的意識形態是自由主義。現在左翼佔主導地位。幾年前，阿里巴巴董事長馬雲被尊稱為『馬爸爸』，現在他被稱為『吸血鬼』和『邪惡的資本家』。」對貧富差距日益拉大（尤其是對來自中國內陸貧困省份的2.9億農民工的卑微待遇）的憤怒，是當今政治激進化的主要推動力。
習近平脫貧「全面勝利」的慶祝活動是為了轉移人們對這些現實的關注。中共政權不僅宣稱這是「人間奇迹」，甚至還將「貧困」一詞從脫貧機構的正式名稱中拿掉，這讓將來禁止所有提及「貧困」更為可能。
毛派網站「紅色中國」的編輯之一陳洪濤因在2月份發布一篇文章揭露了脫貧運動假象而被捕。在這個話題上，與許多其他話題一樣，人們普遍不相信中共政權所聲稱的，中國的左翼人士尤其不會去相信，而國際上的新斯大林主義「左翼」似乎很樂於相信這些荒謬絕倫的宣傳。
習近平的「脫貧攻堅戰」於2013年發起，其明確目標是到2020年底使剩餘的1億人口擺脫「極端貧困」。鑒於他在這場「戰爭」押上了自己的個人聲望，因此他不可能錯過這個期限。現實再次為了這個獨裁政權的存續而被竄改。
政府投入了1.6萬億元人民幣用來扶貧，用於一些極端貧困地區的道路和基礎設施投資以及1000萬人的搬遷。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為實現其脫貧目標而普遍偽造數據、強制執行和偽造成就。這場脫貧運動採用了非常低的「極端貧困」標準，即每人每天2.30美元。這低於世界銀行提出，適用於印度的每天3.20美元的貧困線，並且低於為中國這樣的中高等收入國家所建議的貧困線的一半。
中共當局宣傳掩蓋現實的另一方面，在於中國抗擊疫情的實況。習近平在去年9月8日北京舉行的表彰大會上宣布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勝利」。這時慶祝還為時過早，因為之後又爆發了新的疫情。雖然按國際標準，新一波感染數很低，但這卻帶來了數次大規模的封城措施。
在與北京相鄰的河北省，1月有超過2200萬人被迫關在家中一周以上。這實際上是2020年武漢封城規模的兩倍。在新疆（2020年7月至2020年8月）、吉林和黑龍江（2021年1月）也發生了類似的封城，波及數千萬人。北京與地方政府之間存在摩擦，據信部分政府太過急於實施封城。這也是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一個特徵。
目前，中共政權推出的疫苗遭遇碰壁。儘管中國的全球「疫苗外交」取得了一些進展，向以中、低收入為主的80個國家（西方國家及他們的疫苗公司冷落這些國家）出口疫苗，但其國內施打疫苗計劃進展不順。根據2月15日《南華早報》的一項分析，中國向國外運送的疫苗數量（4600萬支）超過了用於本國的數量（4050萬支）。
中國不僅面臨著給相當於美國四倍的人口接種疫苗的挑戰，而且還面臨著公眾的廣泛不信任。這是因為在過去幾十年中發生了許多涉及不安全、過期和受污染的假疫苗、藥品和食品醜聞。缺乏透明度以及中國疫苗生產商拒絕透露一些試驗數據，加劇了公眾的疑慮。在上海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一半人口不打算接種疫苗。根據另一項調查，在浙江醫務工作者中，只有28%願意施打國產疫苗。
迄今為止，中國疫苗僅被批准用於60歲以下的人群，與西方產疫苗相比效果不佳。科興疫苗在巴西的試驗中僅達到50.4％的有效率，而在印度尼西亞則達到65.3％。相比之下，輝瑞疫苗的有效率為95％，而莫德納的有效率為94.1％（兩家都是美國公司）。英國《金融時報》報導，科興在中國的工廠出現了生產延遲，以及存儲疫苗所需的進口玻璃小瓶發生短缺。
對中國疫苗的質疑也削弱了其全球外交攻勢。去年12月，柬埔寨獨裁者洪森（過往非常親中共）拒絕接受中國疫苗，除非其獲得世衛組織的批准。他說：「柬埔寨不是垃圾桶。」
儘管世衛組織仍在評估中國的疫苗，但柬埔寨政府已於1月份接收了第一批疫苗。但是現年68歲的洪森還是在中國官員的建議下放棄為自己接種。他說：「該疫苗對60歲以上人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仍在研究中。」在菲律賓，另一位獨裁統治者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正在推廣中國的疫苗，在民調中被問及的受訪者中，只有不到20％的人對中國疫苗有信心。
匈牙利是唯一使用中國疫苗的歐盟國家，這當然與右翼奧爾班（Orbán Viktor）政府突出的反歐盟立場有關。但是2月份的一項調查顯示，只有27%的匈牙利人願意接種中國疫苗，在執政黨的支持者中這一比例則上升到了45%。
儘管習近平虛張聲勢，而且擔心在中共慶祝成立百周年之際不能讓任何事來「破壞黨」，但習近平政權仍將面臨許多現實考驗。債務危機、與美國的持續冷戰，以及擔心西方國家加快接種疫苗后可能改變與中國的力量平衡，這些挑戰都預示著未來的動蕩。工人和青年之間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意味著新的鬥爭爆發是不可避免的，而真正的射穢主義思想將迎來更廣泛支持。
女權運動
中國女權運動人士再次遭受打壓。中共專制懼於女性日益的激進化，而這一激進化正是社會上及青年人中更廣泛的激進化趨勢的一部分。
這些打壓都有著相似的模式。首先，女權主義者遭到親中共的民族主義網軍有計劃地惡毒圍捕。政府在網路上煽動著歇斯底里的反女權攻勢。之後，女權運動知名代表的社交媒體和群組被關閉。她們被扣上「漢奸」的帽子，並被噤聲！
2021年3月底，四川成都的一間餐廳里發生了一起攻擊事件。兩位女性因勸阻一位男性吸煙者而被攻擊。這名吸煙者一氣之下向這兩位女性潑灑灼熱的液體，這個事件被這兩位女性用手機拍了下來併發上微博。這名男子說：「不抽煙的男人不是男人」——講出這句話對他沒有任何好處。
這兩位女性分別是知名女權運動人士肖美麗與鄭楚然。鄭楚然是2015年的三八國際婦女節前夕被捕並被拘留一個月的「女權五姐妹」之一。 作為全球聲援行動的一部分，當時ISA在香港組織了聲援抗議，要求釋放五人。
肖美麗關於成都餐廳遭攻擊事件的內容在網路上瘋轉，起初得到了絕大部分人的支持，有支持言論來自一些與政府部門相關的帳號。次日，有民族主義大V在微博上對這些女性發起了攻擊，他們貼出肖美麗在2014年聲援香港雨傘運動的「歷史」照片。網軍們遂違背事實，給她貼上支持「港獨」的標籤（港獨並非雨傘運動的目標，但是中國民族主義者用這個標籤來攻擊所有支持或同情香港民主運動的人）。隨之而來的是數以百萬計的海量網路攻擊。
另一張照片顯示，鄭楚然戴上了一條黃絲帶（代表支持香港民主運動）。她被指控為「台獨」分子（另一項中共治下的禁忌話題）。這兩位女性和其他女權主義者遭到暴力威脅和指控，包括「崇洋媚外」、「反華」、「CIA間諜」。 不久之後，肖美麗的微博帳號被微博關停，而這些網軍則彈冠相慶。
這一波攻擊正採取了我們熟悉的將厭女思想與民族主義相結合的模式。這些攻擊背後的右翼民族主義勢力，實際上是中共政府的側翼力量，並受到中共的庇護。他們的核心主張是民族主義，但也包括社會保守主義——因此討厭女權主義。他們指責女權人士被外來價值觀「腐化」了、一切都是西方「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陰謀。這些民族主義者支持獨裁同志、（中國帝國主義）強國夢和大漢族主義。他們煽動針對穆斯林等少數民族的種族主義。其中一部分人正在朝向法西斯主義發展。 除了這個「非官方」的網路水軍，中共國家機器還直接雇傭了200萬名全職網警和2000萬名兼職網警。
超過20個女權主義者和女權組織的帳戶被微博關停。微博方面聲稱她們的言論是「有害」、「非法」、「煽動群體對立」。其中一名女子告訴CNN：「我們遭到了全互聯網海嘯般的打擊，被集體噤聲。」很明顯，中共是此次打壓的幕後主使。但問題是，當局為什麼要這麼做？
另一獨立但與前述打壓關聯的發展，是超過10個女權小組在另一個社群網站「豆瓣」上被封殺。豆瓣是提供給年輕人的一個書評和影評的平台。在此次打壓被封殺的女權小組，一共有超過4萬成員。
這次打壓的目標主要是激進的「6B4T」支持者，她們在不斷高漲的中國女權浪潮中仍是屬於邊緣的少數，她們主張不與男性戀愛、婚姻、生育等等。「6B4T」運動始於和中國一樣是儒家社會的韓國——韓國資本主義非常父權、對女性的壓迫十分嚴重。
「6B4T」能夠獲得一群以中國年輕女性為主的追隨者，實際上不難理解；由於強硬的極權資本主義政權不允許任何形式的集體抗議、組織、政治活動，因此社會上許多群體都有著極度的無力感。在資本主義復辟后，中共恢復了很多在20世紀50—70年代革命時期被消滅或衝擊的父權控制架構。
在今天，中共認為更多的婦女權利阻礙其統治和「大國崛起」使命的完成，而實現這些的動力，隨著中美帝國主義冷戰衝突的加劇而強化。習近平政權沒有變得更開放、更民主、更容忍各種抗議，反而變得越來越高壓。當局對新興女權運動和女權意識的態度有著矛盾心理。儘管當局極力壓制，中國的#MeToo運動所引起的關注已反映了這一主要趨勢。最近一個案例是，4月15日武漢大學一名副教授被開除，該副教授至少性侵了18名女學生。因受害女性挺身而出揭露施暴者，拒絕掩蓋這件事，這起案件得到了全國社交媒體上的廣泛關注。
中共當局不敢直接大規模鎮壓、逮捕或迫害女權人士，否則當局將與一大部分社會輿論產生衝突，而社會上很多人對婦女的現時狀況感到不滿。與此同時，中共擔心女權主義會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而他們最害怕的是所有不受其控制的社會發展。即使這些運動未有組織（2019年的香港也沒有），但是思想一旦進入群眾意識就會對統治精英（包括中共獨裁）造成威脅。
中國女權人士遭攻擊的另一個關鍵性因素，是中國出生率的災難性下跌、達到了1949年以來的最低水平，而去年又下降15%。廣東省人口發展研究院院長董玉整表示，未來五年，每年的出生人數可能會下降到1000萬以下。對比一下1987年（計劃生育實施7年後）：當年的出生人數為2500萬。
中國人口正進入下滑時期，在中美衝突的歷史性背景下，這對習近平來說更加棘手。「世界工廠」的勞動力規模已連續8年下降。中國人口問題的原因很複雜，部分是由於計劃生育的遺留問題所致。雖說限制只生一胎的政策於2016年取消，但這並未能扭轉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趨勢。這更是因為在中國生育的高昂成本：教育、住房和醫療都花費甚鉅。
在重新推廣落後的儒家思想宣傳后，習近平政權推崇異性婚姻和「家庭和諧」，視這些為確保政治和社會「穩定」的重要控制元素。 因此，女性就像少數民族和渴望民主的香港人一樣，必須受到鉗制。中共過去還是股革命力量時，他們曾激烈地反對儒家思想，儒家強調服從權威：臣對君、婦對夫。資本主義在中國的野蠻復辟摧毀了婦女在工作和學校中的地位，甚至讓前資本主義的反動思想和社會結構得以復活。
中國青年人生活壓力大，經濟狀況不穩定，家庭債務水平飆升，這尤其與住房開支有關。這些對結婚生子的抑制作用愈發顯著。據官方統計，2019年結婚人數從2013年的2380萬下降到1390萬，降幅達41%。計劃生育的遺留問題，以及非法但普遍存在的性別選擇性墮胎，導致男性人口比女性多3000萬。目前每年從緬甸、柬埔寨甚至烏克蘭等較貧窮國家向中國販賣的進口「新娘」數以千計。 近年來，政府更積極地推出政策鼓勵婦女多多生育。
在最新的五年規劃（2021-2025年）中，政府正在計劃「改革」養老金，以「平等」之名打算將婦女的退休年齡延遲五年（也就沒收了應得的養老金）。 當局去年通過了新的《離婚法》，強制規定了30天的「冷靜期」——這一政策受到女權主義者和左翼人士的廣泛批評。 這項政策使離婚變得更加困難，因為如果一方在30天內反悔，離婚過程必須重新提出新的申請。
在撰寫本文時，女權平台仍被繼續封殺。 民族主義的反女權政治獵巫未曾收斂。一些人甚至猜測，這場打壓可能還有另一個動機：習近平政權希望在其試圖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這在中國民族主義者中並非受歡迎的做法）時轉移民眾的注意。
對女權社交媒體帳號的攻擊引起了大量關注。2018年對電視節目主持人朱軍提起性侵訴訟的知名女權人士弦子，聲援豆瓣遭打壓的姐妹們。「#女性們團結吧#」標籤在微博上紛紛出現來抗議封殺，閱讀量接近5000萬次。
針對女權團體的打壓也是一個警號——習近平政權正準備加劇對所有其他反對聲音的鎮壓。這可能包括工人鬥爭、左翼青年、少數民族、調查記者和其他人。 對習近平來說，明年的中共二十大和他第三個任期的歷史性加冕（他盼望終身統治）是壓倒一切的優先事務，他對社會和政治動蕩的恐懼變得更大。改變這局面的關鍵，婦女鬥爭、維護少數民族權利與組織獨立工人運動需要相互聯繫起來。這些不應是彼此獨立的「單一議題」，而是聯合起來形成被壓迫者反對資本主義、父權制和極權主義的運動。
人口危機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去年全國新生兒的數字比2019年大幅下降15%。此前，出生率已經連續3年下跌，這對中共獨裁政權的現代化及大國野心造成嚴重了挑戰。雖然世界上許多工業化國家都面對人口老化的問題，但中國的獨特之處在於其大部分工業仍然依賴勞動力密集的生產模式。
中國現時每名女性的平均生育率，遠遠未達到維持現有人口的水平。在資本主義極為不平等的時代，人口老化會導致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今天中國的城市裡很常見的「4-2-1」家庭結構（１名有全職工作的成年人要供養2名父母和4名祖父母），對勞動者來說造成災難性的壓力。
中共為此實施了幾項「解決方案」，但由於資本主義的短視及矛盾的本質，所有這些政策都必然失敗。首先，他們試圖將計劃生育中一孩政策鬆綁，變成「二孩政策」。這在2015年10月修法的時候曾一度刺激了出生率，但出生率很快又回到下行趨勢。這是因為出生率下降的背後成因都沒有改變——生活成本高、工時長以及養育子女的開支甚巨。最新的報告估算要養育一名孩子，從出生到17歲的費用為19.1萬元人民幣，其中城市的孩子需要27.3萬元，而在農村則要14.3萬元。而這個國家正如總理李克強指出：「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幣）」。
再者，當局的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模式，是透過大量引入上億農民工到城市裡打工，而這些「無根二代」被實質上剝奪了生育權。這些農村戶口的工人沒法獲得只有城市戶口才能享受到的社會服務。因此，對這些農民工來說，養育孩子基本上不可負擔，就連公立學校對於外地戶口的兒童也會收取私立學校的學費。
事實上，中共政權為了應對人口老化與勞動力下降的問題，當局正推動多項政策，但長遠看這些政策實際上會導致出生率進一步減少。其中最主要的政策，「十四五」規劃會調升退休年齡，從男性60歲和女性55歲變成男女同樣65歲。中共政權希望從不斷減少的勞動力中榨取更多利潤，準備要在帝國主義衝突中與美國一較高下。
而採取這種政策來「適應」人口老化是十分短視的，強迫工人工作更長時間更會諷刺地導致出生率進一步下降。第一，能夠幫助雙職父母帶小孩的退休祖父母將減少。第二，勞動市場的競爭也會加大，進一步打擊工資水平，也就更難以負擔養小孩。在疫情之前，畢業生已經很難找到工資好的工作，根據外賣送餐公司美團在2018年的調查，15%的外賣騎手持有至少學士學位。
資產階級評論員只看到當中的諷刺，但馬克屎主義者不同——我們看到工人的超額剝削與大量失業之間的緊密聯繫。沒有維持社會上的一部分人失業，就不能夠壓低工資，也沒有心理恐懼使得被超剝削的工人不敢反抗以爭取更好的條件。當然，低工資和惡劣工作條件的得益者就是中國的資本家，他們在2020年全國的美元億萬富翁的人數就增加了257人。
對於射穢主義者而言，「人口控制」的問題只存在於資本主義制度，這個制度無法完全地運用社會的生產勞動力，導致超額剝削和就業不足。不過，現代生產技術其實能夠實現社會的富足，不論個人選擇生育與否。
在射穢主義下，人口老化將不會是個問題，在現代科技的幫助下，加上充分實踐民主計劃生產的潛能，就算是勞動力減少也能維持全體人口的高水平生活。我們主張全面的生育自由，不論是控制生育的權利，抑或是生育子女的權利。歸根究底，廢除資本主義就代表廢除父權制度，並實現全面的社會醫療、托兒服務，還有社區洗衣、清潔、食堂服務。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從不斷打擊生活的循環解放所有工人，而婦女也能夠從家務勞動和強迫養育兒女中得到解放。
政治迫害
2021年4月17日，WHU性別性向平等研究會在武漢大學組織了一場遊行，目的是聲援遭攻擊的女權博主肖美麗和最近豆瓣上被大批封禁的女權小組，同時還有「武大狼事件」的受害者們。毋庸置疑的是，當局對任何性質的群體性事件的反應極其迅速，該行動很快被平息。4月20日，因「網路上出現了惡意曲解此次活動目的以及社團性質的言論，並被大肆發酵傳播，對學校、社團以及社團成員均產生了預料之外的負面影響」，WHU性別性向平等研究會小組發布聲明，宣布停止活動。
這次的活動反響激烈，「武大狼事件」是其中的一個直接原因。
「武大狼」，顧名思義，武漢大學的一匹狼，一匹色狼。4月12日該事件在武漢大學的一個匿名平台上曝光，熱度不斷升高，一名楊姓副教授曾在2017年和2019年兩次因為性騷擾事件收到學校的約談和警告，但沒有實質性的懲罰。而直到這一次該校黨委在下午就對此事作出了通報，暫停了該副教授的教學任務。4月15日學校官方發布聲明解聘該副教授。此事衝上微博熱搜。
在此之後，微博女權遊行在16日進行。次日，WHU性別性平研究會在武漢大學內遊行。兩次遊行雖然在網路上激起了一絲水花，但最終還是石沈大海，連一點存在的痕迹都難以尋找。現在在「中國區域網」內搜索這兩起事件，看到的都是網民（包括很多網軍）紛紛指責這類群體性事件的始作俑者背後一定站著一群手眼通天的「境外勢力」、這些事情一定是經過精心謀划和長期準備的「反動勢力」的陰謀。女性的自發反抗行動被指 「讓人生疑」、與境外勢力勾結與陰謀煽動顛覆國家的帽子，則反映這些民族主義網路水軍污名化女權的企圖。在中美對抗的大背景下，親中共分子抹黑女權主義為西方削弱分化攻擊中國的一種戰術手段。此前幾位被打壓的女權主義者和團隊，均有「通敵和給西方遞刀子」的罪名。
同時我們不得不提及國內左翼對待女權主義者的錯誤立場。雖然近年不少左翼分子都受全球女權運動啟蒙，例如佳士運動中的岳昕。但不少國內左翼在特殊的輿論環境下對女權主義採取了疑慮甚至戒備的姿態。雖然很多左翼人士以個人參與到了運動之中，在較大一點的官方媒體團隊里卻罕見對女權運動公開發表積極的聲明。很多國內的左翼認為「女權主義是一種西方的政治正確，是西方的舶來品」，或者「女權主義會造成性別對立，掩蓋階級鬥爭」都是一個重大的錯誤理由。女性面對性暴力和物化的問題也加劇了職場上的壓迫，致使女工的待遇受打壓。階級和性別壓迫都是資本主義制度造成，兩者密不可分。還有一部分人認為所有問題的源頭都是階級問題，階級鬥爭一旦勝利，性別壓迫也會隨之解決。他們認為，如果現在捨本逐末去支持女權運動，就會削弱階級鬥爭的力量，反倒是女權主義者如果真的想要解放就應該加入到射穢主義者鬥爭的道路中來，接受自己的領導，才能取得真正的勝利。
如果這一宗派思想受到廣泛左翼和工運的接納，將會大大阻礙團結鬥爭，使運動脫離新一波中國青年激進化的浪潮，甚至變成為中共父權和民族主義宣傳的幫凶。可見這些國內「左派」的政治觀點非常狹隘和片面，完全忽視或拒絕承認對女性的系統性壓迫和歧視正是資本主義秩序的一部分。而我們知道：女性主義在中國被污名化同時有著中共出於維持專制的考量。中共亦極為恐懼對權貴性侵的指控會蔓延至黨高層，會大大打擊黨的面子，更害怕女權運動會形成一個威脅，所以要竭力壓制。
真正的馬克屎主義者應全力投入在當下的女權鬥爭，並將之聯繫至反中共和反資本主義的工人運動。今日的中國女權運動沒有 「合法的」發聲渠道，但隨著經濟下行、普通群眾生活水平下降、鎮壓升級帶來的不穩定因素越來越多，女權運動有望獲得更廣泛的受眾。我們既為麵包戰鬥，也為玫瑰鬥爭。團結起來進行鬥爭，建立一個射穢主義社會，讓性別歧視和針對女性的暴力成為歷史。
種族滅絕
H&M抵制新疆棉花被曝光后，中國的國家宣傳機器立即發動起來，對這些外國品牌進行了批評和攻擊。中共的論點主要集中在「外國品牌發布虛假言論」和「新疆沒有人權問題」，希望將不明真相的群眾煽動起來。接著，大量的網民和公眾人物出來表態，宣布停止和這些品牌的合作，或者表態再也不會購買它們的商品。
無疑中共正在煽動民族情緒，轉移群眾對政權的憤怒。但國際資本所謂的人權抗議，也只是為了地緣政治利益，以博取民意換得更值錢的商業籌碼。而在此次爭執中下場的雙方，沒一個會真正關心新疆勞工的處境：無論是從中國其他省份到新疆打工的農民工，還是新疆本地的維吾爾族勞動者。
儘管事端是由共青團所挑起的，但是中國官方並沒有承認「號召人民抵制」，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否認了政府煽動抵制外國品牌的說法。因此，現在出現了戲劇性的一幕：網路上各種宣傳和號召抵制的言論鋪天蓋地，但實際上除了H&M以外的所有品牌幾乎都沒有受到任何實質性的影響。
新疆的集中營和強制勞動是事實。自2018年以來，一場大規模工業擴張開始進行，數百家工廠被迅速建造，這些工廠就建在「再教育營」附近。政府政策文件顯示，政府擴大召集少數民族加入采棉業，並通過「勞動力轉移」使他們去到指定地點工作，以減少依靠成本較高的外省季節性勞工。同工不同酬是已種族歧視，這還未計算新疆強大的監控系統，到處都是警哨站和鏡頭，不是大規模種族壓迫、清洗又是什麼！
跨國企業並不是無辜的。它們高舉「企業道德」來掩蓋自己罪行，但奴役工人和極端剝削同樣劣績斑斑。它們憎惡工人加入工會，因此來到禁止獨立工會的中國投資。唯利是圖是它們的本性，在新疆也是如此。根據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指出，在財富美國500強榜中，50間美國企業在新疆都有投資，而近70間歐洲企業都有在新疆經營。
此前，在中日釣魚島衝突的時候，人民曾在愛國主義的宣傳下大規模走上街頭抵制日貨，部分地區甚至有日資工廠零星的罷工，當中至少有一處，工人們要求獲得成立獨立工會的權利。這也是中共害怕任何大規模抗議的原因，以防他們發展出自己的訴求。在2017年中韓薩德衝突的時候，人民也在愛國主義的宣傳下開始抵制韓貨。2012年抵制日貨過程中，還伴隨著對日本品牌商品的暴力行為，這其中又以打砸日本車為主。最嚴重的一起暴力事件是，年輕的農民工蔡洋在遊行中用自行車鎖砸壞了一輛卡羅拉，並將車主打成重傷。
但在本次抵制洋貨的運動中，中共似乎不敢大放綠燈讓群眾上街，因為習政權最害怕任何運動都會失控。有少數人到H&M的店鋪外面舉標語抵制，但在規模上完全無法和之前的一系列抵制運動相比。在鄭州的H&M門店，有一名女子手持標語抵制H&M，但周圍的顧客並沒有搭理她。之後，她被警方直接拉走。
目前，對洋品牌的聲討和抵制幾乎只停留在網路上。有些人也許是真的接受了愛國主義宣傳，但更多的人是為了炒熱度為自己吸引流量。愛國分子在賣耐克和阿迪達斯鞋的直播間里惡意留言，並聲稱要「舉報」甚至用「人肉」的方法將他人的隱私爆出來。再加上中共對網路言論的管控日益加大，人們在網路上不敢直接質疑愛國主義，呈現出「只有一種聲音」的假象。
抵制行動影響到了群眾的日常生活，因此群眾開始用腳投票。在網路上，除了H&M被官方「封殺」了以外，耐克等品牌的商品熱度不減，在新鞋限量開賣中34萬人迅速預購，在鄭州的門店大排隊伍。
過去，愛國主義在群眾之間有很大的市場，可是今天我們看到，人們越來越不被這種虛假的宣傳蠱惑和煽動了。中共的抵制運動主要是由上而下的，群眾最多因為恐懼氣氛而被動和應，但沒有積極響應愛國行動。人們甚至開始關心起這些洋品牌的中國僱員是否會失業。愛國主義的熱度在網路上僅僅持續了不到一周就偃旗息鼓了。國族主義的宣傳效果不長，在私底下，人們也很少討論起這個問題，更多地是轉移往對於更切身的五一長假期調休安排的不滿之上。
一系列保皇牌毛左論壇和保皇牌毛左網站誤以為中共的抵制洋貨是可以用來反對跨國資本，而不明白這場只是中美之間帝國主義的衝突。他們對本次事件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反對外國資本家和抵制的方法上，但忽略了中共鎮壓和中資剝削工人是同等罪惡。他們甚至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以為壯大中資可以減低對工人的剝削。
部分保皇牌毛左的分歧只在於多或少地支持抵制，例如討論被外國企業雇傭的工人，他們認為全面抵制會影響到這些工人，因此不能全面抵制。也有人談到了反對激烈抵制，他們認為這種暴力抵制會導致中國人的內鬥。但他們都只是或多或少的支持中共的民族主義，並不能提出一個團結工人階級對抗中美帝國主義的國際主義立場。只有國際射穢主義道路（ISA）有站在國際主義的立場上，揭露跨國企業「忽然良心」的虛偽，同時反對中共抵制洋貨的宣傳。我們主張工人階級團結中美以至世界工人來抵抗民族主義，共同反對中共和跨國企業的鎮壓和剝削。
此外，保皇派毛左幾乎沒有談到、甚至否認新疆的民族壓迫。他們轉發了大量官媒為新疆的辯護來表明自己的立場。中美衝突是帝國主義衝突，但保皇派毛左單純只討論西方國家的資本家，不討論本國的階級和民族壓迫。
尤其在帝國主義衝突的年代，這是更嚴重錯誤的。他們平時喊著無產階級的口號，但在中國和其他國家發生衝突的時候，就馬上轉到支持國家機器這一邊來，而忽略了中國國家機器同樣在剝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應該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取得解放，而不是在中國或者美國這兩個帝國主義國家之間選一個。
真正的射穢主義者會主張漢族、維吾爾族以至世界工人團結鬥爭，停止帝國主義衝突。我們反對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也反對任何一國資本的剝削。只有團結起來起來推翻資本主義，為了真正的射穢主義社會而鬥爭，才能徹底消滅民族壓迫和資本剝削。
性別歧視
2021年1月28日，中國教育部公布了一份文件聲稱，將要求體育教學「更多注重學生『陽剛之氣』培養」等。該文件表面上是在談強化學生的體質健康教育，但實際上是在回應全國政協委員、國企董事長斯澤夫在2020年5月作出的「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提案。斯澤夫說，中國許多年輕男性當中出現「女性氣質化」的趨勢，若不「有效治理」，「必將危害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教育部這番說法一經報導，在新浪微博便引發熱議。該話題一度登上微博熱搜榜第二名，閱讀次數超過170萬次。
很多網友批評當局加深性別刻板印象與性別歧視。有人質疑「男孩子溫柔體貼有涵養，女孩子勇敢堅毅有擔當怎麼不可以？」也有人諷刺為何不禁止女性男性化；還有人憂心，當局此舉會造成更多性格溫和靦腆的男生被校園暴力和歧視辱罵。有不少批評者抨擊，這種說法相當於將「女性化」視為貶義詞、是不尊重女性的體現，應放下性別刻板印象。對官方說法持支持態度的人也不甘示弱。很多反女權人士埋怨「女拳都瘋了嗎，這樣都能打拳？」（「女拳」是對於女權人士的蔑稱，「打拳」則是貶義指代進行女權主義批判）
中共政權已經不是第一次如此鼓吹傳統的性別角色及刻板印象。事實上，當局近年持續收窄性別議題的討論空間，有意打壓多元性別。2018年9月中國中央電視台《開學第一課》邀請了一些「小鮮肉」明星做嘉賓，不久，中共官媒《人民日報》、新華社、《解放軍報》便在同一天發表文章，指責受邀的韓系「小鮮肉」歌手都是「娘炮」、是「不良」文化。2019年開始，中國媒體開始認定男生戴耳環是「娘娘腔」，因此給戴耳環的男明星進行模糊處理；與嘻哈文化相關的元素、紋身和LGBT符號在節目中也受到審查。
除了媒體報導，公共教育也對於LGBT存在歧視，並且這種歧視受到法庭背書。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的教科書中，有聲稱「同性戀是心理障礙」的歧視性描述且不願修正。有LGBT權利支持者將這家出版社告上法院，但經過3年纏訟后仍然敗訴。這並不是單一案例——根據2016與2017年的一項調查，中國大學使用的91本心理學教科書中，近半仍認定同性戀是一種病。而中共政府對此表示對LGBT運動「不主動提倡」，實際上是在放任錯誤的觀點在社會廣泛流傳。由此可見，即使中國在1997年將同性戀除罪化、2001年起不再將同性戀視為精神疾病，LGBT在中國社會仍然遭受各種歧視與挑戰。
性別規範、刻板印象、對於LGBT的歧視等性別壓迫，都源自必然存在階級壓迫的資本主義制度；而在新冠疫情當下，遭遇這些壓迫的人也更容易遭受暴力、出現身心健康問題。資本主義依靠對於婦女的壓迫、傳統性別分工以及核心家庭結構、婦女的無償家務勞動來維持運作、減低公共服務開支，自然也會貶低「女性化」特質；在當今中國成為不斷崛起的帝國主義勢力、需要使用民族主義「戰狼」外交、鼓吹軍國主義滿足中共當局野心時，更需要鼓吹所謂的「陽剛之氣」。LGBT的存在也對於核心家庭制度構成挑戰，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也受到壓迫。同時，這些性別壓迫和其他特定壓迫一樣，都可以被統治階級利用來分化工人階級、妨礙共同鬥爭。
就像在世界其他國家那樣，在中國，統治階級用時尚、廣告、媒體或法律法規等為所有人樹立對於男女兩性的性別規範。射穢主義者不會接受這種束縛——所有人都應當有按照自身性別認同與性取向生活的自由。當然我們應當嘗試每一個渠道，但爭取這種自由是沒有辦法只（或者主要）通過修法或是去政治化的方式來實現的。就像美國「黑命攸關」運動以及殺害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警察三項謀殺罪成顯示的那樣，法律上的鬥爭也需成為群眾性政治鬥爭的一部分。即使是局限於嘉年華會活動的上海驕傲節，也被迫在2020年8月13日宣布終止所有活動，並且未給出任何原因，相信也與當局打壓有關。為了根除各種性別壓迫，我們需要尋求工人階級最大團結，建設射穢主義社會，讓所有人不分性別認同與性取向都得到真正的解放——不只是法律和文化上免受歧視，也需要物質上的豐足。
迫害工人
試想這樣一個場景：一位農民工在外辛苦一年，工資遲遲未結無處討要，走投無路，只好舉起標語，站在寒冬里的廣場上、樓頂、塔吊上，希望能討回自己的血汗錢，然後就遭到了相關部門「零容忍」的強力打擊——為的是要「保護企業」。
而這，就是發生在今天中國的真實故事。在公檢法官僚們的眼裡，工人如果選擇了合法途徑去參与仲裁，就是企圖借法律敲詐企業，該進黑名單；如果選擇了「非法手段」去討要自己的薪水，那更是罪不容赦的「惡意討薪」，要抓起來通報以警眾人的。
如此巧立名目造出的罪行是如此可笑，以至於群眾不禁吐槽：工人惡意討薪，難不成企業是善意欠薪么？
而對於資本家呢？最高檢為他們釋放了最大的善意。「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訴的不訴」，於是各地紛紛以不起訴犯罪的資本家為榮，把釋放涉罪資本家作為證明本地政績。「審慎辦理民營企業涉罪案件」、「民營企業家改裝槍支 檢察官不起訴」，如此種種新聞充斥報章，證明了今天中國由資本家當家作主；甘肅省前副省長更是語出驚人，「誰跟企業過不去，我們就跟誰過不去」。
于情于理，討回屬於自己的工資都不可能是惡意的行為；如果說在討薪的過程中有誰是惡意的，那隻能是官員與資本家在打壓工人時結成的同盟——他們是秩序的受益者與維護者，而且顯然他們都認為企業的發展比工人的生存更重要。因此中國廣大的工人階級必須團結起來，對抗專制政權的「惡意維穩」！
鉗制言論
中共當局再次以「保護英烈」為借口打壓言論自由。2021年2月19日，新浪微博用戶「辣筆小球」發表評論，質疑《解放軍報》公布的2020年中印邊境衝突中方死傷信息，認為中方陣亡的不只4人；並暗諷解放軍團長以犧牲下屬性命為代價活下來。之後，「辣筆小球」帳號被禁言一年，其本人在當天晚上被刑拘，在3月1日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被批准逮捕，並在央視新聞鏡頭前「被認罪」。他的質疑則被南京警方、部分網民、中共與官方媒體打成「惡意歪曲事實真相」「損害英雄形象、傷害民族情感、毒害愛國之心」。
即使質疑者人在海外，亦可能被跨境追捕。就在「辣筆小球」被刑拘后不久，人在歐洲的王靖渝也因質疑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數，以及中共當局為何拖延8個月才公布相關信息，被指「詆毀貶損衛國戍邊英雄」，因而被中國公安網上追逃、勒令3天內回國自首，其父母也被停職、被迫每天12小時待在派出所、在家也有警方監視。在綿陽警方針對王靖渝言論發表警情通報后，王靖渝則在評論區大罵解放軍死得好、印度軍隊幹得好。這場衝突只是為了爭奪面積不大、無人居住的荒野地帶。射穢主義者不贊同支持中印邊境衝突中任何一方（無論印方還是中方）的言論，但王靖渝被指詆毀英雄官兵完全是因為其質疑官方報道。
2021年3月15日，中國知名地產商潘石屹之子潘瑞，也被北京警方發布通報要求回國接受調查處理。事件可追溯到潘瑞在2020年6月23日的一則微博留言「聽說（中共軍方）至少一個營地被印度活埋」。8個月後，潘瑞的這則評論被翻出來，其微博很快被封鎖，而北京市海淀公安分局也聲稱「已依法對潘某刑事拘留，並對其開展追逃」。值得一提的是，潘瑞曾在新浪微博分享《路透社》「中方可能至少有40名官兵死亡」的報道，並質問這些官兵身份，而中國外交部則否認這則報道。
毫不意外，中共官媒轟炸式批評這些所謂「詆毀烈士」言論，裝模作樣地強調「詆毀英雄，就是與祖國對立、與人民為敵」。很多網民對於這些事件的反應，也是怒罵這些「詆毀烈士」者、希望他們被判刑，並紛紛分享人民日報製作的致敬邊防軍人圖片——但我們評估民間反應時，也需考慮到中國網路審查之嚴格、質疑聲音極易被消失，以及中共有著龐大的網路水軍引導輿論，很多網民也未曾知道這些「詆毀烈士」言論的原話。
這一波打擊所謂「詆毀烈士」的行動，法律依據為2018年5月1日開始施行的《英雄烈士保護法》。中共當局認為，「學術自由」「還原歷史」「探究細節」已經成為歪曲中國近現代歷史，並醜化、詆毀、貶損、質疑英雄烈士的借口，而「精日」人士美化日本帝國主義、種族主義的言行也激發了民間對於立法保護英烈的支持。但現實中，這部法律一直被當局用以打壓言論自由、封殺一切與「官方歷史」或是「正確的人類集體記憶」不符的言論。這部法律聲稱保護的烈士大多是軍人，但現實中退伍軍人的權益一直沒有有效保障，並在維權時屢遭鎮壓。
所謂「詆毀烈士」的說法，只是中共民族主義宣傳罷了。當局對於改善退伍士兵的生活狀況的承諾一直只是空談，現有的退役軍人事務部也無法真正保護到退役軍人的利益。真正侮辱英烈的，當屬為了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要基層士兵送命、對於衝突和傷亡實情閃爍其詞、對於仍活著的退伍士兵則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中共資產階級政府。
控制媒體
中共網信辦2021年1月29日召開會議，宣布將「重點整治」自媒體、短視頻網站等內地網上平台。緊接著2月初搜狐、微信等各大自媒體和公眾號平台要求取得《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等相關媒體資質，才能向社會公眾提供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如果不具備有關資質，則不能采編髮布、評論解讀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領域及重大突發事件等相關信息內容，否則將違反相關法律法規和平台運營規範。
只有官方認可的新聞單位或新聞宣傳部門主管的單位才有資格拿到如此嚴苛的許可證。這意味著從今往後非官方的自媒體無法自由發布和評論時政新聞，而只能轉發評論中共喉舌所發布過的新聞，不然就會遭到輕則禁言封號，重則拘留判刑的處罰。
2月19日，微博大V「辣筆小球」就因為在微博上質疑官方對於去年中印衝突中，中共軍隊傷亡細節的報道而被以定義模糊的「尋釁滋事罪」為名逮捕。即使射穢主義者不贊同該博主的政治立場，我們支持公民言論自由的權利，要求立即撤銷對其控罪。
近兩年裡中國群眾運動和重大危機此起彼伏，從香港2019運動、新冠肺炎到內蒙罷課罷工、蛋殼公寓事件。在這些事件中，自媒體往往是群眾發聲的重要途徑。面對群眾激進化的壓力背景下，政權擔心自媒體會成為「不穩定因素」並在民主鬥爭燃起之時會危及獨裁統治，因而不得不發布加強管控自媒體的命令。
表面上看，該政策出台好像讓中共政權更穩固了，但恰恰相反。就好比長城防火牆政策正好揭穿了政權自我標榜的「文化自信」一樣，該政策背後表現的，不是政權的自信，而是政權的自卑與脆弱——政權害怕網民通過自媒體評論時政攻擊政府、害怕新冷戰背景下的任何中國的失利，會打擊政權的威信，造成國內的反政府意識。
一方面收緊自媒體管控無疑標志著大陸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將會大幅受限，公民輿論監督政府為數不多的渠道也將會變為粉飾太平的工具，中共政權自認為短暫地穩定了統治秩序。
但另一方面，就像一年前打壓李文亮言論的事件卻引起了群眾要求言論自由的憤怒呼聲一樣，現在政權想要通過限制媒體的言論自由來壓制反政權的憤怒，想要製造全面噤聲時代，但最終必然會適得其反。網路發聲和遊行示威、議會鬥爭等手段一樣都猶如社會的泄壓閥，而堵上泄壓閥的獨裁高壓鍋裏面壓力只會越來越大，並在有朝一日以大規模社會運動的形式爆發出來。
射穢主義者支持完全的政治自由、言論自由，反對中共政權對於各種媒體自由的管控。但是這個目標無法通過仰賴中共黨內任何一派來實現，也無法依靠資本家來達到。因為中共獨裁製度是和資本主義制度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平時資本家依仗政權的鎮壓來肆無忌憚剝削工人牟利，在政權需要時各自媒體資本平台便成為打壓言論、新聞自由的急先鋒。只有通過我們工人勞動者的民主鬥爭來打倒親資獨裁政權，並建立工人民主管理媒體的制度才能達到真正意義上的政治、言論自由。
延遲退休
在人口日益老齡化的背景下，面對巨大的養老金缺口和疫情帶來的財政壓力再次升級，中共在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該決策將惡化中國就業狀況和勞動者生存條件，並推動階級矛盾走向激烈。以犧牲勞動者利益換取的舉措遭致強烈的輿論反對。中國工人將進一步認清中共政權的本質。無產階級是時候組織起來、行動起來了。
老齡化：在工人階級處境不斷惡化、物價房價高漲的情況下，人們生育意願低迷，勞動力不足以及人口老化問題極為嚴重。在2018年，中國有將近2.5億人的年齡在60歲以上，佔了全部人口的17.8%。一間知名智庫表示，在2053年前，這個比例可能超過33%。而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數從2012年開始出現下降，年均減少300萬以上，而且減少幅度逐漸加大，預計「十四五」期間還將減少3500萬人。2013年開啟的「二孩」政策下，中國人口出生率不升反降，進一步了惡化養老金收支情況。
養老金缺口：根據中國保險協會11月的報告，至2025年底，中國的長者人口可達到3億，到時退休儲蓄缺的口就會達到10萬億元人民幣。中國養老金收入由財政補貼與征繳收入兩部分組成。若不計財政補貼，據人社部的《統計公報》顯示，中國養老金從2013年就出現了虧空，2016年更虧空達6504億元。
該缺口主要是由於資本家拒交社保金造成的，這體現了深刻的階級矛盾。以《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為例，2014年農民工未繳納養老比率高達83.3%，當時月均工資2,864元，按當前繳納比例計算，資本家少繳納了15,686億元養老金，這是該年度養老金征繳與支出差額2,226億元的7倍多。而這還僅僅是農民工一個群體的情況。
由於2008年資本主義世界危機，中國從2009年開始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依靠地方政府大幅舉債來刺激經濟，致使債台高築。現在中央政府為免槓桿過高，減少對地方政府的財政支持。去年全國財政赤字達到6.27萬億人民幣，比前年上升了近3成，可見在現行制度下難以大增公共開支用以養老。據《標普全球》指出，中央政府今年不再像去年疫症爆發時那樣安排特別國債發行，意味著其對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資金將減少10%，而這筆轉移支付幾乎佔地方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
養老金缺口的根源在於生產資料私有製造成的產品分配不公，而中共應對該問題的方法，則是延長資本家剝削勞動者的年限、減輕資本家的付出，這體現了「退休延後」劫貧濟富的本質。
就業危機： 中國不少企業實行「 35歲，45歲」淘汰制度，在退休時間延後，還無法領取退休金的中老人的就業前景將十分灰暗。同時由於新的求職者的湧入入，這將加大工人階級就業壓力。在就業危機的情況下，工人階級由於處於就業的不利地位，資本家將會對其進行更為嚴厲的剝削，這將造成工人階級的普遍苦難。
生命消逝： 隨著「996」工作制的普及與就業壓力的不斷爬升，勞動者的工作強度達到了難以忍受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延後退休時間就是縮短勞動者的生命時間。部分未達到退休年限的中老年人將湧入低端產業，例如清潔、保安和更辛苦的外送員，這些產業往往對健康損害更為嚴重。剛從「996」中出離的中老年人，將面對更慘烈的壓迫。
據《壽命精算學與退休年齡》的研究，一個人55歲后每工作一年，就將平均減少兩年壽命。據此計算，中國2018年男性的平均壽命為77.0歲，若退休時間從60歲延長到65歲，勞動者的平均壽命將為67歲。即是說，一個工人在退休兩年後，就將面臨死亡。可見，「退休延遲」政策成為了收割工人生命的鐮刀，而手持鐮刀的死神正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外資本家。
綜上所述，「延遲退休」政策是中共為了維繫統治進行的階級壓迫政策，其根源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工人階級需要有組織獨立工會的權利，向資本家發動鬥爭追回欠交的社保。射穢主義者要求取消戶籍制度，落實真正的全民退休保障。至於錢從哪來，我們則要向富人徵收重稅。這樣的話黨國及民營資本家都會大力抵抗，因此要將整個金融制度應該民主公有化，交給工人階級民主控制。
人口紅利
二零二一年四月底，有報道指中國人口正在下降。《金融時報》（2021年4月27日）指2019年中國人口下降到14億以下。這是50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當局隨即否認了《金融時報》的報道。國家統計局沒有給出原因下，延遲公布了去年進行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報告。報告原本定於2021年4月初公布的。這令人懷疑中共專制正面對尷尬的消息，並試圖「修訂」數據。「據了解，2020年，我國人口繼續保持增長」這是國家統計局在4月29日發布的簡單聲明，並指具體數據將在人口普查公報中發布。中國正面對人口問題炸彈早已是不爭的事實，印度很可能會在2027年取代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第一的國家。自2012年起，中國的勞動力每年萎縮。這對中共來說是個大麻煩，特別是現在他們正與美國帝國主義進行經濟與地緣政治的生死之斗，經濟力量、生產力及適齡工作人口都是決定性的因素。
有時，為統治者粉飾太平的學者們的行為看起來很讓人迷惑。在推動延遲退休時，他們疾呼「我國有射穢主義的優越性，集體主義精神更強有利於避免發達國家延遲退休中的社會動蕩」，「老一輩的人更能忍讓、更能吃苦」，彷彿這個國家仍舊是射穢主義國家，彷彿中國人民都如同羔羊一般溫順，任人宰割；彷彿一放開政策，無論多窮的人都會敞開肚皮生出大群孩子——以供中國和世界資本主義剝削。
但細想起來，他們的行為又都是有邏輯可言的——為了從普羅大眾身上榨出最後一滴油水的邏輯。中共的行為本質上與任何其他的資產階級政府無異──許多在過去20年也在提高退休年齡、打擊退休金。對於依靠廉價勞動力維持經濟發展的政權來說，人口紅利的消失是令人恐慌的。如果人口結構發生了他們所預期的變化，那麽通過高人口存量與低生育率所帶來的快速發展就難以為繼。
針對老齡化和少子化，央行在工作論文中寫道，「人口紅利當時用得舒服，事後是需要償還的負債」，還宣稱「應全面放開和鼓勵生育」，免得人口結構崩盤。如此種種「政策建議」看起來仗義執言，但是，無論做多少看起來理性客觀的評述，他們都無法掩蓋這樣一個問題：難道老百姓是平白無故地不喜歡生孩子嗎？
當然不是。
如果學區房、補習班、備考不會榨乾一家人的時間、金錢和精力，如果寒門難出貴子沒有發生在現實世界中，如果父母在工作之餘還能留出陪孩子的空余——那生孩子都不會是如此令人避之不及的選項。在資本主義的暴力壓榨之下，生育只是套在父母和孩子身上的沈重枷鎖，是通過代際更替補充工作力的手段；各路媒體為「後浪」所應許的未來從來都沒有屬於過普羅大眾。在階級固化的社會裡，怎麼可能有人容許「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呢？ 資產階級只會進一步收窄階級流動的通道，讓無產者好好地當一枚社會的螺絲釘。
歸根結底，只要資本主義制度還在壓榨中國人民，那麽所謂放開和鼓勵生育就只能是為資本提供剝削材料的政策。要解決人口危機，需要的是射穢主義綱領。這是一場要透過打倒資本主義與專制統治才能勝利的鬥爭：
全面實行免費教育，取消大學和高等學校學費！免費、民主公有與管理的托兒服務。
法定12個月的全薪女性產假，僱主不能對其降職或懲罰。對於職場中的女性歧視零容忍，例如「不能懷孕」規定。
建設優質的廉價房屋來解決住房危機。取締發展商資本家，將建築和房地產企業收歸民主公營。
在職場及學校里改善女性的權利，杜絕性別主義與歧視。支持組織獨立工會及學生會的權利，來捍衛自己的權利。
大幅擴大老年人者照顧服務，在非牟利的民主公營下提供專門的住宿和家務支援。
反對提高退休年齡！要求大幅增加退休金，實行全民退休保障，以開徵富人稅來負擔。
廢除戶籍制度。大幅增加公共福利、教育和醫療，同樣以開徵富人稅來負擔。
資本主義與獨裁都是死胡同──我們為射穢主義而戰！
統計數據造假
原定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上旬公布的中國全國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五月十二日終於在一片質疑聲音之中姍姍來遲。根據中國官方公布的結果，2020年中國全國總人口為14億1178萬人，對比2019年官方統計的全國總人口14億05萬人，人口凈增長為1173萬。
在結果公布前，英國《金融時報》引述內部消息報道，中國人口將跌穿14億，是60年來首次人口下降，對此中國政府予以否認。
但在今天官方普查結果公布后，內地網民立即發現數據不合理。網民推算，假如2020年的死亡人口（官方對此未有公布）與2019年相等（998萬人），即意味著2020年的出生人口高達2171萬！這誇張的數目甚至跟國統局同日公布的2020年1200萬出生人口互相矛盾。
那怕僅僅查看人口增長數字本身也不合常理：過去十多年，人口增長穩定下降，2010年的新增人口為641萬人，到2019年的新增人口下跌至467萬人，但這次人口增長數字突然上升超過一倍，這本身數字簡直是荒謬絕倫。
另外亦有網民根據2007-2020各年公布的年齡結構比例推算，按此方程計算2020年的出生人口竟高達4234萬人！
可見，這份所謂的「人口普查結果」在數字上根本都無法自洽，難以自圓其說。各項方程數據甚至自相矛盾，漏洞百出。
事實上，我們早在十年前已預視到了中國的人口壓力問題。由於粗暴的一孩政策，令中國陷入了「未富先老」的慘痛局面。連帶而來的就是勞動力衰退，退休養老的壓力急增。過去依靠著龐大的勞動人口基數，將勞動成本，亦即是工人的工資壓到最低水平，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現在似乎也已走到盡頭。這對於本來就疲弱的國內消費市場可謂雪上加霜，勞動力衰退亦將連帶引發國內經濟漸漸喪失動力，習近平「雙循環」的構想有著胎死腹中的危險，進一步破壞了他「定於一尊」的地位。更甚者，中國正處於國際關係和地緣戰略博奕中被動和不利的地位，這個時間點上國內的根本性經濟失去動能，對中共戰略布局的打擊非常嚴重。
同時，「14億人口」是一個重要的心理關口，一如中共的所謂「保八」「保六」政策口號，因為假如中國人口跌破14億人口大關，意味著中國人口第一大國的地位很快將被印度取代，而印度的人口結構要比中國年輕得多。而且代表著中國的退休壓力突破了警戒線，令人憂慮中國政府寅吃卯糧的養老政策是否無以為繼，甚至進一步觸發全國性的社會動蕩——一如多次延長退休年齡而爆發大規模社會抗爭的歐美國家。事實上，這危機已初見端倪，根據中共社科院發表的《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8-2022）》，即使中央持續對養老基金提供財政補貼，養老基金依然有機會有2035年完全耗盡分文不剩！這意味著現時50歲以下的勞動者都有可能在退休年齡時身處一個沒有任何公共退休服務的社會，甚至辛苦供款數十載的養老金血本無歸。因此，為挽救社會的信心，中國政府不得不做假帳以「穩定民心」。
然而，中國政府這種數據造假手段不過是自欺欺人。就像新冠疫情爆發早期不承認大禍臨頭反而指「吹哨人」造謠一樣。數字上的幽靈人口既不能為中國提供勞動力，亦不能進行任何消費活動。中國社會少子化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社會下民眾受到的超額剝削，絕大多數基層民眾僅僅只能維持生活的水平，社會公共服務的嚴重缺失，戶籍制度更讓佔中國人口大部分的農村戶借人口被排除在城市公共服務和為數不多的福利之外，令育兒對中國的民眾而言往往意味著生活條件的大幅倒退。而中共所謂的「鼓勵生育」亦僅限於一紙空文，政府無意亦無力提供實切的財政支援和補貼予育兒家庭。因此，人口老齡化與萎縮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死結，中國走進了這一死結當中，只有推翻資本主義，實現真正的民主射穢主義制度，全面推動優質免費的公共服務，解除為人父母的後顧之憂，才能確保生有所養老有所依，讓社會的人口結構健康發展。
迫害非保皇派毛左
非保皇派毛左網站《紅色參考》主編陳洪濤于微信公眾號「方城故事」發表文章《南陽！以市委書記為首7名領導被評上全國扶貧攻堅先進個人》 ，指出河南省南陽市受到該表彰的7人全部為當地官員，而不是真正的農民、婦女和工人。7人當中，為首的南陽市委書記張文深，於2019年曾帶幾十官員和記者進行明作秀、假「暗訪」，並怒斥基層扶貧幹部辦事不力，引發大量網民嘲諷和批評。
2021年月26日，陳洪濤在微信朋友圈發文「自稱方城縣公安局治安大隊的來，說是口頭傳喚，要去公安局」。此時，他在微信公眾號的文章已被刪除。
翌日陳洪濤被警察釋放。他表示，因在公安局辦案中心一夜沒睡，所以需要好好休息。
這並不是《紅色參考》主編陳洪濤和編輯部成員第一次遭警方鎮壓。2017年「兩會」的第一天，陳洪濤在公眾號上報道，方城縣進京上訪者高保遭地方政府截訪綁架毆打后，在昏迷中被丟棄高速公路，引起了社會關注。其後，方城縣出動國保、網警等幾十人圍堵守候陳在方城的家，扣押了其家中一台電腦主機，恐嚇騷擾其家人。
2018年夏，《紅色參考》編輯部因參与佳士工潮和涉嫌呼籲北京等地大學生前往深圳聲援，被廣東國保跨省查抄了北京的辦公室，編輯尚愷被捕；2019年3月21日，《紅色參考》前編輯柴曉明因涉嫌「顛覆國家政權」，被南京市國家安全局「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陳洪濤的文章只是針對個別的地方官員，而沒有批評習近平整個「全面脫貧」的假政績，其實是很不足夠的。習近平想利用宣傳全面脫貧來鞏固自己的權力，併合理化取消勞動合同法和將退休年齡延後等打壓工人的措施。
中國在疫症以來的貧富差距嚴重擴大。根據最新公布的胡潤富豪榜公布，去年中國新增259名資產達十億美元的富豪，達到1058人。連最近的官方報告《中國互聯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也表示，中國有七成網民月入低於5000元人民幣。
中共各級獨裁政府對包括左翼毛派在內的政治異見者又一次的鎮壓和限制言論自由。中國左翼在網路為陳洪濤發起團結聲援，製造了相當的輿論壓力。恰逢兩會即將舉行，南陽市委書記張文深為免多生事端而將他釋放。
今次抗爭的成功再次振奮了左翼運動的信心！近日，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熊焰及其多名好友被捕，使左翼聲援浪潮再次爆發。中國勞工論壇歡迎此一發展，我們支持中國工運的組織權和言論自由，反對一切以言入罪，要求釋放所有政治犯及工運分子。
在疫症的經濟危機下，中國網民去年多次發出怒吼，從狠批科技業的996工時制，到對「人民富豪」馬雲的鞭撻，以至對青年生活粉飾太平的影片《後浪》的反彈，都看到階級意識和反壓迫情緒正在急劇升溫。而九月學生更出現反抗封校政策的喊樓運動，及后以毛派為主的左翼的聲勢和自信大大提升。 中共當然有打壓這些左翼活動，但至今尚未對作出全國性的鎮壓。相信今次逮捕陳洪濤只是市政府的決定，而並非中央指揮的全面搜捕，使左翼可以獲得一定的勝利。然而，中共並不能容忍這些左翼活動長足發展，早晚會將鎮壓升級，甚至發起針對左翼和工運分子的全國性鎮壓。工人階級必須要組織起來鬥爭，捍衛組織權利和言論自由，為更艱苦的鬥爭作準備。
工人運動
2021年3月1日，由中國各地外賣騎手組建的「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組織者熊焰（陳國江）及其多名好友，被北京警方抓捕。爾後，有被抓捕的兩人獲釋，但熊焰卻仍然沒有消息。抓捕消息在中國網路平台被大量刪除，但仍然引發許多外賣騎手抗議。
受到熊焰被捕一事影響，熊焰原所屬的外送平台「餓了么」旗下騎手消極怠工，大量騎手拒絕接單，以致大量訂單因為超時而作廢。有「餓了么」騎手更號召在3月8日發起全國大罷工。毫不意外，有關工運消息遭中共官方封殺，而兩家外賣平台也否認怠工罷工情形。但是，仍有一些網民在新浪微博反映自己的外賣沒人接單的情況，並成功發出「騎手是罷工了嗎」等字句。
「外送江湖騎士聯盟」成立不到一年，集結近萬名外賣騎手，而熊焰則為盟主，在網上發送幫助傳達業界聲音的內容，還會幫同業維權。被捕的原因是熊焰在網上平台公開批評外賣平台「餓了么」欺壓騎手，因而觸犯了利益集團使官方出手「維穩」。盟主早前發布視頻批評「餓了么」平台設置的獎勵規則先用欺騙手段留住騎手，后隨意更改規則侵害騎手經濟利益。此視頻播放量達到900萬（在中國國內網站已被河蟹），相關話題在微博閱讀量超過2億次，迫使公司向騎手假惺惺地公開致歉。
外賣騎手成為中國最受壓迫的藍領工人之一，近年抗爭時常發生。在3月1日，廣州和深圳部分「美團」騎手也聚集罷工，抗議公司在未通知的情況下變相調降配送費。按照新的配送費標價標準，每名外賣騎手每周將少賺上百元，每月將損失上千元。
在中國，隨著人們生活節奏的加快，便捷人們日常飲食的外送平台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相應地，外賣騎手也成為社會不可或缺的一員。由於准入門檻較低，當外賣騎手通常是中國基層民眾謀生手段之一，目前超過600萬人從事此行業。但該職業危險性高，卻幾乎沒有任何職業保障，騎手往往要為了避免超時而被平台罰款，被迫採取闖紅燈、逆向行駛等交通違規行為，而這也冒著被交警罰款、扣車，或是發生交通意外而傷亡等風險。此外，從業者的工資被平台不斷壓低，包括將餐點送到地點后，若沒有按規定拍照片，也會被扣錢；現實中騎手們是「獨立的約聘人員」，沒有與平台簽勞動合同，法理上並無雇傭關係，一旦遭遇傷害，維權也很難成功。
現如今的外賣騎手行業，屬於「零工經濟」（gig economy）的一種。外送平台可以在用人上更具彈性，這就意味著可以節省員工福利、辦公空間和員工培訓等方面的支出。表面上看，企業往往聲稱零工經濟所具有的彈性，可以幫助外賣騎手們實現工作與生活平衡，但現實遠非如此——要維持基本收入，基本上每天就要跑10小時以上、每周無休能才有希望每月賺到6000元以上。外送平台用人上的彈性，也讓騎手隨時可能失去這份工作，或者從一個平台跳到另一個平台，而這些也反映出這種零工經濟的不穩定性。「獨立的約聘人員」身份造成的騎手們處於相對原子化的狀態，也讓組織起來罷工存在一定困難。
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外送人員一樣遭受平台剝削。2016年夏天，因為從時薪制改為計件制（將造成實質工資下降），Deliveroo在倫敦的外送人員開始罷工，之後罷工浪潮傳遍全英，並影響到其他平台的外送人員，更在接下來一年影響到歐陸多國，並且各國之間工人也彼此串連。各地鬥爭有成果有挫折，但都彰顯出外送人員身為工人團結對抗資方的精神，中國外賣騎手可以從中學習。而對於近來中國外賣騎手維權遭打壓一事，英國應用程序和外送員工會（ADCU）在推特發出正式聲明聲援熊焰。這些抗爭和聲援行動，無不顯現出國際工人階級團結。
目前，中國外賣騎手們與關心事件的人士仍活躍在微信、QQ、Telegram等群組討論行動方案，準備將行動升級。中共獨裁嚴厲打壓組織自由，「槍打出頭鳥」地針對工運領袖，迫使近幾年工人要「化整為零」，轉用手機網路並以「無領袖」的方式組織起來。今次外送員工同樣巧妙地運用網路組織，但同時在鬥爭中也出現了勇敢帶頭的工運領袖。鬥爭若要取得更顯著的成果，工人更需把手機網路的組織化為實體組織的力量，建立獨立工會。
中國勞工論壇熱切支持外賣騎手跨平台的怠工、罷工行動，要求釋放所有被捕工運分子，停止打壓工人組織及言論自由。我們支持爭取提高獎金和每單（或每小時）收入，要求公司為所有工人提供正式勞動保障。
偽國會
2021年3月4日，中共的人大政協「兩會」會議在北京召開。
這兩個機構其實都沒有實權，它們只是中共獨裁統治的花瓶，而且中共統治越來越來變成習近平的一人獨裁。不過，兩會依然受到注目，因為這是新政策出台的地方，當然這些都是習近平和他的黨羽背後早就鋪排好的決定，只不過是讓超過5000名代表走個熱烈鼓掌通過的過場。
過去二十年，中國資產階級所累積的巨額財富受到許多關注，他們當中許多人也成為了兩會代表。今年這一群人的財富總額又刷新了紀錄。根據《胡潤百富榜》，參与兩會最富有的資本家，他們的財富在過去12個月暴增了68%。這些代表的總財富高達3910億美元，比香港2020年的GDP（3490億美元）還要高。
去年，縱使有年初的疫情和嚴厲封城政策，中國每個星期就有5名新億萬富翁（身家超過10億美元）誕生。根據胡潤的報告，中國「拋離了美國」，中國有1058名億萬富翁，對比美國只有696名。今年7月23日，中共將迎來其建黨100周年紀念，我們到時候會看到習近平政權掩蓋其階級性質的政治把戲——當今中共實際上的政治意識形態，與1920年代南轅北轍。
人大會議定下了2021年的GDP增長目標，不過許多評論員原以為今年會跟去年那樣不這麼做。今年的目標將會是「6%以上」，許多評論員認為這個目標比較保守和容易達成。《彭博》就此向不同經濟學者進行調查，他們對於中國2021年的增長預期平均為8.4%。
雖然增幅為1976年以來最疲弱，但是中國在2020年仍是唯獨出現經濟增長的主要經濟體。當然一如以往，這個數據是有水分的。不過，根據官方數字，去年中國經濟增長了2.3%，同期德國經濟萎縮5%、美國經濟萎縮3.5%。雖然8%的經濟增長很吸眼球，但這要考慮到2020年的低基數效應。如果我們求取2020和2021兩年平均年增長的話，比起十年前每年增幅達雙位數，這個反彈實際上是延續了過去增長速度下滑的趨勢。
工人們也沒有從這個「復甦」得到好處。自2009年以來，去年中國首次出現全部省份凍漲最低工資。各項指標顯示當局打算2021年繼續凍漲。同時政府也在準備大幅削減退休保障，首先從婦女入手，把女性的退休年齡從55歲調升到60歲，來達到「男女平等」。這聯繫到中國正在面對的人口老齡化、少子化、勞動人口減少的計時炸彈。
政府的社保資金已經開始見底。根據中國社科院的報告，中國32個省級地區當中，近半的社保預計會在2022年出現赤字，而2015年只有6個省份。這個議題有可能會觸發重大的社會動蕩。2013年一項民調，顯示95%的民眾反對提高退休年齡。
2027年，印度預計會超過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勞動力的下滑，預計2017到2037年勞動人口將從7.59億減少到6.61億，將會對經濟以及中共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及軍事大國的計劃受到打擊。
另一個形成中的危機就是急速膨脹的債務水平。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資料，中國的公共、企業與家庭總債務從2019年GDP的255%增加到2020年的280%。加上外債，這個數字更加增加到GDP的295%（人行估算外債為GDP的14.5%）。2020年中國的經濟僅僅增長2.3%，債務卻大幅上升。這是不可持續的狀況。
今年兩會最重要的特點，並非上頭條的政策「決定」，而是習近平派系進一步鞏固他的權力。中共黨國內正掀起了一場權斗。為了在明年黨大會中連任第三任期而鋪路，好讓他能夠成為終身領袖，習近平大力強化自己的控制。
習近平不斷集中權力到自己手中，放棄了1980年代鄧小平政權所建立內部制衡和監督的「集體」威權統治，這是嚴重危機的警號。隨著習近平對於社會的鎮壓不斷加劇，其政策也激起越來越大的反抗（如同過去在香港及內蒙）。實質工資的下跌也引起了工人階級的不滿，尤其是那些佔中國藍領工人2/3比例的農民工。
美團外賣的騎手在3月8日發起了罷工行動，要求提高工資及改善待遇。另一家外賣平台「餓了么」的騎手熊焰在上月被捕，他被指控組織外送員的獨立工會。中共獨裁對於獨立工會是零容忍的。
兩會也為香港訂立一套新的政治制度，意味著香港的有限度「半民主」議會制度壽終正寢。中共打算對於香港施加更強硬的威權統治。上周，當局動用國安法逮捕、起訴了超過40名泛民政治人物，並將他們收押。他們將會在5月再次上庭，面對「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的控罪。這顯然是為在北京的人大政協會議造勢。上周的香港審判異常混亂而殘酷，法院開庭至凌晨，數名被告體力不支暈倒，這是故意為了展示習近平政權的力量，發出堅拒歐美西方勢力「干預」的信息，警告所有試圖挑戰當局的人。這同樣劍指那些試圖組織起來維權的中國工人，以及中共黨內越來越不滿習近平政策方向的反習派系。
最新一波的打壓將香港整個立法會的反對派候選人拘捕囚禁。在3月4 日呈交到兩會的工作報告中，並沒有提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這個過去凸顯有限度自治的字眼。取而代之是強調「中國主權」與「愛國者治港」的概念，後者只指中共的支持者，北京可以隨意取消任何支持民主人士的選舉資格。
人大會議預計會通過香港的新投票制度，這將進一步移除專制當局對於立法會失去控制或面對民主鬥爭的代表進入議會的可能性。原定於去年9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將可能在一次延後至2022年舉行。而由親中共菁英所組成的選委會也會被改組，進一步被中共所操控，除了選舉特首外，還會被賦予提名、否決候選人的權力。
各種跡象表示，習近平不會停止扼殺香港的泛民反對派，而且也會重組並清洗建制陣營。在北京眼中，現存的建制派政黨都相當無能，沒法保障中共在港的利益。香港本地的傳統富豪們也可能會喪失部分的政治特權，他們被視為在維護北京方面不夠狂熱。在習近平的指導下，中共及其裙帶資本將迅速掌控香港，香港有限度的自治也會被廢止。
與同習近平在其他地區的政策一樣，打壓與強硬統治取代了妥協與溝通。香港脆弱民主權利的前景看似非常黯淡，但同時習近平的政策也會激起民憤和政治激進化，這是不可能透過警察措施就能夠無限期鎮壓下去的。
持續加大的強硬鎮壓政策，加上不可持續地以債務推動經濟，為工人階級帶來越來越大的經濟痛苦。習近平政權可謂在製造著充滿爆炸的未來。
社會危機
中共獨裁政權描繪的中國現況和中國實情之間存在巨大且愈來愈大的落差。隨著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紀念日臨近，中國的獨裁者習近平需要不斷的「勝利」，以確保明年政治局換屆之前的地位。中共的宣傳機器已經陷入瘋狂。
同樣，對於習近平令人作嘔的個人崇拜也達到了新高度（或深度）。 2021年2月，《人民日報》在一篇慶祝中國脫貧「全面勝利」的文章中，提到習近平的名字達139次。正如我們將要說明的那樣，習近平的脫貧攻堅戰是脫離現實的又一次宣傳上的成就。最近被網路審查屏蔽的一個字眼，揭示了習近平政權對於批評聲音多麼敏感：「翠」字作為一種抗議的方式，在中國網路傳播起來，因為這個字也可以解讀為「習習卒」，即「習近平死兩次」。
習近平在國內外面臨多重挑戰。對於他的政權和中共來說，這是前所未有的危機，甚至可能是生死存亡的危機。許多新政策和聲明表明了這一點，包括有關「防範金融風險」（中國的債務水平現在已經超過日本的最高水平）、在2027年之前加快「國防和軍隊現代化」（以應對拜登執政時期肯定會延續的美國壓力）、以及習近平旨在提高中國的消費支出，以此來抵消全球化和反華保護主義政策影響的過於複雜的「雙循環」戰略。
習近平還面臨著黨國內部挑戰。關鍵問題是明年的中共二十大，習近平的目標是打破傳統的任期限制，打算再任第三屆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國國家主席。他計劃成為「終身主席」。在2012年至2017年的第一個任期中，習近平發動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反腐運動，成功地平息了高層派系的權力鬥爭。實際上，這掩飾著針對派系的清洗行動，目的是清除他的敵人並鞏固習近平手中前所未有的力量。正如我們所解釋的那樣，中國政權的特徵從「一黨專政」演變為「一人專政」。
但是，由於在社會和國際關係方面的危機，中共內鬥再次加劇。如今，這場權力鬥爭是自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前後最嚴峻的一次。儘管習近平目前較可能成功地繼續他的統治，但在黨國上層日益成長的不滿情緒和派系操縱可能會迫使他做出妥協。2022年二十大之後的時期可能會看到不同的勢力組合，和中共內部更大的不穩定性。最終，統治階級內部的衝突反映了社會進程和工人階級不滿情緒的上升趨勢。
黨國內部的分裂並沒有明確或清晰的分野，這些分裂根本上無關政治分歧，而事關權力：中共的高層是控制著龐大商業帝國的資本主義寡頭的集合。在這些人當中，越來越多的人感到悲觀，認為幾乎所有事情都出了問題。
因此一些反習派人士不滿習近平在與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度和台灣之間的爭端之中，他的極端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強硬的戰狼外交。這一部分的統治階級寧願回到鄧小平更為謹慎和務實的「韜光養晦」外交政策，以此作為降低全球緊張局勢（尤其是與美國的緊張關係）的手段。
反而，習近平的政權像一隻豎起脖子的傘蜥一樣，誇大其經濟實力和全球能力，一定程度上為了外交，但更重要的是，它仍然增強了習近平繼續統治所需的大漢民族主義「強人」光環。中國的侵略性外交政策——在與印度的爭議邊界上、在台灣海峽和南海進行的軍演升級、為報復華為創辦人之女孟晚舟在溫哥華被逮捕而拘留了兩名加拿大公民，都具有雙重目的：向外國政府施壓、也要養活國內的宣傳機器。
不安的另一個原因是鎮壓的持續增加。這一直是習近平統治最顯著的特徵。反習派基本上沒有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他們都不會拒絕命令警察鎮壓街頭抗議或工人罷工。但是習近平在香港、內蒙古、（以及更明顯的）新疆的殘酷鎮壓顯現他的「默認做法」，而只要他的強硬政策遇到阻力，他的「默認做法」就會加倍，這反而會適得其反。
蔡霞說，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進入了一個「精緻的新極權時代」，已經超越了毛澤東甚至希特勒的極權主義。
這至少有四個原因。首先在新疆，險惡鎮壓已經達到了奧威爾式的水平，並沒有實現「穩定」這一既定目標。它終究再推動中國走向革命性的爆炸，中共的某些階層對此感到恐懼。香港2019年一地的群眾性民主運動預示了中國的前進方向。其次，這為拜登和其他西方元首提供了可以重大影響全球輿論的武器，並在「人權」和「民主」的敘述背後隱藏他們對中國的冷戰策略。
第三，習近平政權的暴政甚至與過去相比也呈現出不同的特徵，因為它也直接在內部監視和管控中共精英。中共久負盛名的、培養未來高官的中央黨校的前教授蔡霞說，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進入了一個「精緻的新極權時代」，已經超越了毛澤東甚至希特勒的極權主義。「不同在高科技，就是我們講的信息化大數據的監控。他可以做到精準監控每一個人，他可以二十四小時全方位立體全天候地來監控。」她在2020年9月19日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訪問時說道。
蔡霞於2020年逃到美國，與中共部分太子黨（中國的「紅色貴族」）關係密切。太子黨是中國資產階級的核心，這一派最初支持習近平（習近平本人也是太子黨），但現在對於習近平愈加不滿。蔡霞說，習近平的統治派系被稱為「之江新軍」（或「浙江幫」），得名于這些許多人最初起家的省份，他們僅得到約10%中共黨政中高層的堅定支持。現階段，大多數人不願公開反對習近平。他們的「支持」是被動的。儘管出於派別目的，蔡霞可能誇大了對內部力量對比的解釋，但其他重要的事態發展證實了在黨國各個層面上普遍存在但沉默（甚至可以說是「消極對抗」）的不滿現象。
最明顯的體現是習近平與總理李克強之間日益公開的權力鬥爭。由習近平派系控制的國有媒體甚至審查了總理的講話，這是自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以來從未有過的事情。自2012年與習近平就任以來，李克強一直保持低調。但是在過去的一年中，他成為中共內部異見者的代言人，通過媒體採訪丟出了許多「重磅炸彈」，間接批評習近平的政策。去年5月底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結束時，情況就是這樣。李克強向媒體宣稱，中國有6億人（總人口的43％）每月收入不超過人民幣1000元。這是對現實的檢驗，是對於習近平通過官方表彰大會自誇的脫貧攻堅戰的嘲諷。
蔡霞的說法揭示了很多東西。她告訴自由亞洲電台：「除了『習家軍』以外，大家都知道這樣子下去不行。」儘管習近平越來越招人不滿，但蔡霞承認，習近平不能通過「正常」程序換掉。她的結論是：「或許在一個偶然的突發事件或者偶然的導火線， 一下子就把局面給炸開了。」
醞釀反抗的第四個原因是，習近平的極端警察國家措施導致中共政權喪失預測和應對新危機的能力。當新冠病毒在武漢開始爆發時，這在全世界範圍內造成了毀滅性的後果。儘管當局後來有意識地掩蓋疫情，但事實是，在2020年1月20日之前的關鍵幾周里，習近平政權自身也被黨國對掩蓋真相的熱衷和國安機關的行動遮蔽了雙眼，國安部門在每次有人試圖警告疫情時往往會迅速鎮壓。
直到西方政府在大企業的壓力下對於疫情悲劇性地應對不力，習近平才得以轉移公眾注意力，並從武漢疫情防控不力中部分恢復過來。面對突然的危機，武漢並不是政府癱瘓獨有一例。從2019年6月開始在香港爆發的上百萬人示威遊行，以及一年前特朗普政府的首次貿易戰攻勢，是習近平政權無法預料的兩個事態發展，最初受到驚嚇而無所作為。
中共宣傳的一個關鍵主題是中國（極權主義）政治制度相對於「西方民主」的「優越性」。中共喉舌聲稱，防控疫情的「勝利」、2020年中國的經濟反彈以及脫貧都表明了中國制度的「優越性」。同樣，中國的「疫苗外交」將大量中國製造的疫苗運往較貧窮的國家，被用來進一步羞辱西方帝國主義的冷酷。顯然，資產階級民主于全球（但特別在美國）的深刻危機，隨著像特朗普這樣的不穩定而專制的人物的出現，對中共的宣傳非常有利。
但是，歷史上的資本主義偏愛議會或「民主」政府而不是軍警獨裁製度，還是有原因的。在資產階級民主制中，資本家的弊處在於工人階級贏得了某些有限但至關重要的政治權利：組建工會、政黨、自己的媒體，並利用這一民主空間來辯論和澄清所需的思想和鬥爭方法對抗資本主義。在像中國這樣的極權資本主義社會中，上述所有這些權利都被殘酷地壓制了。
但總體而言，資本家更喜歡「民主」制度，因為它提供了更穩定的統治形式。 「多黨制」（幾乎所有黨派都是資本主義政黨）可以充當釋放群眾壓力的安全閥。議會民主機關、媒體、司法機構包含「制衡」機制，以監督統治集團來防止其偏離資本利益太遠。
相反，極權主義政權，特別是在經濟危機和階級緊張局勢加劇的時代，往往會陷入重大危機並崩潰。中共和中國的資產階級中沒有任何一人贊成轉向資產階級民主模式。天安門廣場群眾民主運動（在300多個城市進行群眾運動和罷工）遭到鎮壓后，資本主義在中國得以復辟，但是鄧小平政權有意識地選擇了保留了重要的國家控制並拒絕資產階級民主的資本主義復辟道路。
中共的自由派分子主張的「政治改革」，只是提出改良的、更少鎮壓的、更少的政治和社會控制的專制統治。
中共成立百周年紀念活動將伴隨海量的民族主義宣傳，傳達這樣的信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但是紀念活動還有另一面：活動將被習近平派系把持，作為內部權力鬥爭的武器。個人崇拜將達到一個新高度，以鞏固習近平作為「毛澤東以來最偉大的領導人」的地位。這樣做的目的是確保明年二十大和習近平做第三屆之前不會出現任何失誤。
一個世紀前鼓舞中共先驅的思想——階級鬥爭、反資本主義、民主、國際主義和俄國革命——對於當今統治者則是「顛覆國家政權」的話題。它們將被掩蓋在民族主義主題下，如打擊「台獨分裂分子」、抵抗「反華勢力」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考慮到二十大，習近平在未來一年內將經受不起任何重大挫敗——不能有新的香港抗爭般的社會爆炸。拜登在任期的頭幾周，就台灣、南海和中共對香港的政治壓迫施加壓力，而北京可能試圖通過至少在某些特定領域（例如氣候變化）提供合作來緩和緊張局勢。不能排除可能會出現有限的緩和過程，但它是脆弱且短暫的。在國內，我們可以期待一系列「勝利」的到來，這些當然都是由習近平精心設計的。
這一系列「勝利」包括經濟方面。儘管是1976年以來的最低增速，但中國仍是2020年唯一實現經濟增長的主要經濟體。與以往一樣，中共一直在耍一些統計手段。儘管如此，依官方數據，中國去年的經濟增長了2.3％，而德國萎縮了5％，美國萎縮了3.5％。
今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預計將增長8％，有些甚至預計將增長10％。雖然這很引人注目，但今年的GDP增長表現將因2020年以來的低基數效應而被誇大。即使2021年的增長率為8％，2020、2021兩年的複合增長率也將低於6％，換句話說，延續了自2019年（6.1％）以來增長放緩的趨勢。
此外，中國經歷了K型復甦。根據《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年收入超過30萬元人民幣（約合48,400美元）的人（僅占人口的5％）的財富有所增加。但是至少2/3的人口實際收入下降。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0年的前三個季度的實際可支配收入僅比前一年增長了0.6％。相比之下，2019年的這一數字為6％。
家庭債務水平在過去五年內增加了三倍，到2020年增加到GDP的62.2％，而美國的這一數字為76％。在這方面趕超的速度令人震驚：2008年，中國的家庭債務佔GDP比例為18％，而美國為99％。最重要的是，這源於中國房地產市場泡沫，而中國房地產市場價格是世界最高之一。據《中國日報》報導，上海、深圳和北京的住房價格在全球排名第四、第五和第六，而香港是第一。
在去年，沒有一個省份提高最低工資——2009年來首次出現這種情況。所有跡象表明，2021年將繼續凍漲最低工資。這解釋了為什麼在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后，人均消費在2020年下降4％——自1969年以來的首次下降。去年奢侈品市場增長了近50％。因此，2020年實現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不是基於強勁的消費（消費是習近平「雙循環戰略」的核心目標），而是基於這種所謂的戰略要避免的因素：更高的債務水平、對於出口更大的依賴性和房地產泡沫。
由於疫情和其他國家的連續封城造成的意外收穫效應，2020年出口增長了3.6%。中國成為「萬不得已的出口國」。上半年，中國用於抗擊新冠肺炎的關鍵醫療產品的出口增長了兩倍多，從180億美元增至550億美元。電子產品出口也出現了類似的增長，尤其是在家工作的產品。這些意外收穫無法重現。
據中國人民銀行（央行）稱，已經嚴峻的債務水平進一步攀升，到2020年，中國的公共部門、企業和家庭債務加在一起達到GDP的280％，高於2019年的255％。如果計入外債（中國人民銀行估計為國內生產總值的14.5％），則這一數字將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約295％。隨之而來的是，中國有2.3％的溫和增長是通過其有史以來最大的債務增長而實現的。這是不可持續的。中國債券市場的壓力，加上一些大型國有企業的一系列違約，表明金融體系出現了首次嚴重的裂痕。
然而，根據上海胡潤百富榜，對於其中大多數是中共成員並融入中共國家權力結構的超級富豪來說，2020年是「有史以來財富增長最快」的一年。在這一年中，中國新增了257位億萬富翁，每周新增5名億萬富翁。他們的財富總和增長了60％，達到4萬億美元。
胡潤研究院指出，中國擁有1058名億萬富翁，「拋離」美國的696名。在中共成立百周年紀念日，我們將看到習近平政權歪曲政治現況、掩蓋1920年代共產黨人的階級性和政治與當今專制資本主義寡頭統治截然相反的現實。
中國一名托洛茨基主義者評論道：「十年前，中國互聯網上聲音最大的意識形態是自由主義。現在左翼佔主導地位。幾年前，阿里巴巴董事長馬雲被尊稱為『馬爸爸』，現在他被稱為『吸血鬼』和『邪惡的資本家』。」
中國青年與日具增的政治激進化，尤其是「泛左翼」（其中以「毛派」為最多）的迅猛增長，對中共來說是一個麻煩，以及潛在的破壞性發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中國，我們看到的不是傳統毛主義。相反，這已成為多個左翼思想的通稱。
中國許多年輕的毛派支持國際主義、女權主義、LGBTQ和少數民族權利。這些青年深刻批判甚至反對親資本主義的中共政權；當然了，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他們需要小心翼翼進行批判。換句話說，他們與國際上一些毛派有著截然相反的立場，國際上的毛派往往熱切支持習近平政權及其在新疆、香港的高壓政策，並反對工人罷工。
ISA在中國的一名支持者說：「在2020年疫情期間，我注意到中國年輕人正在向左轉。」他說，反建制意識的增長現在在社會中很普遍，其中包括但不僅限於毛主義的增長。「十年前，中國互聯網上聲音最大的意識形態是自由主義。現在左翼佔主導地位。幾年前，阿里巴巴董事長馬雲被尊稱為『馬爸爸』，現在他被稱為『吸血鬼』和『邪惡的資本家』。」對貧富差距日益拉大（尤其是對來自中國內陸貧困省份的2.9億農民工的卑微待遇）的憤怒，是當今政治激進化的主要推動力。
習近平脫貧「全面勝利」的慶祝活動是為了轉移人們對這些現實的關注。中共政權不僅宣稱這是「人間奇迹」，甚至還將「貧困」一詞從脫貧機構的正式名稱中拿掉，這讓將來禁止所有提及「貧困」更為可能。
毛派網站「紅色中國」的編輯之一陳洪濤因在2月份發布一篇文章揭露了脫貧運動假象而被捕。在這個話題上，與許多其他話題一樣，人們普遍不相信中共政權所聲稱的，中國的左翼人士尤其不會去相信，而國際上的新斯大林主義「左翼」似乎很樂於相信這些荒謬絕倫的宣傳。
習近平的「脫貧攻堅戰」於2013年發起，其明確目標是到2020年底使剩餘的1億人口擺脫「極端貧困」。鑒於他在這場「戰爭」押上了自己的個人聲望，因此他不可能錯過這個期限。現實再次為了這個獨裁政權的存續而被竄改。
政府投入了1.6萬億元人民幣用來扶貧，用於一些極端貧困地區的道路和基礎設施投資以及1000萬人的搬遷。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為實現其脫貧目標而普遍偽造數據、強制執行和偽造成就。這場脫貧運動採用了非常低的「極端貧困」標準，即每人每天2.30美元。這低於世界銀行提出，適用於印度的每天3.20美元的貧困線，並且低於為中國這樣的中高等收入國家所建議的貧困線的一半。
中共當局宣傳掩蓋現實的另一方面，在於中國抗擊疫情的實況。習近平在去年9月8日北京舉行的表彰大會上宣布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勝利」。這時慶祝還為時過早，因為之後又爆發了新的疫情。雖然按國際標準，新一波感染數很低，但這卻帶來了數次大規模的封城措施。
在與北京相鄰的河北省，1月有超過2200萬人被迫關在家中一周以上。這實際上是2020年武漢封城規模的兩倍。在新疆（2020年7月至2020年8月）、吉林和黑龍江（2021年1月）也發生了類似的封城，波及數千萬人。北京與地方政府之間存在摩擦，據信部分政府太過急於實施封城。這也是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一個特徵。
目前，中共政權推出的疫苗遭遇碰壁。儘管中國的全球「疫苗外交」取得了一些進展，向以中、低收入為主的80個國家（西方國家及他們的疫苗公司冷落這些國家）出口疫苗，但其國內施打疫苗計劃進展不順。根據2月15日《南華早報》的一項分析，中國向國外運送的疫苗數量（4600萬支）超過了用於本國的數量（4050萬支）。
中國不僅面臨著給相當於美國四倍的人口接種疫苗的挑戰，而且還面臨著公眾的廣泛不信任。這是因為在過去幾十年中發生了許多涉及不安全、過期和受污染的假疫苗、藥品和食品醜聞。缺乏透明度以及中國疫苗生產商拒絕透露一些試驗數據，加劇了公眾的疑慮。在上海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一半人口不打算接種疫苗。根據另一項調查，在浙江醫務工作者中，只有28%願意施打國產疫苗。
迄今為止，中國疫苗僅被批准用於60歲以下的人群，與西方產疫苗相比效果不佳。科興疫苗在巴西的試驗中僅達到50.4％的有效率，而在印度尼西亞則達到65.3％。相比之下，輝瑞疫苗的有效率為95％，而莫德納的有效率為94.1％（兩家都是美國公司）。英國《金融時報》報導，科興在中國的工廠出現了生產延遲，以及存儲疫苗所需的進口玻璃小瓶發生短缺。
對中國疫苗的質疑也削弱了其全球外交攻勢。去年12月，柬埔寨獨裁者洪森（過往非常親中共）拒絕接受中國疫苗，除非其獲得世衛組織的批准。他說：「柬埔寨不是垃圾桶。」
儘管世衛組織仍在評估中國的疫苗，但柬埔寨政府已於1月份接收了第一批疫苗。但是現年68歲的洪森還是在中國官員的建議下放棄為自己接種。他說：「該疫苗對60歲以上人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仍在研究中。」在菲律賓，另一位獨裁統治者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正在推廣中國的疫苗，在民調中被問及的受訪者中，只有不到20％的人對中國疫苗有信心。
匈牙利是唯一使用中國疫苗的歐盟國家，這當然與右翼奧爾班（Orbán Viktor）政府突出的反歐盟立場有關。但是2月份的一項調查顯示，只有27%的匈牙利人願意接種中國疫苗，在執政黨的支持者中這一比例則上升到了45%。
儘管習近平虛張聲勢，而且擔心在中共慶祝成立百周年之際不能讓任何事來「破壞黨」，但習近平政權仍將面臨許多現實考驗。債務危機、與美國的持續冷戰，以及擔心西方國家加快接種疫苗后可能改變與中國的力量平衡，這些挑戰都預示著未來的動蕩。工人和青年之間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意味著新的鬥爭爆發是不可避免的，而真正的射穢主義思想將迎來更廣泛支持。
女權運動
中國女權運動人士再次遭受打壓。中共專制懼於女性日益的激進化，而這一激進化正是社會上及青年人中更廣泛的激進化趨勢的一部分。
這些打壓都有著相似的模式。首先，女權主義者遭到親中共的民族主義網軍有計劃地惡毒圍捕。政府在網路上煽動著歇斯底里的反女權攻勢。之後，女權運動知名代表的社交媒體和群組被關閉。她們被扣上「漢奸」的帽子，並被噤聲！
2021年3月底，四川成都的一間餐廳里發生了一起攻擊事件。兩位女性因勸阻一位男性吸煙者而被攻擊。這名吸煙者一氣之下向這兩位女性潑灑灼熱的液體，這個事件被這兩位女性用手機拍了下來併發上微博。這名男子說：「不抽煙的男人不是男人」——講出這句話對他沒有任何好處。
這兩位女性分別是知名女權運動人士肖美麗與鄭楚然。鄭楚然是2015年的三八國際婦女節前夕被捕並被拘留一個月的「女權五姐妹」之一。 作為全球聲援行動的一部分，當時ISA在香港組織了聲援抗議，要求釋放五人。
肖美麗關於成都餐廳遭攻擊事件的內容在網路上瘋轉，起初得到了絕大部分人的支持，有支持言論來自一些與政府部門相關的帳號。次日，有民族主義大V在微博上對這些女性發起了攻擊，他們貼出肖美麗在2014年聲援香港雨傘運動的「歷史」照片。網軍們遂違背事實，給她貼上支持「港獨」的標籤（港獨並非雨傘運動的目標，但是中國民族主義者用這個標籤來攻擊所有支持或同情香港民主運動的人）。隨之而來的是數以百萬計的海量網路攻擊。
另一張照片顯示，鄭楚然戴上了一條黃絲帶（代表支持香港民主運動）。她被指控為「台獨」分子（另一項中共治下的禁忌話題）。這兩位女性和其他女權主義者遭到暴力威脅和指控，包括「崇洋媚外」、「反華」、「CIA間諜」。 不久之後，肖美麗的微博帳號被微博關停，而這些網軍則彈冠相慶。
這一波攻擊正採取了我們熟悉的將厭女思想與民族主義相結合的模式。這些攻擊背後的右翼民族主義勢力，實際上是中共政府的側翼力量，並受到中共的庇護。他們的核心主張是民族主義，但也包括社會保守主義——因此討厭女權主義。他們指責女權人士被外來價值觀「腐化」了、一切都是西方「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陰謀。這些民族主義者支持獨裁同志、（中國帝國主義）強國夢和大漢族主義。他們煽動針對穆斯林等少數民族的種族主義。其中一部分人正在朝向法西斯主義發展。 除了這個「非官方」的網路水軍，中共國家機器還直接雇傭了200萬名全職網警和2000萬名兼職網警。
超過20個女權主義者和女權組織的帳戶被微博關停。微博方面聲稱她們的言論是「有害」、「非法」、「煽動群體對立」。其中一名女子告訴CNN：「我們遭到了全互聯網海嘯般的打擊，被集體噤聲。」很明顯，中共是此次打壓的幕後主使。但問題是，當局為什麼要這麼做？
另一獨立但與前述打壓關聯的發展，是超過10個女權小組在另一個社群網站「豆瓣」上被封殺。豆瓣是提供給年輕人的一個書評和影評的平台。在此次打壓被封殺的女權小組，一共有超過4萬成員。
這次打壓的目標主要是激進的「6B4T」支持者，她們在不斷高漲的中國女權浪潮中仍是屬於邊緣的少數，她們主張不與男性戀愛、婚姻、生育等等。「6B4T」運動始於和中國一樣是儒家社會的韓國——韓國資本主義非常父權、對女性的壓迫十分嚴重。
「6B4T」能夠獲得一群以中國年輕女性為主的追隨者，實際上不難理解；由於強硬的極權資本主義政權不允許任何形式的集體抗議、組織、政治活動，因此社會上許多群體都有著極度的無力感。在資本主義復辟后，中共恢復了很多在20世紀50—70年代革命時期被消滅或衝擊的父權控制架構。
在今天，中共認為更多的婦女權利阻礙其統治和「大國崛起」使命的完成，而實現這些的動力，隨著中美帝國主義冷戰衝突的加劇而強化。習近平政權沒有變得更開放、更民主、更容忍各種抗議，反而變得越來越高壓。當局對新興女權運動和女權意識的態度有著矛盾心理。儘管當局極力壓制，中國的#MeToo運動所引起的關注已反映了這一主要趨勢。最近一個案例是，4月15日武漢大學一名副教授被開除，該副教授至少性侵了18名女學生。因受害女性挺身而出揭露施暴者，拒絕掩蓋這件事，這起案件得到了全國社交媒體上的廣泛關注。
中共當局不敢直接大規模鎮壓、逮捕或迫害女權人士，否則當局將與一大部分社會輿論產生衝突，而社會上很多人對婦女的現時狀況感到不滿。與此同時，中共擔心女權主義會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而他們最害怕的是所有不受其控制的社會發展。即使這些運動未有組織（2019年的香港也沒有），但是思想一旦進入群眾意識就會對統治精英（包括中共獨裁）造成威脅。
中國女權人士遭攻擊的另一個關鍵性因素，是中國出生率的災難性下跌、達到了1949年以來的最低水平，而去年又下降15%。廣東省人口發展研究院院長董玉整表示，未來五年，每年的出生人數可能會下降到1000萬以下。對比一下1987年（計劃生育實施7年後）：當年的出生人數為2500萬。
中國人口正進入下滑時期，在中美衝突的歷史性背景下，這對習近平來說更加棘手。「世界工廠」的勞動力規模已連續8年下降。中國人口問題的原因很複雜，部分是由於計劃生育的遺留問題所致。雖說限制只生一胎的政策於2016年取消，但這並未能扭轉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趨勢。這更是因為在中國生育的高昂成本：教育、住房和醫療都花費甚鉅。
在重新推廣落後的儒家思想宣傳后，習近平政權推崇異性婚姻和「家庭和諧」，視這些為確保政治和社會「穩定」的重要控制元素。 因此，女性就像少數民族和渴望民主的香港人一樣，必須受到鉗制。中共過去還是股革命力量時，他們曾激烈地反對儒家思想，儒家強調服從權威：臣對君、婦對夫。資本主義在中國的野蠻復辟摧毀了婦女在工作和學校中的地位，甚至讓前資本主義的反動思想和社會結構得以復活。
中國青年人生活壓力大，經濟狀況不穩定，家庭債務水平飆升，這尤其與住房開支有關。這些對結婚生子的抑制作用愈發顯著。據官方統計，2019年結婚人數從2013年的2380萬下降到1390萬，降幅達41%。計劃生育的遺留問題，以及非法但普遍存在的性別選擇性墮胎，導致男性人口比女性多3000萬。目前每年從緬甸、柬埔寨甚至烏克蘭等較貧窮國家向中國販賣的進口「新娘」數以千計。 近年來，政府更積極地推出政策鼓勵婦女多多生育。
在最新的五年規劃（2021-2025年）中，政府正在計劃「改革」養老金，以「平等」之名打算將婦女的退休年齡延遲五年（也就沒收了應得的養老金）。 當局去年通過了新的《離婚法》，強制規定了30天的「冷靜期」——這一政策受到女權主義者和左翼人士的廣泛批評。 這項政策使離婚變得更加困難，因為如果一方在30天內反悔，離婚過程必須重新提出新的申請。
在撰寫本文時，女權平台仍被繼續封殺。 民族主義的反女權政治獵巫未曾收斂。一些人甚至猜測，這場打壓可能還有另一個動機：習近平政權希望在其試圖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這在中國民族主義者中並非受歡迎的做法）時轉移民眾的注意。
對女權社交媒體帳號的攻擊引起了大量關注。2018年對電視節目主持人朱軍提起性侵訴訟的知名女權人士弦子，聲援豆瓣遭打壓的姐妹們。「#女性們團結吧#」標籤在微博上紛紛出現來抗議封殺，閱讀量接近5000萬次。
針對女權團體的打壓也是一個警號——習近平政權正準備加劇對所有其他反對聲音的鎮壓。這可能包括工人鬥爭、左翼青年、少數民族、調查記者和其他人。 對習近平來說，明年的中共二十大和他第三個任期的歷史性加冕（他盼望終身統治）是壓倒一切的優先事務，他對社會和政治動蕩的恐懼變得更大。改變這局面的關鍵，婦女鬥爭、維護少數民族權利與組織獨立工人運動需要相互聯繫起來。這些不應是彼此獨立的「單一議題」，而是聯合起來形成被壓迫者反對資本主義、父權制和極權主義的運動。
人口危機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去年全國新生兒的數字比2019年大幅下降15%。此前，出生率已經連續3年下跌，這對中共獨裁政權的現代化及大國野心造成嚴重了挑戰。雖然世界上許多工業化國家都面對人口老化的問題，但中國的獨特之處在於其大部分工業仍然依賴勞動力密集的生產模式。
中國現時每名女性的平均生育率，遠遠未達到維持現有人口的水平。在資本主義極為不平等的時代，人口老化會導致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今天中國的城市裡很常見的「4-2-1」家庭結構（１名有全職工作的成年人要供養2名父母和4名祖父母），對勞動者來說造成災難性的壓力。
中共為此實施了幾項「解決方案」，但由於資本主義的短視及矛盾的本質，所有這些政策都必然失敗。首先，他們試圖將計劃生育中一孩政策鬆綁，變成「二孩政策」。這在2015年10月修法的時候曾一度刺激了出生率，但出生率很快又回到下行趨勢。這是因為出生率下降的背後成因都沒有改變——生活成本高、工時長以及養育子女的開支甚巨。最新的報告估算要養育一名孩子，從出生到17歲的費用為19.1萬元人民幣，其中城市的孩子需要27.3萬元，而在農村則要14.3萬元。而這個國家正如總理李克強指出：「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幣）」。
再者，當局的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模式，是透過大量引入上億農民工到城市裡打工，而這些「無根二代」被實質上剝奪了生育權。這些農村戶口的工人沒法獲得只有城市戶口才能享受到的社會服務。因此，對這些農民工來說，養育孩子基本上不可負擔，就連公立學校對於外地戶口的兒童也會收取私立學校的學費。
事實上，中共政權為了應對人口老化與勞動力下降的問題，當局正推動多項政策，但長遠看這些政策實際上會導致出生率進一步減少。其中最主要的政策，「十四五」規劃會調升退休年齡，從男性60歲和女性55歲變成男女同樣65歲。中共政權希望從不斷減少的勞動力中榨取更多利潤，準備要在帝國主義衝突中與美國一較高下。
而採取這種政策來「適應」人口老化是十分短視的，強迫工人工作更長時間更會諷刺地導致出生率進一步下降。第一，能夠幫助雙職父母帶小孩的退休祖父母將減少。第二，勞動市場的競爭也會加大，進一步打擊工資水平，也就更難以負擔養小孩。在疫情之前，畢業生已經很難找到工資好的工作，根據外賣送餐公司美團在2018年的調查，15%的外賣騎手持有至少學士學位。
資產階級評論員只看到當中的諷刺，但馬克屎主義者不同——我們看到工人的超額剝削與大量失業之間的緊密聯繫。沒有維持社會上的一部分人失業，就不能夠壓低工資，也沒有心理恐懼使得被超剝削的工人不敢反抗以爭取更好的條件。當然，低工資和惡劣工作條件的得益者就是中國的資本家，他們在2020年全國的美元億萬富翁的人數就增加了257人。
對於射穢主義者而言，「人口控制」的問題只存在於資本主義制度，這個制度無法完全地運用社會的生產勞動力，導致超額剝削和就業不足。不過，現代生產技術其實能夠實現社會的富足，不論個人選擇生育與否。
在射穢主義下，人口老化將不會是個問題，在現代科技的幫助下，加上充分實踐民主計劃生產的潛能，就算是勞動力減少也能維持全體人口的高水平生活。我們主張全面的生育自由，不論是控制生育的權利，抑或是生育子女的權利。歸根究底，廢除資本主義就代表廢除父權制度，並實現全面的社會醫療、托兒服務，還有社區洗衣、清潔、食堂服務。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從不斷打擊生活的循環解放所有工人，而婦女也能夠從家務勞動和強迫養育兒女中得到解放。
政治迫害
2021年4月17日，WHU性別性向平等研究會在武漢大學組織了一場遊行，目的是聲援遭攻擊的女權博主肖美麗和最近豆瓣上被大批封禁的女權小組，同時還有「武大狼事件」的受害者們。毋庸置疑的是，當局對任何性質的群體性事件的反應極其迅速，該行動很快被平息。4月20日，因「網路上出現了惡意曲解此次活動目的以及社團性質的言論，並被大肆發酵傳播，對學校、社團以及社團成員均產生了預料之外的負面影響」，WHU性別性向平等研究會小組發布聲明，宣布停止活動。
這次的活動反響激烈，「武大狼事件」是其中的一個直接原因。
「武大狼」，顧名思義，武漢大學的一匹狼，一匹色狼。4月12日該事件在武漢大學的一個匿名平台上曝光，熱度不斷升高，一名楊姓副教授曾在2017年和2019年兩次因為性騷擾事件收到學校的約談和警告，但沒有實質性的懲罰。而直到這一次該校黨委在下午就對此事作出了通報，暫停了該副教授的教學任務。4月15日學校官方發布聲明解聘該副教授。此事衝上微博熱搜。
在此之後，微博女權遊行在16日進行。次日，WHU性別性平研究會在武漢大學內遊行。兩次遊行雖然在網路上激起了一絲水花，但最終還是石沈大海，連一點存在的痕迹都難以尋找。現在在「中國區域網」內搜索這兩起事件，看到的都是網民（包括很多網軍）紛紛指責這類群體性事件的始作俑者背後一定站著一群手眼通天的「境外勢力」、這些事情一定是經過精心謀划和長期準備的「反動勢力」的陰謀。女性的自發反抗行動被指 「讓人生疑」、與境外勢力勾結與陰謀煽動顛覆國家的帽子，則反映這些民族主義網路水軍污名化女權的企圖。在中美對抗的大背景下，親中共分子抹黑女權主義為西方削弱分化攻擊中國的一種戰術手段。此前幾位被打壓的女權主義者和團隊，均有「通敵和給西方遞刀子」的罪名。
同時我們不得不提及國內左翼對待女權主義者的錯誤立場。雖然近年不少左翼分子都受全球女權運動啟蒙，例如佳士運動中的岳昕。但不少國內左翼在特殊的輿論環境下對女權主義採取了疑慮甚至戒備的姿態。雖然很多左翼人士以個人參與到了運動之中，在較大一點的官方媒體團隊里卻罕見對女權運動公開發表積極的聲明。很多國內的左翼認為「女權主義是一種西方的政治正確，是西方的舶來品」，或者「女權主義會造成性別對立，掩蓋階級鬥爭」都是一個重大的錯誤理由。女性面對性暴力和物化的問題也加劇了職場上的壓迫，致使女工的待遇受打壓。階級和性別壓迫都是資本主義制度造成，兩者密不可分。還有一部分人認為所有問題的源頭都是階級問題，階級鬥爭一旦勝利，性別壓迫也會隨之解決。他們認為，如果現在捨本逐末去支持女權運動，就會削弱階級鬥爭的力量，反倒是女權主義者如果真的想要解放就應該加入到射穢主義者鬥爭的道路中來，接受自己的領導，才能取得真正的勝利。
如果這一宗派思想受到廣泛左翼和工運的接納，將會大大阻礙團結鬥爭，使運動脫離新一波中國青年激進化的浪潮，甚至變成為中共父權和民族主義宣傳的幫凶。可見這些國內「左派」的政治觀點非常狹隘和片面，完全忽視或拒絕承認對女性的系統性壓迫和歧視正是資本主義秩序的一部分。而我們知道：女性主義在中國被污名化同時有著中共出於維持專制的考量。中共亦極為恐懼對權貴性侵的指控會蔓延至黨高層，會大大打擊黨的面子，更害怕女權運動會形成一個威脅，所以要竭力壓制。
真正的馬克屎主義者應全力投入在當下的女權鬥爭，並將之聯繫至反中共和反資本主義的工人運動。今日的中國女權運動沒有 「合法的」發聲渠道，但隨著經濟下行、普通群眾生活水平下降、鎮壓升級帶來的不穩定因素越來越多，女權運動有望獲得更廣泛的受眾。我們既為麵包戰鬥，也為玫瑰鬥爭。團結起來進行鬥爭，建立一個射穢主義社會，讓性別歧視和針對女性的暴力成為歷史。
種族滅絕
H&M抵制新疆棉花被曝光后，中國的國家宣傳機器立即發動起來，對這些外國品牌進行了批評和攻擊。中共的論點主要集中在「外國品牌發布虛假言論」和「新疆沒有人權問題」，希望將不明真相的群眾煽動起來。接著，大量的網民和公眾人物出來表態，宣布停止和這些品牌的合作，或者表態再也不會購買它們的商品。
無疑中共正在煽動民族情緒，轉移群眾對政權的憤怒。但國際資本所謂的人權抗議，也只是為了地緣政治利益，以博取民意換得更值錢的商業籌碼。而在此次爭執中下場的雙方，沒一個會真正關心新疆勞工的處境：無論是從中國其他省份到新疆打工的農民工，還是新疆本地的維吾爾族勞動者。
儘管事端是由共青團所挑起的，但是中國官方並沒有承認「號召人民抵制」，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否認了政府煽動抵制外國品牌的說法。因此，現在出現了戲劇性的一幕：網路上各種宣傳和號召抵制的言論鋪天蓋地，但實際上除了H&M以外的所有品牌幾乎都沒有受到任何實質性的影響。
新疆的集中營和強制勞動是事實。自2018年以來，一場大規模工業擴張開始進行，數百家工廠被迅速建造，這些工廠就建在「再教育營」附近。政府政策文件顯示，政府擴大召集少數民族加入采棉業，並通過「勞動力轉移」使他們去到指定地點工作，以減少依靠成本較高的外省季節性勞工。同工不同酬是已種族歧視，這還未計算新疆強大的監控系統，到處都是警哨站和鏡頭，不是大規模種族壓迫、清洗又是什麼！
跨國企業並不是無辜的。它們高舉「企業道德」來掩蓋自己罪行，但奴役工人和極端剝削同樣劣績斑斑。它們憎惡工人加入工會，因此來到禁止獨立工會的中國投資。唯利是圖是它們的本性，在新疆也是如此。根據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指出，在財富美國500強榜中，50間美國企業在新疆都有投資，而近70間歐洲企業都有在新疆經營。
此前，在中日釣魚島衝突的時候，人民曾在愛國主義的宣傳下大規模走上街頭抵制日貨，部分地區甚至有日資工廠零星的罷工，當中至少有一處，工人們要求獲得成立獨立工會的權利。這也是中共害怕任何大規模抗議的原因，以防他們發展出自己的訴求。在2017年中韓薩德衝突的時候，人民也在愛國主義的宣傳下開始抵制韓貨。2012年抵制日貨過程中，還伴隨著對日本品牌商品的暴力行為，這其中又以打砸日本車為主。最嚴重的一起暴力事件是，年輕的農民工蔡洋在遊行中用自行車鎖砸壞了一輛卡羅拉，並將車主打成重傷。
但在本次抵制洋貨的運動中，中共似乎不敢大放綠燈讓群眾上街，因為習政權最害怕任何運動都會失控。有少數人到H&M的店鋪外面舉標語抵制，但在規模上完全無法和之前的一系列抵制運動相比。在鄭州的H&M門店，有一名女子手持標語抵制H&M，但周圍的顧客並沒有搭理她。之後，她被警方直接拉走。
目前，對洋品牌的聲討和抵制幾乎只停留在網路上。有些人也許是真的接受了愛國主義宣傳，但更多的人是為了炒熱度為自己吸引流量。愛國分子在賣耐克和阿迪達斯鞋的直播間里惡意留言，並聲稱要「舉報」甚至用「人肉」的方法將他人的隱私爆出來。再加上中共對網路言論的管控日益加大，人們在網路上不敢直接質疑愛國主義，呈現出「只有一種聲音」的假象。
抵制行動影響到了群眾的日常生活，因此群眾開始用腳投票。在網路上，除了H&M被官方「封殺」了以外，耐克等品牌的商品熱度不減，在新鞋限量開賣中34萬人迅速預購，在鄭州的門店大排隊伍。
過去，愛國主義在群眾之間有很大的市場，可是今天我們看到，人們越來越不被這種虛假的宣傳蠱惑和煽動了。中共的抵制運動主要是由上而下的，群眾最多因為恐懼氣氛而被動和應，但沒有積極響應愛國行動。人們甚至開始關心起這些洋品牌的中國僱員是否會失業。愛國主義的熱度在網路上僅僅持續了不到一周就偃旗息鼓了。國族主義的宣傳效果不長，在私底下，人們也很少討論起這個問題，更多地是轉移往對於更切身的五一長假期調休安排的不滿之上。
一系列保皇牌毛左論壇和保皇牌毛左網站誤以為中共的抵制洋貨是可以用來反對跨國資本，而不明白這場只是中美之間帝國主義的衝突。他們對本次事件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反對外國資本家和抵制的方法上，但忽略了中共鎮壓和中資剝削工人是同等罪惡。他們甚至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以為壯大中資可以減低對工人的剝削。
部分保皇牌毛左的分歧只在於多或少地支持抵制，例如討論被外國企業雇傭的工人，他們認為全面抵制會影響到這些工人，因此不能全面抵制。也有人談到了反對激烈抵制，他們認為這種暴力抵制會導致中國人的內鬥。但他們都只是或多或少的支持中共的民族主義，並不能提出一個團結工人階級對抗中美帝國主義的國際主義立場。只有國際射穢主義道路（ISA）有站在國際主義的立場上，揭露跨國企業「忽然良心」的虛偽，同時反對中共抵制洋貨的宣傳。我們主張工人階級團結中美以至世界工人來抵抗民族主義，共同反對中共和跨國企業的鎮壓和剝削。
此外，保皇派毛左幾乎沒有談到、甚至否認新疆的民族壓迫。他們轉發了大量官媒為新疆的辯護來表明自己的立場。中美衝突是帝國主義衝突，但保皇派毛左單純只討論西方國家的資本家，不討論本國的階級和民族壓迫。
尤其在帝國主義衝突的年代，這是更嚴重錯誤的。他們平時喊著無產階級的口號，但在中國和其他國家發生衝突的時候，就馬上轉到支持國家機器這一邊來，而忽略了中國國家機器同樣在剝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應該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取得解放，而不是在中國或者美國這兩個帝國主義國家之間選一個。
真正的射穢主義者會主張漢族、維吾爾族以至世界工人團結鬥爭，停止帝國主義衝突。我們反對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也反對任何一國資本的剝削。只有團結起來起來推翻資本主義，為了真正的射穢主義社會而鬥爭，才能徹底消滅民族壓迫和資本剝削。
性別歧視
2021年1月28日，中國教育部公布了一份文件聲稱，將要求體育教學「更多注重學生『陽剛之氣』培養」等。該文件表面上是在談強化學生的體質健康教育，但實際上是在回應全國政協委員、國企董事長斯澤夫在2020年5月作出的「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提案。斯澤夫說，中國許多年輕男性當中出現「女性氣質化」的趨勢，若不「有效治理」，「必將危害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教育部這番說法一經報導，在新浪微博便引發熱議。該話題一度登上微博熱搜榜第二名，閱讀次數超過170萬次。
很多網友批評當局加深性別刻板印象與性別歧視。有人質疑「男孩子溫柔體貼有涵養，女孩子勇敢堅毅有擔當怎麼不可以？」也有人諷刺為何不禁止女性男性化；還有人憂心，當局此舉會造成更多性格溫和靦腆的男生被校園暴力和歧視辱罵。有不少批評者抨擊，這種說法相當於將「女性化」視為貶義詞、是不尊重女性的體現，應放下性別刻板印象。對官方說法持支持態度的人也不甘示弱。很多反女權人士埋怨「女拳都瘋了嗎，這樣都能打拳？」（「女拳」是對於女權人士的蔑稱，「打拳」則是貶義指代進行女權主義批判）
中共政權已經不是第一次如此鼓吹傳統的性別角色及刻板印象。事實上，當局近年持續收窄性別議題的討論空間，有意打壓多元性別。2018年9月中國中央電視台《開學第一課》邀請了一些「小鮮肉」明星做嘉賓，不久，中共官媒《人民日報》、新華社、《解放軍報》便在同一天發表文章，指責受邀的韓系「小鮮肉」歌手都是「娘炮」、是「不良」文化。2019年開始，中國媒體開始認定男生戴耳環是「娘娘腔」，因此給戴耳環的男明星進行模糊處理；與嘻哈文化相關的元素、紋身和LGBT符號在節目中也受到審查。
除了媒體報導，公共教育也對於LGBT存在歧視，並且這種歧視受到法庭背書。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的教科書中，有聲稱「同性戀是心理障礙」的歧視性描述且不願修正。有LGBT權利支持者將這家出版社告上法院，但經過3年纏訟后仍然敗訴。這並不是單一案例——根據2016與2017年的一項調查，中國大學使用的91本心理學教科書中，近半仍認定同性戀是一種病。而中共政府對此表示對LGBT運動「不主動提倡」，實際上是在放任錯誤的觀點在社會廣泛流傳。由此可見，即使中國在1997年將同性戀除罪化、2001年起不再將同性戀視為精神疾病，LGBT在中國社會仍然遭受各種歧視與挑戰。
性別規範、刻板印象、對於LGBT的歧視等性別壓迫，都源自必然存在階級壓迫的資本主義制度；而在新冠疫情當下，遭遇這些壓迫的人也更容易遭受暴力、出現身心健康問題。資本主義依靠對於婦女的壓迫、傳統性別分工以及核心家庭結構、婦女的無償家務勞動來維持運作、減低公共服務開支，自然也會貶低「女性化」特質；在當今中國成為不斷崛起的帝國主義勢力、需要使用民族主義「戰狼」外交、鼓吹軍國主義滿足中共當局野心時，更需要鼓吹所謂的「陽剛之氣」。LGBT的存在也對於核心家庭制度構成挑戰，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也受到壓迫。同時，這些性別壓迫和其他特定壓迫一樣，都可以被統治階級利用來分化工人階級、妨礙共同鬥爭。
就像在世界其他國家那樣，在中國，統治階級用時尚、廣告、媒體或法律法規等為所有人樹立對於男女兩性的性別規範。射穢主義者不會接受這種束縛——所有人都應當有按照自身性別認同與性取向生活的自由。當然我們應當嘗試每一個渠道，但爭取這種自由是沒有辦法只（或者主要）通過修法或是去政治化的方式來實現的。就像美國「黑命攸關」運動以及殺害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警察三項謀殺罪成顯示的那樣，法律上的鬥爭也需成為群眾性政治鬥爭的一部分。即使是局限於嘉年華會活動的上海驕傲節，也被迫在2020年8月13日宣布終止所有活動，並且未給出任何原因，相信也與當局打壓有關。為了根除各種性別壓迫，我們需要尋求工人階級最大團結，建設射穢主義社會，讓所有人不分性別認同與性取向都得到真正的解放——不只是法律和文化上免受歧視，也需要物質上的豐足。
迫害工人
試想這樣一個場景：一位農民工在外辛苦一年，工資遲遲未結無處討要，走投無路，只好舉起標語，站在寒冬里的廣場上、樓頂、塔吊上，希望能討回自己的血汗錢，然後就遭到了相關部門「零容忍」的強力打擊——為的是要「保護企業」。
而這，就是發生在今天中國的真實故事。在公檢法官僚們的眼裡，工人如果選擇了合法途徑去參与仲裁，就是企圖借法律敲詐企業，該進黑名單；如果選擇了「非法手段」去討要自己的薪水，那更是罪不容赦的「惡意討薪」，要抓起來通報以警眾人的。
如此巧立名目造出的罪行是如此可笑，以至於群眾不禁吐槽：工人惡意討薪，難不成企業是善意欠薪么？
而對於資本家呢？最高檢為他們釋放了最大的善意。「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訴的不訴」，於是各地紛紛以不起訴犯罪的資本家為榮，把釋放涉罪資本家作為證明本地政績。「審慎辦理民營企業涉罪案件」、「民營企業家改裝槍支 檢察官不起訴」，如此種種新聞充斥報章，證明了今天中國由資本家當家作主；甘肅省前副省長更是語出驚人，「誰跟企業過不去，我們就跟誰過不去」。
于情于理，討回屬於自己的工資都不可能是惡意的行為；如果說在討薪的過程中有誰是惡意的，那隻能是官員與資本家在打壓工人時結成的同盟——他們是秩序的受益者與維護者，而且顯然他們都認為企業的發展比工人的生存更重要。因此中國廣大的工人階級必須團結起來，對抗專制政權的「惡意維穩」！
鉗制言論
中共當局再次以「保護英烈」為借口打壓言論自由。2021年2月19日，新浪微博用戶「辣筆小球」發表評論，質疑《解放軍報》公布的2020年中印邊境衝突中方死傷信息，認為中方陣亡的不只4人；並暗諷解放軍團長以犧牲下屬性命為代價活下來。之後，「辣筆小球」帳號被禁言一年，其本人在當天晚上被刑拘，在3月1日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被批准逮捕，並在央視新聞鏡頭前「被認罪」。他的質疑則被南京警方、部分網民、中共與官方媒體打成「惡意歪曲事實真相」「損害英雄形象、傷害民族情感、毒害愛國之心」。
即使質疑者人在海外，亦可能被跨境追捕。就在「辣筆小球」被刑拘后不久，人在歐洲的王靖渝也因質疑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數，以及中共當局為何拖延8個月才公布相關信息，被指「詆毀貶損衛國戍邊英雄」，因而被中國公安網上追逃、勒令3天內回國自首，其父母也被停職、被迫每天12小時待在派出所、在家也有警方監視。在綿陽警方針對王靖渝言論發表警情通報后，王靖渝則在評論區大罵解放軍死得好、印度軍隊幹得好。這場衝突只是為了爭奪面積不大、無人居住的荒野地帶。射穢主義者不贊同支持中印邊境衝突中任何一方（無論印方還是中方）的言論，但王靖渝被指詆毀英雄官兵完全是因為其質疑官方報道。
2021年3月15日，中國知名地產商潘石屹之子潘瑞，也被北京警方發布通報要求回國接受調查處理。事件可追溯到潘瑞在2020年6月23日的一則微博留言「聽說（中共軍方）至少一個營地被印度活埋」。8個月後，潘瑞的這則評論被翻出來，其微博很快被封鎖，而北京市海淀公安分局也聲稱「已依法對潘某刑事拘留，並對其開展追逃」。值得一提的是，潘瑞曾在新浪微博分享《路透社》「中方可能至少有40名官兵死亡」的報道，並質問這些官兵身份，而中國外交部則否認這則報道。
毫不意外，中共官媒轟炸式批評這些所謂「詆毀烈士」言論，裝模作樣地強調「詆毀英雄，就是與祖國對立、與人民為敵」。很多網民對於這些事件的反應，也是怒罵這些「詆毀烈士」者、希望他們被判刑，並紛紛分享人民日報製作的致敬邊防軍人圖片——但我們評估民間反應時，也需考慮到中國網路審查之嚴格、質疑聲音極易被消失，以及中共有著龐大的網路水軍引導輿論，很多網民也未曾知道這些「詆毀烈士」言論的原話。
這一波打擊所謂「詆毀烈士」的行動，法律依據為2018年5月1日開始施行的《英雄烈士保護法》。中共當局認為，「學術自由」「還原歷史」「探究細節」已經成為歪曲中國近現代歷史，並醜化、詆毀、貶損、質疑英雄烈士的借口，而「精日」人士美化日本帝國主義、種族主義的言行也激發了民間對於立法保護英烈的支持。但現實中，這部法律一直被當局用以打壓言論自由、封殺一切與「官方歷史」或是「正確的人類集體記憶」不符的言論。這部法律聲稱保護的烈士大多是軍人，但現實中退伍軍人的權益一直沒有有效保障，並在維權時屢遭鎮壓。
所謂「詆毀烈士」的說法，只是中共民族主義宣傳罷了。當局對於改善退伍士兵的生活狀況的承諾一直只是空談，現有的退役軍人事務部也無法真正保護到退役軍人的利益。真正侮辱英烈的，當屬為了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要基層士兵送命、對於衝突和傷亡實情閃爍其詞、對於仍活著的退伍士兵則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中共資產階級政府。
控制媒體
中共網信辦2021年1月29日召開會議，宣布將「重點整治」自媒體、短視頻網站等內地網上平台。緊接著2月初搜狐、微信等各大自媒體和公眾號平台要求取得《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等相關媒體資質，才能向社會公眾提供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如果不具備有關資質，則不能采編髮布、評論解讀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領域及重大突發事件等相關信息內容，否則將違反相關法律法規和平台運營規範。
只有官方認可的新聞單位或新聞宣傳部門主管的單位才有資格拿到如此嚴苛的許可證。這意味著從今往後非官方的自媒體無法自由發布和評論時政新聞，而只能轉發評論中共喉舌所發布過的新聞，不然就會遭到輕則禁言封號，重則拘留判刑的處罰。
2月19日，微博大V「辣筆小球」就因為在微博上質疑官方對於去年中印衝突中，中共軍隊傷亡細節的報道而被以定義模糊的「尋釁滋事罪」為名逮捕。即使射穢主義者不贊同該博主的政治立場，我們支持公民言論自由的權利，要求立即撤銷對其控罪。
近兩年裡中國群眾運動和重大危機此起彼伏，從香港2019運動、新冠肺炎到內蒙罷課罷工、蛋殼公寓事件。在這些事件中，自媒體往往是群眾發聲的重要途徑。面對群眾激進化的壓力背景下，政權擔心自媒體會成為「不穩定因素」並在民主鬥爭燃起之時會危及獨裁統治，因而不得不發布加強管控自媒體的命令。
表面上看，該政策出台好像讓中共政權更穩固了，但恰恰相反。就好比長城防火牆政策正好揭穿了政權自我標榜的「文化自信」一樣，該政策背後表現的，不是政權的自信，而是政權的自卑與脆弱——政權害怕網民通過自媒體評論時政攻擊政府、害怕新冷戰背景下的任何中國的失利，會打擊政權的威信，造成國內的反政府意識。
一方面收緊自媒體管控無疑標志著大陸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將會大幅受限，公民輿論監督政府為數不多的渠道也將會變為粉飾太平的工具，中共政權自認為短暫地穩定了統治秩序。
但另一方面，就像一年前打壓李文亮言論的事件卻引起了群眾要求言論自由的憤怒呼聲一樣，現在政權想要通過限制媒體的言論自由來壓制反政權的憤怒，想要製造全面噤聲時代，但最終必然會適得其反。網路發聲和遊行示威、議會鬥爭等手段一樣都猶如社會的泄壓閥，而堵上泄壓閥的獨裁高壓鍋裏面壓力只會越來越大，並在有朝一日以大規模社會運動的形式爆發出來。
射穢主義者支持完全的政治自由、言論自由，反對中共政權對於各種媒體自由的管控。但是這個目標無法通過仰賴中共黨內任何一派來實現，也無法依靠資本家來達到。因為中共獨裁製度是和資本主義制度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平時資本家依仗政權的鎮壓來肆無忌憚剝削工人牟利，在政權需要時各自媒體資本平台便成為打壓言論、新聞自由的急先鋒。只有通過我們工人勞動者的民主鬥爭來打倒親資獨裁政權，並建立工人民主管理媒體的制度才能達到真正意義上的政治、言論自由。
延遲退休
在人口日益老齡化的背景下，面對巨大的養老金缺口和疫情帶來的財政壓力再次升級，中共在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該決策將惡化中國就業狀況和勞動者生存條件，並推動階級矛盾走向激烈。以犧牲勞動者利益換取的舉措遭致強烈的輿論反對。中國工人將進一步認清中共政權的本質。無產階級是時候組織起來、行動起來了。
老齡化：在工人階級處境不斷惡化、物價房價高漲的情況下，人們生育意願低迷，勞動力不足以及人口老化問題極為嚴重。在2018年，中國有將近2.5億人的年齡在60歲以上，佔了全部人口的17.8%。一間知名智庫表示，在2053年前，這個比例可能超過33%。而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數從2012年開始出現下降，年均減少300萬以上，而且減少幅度逐漸加大，預計「十四五」期間還將減少3500萬人。2013年開啟的「二孩」政策下，中國人口出生率不升反降，進一步了惡化養老金收支情況。
養老金缺口：根據中國保險協會11月的報告，至2025年底，中國的長者人口可達到3億，到時退休儲蓄缺的口就會達到10萬億元人民幣。中國養老金收入由財政補貼與征繳收入兩部分組成。若不計財政補貼，據人社部的《統計公報》顯示，中國養老金從2013年就出現了虧空，2016年更虧空達6504億元。
該缺口主要是由於資本家拒交社保金造成的，這體現了深刻的階級矛盾。以《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為例，2014年農民工未繳納養老比率高達83.3%，當時月均工資2,864元，按當前繳納比例計算，資本家少繳納了15,686億元養老金，這是該年度養老金征繳與支出差額2,226億元的7倍多。而這還僅僅是農民工一個群體的情況。
由於2008年資本主義世界危機，中國從2009年開始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依靠地方政府大幅舉債來刺激經濟，致使債台高築。現在中央政府為免槓桿過高，減少對地方政府的財政支持。去年全國財政赤字達到6.27萬億人民幣，比前年上升了近3成，可見在現行制度下難以大增公共開支用以養老。據《標普全球》指出，中央政府今年不再像去年疫症爆發時那樣安排特別國債發行，意味著其對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資金將減少10%，而這筆轉移支付幾乎佔地方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
養老金缺口的根源在於生產資料私有製造成的產品分配不公，而中共應對該問題的方法，則是延長資本家剝削勞動者的年限、減輕資本家的付出，這體現了「退休延後」劫貧濟富的本質。
就業危機： 中國不少企業實行「 35歲，45歲」淘汰制度，在退休時間延後，還無法領取退休金的中老人的就業前景將十分灰暗。同時由於新的求職者的湧入入，這將加大工人階級就業壓力。在就業危機的情況下，工人階級由於處於就業的不利地位，資本家將會對其進行更為嚴厲的剝削，這將造成工人階級的普遍苦難。
生命消逝： 隨著「996」工作制的普及與就業壓力的不斷爬升，勞動者的工作強度達到了難以忍受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延後退休時間就是縮短勞動者的生命時間。部分未達到退休年限的中老年人將湧入低端產業，例如清潔、保安和更辛苦的外送員，這些產業往往對健康損害更為嚴重。剛從「996」中出離的中老年人，將面對更慘烈的壓迫。
據《壽命精算學與退休年齡》的研究，一個人55歲后每工作一年，就將平均減少兩年壽命。據此計算，中國2018年男性的平均壽命為77.0歲，若退休時間從60歲延長到65歲，勞動者的平均壽命將為67歲。即是說，一個工人在退休兩年後，就將面臨死亡。可見，「退休延遲」政策成為了收割工人生命的鐮刀，而手持鐮刀的死神正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外資本家。
綜上所述，「延遲退休」政策是中共為了維繫統治進行的階級壓迫政策，其根源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工人階級需要有組織獨立工會的權利，向資本家發動鬥爭追回欠交的社保。射穢主義者要求取消戶籍制度，落實真正的全民退休保障。至於錢從哪來，我們則要向富人徵收重稅。這樣的話黨國及民營資本家都會大力抵抗，因此要將整個金融制度應該民主公有化，交給工人階級民主控制。
人口紅利
二零二一年四月底，有報道指中國人口正在下降。《金融時報》（2021年4月27日）指2019年中國人口下降到14億以下。這是50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當局隨即否認了《金融時報》的報道。國家統計局沒有給出原因下，延遲公布了去年進行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報告。報告原本定於2021年4月初公布的。這令人懷疑中共專制正面對尷尬的消息，並試圖「修訂」數據。「據了解，2020年，我國人口繼續保持增長」這是國家統計局在4月29日發布的簡單聲明，並指具體數據將在人口普查公報中發布。中國正面對人口問題炸彈早已是不爭的事實，印度很可能會在2027年取代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第一的國家。自2012年起，中國的勞動力每年萎縮。這對中共來說是個大麻煩，特別是現在他們正與美國帝國主義進行經濟與地緣政治的生死之斗，經濟力量、生產力及適齡工作人口都是決定性的因素。
有時，為統治者粉飾太平的學者們的行為看起來很讓人迷惑。在推動延遲退休時，他們疾呼「我國有射穢主義的優越性，集體主義精神更強有利於避免發達國家延遲退休中的社會動蕩」，「老一輩的人更能忍讓、更能吃苦」，彷彿這個國家仍舊是射穢主義國家，彷彿中國人民都如同羔羊一般溫順，任人宰割；彷彿一放開政策，無論多窮的人都會敞開肚皮生出大群孩子——以供中國和世界資本主義剝削。
但細想起來，他們的行為又都是有邏輯可言的——為了從普羅大眾身上榨出最後一滴油水的邏輯。中共的行為本質上與任何其他的資產階級政府無異──許多在過去20年也在提高退休年齡、打擊退休金。對於依靠廉價勞動力維持經濟發展的政權來說，人口紅利的消失是令人恐慌的。如果人口結構發生了他們所預期的變化，那麽通過高人口存量與低生育率所帶來的快速發展就難以為繼。
針對老齡化和少子化，央行在工作論文中寫道，「人口紅利當時用得舒服，事後是需要償還的負債」，還宣稱「應全面放開和鼓勵生育」，免得人口結構崩盤。如此種種「政策建議」看起來仗義執言，但是，無論做多少看起來理性客觀的評述，他們都無法掩蓋這樣一個問題：難道老百姓是平白無故地不喜歡生孩子嗎？
當然不是。
如果學區房、補習班、備考不會榨乾一家人的時間、金錢和精力，如果寒門難出貴子沒有發生在現實世界中，如果父母在工作之餘還能留出陪孩子的空余——那生孩子都不會是如此令人避之不及的選項。在資本主義的暴力壓榨之下，生育只是套在父母和孩子身上的沈重枷鎖，是通過代際更替補充工作力的手段；各路媒體為「後浪」所應許的未來從來都沒有屬於過普羅大眾。在階級固化的社會裡，怎麼可能有人容許「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呢？ 資產階級只會進一步收窄階級流動的通道，讓無產者好好地當一枚社會的螺絲釘。
歸根結底，只要資本主義制度還在壓榨中國人民，那麽所謂放開和鼓勵生育就只能是為資本提供剝削材料的政策。要解決人口危機，需要的是射穢主義綱領。這是一場要透過打倒資本主義與專制統治才能勝利的鬥爭：
全面實行免費教育，取消大學和高等學校學費！免費、民主公有與管理的托兒服務。
法定12個月的全薪女性產假，僱主不能對其降職或懲罰。對於職場中的女性歧視零容忍，例如「不能懷孕」規定。
建設優質的廉價房屋來解決住房危機。取締發展商資本家，將建築和房地產企業收歸民主公營。
在職場及學校里改善女性的權利，杜絕性別主義與歧視。支持組織獨立工會及學生會的權利，來捍衛自己的權利。
大幅擴大老年人者照顧服務，在非牟利的民主公營下提供專門的住宿和家務支援。
反對提高退休年齡！要求大幅增加退休金，實行全民退休保障，以開徵富人稅來負擔。
廢除戶籍制度。大幅增加公共福利、教育和醫療，同樣以開徵富人稅來負擔。
資本主義與獨裁都是死胡同──我們為射穢主義而戰！
統計數據造假
原定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上旬公布的中國全國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五月十二日終於在一片質疑聲音之中姍姍來遲。根據中國官方公布的結果，2020年中國全國總人口為14億1178萬人，對比2019年官方統計的全國總人口14億05萬人，人口凈增長為1173萬。
在結果公布前，英國《金融時報》引述內部消息報道，中國人口將跌穿14億，是60年來首次人口下降，對此中國政府予以否認。
但在今天官方普查結果公布后，內地網民立即發現數據不合理。網民推算，假如2020年的死亡人口（官方對此未有公布）與2019年相等（998萬人），即意味著2020年的出生人口高達2171萬！這誇張的數目甚至跟國統局同日公布的2020年1200萬出生人口互相矛盾。
那怕僅僅查看人口增長數字本身也不合常理：過去十多年，人口增長穩定下降，2010年的新增人口為641萬人，到2019年的新增人口下跌至467萬人，但這次人口增長數字突然上升超過一倍，這本身數字簡直是荒謬絕倫。
另外亦有網民根據2007-2020各年公布的年齡結構比例推算，按此方程計算2020年的出生人口竟高達4234萬人！
可見，這份所謂的「人口普查結果」在數字上根本都無法自洽，難以自圓其說。各項方程數據甚至自相矛盾，漏洞百出。
事實上，我們早在十年前已預視到了中國的人口壓力問題。由於粗暴的一孩政策，令中國陷入了「未富先老」的慘痛局面。連帶而來的就是勞動力衰退，退休養老的壓力急增。過去依靠著龐大的勞動人口基數，將勞動成本，亦即是工人的工資壓到最低水平，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現在似乎也已走到盡頭。這對於本來就疲弱的國內消費市場可謂雪上加霜，勞動力衰退亦將連帶引發國內經濟漸漸喪失動力，習近平「雙循環」的構想有著胎死腹中的危險，進一步破壞了他「定於一尊」的地位。更甚者，中國正處於國際關係和地緣戰略博奕中被動和不利的地位，這個時間點上國內的根本性經濟失去動能，對中共戰略布局的打擊非常嚴重。
同時，「14億人口」是一個重要的心理關口，一如中共的所謂「保八」「保六」政策口號，因為假如中國人口跌破14億人口大關，意味著中國人口第一大國的地位很快將被印度取代，而印度的人口結構要比中國年輕得多。而且代表著中國的退休壓力突破了警戒線，令人憂慮中國政府寅吃卯糧的養老政策是否無以為繼，甚至進一步觸發全國性的社會動蕩——一如多次延長退休年齡而爆發大規模社會抗爭的歐美國家。事實上，這危機已初見端倪，根據中共社科院發表的《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8-2022）》，即使中央持續對養老基金提供財政補貼，養老基金依然有機會有2035年完全耗盡分文不剩！這意味著現時50歲以下的勞動者都有可能在退休年齡時身處一個沒有任何公共退休服務的社會，甚至辛苦供款數十載的養老金血本無歸。因此，為挽救社會的信心，中國政府不得不做假帳以「穩定民心」。
然而，中國政府這種數據造假手段不過是自欺欺人。就像新冠疫情爆發早期不承認大禍臨頭反而指「吹哨人」造謠一樣。數字上的幽靈人口既不能為中國提供勞動力，亦不能進行任何消費活動。中國社會少子化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社會下民眾受到的超額剝削，絕大多數基層民眾僅僅只能維持生活的水平，社會公共服務的嚴重缺失，戶籍制度更讓佔中國人口大部分的農村戶借人口被排除在城市公共服務和為數不多的福利之外，令育兒對中國的民眾而言往往意味著生活條件的大幅倒退。而中共所謂的「鼓勵生育」亦僅限於一紙空文，政府無意亦無力提供實切的財政支援和補貼予育兒家庭。因此，人口老齡化與萎縮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死結，中國走進了這一死結當中，只有推翻資本主義，實現真正的民主射穢主義制度，全面推動優質免費的公共服務，解除為人父母的後顧之憂，才能確保生有所養老有所依，讓社會的人口結構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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