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社会危机的基本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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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社会危机的基本属性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21年5月20日
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迫害非保皇派毛左
非保皇派毛左网站《红色参考》主编陈洪涛于微信公众号“方城故事”发表文章《南阳！以市委书记为首7名领导被评上全国扶贫攻坚先進个人》 ，指出河南省南阳市受到该表彰的7人全部为当地官员，而不是真正的农民、妇女和工人。7人当中，为首的南阳市委书记张文深，于2019年曾带几十官员和记者進行明作秀、假“暗访”，并怒斥基层扶贫干部办事不力，引发大量网民嘲讽和批评。
2021年月26日，陈洪涛在微信朋友圈发文“自称方城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的来，说是口头传唤，要去公安局”。此时，他在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已被删除。
翌日陈洪涛被警察释放。他表示，因在公安局办案中心一夜没睡，所以需要好好休息。
这并不是《红色参考》主编陈洪涛和编辑部成员第一次遭警方镇压。2017年“两会”的第一天，陈洪涛在公众号上报道，方城县進京上访者高保遭地方政府截访绑架殴打后，在昏迷中被丢弃高速公路，引起了社会关注。其后，方城县出动国保、网警等几十人围堵守候陈在方城的家，扣押了其家中一台电脑主机，恐吓骚扰其家人。
2018年夏，《红色参考》编辑部因参与佳士工潮和涉嫌呼吁北京等地大学生前往深圳声援，被广东国保跨省查抄了北京的办公室，编辑尚恺被捕；2019年3月21日，《红色参考》前编辑柴晓明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被南京市国家安全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陈洪涛的文章只是针对个别的地方官员，而没有批评习近平整个“全面脱贫”的假政绩，其实是很不足够的。习近平想利用宣传全面脱贫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并合理化取消劳动合同法和将退休年龄延后等打压工人的措施。
中国在疫症以来的贫富差距严重扩大。根据最新公布的胡润富豪榜公布，去年中国新增259名资产达十亿美元的富豪，达到1058人。连最近的官方报告《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也表示，中国有七成网民月入低于5000元人民币。
中共各级独裁政府对包括左翼毛派在内的政治异见者又一次的镇压和限制言论自由。中国左翼在网络为陈洪涛发起团结声援，制造了相当的舆论压力。恰逢两会即将举行，南阳市委书记张文深为免多生事端而将他释放。
今次抗争的成功再次振奋了左翼运动的信心！近日，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熊焰及其多名好友被捕，使左翼声援浪潮再次爆发。中国劳工论坛欢迎此一发展，我们支持中国工运的组织权和言论自由，反对一切以言入罪，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及工运分子。
在疫症的经济危机下，中国网民去年多次发出怒吼，从狠批科技业的996工时制，到对“人民富豪”马云的鞭挞，以至对青年生活粉饰太平的影片《后浪》的反弹，都看到阶级意识和反压迫情绪正在急剧升温。而九月学生更出现反抗封校政策的喊楼运动，及后以毛派为主的左翼的声势和自信大大提升。 中共当然有打压这些左翼活动，但至今尚未对作出全国性的镇压。相信今次逮捕陈洪涛只是市政府的决定，而并非中央指挥的全面搜捕，使左翼可以获得一定的胜利。然而，中共并不能容忍这些左翼活动长足发展，早晚会将镇压升级，甚至发起针对左翼和工运分子的全国性镇压。工人阶级必须要组织起来斗争，捍卫组织权利和言论自由，为更艰苦的斗争作准备。
工人运动
2021年3月1日，由中国各地外卖骑手组建的“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组织者熊焰（陈国江）及其多名好友，被北京警方抓捕。尔后，有被抓捕的两人获释，但熊焰却仍然没有消息。抓捕消息在中国网络平台被大量删除，但仍然引发许多外卖骑手抗议。
受到熊焰被捕一事影响，熊焰原所属的外送平台“饿了么”旗下骑手消极怠工，大量骑手拒绝接单，以致大量订单因为超时而作废。有“饿了么”骑手更号召在3月8日发起全国大罢工。毫不意外，有关工运消息遭中共官方封杀，而两家外卖平台也否认怠工罢工情形。但是，仍有一些网民在新浪微博反映自己的外卖没人接单的情况，并成功发出“骑手是罢工了吗”等字句。
“外送江湖骑士联盟”成立不到一年，集结近万名外卖骑手，而熊焰则为盟主，在网上发送帮助传达业界声音的内容，还会帮同业维权。被捕的原因是熊焰在网上平台公开批评外卖平台“饿了么”欺压骑手，因而触犯了利益集团使官方出手“维稳”。盟主早前发布视频批评“饿了么”平台设置的奖励规则先用欺骗手段留住骑手，后随意更改规则侵害骑手经济利益。此视频播放量达到900万（在中国国内网站已被河蟹），相关话题在微博阅读量超过2亿次，迫使公司向骑手假惺惺地公开致歉。
外卖骑手成为中国最受压迫的蓝领工人之一，近年抗争时常发生。在3月1日，广州和深圳部分“美团”骑手也聚集罢工，抗议公司在未通知的情况下变相调降配送费。按照新的配送费标价标准，每名外卖骑手每周将少赚上百元，每月将损失上千元。
在中国，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便捷人们日常饮食的外送平台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相应地，外卖骑手也成为社会不可或缺的一员。由于准入门槛较低，当外卖骑手通常是中国基层民众谋生手段之一，目前超过600万人从事此行业。但该职业危险性高，却几乎没有任何职业保障，骑手往往要为了避免超时而被平台罚款，被迫采取闯红灯、逆向行驶等交通违规行为，而这也冒着被交警罚款、扣车，或是发生交通意外而伤亡等风险。此外，从业者的工资被平台不断压低，包括将餐点送到地点后，若没有按规定拍照片，也会被扣钱；现实中骑手们是“独立的约聘人员”，没有与平台签劳动合同，法理上并无雇佣关系，一旦遭遇伤害，维权也很难成功。
现如今的外卖骑手行业，属于“零工经济”（gig economy）的一种。外送平台可以在用人上更具弹性，这就意味着可以节省员工福利、办公空间和员工培训等方面的支出。表面上看，企业往往声称零工经济所具有的弹性，可以帮助外卖骑手们实现工作与生活平衡，但现实远非如此——要维持基本收入，基本上每天就要跑10小时以上、每周无休能才有希望每月赚到6000元以上。外送平台用人上的弹性，也让骑手随时可能失去这份工作，或者从一个平台跳到另一个平台，而这些也反映出这种零工经济的不稳定性。“独立的约聘人员”身份造成的骑手们处于相对原子化的状态，也让组织起来罢工存在一定困难。
在资本主义先進国家，外送人员一样遭受平台剥削。2016年夏天，因为从时薪制改为计件制（将造成实质工资下降），Deliveroo在伦敦的外送人员开始罢工，之后罢工浪潮传遍全英，并影响到其他平台的外送人员，更在接下来一年影响到欧陆多国，并且各国之间工人也彼此串连。各地斗争有成果有挫折，但都彰显出外送人员身为工人团结对抗资方的精神，中国外卖骑手可以从中学习。而对于近来中国外卖骑手维权遭打压一事，英国应用程序和外送员工会（ADCU）在推特发出正式声明声援熊焰。这些抗争和声援行动，无不显现出国际工人阶级团结。
目前，中国外卖骑手们与关心事件的人士仍活跃在微信、QQ、Telegram等群组讨论行动方案，准备将行动升级。中共独裁严厉打压组织自由，“枪打出头鸟”地针对工运领袖，迫使近几年工人要“化整为零”，转用手机网络并以“无领袖”的方式组织起来。今次外送员工同样巧妙地运用网络组织，但同时在斗争中也出现了勇敢带头的工运领袖。斗争若要取得更显著的成果，工人更需把手机网络的组织化为实体组织的力量，建立独立工会。
中国劳工论坛热切支持外卖骑手跨平台的怠工、罢工行动，要求释放所有被捕工运分子，停止打压工人组织及言论自由。我们支持争取提高奖金和每单（或每小时）收入，要求公司为所有工人提供正式劳动保障。
伪国会
2021年3月4日，中共的人大政协“两会”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两个机构其实都没有实权，它们只是中共独裁统治的花瓶，而且中共统治越来越来变成习近平的一人独裁。不过，两会依然受到注目，因为这是新政策出台的地方，当然这些都是习近平和他的党羽背后早就铺排好的决定，只不过是让超过5000名代表走个热烈鼓掌通过的过场。
过去二十年，中国资产阶级所累积的巨额财富受到许多关注，他们当中许多人也成为了两会代表。今年这一群人的财富总额又刷新了纪录。根据《胡润百富榜》，参与两会最富有的资本家，他们的财富在过去12个月暴增了68%。这些代表的总财富高达3910亿美元，比香港2020年的GDP（3490亿美元）还要高。
去年，纵使有年初的疫情和严厉封城政策，中国每个星期就有5名新亿万富翁（身家超过10亿美元）诞生。根据胡润的报告，中国“抛离了美国”，中国有1058名亿万富翁，对比美国只有696名。今年7月23日，中共将迎来其建党100周年纪念，我们到时候会看到习近平政权掩盖其阶级性质的政治把戏——当今中共实际上的政治意识形态，与1920年代南辕北辙。
人大会议定下了2021年的GDP增长目标，不过许多评论员原以为今年会跟去年那样不这么做。今年的目标将会是“6%以上”，许多评论员认为这个目标比较保守和容易达成。《彭博》就此向不同经济学者進行调查，他们对于中国2021年的增长预期平均为8.4%。
虽然增幅为1976年以来最疲弱，但是中国在2020年仍是唯独出现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当然一如以往，这个数据是有水分的。不过，根据官方数字，去年中国经济增长了2.3%，同期德国经济萎缩5%、美国经济萎缩3.5%。虽然8%的经济增长很吸眼球，但这要考虑到2020年的低基数效应。如果我们求取2020和2021两年平均年增长的话，比起十年前每年增幅达双位数，这个反弹实际上是延续了过去增长速度下滑的趋势。
工人们也没有从这个“复苏”得到好处。自2009年以来，去年中国首次出现全部省份冻涨最低工资。各项指标显示当局打算2021年继续冻涨。同时政府也在准备大幅削减退休保障，首先从妇女入手，把女性的退休年龄从55岁调升到60岁，来达到“男女平等”。这联系到中国正在面对的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劳动人口减少的计时炸弹。
政府的社保资金已经开始见底。根据中国社科院的报告，中国32个省级地区当中，近半的社保预计会在2022年出现赤字，而2015年只有6个省份。这个议题有可能会触发重大的社会动荡。2013年一项民调，显示95%的民众反对提高退休年龄。
2027年，印度预计会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劳动力的下滑，预计2017到2037年劳动人口将从7.59亿减少到6.61亿，将会对经济以及中共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及军事大国的计划受到打击。
另一个形成中的危机就是急速膨胀的债务水平。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资料，中国的公共、企业与家庭总债务从2019年GDP的255%增加到2020年的280%。加上外债，这个数字更加增加到GDP的295%（人行估算外债为GDP的14.5%）。2020年中国的经济仅仅增长2.3%，债务却大幅上升。这是不可持续的状况。
今年两会最重要的特点，并非上头条的政策“决定”，而是习近平派系進一步巩固他的权力。中共党国内正掀起了一场权斗。为了在明年党大会中连任第三任期而铺路，好让他能够成为终身领袖，习近平大力强化自己的控制。
习近平不断集中权力到自己手中，放弃了1980年代邓小平政权所建立内部制衡和监督的“集体”威权统治，这是严重危机的警号。随着习近平对于社会的镇压不断加剧，其政策也激起越来越大的反抗（如同过去在香港及内蒙）。实质工资的下跌也引起了工人阶级的不满，尤其是那些占中国蓝领工人2/3比例的农民工。
美团外卖的骑手在3月8日发起了罢工行动，要求提高工资及改善待遇。另一家外卖平台“饿了么”的骑手熊焰在上月被捕，他被指控组织外送员的独立工会。中共独裁对于独立工会是零容忍的。
两会也为香港订立一套新的政治制度，意味着香港的有限度“半民主”议会制度寿终正寝。中共打算对于香港施加更强硬的威权统治。上周，当局动用国安法逮捕、起诉了超过40名泛民政治人物，并将他们收押。他们将会在5月再次上庭，面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的控罪。这显然是为在北京的人大政协会议造势。上周的香港审判异常混乱而残酷，法院开庭至凌晨，数名被告体力不支晕倒，这是故意为了展示习近平政权的力量，发出坚拒欧美西方势力“干预”的信息，警告所有试图挑战当局的人。这同样剑指那些试图组织起来维权的中国工人，以及中共党内越来越不满习近平政策方向的反习派系。
最新一波的打压将香港整个立法会的反对派候选人拘捕囚禁。在3月4 日呈交到两会的工作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这个过去凸显有限度自治的字眼。取而代之是强调“中国主权”与“爱国者治港”的概念，后者只指中共的支持者，北京可以随意取消任何支持民主人士的选举资格。
人大会议预计会通过香港的新投票制度，这将進一步移除专制当局对于立法会失去控制或面对民主斗争的代表進入议会的可能性。原定于去年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将可能在一次延后至2022年举行。而由亲中共菁英所组成的选委会也会被改组，進一步被中共所操控，除了选举特首外，还会被赋予提名、否决候选人的权力。
各种迹象表示，习近平不会停止扼杀香港的泛民反对派，而且也会重组并清洗建制阵营。在北京眼中，现存的建制派政党都相当无能，没法保障中共在港的利益。香港本地的传统富豪们也可能会丧失部分的政治特权，他们被视为在维护北京方面不够狂热。在习近平的指导下，中共及其裙带资本将迅速掌控香港，香港有限度的自治也会被废止。
与同习近平在其他地区的政策一样，打压与强硬统治取代了妥协与沟通。香港脆弱民主权利的前景看似非常黯淡，但同时习近平的政策也会激起民愤和政治激進化，这是不可能透过警察措施就能够无限期镇压下去的。
持续加大的强硬镇压政策，加上不可持续地以债务推动经济，为工人阶级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痛苦。习近平政权可谓在制造著充满爆炸的未来。
社会危机
中共独裁政权描绘的中国现况和中国实情之间存在巨大且愈来愈大的落差。随着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日临近，中国的独裁者习近平需要不断的“胜利”，以确保明年政治局换届之前的地位。中共的宣传机器已经陷入疯狂。
同样，对于习近平令人作呕的个人崇拜也达到了新高度（或深度）。 2021年2月，《人民日报》在一篇庆祝中国脱贫“全面胜利”的文章中，提到习近平的名字达139次。正如我们将要说明的那样，习近平的脱贫攻坚战是脱离现实的又一次宣传上的成就。最近被网络审查屏蔽的一个字眼，揭示了习近平政权对于批评声音多么敏感：“翠”字作为一种抗议的方式，在中国网络传播起来，因为这个字也可以解读为“习习卒”，即“习近平死两次”。
习近平在国内外面临多重挑战。对于他的政权和中共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危机，甚至可能是生死存亡的危机。许多新政策和声明表明了这一点，包括有关“防范金融风险”（中国的债务水平现在已经超过日本的最高水平）、在2027年之前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以应对拜登执政时期肯定会延续的美国压力）、以及习近平旨在提高中国的消费支出，以此来抵消全球化和反华保护主义政策影响的过于复杂的“双循环”战略。
习近平还面临着党国内部挑战。关键问题是明年的中共二十大，习近平的目标是打破传统的任期限制，打算再任第三届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他计划成为“终身主席”。在2012年至2017年的第一个任期中，习近平发动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反腐运动，成功地平息了高层派系的权力斗争。实际上，这掩饰著针对派系的清洗行动，目的是清除他的敌人并巩固习近平手中前所未有的力量。正如我们所解释的那样，中国政权的特征从“一党专政”演变为“一人专政”。
但是，由于在社会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危机，中共内斗再次加剧。如今，这场权力斗争是自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前后最严峻的一次。尽管习近平目前较可能成功地继续他的统治，但在党国上层日益成长的不满情绪和派系操纵可能会迫使他做出妥协。2022年二十大之后的时期可能会看到不同的势力组合，和中共内部更大的不稳定性。最终，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反映了社会進程和工人阶级不满情绪的上升趋势。
党国内部的分裂并没有明确或清晰的分野，这些分裂根本上无关政治分歧，而事关权力：中共的高层是控制着庞大商业帝国的资本主义寡头的集合。在这些人当中，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悲观，认为几乎所有事情都出了问题。
因此一些反习派人士不满习近平在与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和台湾之间的争端之中，他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强硬的战狼外交。这一部分的统治阶级宁愿回到邓小平更为谨慎和务实的“韬光养晦”外交政策，以此作为降低全球紧张局势（尤其是与美国的紧张关系）的手段。
反而，习近平的政权像一只竖起脖子的伞蜥一样，夸大其经济实力和全球能力，一定程度上为了外交，但更重要的是，它仍然增强了习近平继续统治所需的大汉民族主义“强人”光环。中国的侵略性外交政策——在与印度的争议边界上、在台湾海峡和南海進行的军演升级、为报复华为创办人之女孟晚舟在温哥华被逮捕而拘留了两名加拿大公民，都具有双重目的：向外国政府施压、也要养活国内的宣传机器。
不安的另一个原因是镇压的持续增加。这一直是习近平统治最显著的特征。反习派基本上没有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他们都不会拒绝命令警察镇压街头抗议或工人罢工。但是习近平在香港、内蒙古、（以及更明显的）新疆的残酷镇压显现他的“默认做法”，而只要他的强硬政策遇到阻力，他的“默认做法”就会加倍，这反而会适得其反。
蔡霞说，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進入了一个“精致的新极权时代”，已经超越了毛泽东甚至希特勒的极权主义。
这至少有四个原因。首先在新疆，险恶镇压已经达到了奥威尔式的水平，并没有实现“稳定”这一既定目标。它终究再推动中国走向革命性的爆炸，中共的某些阶层对此感到恐惧。香港2019年一地的群众性民主运动预示了中国的前進方向。其次，这为拜登和其他西方元首提供了可以重大影响全球舆论的武器，并在“人权”和“民主”的叙述背后隐藏他们对中国的冷战策略。
第三，习近平政权的暴政甚至与过去相比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因为它也直接在内部监视和管控中共精英。中共久负盛名的、培养未来高官的中央党校的前教授蔡霞说，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進入了一个“精致的新极权时代”，已经超越了毛泽东甚至希特勒的极权主义。“不同在高科技，就是我们讲的信息化大数据的监控。他可以做到精准监控每一个人，他可以二十四小时全方位立体全天候地来监控。”她在2020年9月19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说道。
蔡霞于2020年逃到美国，与中共部分太子党（中国的“红色贵族”）关系密切。太子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核心，这一派最初支持习近平（习近平本人也是太子党），但现在对于习近平愈加不满。蔡霞说，习近平的统治派系被称为“之江新军”（或“浙江帮”），得名于这些许多人最初起家的省份，他们仅得到约10%中共党政中高层的坚定支持。现阶段，大多数人不愿公开反对习近平。他们的“支持”是被动的。尽管出于派别目的，蔡霞可能夸大了对内部力量对比的解释，但其他重要的事态发展证实了在党国各个层面上普遍存在但沉默（甚至可以说是“消极对抗”）的不满现象。
最明显的体现是习近平与总理李克强之间日益公开的权力斗争。由习近平派系控制的国有媒体甚至审查了总理的讲话，这是自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自2012年与习近平就任以来，李克强一直保持低调。但是在过去的一年中，他成为中共内部异见者的代言人，通过媒体采访丢出了许多“重磅炸弹”，间接批评习近平的政策。去年5月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束时，情况就是这样。李克强向媒体宣称，中国有6亿人（总人口的43％）每月收入不超过人民币1000元。这是对现实的检验，是对于习近平通过官方表彰大会自夸的脱贫攻坚战的嘲讽。
蔡霞的说法揭示了很多东西。她告诉自由亚洲电台：“除了‘习家军’以外，大家都知道这样子下去不行。”尽管习近平越来越招人不满，但蔡霞承认，习近平不能通过“正常”程序换掉。她的结论是：“或许在一个偶然的突发事件或者偶然的导火线， 一下子就把局面给炸开了。”
酝酿反抗的第四个原因是，习近平的极端警察国家措施导致中共政权丧失预测和应对新危机的能力。当新冠病毒在武汉开始爆发时，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尽管当局后来有意识地掩盖疫情，但事实是，在2020年1月20日之前的关键几周里，习近平政权自身也被党国对掩盖真相的热衷和国安机关的行动遮蔽了双眼，国安部门在每次有人试图警告疫情时往往会迅速镇压。
直到西方政府在大企业的压力下对于疫情悲剧性地应对不力，习近平才得以转移公众注意力，并从武汉疫情防控不力中部分恢复过来。面对突然的危机，武汉并不是政府瘫痪独有一例。从2019年6月开始在香港爆发的上百万人示威游行，以及一年前特朗普政府的首次贸易战攻势，是习近平政权无法预料的两个事态发展，最初受到惊吓而无所作为。
中共宣传的一个关键主题是中国（极权主义）政治制度相对于“西方民主”的“优越性”。中共喉舌声称，防控疫情的“胜利”、2020年中国的经济反弹以及脱贫都表明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同样，中国的“疫苗外交”将大量中国制造的疫苗运往较贫穷的国家，被用来進一步羞辱西方帝国主义的冷酷。显然，资产阶级民主于全球（但特别在美国）的深刻危机，随着像特朗普这样的不稳定而专制的人物的出现，对中共的宣传非常有利。
但是，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偏爱议会或“民主”政府而不是军警独裁制度，还是有原因的。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中，资本家的弊处在于工人阶级赢得了某些有限但至关重要的政治权利：组建工会、政党、自己的媒体，并利用这一民主空间来辩论和澄清所需的思想和斗争方法对抗资本主义。在像中国这样的极权资本主义社会中，上述所有这些权利都被残酷地压制了。
但总体而言，资本家更喜欢“民主”制度，因为它提供了更稳定的统治形式。 “多党制”（几乎所有党派都是资本主义政党）可以充当释放群众压力的安全阀。议会民主机关、媒体、司法机构包含“制衡”机制，以监督统治集团来防止其偏离资本利益太远。
相反，极权主义政权，特别是在经济危机和阶级紧张局势加剧的时代，往往会陷入重大危机并崩溃。中共和中国的资产阶级中没有任何一人赞成转向资产阶级民主模式。天安门广场群众民主运动（在300多个城市進行群众运动和罢工）遭到镇压后，资本主义在中国得以复辟，但是邓小平政权有意识地选择了保留了重要的国家控制并拒绝资产阶级民主的资本主义复辟道路。
中共的自由派分子主张的“政治改革”，只是提出改良的、更少镇压的、更少的政治和社会控制的专制统治。
中共成立百周年纪念活动将伴随海量的民族主义宣传，传达这样的信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是纪念活动还有另一面：活动将被习近平派系把持，作为内部权力斗争的武器。个人崇拜将达到一个新高度，以巩固习近平作为“毛泽东以来最伟大的领导人”的地位。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明年二十大和习近平做第三届之前不会出现任何失误。
一个世纪前鼓舞中共先驱的思想——阶级斗争、反资本主义、民主、国际主义和俄国革命——对于当今统治者则是“颠覆国家政权”的话题。它们将被掩盖在民族主义主题下，如打击“台独分裂分子”、抵抗“反华势力”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考虑到二十大，习近平在未来一年内将经受不起任何重大挫败——不能有新的香港抗争般的社会爆炸。拜登在任期的头几周，就台湾、南海和中共对香港的政治压迫施加压力，而北京可能试图通过至少在某些特定领域（例如气候变化）提供合作来缓和紧张局势。不能排除可能会出现有限的缓和过程，但它是脆弱且短暂的。在国内，我们可以期待一系列“胜利”的到来，这些当然都是由习近平精心设计的。
这一系列“胜利”包括经济方面。尽管是1976年以来的最低增速，但中国仍是2020年唯一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与以往一样，中共一直在耍一些统计手段。尽管如此，依官方数据，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长了2.3％，而德国萎缩了5％，美国萎缩了3.5％。
今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增长8％，有些甚至预计将增长10％。虽然这很引人注目，但今年的GDP增长表现将因2020年以来的低基数效应而被夸大。即使2021年的增长率为8％，2020、2021两年的复合增长率也将低于6％，换句话说，延续了自2019年（6.1％）以来增长放缓的趋势。
此外，中国经历了K型复苏。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年收入超过30万元人民币（约合48,400美元）的人（仅占人口的5％）的财富有所增加。但是至少2/3的人口实际收入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的前三个季度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仅比前一年增长了0.6％。相比之下，2019年的这一数字为6％。
家庭债务水平在过去五年内增加了三倍，到2020年增加到GDP的62.2％，而美国的这一数字为76％。在这方面赶超的速度令人震惊：2008年，中国的家庭债务占GDP比例为18％，而美国为99％。最重要的是，这源于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而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是世界最高之一。据《中国日报》报导，上海、深圳和北京的住房价格在全球排名第四、第五和第六，而香港是第一。
在去年，没有一个省份提高最低工资——2009年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所有迹象表明，2021年将继续冻涨最低工资。这解释了为什么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人均消费在2020年下降4％——自1969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去年奢侈品市场增长了近50％。因此，2020年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不是基于强劲的消费（消费是习近平“双循环战略”的核心目标），而是基于这种所谓的战略要避免的因素：更高的债务水平、对于出口更大的依赖性和房地产泡沫。
由于疫情和其他国家的连续封城造成的意外收获效应，2020年出口增长了3.6%。中国成为“万不得已的出口国”。上半年，中国用于抗击新冠肺炎的关键医疗产品的出口增长了两倍多，从180亿美元增至550亿美元。电子产品出口也出现了类似的增长，尤其是在家工作的产品。这些意外收获无法重现。
据中国人民银行（央行）称，已经严峻的债务水平進一步攀升，到2020年，中国的公共部门、企业和家庭债务加在一起达到GDP的280％，高于2019年的255％。如果计入外债（中国人民银行估计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4.5％），则这一数字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约295％。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有2.3％的温和增长是通过其有史以来最大的债务增长而实现的。这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债券市场的压力，加上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一系列违约，表明金融体系出现了首次严重的裂痕。
然而，根据上海胡润百富榜，对于其中大多数是中共成员并融入中共国家权力结构的超级富豪来说，2020年是“有史以来财富增长最快”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中国新增了257位亿万富翁，每周新增5名亿万富翁。他们的财富总和增长了60％，达到4万亿美元。
胡润研究院指出，中国拥有1058名亿万富翁，“抛离”美国的696名。在中共成立百周年纪念日，我们将看到习近平政权歪曲政治现况、掩盖1920年代共产党人的阶级性和政治与当今专制资本主义寡头统治截然相反的现实。
中国一名托洛茨基主义者评论道：“十年前，中国互联网上声音最大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现在左翼占主导地位。几年前，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被尊称为‘马爸爸’，现在他被称为‘吸血鬼’和‘邪恶的资本家’。”
中国青年与日具增的政治激進化，尤其是“泛左翼”（其中以“毛派”为最多）的迅猛增长，对中共来说是一个麻烦，以及潜在的破坏性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国，我们看到的不是传统毛主义。相反，这已成为多个左翼思想的通称。
中国许多年轻的毛派支持国际主义、女权主义、LGBTQ和少数民族权利。这些青年深刻批判甚至反对亲资本主义的中共政权；当然了，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需要小心翼翼進行批判。换句话说，他们与国际上一些毛派有着截然相反的立场，国际上的毛派往往热切支持习近平政权及其在新疆、香港的高压政策，并反对工人罢工。
ISA在中国的一名支持者说：“在2020年疫情期间，我注意到中国年轻人正在向左转。”他说，反建制意识的增长现在在社会中很普遍，其中包括但不仅限于毛主义的增长。“十年前，中国互联网上声音最大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现在左翼占主导地位。几年前，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被尊称为‘马爸爸’，现在他被称为‘吸血鬼’和‘邪恶的资本家’。”对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尤其是对来自中国内陆贫困省份的2.9亿农民工的卑微待遇）的愤怒，是当今政治激進化的主要推动力。
习近平脱贫“全面胜利”的庆祝活动是为了转移人们对这些现实的关注。中共政权不仅宣称这是“人间奇迹”，甚至还将“贫困”一词从脱贫机构的正式名称中拿掉，这让将来禁止所有提及“贫困”更为可能。
毛派网站“红色中国”的编辑之一陈洪涛因在2月份发布一篇文章揭露了脱贫运动假象而被捕。在这个话题上，与许多其他话题一样，人们普遍不相信中共政权所声称的，中国的左翼人士尤其不会去相信，而国际上的新斯大林主义“左翼”似乎很乐于相信这些荒谬绝伦的宣传。
习近平的“脱贫攻坚战”于2013年发起，其明确目标是到2020年底使剩余的1亿人口摆脱“极端贫困”。鉴于他在这场“战争”押上了自己的个人声望，因此他不可能错过这个期限。现实再次为了这个独裁政权的存续而被窜改。
政府投入了1.6万亿元人民币用来扶贫，用于一些极端贫困地区的道路和基础设施投资以及1000万人的搬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实现其脱贫目标而普遍伪造数据、强制执行和伪造成就。这场脱贫运动采用了非常低的“极端贫困”标准，即每人每天2.30美元。这低于世界银行提出，适用于印度的每天3.20美元的贫困线，并且低于为中国这样的中高等收入国家所建议的贫困线的一半。
中共当局宣传掩盖现实的另一方面，在于中国抗击疫情的实况。习近平在去年9月8日北京举行的表彰大会上宣布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胜利”。这时庆祝还为时过早，因为之后又爆发了新的疫情。虽然按国际标准，新一波感染数很低，但这却带来了数次大规模的封城措施。
在与北京相邻的河北省，1月有超过2200万人被迫关在家中一周以上。这实际上是2020年武汉封城规模的两倍。在新疆（2020年7月至2020年8月）、吉林和黑龙江（2021年1月）也发生了类似的封城，波及数千万人。北京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摩擦，据信部分政府太过急于实施封城。这也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一个特征。
目前，中共政权推出的疫苗遭遇碰壁。尽管中国的全球“疫苗外交”取得了一些進展，向以中、低收入为主的80个国家（西方国家及他们的疫苗公司冷落这些国家）出口疫苗，但其国内施打疫苗计划進展不顺。根据2月15日《南华早报》的一项分析，中国向国外运送的疫苗数量（4600万支）超过了用于本国的数量（4050万支）。
中国不仅面临着给相当于美国四倍的人口接种疫苗的挑战，而且还面临着公众的广泛不信任。这是因为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了许多涉及不安全、过期和受污染的假疫苗、药品和食品丑闻。缺乏透明度以及中国疫苗生产商拒绝透露一些试验数据，加剧了公众的疑虑。在上海進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一半人口不打算接种疫苗。根据另一项调查，在浙江医务工作者中，只有28%愿意施打国产疫苗。
迄今为止，中国疫苗仅被批准用于60岁以下的人群，与西方产疫苗相比效果不佳。科兴疫苗在巴西的试验中仅达到50.4％的有效率，而在印度尼西亚则达到65.3％。相比之下，辉瑞疫苗的有效率为95％，而莫德纳的有效率为94.1％（两家都是美国公司）。英国《金融时报》报导，科兴在中国的工厂出现了生产延迟，以及存储疫苗所需的進口玻璃小瓶发生短缺。
对中国疫苗的质疑也削弱了其全球外交攻势。去年12月，柬埔寨独裁者洪森（过往非常亲中共）拒绝接受中国疫苗，除非其获得世卫组织的批准。他说：“柬埔寨不是垃圾桶。”
尽管世卫组织仍在评估中国的疫苗，但柬埔寨政府已于1月份接收了第一批疫苗。但是现年68岁的洪森还是在中国官员的建议下放弃为自己接种。他说：“该疫苗对60岁以上人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仍在研究中。”在菲律宾，另一位独裁统治者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正在推广中国的疫苗，在民调中被问及的受访者中，只有不到20％的人对中国疫苗有信心。
匈牙利是唯一使用中国疫苗的欧盟国家，这当然与右翼奥尔班（Orbán Viktor）政府突出的反欧盟立场有关。但是2月份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27%的匈牙利人愿意接种中国疫苗，在执政党的支持者中这一比例则上升到了45%。
尽管习近平虚张声势，而且担心在中共庆祝成立百周年之际不能让任何事来“破坏党”，但习近平政权仍将面临许多现实考验。债务危机、与美国的持续冷战，以及担心西方国家加快接种疫苗后可能改变与中国的力量平衡，这些挑战都预示著未来的动荡。工人和青年之间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意味着新的斗争爆发是不可避免的，而真正的射秽主义思想将迎来更广泛支持。
女权运动
中国女权运动人士再次遭受打压。中共专制惧于女性日益的激進化，而这一激進化正是社会上及青年人中更广泛的激進化趋势的一部分。
这些打压都有着相似的模式。首先，女权主义者遭到亲中共的民族主义网军有计划地恶毒围捕。政府在网络上煽动着歇斯底里的反女权攻势。之后，女权运动知名代表的社交媒体和群组被关闭。她们被扣上“汉奸”的帽子，并被噤声！
2021年3月底，四川成都的一间餐厅里发生了一起攻击事件。两位女性因劝阻一位男性吸烟者而被攻击。这名吸烟者一气之下向这两位女性泼洒灼热的液体，这个事件被这两位女性用手机拍了下来并发上微博。这名男子说：“不抽烟的男人不是男人”——讲出这句话对他没有任何好处。
这两位女性分别是知名女权运动人士肖美丽与郑楚然。郑楚然是2015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被捕并被拘留一个月的“女权五姐妹”之一。 作为全球声援行动的一部分，当时ISA在香港组织了声援抗议，要求释放五人。
肖美丽关于成都餐厅遭攻击事件的内容在网络上疯转，起初得到了绝大部分人的支持，有支持言论来自一些与政府部门相关的帐号。次日，有民族主义大V在微博上对这些女性发起了攻击，他们贴出肖美丽在2014年声援香港雨伞运动的“历史”照片。网军们遂违背事实，给她贴上支持“港独”的标签（港独并非雨伞运动的目标，但是中国民族主义者用这个标签来攻击所有支持或同情香港民主运动的人）。随之而来的是数以百万计的海量网络攻击。
另一张照片显示，郑楚然戴上了一条黄丝带（代表支持香港民主运动）。她被指控为“台独”分子（另一项中共治下的禁忌话题）。这两位女性和其他女权主义者遭到暴力威胁和指控，包括“崇洋媚外”、“反华”、“CIA间谍”。 不久之后，肖美丽的微博帐号被微博关停，而这些网军则弹冠相庆。
这一波攻击正采取了我们熟悉的将厌女思想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模式。这些攻击背后的右翼民族主义势力，实际上是中共政府的侧翼力量，并受到中共的庇护。他们的核心主张是民族主义，但也包括社会保守主义——因此讨厌女权主义。他们指责女权人士被外来价值观“腐化”了、一切都是西方“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这些民族主义者支持独裁同志、（中国帝国主义）强国梦和大汉族主义。他们煽动针对穆斯林等少数民族的种族主义。其中一部分人正在朝向法西斯主义发展。 除了这个“非官方”的网络水军，中共国家机器还直接雇佣了200万名全职网警和2000万名兼职网警。
超过20个女权主义者和女权组织的帐户被微博关停。微博方面声称她们的言论是“有害”、“非法”、“煽动群体对立”。其中一名女子告诉CNN：“我们遭到了全互联网海啸般的打击，被集体噤声。”很明显，中共是此次打压的幕后主使。但问题是，当局为什么要这么做？
另一独立但与前述打压关联的发展，是超过10个女权小组在另一个社群网站“豆瓣”上被封杀。豆瓣是提供给年轻人的一个书评和影评的平台。在此次打压被封杀的女权小组，一共有超过4万成员。
这次打压的目标主要是激進的“6B4T”支持者，她们在不断高涨的中国女权浪潮中仍是属于边缘的少数，她们主张不与男性恋爱、婚姻、生育等等。“6B4T”运动始于和中国一样是儒家社会的韩国——韩国资本主义非常父权、对女性的压迫十分严重。
“6B4T”能够获得一群以中国年轻女性为主的追随者，实际上不难理解；由于强硬的极权资本主义政权不允许任何形式的集体抗议、组织、政治活动，因此社会上许多群体都有着极度的无力感。在资本主义复辟后，中共恢复了很多在20世纪50—70年代革命时期被消灭或冲击的父权控制架构。
在今天，中共认为更多的妇女权利阻碍其统治和“大国崛起”使命的完成，而实现这些的动力，随着中美帝国主义冷战冲突的加剧而强化。习近平政权没有变得更开放、更民主、更容忍各种抗议，反而变得越来越高压。当局对新兴女权运动和女权意识的态度有着矛盾心理。尽管当局极力压制，中国的#MeToo运动所引起的关注已反映了这一主要趋势。最近一个案例是，4月15日武汉大学一名副教授被开除，该副教授至少性侵了18名女学生。因受害女性挺身而出揭露施暴者，拒绝掩盖这件事，这起案件得到了全国社交媒体上的广泛关注。
中共当局不敢直接大规模镇压、逮捕或迫害女权人士，否则当局将与一大部分社会舆论产生冲突，而社会上很多人对妇女的现时状况感到不满。与此同时，中共担心女权主义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而他们最害怕的是所有不受其控制的社会发展。即使这些运动未有组织（2019年的香港也没有），但是思想一旦進入群众意识就会对统治精英（包括中共独裁）造成威胁。
中国女权人士遭攻击的另一个关键性因素，是中国出生率的灾难性下跌、达到了194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去年又下降15%。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表示，未来五年，每年的出生人数可能会下降到1000万以下。对比一下1987年（计划生育实施7年后）：当年的出生人数为2500万。
中国人口正進入下滑时期，在中美冲突的历史性背景下，这对习近平来说更加棘手。“世界工厂”的劳动力规模已连续8年下降。中国人口问题的原因很复杂，部分是由于计划生育的遗留问题所致。虽说限制只生一胎的政策于2016年取消，但这并未能扭转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趋势。这更是因为在中国生育的高昂成本：教育、住房和医疗都花费甚钜。
在重新推广落后的儒家思想宣传后，习近平政权推崇异性婚姻和“家庭和谐”，视这些为确保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控制元素。 因此，女性就像少数民族和渴望民主的香港人一样，必须受到钳制。中共过去还是股革命力量时，他们曾激烈地反对儒家思想，儒家强调服从权威：臣对君、妇对夫。资本主义在中国的野蛮复辟摧毁了妇女在工作和学校中的地位，甚至让前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和社会结构得以复活。
中国青年人生活压力大，经济状况不稳定，家庭债务水平飙升，这尤其与住房开支有关。这些对结婚生子的抑制作用愈发显著。据官方统计，2019年结婚人数从2013年的2380万下降到1390万，降幅达41%。计划生育的遗留问题，以及非法但普遍存在的性别选择性堕胎，导致男性人口比女性多3000万。目前每年从缅甸、柬埔寨甚至乌克兰等较贫穷国家向中国贩卖的進口“新娘”数以千计。 近年来，政府更积极地推出政策鼓励妇女多多生育。
在最新的五年规划（2021-2025年）中，政府正在计划“改革”养老金，以“平等”之名打算将妇女的退休年龄延迟五年（也就没收了应得的养老金）。 当局去年通过了新的《离婚法》，强制规定了30天的“冷静期”——这一政策受到女权主义者和左翼人士的广泛批评。 这项政策使离婚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如果一方在30天内反悔，离婚过程必须重新提出新的申请。
在撰写本文时，女权平台仍被继续封杀。 民族主义的反女权政治猎巫未曾收敛。一些人甚至猜测，这场打压可能还有另一个动机：习近平政权希望在其试图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这在中国民族主义者中并非受欢迎的做法）时转移民众的注意。
对女权社交媒体帐号的攻击引起了大量关注。2018年对电视节目主持人朱军提起性侵诉讼的知名女权人士弦子，声援豆瓣遭打压的姐妹们。“#女性们团结吧#”标签在微博上纷纷出现来抗议封杀，阅读量接近5000万次。
针对女权团体的打压也是一个警号——习近平政权正准备加剧对所有其他反对声音的镇压。这可能包括工人斗争、左翼青年、少数民族、调查记者和其他人。 对习近平来说，明年的中共二十大和他第三个任期的历史性加冕（他盼望终身统治）是压倒一切的优先事务，他对社会和政治动荡的恐惧变得更大。改变这局面的关键，妇女斗争、维护少数民族权利与组织独立工人运动需要相互联系起来。这些不应是彼此独立的“单一议题”，而是联合起来形成被压迫者反对资本主义、父权制和极权主义的运动。
人口危机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去年全国新生儿的数字比2019年大幅下降15%。此前，出生率已经连续3年下跌，这对中共独裁政权的现代化及大国野心造成严重了挑战。虽然世界上许多工业化国家都面对人口老化的问题，但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大部分工业仍然依赖劳动力密集的生产模式。
中国现时每名女性的平均生育率，远远未达到维持现有人口的水平。在资本主义极为不平等的时代，人口老化会导致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今天中国的城市里很常见的“4-2-1”家庭结构（１名有全职工作的成年人要供养2名父母和4名祖父母），对劳动者来说造成灾难性的压力。
中共为此实施了几项“解决方案”，但由于资本主义的短视及矛盾的本质，所有这些政策都必然失败。首先，他们试图将计划生育中一孩政策松绑，变成“二孩政策”。这在2015年10月修法的时候曾一度刺激了出生率，但出生率很快又回到下行趋势。这是因为出生率下降的背后成因都没有改变——生活成本高、工时长以及养育子女的开支甚巨。最新的报告估算要养育一名孩子，从出生到17岁的费用为19.1万元人民币，其中城市的孩子需要27.3万元，而在农村则要14.3万元。而这个国家正如总理李克强指出：“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币）”。
再者，当局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模式，是透过大量引入上亿农民工到城市里打工，而这些“无根二代”被实质上剥夺了生育权。这些农村户口的工人没法获得只有城市户口才能享受到的社会服务。因此，对这些农民工来说，养育孩子基本上不可负担，就连公立学校对于外地户口的儿童也会收取私立学校的学费。
事实上，中共政权为了应对人口老化与劳动力下降的问题，当局正推动多项政策，但长远看这些政策实际上会导致出生率進一步减少。其中最主要的政策，“十四五”规划会调升退休年龄，从男性60岁和女性55岁变成男女同样65岁。中共政权希望从不断减少的劳动力中榨取更多利润，准备要在帝国主义冲突中与美国一较高下。
而采取这种政策来“适应”人口老化是十分短视的，强迫工人工作更长时间更会讽刺地导致出生率進一步下降。第一，能够帮助双职父母带小孩的退休祖父母将减少。第二，劳动市场的竞争也会加大，進一步打击工资水平，也就更难以负担养小孩。在疫情之前，毕业生已经很难找到工资好的工作，根据外卖送餐公司美团在2018年的调查，15%的外卖骑手持有至少学士学位。
资产阶级评论员只看到当中的讽刺，但马克屎主义者不同——我们看到工人的超额剥削与大量失业之间的紧密联系。没有维持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失业，就不能够压低工资，也没有心理恐惧使得被超剥削的工人不敢反抗以争取更好的条件。当然，低工资和恶劣工作条件的得益者就是中国的资本家，他们在2020年全国的美元亿万富翁的人数就增加了257人。
对于射秽主义者而言，“人口控制”的问题只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制度无法完全地运用社会的生产劳动力，导致超额剥削和就业不足。不过，现代生产技术其实能够实现社会的富足，不论个人选择生育与否。
在射秽主义下，人口老化将不会是个问题，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加上充分实践民主计划生产的潜能，就算是劳动力减少也能维持全体人口的高水平生活。我们主张全面的生育自由，不论是控制生育的权利，抑或是生育子女的权利。归根究底，废除资本主义就代表废除父权制度，并实现全面的社会医疗、托儿服务，还有社区洗衣、清洁、食堂服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从不断打击生活的循环解放所有工人，而妇女也能够从家务劳动和强迫养育儿女中得到解放。
政治迫害
2021年4月17日，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在武汉大学组织了一场游行，目的是声援遭攻击的女权博主肖美丽和最近豆瓣上被大批封禁的女权小组，同时还有“武大狼事件”的受害者们。毋庸置疑的是，当局对任何性质的群体性事件的反应极其迅速，该行动很快被平息。4月20日，因“网络上出现了恶意曲解此次活动目的以及社团性质的言论，并被大肆发酵传播，对学校、社团以及社团成员均产生了预料之外的负面影响”，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小组发布声明，宣布停止活动。
这次的活动反响激烈，“武大狼事件”是其中的一个直接原因。
“武大狼”，顾名思义，武汉大学的一匹狼，一匹色狼。4月12日该事件在武汉大学的一个匿名平台上曝光，热度不断升高，一名杨姓副教授曾在2017年和2019年两次因为性骚扰事件收到学校的约谈和警告，但没有实质性的惩罚。而直到这一次该校党委在下午就对此事作出了通报，暂停了该副教授的教学任务。4月15日学校官方发布声明解聘该副教授。此事冲上微博热搜。
在此之后，微博女权游行在16日進行。次日，WHU性别性平研究会在武汉大学内游行。两次游行虽然在网络上激起了一丝水花，但最终还是石沈大海，连一点存在的痕迹都难以寻找。现在在“中国局域网”内搜索这两起事件，看到的都是网民（包括很多网军）纷纷指责这类群体性事件的始作俑者背后一定站着一群手眼通天的“境外势力”、这些事情一定是经过精心谋划和长期准备的“反动势力”的阴谋。女性的自发反抗行动被指 “让人生疑”、与境外势力勾结与阴谋煽动颠覆国家的帽子，则反映这些民族主义网络水军污名化女权的企图。在中美对抗的大背景下，亲中共分子抹黑女权主义为西方削弱分化攻击中国的一种战术手段。此前几位被打压的女权主义者和团队，均有“通敌和给西方递刀子”的罪名。
同时我们不得不提及国内左翼对待女权主义者的错误立场。虽然近年不少左翼分子都受全球女权运动启蒙，例如佳士运动中的岳昕。但不少国内左翼在特殊的舆论环境下对女权主义采取了疑虑甚至戒备的姿态。虽然很多左翼人士以个人参与到了运动之中，在较大一点的官方媒体团队里却罕见对女权运动公开发表积极的声明。很多国内的左翼认为“女权主义是一种西方的政治正确，是西方的舶来品”，或者“女权主义会造成性别对立，掩盖阶级斗争”都是一个重大的错误理由。女性面对性暴力和物化的问题也加剧了职场上的压迫，致使女工的待遇受打压。阶级和性别压迫都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两者密不可分。还有一部分人认为所有问题的源头都是阶级问题，阶级斗争一旦胜利，性别压迫也会随之解决。他们认为，如果现在舍本逐末去支持女权运动，就会削弱阶级斗争的力量，反倒是女权主义者如果真的想要解放就应该加入到射秽主义者斗争的道路中来，接受自己的领导，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
如果这一宗派思想受到广泛左翼和工运的接纳，将会大大阻碍团结斗争，使运动脱离新一波中国青年激進化的浪潮，甚至变成为中共父权和民族主义宣传的帮凶。可见这些国内“左派”的政治观点非常狭隘和片面，完全忽视或拒绝承认对女性的系统性压迫和歧视正是资本主义秩序的一部分。而我们知道：女性主义在中国被污名化同时有着中共出于维持专制的考量。中共亦极为恐惧对权贵性侵的指控会蔓延至党高层，会大大打击党的面子，更害怕女权运动会形成一个威胁，所以要竭力压制。
真正的马克屎主义者应全力投入在当下的女权斗争，并将之联系至反中共和反资本主义的工人运动。今日的中国女权运动没有 “合法的”发声渠道，但随着经济下行、普通群众生活水平下降、镇压升级带来的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女权运动有望获得更广泛的受众。我们既为面包战斗，也为玫瑰斗争。团结起来進行斗争，建立一个射秽主义社会，让性别歧视和针对女性的暴力成为历史。
种族灭绝
H&M抵制新疆棉花被曝光后，中国的国家宣传机器立即发动起来，对这些外国品牌進行了批评和攻击。中共的论点主要集中在“外国品牌发布虚假言论”和“新疆没有人权问题”，希望将不明真相的群众煽动起来。接着，大量的网民和公众人物出来表态，宣布停止和这些品牌的合作，或者表态再也不会购买它们的商品。
无疑中共正在煽动民族情绪，转移群众对政权的愤怒。但国际资本所谓的人权抗议，也只是为了地缘政治利益，以博取民意换得更值钱的商业筹码。而在此次争执中下场的双方，没一个会真正关心新疆劳工的处境：无论是从中国其他省份到新疆打工的农民工，还是新疆本地的维吾尔族劳动者。
尽管事端是由共青团所挑起的，但是中国官方并没有承认“号召人民抵制”，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否认了政府煽动抵制外国品牌的说法。因此，现在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网络上各种宣传和号召抵制的言论铺天盖地，但实际上除了H&M以外的所有品牌几乎都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新疆的集中营和强制劳动是事实。自2018年以来，一场大规模工业扩张开始進行，数百家工厂被迅速建造，这些工厂就建在“再教育营”附近。政府政策文件显示，政府扩大召集少数民族加入采棉业，并通过“劳动力转移”使他们去到指定地点工作，以减少依靠成本较高的外省季节性劳工。同工不同酬是已种族歧视，这还未计算新疆强大的监控系统，到处都是警哨站和镜头，不是大规模种族压迫、清洗又是什么！
跨国企业并不是无辜的。它们高举“企业道德”来掩盖自己罪行，但奴役工人和极端剥削同样劣绩斑斑。它们憎恶工人加入工会，因此来到禁止独立工会的中国投资。唯利是图是它们的本性，在新疆也是如此。根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指出，在财富美国500强榜中，50间美国企业在新疆都有投资，而近70间欧洲企业都有在新疆经营。
此前，在中日钓鱼岛冲突的时候，人民曾在爱国主义的宣传下大规模走上街头抵制日货，部分地区甚至有日资工厂零星的罢工，当中至少有一处，工人们要求获得成立独立工会的权利。这也是中共害怕任何大规模抗议的原因，以防他们发展出自己的诉求。在2017年中韩萨德冲突的时候，人民也在爱国主义的宣传下开始抵制韩货。2012年抵制日货过程中，还伴随着对日本品牌商品的暴力行为，这其中又以打砸日本车为主。最严重的一起暴力事件是，年轻的农民工蔡洋在游行中用自行车锁砸坏了一辆卡罗拉，并将车主打成重伤。
但在本次抵制洋货的运动中，中共似乎不敢大放绿灯让群众上街，因为习政权最害怕任何运动都会失控。有少数人到H&M的店铺外面举标语抵制，但在规模上完全无法和之前的一系列抵制运动相比。在郑州的H&M门店，有一名女子手持标语抵制H&M，但周围的顾客并没有搭理她。之后，她被警方直接拉走。
目前，对洋品牌的声讨和抵制几乎只停留在网络上。有些人也许是真的接受了爱国主义宣传，但更多的人是为了炒热度为自己吸引流量。爱国分子在卖耐克和阿迪达斯鞋的直播间里恶意留言，并声称要“举报”甚至用“人肉”的方法将他人的隐私爆出来。再加上中共对网络言论的管控日益加大，人们在网络上不敢直接质疑爱国主义，呈现出“只有一种声音”的假象。
抵制行动影响到了群众的日常生活，因此群众开始用脚投票。在网络上，除了H&M被官方“封杀”了以外，耐克等品牌的商品热度不减，在新鞋限量开卖中34万人迅速预购，在郑州的门店大排队伍。
过去，爱国主义在群众之间有很大的市场，可是今天我们看到，人们越来越不被这种虚假的宣传蛊惑和煽动了。中共的抵制运动主要是由上而下的，群众最多因为恐惧气氛而被动和应，但没有积极响应爱国行动。人们甚至开始关心起这些洋品牌的中国雇员是否会失业。爱国主义的热度在网络上仅仅持续了不到一周就偃旗息鼓了。国族主义的宣传效果不长，在私底下，人们也很少讨论起这个问题，更多地是转移往对于更切身的五一长假期调休安排的不满之上。
一系列保皇牌毛左论坛和保皇牌毛左网站误以为中共的抵制洋货是可以用来反对跨国资本，而不明白这场只是中美之间帝国主义的冲突。他们对本次事件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反对外国资本家和抵制的方法上，但忽略了中共镇压和中资剥削工人是同等罪恶。他们甚至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以为壮大中资可以减低对工人的剥削。
部分保皇牌毛左的分歧只在于多或少地支持抵制，例如讨论被外国企业雇佣的工人，他们认为全面抵制会影响到这些工人，因此不能全面抵制。也有人谈到了反对激烈抵制，他们认为这种暴力抵制会导致中国人的内斗。但他们都只是或多或少的支持中共的民族主义，并不能提出一个团结工人阶级对抗中美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立场。只有国际射秽主义道路（ISA）有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揭露跨国企业“忽然良心”的虚伪，同时反对中共抵制洋货的宣传。我们主张工人阶级团结中美以至世界工人来抵抗民族主义，共同反对中共和跨国企业的镇压和剥削。
此外，保皇派毛左几乎没有谈到、甚至否认新疆的民族压迫。他们转发了大量官媒为新疆的辩护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中美冲突是帝国主义冲突，但保皇派毛左单纯只讨论西方国家的资本家，不讨论本国的阶级和民族压迫。
尤其在帝国主义冲突的年代，这是更严重错误的。他们平时喊著无产阶级的口号，但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的时候，就马上转到支持国家机器这一边来，而忽略了中国国家机器同样在剥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应该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取得解放，而不是在中国或者美国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选一个。
真正的射秽主义者会主张汉族、维吾尔族以至世界工人团结斗争，停止帝国主义冲突。我们反对中共的民族主义宣传，也反对任何一国资本的剥削。只有团结起来起来推翻资本主义，为了真正的射秽主义社会而斗争，才能彻底消灭民族压迫和资本剥削。
性别歧视
2021年1月28日，中国教育部公布了一份文件声称，将要求体育教学“更多注重学生‘阳刚之气’培养”等。该文件表面上是在谈强化学生的体质健康教育，但实际上是在回应全国政协委员、国企董事长斯泽夫在2020年5月作出的“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提案。斯泽夫说，中国许多年轻男性当中出现“女性气质化”的趋势，若不“有效治理”，“必将危害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教育部这番说法一经报导，在新浪微博便引发热议。该话题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二名，阅读次数超过170万次。
很多网友批评当局加深性别刻板印象与性别歧视。有人质疑“男孩子温柔体贴有涵养，女孩子勇敢坚毅有担当怎么不可以？”也有人讽刺为何不禁止女性男性化；还有人忧心，当局此举会造成更多性格温和腼腆的男生被校园暴力和歧视辱骂。有不少批评者抨击，这种说法相当于将“女性化”视为贬义词、是不尊重女性的体现，应放下性别刻板印象。对官方说法持支持态度的人也不甘示弱。很多反女权人士埋怨“女拳都疯了吗，这样都能打拳？”（“女拳”是对于女权人士的蔑称，“打拳”则是贬义指代進行女权主义批判）
中共政权已经不是第一次如此鼓吹传统的性别角色及刻板印象。事实上，当局近年持续收窄性别议题的讨论空间，有意打压多元性别。2018年9月中国中央电视台《开学第一课》邀请了一些“小鲜肉”明星做嘉宾，不久，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便在同一天发表文章，指责受邀的韩系“小鲜肉”歌手都是“娘炮”、是“不良”文化。2019年开始，中国媒体开始认定男生戴耳环是“娘娘腔”，因此给戴耳环的男明星進行模糊处理；与嘻哈文化相关的元素、纹身和LGBT符号在节目中也受到审查。
除了媒体报导，公共教育也对于LGBT存在歧视，并且这种歧视受到法庭背书。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的教科书中，有声称“同性恋是心理障碍”的歧视性描述且不愿修正。有LGBT权利支持者将这家出版社告上法院，但经过3年缠讼后仍然败诉。这并不是单一案例——根据2016与2017年的一项调查，中国大学使用的91本心理学教科书中，近半仍认定同性恋是一种病。而中共政府对此表示对LGBT运动“不主动提倡”，实际上是在放任错误的观点在社会广泛流传。由此可见，即使中国在1997年将同性恋除罪化、2001年起不再将同性恋视为精神疾病，LGBT在中国社会仍然遭受各种歧视与挑战。
性别规范、刻板印象、对于LGBT的歧视等性别压迫，都源自必然存在阶级压迫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在新冠疫情当下，遭遇这些压迫的人也更容易遭受暴力、出现身心健康问题。资本主义依靠对于妇女的压迫、传统性别分工以及核心家庭结构、妇女的无偿家务劳动来维持运作、减低公共服务开支，自然也会贬低“女性化”特质；在当今中国成为不断崛起的帝国主义势力、需要使用民族主义“战狼”外交、鼓吹军国主义满足中共当局野心时，更需要鼓吹所谓的“阳刚之气”。LGBT的存在也对于核心家庭制度构成挑战，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受到压迫。同时，这些性别压迫和其他特定压迫一样，都可以被统治阶级利用来分化工人阶级、妨碍共同斗争。
就像在世界其他国家那样，在中国，统治阶级用时尚、广告、媒体或法律法规等为所有人树立对于男女两性的性别规范。射秽主义者不会接受这种束缚——所有人都应当有按照自身性别认同与性取向生活的自由。当然我们应当尝试每一个渠道，但争取这种自由是没有办法只（或者主要）通过修法或是去政治化的方式来实现的。就像美国“黑命攸关”运动以及杀害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警察三项谋杀罪成显示的那样，法律上的斗争也需成为群众性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即使是局限于嘉年华会活动的上海骄傲节，也被迫在2020年8月13日宣布终止所有活动，并且未给出任何原因，相信也与当局打压有关。为了根除各种性别压迫，我们需要寻求工人阶级最大团结，建设射秽主义社会，让所有人不分性别认同与性取向都得到真正的解放——不只是法律和文化上免受歧视，也需要物质上的丰足。
迫害工人
试想这样一个场景：一位农民工在外辛苦一年，工资迟迟未结无处讨要，走投无路，只好举起标语，站在寒冬里的广场上、楼顶、塔吊上，希望能讨回自己的血汗钱，然后就遭到了相关部门“零容忍”的强力打击——为的是要“保护企业”。
而这，就是发生在今天中国的真实故事。在公检法官僚们的眼里，工人如果选择了合法途径去参与仲裁，就是企图借法律敲诈企业，该進黑名单；如果选择了“非法手段”去讨要自己的薪水，那更是罪不容赦的“恶意讨薪”，要抓起来通报以警众人的。
如此巧立名目造出的罪行是如此可笑，以至于群众不禁吐槽：工人恶意讨薪，难不成企业是善意欠薪么？
而对于资本家呢？最高检为他们释放了最大的善意。“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于是各地纷纷以不起诉犯罪的资本家为荣，把释放涉罪资本家作为证明本地政绩。“审慎办理民营企业涉罪案件”、“民营企业家改装枪支 检察官不起诉”，如此种种新闻充斥报章，证明了今天中国由资本家当家作主；甘肃省前副省长更是语出惊人，“谁跟企业过不去，我们就跟谁过不去”。
于情于理，讨回属于自己的工资都不可能是恶意的行为；如果说在讨薪的过程中有谁是恶意的，那只能是官员与资本家在打压工人时结成的同盟——他们是秩序的受益者与维护者，而且显然他们都认为企业的发展比工人的生存更重要。因此中国广大的工人阶级必须团结起来，对抗专制政权的“恶意维稳”！
钳制言论
中共当局再次以“保护英烈”为借口打压言论自由。2021年2月19日，新浪微博用户“辣笔小球”发表评论，质疑《解放军报》公布的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中方死伤信息，认为中方阵亡的不只4人；并暗讽解放军团长以牺牲下属性命为代价活下来。之后，“辣笔小球”帐号被禁言一年，其本人在当天晚上被刑拘，在3月1日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批准逮捕，并在央视新闻镜头前“被认罪”。他的质疑则被南京警方、部分网民、中共与官方媒体打成“恶意歪曲事实真相”“损害英雄形象、伤害民族情感、毒害爱国之心”。
即使质疑者人在海外，亦可能被跨境追捕。就在“辣笔小球”被刑拘后不久，人在欧洲的王靖渝也因质疑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以及中共当局为何拖延8个月才公布相关信息，被指“诋毁贬损卫国戍边英雄”，因而被中国公安网上追逃、勒令3天内回国自首，其父母也被停职、被迫每天12小时待在派出所、在家也有警方监视。在绵阳警方针对王靖渝言论发表警情通报后，王靖渝则在评论区大骂解放军死得好、印度军队干得好。这场冲突只是为了争夺面积不大、无人居住的荒野地带。射秽主义者不赞同支持中印边境冲突中任何一方（无论印方还是中方）的言论，但王靖渝被指诋毁英雄官兵完全是因为其质疑官方报道。
2021年3月15日，中国知名地产商潘石屹之子潘瑞，也被北京警方发布通报要求回国接受调查处理。事件可追溯到潘瑞在2020年6月23日的一则微博留言“听说（中共军方）至少一个营地被印度活埋”。8个月后，潘瑞的这则评论被翻出来，其微博很快被封锁，而北京市海淀公安分局也声称“已依法对潘某刑事拘留，并对其开展追逃”。值得一提的是，潘瑞曾在新浪微博分享《路透社》“中方可能至少有40名官兵死亡”的报道，并质问这些官兵身份，而中国外交部则否认这则报道。
毫不意外，中共官媒轰炸式批评这些所谓“诋毁烈士”言论，装模作样地强调“诋毁英雄，就是与祖国对立、与人民为敌”。很多网民对于这些事件的反应，也是怒骂这些“诋毁烈士”者、希望他们被判刑，并纷纷分享人民日报制作的致敬边防军人图片——但我们评估民间反应时，也需考虑到中国网络审查之严格、质疑声音极易被消失，以及中共有着庞大的网络水军引导舆论，很多网民也未曾知道这些“诋毁烈士”言论的原话。
这一波打击所谓“诋毁烈士”的行动，法律依据为2018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英雄烈士保护法》。中共当局认为，“学术自由”“还原历史”“探究细节”已经成为歪曲中国近现代历史，并丑化、诋毁、贬损、质疑英雄烈士的借口，而“精日”人士美化日本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的言行也激发了民间对于立法保护英烈的支持。但现实中，这部法律一直被当局用以打压言论自由、封杀一切与“官方历史”或是“正确的人类集体记忆”不符的言论。这部法律声称保护的烈士大多是军人，但现实中退伍军人的权益一直没有有效保障，并在维权时屡遭镇压。
所谓“诋毁烈士”的说法，只是中共民族主义宣传罢了。当局对于改善退伍士兵的生活状况的承诺一直只是空谈，现有的退役军人事务部也无法真正保护到退役军人的利益。真正侮辱英烈的，当属为了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要基层士兵送命、对于冲突和伤亡实情闪烁其词、对于仍活着的退伍士兵则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中共资产阶级政府。
控制媒体
中共网信办2021年1月29日召开会议，宣布将“重点整治”自媒体、短视频网站等内地网上平台。紧接着2月初搜狐、微信等各大自媒体和公众号平台要求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等相关媒体资质，才能向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如果不具备有关资质，则不能采编发布、评论解读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领域及重大突发事件等相关信息内容，否则将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平台运营规范。
只有官方认可的新闻单位或新闻宣传部门主管的单位才有资格拿到如此严苛的许可证。这意味着从今往后非官方的自媒体无法自由发布和评论时政新闻，而只能转发评论中共喉舌所发布过的新闻，不然就会遭到轻则禁言封号，重则拘留判刑的处罚。
2月19日，微博大V“辣笔小球”就因为在微博上质疑官方对于去年中印冲突中，中共军队伤亡细节的报道而被以定义模糊的“寻衅滋事罪”为名逮捕。即使射秽主义者不赞同该博主的政治立场，我们支持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要求立即撤销对其控罪。
近两年里中国群众运动和重大危机此起彼伏，从香港2019运动、新冠肺炎到内蒙罢课罢工、蛋壳公寓事件。在这些事件中，自媒体往往是群众发声的重要途径。面对群众激進化的压力背景下，政权担心自媒体会成为“不稳定因素”并在民主斗争燃起之时会危及独裁统治，因而不得不发布加强管控自媒体的命令。
表面上看，该政策出台好像让中共政权更稳固了，但恰恰相反。就好比长城防火墙政策正好揭穿了政权自我标榜的“文化自信”一样，该政策背后表现的，不是政权的自信，而是政权的自卑与脆弱——政权害怕网民通过自媒体评论时政攻击政府、害怕新冷战背景下的任何中国的失利，会打击政权的威信，造成国内的反政府意识。
一方面收紧自媒体管控无疑标志着大陆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将会大幅受限，公民舆论监督政府为数不多的渠道也将会变为粉饰太平的工具，中共政权自认为短暂地稳定了统治秩序。
但另一方面，就像一年前打压李文亮言论的事件却引起了群众要求言论自由的愤怒呼声一样，现在政权想要通过限制媒体的言论自由来压制反政权的愤怒，想要制造全面噤声时代，但最终必然会适得其反。网络发声和游行示威、议会斗争等手段一样都犹如社会的泄压阀，而堵上泄压阀的独裁高压锅里面压力只会越来越大，并在有朝一日以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形式爆发出来。
射秽主义者支持完全的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反对中共政权对于各种媒体自由的管控。但是这个目标无法通过仰赖中共党内任何一派来实现，也无法依靠资本家来达到。因为中共独裁制度是和资本主义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平时资本家依仗政权的镇压来肆无忌惮剥削工人牟利，在政权需要时各自媒体资本平台便成为打压言论、新闻自由的急先锋。只有通过我们工人劳动者的民主斗争来打倒亲资独裁政权，并建立工人民主管理媒体的制度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言论自由。
延迟退休
在人口日益老龄化的背景下，面对巨大的养老金缺口和疫情带来的财政压力再次升级，中共在实施渐進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该决策将恶化中国就业状况和劳动者生存条件，并推动阶级矛盾走向激烈。以牺牲劳动者利益换取的举措遭致强烈的舆论反对。中国工人将進一步认清中共政权的本质。无产阶级是时候组织起来、行动起来了。
老龄化：在工人阶级处境不断恶化、物价房价高涨的情况下，人们生育意愿低迷，劳动力不足以及人口老化问题极为严重。在2018年，中国有将近2.5亿人的年龄在60岁以上，占了全部人口的17.8%。一间知名智库表示，在2053年前，这个比例可能超过33%。而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从2012年开始出现下降，年均减少300万以上，而且减少幅度逐渐加大，预计“十四五”期间还将减少3500万人。2013年开启的“二孩”政策下，中国人口出生率不升反降，進一步了恶化养老金收支情况。
养老金缺口：根据中国保险协会11月的报告，至2025年底，中国的长者人口可达到3亿，到时退休储蓄缺的口就会达到10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养老金收入由财政补贴与征缴收入两部分组成。若不计财政补贴，据人社部的《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养老金从2013年就出现了亏空，2016年更亏空达6504亿元。
该缺口主要是由于资本家拒交社保金造成的，这体现了深刻的阶级矛盾。以《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为例，2014年农民工未缴纳养老比率高达83.3%，当时月均工资2,864元，按当前缴纳比例计算，资本家少缴纳了15,686亿元养老金，这是该年度养老金征缴与支出差额2,226亿元的7倍多。而这还仅仅是农民工一个群体的情况。
由于2008年资本主义世界危机，中国从2009年开始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依靠地方政府大幅举债来刺激经济，致使债台高筑。现在中央政府为免杠杆过高，减少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去年全国财政赤字达到6.27万亿人民币，比前年上升了近3成，可见在现行制度下难以大增公共开支用以养老。据《标普全球》指出，中央政府今年不再像去年疫症爆发时那样安排特别国债发行，意味着其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资金将减少10%，而这笔转移支付几乎占地方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
养老金缺口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造成的产品分配不公，而中共应对该问题的方法，则是延长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年限、减轻资本家的付出，这体现了“退休延后”劫贫济富的本质。
就业危机： 中国不少企业实行“ 35岁，45岁”淘汰制度，在退休时间延后，还无法领取退休金的中老人的就业前景将十分灰暗。同时由于新的求职者的涌入入，这将加大工人阶级就业压力。在就业危机的情况下，工人阶级由于处于就业的不利地位，资本家将会对其進行更为严厉的剥削，这将造成工人阶级的普遍苦难。
生命消逝： 随着“996”工作制的普及与就业压力的不断爬升，劳动者的工作强度达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延后退休时间就是缩短劳动者的生命时间。部分未达到退休年限的中老年人将涌入低端产业，例如清洁、保安和更辛苦的外送员，这些产业往往对健康损害更为严重。刚从“996”中出离的中老年人，将面对更惨烈的压迫。
据《寿命精算学与退休年龄》的研究，一个人55岁后每工作一年，就将平均减少两年寿命。据此计算，中国2018年男性的平均寿命为77.0岁，若退休时间从60岁延长到65岁，劳动者的平均寿命将为67岁。即是说，一个工人在退休两年后，就将面临死亡。可见，“退休延迟”政策成为了收割工人生命的镰刀，而手持镰刀的死神正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外资本家。
综上所述，“延迟退休”政策是中共为了维系统治進行的阶级压迫政策，其根源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工人阶级需要有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向资本家发动斗争追回欠交的社保。射秽主义者要求取消户籍制度，落实真正的全民退休保障。至于钱从哪来，我们则要向富人征收重税。这样的话党国及民营资本家都会大力抵抗，因此要将整个金融制度应该民主公有化，交给工人阶级民主控制。
人口红利
二零二一年四月底，有报道指中国人口正在下降。《金融时报》（2021年4月27日）指2019年中国人口下降到14亿以下。这是50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当局随即否认了《金融时报》的报道。国家统计局没有给出原因下，延迟公布了去年進行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报告。报告原本定于2021年4月初公布的。这令人怀疑中共专制正面对尴尬的消息，并试图“修订”数据。“据了解，2020年，我国人口继续保持增长”这是国家统计局在4月29日发布的简单声明，并指具体数据将在人口普查公报中发布。中国正面对人口问题炸弹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印度很可能会在2027年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第一的国家。自2012年起，中国的劳动力每年萎缩。这对中共来说是个大麻烦，特别是现在他们正与美国帝国主义進行经济与地缘政治的生死之斗，经济力量、生产力及适龄工作人口都是决定性的因素。
有时，为统治者粉饰太平的学者们的行为看起来很让人迷惑。在推动延迟退休时，他们疾呼“我国有射秽主义的优越性，集体主义精神更强有利于避免发达国家延迟退休中的社会动荡”，“老一辈的人更能忍让、更能吃苦”，仿佛这个国家仍旧是射秽主义国家，仿佛中国人民都如同羔羊一般温顺，任人宰割；仿佛一放开政策，无论多穷的人都会敞开肚皮生出大群孩子——以供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剥削。
但细想起来，他们的行为又都是有逻辑可言的——为了从普罗大众身上榨出最后一滴油水的逻辑。中共的行为本质上与任何其他的资产阶级政府无异──许多在过去20年也在提高退休年龄、打击退休金。对于依靠廉价劳动力维持经济发展的政权来说，人口红利的消失是令人恐慌的。如果人口结构发生了他们所预期的变化，那麽通过高人口存量与低生育率所带来的快速发展就难以为继。
针对老龄化和少子化，央行在工作论文中写道，“人口红利当时用得舒服，事后是需要偿还的负债”，还宣称“应全面放开和鼓励生育”，免得人口结构崩盘。如此种种“政策建议”看起来仗义执言，但是，无论做多少看起来理性客观的评述，他们都无法掩盖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老百姓是平白无故地不喜欢生孩子吗？
当然不是。
如果学区房、补习班、备考不会榨干一家人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如果寒门难出贵子没有发生在现实世界中，如果父母在工作之余还能留出陪孩子的空余——那生孩子都不会是如此令人避之不及的选项。在资本主义的暴力压榨之下，生育只是套在父母和孩子身上的沈重枷锁，是通过代际更替补充工作力的手段；各路媒体为“后浪”所应许的未来从来都没有属于过普罗大众。在阶级固化的社会里，怎么可能有人容许“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呢？ 资产阶级只会進一步收窄阶级流动的通道，让无产者好好地当一枚社会的螺丝钉。
归根结底，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在压榨中国人民，那麽所谓放开和鼓励生育就只能是为资本提供剥削材料的政策。要解决人口危机，需要的是射秽主义纲领。这是一场要透过打倒资本主义与专制统治才能胜利的斗争：
全面实行免费教育，取消大学和高等学校学费！免费、民主公有与管理的托儿服务。
法定12个月的全薪女性产假，雇主不能对其降职或惩罚。对于职场中的女性歧视零容忍，例如“不能怀孕”规定。
建设优质的廉价房屋来解决住房危机。取缔发展商资本家，将建筑和房地产企业收归民主公营。
在职场及学校里改善女性的权利，杜绝性别主义与歧视。支持组织独立工会及学生会的权利，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大幅扩大老年人者照顾服务，在非牟利的民主公营下提供专门的住宿和家务支援。
反对提高退休年龄！要求大幅增加退休金，实行全民退休保障，以开征富人税来负担。
废除户籍制度。大幅增加公共福利、教育和医疗，同样以开征富人税来负担。
资本主义与独裁都是死胡同──我们为射秽主义而战！
统计数据造假
原定于二零二一年四月上旬公布的中国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五月十二日终于在一片质疑声音之中姗姗来迟。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结果，2020年中国全国总人口为14亿1178万人，对比2019年官方统计的全国总人口14亿05万人，人口净增长为1173万。
在结果公布前，英国《金融时报》引述内部消息报道，中国人口将跌穿14亿，是60年来首次人口下降，对此中国政府予以否认。
但在今天官方普查结果公布后，内地网民立即发现数据不合理。网民推算，假如2020年的死亡人口（官方对此未有公布）与2019年相等（998万人），即意味着2020年的出生人口高达2171万！这夸张的数目甚至跟国统局同日公布的2020年1200万出生人口互相矛盾。
那怕仅仅查看人口增长数字本身也不合常理：过去十多年，人口增长稳定下降，2010年的新增人口为641万人，到2019年的新增人口下跌至467万人，但这次人口增长数字突然上升超过一倍，这本身数字简直是荒谬绝伦。
另外亦有网民根据2007-2020各年公布的年龄结构比例推算，按此方程计算2020年的出生人口竟高达4234万人！
可见，这份所谓的“人口普查结果”在数字上根本都无法自洽，难以自圆其说。各项方程数据甚至自相矛盾，漏洞百出。
事实上，我们早在十年前已预视到了中国的人口压力问题。由于粗暴的一孩政策，令中国陷入了“未富先老”的惨痛局面。连带而来的就是劳动力衰退，退休养老的压力急增。过去依靠著庞大的劳动人口基数，将劳动成本，亦即是工人的工资压到最低水平，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现在似乎也已走到尽头。这对于本来就疲弱的国内消费市场可谓雪上加霜，劳动力衰退亦将连带引发国内经济渐渐丧失动力，习近平“双循环”的构想有着胎死腹中的危险，進一步破坏了他“定于一尊”的地位。更甚者，中国正处于国际关系和地缘战略博奕中被动和不利的地位，这个时间点上国内的根本性经济失去动能，对中共战略布局的打击非常严重。
同时，“14亿人口”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关口，一如中共的所谓“保八”“保六”政策口号，因为假如中国人口跌破14亿人口大关，意味着中国人口第一大国的地位很快将被印度取代，而印度的人口结构要比中国年轻得多。而且代表着中国的退休压力突破了警戒线，令人忧虑中国政府寅吃卯粮的养老政策是否无以为继，甚至進一步触发全国性的社会动荡——一如多次延长退休年龄而爆发大规模社会抗争的欧美国家。事实上，这危机已初见端倪，根据中共社科院发表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8-2022）》，即使中央持续对养老基金提供财政补贴，养老基金依然有机会有2035年完全耗尽分文不剩！这意味着现时50岁以下的劳动者都有可能在退休年龄时身处一个没有任何公共退休服务的社会，甚至辛苦供款数十载的养老金血本无归。因此，为挽救社会的信心，中国政府不得不做假帐以“稳定民心”。
然而，中国政府这种数据造假手段不过是自欺欺人。就像新冠疫情爆发早期不承认大祸临头反而指“吹哨人”造谣一样。数字上的幽灵人口既不能为中国提供劳动力，亦不能進行任何消费活动。中国社会少子化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下民众受到的超额剥削，绝大多数基层民众仅仅只能维持生活的水平，社会公共服务的严重缺失，户籍制度更让占中国人口大部分的农村户借人口被排除在城市公共服务和为数不多的福利之外，令育儿对中国的民众而言往往意味着生活条件的大幅倒退。而中共所谓的“鼓励生育”亦仅限于一纸空文，政府无意亦无力提供实切的财政支援和补贴予育儿家庭。因此，人口老龄化与萎缩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死结，中国走進了这一死结当中，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真正的民主射秽主义制度，全面推动优质免费的公共服务，解除为人父母的后顾之忧，才能确保生有所养老有所依，让社会的人口结构健康发展。
迫害非保皇派毛左
非保皇派毛左网站《红色参考》主编陈洪涛于微信公众号“方城故事”发表文章《南阳！以市委书记为首7名领导被评上全国扶贫攻坚先進个人》 ，指出河南省南阳市受到该表彰的7人全部为当地官员，而不是真正的农民、妇女和工人。7人当中，为首的南阳市委书记张文深，于2019年曾带几十官员和记者進行明作秀、假“暗访”，并怒斥基层扶贫干部办事不力，引发大量网民嘲讽和批评。
2021年月26日，陈洪涛在微信朋友圈发文“自称方城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的来，说是口头传唤，要去公安局”。此时，他在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已被删除。
翌日陈洪涛被警察释放。他表示，因在公安局办案中心一夜没睡，所以需要好好休息。
这并不是《红色参考》主编陈洪涛和编辑部成员第一次遭警方镇压。2017年“两会”的第一天，陈洪涛在公众号上报道，方城县進京上访者高保遭地方政府截访绑架殴打后，在昏迷中被丢弃高速公路，引起了社会关注。其后，方城县出动国保、网警等几十人围堵守候陈在方城的家，扣押了其家中一台电脑主机，恐吓骚扰其家人。
2018年夏，《红色参考》编辑部因参与佳士工潮和涉嫌呼吁北京等地大学生前往深圳声援，被广东国保跨省查抄了北京的办公室，编辑尚恺被捕；2019年3月21日，《红色参考》前编辑柴晓明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被南京市国家安全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陈洪涛的文章只是针对个别的地方官员，而没有批评习近平整个“全面脱贫”的假政绩，其实是很不足够的。习近平想利用宣传全面脱贫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并合理化取消劳动合同法和将退休年龄延后等打压工人的措施。
中国在疫症以来的贫富差距严重扩大。根据最新公布的胡润富豪榜公布，去年中国新增259名资产达十亿美元的富豪，达到1058人。连最近的官方报告《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也表示，中国有七成网民月入低于5000元人民币。
中共各级独裁政府对包括左翼毛派在内的政治异见者又一次的镇压和限制言论自由。中国左翼在网络为陈洪涛发起团结声援，制造了相当的舆论压力。恰逢两会即将举行，南阳市委书记张文深为免多生事端而将他释放。
今次抗争的成功再次振奋了左翼运动的信心！近日，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熊焰及其多名好友被捕，使左翼声援浪潮再次爆发。中国劳工论坛欢迎此一发展，我们支持中国工运的组织权和言论自由，反对一切以言入罪，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及工运分子。
在疫症的经济危机下，中国网民去年多次发出怒吼，从狠批科技业的996工时制，到对“人民富豪”马云的鞭挞，以至对青年生活粉饰太平的影片《后浪》的反弹，都看到阶级意识和反压迫情绪正在急剧升温。而九月学生更出现反抗封校政策的喊楼运动，及后以毛派为主的左翼的声势和自信大大提升。 中共当然有打压这些左翼活动，但至今尚未对作出全国性的镇压。相信今次逮捕陈洪涛只是市政府的决定，而并非中央指挥的全面搜捕，使左翼可以获得一定的胜利。然而，中共并不能容忍这些左翼活动长足发展，早晚会将镇压升级，甚至发起针对左翼和工运分子的全国性镇压。工人阶级必须要组织起来斗争，捍卫组织权利和言论自由，为更艰苦的斗争作准备。
工人运动
2021年3月1日，由中国各地外卖骑手组建的“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组织者熊焰（陈国江）及其多名好友，被北京警方抓捕。尔后，有被抓捕的两人获释，但熊焰却仍然没有消息。抓捕消息在中国网络平台被大量删除，但仍然引发许多外卖骑手抗议。
受到熊焰被捕一事影响，熊焰原所属的外送平台“饿了么”旗下骑手消极怠工，大量骑手拒绝接单，以致大量订单因为超时而作废。有“饿了么”骑手更号召在3月8日发起全国大罢工。毫不意外，有关工运消息遭中共官方封杀，而两家外卖平台也否认怠工罢工情形。但是，仍有一些网民在新浪微博反映自己的外卖没人接单的情况，并成功发出“骑手是罢工了吗”等字句。
“外送江湖骑士联盟”成立不到一年，集结近万名外卖骑手，而熊焰则为盟主，在网上发送帮助传达业界声音的内容，还会帮同业维权。被捕的原因是熊焰在网上平台公开批评外卖平台“饿了么”欺压骑手，因而触犯了利益集团使官方出手“维稳”。盟主早前发布视频批评“饿了么”平台设置的奖励规则先用欺骗手段留住骑手，后随意更改规则侵害骑手经济利益。此视频播放量达到900万（在中国国内网站已被河蟹），相关话题在微博阅读量超过2亿次，迫使公司向骑手假惺惺地公开致歉。
外卖骑手成为中国最受压迫的蓝领工人之一，近年抗争时常发生。在3月1日，广州和深圳部分“美团”骑手也聚集罢工，抗议公司在未通知的情况下变相调降配送费。按照新的配送费标价标准，每名外卖骑手每周将少赚上百元，每月将损失上千元。
在中国，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便捷人们日常饮食的外送平台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相应地，外卖骑手也成为社会不可或缺的一员。由于准入门槛较低，当外卖骑手通常是中国基层民众谋生手段之一，目前超过600万人从事此行业。但该职业危险性高，却几乎没有任何职业保障，骑手往往要为了避免超时而被平台罚款，被迫采取闯红灯、逆向行驶等交通违规行为，而这也冒着被交警罚款、扣车，或是发生交通意外而伤亡等风险。此外，从业者的工资被平台不断压低，包括将餐点送到地点后，若没有按规定拍照片，也会被扣钱；现实中骑手们是“独立的约聘人员”，没有与平台签劳动合同，法理上并无雇佣关系，一旦遭遇伤害，维权也很难成功。
现如今的外卖骑手行业，属于“零工经济”（gig economy）的一种。外送平台可以在用人上更具弹性，这就意味着可以节省员工福利、办公空间和员工培训等方面的支出。表面上看，企业往往声称零工经济所具有的弹性，可以帮助外卖骑手们实现工作与生活平衡，但现实远非如此——要维持基本收入，基本上每天就要跑10小时以上、每周无休能才有希望每月赚到6000元以上。外送平台用人上的弹性，也让骑手随时可能失去这份工作，或者从一个平台跳到另一个平台，而这些也反映出这种零工经济的不稳定性。“独立的约聘人员”身份造成的骑手们处于相对原子化的状态，也让组织起来罢工存在一定困难。
在资本主义先進国家，外送人员一样遭受平台剥削。2016年夏天，因为从时薪制改为计件制（将造成实质工资下降），Deliveroo在伦敦的外送人员开始罢工，之后罢工浪潮传遍全英，并影响到其他平台的外送人员，更在接下来一年影响到欧陆多国，并且各国之间工人也彼此串连。各地斗争有成果有挫折，但都彰显出外送人员身为工人团结对抗资方的精神，中国外卖骑手可以从中学习。而对于近来中国外卖骑手维权遭打压一事，英国应用程序和外送员工会（ADCU）在推特发出正式声明声援熊焰。这些抗争和声援行动，无不显现出国际工人阶级团结。
目前，中国外卖骑手们与关心事件的人士仍活跃在微信、QQ、Telegram等群组讨论行动方案，准备将行动升级。中共独裁严厉打压组织自由，“枪打出头鸟”地针对工运领袖，迫使近几年工人要“化整为零”，转用手机网络并以“无领袖”的方式组织起来。今次外送员工同样巧妙地运用网络组织，但同时在斗争中也出现了勇敢带头的工运领袖。斗争若要取得更显著的成果，工人更需把手机网络的组织化为实体组织的力量，建立独立工会。
中国劳工论坛热切支持外卖骑手跨平台的怠工、罢工行动，要求释放所有被捕工运分子，停止打压工人组织及言论自由。我们支持争取提高奖金和每单（或每小时）收入，要求公司为所有工人提供正式劳动保障。
伪国会
2021年3月4日，中共的人大政协“两会”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两个机构其实都没有实权，它们只是中共独裁统治的花瓶，而且中共统治越来越来变成习近平的一人独裁。不过，两会依然受到注目，因为这是新政策出台的地方，当然这些都是习近平和他的党羽背后早就铺排好的决定，只不过是让超过5000名代表走个热烈鼓掌通过的过场。
过去二十年，中国资产阶级所累积的巨额财富受到许多关注，他们当中许多人也成为了两会代表。今年这一群人的财富总额又刷新了纪录。根据《胡润百富榜》，参与两会最富有的资本家，他们的财富在过去12个月暴增了68%。这些代表的总财富高达3910亿美元，比香港2020年的GDP（3490亿美元）还要高。
去年，纵使有年初的疫情和严厉封城政策，中国每个星期就有5名新亿万富翁（身家超过10亿美元）诞生。根据胡润的报告，中国“抛离了美国”，中国有1058名亿万富翁，对比美国只有696名。今年7月23日，中共将迎来其建党100周年纪念，我们到时候会看到习近平政权掩盖其阶级性质的政治把戏——当今中共实际上的政治意识形态，与1920年代南辕北辙。
人大会议定下了2021年的GDP增长目标，不过许多评论员原以为今年会跟去年那样不这么做。今年的目标将会是“6%以上”，许多评论员认为这个目标比较保守和容易达成。《彭博》就此向不同经济学者進行调查，他们对于中国2021年的增长预期平均为8.4%。
虽然增幅为1976年以来最疲弱，但是中国在2020年仍是唯独出现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当然一如以往，这个数据是有水分的。不过，根据官方数字，去年中国经济增长了2.3%，同期德国经济萎缩5%、美国经济萎缩3.5%。虽然8%的经济增长很吸眼球，但这要考虑到2020年的低基数效应。如果我们求取2020和2021两年平均年增长的话，比起十年前每年增幅达双位数，这个反弹实际上是延续了过去增长速度下滑的趋势。
工人们也没有从这个“复苏”得到好处。自2009年以来，去年中国首次出现全部省份冻涨最低工资。各项指标显示当局打算2021年继续冻涨。同时政府也在准备大幅削减退休保障，首先从妇女入手，把女性的退休年龄从55岁调升到60岁，来达到“男女平等”。这联系到中国正在面对的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劳动人口减少的计时炸弹。
政府的社保资金已经开始见底。根据中国社科院的报告，中国32个省级地区当中，近半的社保预计会在2022年出现赤字，而2015年只有6个省份。这个议题有可能会触发重大的社会动荡。2013年一项民调，显示95%的民众反对提高退休年龄。
2027年，印度预计会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劳动力的下滑，预计2017到2037年劳动人口将从7.59亿减少到6.61亿，将会对经济以及中共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及军事大国的计划受到打击。
另一个形成中的危机就是急速膨胀的债务水平。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资料，中国的公共、企业与家庭总债务从2019年GDP的255%增加到2020年的280%。加上外债，这个数字更加增加到GDP的295%（人行估算外债为GDP的14.5%）。2020年中国的经济仅仅增长2.3%，债务却大幅上升。这是不可持续的状况。
今年两会最重要的特点，并非上头条的政策“决定”，而是习近平派系進一步巩固他的权力。中共党国内正掀起了一场权斗。为了在明年党大会中连任第三任期而铺路，好让他能够成为终身领袖，习近平大力强化自己的控制。
习近平不断集中权力到自己手中，放弃了1980年代邓小平政权所建立内部制衡和监督的“集体”威权统治，这是严重危机的警号。随着习近平对于社会的镇压不断加剧，其政策也激起越来越大的反抗（如同过去在香港及内蒙）。实质工资的下跌也引起了工人阶级的不满，尤其是那些占中国蓝领工人2/3比例的农民工。
美团外卖的骑手在3月8日发起了罢工行动，要求提高工资及改善待遇。另一家外卖平台“饿了么”的骑手熊焰在上月被捕，他被指控组织外送员的独立工会。中共独裁对于独立工会是零容忍的。
两会也为香港订立一套新的政治制度，意味着香港的有限度“半民主”议会制度寿终正寝。中共打算对于香港施加更强硬的威权统治。上周，当局动用国安法逮捕、起诉了超过40名泛民政治人物，并将他们收押。他们将会在5月再次上庭，面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的控罪。这显然是为在北京的人大政协会议造势。上周的香港审判异常混乱而残酷，法院开庭至凌晨，数名被告体力不支晕倒，这是故意为了展示习近平政权的力量，发出坚拒欧美西方势力“干预”的信息，警告所有试图挑战当局的人。这同样剑指那些试图组织起来维权的中国工人，以及中共党内越来越不满习近平政策方向的反习派系。
最新一波的打压将香港整个立法会的反对派候选人拘捕囚禁。在3月4 日呈交到两会的工作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这个过去凸显有限度自治的字眼。取而代之是强调“中国主权”与“爱国者治港”的概念，后者只指中共的支持者，北京可以随意取消任何支持民主人士的选举资格。
人大会议预计会通过香港的新投票制度，这将進一步移除专制当局对于立法会失去控制或面对民主斗争的代表進入议会的可能性。原定于去年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将可能在一次延后至2022年举行。而由亲中共菁英所组成的选委会也会被改组，進一步被中共所操控，除了选举特首外，还会被赋予提名、否决候选人的权力。
各种迹象表示，习近平不会停止扼杀香港的泛民反对派，而且也会重组并清洗建制阵营。在北京眼中，现存的建制派政党都相当无能，没法保障中共在港的利益。香港本地的传统富豪们也可能会丧失部分的政治特权，他们被视为在维护北京方面不够狂热。在习近平的指导下，中共及其裙带资本将迅速掌控香港，香港有限度的自治也会被废止。
与同习近平在其他地区的政策一样，打压与强硬统治取代了妥协与沟通。香港脆弱民主权利的前景看似非常黯淡，但同时习近平的政策也会激起民愤和政治激進化，这是不可能透过警察措施就能够无限期镇压下去的。
持续加大的强硬镇压政策，加上不可持续地以债务推动经济，为工人阶级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痛苦。习近平政权可谓在制造著充满爆炸的未来。
社会危机
中共独裁政权描绘的中国现况和中国实情之间存在巨大且愈来愈大的落差。随着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日临近，中国的独裁者习近平需要不断的“胜利”，以确保明年政治局换届之前的地位。中共的宣传机器已经陷入疯狂。
同样，对于习近平令人作呕的个人崇拜也达到了新高度（或深度）。 2021年2月，《人民日报》在一篇庆祝中国脱贫“全面胜利”的文章中，提到习近平的名字达139次。正如我们将要说明的那样，习近平的脱贫攻坚战是脱离现实的又一次宣传上的成就。最近被网络审查屏蔽的一个字眼，揭示了习近平政权对于批评声音多么敏感：“翠”字作为一种抗议的方式，在中国网络传播起来，因为这个字也可以解读为“习习卒”，即“习近平死两次”。
习近平在国内外面临多重挑战。对于他的政权和中共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危机，甚至可能是生死存亡的危机。许多新政策和声明表明了这一点，包括有关“防范金融风险”（中国的债务水平现在已经超过日本的最高水平）、在2027年之前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以应对拜登执政时期肯定会延续的美国压力）、以及习近平旨在提高中国的消费支出，以此来抵消全球化和反华保护主义政策影响的过于复杂的“双循环”战略。
习近平还面临着党国内部挑战。关键问题是明年的中共二十大，习近平的目标是打破传统的任期限制，打算再任第三届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他计划成为“终身主席”。在2012年至2017年的第一个任期中，习近平发动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反腐运动，成功地平息了高层派系的权力斗争。实际上，这掩饰著针对派系的清洗行动，目的是清除他的敌人并巩固习近平手中前所未有的力量。正如我们所解释的那样，中国政权的特征从“一党专政”演变为“一人专政”。
但是，由于在社会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危机，中共内斗再次加剧。如今，这场权力斗争是自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前后最严峻的一次。尽管习近平目前较可能成功地继续他的统治，但在党国上层日益成长的不满情绪和派系操纵可能会迫使他做出妥协。2022年二十大之后的时期可能会看到不同的势力组合，和中共内部更大的不稳定性。最终，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反映了社会進程和工人阶级不满情绪的上升趋势。
党国内部的分裂并没有明确或清晰的分野，这些分裂根本上无关政治分歧，而事关权力：中共的高层是控制着庞大商业帝国的资本主义寡头的集合。在这些人当中，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悲观，认为几乎所有事情都出了问题。
因此一些反习派人士不满习近平在与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和台湾之间的争端之中，他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强硬的战狼外交。这一部分的统治阶级宁愿回到邓小平更为谨慎和务实的“韬光养晦”外交政策，以此作为降低全球紧张局势（尤其是与美国的紧张关系）的手段。
反而，习近平的政权像一只竖起脖子的伞蜥一样，夸大其经济实力和全球能力，一定程度上为了外交，但更重要的是，它仍然增强了习近平继续统治所需的大汉民族主义“强人”光环。中国的侵略性外交政策——在与印度的争议边界上、在台湾海峡和南海進行的军演升级、为报复华为创办人之女孟晚舟在温哥华被逮捕而拘留了两名加拿大公民，都具有双重目的：向外国政府施压、也要养活国内的宣传机器。
不安的另一个原因是镇压的持续增加。这一直是习近平统治最显著的特征。反习派基本上没有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他们都不会拒绝命令警察镇压街头抗议或工人罢工。但是习近平在香港、内蒙古、（以及更明显的）新疆的残酷镇压显现他的“默认做法”，而只要他的强硬政策遇到阻力，他的“默认做法”就会加倍，这反而会适得其反。
蔡霞说，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進入了一个“精致的新极权时代”，已经超越了毛泽东甚至希特勒的极权主义。
这至少有四个原因。首先在新疆，险恶镇压已经达到了奥威尔式的水平，并没有实现“稳定”这一既定目标。它终究再推动中国走向革命性的爆炸，中共的某些阶层对此感到恐惧。香港2019年一地的群众性民主运动预示了中国的前進方向。其次，这为拜登和其他西方元首提供了可以重大影响全球舆论的武器，并在“人权”和“民主”的叙述背后隐藏他们对中国的冷战策略。
第三，习近平政权的暴政甚至与过去相比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因为它也直接在内部监视和管控中共精英。中共久负盛名的、培养未来高官的中央党校的前教授蔡霞说，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進入了一个“精致的新极权时代”，已经超越了毛泽东甚至希特勒的极权主义。“不同在高科技，就是我们讲的信息化大数据的监控。他可以做到精准监控每一个人，他可以二十四小时全方位立体全天候地来监控。”她在2020年9月19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说道。
蔡霞于2020年逃到美国，与中共部分太子党（中国的“红色贵族”）关系密切。太子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核心，这一派最初支持习近平（习近平本人也是太子党），但现在对于习近平愈加不满。蔡霞说，习近平的统治派系被称为“之江新军”（或“浙江帮”），得名于这些许多人最初起家的省份，他们仅得到约10%中共党政中高层的坚定支持。现阶段，大多数人不愿公开反对习近平。他们的“支持”是被动的。尽管出于派别目的，蔡霞可能夸大了对内部力量对比的解释，但其他重要的事态发展证实了在党国各个层面上普遍存在但沉默（甚至可以说是“消极对抗”）的不满现象。
最明显的体现是习近平与总理李克强之间日益公开的权力斗争。由习近平派系控制的国有媒体甚至审查了总理的讲话，这是自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自2012年与习近平就任以来，李克强一直保持低调。但是在过去的一年中，他成为中共内部异见者的代言人，通过媒体采访丢出了许多“重磅炸弹”，间接批评习近平的政策。去年5月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束时，情况就是这样。李克强向媒体宣称，中国有6亿人（总人口的43％）每月收入不超过人民币1000元。这是对现实的检验，是对于习近平通过官方表彰大会自夸的脱贫攻坚战的嘲讽。
蔡霞的说法揭示了很多东西。她告诉自由亚洲电台：“除了‘习家军’以外，大家都知道这样子下去不行。”尽管习近平越来越招人不满，但蔡霞承认，习近平不能通过“正常”程序换掉。她的结论是：“或许在一个偶然的突发事件或者偶然的导火线， 一下子就把局面给炸开了。”
酝酿反抗的第四个原因是，习近平的极端警察国家措施导致中共政权丧失预测和应对新危机的能力。当新冠病毒在武汉开始爆发时，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尽管当局后来有意识地掩盖疫情，但事实是，在2020年1月20日之前的关键几周里，习近平政权自身也被党国对掩盖真相的热衷和国安机关的行动遮蔽了双眼，国安部门在每次有人试图警告疫情时往往会迅速镇压。
直到西方政府在大企业的压力下对于疫情悲剧性地应对不力，习近平才得以转移公众注意力，并从武汉疫情防控不力中部分恢复过来。面对突然的危机，武汉并不是政府瘫痪独有一例。从2019年6月开始在香港爆发的上百万人示威游行，以及一年前特朗普政府的首次贸易战攻势，是习近平政权无法预料的两个事态发展，最初受到惊吓而无所作为。
中共宣传的一个关键主题是中国（极权主义）政治制度相对于“西方民主”的“优越性”。中共喉舌声称，防控疫情的“胜利”、2020年中国的经济反弹以及脱贫都表明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同样，中国的“疫苗外交”将大量中国制造的疫苗运往较贫穷的国家，被用来進一步羞辱西方帝国主义的冷酷。显然，资产阶级民主于全球（但特别在美国）的深刻危机，随着像特朗普这样的不稳定而专制的人物的出现，对中共的宣传非常有利。
但是，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偏爱议会或“民主”政府而不是军警独裁制度，还是有原因的。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中，资本家的弊处在于工人阶级赢得了某些有限但至关重要的政治权利：组建工会、政党、自己的媒体，并利用这一民主空间来辩论和澄清所需的思想和斗争方法对抗资本主义。在像中国这样的极权资本主义社会中，上述所有这些权利都被残酷地压制了。
但总体而言，资本家更喜欢“民主”制度，因为它提供了更稳定的统治形式。 “多党制”（几乎所有党派都是资本主义政党）可以充当释放群众压力的安全阀。议会民主机关、媒体、司法机构包含“制衡”机制，以监督统治集团来防止其偏离资本利益太远。
相反，极权主义政权，特别是在经济危机和阶级紧张局势加剧的时代，往往会陷入重大危机并崩溃。中共和中国的资产阶级中没有任何一人赞成转向资产阶级民主模式。天安门广场群众民主运动（在300多个城市進行群众运动和罢工）遭到镇压后，资本主义在中国得以复辟，但是邓小平政权有意识地选择了保留了重要的国家控制并拒绝资产阶级民主的资本主义复辟道路。
中共的自由派分子主张的“政治改革”，只是提出改良的、更少镇压的、更少的政治和社会控制的专制统治。
中共成立百周年纪念活动将伴随海量的民族主义宣传，传达这样的信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是纪念活动还有另一面：活动将被习近平派系把持，作为内部权力斗争的武器。个人崇拜将达到一个新高度，以巩固习近平作为“毛泽东以来最伟大的领导人”的地位。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明年二十大和习近平做第三届之前不会出现任何失误。
一个世纪前鼓舞中共先驱的思想——阶级斗争、反资本主义、民主、国际主义和俄国革命——对于当今统治者则是“颠覆国家政权”的话题。它们将被掩盖在民族主义主题下，如打击“台独分裂分子”、抵抗“反华势力”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考虑到二十大，习近平在未来一年内将经受不起任何重大挫败——不能有新的香港抗争般的社会爆炸。拜登在任期的头几周，就台湾、南海和中共对香港的政治压迫施加压力，而北京可能试图通过至少在某些特定领域（例如气候变化）提供合作来缓和紧张局势。不能排除可能会出现有限的缓和过程，但它是脆弱且短暂的。在国内，我们可以期待一系列“胜利”的到来，这些当然都是由习近平精心设计的。
这一系列“胜利”包括经济方面。尽管是1976年以来的最低增速，但中国仍是2020年唯一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与以往一样，中共一直在耍一些统计手段。尽管如此，依官方数据，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长了2.3％，而德国萎缩了5％，美国萎缩了3.5％。
今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增长8％，有些甚至预计将增长10％。虽然这很引人注目，但今年的GDP增长表现将因2020年以来的低基数效应而被夸大。即使2021年的增长率为8％，2020、2021两年的复合增长率也将低于6％，换句话说，延续了自2019年（6.1％）以来增长放缓的趋势。
此外，中国经历了K型复苏。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年收入超过30万元人民币（约合48,400美元）的人（仅占人口的5％）的财富有所增加。但是至少2/3的人口实际收入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的前三个季度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仅比前一年增长了0.6％。相比之下，2019年的这一数字为6％。
家庭债务水平在过去五年内增加了三倍，到2020年增加到GDP的62.2％，而美国的这一数字为76％。在这方面赶超的速度令人震惊：2008年，中国的家庭债务占GDP比例为18％，而美国为99％。最重要的是，这源于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而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是世界最高之一。据《中国日报》报导，上海、深圳和北京的住房价格在全球排名第四、第五和第六，而香港是第一。
在去年，没有一个省份提高最低工资——2009年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所有迹象表明，2021年将继续冻涨最低工资。这解释了为什么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人均消费在2020年下降4％——自1969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去年奢侈品市场增长了近50％。因此，2020年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不是基于强劲的消费（消费是习近平“双循环战略”的核心目标），而是基于这种所谓的战略要避免的因素：更高的债务水平、对于出口更大的依赖性和房地产泡沫。
由于疫情和其他国家的连续封城造成的意外收获效应，2020年出口增长了3.6%。中国成为“万不得已的出口国”。上半年，中国用于抗击新冠肺炎的关键医疗产品的出口增长了两倍多，从180亿美元增至550亿美元。电子产品出口也出现了类似的增长，尤其是在家工作的产品。这些意外收获无法重现。
据中国人民银行（央行）称，已经严峻的债务水平進一步攀升，到2020年，中国的公共部门、企业和家庭债务加在一起达到GDP的280％，高于2019年的255％。如果计入外债（中国人民银行估计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4.5％），则这一数字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约295％。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有2.3％的温和增长是通过其有史以来最大的债务增长而实现的。这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债券市场的压力，加上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一系列违约，表明金融体系出现了首次严重的裂痕。
然而，根据上海胡润百富榜，对于其中大多数是中共成员并融入中共国家权力结构的超级富豪来说，2020年是“有史以来财富增长最快”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中国新增了257位亿万富翁，每周新增5名亿万富翁。他们的财富总和增长了60％，达到4万亿美元。
胡润研究院指出，中国拥有1058名亿万富翁，“抛离”美国的696名。在中共成立百周年纪念日，我们将看到习近平政权歪曲政治现况、掩盖1920年代共产党人的阶级性和政治与当今专制资本主义寡头统治截然相反的现实。
中国一名托洛茨基主义者评论道：“十年前，中国互联网上声音最大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现在左翼占主导地位。几年前，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被尊称为‘马爸爸’，现在他被称为‘吸血鬼’和‘邪恶的资本家’。”
中国青年与日具增的政治激進化，尤其是“泛左翼”（其中以“毛派”为最多）的迅猛增长，对中共来说是一个麻烦，以及潜在的破坏性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国，我们看到的不是传统毛主义。相反，这已成为多个左翼思想的通称。
中国许多年轻的毛派支持国际主义、女权主义、LGBTQ和少数民族权利。这些青年深刻批判甚至反对亲资本主义的中共政权；当然了，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需要小心翼翼進行批判。换句话说，他们与国际上一些毛派有着截然相反的立场，国际上的毛派往往热切支持习近平政权及其在新疆、香港的高压政策，并反对工人罢工。
ISA在中国的一名支持者说：“在2020年疫情期间，我注意到中国年轻人正在向左转。”他说，反建制意识的增长现在在社会中很普遍，其中包括但不仅限于毛主义的增长。“十年前，中国互联网上声音最大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现在左翼占主导地位。几年前，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被尊称为‘马爸爸’，现在他被称为‘吸血鬼’和‘邪恶的资本家’。”对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尤其是对来自中国内陆贫困省份的2.9亿农民工的卑微待遇）的愤怒，是当今政治激進化的主要推动力。
习近平脱贫“全面胜利”的庆祝活动是为了转移人们对这些现实的关注。中共政权不仅宣称这是“人间奇迹”，甚至还将“贫困”一词从脱贫机构的正式名称中拿掉，这让将来禁止所有提及“贫困”更为可能。
毛派网站“红色中国”的编辑之一陈洪涛因在2月份发布一篇文章揭露了脱贫运动假象而被捕。在这个话题上，与许多其他话题一样，人们普遍不相信中共政权所声称的，中国的左翼人士尤其不会去相信，而国际上的新斯大林主义“左翼”似乎很乐于相信这些荒谬绝伦的宣传。
习近平的“脱贫攻坚战”于2013年发起，其明确目标是到2020年底使剩余的1亿人口摆脱“极端贫困”。鉴于他在这场“战争”押上了自己的个人声望，因此他不可能错过这个期限。现实再次为了这个独裁政权的存续而被窜改。
政府投入了1.6万亿元人民币用来扶贫，用于一些极端贫困地区的道路和基础设施投资以及1000万人的搬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实现其脱贫目标而普遍伪造数据、强制执行和伪造成就。这场脱贫运动采用了非常低的“极端贫困”标准，即每人每天2.30美元。这低于世界银行提出，适用于印度的每天3.20美元的贫困线，并且低于为中国这样的中高等收入国家所建议的贫困线的一半。
中共当局宣传掩盖现实的另一方面，在于中国抗击疫情的实况。习近平在去年9月8日北京举行的表彰大会上宣布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胜利”。这时庆祝还为时过早，因为之后又爆发了新的疫情。虽然按国际标准，新一波感染数很低，但这却带来了数次大规模的封城措施。
在与北京相邻的河北省，1月有超过2200万人被迫关在家中一周以上。这实际上是2020年武汉封城规模的两倍。在新疆（2020年7月至2020年8月）、吉林和黑龙江（2021年1月）也发生了类似的封城，波及数千万人。北京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摩擦，据信部分政府太过急于实施封城。这也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一个特征。
目前，中共政权推出的疫苗遭遇碰壁。尽管中国的全球“疫苗外交”取得了一些進展，向以中、低收入为主的80个国家（西方国家及他们的疫苗公司冷落这些国家）出口疫苗，但其国内施打疫苗计划進展不顺。根据2月15日《南华早报》的一项分析，中国向国外运送的疫苗数量（4600万支）超过了用于本国的数量（4050万支）。
中国不仅面临着给相当于美国四倍的人口接种疫苗的挑战，而且还面临着公众的广泛不信任。这是因为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了许多涉及不安全、过期和受污染的假疫苗、药品和食品丑闻。缺乏透明度以及中国疫苗生产商拒绝透露一些试验数据，加剧了公众的疑虑。在上海進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一半人口不打算接种疫苗。根据另一项调查，在浙江医务工作者中，只有28%愿意施打国产疫苗。
迄今为止，中国疫苗仅被批准用于60岁以下的人群，与西方产疫苗相比效果不佳。科兴疫苗在巴西的试验中仅达到50.4％的有效率，而在印度尼西亚则达到65.3％。相比之下，辉瑞疫苗的有效率为95％，而莫德纳的有效率为94.1％（两家都是美国公司）。英国《金融时报》报导，科兴在中国的工厂出现了生产延迟，以及存储疫苗所需的進口玻璃小瓶发生短缺。
对中国疫苗的质疑也削弱了其全球外交攻势。去年12月，柬埔寨独裁者洪森（过往非常亲中共）拒绝接受中国疫苗，除非其获得世卫组织的批准。他说：“柬埔寨不是垃圾桶。”
尽管世卫组织仍在评估中国的疫苗，但柬埔寨政府已于1月份接收了第一批疫苗。但是现年68岁的洪森还是在中国官员的建议下放弃为自己接种。他说：“该疫苗对60岁以上人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仍在研究中。”在菲律宾，另一位独裁统治者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正在推广中国的疫苗，在民调中被问及的受访者中，只有不到20％的人对中国疫苗有信心。
匈牙利是唯一使用中国疫苗的欧盟国家，这当然与右翼奥尔班（Orbán Viktor）政府突出的反欧盟立场有关。但是2月份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27%的匈牙利人愿意接种中国疫苗，在执政党的支持者中这一比例则上升到了45%。
尽管习近平虚张声势，而且担心在中共庆祝成立百周年之际不能让任何事来“破坏党”，但习近平政权仍将面临许多现实考验。债务危机、与美国的持续冷战，以及担心西方国家加快接种疫苗后可能改变与中国的力量平衡，这些挑战都预示著未来的动荡。工人和青年之间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意味着新的斗争爆发是不可避免的，而真正的射秽主义思想将迎来更广泛支持。
女权运动
中国女权运动人士再次遭受打压。中共专制惧于女性日益的激進化，而这一激進化正是社会上及青年人中更广泛的激進化趋势的一部分。
这些打压都有着相似的模式。首先，女权主义者遭到亲中共的民族主义网军有计划地恶毒围捕。政府在网络上煽动着歇斯底里的反女权攻势。之后，女权运动知名代表的社交媒体和群组被关闭。她们被扣上“汉奸”的帽子，并被噤声！
2021年3月底，四川成都的一间餐厅里发生了一起攻击事件。两位女性因劝阻一位男性吸烟者而被攻击。这名吸烟者一气之下向这两位女性泼洒灼热的液体，这个事件被这两位女性用手机拍了下来并发上微博。这名男子说：“不抽烟的男人不是男人”——讲出这句话对他没有任何好处。
这两位女性分别是知名女权运动人士肖美丽与郑楚然。郑楚然是2015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被捕并被拘留一个月的“女权五姐妹”之一。 作为全球声援行动的一部分，当时ISA在香港组织了声援抗议，要求释放五人。
肖美丽关于成都餐厅遭攻击事件的内容在网络上疯转，起初得到了绝大部分人的支持，有支持言论来自一些与政府部门相关的帐号。次日，有民族主义大V在微博上对这些女性发起了攻击，他们贴出肖美丽在2014年声援香港雨伞运动的“历史”照片。网军们遂违背事实，给她贴上支持“港独”的标签（港独并非雨伞运动的目标，但是中国民族主义者用这个标签来攻击所有支持或同情香港民主运动的人）。随之而来的是数以百万计的海量网络攻击。
另一张照片显示，郑楚然戴上了一条黄丝带（代表支持香港民主运动）。她被指控为“台独”分子（另一项中共治下的禁忌话题）。这两位女性和其他女权主义者遭到暴力威胁和指控，包括“崇洋媚外”、“反华”、“CIA间谍”。 不久之后，肖美丽的微博帐号被微博关停，而这些网军则弹冠相庆。
这一波攻击正采取了我们熟悉的将厌女思想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模式。这些攻击背后的右翼民族主义势力，实际上是中共政府的侧翼力量，并受到中共的庇护。他们的核心主张是民族主义，但也包括社会保守主义——因此讨厌女权主义。他们指责女权人士被外来价值观“腐化”了、一切都是西方“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这些民族主义者支持独裁同志、（中国帝国主义）强国梦和大汉族主义。他们煽动针对穆斯林等少数民族的种族主义。其中一部分人正在朝向法西斯主义发展。 除了这个“非官方”的网络水军，中共国家机器还直接雇佣了200万名全职网警和2000万名兼职网警。
超过20个女权主义者和女权组织的帐户被微博关停。微博方面声称她们的言论是“有害”、“非法”、“煽动群体对立”。其中一名女子告诉CNN：“我们遭到了全互联网海啸般的打击，被集体噤声。”很明显，中共是此次打压的幕后主使。但问题是，当局为什么要这么做？
另一独立但与前述打压关联的发展，是超过10个女权小组在另一个社群网站“豆瓣”上被封杀。豆瓣是提供给年轻人的一个书评和影评的平台。在此次打压被封杀的女权小组，一共有超过4万成员。
这次打压的目标主要是激進的“6B4T”支持者，她们在不断高涨的中国女权浪潮中仍是属于边缘的少数，她们主张不与男性恋爱、婚姻、生育等等。“6B4T”运动始于和中国一样是儒家社会的韩国——韩国资本主义非常父权、对女性的压迫十分严重。
“6B4T”能够获得一群以中国年轻女性为主的追随者，实际上不难理解；由于强硬的极权资本主义政权不允许任何形式的集体抗议、组织、政治活动，因此社会上许多群体都有着极度的无力感。在资本主义复辟后，中共恢复了很多在20世纪50—70年代革命时期被消灭或冲击的父权控制架构。
在今天，中共认为更多的妇女权利阻碍其统治和“大国崛起”使命的完成，而实现这些的动力，随着中美帝国主义冷战冲突的加剧而强化。习近平政权没有变得更开放、更民主、更容忍各种抗议，反而变得越来越高压。当局对新兴女权运动和女权意识的态度有着矛盾心理。尽管当局极力压制，中国的#MeToo运动所引起的关注已反映了这一主要趋势。最近一个案例是，4月15日武汉大学一名副教授被开除，该副教授至少性侵了18名女学生。因受害女性挺身而出揭露施暴者，拒绝掩盖这件事，这起案件得到了全国社交媒体上的广泛关注。
中共当局不敢直接大规模镇压、逮捕或迫害女权人士，否则当局将与一大部分社会舆论产生冲突，而社会上很多人对妇女的现时状况感到不满。与此同时，中共担心女权主义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而他们最害怕的是所有不受其控制的社会发展。即使这些运动未有组织（2019年的香港也没有），但是思想一旦進入群众意识就会对统治精英（包括中共独裁）造成威胁。
中国女权人士遭攻击的另一个关键性因素，是中国出生率的灾难性下跌、达到了194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去年又下降15%。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表示，未来五年，每年的出生人数可能会下降到1000万以下。对比一下1987年（计划生育实施7年后）：当年的出生人数为2500万。
中国人口正進入下滑时期，在中美冲突的历史性背景下，这对习近平来说更加棘手。“世界工厂”的劳动力规模已连续8年下降。中国人口问题的原因很复杂，部分是由于计划生育的遗留问题所致。虽说限制只生一胎的政策于2016年取消，但这并未能扭转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趋势。这更是因为在中国生育的高昂成本：教育、住房和医疗都花费甚钜。
在重新推广落后的儒家思想宣传后，习近平政权推崇异性婚姻和“家庭和谐”，视这些为确保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控制元素。 因此，女性就像少数民族和渴望民主的香港人一样，必须受到钳制。中共过去还是股革命力量时，他们曾激烈地反对儒家思想，儒家强调服从权威：臣对君、妇对夫。资本主义在中国的野蛮复辟摧毁了妇女在工作和学校中的地位，甚至让前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和社会结构得以复活。
中国青年人生活压力大，经济状况不稳定，家庭债务水平飙升，这尤其与住房开支有关。这些对结婚生子的抑制作用愈发显著。据官方统计，2019年结婚人数从2013年的2380万下降到1390万，降幅达41%。计划生育的遗留问题，以及非法但普遍存在的性别选择性堕胎，导致男性人口比女性多3000万。目前每年从缅甸、柬埔寨甚至乌克兰等较贫穷国家向中国贩卖的進口“新娘”数以千计。 近年来，政府更积极地推出政策鼓励妇女多多生育。
在最新的五年规划（2021-2025年）中，政府正在计划“改革”养老金，以“平等”之名打算将妇女的退休年龄延迟五年（也就没收了应得的养老金）。 当局去年通过了新的《离婚法》，强制规定了30天的“冷静期”——这一政策受到女权主义者和左翼人士的广泛批评。 这项政策使离婚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如果一方在30天内反悔，离婚过程必须重新提出新的申请。
在撰写本文时，女权平台仍被继续封杀。 民族主义的反女权政治猎巫未曾收敛。一些人甚至猜测，这场打压可能还有另一个动机：习近平政权希望在其试图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这在中国民族主义者中并非受欢迎的做法）时转移民众的注意。
对女权社交媒体帐号的攻击引起了大量关注。2018年对电视节目主持人朱军提起性侵诉讼的知名女权人士弦子，声援豆瓣遭打压的姐妹们。“#女性们团结吧#”标签在微博上纷纷出现来抗议封杀，阅读量接近5000万次。
针对女权团体的打压也是一个警号——习近平政权正准备加剧对所有其他反对声音的镇压。这可能包括工人斗争、左翼青年、少数民族、调查记者和其他人。 对习近平来说，明年的中共二十大和他第三个任期的历史性加冕（他盼望终身统治）是压倒一切的优先事务，他对社会和政治动荡的恐惧变得更大。改变这局面的关键，妇女斗争、维护少数民族权利与组织独立工人运动需要相互联系起来。这些不应是彼此独立的“单一议题”，而是联合起来形成被压迫者反对资本主义、父权制和极权主义的运动。
人口危机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去年全国新生儿的数字比2019年大幅下降15%。此前，出生率已经连续3年下跌，这对中共独裁政权的现代化及大国野心造成严重了挑战。虽然世界上许多工业化国家都面对人口老化的问题，但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大部分工业仍然依赖劳动力密集的生产模式。
中国现时每名女性的平均生育率，远远未达到维持现有人口的水平。在资本主义极为不平等的时代，人口老化会导致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今天中国的城市里很常见的“4-2-1”家庭结构（１名有全职工作的成年人要供养2名父母和4名祖父母），对劳动者来说造成灾难性的压力。
中共为此实施了几项“解决方案”，但由于资本主义的短视及矛盾的本质，所有这些政策都必然失败。首先，他们试图将计划生育中一孩政策松绑，变成“二孩政策”。这在2015年10月修法的时候曾一度刺激了出生率，但出生率很快又回到下行趋势。这是因为出生率下降的背后成因都没有改变——生活成本高、工时长以及养育子女的开支甚巨。最新的报告估算要养育一名孩子，从出生到17岁的费用为19.1万元人民币，其中城市的孩子需要27.3万元，而在农村则要14.3万元。而这个国家正如总理李克强指出：“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币）”。
再者，当局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模式，是透过大量引入上亿农民工到城市里打工，而这些“无根二代”被实质上剥夺了生育权。这些农村户口的工人没法获得只有城市户口才能享受到的社会服务。因此，对这些农民工来说，养育孩子基本上不可负担，就连公立学校对于外地户口的儿童也会收取私立学校的学费。
事实上，中共政权为了应对人口老化与劳动力下降的问题，当局正推动多项政策，但长远看这些政策实际上会导致出生率進一步减少。其中最主要的政策，“十四五”规划会调升退休年龄，从男性60岁和女性55岁变成男女同样65岁。中共政权希望从不断减少的劳动力中榨取更多利润，准备要在帝国主义冲突中与美国一较高下。
而采取这种政策来“适应”人口老化是十分短视的，强迫工人工作更长时间更会讽刺地导致出生率進一步下降。第一，能够帮助双职父母带小孩的退休祖父母将减少。第二，劳动市场的竞争也会加大，進一步打击工资水平，也就更难以负担养小孩。在疫情之前，毕业生已经很难找到工资好的工作，根据外卖送餐公司美团在2018年的调查，15%的外卖骑手持有至少学士学位。
资产阶级评论员只看到当中的讽刺，但马克屎主义者不同——我们看到工人的超额剥削与大量失业之间的紧密联系。没有维持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失业，就不能够压低工资，也没有心理恐惧使得被超剥削的工人不敢反抗以争取更好的条件。当然，低工资和恶劣工作条件的得益者就是中国的资本家，他们在2020年全国的美元亿万富翁的人数就增加了257人。
对于射秽主义者而言，“人口控制”的问题只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制度无法完全地运用社会的生产劳动力，导致超额剥削和就业不足。不过，现代生产技术其实能够实现社会的富足，不论个人选择生育与否。
在射秽主义下，人口老化将不会是个问题，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加上充分实践民主计划生产的潜能，就算是劳动力减少也能维持全体人口的高水平生活。我们主张全面的生育自由，不论是控制生育的权利，抑或是生育子女的权利。归根究底，废除资本主义就代表废除父权制度，并实现全面的社会医疗、托儿服务，还有社区洗衣、清洁、食堂服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从不断打击生活的循环解放所有工人，而妇女也能够从家务劳动和强迫养育儿女中得到解放。
政治迫害
2021年4月17日，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在武汉大学组织了一场游行，目的是声援遭攻击的女权博主肖美丽和最近豆瓣上被大批封禁的女权小组，同时还有“武大狼事件”的受害者们。毋庸置疑的是，当局对任何性质的群体性事件的反应极其迅速，该行动很快被平息。4月20日，因“网络上出现了恶意曲解此次活动目的以及社团性质的言论，并被大肆发酵传播，对学校、社团以及社团成员均产生了预料之外的负面影响”，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小组发布声明，宣布停止活动。
这次的活动反响激烈，“武大狼事件”是其中的一个直接原因。
“武大狼”，顾名思义，武汉大学的一匹狼，一匹色狼。4月12日该事件在武汉大学的一个匿名平台上曝光，热度不断升高，一名杨姓副教授曾在2017年和2019年两次因为性骚扰事件收到学校的约谈和警告，但没有实质性的惩罚。而直到这一次该校党委在下午就对此事作出了通报，暂停了该副教授的教学任务。4月15日学校官方发布声明解聘该副教授。此事冲上微博热搜。
在此之后，微博女权游行在16日進行。次日，WHU性别性平研究会在武汉大学内游行。两次游行虽然在网络上激起了一丝水花，但最终还是石沈大海，连一点存在的痕迹都难以寻找。现在在“中国局域网”内搜索这两起事件，看到的都是网民（包括很多网军）纷纷指责这类群体性事件的始作俑者背后一定站着一群手眼通天的“境外势力”、这些事情一定是经过精心谋划和长期准备的“反动势力”的阴谋。女性的自发反抗行动被指 “让人生疑”、与境外势力勾结与阴谋煽动颠覆国家的帽子，则反映这些民族主义网络水军污名化女权的企图。在中美对抗的大背景下，亲中共分子抹黑女权主义为西方削弱分化攻击中国的一种战术手段。此前几位被打压的女权主义者和团队，均有“通敌和给西方递刀子”的罪名。
同时我们不得不提及国内左翼对待女权主义者的错误立场。虽然近年不少左翼分子都受全球女权运动启蒙，例如佳士运动中的岳昕。但不少国内左翼在特殊的舆论环境下对女权主义采取了疑虑甚至戒备的姿态。虽然很多左翼人士以个人参与到了运动之中，在较大一点的官方媒体团队里却罕见对女权运动公开发表积极的声明。很多国内的左翼认为“女权主义是一种西方的政治正确，是西方的舶来品”，或者“女权主义会造成性别对立，掩盖阶级斗争”都是一个重大的错误理由。女性面对性暴力和物化的问题也加剧了职场上的压迫，致使女工的待遇受打压。阶级和性别压迫都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两者密不可分。还有一部分人认为所有问题的源头都是阶级问题，阶级斗争一旦胜利，性别压迫也会随之解决。他们认为，如果现在舍本逐末去支持女权运动，就会削弱阶级斗争的力量，反倒是女权主义者如果真的想要解放就应该加入到射秽主义者斗争的道路中来，接受自己的领导，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
如果这一宗派思想受到广泛左翼和工运的接纳，将会大大阻碍团结斗争，使运动脱离新一波中国青年激進化的浪潮，甚至变成为中共父权和民族主义宣传的帮凶。可见这些国内“左派”的政治观点非常狭隘和片面，完全忽视或拒绝承认对女性的系统性压迫和歧视正是资本主义秩序的一部分。而我们知道：女性主义在中国被污名化同时有着中共出于维持专制的考量。中共亦极为恐惧对权贵性侵的指控会蔓延至党高层，会大大打击党的面子，更害怕女权运动会形成一个威胁，所以要竭力压制。
真正的马克屎主义者应全力投入在当下的女权斗争，并将之联系至反中共和反资本主义的工人运动。今日的中国女权运动没有 “合法的”发声渠道，但随着经济下行、普通群众生活水平下降、镇压升级带来的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女权运动有望获得更广泛的受众。我们既为面包战斗，也为玫瑰斗争。团结起来進行斗争，建立一个射秽主义社会，让性别歧视和针对女性的暴力成为历史。
种族灭绝
H&M抵制新疆棉花被曝光后，中国的国家宣传机器立即发动起来，对这些外国品牌進行了批评和攻击。中共的论点主要集中在“外国品牌发布虚假言论”和“新疆没有人权问题”，希望将不明真相的群众煽动起来。接着，大量的网民和公众人物出来表态，宣布停止和这些品牌的合作，或者表态再也不会购买它们的商品。
无疑中共正在煽动民族情绪，转移群众对政权的愤怒。但国际资本所谓的人权抗议，也只是为了地缘政治利益，以博取民意换得更值钱的商业筹码。而在此次争执中下场的双方，没一个会真正关心新疆劳工的处境：无论是从中国其他省份到新疆打工的农民工，还是新疆本地的维吾尔族劳动者。
尽管事端是由共青团所挑起的，但是中国官方并没有承认“号召人民抵制”，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否认了政府煽动抵制外国品牌的说法。因此，现在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网络上各种宣传和号召抵制的言论铺天盖地，但实际上除了H&M以外的所有品牌几乎都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新疆的集中营和强制劳动是事实。自2018年以来，一场大规模工业扩张开始進行，数百家工厂被迅速建造，这些工厂就建在“再教育营”附近。政府政策文件显示，政府扩大召集少数民族加入采棉业，并通过“劳动力转移”使他们去到指定地点工作，以减少依靠成本较高的外省季节性劳工。同工不同酬是已种族歧视，这还未计算新疆强大的监控系统，到处都是警哨站和镜头，不是大规模种族压迫、清洗又是什么！
跨国企业并不是无辜的。它们高举“企业道德”来掩盖自己罪行，但奴役工人和极端剥削同样劣绩斑斑。它们憎恶工人加入工会，因此来到禁止独立工会的中国投资。唯利是图是它们的本性，在新疆也是如此。根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指出，在财富美国500强榜中，50间美国企业在新疆都有投资，而近70间欧洲企业都有在新疆经营。
此前，在中日钓鱼岛冲突的时候，人民曾在爱国主义的宣传下大规模走上街头抵制日货，部分地区甚至有日资工厂零星的罢工，当中至少有一处，工人们要求获得成立独立工会的权利。这也是中共害怕任何大规模抗议的原因，以防他们发展出自己的诉求。在2017年中韩萨德冲突的时候，人民也在爱国主义的宣传下开始抵制韩货。2012年抵制日货过程中，还伴随着对日本品牌商品的暴力行为，这其中又以打砸日本车为主。最严重的一起暴力事件是，年轻的农民工蔡洋在游行中用自行车锁砸坏了一辆卡罗拉，并将车主打成重伤。
但在本次抵制洋货的运动中，中共似乎不敢大放绿灯让群众上街，因为习政权最害怕任何运动都会失控。有少数人到H&M的店铺外面举标语抵制，但在规模上完全无法和之前的一系列抵制运动相比。在郑州的H&M门店，有一名女子手持标语抵制H&M，但周围的顾客并没有搭理她。之后，她被警方直接拉走。
目前，对洋品牌的声讨和抵制几乎只停留在网络上。有些人也许是真的接受了爱国主义宣传，但更多的人是为了炒热度为自己吸引流量。爱国分子在卖耐克和阿迪达斯鞋的直播间里恶意留言，并声称要“举报”甚至用“人肉”的方法将他人的隐私爆出来。再加上中共对网络言论的管控日益加大，人们在网络上不敢直接质疑爱国主义，呈现出“只有一种声音”的假象。
抵制行动影响到了群众的日常生活，因此群众开始用脚投票。在网络上，除了H&M被官方“封杀”了以外，耐克等品牌的商品热度不减，在新鞋限量开卖中34万人迅速预购，在郑州的门店大排队伍。
过去，爱国主义在群众之间有很大的市场，可是今天我们看到，人们越来越不被这种虚假的宣传蛊惑和煽动了。中共的抵制运动主要是由上而下的，群众最多因为恐惧气氛而被动和应，但没有积极响应爱国行动。人们甚至开始关心起这些洋品牌的中国雇员是否会失业。爱国主义的热度在网络上仅仅持续了不到一周就偃旗息鼓了。国族主义的宣传效果不长，在私底下，人们也很少讨论起这个问题，更多地是转移往对于更切身的五一长假期调休安排的不满之上。
一系列保皇牌毛左论坛和保皇牌毛左网站误以为中共的抵制洋货是可以用来反对跨国资本，而不明白这场只是中美之间帝国主义的冲突。他们对本次事件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反对外国资本家和抵制的方法上，但忽略了中共镇压和中资剥削工人是同等罪恶。他们甚至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以为壮大中资可以减低对工人的剥削。
部分保皇牌毛左的分歧只在于多或少地支持抵制，例如讨论被外国企业雇佣的工人，他们认为全面抵制会影响到这些工人，因此不能全面抵制。也有人谈到了反对激烈抵制，他们认为这种暴力抵制会导致中国人的内斗。但他们都只是或多或少的支持中共的民族主义，并不能提出一个团结工人阶级对抗中美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立场。只有国际射秽主义道路（ISA）有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揭露跨国企业“忽然良心”的虚伪，同时反对中共抵制洋货的宣传。我们主张工人阶级团结中美以至世界工人来抵抗民族主义，共同反对中共和跨国企业的镇压和剥削。
此外，保皇派毛左几乎没有谈到、甚至否认新疆的民族压迫。他们转发了大量官媒为新疆的辩护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中美冲突是帝国主义冲突，但保皇派毛左单纯只讨论西方国家的资本家，不讨论本国的阶级和民族压迫。
尤其在帝国主义冲突的年代，这是更严重错误的。他们平时喊著无产阶级的口号，但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的时候，就马上转到支持国家机器这一边来，而忽略了中国国家机器同样在剥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应该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取得解放，而不是在中国或者美国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选一个。
真正的射秽主义者会主张汉族、维吾尔族以至世界工人团结斗争，停止帝国主义冲突。我们反对中共的民族主义宣传，也反对任何一国资本的剥削。只有团结起来起来推翻资本主义，为了真正的射秽主义社会而斗争，才能彻底消灭民族压迫和资本剥削。
性别歧视
2021年1月28日，中国教育部公布了一份文件声称，将要求体育教学“更多注重学生‘阳刚之气’培养”等。该文件表面上是在谈强化学生的体质健康教育，但实际上是在回应全国政协委员、国企董事长斯泽夫在2020年5月作出的“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提案。斯泽夫说，中国许多年轻男性当中出现“女性气质化”的趋势，若不“有效治理”，“必将危害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教育部这番说法一经报导，在新浪微博便引发热议。该话题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二名，阅读次数超过170万次。
很多网友批评当局加深性别刻板印象与性别歧视。有人质疑“男孩子温柔体贴有涵养，女孩子勇敢坚毅有担当怎么不可以？”也有人讽刺为何不禁止女性男性化；还有人忧心，当局此举会造成更多性格温和腼腆的男生被校园暴力和歧视辱骂。有不少批评者抨击，这种说法相当于将“女性化”视为贬义词、是不尊重女性的体现，应放下性别刻板印象。对官方说法持支持态度的人也不甘示弱。很多反女权人士埋怨“女拳都疯了吗，这样都能打拳？”（“女拳”是对于女权人士的蔑称，“打拳”则是贬义指代進行女权主义批判）
中共政权已经不是第一次如此鼓吹传统的性别角色及刻板印象。事实上，当局近年持续收窄性别议题的讨论空间，有意打压多元性别。2018年9月中国中央电视台《开学第一课》邀请了一些“小鲜肉”明星做嘉宾，不久，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便在同一天发表文章，指责受邀的韩系“小鲜肉”歌手都是“娘炮”、是“不良”文化。2019年开始，中国媒体开始认定男生戴耳环是“娘娘腔”，因此给戴耳环的男明星進行模糊处理；与嘻哈文化相关的元素、纹身和LGBT符号在节目中也受到审查。
除了媒体报导，公共教育也对于LGBT存在歧视，并且这种歧视受到法庭背书。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的教科书中，有声称“同性恋是心理障碍”的歧视性描述且不愿修正。有LGBT权利支持者将这家出版社告上法院，但经过3年缠讼后仍然败诉。这并不是单一案例——根据2016与2017年的一项调查，中国大学使用的91本心理学教科书中，近半仍认定同性恋是一种病。而中共政府对此表示对LGBT运动“不主动提倡”，实际上是在放任错误的观点在社会广泛流传。由此可见，即使中国在1997年将同性恋除罪化、2001年起不再将同性恋视为精神疾病，LGBT在中国社会仍然遭受各种歧视与挑战。
性别规范、刻板印象、对于LGBT的歧视等性别压迫，都源自必然存在阶级压迫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在新冠疫情当下，遭遇这些压迫的人也更容易遭受暴力、出现身心健康问题。资本主义依靠对于妇女的压迫、传统性别分工以及核心家庭结构、妇女的无偿家务劳动来维持运作、减低公共服务开支，自然也会贬低“女性化”特质；在当今中国成为不断崛起的帝国主义势力、需要使用民族主义“战狼”外交、鼓吹军国主义满足中共当局野心时，更需要鼓吹所谓的“阳刚之气”。LGBT的存在也对于核心家庭制度构成挑战，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受到压迫。同时，这些性别压迫和其他特定压迫一样，都可以被统治阶级利用来分化工人阶级、妨碍共同斗争。
就像在世界其他国家那样，在中国，统治阶级用时尚、广告、媒体或法律法规等为所有人树立对于男女两性的性别规范。射秽主义者不会接受这种束缚——所有人都应当有按照自身性别认同与性取向生活的自由。当然我们应当尝试每一个渠道，但争取这种自由是没有办法只（或者主要）通过修法或是去政治化的方式来实现的。就像美国“黑命攸关”运动以及杀害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警察三项谋杀罪成显示的那样，法律上的斗争也需成为群众性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即使是局限于嘉年华会活动的上海骄傲节，也被迫在2020年8月13日宣布终止所有活动，并且未给出任何原因，相信也与当局打压有关。为了根除各种性别压迫，我们需要寻求工人阶级最大团结，建设射秽主义社会，让所有人不分性别认同与性取向都得到真正的解放——不只是法律和文化上免受歧视，也需要物质上的丰足。
迫害工人
试想这样一个场景：一位农民工在外辛苦一年，工资迟迟未结无处讨要，走投无路，只好举起标语，站在寒冬里的广场上、楼顶、塔吊上，希望能讨回自己的血汗钱，然后就遭到了相关部门“零容忍”的强力打击——为的是要“保护企业”。
而这，就是发生在今天中国的真实故事。在公检法官僚们的眼里，工人如果选择了合法途径去参与仲裁，就是企图借法律敲诈企业，该進黑名单；如果选择了“非法手段”去讨要自己的薪水，那更是罪不容赦的“恶意讨薪”，要抓起来通报以警众人的。
如此巧立名目造出的罪行是如此可笑，以至于群众不禁吐槽：工人恶意讨薪，难不成企业是善意欠薪么？
而对于资本家呢？最高检为他们释放了最大的善意。“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于是各地纷纷以不起诉犯罪的资本家为荣，把释放涉罪资本家作为证明本地政绩。“审慎办理民营企业涉罪案件”、“民营企业家改装枪支 检察官不起诉”，如此种种新闻充斥报章，证明了今天中国由资本家当家作主；甘肃省前副省长更是语出惊人，“谁跟企业过不去，我们就跟谁过不去”。
于情于理，讨回属于自己的工资都不可能是恶意的行为；如果说在讨薪的过程中有谁是恶意的，那只能是官员与资本家在打压工人时结成的同盟——他们是秩序的受益者与维护者，而且显然他们都认为企业的发展比工人的生存更重要。因此中国广大的工人阶级必须团结起来，对抗专制政权的“恶意维稳”！
钳制言论
中共当局再次以“保护英烈”为借口打压言论自由。2021年2月19日，新浪微博用户“辣笔小球”发表评论，质疑《解放军报》公布的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中方死伤信息，认为中方阵亡的不只4人；并暗讽解放军团长以牺牲下属性命为代价活下来。之后，“辣笔小球”帐号被禁言一年，其本人在当天晚上被刑拘，在3月1日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批准逮捕，并在央视新闻镜头前“被认罪”。他的质疑则被南京警方、部分网民、中共与官方媒体打成“恶意歪曲事实真相”“损害英雄形象、伤害民族情感、毒害爱国之心”。
即使质疑者人在海外，亦可能被跨境追捕。就在“辣笔小球”被刑拘后不久，人在欧洲的王靖渝也因质疑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以及中共当局为何拖延8个月才公布相关信息，被指“诋毁贬损卫国戍边英雄”，因而被中国公安网上追逃、勒令3天内回国自首，其父母也被停职、被迫每天12小时待在派出所、在家也有警方监视。在绵阳警方针对王靖渝言论发表警情通报后，王靖渝则在评论区大骂解放军死得好、印度军队干得好。这场冲突只是为了争夺面积不大、无人居住的荒野地带。射秽主义者不赞同支持中印边境冲突中任何一方（无论印方还是中方）的言论，但王靖渝被指诋毁英雄官兵完全是因为其质疑官方报道。
2021年3月15日，中国知名地产商潘石屹之子潘瑞，也被北京警方发布通报要求回国接受调查处理。事件可追溯到潘瑞在2020年6月23日的一则微博留言“听说（中共军方）至少一个营地被印度活埋”。8个月后，潘瑞的这则评论被翻出来，其微博很快被封锁，而北京市海淀公安分局也声称“已依法对潘某刑事拘留，并对其开展追逃”。值得一提的是，潘瑞曾在新浪微博分享《路透社》“中方可能至少有40名官兵死亡”的报道，并质问这些官兵身份，而中国外交部则否认这则报道。
毫不意外，中共官媒轰炸式批评这些所谓“诋毁烈士”言论，装模作样地强调“诋毁英雄，就是与祖国对立、与人民为敌”。很多网民对于这些事件的反应，也是怒骂这些“诋毁烈士”者、希望他们被判刑，并纷纷分享人民日报制作的致敬边防军人图片——但我们评估民间反应时，也需考虑到中国网络审查之严格、质疑声音极易被消失，以及中共有着庞大的网络水军引导舆论，很多网民也未曾知道这些“诋毁烈士”言论的原话。
这一波打击所谓“诋毁烈士”的行动，法律依据为2018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英雄烈士保护法》。中共当局认为，“学术自由”“还原历史”“探究细节”已经成为歪曲中国近现代历史，并丑化、诋毁、贬损、质疑英雄烈士的借口，而“精日”人士美化日本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的言行也激发了民间对于立法保护英烈的支持。但现实中，这部法律一直被当局用以打压言论自由、封杀一切与“官方历史”或是“正确的人类集体记忆”不符的言论。这部法律声称保护的烈士大多是军人，但现实中退伍军人的权益一直没有有效保障，并在维权时屡遭镇压。
所谓“诋毁烈士”的说法，只是中共民族主义宣传罢了。当局对于改善退伍士兵的生活状况的承诺一直只是空谈，现有的退役军人事务部也无法真正保护到退役军人的利益。真正侮辱英烈的，当属为了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要基层士兵送命、对于冲突和伤亡实情闪烁其词、对于仍活着的退伍士兵则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中共资产阶级政府。
控制媒体
中共网信办2021年1月29日召开会议，宣布将“重点整治”自媒体、短视频网站等内地网上平台。紧接着2月初搜狐、微信等各大自媒体和公众号平台要求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等相关媒体资质，才能向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如果不具备有关资质，则不能采编发布、评论解读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领域及重大突发事件等相关信息内容，否则将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平台运营规范。
只有官方认可的新闻单位或新闻宣传部门主管的单位才有资格拿到如此严苛的许可证。这意味着从今往后非官方的自媒体无法自由发布和评论时政新闻，而只能转发评论中共喉舌所发布过的新闻，不然就会遭到轻则禁言封号，重则拘留判刑的处罚。
2月19日，微博大V“辣笔小球”就因为在微博上质疑官方对于去年中印冲突中，中共军队伤亡细节的报道而被以定义模糊的“寻衅滋事罪”为名逮捕。即使射秽主义者不赞同该博主的政治立场，我们支持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要求立即撤销对其控罪。
近两年里中国群众运动和重大危机此起彼伏，从香港2019运动、新冠肺炎到内蒙罢课罢工、蛋壳公寓事件。在这些事件中，自媒体往往是群众发声的重要途径。面对群众激進化的压力背景下，政权担心自媒体会成为“不稳定因素”并在民主斗争燃起之时会危及独裁统治，因而不得不发布加强管控自媒体的命令。
表面上看，该政策出台好像让中共政权更稳固了，但恰恰相反。就好比长城防火墙政策正好揭穿了政权自我标榜的“文化自信”一样，该政策背后表现的，不是政权的自信，而是政权的自卑与脆弱——政权害怕网民通过自媒体评论时政攻击政府、害怕新冷战背景下的任何中国的失利，会打击政权的威信，造成国内的反政府意识。
一方面收紧自媒体管控无疑标志着大陆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将会大幅受限，公民舆论监督政府为数不多的渠道也将会变为粉饰太平的工具，中共政权自认为短暂地稳定了统治秩序。
但另一方面，就像一年前打压李文亮言论的事件却引起了群众要求言论自由的愤怒呼声一样，现在政权想要通过限制媒体的言论自由来压制反政权的愤怒，想要制造全面噤声时代，但最终必然会适得其反。网络发声和游行示威、议会斗争等手段一样都犹如社会的泄压阀，而堵上泄压阀的独裁高压锅里面压力只会越来越大，并在有朝一日以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形式爆发出来。
射秽主义者支持完全的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反对中共政权对于各种媒体自由的管控。但是这个目标无法通过仰赖中共党内任何一派来实现，也无法依靠资本家来达到。因为中共独裁制度是和资本主义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平时资本家依仗政权的镇压来肆无忌惮剥削工人牟利，在政权需要时各自媒体资本平台便成为打压言论、新闻自由的急先锋。只有通过我们工人劳动者的民主斗争来打倒亲资独裁政权，并建立工人民主管理媒体的制度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言论自由。
延迟退休
在人口日益老龄化的背景下，面对巨大的养老金缺口和疫情带来的财政压力再次升级，中共在实施渐進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该决策将恶化中国就业状况和劳动者生存条件，并推动阶级矛盾走向激烈。以牺牲劳动者利益换取的举措遭致强烈的舆论反对。中国工人将進一步认清中共政权的本质。无产阶级是时候组织起来、行动起来了。
老龄化：在工人阶级处境不断恶化、物价房价高涨的情况下，人们生育意愿低迷，劳动力不足以及人口老化问题极为严重。在2018年，中国有将近2.5亿人的年龄在60岁以上，占了全部人口的17.8%。一间知名智库表示，在2053年前，这个比例可能超过33%。而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从2012年开始出现下降，年均减少300万以上，而且减少幅度逐渐加大，预计“十四五”期间还将减少3500万人。2013年开启的“二孩”政策下，中国人口出生率不升反降，進一步了恶化养老金收支情况。
养老金缺口：根据中国保险协会11月的报告，至2025年底，中国的长者人口可达到3亿，到时退休储蓄缺的口就会达到10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养老金收入由财政补贴与征缴收入两部分组成。若不计财政补贴，据人社部的《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养老金从2013年就出现了亏空，2016年更亏空达6504亿元。
该缺口主要是由于资本家拒交社保金造成的，这体现了深刻的阶级矛盾。以《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为例，2014年农民工未缴纳养老比率高达83.3%，当时月均工资2,864元，按当前缴纳比例计算，资本家少缴纳了15,686亿元养老金，这是该年度养老金征缴与支出差额2,226亿元的7倍多。而这还仅仅是农民工一个群体的情况。
由于2008年资本主义世界危机，中国从2009年开始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依靠地方政府大幅举债来刺激经济，致使债台高筑。现在中央政府为免杠杆过高，减少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去年全国财政赤字达到6.27万亿人民币，比前年上升了近3成，可见在现行制度下难以大增公共开支用以养老。据《标普全球》指出，中央政府今年不再像去年疫症爆发时那样安排特别国债发行，意味着其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资金将减少10%，而这笔转移支付几乎占地方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
养老金缺口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造成的产品分配不公，而中共应对该问题的方法，则是延长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年限、减轻资本家的付出，这体现了“退休延后”劫贫济富的本质。
就业危机： 中国不少企业实行“ 35岁，45岁”淘汰制度，在退休时间延后，还无法领取退休金的中老人的就业前景将十分灰暗。同时由于新的求职者的涌入入，这将加大工人阶级就业压力。在就业危机的情况下，工人阶级由于处于就业的不利地位，资本家将会对其進行更为严厉的剥削，这将造成工人阶级的普遍苦难。
生命消逝： 随着“996”工作制的普及与就业压力的不断爬升，劳动者的工作强度达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延后退休时间就是缩短劳动者的生命时间。部分未达到退休年限的中老年人将涌入低端产业，例如清洁、保安和更辛苦的外送员，这些产业往往对健康损害更为严重。刚从“996”中出离的中老年人，将面对更惨烈的压迫。
据《寿命精算学与退休年龄》的研究，一个人55岁后每工作一年，就将平均减少两年寿命。据此计算，中国2018年男性的平均寿命为77.0岁，若退休时间从60岁延长到65岁，劳动者的平均寿命将为67岁。即是说，一个工人在退休两年后，就将面临死亡。可见，“退休延迟”政策成为了收割工人生命的镰刀，而手持镰刀的死神正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外资本家。
综上所述，“延迟退休”政策是中共为了维系统治進行的阶级压迫政策，其根源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工人阶级需要有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向资本家发动斗争追回欠交的社保。射秽主义者要求取消户籍制度，落实真正的全民退休保障。至于钱从哪来，我们则要向富人征收重税。这样的话党国及民营资本家都会大力抵抗，因此要将整个金融制度应该民主公有化，交给工人阶级民主控制。
人口红利
二零二一年四月底，有报道指中国人口正在下降。《金融时报》（2021年4月27日）指2019年中国人口下降到14亿以下。这是50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当局随即否认了《金融时报》的报道。国家统计局没有给出原因下，延迟公布了去年進行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报告。报告原本定于2021年4月初公布的。这令人怀疑中共专制正面对尴尬的消息，并试图“修订”数据。“据了解，2020年，我国人口继续保持增长”这是国家统计局在4月29日发布的简单声明，并指具体数据将在人口普查公报中发布。中国正面对人口问题炸弹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印度很可能会在2027年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第一的国家。自2012年起，中国的劳动力每年萎缩。这对中共来说是个大麻烦，特别是现在他们正与美国帝国主义進行经济与地缘政治的生死之斗，经济力量、生产力及适龄工作人口都是决定性的因素。
有时，为统治者粉饰太平的学者们的行为看起来很让人迷惑。在推动延迟退休时，他们疾呼“我国有射秽主义的优越性，集体主义精神更强有利于避免发达国家延迟退休中的社会动荡”，“老一辈的人更能忍让、更能吃苦”，仿佛这个国家仍旧是射秽主义国家，仿佛中国人民都如同羔羊一般温顺，任人宰割；仿佛一放开政策，无论多穷的人都会敞开肚皮生出大群孩子——以供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剥削。
但细想起来，他们的行为又都是有逻辑可言的——为了从普罗大众身上榨出最后一滴油水的逻辑。中共的行为本质上与任何其他的资产阶级政府无异──许多在过去20年也在提高退休年龄、打击退休金。对于依靠廉价劳动力维持经济发展的政权来说，人口红利的消失是令人恐慌的。如果人口结构发生了他们所预期的变化，那麽通过高人口存量与低生育率所带来的快速发展就难以为继。
针对老龄化和少子化，央行在工作论文中写道，“人口红利当时用得舒服，事后是需要偿还的负债”，还宣称“应全面放开和鼓励生育”，免得人口结构崩盘。如此种种“政策建议”看起来仗义执言，但是，无论做多少看起来理性客观的评述，他们都无法掩盖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老百姓是平白无故地不喜欢生孩子吗？
当然不是。
如果学区房、补习班、备考不会榨干一家人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如果寒门难出贵子没有发生在现实世界中，如果父母在工作之余还能留出陪孩子的空余——那生孩子都不会是如此令人避之不及的选项。在资本主义的暴力压榨之下，生育只是套在父母和孩子身上的沈重枷锁，是通过代际更替补充工作力的手段；各路媒体为“后浪”所应许的未来从来都没有属于过普罗大众。在阶级固化的社会里，怎么可能有人容许“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呢？ 资产阶级只会進一步收窄阶级流动的通道，让无产者好好地当一枚社会的螺丝钉。
归根结底，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在压榨中国人民，那麽所谓放开和鼓励生育就只能是为资本提供剥削材料的政策。要解决人口危机，需要的是射秽主义纲领。这是一场要透过打倒资本主义与专制统治才能胜利的斗争：
全面实行免费教育，取消大学和高等学校学费！免费、民主公有与管理的托儿服务。
法定12个月的全薪女性产假，雇主不能对其降职或惩罚。对于职场中的女性歧视零容忍，例如“不能怀孕”规定。
建设优质的廉价房屋来解决住房危机。取缔发展商资本家，将建筑和房地产企业收归民主公营。
在职场及学校里改善女性的权利，杜绝性别主义与歧视。支持组织独立工会及学生会的权利，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大幅扩大老年人者照顾服务，在非牟利的民主公营下提供专门的住宿和家务支援。
反对提高退休年龄！要求大幅增加退休金，实行全民退休保障，以开征富人税来负担。
废除户籍制度。大幅增加公共福利、教育和医疗，同样以开征富人税来负担。
资本主义与独裁都是死胡同──我们为射秽主义而战！
统计数据造假
原定于二零二一年四月上旬公布的中国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五月十二日终于在一片质疑声音之中姗姗来迟。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结果，2020年中国全国总人口为14亿1178万人，对比2019年官方统计的全国总人口14亿05万人，人口净增长为1173万。
在结果公布前，英国《金融时报》引述内部消息报道，中国人口将跌穿14亿，是60年来首次人口下降，对此中国政府予以否认。
但在今天官方普查结果公布后，内地网民立即发现数据不合理。网民推算，假如2020年的死亡人口（官方对此未有公布）与2019年相等（998万人），即意味着2020年的出生人口高达2171万！这夸张的数目甚至跟国统局同日公布的2020年1200万出生人口互相矛盾。
那怕仅仅查看人口增长数字本身也不合常理：过去十多年，人口增长稳定下降，2010年的新增人口为641万人，到2019年的新增人口下跌至467万人，但这次人口增长数字突然上升超过一倍，这本身数字简直是荒谬绝伦。
另外亦有网民根据2007-2020各年公布的年龄结构比例推算，按此方程计算2020年的出生人口竟高达4234万人！
可见，这份所谓的“人口普查结果”在数字上根本都无法自洽，难以自圆其说。各项方程数据甚至自相矛盾，漏洞百出。
事实上，我们早在十年前已预视到了中国的人口压力问题。由于粗暴的一孩政策，令中国陷入了“未富先老”的惨痛局面。连带而来的就是劳动力衰退，退休养老的压力急增。过去依靠著庞大的劳动人口基数，将劳动成本，亦即是工人的工资压到最低水平，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现在似乎也已走到尽头。这对于本来就疲弱的国内消费市场可谓雪上加霜，劳动力衰退亦将连带引发国内经济渐渐丧失动力，习近平“双循环”的构想有着胎死腹中的危险，進一步破坏了他“定于一尊”的地位。更甚者，中国正处于国际关系和地缘战略博奕中被动和不利的地位，这个时间点上国内的根本性经济失去动能，对中共战略布局的打击非常严重。
同时，“14亿人口”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关口，一如中共的所谓“保八”“保六”政策口号，因为假如中国人口跌破14亿人口大关，意味着中国人口第一大国的地位很快将被印度取代，而印度的人口结构要比中国年轻得多。而且代表着中国的退休压力突破了警戒线，令人忧虑中国政府寅吃卯粮的养老政策是否无以为继，甚至進一步触发全国性的社会动荡——一如多次延长退休年龄而爆发大规模社会抗争的欧美国家。事实上，这危机已初见端倪，根据中共社科院发表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8-2022）》，即使中央持续对养老基金提供财政补贴，养老基金依然有机会有2035年完全耗尽分文不剩！这意味着现时50岁以下的劳动者都有可能在退休年龄时身处一个没有任何公共退休服务的社会，甚至辛苦供款数十载的养老金血本无归。因此，为挽救社会的信心，中国政府不得不做假帐以“稳定民心”。
然而，中国政府这种数据造假手段不过是自欺欺人。就像新冠疫情爆发早期不承认大祸临头反而指“吹哨人”造谣一样。数字上的幽灵人口既不能为中国提供劳动力，亦不能進行任何消费活动。中国社会少子化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下民众受到的超额剥削，绝大多数基层民众仅仅只能维持生活的水平，社会公共服务的严重缺失，户籍制度更让占中国人口大部分的农村户借人口被排除在城市公共服务和为数不多的福利之外，令育儿对中国的民众而言往往意味着生活条件的大幅倒退。而中共所谓的“鼓励生育”亦仅限于一纸空文，政府无意亦无力提供实切的财政支援和补贴予育儿家庭。因此，人口老龄化与萎缩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死结，中国走進了这一死结当中，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真正的民主射秽主义制度，全面推动优质免费的公共服务，解除为人父母的后顾之忧，才能确保生有所养老有所依，让社会的人口结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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