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人階級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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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人階級的困境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21年5月25日
作者 獨立工會
節目：2004年6月19日台北中央廣播電台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
黃：聽眾朋友，又到了《放眼大陸》和您空中相會的時間了，我是節目主持人黃絹。在我們今天的節目里，增加了新的單元──中國農民工調查。在這個單元里，我們特別邀請到曾經多次進行實地調查，而且自己的父母親也是農民工的大陸自由撰稿人楊銀波先生，來和聽眾朋友們就大陸農民工的生活，他們的喜怒哀樂，以及在整個大陸經濟發展過程中農民工的希望與失落，做一系列的介紹與反思。
楊：（余世存《一首寫給流浪農民的詩》）我們沒有身份，派出所的人抓住我們說活該，「如果不交錢你就沒有三證，對我們來說你就不存在。」可是我們存在，我們還活著，弟兄們，我們還存在。我們交納了增容費，暫且安身。報紙表達得暖昧，老太太的小腳跑來可真是敏捷，逢年過節地喊著防賊──她指的是你和我呀，弟兄們，她指的是你和我……（鮑家街 43 號樂隊搖滾音樂：《晚安北京》）
黃：在我們前一陣子的節目里，已經為聽眾朋友們介紹了《中國農民調查》這本書，獲得了聽眾朋友們廣大的迴響。接下來在《中國農民調查》之後，我們要為聽眾朋友們推出《中國農民工調查》系列報導。好，那麽我們就來聽聽今天的《中國農民工調查》第一集。（陳星、呂飛音樂：《離家的孩子》）
黃：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關注農民工的問題的？
楊：我們家裡父母都是農民工，他們 1993 年的時候開始出去打工，從那個時候就開始關注中國農民工。那麽在這之前對於中國農民工，覺得這是一種非常新鮮的稱呼，那個時候還不叫「農民工」，還沒有這個稱呼，那個時候叫「盲流」。
黃：啊，對。
楊：回顧起中國農民工，它有將近 26 年的歷史，準確地說有 25 年。將近 26 年的歷史是從 1979 年開始的。這 26 年要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 1979 年到 1988 年，有十年的時間；然後從1989年初到1991年，有三年的時間；然後從 1992 年一直到現在，將近十三年，這又是另外一個階段。這三個階段有不同的特點。比如說，1979 年到 1988 年這個歷史當中，在這十年裡面，中國有 1.3 億的農民轉移。「轉移」的意思就是說，他不幹農活了，或者說他的相當大部分的時間不用在他的土地上了，或者去進廠。這個「轉移」的主要特點是「就地轉移」。那個時候中國出現了很多很多新的氣象：比如說土地可以給農民種了，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經營制度，而且那個時候農業結構也有調整，鄉鎮企業也在大量興起。
當時的鄉鎮企業是什麼樣的狀態呢？從 1979 年到 1988 年有一個說法，我們老家也在傳──「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可以離開土地，但是不能離開家鄉；你可以進廠，但是你不能進城。就是這樣的一種狀態。在這十年裡面，發展最為迅速的就是鄉鎮企業，那個時候確實是個奇迹，包括學術界的、新聞界的，還有中共中央、國務院，也在關注這個很大的變化。當時最活躍的鄉鎮企業，比如江蘇南部，它是集體經濟；還有浙江省的溫州市，它的經濟不是集體經濟，是個體經濟，非常非常著名的，你去查一下資料看看；然後還有珠江，它的經濟跟江蘇南部、浙江溫州又是不一樣的，它是外向型經濟，我想台灣是知道的，它主要是靠海外的，或者近靠香港的、澳門的，或者近靠台灣的，它是這樣的一種發展趨勢；那麽後來還帶動起來了挨著台灣的福建。在這十年裡面，鄉鎮企業的發展確實厲害。
那麽它是怎麼打破的呢？在大陸有一段歷史是非常艱辛的，1979 年之前的歷史回顧起來的話，說不完。1979 年之後再過三年，也就是 1982 年的時候，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就提出來：允許農民進城開店，允許他們設坊，允許他們興辦服務業，允許他們提供各種勞務。然後再過兩年，1984 年──也就是我出生后的第二年，國家加強了城市的副食品供給，允許農民自理口糧到城市落戶。它慢慢就打破了「農民不能進城」的禁忌。那麽在這之後呢？1985 年到 1990 年，這段時間就不得了，這個轉移就不再是僅僅的「就地轉移」，比如說「我是重慶的，我就不出重慶」，或者「我是重慶永川市的，我就不出重慶永川市」，不是這樣的。當時有很多農民突破這種體制封鎖，重慶的農民也到廣東啊、福建啊，也到上海啊、北京啊。1985 年到 1990 年到另外一個省份的「異地轉移」的這些農民工，就有 235 萬人走了；在這五年裡面，鄉鎮企業也吸收了2286萬就地轉移的農民。所以說那個時候確實是個奇迹，這是它的第一個階段。（陳星、呂飛音樂）
黃：這個階段算是一個比較成功的轉型嗎？
楊：現在看來，我覺得有成功也有失敗。它畢竟打破了「農民不能進城」。「農民為什麼不能進城」，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回到 1979 年之前的歷史。研究這段歷史，我從 1997 年就開始了，那個時候我還在上初中，開始看專門研究這個歷史的文獻。非常艱辛的，1979 年的農民是最艱辛的。1949 年，中共建政。然後在 50 年代初，剛剛建政不久，中共進行土地革命，把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農民確實有土地了。然後到了 50 年代中期，它突然就搞了一個「城鄉二元結構」，城市是城市，農村是農村，你要分得很清楚，城市的資源你農民是不能佔有的，搞的是這種社會屏蔽的、全社會的歧視政策，不允許你農民進城。1956 年的時候，開始對城市經濟進行改造。什麼改造？私營經濟改造。把私人佔有的工商業體系，改變為公私合營。
1956 年後之後就不得了──徹底反了！可以說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面，不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城市化」，它不是「城市化」，它是「反城市化」，它不允許國家城市化！了解大陸歷史的應該知道，像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還有市民返鄉，幹部下放等等。1979 年之前的國家經濟策略，是講究重工業的優先發展，搞計劃經濟體制。就是因為計劃經濟，導致了很多很多的全社會的很大很大的問題，嚴重的失偏，嚴重的失重！計劃經濟了，你的資源配置怎麼辦？你怎麼估評啊？你有沒有根據啊？你的決策有沒有根據啊？經濟結構也是很大的偏差。當時的中共是怎麼改革的呢？它當時改革的政策，現在看起來真的很可笑。比如基本的生活用品，基本的生產用品，用「低價」的政策，它覺得這已經是一個改革了；還有，農產品是統購統銷的；城市職工的工資之外呢，也有福利制度。就算是這幺小的改進，在那個時候都已經是一個很大很大的舉動。
但是，在這些所謂的「改革」的政策之外，它用的一些制度是相當殘酷的。比如說，1979年之前的人民公社制度，不允許農村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它不允許。還有，城市勞動的工資，國家控制你的工資，不是說你幹得好就多給你很多，或者你自由獲取，不是這樣的，你的所有東西都歸國家所有，它是一種大一統的控制制度。還有直到我們今天都罵得很兇的戶籍制度。再有，居住在城市裡面的人也受苦，不是說農村不好城市就好，城市也有更細緻的制度，比如單位體制，比如幹部工人區別的身份制度，比如分層制度，級別制度，等等。在這樣的全社會的水深火熱之中，很多呼聲就喊出來了──必須解放生產力！1979 年，也就是文革結束不久，各種冤案啊、錯案啊、罪案啊，就開始「翻」，而且當時民間還出現了非常了不起的「民主牆運動」。這個時候，開始慢慢有這樣的衝動了──農民就是要進城！最近幾年我採訪的人很多，我問他們：「你的工齡有多長？」有的說：「二十五年。」那二十五年，一算，不就是 1979 年就衝出來打工了嗎？
楊：除了《外來妹》（著名電視連續劇，1991年央視播出，1992年之後全國熱播）之外，這樣反映農民工真實生活的作品還有1988年張良導演的電影《特區打工妹》，專門反映深圳的打工者生活。還有一些小說，比如張偉民寫的《下一站》，林堅寫的《別人的城市》，安子寫的《打工女郎》。還有部報告文學叫《廣深走筆》，是陳俊年寫的。另外，還有些被稱之為「打工文學」的刊物，比如廣東這邊的《廣州文藝》、《佛山文藝》、《江門文藝》、《大鵬灣》、《花城》等等。這裏順便要說一下，就是我們的農民工最喜歡聽的、最喜歡唱的歌是什麼？我告訴你，不是像報紙上談的什麼「看黃色錄像」啊，不是這些！他們太低估民工的素質了，民工的素質沒這麼低！民工喜歡聽的歌是《流浪歌》，喜歡唱的歌是《離家的孩子》。這些歌為什麼那麽出名？就是因為這些歌寫盡了他們的血淚！那歌寫得、唱得太好了，「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親愛的媽媽。流浪的腳步走遍天涯，沒有一個家」，全國五湖四海的農民工唱起這首歌，交相流淚。（陳星音樂：《流浪歌》）
黃：那麽接下來請楊銀波跟我們介紹一下，大陸有哪些地方是農民工外出打工最多的省份？
楊：外出打工的人最多的是四川，四川也是中國大陸第一人口大省。那麽四川之後就是貴州，因為貴州這個省，按我們大陸的話說，「計劃生育搞得不是太好」。
黃：人太多了嘛。
楊：對，人太多。在我所接觸的人裏面，貴州人打工地點最多的是廣東，然後就是浙江、福建、北京，這些打工地點裏面的貴州人最多的是來自貴州省正安市那一帶的人。前天我又接觸到幾個貴州正安的人，是五兄弟，最小的才16歲，最大的已經有40多歲了。正安那個地方很窮，雖然樹很多、煤很多，但是這個錢裝到哪裡去了你說？沒裝到他們包包裏面去。濫砍濫伐、濫採煤，特別多，主要的利益卻不在農民那裡。那麽四川、貴州之後呢，就是安徽。《中國農民調查》，看了沒？
黃：主要是描述安徽省當地農民的生活。
楊：安徽的農民工相當多，在廣東這邊乾的很多，我也接觸了很多安徽人。安徽之後就是湖南，湖南之後就是河南，河南也是一個人口大省。而且我告訴你一個消息：河南在廣東這邊打工的，不一定是進廠的。河南在這邊，有一群人數目比較大，比較醒目，你猜是幹什麼的？
黃：不知道。
楊：撿破爛。
黃：撿破爛？
楊：對，在廣東這邊撿破爛。在河南省駐馬店市有個縣叫平輿縣，平輿縣裡面有相當多的人都是撿破爛的，而且很多撿破爛的還能修起房子，5萬塊錢的樓房。當然，在河南家鄉，也有在撿破爛的時候靠偷、靠搶搞起來的；那麽在這邊呢，很少有人偷搶，不過被打殘廢的、打死的也有。我前幾天剛剛採訪了一個河南省平輿縣撿破爛的人，他是我朋友，也是我以前的鄰居，叫王秋喜。他們一家四口人，他的孩子有兩歲多，他的老婆也在撿破爛，還有他的母親有68歲了，四個人都在廣州郊區一起生活。這就是說，農民工的工作範疇非常廣泛，不光是進工廠、農場，還有其他各種各樣的。農民工從事得最多的是建築業。我父親楊慶華今年已經48歲了，他現在又到一個地方去搞建築了，幫別人修建租給民工住的房子。我對他說：「你可以不去搞建築啊。」他對我講：「習慣了。」這就是許多人覺察不到的地方，很多人認為農民工最大的希望就是「不幹，什麼都有」，但是我不這麼看，這麼看只會降低農民工的素質。他們習慣了奔波的生活，習慣了那種和民工一起吃飯，和老鄉之間吹吹牛啦、打打牌啦、看看電視啦，那種日子好過一點，覺得在外面兄弟朋友挺多，能湊合。
這確實是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一種特殊的社會面貌，雖然表面看來他們既不是工人也不是農民，可是他們自己認為自己仍然是農民，百分之九十多都是這樣回答我--「農民！我算什麼工人？我又不能跟城市裡面的人比」。「工人」在他們的頭腦里永遠是「城市人」的範疇。所以說，我這麼多年的調查，這個群體可以讓你非常難受，也可以讓你很高興、很喜悅，尤其是在他們領到工資之後。他們的談吐也仍然保持著農民的特色，保持著他們那種樸實，不是那種奸詐得不得了的，這種人我碰到的不多。因此廣東確實要感謝他們，不得不感謝他們，他們真的太能吃苦了。而且我覺得政府部門，太缺乏像我楊銀波這樣深入他們、接觸他們，沒有具體了解他們實際的困難、實際的需要。而且那些所謂的「調查」、「研究」都帶有很強的官方性質，你要去搞一個調查研究，你還得經過勞動部門，或者黨委、政府的認可、批准、監督，那麽搞出來的這種調查研究有多大的真實性？有多大的價值？難說。（陳星音樂）
黃：接下來請楊銀波跟我們談一下，這些農民工主要是從事哪些行業？
楊：首先是建築業，然後就是進廠。我們現在講的「進廠」，這都是一個比較讓人羨慕的詞了。然後就是幫當地農場主種菜、種果、種樹，養魚啦、養豬啦、養鴨啦。還有就是在當地的機關、院校、醫院這些，去掃地或者其他。也有當家庭保姆的，餐飲業，裁縫製衣，送貨，當摩托司機，搞修理服務等等，有很多很多。有的也在集市販賣東西。昨天晚上我還專門到街上去看，又去採訪了一大堆人。他們忍受不了打工的那種折磨，自己出來買點東西來賣。那賣什麼東西呢？水果、蔬菜、小吃、衣服、服飾、盜版，盜版的磁帶才兩塊五毛錢一盒。我問他們：「你們貨從哪裡來？」他們回答我說：「甭問啦。我們賣這個磁帶，一盒才賺兩毛錢。」這段時間，廣東產荔枝很多，剩貨太多，去買來賣。現在街上是大片大片的荔枝，早上八點多去賣，晚上可能賣掉十分之一都沒有，因為競爭太激烈了。很多原來到這邊打工的人，也到廣東菜農家裡去買菜來賣。農民工的生活招數比原來多，但是要面對的問題也很多，在他們看來就是得防範巡警、城管，被抓到可就麻煩了。在我的家鄉重慶，還有兩種農民工：男的，出來當「棒棒」，也就是幫別人挑東西的挑夫；女的呢，出來擦皮鞋。
黃：擦皮鞋？那不都是男的在做嗎？
楊：NO，大多是女的。
黃：我們在西方的電影裏面看到的鞋童，鞋童通常都是男的啊。
楊：鞋童？對不起，鞋童的話，可能還沒誰理睬你的生意。擦鞋的，最怕的就是城管。我不知道看到過多少場景，看到很多很多的城管把擦鞋的鞋箱踩得稀巴爛，把錢也沒收了，有的把你身份證都給卡住，讓你--滾！就是這樣一種情況。
黃：那他們這樣的生活非常的沒有保障……
楊：流離失所。四個字形容：流離失所。到處逃，是一個游擊隊的樣子，在火車站的裏面、外面經常能夠看到這樣的情況。我告訴你，在重慶菜園壩火車站周圍的小飯館，三兩面六塊錢。擦一雙鞋呢？一塊錢。也就是說，要吃上三兩面的話，得擦六雙鞋，擦六雙鞋可能要等一個上午。
黃：那是不是競爭的人太多了？
楊：太多了！也形成了一些幫派，一些老鄉聚集在一起，大家搶生意，搶過來一個生意就算我們贏了一次。這個市的，那個市的，這個區的，那個區的，各種各樣的幫派。最怕的就是公安、巡警、城管。
黃：但是這些人還是要去。
楊：沒有辦法嘛。你想想，重慶那麽多區，那麽多縣，那麽多市，你要是有機會，你去這些地方仔細看看，這些農村它到底靠什麼發展？服務業，最大的是服務業，「棒棒」、擦鞋都是服務業。而且我剛才還沒有談到一個內容，就是民工當中也有一些從事「逼良為娼」的服務業，也就是性服務業，有被逼的，有自願的，有自己都沒有辦法的，無奈之中的。而且還有一種特殊情況，就是最近這一兩年中國大陸媒體有那麽一點冰山一角的揭露，那就是女大學生當三陪啦，坐葷台啦、坐素台啦，就我所知的都有很多，但具體到究竟佔百分之多少我也沒有一個數據，但有這樣的現象存在。這些女大學生當中，從農村出來的那一部分，也算是一種特殊的從事服務業的農民工。她們這麼做，主要是為了交學費，攢一點錢。中國大陸的學費太貴了！自教育產業化以來，比過去翻了不知多少倍。
最近幾年，廣東這邊的大學學費，一年一般是上萬的；湖南那邊幾千，搞藝術系的是八千，普通的都是五千多；也有三四千的，三四千在貴州這邊；重慶那邊是四五千。我在湖南的時候，曾經幫助過一個人。這個人叫鄭勇，比我大一歲，我原來在他家裡租房子住，每個月四十塊錢房租。他考上了大學，考上之後，我是親眼目睹了那個家庭的悲劇。他母親很瘦、很矮、很黑，混身是病，她沒有半點辦法，從她知道她兒子得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刻，一直到她兒子真正把腳踏進大學校園，在這個過程當中我不知道她究竟哭了多少次，起碼每天哭兩趟，想著想著就哭，沒辦法。她設法去借錢來辦一兩桌席，請她的親戚來吃飯，吃完飯以後找她的親戚借錢，可是沒有人借錢給她。雖然那個地方還是一個著名的「魚米之鄉」，莊稼好得不得了，可是鄭勇的爸爸鄭彩樹也沒有什麼辦法，他平時頂多也就是去搞搞建築、做做木匠活，弄一兩個小錢。
最後是他們家想盡了一切的辦法，找我們、找鄉里鄉親幫一點點力所能及的忙，然後又到銀行貸款，才讓鄭勇去讀到大學，而且還是一個二流的理工大學，學費是一年七千多塊錢。這個活生生的例子就是農民實實在在的壓力，這些壓力不得不逼著農民到外地打工。那麽這些外出的農民工，寄錢回家最多的是哪些人呢？36歲的人。36歲是人生壯年。這些人的孩子已經有12歲左右，剛剛從小學上升到初中，學費增高，生活費突然冒出來；而且這些人的父母都60歲左右了，得增加贍養費。還有的農民工，他們的孩子考上了大學，那麽他們這時候寄回去給孩子念書的錢，可能不是他們許多年攢起來的，而是借的。民工之間嘛，誰的孩子考上了大學，興奮得很，為他們驕傲，眼中充滿羨慕的目光，哪怕素不相識的民工，都可能給你50塊錢，覺得這一家子真是有出息啊，就是這樣。
黃：由於時間的關係，今天的《中國農民工調查》第二集就進行到這裏了。在下一次的節目當中，我們還會繼續請楊銀波先生來為我們主講《中國農民工調查》第三集。我是黃絹，祝您周末愉快，拜拜。（陳星音樂）
節目：2004年7月24日台北中央廣播電台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
楊：1998年3月2日，國家教委和公安部發布了一個暫行辦法，叫《流動兒童少年就學暫行辦法》，暫行辦法的第七條規定：流動兒童少年就學，以在流入地全日制公辦中小學借讀為主，也可入民辦學校、全日制公辦中小學附屬教學班（組）以及專門招收流動兒童少年的簡易學校接受義務教育。但是這個簡易學校呢，需要一定的設立條件，比如學校建築設施、教育設備、教材、師資力量等等，都必須經過流入地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的審批認可才行，而這些設立條件所須的辦學經費是目前許多民工子女學校都承受不起的，那麽相應的，辦學成本擡高，民工子女的學費也會擡高，民工自己也承受不起，所以大多數的民工子女學校目前只能維持地下狀態和被迫搬遷乃至被迫關閉、停辦的狀態。我所知道的是，2001年8月之後，僅在北京市丰台區，就有幾十所民工學校被關閉或停辦。
民工在流動，民工子女在流動，民工子女學校在流動，民工子女的老師也在流動，他們的工資一般是500塊錢一個月，很辛苦，而且學校裏面還經常規定，教師的菜不能多給，肉不能多買，沒有那麽多錢嘛。另外一個讓人覺得有點黑色幽默的事情，就是學生來源很廣，五湖四海的口音不相同，河南的民工子女在北京上學的可能要佔到1/10左右，其次就是安徽、湖北、河北、四川，口音變化很大，老師上課的時候都不知道該用四川話還是北京話。學生的年齡和學業基礎差異也很大，有的可能十六七歲，有的可能才三四歲，有的英文都會一點，有的連英文字母ABCD、拼音字母abcd都搞不清楚。不過儘管如此，卻有一個非常感人的事情，那就是這些學生其實都很喜歡自己的老師，即便這些老師的教學水平再怎麼低，或者可能只是一個小學畢業，這些學生都很尊敬老師，很聽他們的話，老師也從內心裡愛護、關心這些孩子，在一些電影裏面能看到這樣的情景，這確實是一個實際情況——同是天涯淪落人嘛。（陳星音樂：《流浪歌》）
黃：那麽長期地得不到公平的教育機會，在這些農民工的孩子身上又會留下什麼樣的影響呢？楊銀波繼續說——
楊：最大的問題是孩子的心靈深處受到的傷害特別大。比如外地來的孩子非常討厭北京孩子，覺得他們欺負人、看不起人，覺得北京的這些人怎麼老是到處要錢、到處趕人、到處查證！我記得有個孩子曾經提出這麼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要在北京辦暫住證，而北京人到我們家鄉就不辦暫住證呢？
黃：說得好！
楊：這個問題可能連成年人都無法回答——這是一個多麼大的問題啊！我想對政府說的是，如果政府真的是真真正正地關心農民工，那麽，請千萬不要忘記了農民工的孩子——每年的「六一兒童節」更不能忘記他們，因為這些孩子沒有真正地享受到國家九年義務制教育的機會和權利，國家九年義務制教育在這些孩子身上只是一個謊言、一種欺騙，這種欺騙傷害得太大了，傷害的可能不僅僅是一代人！另外，很多孩子在寫作文的時候或者在交談的時候，最煩、最反感的就是北京的查證。在去年收容遣送制度被廢除之前，1999年，北京在這一年裡面就收容了149359人，約佔外來流動人口的5%，每20個民工當中就有一個民工被收容——僅1999年11月26日這一天，就收容了4167人。北京農民工光是花在證件上的費用都是一個很大的費用。
第一個要辦什麼證呢？流動人口證，每人每年交50元～80元。第二個要辦暫住證，每人每年交188元。第三個要辦就業證，每人每年交185元。第四個要辦健康證，每人每年交40元～50元。第五個要辦婚育證，每個證交5元。第六個要辦職業資格證，每個證交4元。這六個證加起來，每人每年至少要花450元，這450元相當於打工一個月的收入。當然還有一些行業歧視。在北京，有些事情是不准你去做的，或者說即便你去做了你也很難，因為你是外地人，你沒有本地的戶口。如果你要辦經營執照，那是不容易的，你沒有北京戶口，工商所不理，給錢也不辦，沒有執照就不合法，那就只有挨罰，所以你只能花幾萬塊錢乃至十幾萬來買北京戶口。你經營的時候也可能被罰，比如在路邊擺攤，那麽城管要管你，進貨上車交警要罰你，甚至扣你車。如果你沒有北京戶口和抵押品，你也不可能從北京銀行貸款。這就是北京外來民工的真實現狀。（陳星音樂）
黃：談過了北京外地農民工小孩就學的困難，以及對農民工工作行業的限制之後，楊銀波繼續談到了江蘇，在江蘇也有類似的限制情況。
楊：我跟你講講對你來說還算熟悉的江蘇吧。江蘇有一個很讓人氣憤的，但是也在全國非常普遍的現象——行業工種限制。比如江蘇省會南京，有的允許農民工干，有的不允許你干。允許乾的，比如建築安裝工、環衛工、礦山井下工、裝卸工、搬運工、瓦木工、水手、冶鍊工、鑄造工、車工、擋車工、縫紉工、消防員、廢金屬處理工。這些工作是相當低賤的。
黃：而且是出賣勞力，或者是比較容易有職業災害的職業。
楊：比這些行業稍微好一點點的呢，就不允許農民工去做了。哪些不允許呢？清潔工、營銷員、廚工、消費行業的服務員、家政服務員、商店營業員、賓館服務員、門衛、保安、電工、駕駛員、話務員。這個行業限制，在全國的很多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從1994年開始到現在已經有10年的歷史，至今沒有廢除。
黃：最後楊銀波以余世存先生的一首詩，為今天所談的內容做了註腳。
楊：這是一首比較長的詩，叫《一首寫給流浪農民的詩》，又叫《歌擬奧登》，由中國著名作家、同時也是我們獨立中文作家筆會會員余世存先生所寫。全詩是這樣的——
據說這個城市有一千萬人口，有的住花園別墅，有的住衚衕平屋，有的住在海裡頭；可是我們沒有一席之地，弟兄們，我們沒有一席之地。據說這裡是我們的歷史和夢想，是我們的驕傲，我們象親戚來串門，卻也引起它的懊惱；它讓我們呆在原地不動，弟兄們，它讓我們原地不動。我們的原地，荒涼的地方只有不長五穀的山溝，我們要靠它吃飯人們卻痛心疾首；他們不讓我們砍樹，弟兄們，他們不讓我們砍樹。我們逃離飢餓，尋找幸福，交通部門要走我們的所有，讓我們擠在一起窒息，瘋狂，死去，認清自己——不如他們眼裡的一條狗，弟兄們，我們不如一條狗。
我們沒有身份，派出所的人抓住我們說活該，「如果不交錢你就沒有三證，對我們來說你就不存在。」可是我們存在，我們還活著，弟兄們，我們還存在。那從我們中間飛升上去的悄悄地說我們是一種文化，我們遊盪去來，象蝗蟲，從三國水滸吃到現在；他們說我們是害蟲，弟兄們，他們說我們是禍害。去到一個科研院所，他們論證說——目前還沒有我們的現代化計劃，等下輩子再來找它；但這輩子我們怎麼化，弟兄們，這輩子我們怎麼變化？我們交納了增容費，暫且安身。報紙表達得暖昧，老太太的小腳跑來可真是敏捷，逢年過節地喊著防賊；她指的是你和我呀，弟兄們，她指的是你和我。
有人說我們太笨，素質太低，為什麼禁止我們進入很多行業？他們明明知道中關村裡的電腦是我們攢的。有人說我們到城裡來只是出醜，同樣是修路，掃地，法律法規卻讓我們交出自由，我們規規矩矩地坐在城裡人身邊；他們卻皺著眉頭，弟兄們，他們指我們太臭。聽說學者們的憂愁就象富人的富有，就象我們的匱乏，他們反抗現代性的異化，聽說他們比我們活得光榮偉大；他們在絕望里令人感動，弟兄們，我們在絕望里無所適從。我想我聽到了這個城市上空有一個聲音，那是陌生卻異常的權威，說：「他們必須犧牲。」噢，我們在他的掌握之中，弟兄們，我們在他的掌握之中。
看到一隻獅子狗裹著短襖，別著胸針；看到門兒打開，讓一隻貓走進門；看到人們都在出國；看到學生們扔磚頭，看到「我的朋友比爾」在北大演說；看到春天的花和春天的鳥，看到一條魚在飯店前的水池裡自在地游，我們是新奇帶一點兒糊塗，弟兄們，是新奇帶一點兒糊塗。我們流浪，從80年代到又一個世紀，我看見這個城市日新月異，萬家燈火；沒有一盞屬於我，弟兄們，沒有一盞是我們的。武裝警察越來越多，防暴隊伍有特殊的任務，從東單到西單，他們要保衛權威和一種幸福，走去又走回；他們在尋找你和我，弟兄們，他們在尋找你和我。
黃：聽眾朋友，今天的《放眼大陸》就在這一首寫給流浪農民的詩當中跟您說再見了。我是黃絹，謝謝你的收聽，祝您周末愉快，拜拜。（陳星音樂）
節目：2004年7月31日台北中央廣播電台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
楊：在廣東，有48.3%的民工的月收入沒有超過800塊錢，每天不到27塊錢，然而現在打工的成本又越來越高，比如辦理各種證件、各種高消費等等。加之目前物價上漲：比如說豬肉，前幾天《南方周末》刊出報道，說我家鄉重慶的豬肉，背脊肉已經是15塊錢/斤，普通的肉10塊錢/斤，而過去一般是5～7塊錢/斤；米價也在漲，油、鮮菜、肉禽、水果，還有棉花、鋼材、焦炭、水泥、石油等等，都在漲。「漲了！漲了！漲了！」打電話問全國各地的朋友時，對方都這麼回答我。漲得到底有多厲害呢？2004年6月，官方的統計是：中國的消費品價格指數比去年同期上漲了5%，商品零售價格指數上漲了4.1%，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上漲6.4%，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指數上漲了11.8%，而食品價格指數竟然上漲了14%！所以好多民工都想回去種莊稼了，但是某些民工一回家卻發現自己的土地居然已經被村幹部賣出去了！真是痛苦啊。
再一個痛苦就是，現在的天氣非常炎熱。比如說--重慶：35度以上的高溫天氣已經累計出現了10天，部分地區最高氣溫已達40度，目前全市農作物受旱面積已達174萬畝，23萬名居民臨時生活用水不能滿足需求，25萬頭牲畜存在暫時飲水困難，而且未來還將有30天左右的伏旱。浙江呢？遭遇50年最嚴重的旱情，目前已經有10多個縣市嚴重缺水，大水庫蓄水僅為正常蓄水量的55%。西安呢？出現39.3度的高溫，創下西安50年來氣溫最高紀錄。上海呢？已經達到36.8度，累計高溫日已達18天，比常年多出一倍。北京呢？城區突破39度，郊區突破37度。那麽我現在所在的廣東呢？最高溫度達到38度多！
黃：哎喲。
楊：就拿廣州來說吧。7月1日和7月2日，在這短短兩天以內，因為天氣酷熱而死亡的人，至少就有39人！在四川成都，根據幾家醫院的統計數據顯示，在中暑患者中，有一大半的人都是高溫作業的民工。我父親今天也因為天氣熱被逼著回來了。這天氣太熱啦！我在民工工地上住的時候，早上5點半他們去開工，到了7點的時候天氣就開始突然地悶熱，到了上午11點左右天氣就越來越熱，無論是男的還是女的，衣服全部被汗水打濕，緊挨著身體，沒有一件是乾的。回到民工租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馬上提水沖涼。今天我父親一回來的時候，我一看他，哎呀，完全變了樣子：全身發黑，黑中透紅，紅中透黑，兩個肩膀、背部、手都是紅黑色的，腳上全是傷--被鋼板、被磚塊磨壞的、碰壞的。往他手上一摸，象什麼？一塊鐵！全是鋼繭、手繭，用刀來划都能夠把它割下去，一塊一塊的。肩上起碼有0.5公分的肉已經變成了繭，用刀來削掉，居然不痛。我希望大家通過我剛所講的這些，能夠實實在在地體會到在7、8、9月份，民工所遇到的這些危險和威脅。（陳星、呂飛音樂：《離家的孩子》）
黃：談過了酷熱的天氣，楊銀波接下來為我們談到農民工在夏季里的另一個威脅，那就是--洪災。
楊：這些天，打開網站、電視、收音機、報紙、雜誌，最重大的消息就是洪災。根據中國民政部7月25日的統計，今年死於洪水災害的人數為95人，另有63人在洪水地區失蹤。洪水已經導致93萬人失去家園，受洪水影響的民眾達4000萬人，倒塌房屋13.7萬間，43.5萬間房屋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比如說--湖南：267萬人受災，懷化城區1/3面積遭淹，洞庭湖水系的沅江發生較大洪水。湖北呢？武漢出現洪峰，形成25．15米峰值，中小河流和水庫汛情緊張。河南呢？漯河、平頂山、南陽等市發生洪澇災害。廣西呢？37個市縣遭洪水襲擊，造成27人死亡，柳江發生超警洪水。遼寧呢？遼河支流清河、柴河以及位於遼東地區的遼河幹流水量猛漲，遼河發生入汛以來最大洪水，東部山區還發生了泥石流。
雲南呢？盈江發生滑坡泥石流，2人死亡53人失蹤；怒江洪災造成6人死亡10人失蹤。甘肅呢？中部降暴雨引發大面積洪災，4人死亡。安徽呢？淮北發生澇災，致使80餘個村莊被水圍困。貴州呢？17縣市洪澇成災。青海呢？28個縣遭受洪災，4.24萬人受災。山西呢？平陸縣10個鄉鎮遭受洪災，經濟損失2476萬。河北呢？局部遭受洪災，防汛形勢嚴峻。那麽廣東呢？汕尾市降雨量超過160毫米，大雨造成汕尾市區多處地方大面積積水，一些村民的家禽養殖場被淹，部分家禽被雨水沖走。中國的生態環境在不斷地變壞，年年如此，這是需要正視的一個現實。那麽另一個現實有沒有被正視呢？尤其是那些從湖南、湖北、河南、廣西出來打工的民工，他們現在在幹什麼？還是繼續在外面加勁地找錢，然後把這些錢寄回去給被洪水淹了的家人，給他們提供修房子的錢，給他們提供吃飯生存的錢。沒錯，政府可以解決一部分或者說一個小部分，抗洪搶險的隊伍能夠使民眾在洪災中的生命得以保住，就已經是一個很艱難的事情啦。那麽受災的民眾如何繼續生活呢？靠的還是外面打工的親人。
黃：也就是說，在夏季的時候，也是天氣最熱的時候，在這時候農民工的打工非但不能停止，而且還要更加辛苦地工作。
楊：很難熬啊，每年的夏季民工都很難熬，可是他們又不能不熬。相對於內地的洪災而言，在廣東打工基本上可以避免在洪水中死亡。因為廣東的大部分地區很難出現洪災，它靠海。廣東出現洪災的地方一般是吳川、湛江、韶關、茂名、封開、清遠、連山、河源、梅州、五華、翁源，比如吳川的梅江、鑒江、袂花江，韶關的武江、湞江、北江。除了韶關之外，東莞、廣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惠州、潮州、汕頭等民工聚集的城市，一般不會發生洪災。另外，我曾經專門在湖南看了一下洪水的位置，看了一些「抗洪搶險紀念碑」，有些官兵也死亡了，民眾每年的死亡人數一般也是百餘人。在現在我們談話的這個時候，湖南的洪水就是最猖狂的，郴州、衡陽、株洲、永州、張家界、懷化、長沙、岳陽，這8個地方最嚴重。它的全省受災人口一般都是一千萬左右，成災人口也是數百萬以上。
除了人的生命之外，湖南幾十個市、縣、區、自治區的耕地、住房、學校、商店、廠礦企業、機關事業單位，還有水利、電力、公路、橋樑等等，更是屢受重創。本來湖南就那麽幾大水系嘛，湘江、資水、沅水、澧水、洞庭湖，但是湖南位於中國最中部、長江中游南部，平原很多也很大，不象貴州、重慶、雲南那樣出現大的泥石流。比如說洞庭湖，每年湘江、資水、沅水、澧水平均入湖的水量就高達3018億m3，這個年平均入湖水量是鄱陽湖的3倍、黃河的5倍、太湖的10倍。但是洞庭湖只有一個出口，泄洪能力很有限，一旦遇到暴雨，就會馬上形成上壓下頂之勢，釀成洪澇災害。再比如說洪災不太明顯的湖南常德，當時洪水淹過來的時候，沒有經歷過的人根本無法理解、無法想象。我到常德的石門、臨澧，是什麼感覺呢？頭上是烈日，頭下是洪水，去年石門被淹的時候，縣城被淹的面積就佔了80%，光是二都鄉、易家渡鎮澧水兩岸就有33個村被淹，有8萬多群眾被洪水圍困，很恐怖啊！
中國每年都會發生的這種洪災，它對於打工的人來講是個什麼概念呢？首先，民工家裡的人在家鄉被淹死了，那麽他們還有什麼勁頭去打工呢？大家還記得1998年的洪災吧，那場大洪災影響到了2.23億中國人，一共死了4150人，有690萬房屋和530萬公頃莊稼也被同時毀掉。可是每年都有那麽多的人死於洪災，而這些人的家人、親戚卻可能正在外面苦幹，他們在打工之餘連看電視的勇氣都沒有?
節目：2004年7月17日台北中央廣播電台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
黃：聽眾朋友，這裡是中央廣播電台──來自台灣的聲音，您現在收聽的是《放眼大陸》，我是節目主持人黃絹。今天是《中國農民工調查》第五集的播出。
楊：（余世存《一首寫給流浪農民的詩》）那從我們中間飛升上去的悄悄地說我們是一種文化，我們遊盪去來，像蝗蟲，從三國水滸吃到現在；他們說我們是害蟲，弟兄們，他們說我們是禍害。去到一個科研院所，他們論證說，目前還沒有我們的現代化計劃，等下輩子再來找它；但這輩子我們怎麼化，弟兄們，這輩子我們怎麼變化……（鮑家街43號樂隊搖滾音樂：《晚安北京》）
黃：聽眾朋友，歡迎您收聽《中國農民工調查》系列，和我們一起走入中國農民工的世界。在上一次的節目里，大陸自由作家、同時也是「農民工之子」的楊銀波先生為我們回顧了大陸官方和民間過去是怎麼研究農民工的問題，同時楊銀波也和我們分析了大陸農民為什麼走入城市之後又回到農村的各種原因。那麽在今天的節目里，楊銀波接著要從廣東以及四川竹鎮的例子來和我們進一步地探討中國農民工的問題。
楊：那麽現在呢，我們就主要地談幾個省。第一個：四川。在四川有一個鎮──竹鎮，這個鎮是近靠成都市的一個小鎮。竹鎮的發展歷史，在中國可以說是一個典型，要研究中國農民工問題，必須涉及到這個鎮，因為它太有代表性。在1979年～1986年的過程當中，竹鎮的發展主要靠的是到成都市打工。1986年左右，成都開始大量辭退民工，主要是辭退女工，因為各種各樣的人才、技術以及當時的經濟環境都很差，效益變得越來越低。這些女工不知道該怎麼辦。1986年5月，竹鎮專門成立了一個辦公室，名字叫勞務輸出辦公室，現在已經改名為勞動服務站，在全國各地類似於竹鎮勞動服務站的站名在目前有很多。1986年～1988年，在這三年的時間裏面，竹鎮仍然向成都輸出民工，一共輸出了2214個人，當時也沒想到要把民工調到外省去。1987年，又緊張起來。當時竹鎮的勞務輸出辦公室主任，還有縣裡面的勞動局、勞動服務公司的一些領導，一共有五個人，他們恰好認識一個香港的商人，這個香港商人說廣東這邊有發展前途。
這五個人就到廣東的很多地方來考察，比如廣州、深圳、東莞、珠海，最後是定在東莞。大家在心態上都很小心。他們所考察的是什麼呢？一個是：廣東這邊到底安不安全？另外一個是：廣東這邊的風土人情啦，排不排外？似乎覺得廣東人很「傲」一樣。還有一個：廣東的物價水平怎麼樣？考察到這些之後呢，經過對比、權衡、分析，得出結論：廣東東莞的物價水平相對較低，那裡的風土人情比較純樸，所以竹鎮當時就和東莞的厚街鎮簽了合同。──你知道厚街鎮嗎？很多報刊雜誌、電視廣播經常出現這個地名，現在是非常繁華的一個鎮了。當時與竹鎮在厚街鎮簽第一個合同的是厚興皮具廠，要竹鎮的50個女工過去做工。當時很小心啊，很多竹鎮的鄉親看見領導回來，一聽，很擔心：哎呀，要送這麼遠呀！要從四川這邊，跑到廣東，不得了，不敢想像。公平地講，那時的政府還是有一定的開放意識和遠見，而要把這個遠見實行起來，卻很謹慎。比如，送女工到廣東，那麽誰來負責運送呢？就是當時竹鎮的武裝部長。
黃：哦？哎呀，真有趣。
楊：怕出事情。因為當時人們的思想意識，比如「資本主義是吃人的草」啦，「婦女出去就是賣淫」啦，廣東那邊靠著香港，經濟是外向型經濟，跟台灣也有大量合作，是這種背景嘛，肯定就有這種意識上的顧忌和擔憂。那麽結果到底怎麼樣呢？到1998年的時候，竹鎮到廣東打工的人實際上已經有了15788人。最早的是1987年，女工到了東莞是怎麼做的呢？大家都不放心嘛，那麽武裝部長就在車上是談了又談：你們出門，在哪個地方停車，要準備哪些證件，哪個地方要簽字，上廁所、吃飯一定不能走丟，這些都談得很細。1992年、1993年的時候很擠，光是竹鎮這個地方的民工在車上就有突然「瘋」掉的情況，又熱、又亂，黑社會、流氓痞子又很猖狂，擠掉的人有的還找不回來。
80年代後期在輸出安全方面，略為好一些。當時出來打工的民工如何讓家裡面的人安心呢？寫信回家，父老鄉親看著信就容易放心啦。然後大量的信件就寄到竹鎮，竹鎮就把信收集過來，每天向整個鎮廣播：親愛的父親、母親，你們怎麼怎麼樣，女兒在這邊過得很好，吃穿住行都有照顧，等等。整個鎮裏面都圍繞著這些消息，大家心裏面也就踏實了。這是一個非常艱辛的過渡過程。現在竹鎮政府在東莞這邊有一個民工分支管理機構──辦事處，就好比一個小的「大使館」，只要竹鎮的民工在東莞出了什麼事情，就找東莞這邊的辦事處。比如說：哪個廠要辭退竹鎮的民工，那麽辦事處工作人員就去廠裏面去領這個民工，然後又幫民工安排新的工作。但是這樣純粹為民工辦事的辦事處現在已經不多了，因為過去竹鎮的辦事處人員還沒有太計較個人的私利，他們過去所做的，主要是為了維護竹鎮政府的權威。這是當時最主要的設立目的。（陳星、呂飛音樂：《離家的孩子》） 黃：可惜，四川竹鎮的經驗並沒有推廣到大陸其它地方去，取而代之的反而是以贏利為目的的職業介紹所。
楊：那麽現在就不這樣做了，首先政府也要賺錢嘛，所以裏面就出現了一些人所辦的新機構，也就是現在我們經常看到的職業介紹所。在台灣有職業介紹所嗎？
黃：有，不過現在大家找工作的方式其實蠻方便的，就是上網去找，所以職業介紹所已經是幾乎不太有了。早期的時候是有的。
楊：在現在的廣東，職業介紹所很多，騙錢的也有很多。我告訴你一個事情，我18歲的時候在重慶，那個時候我還找不到方向，不知道該幹什麼，還沒想到當什麼作家之類的。我到重慶江北區觀音橋的一個職業介紹所去，一進去，對方說：「先交50塊錢！」50塊錢拿過去，對方說：「這個是地址，你過去就行了。」第一個工作是專門幫別人倒茶，400塊錢一個月，試用期只有200塊錢一個月。我一進那個茶樓，對方笑哈哈地問候：「你好老闆，喝茶嗎？」我說：「不是，我是來找工作的。」對方的臉色馬上就變了：「對不起，我們這裏已經滿了，你到別家去吧！」哎呀，我從觀音橋到那個茶樓，坐了半個小時的車，然後又坐回來，對職業介紹所的人說：「那邊已經不要了。」他們又給我一個新地址，我又坐車去，對方還是說：「對不起，我們滿了！」然後又新找幾個，仍然如此，或者找個借口就不要了，而且那些個工資標準完全就是欺負人。所以一氣之下乾脆不找工作，自己想辦法算了。現在的職業介紹所不值得信任的太多，大多數的民工也不是靠什麼政府，而是靠親人、老鄉、朋友，或者靠自己，很多人都是不求什麼人就直接去找工作。
黃：有沒有看報紙？
楊：也有。但是應聘的人太多，一過去，「干這行有多長時間？你是什麼文憑？」一些民工老實地說：「我小學畢業。」那個時候你就不行了。所以現在人們為了找工作，花盡了力氣，比如賣假的文憑啦。我就經常遇到這樣的事情，朋友說：「楊銀波，你的字寫得好，來，你幫我填填。」我問「怎麼填啊」，朋友就說：「哦，這個填姓名，這個填年齡，這個填初中畢業吧。」我問「你到底是幾年級啊」，朋友一嘆氣，「哎，實話告訴你，小學三年級都沒讀完。」哈哈。為了找工作，或者為了找更好的工作，他們首先要騙過第一關，甚至連身份證都可能是假的，姓名可能是假的，年齡可能是假的，工作經驗也可能是假的，什麼都可能有假。剛才我重點地談了四川竹鎮的民工歷史，和關於民工找工作的細節問題，簡單地談了民工到底是怎樣變為今天如此開放又如此矛盾的過程，政府又如何從開始特別負責變為今天計較個人私利的過程，僅作一個膚淺的了解。（陳星、呂飛音樂） 黃：談過了四川竹鎮，接下來楊銀波和我們談到廣東特殊的「城中村」現象。
楊：接下來我們進入第二個省：廣東。對於民工而言，廣東有四大名城：東莞、廣州、深圳、珠海，非常現代化，它們是江西、安徽、四川、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廣西的民工最聚集的地方。對於東莞，民工聚集的意向要強一點，民工最多。你有沒有注意到這樣一個現象：廣東的很多地方，城不像城，村不像村。
黃：我不曉得，我沒去過。
楊：沒去過啊，好，那麽我給你舉個例子：廣東東莞市鳳崗鎮有一個管理區，叫雁田管理區，1996年的時候它的外來人口就已經超出了它本村人口的10倍以上！
黃：哇！
楊：廣州天河區中山大道有一個村叫棠下村，這個村的村民有6000多人，但是這個村的外來打工的人就有3萬多人，是本村人口的5倍。另外，廣州天河區還有一個村叫石牌村，這個村的村民有9000多人，那麽外來打工人口有多少呢？4萬多人，也將近是本村人口的5倍。這就是珠江三角洲的特殊現象，我稱它為「城中村」現象，或者是「村中城」現象。又不像村又像村，很奇怪。比如，我現在這個地方，一走出家門就會看到：村裡的街道很窄，樓房很多，樓房與樓房之間的距離，5厘米左右吧。
黃：怎麼那麽少？
楊：這就說明這裏的土地很寶貴。同時我還能看到：在高樓大廈之間，有很多民工房鑲嵌其中。這裏的村民不用種田，土地已經拿出來賣了嘛。那麽這些村民一天到晚幹什麼呢？沒錢的話，搞搞建築，做做生意，開開摩托；有點錢的話，打打麻將，賭兩把，這裏的賭風很盛，或者搞搞六合彩，買碼。另外一個就是，廣東農村的本地人信神信佛的很多，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在自己的門前點上一柱香，許多節日都是這裏獨有的，遇上全國性的節日更是鞭炮聲聲，早上五點多就響得滿村都是。
節目：2004年8月7日台北中央廣播電台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
黃：聽眾朋友，這裡是中央廣播電台──來自台灣的聲音，您現在收聽的節目是《放眼大陸》，我是節目主持人黃絹。讓我們來聽聽大陸自由作家楊銀波先生今天要為我們帶來什麼樣的內容。
楊：我曾在許多的街頭失眠，它的城市夢幻的空間，它的子無虛設的阻力，在瘋狂的邊緣失眠。我覺得越來越有些疲倦，聽著隔壁提琴的抽泣，喝著世事煮沸的肉湯，越來越有些疲倦。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們。晚安，北京；晚安，所有孤獨的人們……（鮑家街43號樂隊搖滾音樂：《晚安北京》）
黃：聽眾朋友，歡迎您收聽《中國農民工調查》，今天是第八集的播出。在上一次的節目里，楊銀波從特別的數字談到了大陸農民工所面臨的一些問題。今天，楊銀波要從特別的消息、特別的事件帶我們一起深入中國農民工的世界。首先，楊銀波和我們談到在大陸教科書上一篇膾炙人口的文章，最近卻被刪除了。
楊：接下來向大家提供的這些特別的消息，我覺得看起來很小，細想起來又很大。我想首先問你，你有沒有在台灣讀過我們大陸教科書上的一篇文章──《包身工》？
黃：什麼叫「包身工」？
楊：那就是說沒讀過。包身工是指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上海東洋紗廠里，為日本人工作的中國女工。因為這些女工在進廠時已經簽訂了賣身契，失去了人身的自由權，所以被稱為「包身工」。《包身工》這篇文章，應該是中國最早的報告文學之一，是已經去世九年的著名作家夏衍先生（沈乃熙）生前的代表作之一。夏衍在19歲時曾經參加過「五四」運動，24歲時經過孫中山先生介紹加入國民黨，是我比較尊敬的作家之一。除了《包身工》之外，他還創作了一些電影劇本，比如《狂流》、《春蠶》、《風雲兒女》、《壓歲錢》，還有話劇《秋瑾傳》、《上海屋檐下》，等等。《包身工》這篇文章，是夏衍在35歲的時候，經過幾個月的實地考察之後寫出來的。這篇文章所描述的是舊中國包身工的苦難生活：黑社會滲入工人的培養和管理，既有殘忍的資本家，又有無能的政府，包身工面臨雙重壓迫。
我們在上中學的時候，《包身工》是語文課本當中的重要篇目和教學規定的基本篇目，被納入我們的考試範圍之內。現在我仍然能夠記得《包身工》的最後一段話是這樣寫的：「黑夜，靜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來，畢竟是無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國人當心枕木下的屍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當心呻吟著的那些錠子上的冤魂！」但是現在呢？這篇文章在新版的語文教科書中被人民教育出版社無情地取消，全國取消啦，一些地方只把《包身工》作為高中一年級的「自選讀本」。教育部為什麼會這樣做呢？正是因為中國當代包身工制度在某些地方死灰復燃，而且不再僅僅局限於被外資剝削，更為嚴重的是中國資本家也正在剝削中國勞工。而政府呢，同樣在一定程度上無能為力，甚至某些地方當局倒向資方、助虐為紂！為了避免中國人對當前這種狀況過多的了解、記憶和影射，教育當局把這篇文章去掉，以求麻痹國民心靈。我對此感到非常失望。
我告訴你，我在讀中學的時候，在我眼中看得起的課文不多，《包身工》算是其中一篇。正是由於這樣的文章，我在很小年齡所受到的這種啟蒙，才促使我後來形成一個志向：從事實實在在的社會調查，做出一些有價值的報告文學、紀實文學，或者象記者那樣的調查報告。然而，《包身工》這篇文章在現在的課本中去掉之後，又有多少人會多一些深切入世的精神呢？從人的內心，尤其是從少年的靈魂當中把它抽去之後，將會使一個民族丟失多麼寶貴的精神呢？我要說，中國在馬列主義統治下的課本，一句話：就是不行。好文章不在課本裏面；但是，像《包身工》這樣的文章，只要有一篇在裏面，它都是一個種子，它都會散播在人的頭腦裏面。
黃：是的。
楊：從這個事情當中，我們還應當反思的是當代報告文學的困境，包括記錄當代民工問題的報告文學的困境。中國報告文學的歷史，從阿英選編《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開始，至今已有72年。由於報告文學既有真實的基礎，又有情感的力量，所以在上個世紀80年代，報告文學曾經在相對開明的社會風氣中掀起熱潮，比如徐遲的《歌德巴赫猜想》、魯光的《中國姑娘》、劉心武的《公共汽車詠嘆調》等等。那麽現在的報告文學呢？按理說，它應當成為當今反腐敗、反黑、反惡，推進中國進步的有力器具啊。然而，我們只能看到李炳銀主編的《報告文學》雜誌，著名作家鄧賢發表在《當代》雜誌的作品，《四川日報》記者戴善奎的《長江漂流紀實》，四川綿陽作家李林纓的工業題材的作品，以及陳桂棣夫婦的《中國農民調查》。他們的報告文學多具有批判性，寫真人、寫真事，但常常傷及某些人尤其是達官貴人的利益，所以說真話、做實事特別難。流風所至，從事具有批判性的報告文學創作的人變得越來越少，這樣的傳媒也變得越來越少。
另外，我再向大家提供一些消息。最近有一些電影、電視，我想介紹給大家。我過去不是講過嗎？反映民工生活的電影、電視，有一些拍得非常好，比如電視連續劇《外來妹》。今年又有一部20集電視連續劇叫《貴州背兜》，吸引了雲南、貴州、四川、重慶四個地方的笑星，在貴州開拍了。貴州這個地方的人是怎麼做的呢？不是像我們重慶的「棒棒」用扁擔、竹杠，而且用背兜，背煤炭、背貨物、背水，灌溉土地的時候也背糞便。其實在《貴州背兜》開拍之前，我們重慶就有一部非常著名的電視劇，拿過「新時期中國電視喜劇優秀作品獎」和「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叫做《山城棒棒軍》。因為我們重慶是──「好個重慶城，山高路不平」，所以挑夫就穿街走巷、肩挑背扛、爬坡上坎，為別人搬東西，為千家萬戶提供方便，「棒棒軍」成為一個非常特別的打工階層。
黃：對。
楊：你看過？
黃：你過去跟我提過「棒棒」。
楊：很好。那麽，在此我就向大家推薦一下我們重慶的其它方言劇，比如《唐肥腸傳奇》 、《擱得平外傳》、《表妹進城》、《爬坡上坎》，市面上有賣，網路里也有賣；也向大家推薦這部新拍的《貴州背兜》。《貴州背兜》裏面有個演員叫凌淋，是我們重慶笑星凌宗魁的兒子，他在電視劇中有一句說得最多的台詞，我用重慶話講啊──「快點兒幫我找點活路干撒！我荷包頭只剩五塊錢嘍！」他們就是這樣，被生活壓力不斷地往前推著，迫使他們為了生存，不斷地找工作。「只剩五塊錢」的壓力，我想請各位聽眾先細細地體會一下。（順子音樂：《回家》）
黃：沒錯，為了生存，大陸農民工不斷地出賣勞力，從事最艱苦、最危險的工作。那麽有誰來反映他們的真實生活呢？楊銀波繼續為我們介紹了幾部正在拍攝的影片。
楊：有一個年輕人叫徐果，是四川成都電子科技大學四年級的學生，讀計算機專業。他正在用20萬的錢拍一部電影，專門反映在成都搞建築的那些民工。我們知道，現在要拍一部電影──普通的嘛，上百萬；規模很大的呢，起碼上億。那麽，徐果這部電影就只能按照獨立電影的方式來拍攝、推廣。他的這個資金是怎麼來的呢？最開始，找家裡人、找公司，得到幾萬元的贊助。然後，他又發起了一場買碟集資行動，解決了資金欠缺問題。如果這部電影拍攝完成，他首先要為成都的建築民工免費播放，然後到全國的一些工地去巡迴放映，同時還將參加國內外的電影展！──徐果，你真是有志氣！楊銀波感謝你。
其實，不僅是徐果，只要大家有機會，有這樣的頭腦，有這樣的技術，有這樣的能力，有這樣的資源，那麽就放手去干！因為反映民工真實的生活，這實在就是一件大事嘛。再有一個著名導演，你我都應當是知道的──張紀中。他是《三國演義》、《水滸傳》的製片主任，也是《笑傲江湖》、《射鵰英雄傳》、《天龍八部》、《青衣》、《激情燃燒的歲月》的製片人。
黃：看過。
楊：現在他正在拍攝一部央視電視劇製作中心安排的20集電視連續劇，劇名就叫《民工》。本來張紀中在今年的央視重點劇目嘛，一部是《陳賡大將》，一部是《神鵰俠侶》，但是《民工》這部電視劇是個國家大事，所以現在就把這個抓緊了。5月10號，他們已經在山西平陸縣張店鎮古城村南窯頭水庫開了機，張紀中做製片人，康紅雷做導演，李培森做出品人，陳枰寫劇本，演員是電視劇《激情燃燒的歲月》那個班子。劇裏面有個人叫李平，她特別想融入城市生活，但城市不接納她；等李平回到農村，農村也不接納她。他們拍這部電視，依我看主要是從社會層面去反映民工處境。10月份，他這部《民工》要在央視一套播出。
黃：太好啦。
楊：相對於張紀中的《民工》，我更期待管虎的《民工》。你知不知道管虎？他是中國第六代導演的代表人物之一，像近兩三年的《黑洞》啦、《西施眼》啦、《冬至》啦，我特別喜歡。他是怎麼拍《民工》的呢？第一，拍片之前，他曾經像我這樣對民工做過許多實地的調查採訪，和他們一起生活過，深刻地了解過。第二，他用真民工來演民工。第三，一些知名演員，比如陶澤如、孫松、丁勇岱、高秀敏，再加上一個本來就是從底層社會爬上來的雪村，他們跟《激情燃燒的歲月》那個主旋律的班子完全不同，他們的演技、體驗更有資格和膽力去接近真實，比如我知道《民工》的許多鏡頭就是在街頭偷拍的。再有，看過《黑洞》、《冬至》的人是知道的，管虎的配樂很有節奏，整個電視的畫面、聲音、情節、情感、音樂貫穿起來看，非常流暢！8月底，他這部《民工》的主要部分就要在吉林長春殺青了，我希望到時候廣電總局不要把他的作品刪得太多，爭取盡量保存原貌。
從目前的形勢看，今年的民工電影、民工電視劇、民工書籍、民工的各種社會活動，已經成為一個熱點，一個絕對的焦點，很多人都會投入到對這個群體的關注、幫助和支持，我希望這種關注、幫助和支持不但要廣闊，更要深入，更要具體。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局面呢？一個，當然是政府有這個表態；另外一個，就是事實擺在面前：中國農民工已經成為中國工人階級最大的組成部分，他們已經佔據了很多很多的產業、行業，他們的數量已經遠遠超過其他類的工人，遠遠超過。他們的貢獻與困境，涉及全體國民。（順子音樂）
節目：2004年7月10日台北中央廣播電台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
楊：那麽，農民、農民工到底要怎樣才能成為城市人呢？通過什麼方式？你覺得呢？
黃：有沒有可能是政府去某一些地方開發一些新的產業，然後在那裡建造新的城市；或者是把鄉村的農業「觀光化」。那我不曉得實際的做法是什麼樣。
楊：台灣是不是這樣做的？
黃：台灣的話，現在是我們有一些休閑農業，但是基本上我覺得休閑農業或者是發展觀光區，其實是因為我們的鄉村建設也都整個交通改善了，所以即使在鄉村，他們的生活水平也都蠻好的。
楊：你說的是一種「城郊化」，已經是比「城市化」再高一級的階段了--城市人到郊區、農村去住的也有。
黃：有，有這樣的交流。那我覺得我們的農村，之前也曾經憂心過說農村的青年外流，也有這樣的問題。現在我們往「景緻農業」的方向發展，農民的生活、收入有提高，而且我們工商業的發達其實吸納了很多農村的人口。
楊：你說到這一個，那大陸的人聽著肯定很羨慕了。就我所知，大陸的農民、農民工要真正地跳出農門，一般有這麼幾個方法：一個就是，他們從打工的這個地方，回到農村的那個縣城或者鎮上、鄉上去創業，自己辦廠；另外一個呢，就是他們在自己的村裡面尋找不是農業的職位，比如象服務業啦、開商店啦、做買賣啦，是不是？還有一個，花高價錢給自己的子女買戶口，買戶口很貴的，現在要花幾萬乃至更高；還有一種，自己的子女如果考上大學，跳出農門；還有，年輕的女工，出來打工的女孩，通過婚嫁，嫁給城市人改變這種農民的身份。但是，話雖然這麼說，其實呀，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這當中不知道要付出多麼大的代價！而且有很多很多原因都會阻止這種可能性，使一個農民一輩子都只能是農民，一輩子都做不了城市人！（汪峰搖滾音樂：《媽媽》）
黃：到底是哪些因素阻礙了農民成為城市人？楊銀波繼續說--
楊：我大致說出這麼幾個：一個就是戶籍制度。你是一個農民，那麽你不是城市人，你就沒有城市人獨享的公民待遇。這個戶籍制度，在你辦身份證的時候，乃至於你剛生下來的時候就已經決定了，這是一個先天的，不以後天為轉移的。另一個就是情感上的，大家都很想家的這種鄉土情感，一些親緣關係啦、地緣關係啦，還比如春節、端午、中秋，還有親人去世的喪葬，還有結婚這些，它都會影響到一些鄉土情感。比如我今年3月份離開家鄉的時候，我父親和我一起從家裡面出來，當時家鄉好幾十個老鄉，還有我爺爺、奶奶、叔叔，都囑咐一句話，就是--「在外面好好乾，找大錢，不要給鄉親們丟臉，不要對不起家鄉人。」就是這樣的一種感情。另外還有一個，就是經濟聯繫。比如土地啊，現在很多出去打工的農民，一出門的話他們就把他們的土地叫自己的親戚或者給別人去代耕了，讓別人幫他們去種地，比如我們家裡面的土地好象有兩畝多--（重慶話）「媽媽，有沒的兩畝多？」（母親梁如成：「有。」）
黃：哈哈。
楊：有兩畝多地。那麽兩畝多地呢，現在已經給我的七叔楊明華種了。他一般都是幫我們交糧，但是農業稅呢，是由我們負擔。總而言之，土地沒丟，那麽有些事情，比如今年交多少錢啦、明年交多少錢啦、開支要怎樣啦，乃至於我、還有幾位叔叔有的時候還要聚在一起商量老人該怎麼贍養，每年要拿多少錢，老人生病啦、其它特殊情況啦，要怎麼處理，有的時候也因為這些要回家鄉去。那麽還有一個，就是和親屬的一些聯繫，也是一個特殊的限制，比如說孩子。這在一些農村裡面是很普遍的，那些剛結婚的人，生下來的小孩可能才一歲乃至才剛斷奶的時候，父母就出去打工了，那麽這個孩子就被交給他（她）的爺爺、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由他們帶，象我接觸的很多人都是這樣的情況。
我前天去採訪的時候，就採訪到一家人，那個小孩的名字叫陳招強，他是四川瀘州的，很小的時候他的父母就出去搞建築。他在家裡面呆了好幾年，好幾年之後，他的父母把他接到他們打工的建築工地上，可是陳招強一年之內都不叫他的母親叫「媽媽」，不熟悉，完全不熟悉。這個小孩的奶奶接受我採訪的時候就跟我講：「你以為帶小孩不累呀？每天晚上都要拿著一隻手，把它伸出去，讓小孩睡在手臂上，萬一我睡著了，陳招強說不定就滾下床去啦，是不是？」這些孩子呀，確實是一些很牽動人的原因。不管小孩的生病也好、身體狀況也好，還是他（她）的思想情感也好，還有孩子升學，一些比較重大的情況，父母都要回來處理。再有，對於農村來講，農村結媳婦（訂婚、結婚）是一個很大的事情！現在農村結媳婦太難了，找不到老婆的人真的是太多了，沒有辦法。所以很多人寧願去貸款，也願意為自己的孩子做終身大事。
今天早上，5點20分，我送我父親到建築工地去打工，在路上我父親就很感嘆地對我說了這麼一句話，他說：「現在出來打工的人太可憐了，太窮了。你想想這孩子從小到大，生病也好、讀書也好，得花多少錢呀。長大了，要是結不到老婆，那時候父母還挺著急。」農村你要結媳婦，你得有個條件--得有樓房。很多人現在還是瓦房，乃至於是草房（我的故居現在就是三間瓦房、一間草房，哈哈），一間樓房得花五、六萬，要搞裝修和添補傢具的話，就更多，這些錢他們出來得干多少年呀！要是訂了對象，還得交人親錢，每個節日的打發和禮物，做媒錢，既多又雜，人來客往的特別多，加起來將近10萬，可能有的還不止。這個數目對於一個打工的人是什麼概念？在廣東這邊搞建築的，一個月把其它的開銷都拿走之後，剩下的錢才400來塊錢。
黃：哎呀。
楊：你想想，400來塊錢，一年12個月，也就5000塊錢吧，給它滿打滿算。5000塊錢一年，給孩子結個媳婦，修棟樓房，10萬，得用多少年？20年。所以很多人是貸款來結婚，媳婦結過來之後還得還債，我碰到的很多人就是這樣的生活情況。那麽除了這些原因會限制到打工人成為城市人之外，還有另外一些重要原因，比如打工人到外省之後，他們的身份是比「公民」更次要的「暫住」身份，這是我們通常都知道的要辦暫住證。而且他們的生活也沒有保障，有的時候他們受不起老闆或者管理人員的氣，最終還是要回去的。象江西，江西外出打工的人最後還是大部分留在了農村，不管他們到廣東、福建、上海，還是到北京、河南、河北，在那些地方定居的人極少，就算是在江西城鎮裏面定居的農民工都很少。很多都是從農村到城市打工，打了幾年、十年、十多年的工，然後回到自己的老家，還是做一輩子的農民，這個農民的身份是很難有希望改變的。我剛才談的這些，確實是一個現狀，在中國大陸你要從一個農民成為一個城市人，那要付出多麼大的代價！
黃：基本上是因為他們的收入非常非常的少，而且他們要從農民的身份變成城市人的身份，這當中有很大的關卡，所以阻止了很多他們改變的可能性。
楊：當然我也採訪了一些農民工，我問他們：「首先，想不想在城市裡面生活？」這個答案真的是參差不齊。佔一半的人不想，那麽另外一半的人也不說想，「即便想，又能怎麼樣呢？」不想的那一部分人，他們的原因是什麼呢？覺得農村好，或者農村空氣好，乃至於大家都知道，溫飽是沒問題的，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錢用，在情感上都願意回去。在農村裡面，孩子方面的花銷，老人方面的花銷，生活生產的花銷，人來客往的花銷，壓力很大。那麽同時呢，打工的人一回來都知道在外面打工是什麼樣子，都對那些十來歲的娃娃說：「你們這些人，要是想出去打工，不要象現在這樣弔兒郎當的，要規矩點兒！」都是這樣一種教訓的口吻，帶回來的都是這樣的體驗，一種非常自卑、自控、自重的沈重體驗。（汪峰搖滾音樂）
黃：楊銀波從戶籍制度和鄉土情感這兩大因素分析了絕大多數的農民工為什麼最後仍然選擇回到農村。雖然如此，回到家鄉並不是代表失敗，反而為農村注入了新的活力，帶來了新的改變。
楊：這些外出的民工從外面打工回來，不能算是失敗。不能說農民沒有變成城市人就是一種「失敗」；恰恰相反，實際上農民由於有了打工的這麼一個過程，他們回到家鄉，對當地有很大的影響。其中一個影響就是我注意到的，就是他們對當地政治的衝擊，尤其是對中國基層政權的衝擊是相當大的。我跟你舉個例子，在江西省有個龍南縣，龍南縣有個關西鎮，這個鎮裏面有個村，這個村原來的政治狀況基本上都是「長老政治」。可是村裡面後來有個34歲的人，那麽今年他已經有36歲了。這個人打工之後回來呢，他覺得自己在外面的經驗很豐富，能夠在村裡競選當一個村委主任或者其它什麼職務。2002年，這個村裡有689個人投票，最後有476個人都贊成他擔任村委主任。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農民通過打工的這個過程，他們變得比原來激進一些，開放一些，他們要的是能夠為村裡面賺錢的人才，不是那種在上面吃了飯不干事的，這個去問一下，那個去問一下，上面喊收錢了就來收錢，不負責，村民不要這種人當官！這個年輕人要結束長老政治（也就是老人政治）。當上村委主任之後，他現在辦了一個糧食加工廠，除開每年交600塊錢的稅，那麽每個月從糧食加工廠裏面，他每個月有60多塊錢的收入；然後，管理村裡的電路和收電費，那麽他每個月能夠掙90塊錢；再有，當村幹部每個月的收入有200多塊錢；他還承包了兩口魚塘（也就是池塘），每個月呢，能收入250塊錢。你算一下，這些錢一加起來，也就是說他每個月有600多塊錢的收入。這600多塊錢呀，有的時候比在外面搞建築的打工人要強，相當於十八、九歲的少年民工在廠裏面的打工收入。我剛才說的「衝擊」，就是村民比原來要激進、開放、現實，比較能夠接受使他們迅速致富的村委主任和其他村幹部。
黃：我想也是他們的權利意識覺醒了。
楊：也不一定是這一點，我剛才說的是比原來「現實」，強調的是這個「現實」。你說的權利意識，從一些靠近沿海一帶的來講，象浙江、福建、廣東，比較明顯地可以看出。靠近香港、台灣的一些省份，不說別的吧，比如廣東這邊能夠收到香港鳳凰衛視啦、本港台啦，乃至有的人架起天線還能收到台灣的TVBS呢。他們的信息要比原來大，真正要談意識覺醒的話，還是要由信息量的接受來決定。那麽在內陸的農村呢，權利意識我還沒看到有多大的變化，我只是說比原來要「現實」一些：你當一個官，不能使我們的村民迅速致富，那麽你就得下台！（汪峰搖滾音樂）
黃：沒錯，不能讓村民致富，官員就得下台，這不就是人民當家作主嗎？謝謝大陸自由撰稿人楊銀波先生，為我們就大陸農民工為什麼沒有成為城市人，以及他們回到農村之後對農村所帶來的影響，所做的深入分析。節目進行到這裏，已經到了尾聲了，謝謝您的收聽。如果您對我們的節目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是感想，歡迎您來信到台灣台北市北安路55號中央廣播電台新聞部《放眼大陸》節目（收）；或者是寫email給我們，我們的電子郵件信箱是[email protected]，歡迎您和我們做進一步的交流。我是黃絹，謝謝您收聽我們今天的《放眼大陸》，祝福您周末愉快，拜拜。（音樂）
節目：2004年8月14日台北中央廣播電台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
黃：聽眾朋友，您現在收聽是中央廣播電台《放眼大陸》節目，我是節目主持人黃絹。今天是《中國農民工調查》第九集的播出，請聽大陸自由作家楊銀波今天為我們帶來的節目內容。
楊：我將在今夜的雨中睡去，伴著國產壓路機的聲音，伴著傷口迸裂的巨響，在今夜的雨中睡去。風會隨子夜的鐘聲北去，帶著街上乞討的男孩，帶著路上破碎的輪胎，隨子夜的鐘聲北去。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們。晚安，北京；晚安，所有孤獨的人們……（鮑家街43號樂隊搖滾音樂：《晚安北京》）
黃：在上一次的節目里，楊銀波和我們談到了有關於農民工的特別的數字、特別的消息、特別的事件，那麽在今天的節目中，楊銀波要和我們談的是有關於農民工的特別的現象。他首先和我們談到的是民工荒這個問題。
楊：我記得我在前幾次節目當中一直在說三個字──「民工潮」，現在卻出現另外三個字──「民工荒」。
黃：對。在我們的印象當中，民工潮、民工潮，意思是說外出打工的人非常的多，可是現在居然出現民工荒了。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值得省思的問題。
楊：奇怪？對，是很奇怪，可它又怎能不是必然的呢？民工荒嘛，荒是荒涼的荒，一層意思表示民工就業緊張，另一層意思表示需要民工的企業在需要民工的時候民工卻不來。或者進一步說，企業招工難，技校和職介機構勞務輸出供不應求，珠三角加工製造類企業，以及福建、江蘇、浙江的企業都在缺工。缺什麼工呢？缺民工當中的高級管理人員和高級技工技能型工人。我跟你舉幾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是離我很近的廣東佛山市南海區，他們那邊105家企業組成的招工團最近幹什麼去了？跑到廣西貴港市去了。他們專門坐車過去要那邊的民工到南海的廠裏面來做事情。根據政府的統計，目前佛山生產工緊缺超過10萬人。缺工的行業主要在鞋廠、電子廠、五金行業等勞動密集型企業和酒樓賓館等服務行業。那麽這些行業呢，我們想一下啊，鞋、電子、五金、服務，這個做起來並不太難嘛。難在哪裡呢？工資！工資太低，民工不願意來。
佛山缺工10萬，那麽東莞呢？缺工20萬。他們怎麼做呢？東莞長安勞動分局組織了50多家鎮內外資、民營企業，到廣西宜州參加第二屆勞動力交流暨人才雙選會。還有，前幾天我到廣州火車站去，我看到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民工剛下火車不久，來自廣東廠方的一大批人就趕快過來幫他們提行李，笑臉相迎，讓他們到廠裏面去做工。如此規模的事情以前是沒有過的，從來就沒有。但是我們一定要搞清楚，是不是民工的工作有救了？是不是找工作很容易了？不是。否則，為什麼現在還有那麽多民工在外面耍著呢？他們沒有工作做嘛。你想，工資壓得很低的話，民工一進廠就等於進了一個黑坑，廠方會用各種各樣的不合理的制度來約束你，你不自由。你要跳槽嘛，我不發工資給你；你要告狀嘛，隨你去告，「誰怕勞動局呀？」我就見過一些二楞子的老闆，瞧瞧那個氣勢，「這樣的事兒老子見得多了」，他們是這副德性。
民工荒的事情，我們再轉到福建。福建省企業調查隊有一項調查，說在今年春節后，福建晉江市工業企業開工率只有80%～85%（沒有開工的就佔15%～20%），其中的陶瓷行業開工率不足50%。民工短缺，跟工頭也有關係，工頭走了之後，幾十名、幾百名民工就可能跟著工頭走了。一個工頭有威望，或者說民工有利益把柄在他手中，那麽民工短缺就容易發生。另外在浙江湖州織里，企業老闆為了留住日益緊缺的民工，就為春節期間往返家鄉的民工提供專車接送，還有老闆在大年初八專程趕到安徽、江西給民工拜年，而民工的工資從平均1200元漲到平均1400元。表面看起來嘛，我們似乎覺得民工的位置比原來高一點，但是進了其它一些廠之後，約束你的可能比你想像中更殘酷。可能他答應你是這麼多錢，但實際上的價錢呢？再者，民工進廠，工資加高，那麽其他的民工就進不去了，因為廠裏面已經滿了。中國的農民工，現在實際上有許多人都沒有工作做，沒有工作做是在等待時機，那麽他們的內心所想的呢？就不再是簡簡單單的「有錢就行了」，而是盡量地「讓錢多一點」。是的，民工學會了討價還價。
黃：對。
楊：我們再深入地思考關於民工荒的四個問題。第一，民工的工資確實低。根據《珠江時報》的報導，中國農民工的工資在12年之內只增長了68元。還有另外一組數據，就是各地的最低月工資標準：上海最高，635元；其次是深圳的特區之內，601元；廣州是510元；北京是495元；天津是412元；湖北最高的是400元，最低的是240元；湖南最高的是400元，最低的是300元；福建最高的是在廈門，有480元、430元、360元三個等級，福建其它的地方最高的是400元，最低的是280元；江蘇最高的是540元，最低的是320元。這個最低工資標準對於企業和民工來說都很重要，許多企業乾脆就按本地最低工資標準給民工發工資，乃至於低於最低工資標準。
第二，民工培訓成問題，這涉及到教育。教育領域的高昂收費，製造了民工和貧困人口接受教育的高門檻。那麽有一些工種，比如說電子裝配工、縫紉工、印刷工、噴漆工、絲印工、焊接工、機械操作工等等，沒有經過培訓的民工，一是做不來或者做不熟練，二是容易發生工傷事故，那麽工傷賠償就很成問題。第三，我所知道的廣東的情況是不缺普通民工，反倒是在縮小用工範圍，招工的時候對年齡、性別、文憑、地域、經驗等有很多限制，比方說有的廠就是不招男的，有的廠就是不招四川的。第四，民工的信息來源太有限，人才交流市場跟民工的緣分較淺，中介機構又老是發黑財，民工報紙、民工雜誌太少，民工供需類的網站更是幾乎找不到，如此重要的招工信息到底是被誰壟斷、被誰掩蓋了呢？
這四個原因加起來，怎能不出現民工荒！誰「慌」起來了？依我看，沒錢賺，大家都「慌」，也都「荒」；有錢賺，但賺得沒人味，大家同樣「慌」，也都「荒」。這不是簡單的社會問題、經濟問題，這裏面其實涉及人權。下面我就說一個這幾天的事情。這幾天我幫了一個孩子。這個孩子的父親是搞建築的，突然病倒了，病倒之後送到醫院，搶救不活，送到火葬場焚燒了。這個孩子身上沒錢，很小，才16歲，他準備把他父親的骨灰盒送到貴州的老家去，但是沒有車費。於是，他就在頭上包了一塊孝帕，拿著身份證、初中畢業證、醫院證明、火葬費收據單、父親遺相，以及他自己寫的「求求好心人可憐可憐我，讓我把爸爸的骨灰盒送回家鄉……」，到街上下跪乞討。那天我把他請到我家裡來，對他做了一次訪談，然後給了他一些錢。現在他已經回到貴州了，路途還算平安。
一個16歲的孩子，他在遇到這樣的突發事件的時候，他想到的第一件事不是去求救政府，而是跪在地上請求社會各界朋友給他以支持，給他以幫助，而且是包著孝帕向所有人流淚乞討。他只有一個父親，現在死了，母親也很早就去世了，回去找誰呢？只能找他奶奶過日子，然後他又得出來打工。我覺得這樣的悲劇之所以會產生，乃是因為政府沒有允許民間組織、團體大量興起，而且那些已經成立的官方性質或半官方性質的組織，沒有深入到社會當中去。茅于軾先生曾經說過一句話：政府必須管的由政府去管，而政府管不著的或沒有必要去管的，就大量放手讓民間去做。一個社會要形成巨大的緩衝層，必須要有民間組織、團體，民間組織、團體的大量興起，成為社會的緩衝地帶，成為社會有力的援助。像我剛才說的那個孩子，他遇到這樣的事情，他寫一個申請，或者民間組織知道他的事情，社會各界的捐助就總會有的，也不需要他的下跪，不需要他流三天三夜的淚，那麽他就可以非常順利地把他父親的骨灰盒送到他的貴州老家。（《晚安北京》音樂）
黃：楊銀波從一個在街上乞討回鄉路費的孩子，和我們談到了在個人發生變故時，社會上的民間組織、團體可以發揮的救助功能。當然，民間組織、團體可以發揮的功能不僅是救助功能，還可以是社會的緩衝層，也可以發揮維權的作用。接下來，楊銀波和我們談到了大陸已經出現了獨立工會這樣一個新的氣象。
楊：一個獨立工會在陜西西安成立了。這個工會在2004年7月中旬成立，名字叫陜西省西安市第一建築工程公司西高新項目部工會聯合會，這是西安的第一個獨立工會。這個工會要給外來民工發放會員證，而且讓民工免費入會。截至6月份末尾，已經有4500個外來民工加入了這個工會組織。而且，有的農民工已經被選上了工會領導和工會委員。在這個工會沒有被承認之前，他們已經展開了民工的維權，得到了35萬塊錢的拖欠工資，為每個遭遇拖欠工資的民工平均拿到了3500塊錢，了不起！
黃：哎呀，真是。
楊：我在想，這樣的獨立工會還會繼續推廣，它會從一個市到區、到鎮、到村，都會普及起來──肯定會有這樣的效果，這也是他們自己的承諾。
黃：可是這個獨立工會的成立，當地政府難道沒有反對的意思嗎？
楊；具體的我還不清楚。不過我在想，它畢竟是一個趨勢，如果政府眼光短淺、鼠目寸光的話，直接清洗掉不就得了？但是我們必須追尋本源去想。如果把這樣的獨立工會統統消滅，問題必然接踵而至：衝突、矛盾乃至暴亂、流血，在自我權利完全得不到維護的時候，種種情況皆有可能發生。
節目：2004年8月21日台北中央廣播電台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
黃：聽眾朋友，這裡是中央廣播電台--來自台灣的聲音，您現在收聽的是《放眼大陸》，我是主持人黃絹。今天是《中國農民工調查》第十集的播出，請聽大陸自由作家楊銀波今天為我們帶來的新內容。
楊：祖國啊，他們嫌我擋了城市的道路，嫌我污穢了城市的路面，嫌我讓城市不夠寬敞明亮，嫌我影響了交通，影響了他們的升遷和政績。祖國啊，我只想擺一個小攤，每天能收到一些零錢，給孩子們交學費，支付老人的醫療費，我要讓孩子們好好讀書，不要再像我這樣無用。祖國啊，我一定要讓我的下一代，做一個不用擺攤的人，做一個不卑微的人，不要再像我這樣，活著給城市添堵……（老蛋：《祖國啊，我只是擺個小攤》）
黃：聽眾朋友，歡迎收聽今天的《中國農民工調查》。《中國農民工調查》系列從6月 19號播出以來，今天已經是第十集了。在今天的節目里，楊銀波要為我們總結這兩個多月來的播出內容，進一步和大家共同思考一個嚴肅的問題，那就是：我們要如何更全面、更具體地幫助農民工？楊銀波在今天的節目里，首先為我們提出了農民工的根本問題。
楊：我們之前做了九集節目來共同探討當代中國農民工問題，這九集節目回顧起來，農民工的真正的問題其實只有那麽一個--我反覆地想來想去，只有一個--，這個問題就是成本問題。第一個是務工成本。他們所要面對的收費名目很多，現在農民進城務工，需要辦理外出務工卡、未婚證、生育證、健康證、暫住證等十多種證書，這就增加了民工的務工成本。第二個是健康成本。我們不能忽略民工的健康成本，就是說由於工作環境很惡劣，他們的生活條件很差，那麽這就使得農民工的健康受到很大的損害。第三個是教育成本。我們曾經做過一次節目，專門談北京民工子女學校的那些孩子們，是不是？
黃：是。
楊：這方面，全國各地都有相似之處，民工的子女只有出高價錢才能享受到受平等教育的權利。第四個成本是維權成本。由於這些民工的平等就業簽約權利，他們法定的作息權利，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合法權益，受到嚴重的侵害；並且，他們在政治上，他們的政治權利也被嚴重地邊緣化；這些就增加了他們的維權成本。從務工成本到健康成本、教育成本、維權成本，四個成本就構成了當代中國農民工的根本問題--成本問題。所以我希望今天我們做這個節目，能夠盡一切所想的、所能夠想到的，竭盡我們自己的能力去構思，也就是專門針對極為迫切、極為嚴肅、極為重要的大事，來探討：中國農民工應該怎麼辦？我們這個社會，究竟應該如何幫助農民工？
尤其是我們這些作家，或者其他知識份子，比如律師、記者、教授、專家，乃至行政官員、司法人員、人大代表，他們也可以和我們連同這個節目一起來想一個沈重的大問題：如何更全面地、更具體地幫助到農民工？使每一個農民工都能感覺得到我們「在」幫他們，而不是我們好像只是嘴巴上說說而已，需要行動！那麽在需要行動之前，就需要一系列的周密的考慮，而且這種考慮還必須要有行動的可能性，一定要使說的、想的，到最後能夠變為現實。這幾天我走了很多地方，我在筆記上、日記上寫了很多的草稿、很多的反思，今天我就想借台北中央廣播電台《放眼大陸》這個節目，從六個方面來談 --我們應該怎麼去幫助他們？
「我們」，包括什麼人呢？包括政府，包括民間，包括企業，也包括香港、台灣、大陸，以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政府，乃至於像歐盟這樣的聯合體等等。是的，要讓全球共同關注中國農民工！那麽這六個方面呢，一個是教育的角度，一個是制度的角度，然後是交流的角度、工會的角度、民辦的角度，最後是根本的角度。我們很快進入如何從教育這個角度去幫助中國農民工。
黃：好的。
楊：為什麼要把教育作為幫助農民工的第一項呢？因為教育涉及到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我們想想，中國各地的農民工子女，他們的教育，他們在成長過程中的思想意識，他們的知識等等一系列的最早最早的啟蒙，如果這些意識啟蒙受到了損害、受到了歧視，使他們在幼小的心靈當中就感覺到了他們被排斥于社會之外，那麽你再如何幫助現在這些現在已經長大成人而且還有較深世故心態的民工，已是無補於事。而那些還未長大成人，或者身體已經長大但心理還很薄弱的民工子女，如果沒有受到優秀的教育，那麽他們將來為這個社會帶來的問題將遠比現在嚴重--今天中國日益嚴重的少年犯罪現象，已經證明了我的看法。所以，教育應當成為幫助中國農民工的第一項。
第一個，就是要對農民工子女大興教育。怎麼興呢？第一，農民工的孩子如果在農村讀書，我希望政府能夠盡量減免他們的費用，並且多開設希望小學，把希望工程搞好，而且要使這個希望工程的公共捐款能夠受到強烈的監督，使這些錢用到實處。第二，如果農民工的孩子在城裡上學，那麽這些孩子和城裡的孩子也應當一樣，在就近入學的時候不比城裡的孩子多交任何一分錢的費用，使他們能夠平等。第三，我希望把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的費用盡量納入到政府財政預算當中。第四，尤其是地方政府，對於民工子女學校（包括民工子女簡易學校），應當支持，不要打壓，讓這些學校在市場當中去競爭。我希望政府能夠起一個輔助作用，而不是去強制它。這是我的對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的第一方面的建議。
黃：談過了協助農民工子女受教育的問題之後，楊銀波接下來和我們談到的是如何協助農民工本身進行再教育。
楊：第二個，其實也是教育，只不過叫做再教育。前段時間，我到廣東韶關去調查，那裡的許多民工去招工的時候，他們起的價錢很高，老闆不願意接受這個價錢。為什麼呢？因為對於民工價錢的門檻，其實是個技術門檻。如果民工技術不夠、知識不夠、操作能力還不行，那麽民工擡價就要免談。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我的建議是，讓政府在全國範圍以內，啟動「農民工培育陽光工程」，這個工程要和希望工程一樣，擁有同等的地位。如果要搞好這個工程，那麽中國的農業部、財政部、勞動部，我希望都能率先領頭，並同時吸收社會資金、人才和技術力量，來全面啟動這個全國性的大工程，其主要目的就是加強農民工的技術訓練，也就是就業培訓。
政府如果沒有把農民工的就業培訓抓好，那麽最後會導致出很多問題。比如說，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容易產生治安問題；當民工群體的生存集體性地受到威脅的時候，就容易出現廣泛而公開的抗議，動亂更是難以避免，而且逞惡性循環之勢。政府如果能夠在根子上率先開頭抓起來，同時允許民間力量大量參与農民工就業培訓工程，而不過多地考慮政治上的因素，那麽這個工程我想就能很容易地啟動起來。對於費用的出法，我的建議是：政府負責公共知識培訓的費用。比如說法律知識，比如說對於城市情形的了解，對於當地不同風情風俗的了解等等，這種公共知識的培訓，這筆錢由政府出。另一筆呢，用工的企業和個人，由他們來解決技術培訓的費用。
比如說，你現在這個廠的民工很缺，需要一批民工，但是來了一批民工呢，你又覺得他們不行，然而你又迫切地需要一批有管理能力、有技術能力的較高素質的民工，那麽這個企業就應當讓這些剛來的民工到學校裏面去。到什麼學校呢？到成人中專學校，到普通中專學校，或者到高級技工學校（截止2002年3月1日，中國共有技工學校3470所，其中國家級重點技工學校379所，包括高級技工學校229所，技術領域遍及機械、電子、航空、電力、石油、冶金、鐵路等近30個部門和系統）。到這樣的學校裏面去學公共知識、技術知識。學滿成功之後，那麽企業把民工帶回去錄用，企業再交一點錢給這個學校，這就使得培訓機構的運作能夠正常。民工可以在第一個月的工資當中，將一部分錢交給企業，用作就業前培訓的報酬。我只是從我個人的角度談我的想法跟感想，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黃：我們在台灣的話，我所知道的是，有一些企業會做一些內部的培訓，也有一些會做建教合作。比方說，在學生還沒有出學校的時候，他們就已經開始進行雙方的合作，讓這些學生在一邊讀書的情況之下，還有一部分的時間是到工廠去學習。一邊工作一邊學習，這是一種建教合作。就是說，在他們還沒有出學校之前，就讓他們學一些必要的技術。
楊：你所談的，與中國大陸相比較，基本屬於兩種不同的情況。中國的教育，截至目前其實仍是應試教育。近年來所提的「素質教育」，這個成效其實並不大，最關鍵的問題是沒有和社會有效介面。所以很多從初中、高中出來的人還什麼都不會幹，只能將就很少的工資到廠裏面去干，結果浪費五六年的青春，每個月的工資也就那麽五六百、六七百，沒有多大增長。形象地說，這叫「吃青春飯」。我有很多朋友，經常在我這裏作客，都是些與我年齡相仿的打工兄弟，他們現在有一個很大的理想、很大的抱負，就是要重新上學，掌握優秀的技術本領，甚至包括吸收管理經驗。
有一些他們的朋友吧，就是所謂的「現實」一些，覺得我這些朋友不實際，還上什麼學呢？以為學校學不出什麼東西出來，而且出來打工不都是低人一等，過著那種「人在屋檐下」的日子嗎？我認為，我的這些朋友想得沒錯，應該想辦法去學，接受再教育；何況世界潮流浩浩蕩蕩，中國亟需人才，為將來與自由的市場經濟相接軌而做準備。從低處說，技術學在頭腦當中，能夠進行實際操作，而且有個技術等級和職能的證書，那麽在現實的社會裡面找工作也不用像以往那麽費勁，不怕時時丟失工作。我鼓勵他們掌握實實在在的能力，提高自身的素質，終有一天將與今天的可憐處境道別。我相信他們當中有一批人，肯定是未來民工大潮中的佼佼者。這是我從教育這個角度來談，這個教育是一個再教育，是一個必要的再教育！
節目：2004年7月24日台北中央廣播電台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
黃：聽眾朋友，您現在收聽的是《放眼大陸》，我是節目主持人黃絹。在今天的《中國農民工調查》單元里，我們為您邀請到的是大陸自由作家、同時也是「農民工之子」的楊銀波先生，為我們擔任主講工作。接下來就讓我們來聽聽今天楊銀波要和我們說什麼。
楊：（余世存《一首寫給流浪農民的詩》）我想我聽到了這個城市上空有一個聲音，那是陌生卻異常的權威，說：「他們必須犧牲。」噢，我們在他的掌握之中，弟兄們，我們在他的掌握之中。看到春天的花和春天的鳥，看到一條魚在飯店前的水池裡自在地游，我們是新奇帶一點兒糊塗，弟兄們，是新奇帶一點兒糊塗……（鮑家街43號樂隊搖滾音樂：《晚安北京》）
黃：聽眾朋友，歡迎您收聽《中國農民工調查》系列，今天是第六集的播出。在今天的節目里，楊銀波首先和我們談到了外地農民工子女在北京就讀面臨哪些問題。
楊：現在我們來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北京。我想聽聽你對北京的印象。
黃：北京在我粗略的印象當中，交通非常的擁擠，常常會塞車。還有我朋友去北京的時候，他們會感受到比較強烈的政治高壓的氣氛，這是別的地方不會感受到的。
楊：這個政治高壓，確實是說到了重點。政治高壓有一些非常細的現象需要研究，它常常與專政手段、特務監控、警察暴力、行政惡法、司法暗箱、經濟懲罰、體制束縛、意識形態干預、思想文化霸權、倫理禁忌、宗教限制、社會異化、保守文化等等聯繫在一起。我對北京的主要印象，是從2000年1月開始的，那個時候我剛剛放假，就從重慶到北京和南京做實地考察，那是我人生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實際調查。那次調查和我以後總結到的資料、見識，以及過去到過北京打工的農民工到廣東來和我所談的內容之中，北京確實是一個重要話題。比如我跟河南民工所交談的內容，北京被我所注意到的最丟不開的現象，就是農民工子女的就學問題。
1997年11月1日，北京第一次對外來人口進行普查，當時的北京外來人口有285.9萬人，其中在北京居住的人口有229.9萬人，這個數量佔全市人口的21.18%，即五分之一還有多：五個人當中拉出一個，那麽這個人就是外來民工。這些民工的子女，從剛出生到15歲的少年兒童有162030人，占外來人口總數的7.05%；從6歲到15歲的應該讀書的少年兒童，有66392人，占外來人口總數的2.88%。也就是說，很多打工的民工會把自己的孩子接到自己打工的那個地方去。這些孩子確實需要上學，但是到哪裡去上呢？1992年～1993年，最早的時候，有人就在北京菜棚、簡陋的平房中開始辦學。
黃：自己辦學？
楊：對，自己辦學。幾乎都是一些初中文化水平的民工在教這些孩子。到2000年，北京的這種流動兒童少年學校已經有了200所以上。
黃：天吶！它是為了因應這些戶口沒有涉及在北京的兒童所設立的？
楊：準確地說，這是政府不負責任的行為！那是民工自己幫民工，屬於自救、自助性質，被逼無奈。那麽在這200所以上的流動兒童少年學校裏面，已經有4萬名民工子女在這類學校就學。這些學校呢，和公辦學校以及民辦的「貴族學校」是很不相同的，首先它很簡易，政府稱這類學校叫「地下學校」，或者叫「非法辦學」。政府的態度是不取締，也不承認，反正就是隨它自生自滅。
黃：真的是很不負責任。
楊：我跟你舉些例子，比如北京的窪邊村，北京的巴溝村，北京丰台區的大紅門、雙廟，在這幾個地方能找到30所左右的這樣的學校。另外象北京太陽宮村、辛庄村，還有海淀區的八家鄉、五孔橋鄉、四季青鄉、海淀鄉，以及朝陽區、石景山區，都能找到這類學校。（陳星音樂：《流浪歌》）
黃：楊銀波接下來談到了農民工子女學校的辦學狀況。
楊：這裏面我特別注意到一個學校，叫「行知打工子弟學校」。這個學校是個小學，校長叫李淑梅，她原來是民辦學校的一個教師。1994年9月剛開學的時候，行知打工子弟學校只有9個學生，到2001年3月就已經有1976個學生了，發展很快。學費非常低，一般都是300塊錢一學期，或者是60塊錢一個月，在北京，這已經是非常低的啦。下面我們來對比一下。如果這些外來民工子女要在北京公辦學校讀書，一般來說每學期要向學校交上2000元～5000元的贊助費，再加上每學期600元左右的借讀費，然後再加上學費，對於外來民工子女而言，要上普普通通的公辦小學、公辦中學，每學期都意味著起碼要交4000塊錢。
黃：對不起，我在這裏打斷一下。你剛剛講的那些要交的費用，北京市的市民的孩子是不是也要交這麼多？
楊：NO。除非是北京本地人讀「黑式」，也就是分數不行拿錢來買著讀，但這個性質跟民工子女就學問題的性質完全不同。本地人沒有什麼贊助費、借讀費，也不存在事實上的教育歧視。而民工子女到這類公辦學校上學，每學期4000塊錢是極為普通的，如果要讀一些比較知名的中學，那麽代價就更高了。因為來北京的農民工一般都是搞建築，比如蓋橋、造橋、修路，其他的就是種菜、賣菜、撿廢品、掃大街，一般的月收入僅在400元～700元之間。那麽如果外來民工子女要進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每學期的總學費是多少呢？5萬元！
黃：啊？！
楊：這個數字是我們無法想象的，更是農民工連想都不敢想的。再比如北京109中，如果外來民工子女去讀的話，每學期3萬元！外來民工子女在公辦學校要交的費用有哪些呢？學費、借讀費、贊助費、書雜費、校服費、活動費（春遊、秋遊）、輔導費、班費等等。尤其是贊助費和借讀費，簡直遭人痛罵！我的小妹楊豐林現在就在廈門市湖裡區的公辦學校就讀，我的朋友的孩子陳招強在廣東本地由於「簡直讀不起了」馬上又要回四川瀘州上學，還有我所認識的一些同齡朋友，有的從幼兒園讀到大學，一直都是在高於本地人數倍以上的經濟負擔中接受教育，他們對此的體會比我更深。那麽在民工學校裏面呢？費用就很少，學費，吃飯費（很多都是父母早上把米放在孩子的飯盒裡，夾些冷盤，到中午的時候讓學校幫孩子蒸一下，因此吃飯費大多屬於蒸飯費），再加點校服費、書本費、取暖費（因為北京到了晚秋之後很冷），就是這些，每學期總共才300多塊錢。
這些學校的設施是怎麼樣的呢？桌子、椅子、板凳，一般都是公辦學校淘汰的；黑板，一般都是用三合板來改造的；磚瓦，一般都是從拆遷的舊房中撿過來用的。三個人坐在一張桌子上上課，按理說一張桌子起碼應該是兩個人坐啊，我們過去最窮的時候都是兩個人享受一張桌子，而這些民工子女有的甚至坐在地上就上課了，看著很讓人難受。這些學校大都沒有操場，大多數的民工學校都是由一個班主任來教很多學科，比如語文、數學、自然、社會、美術、音樂、體育、英語等等。我記得我在家鄉「新建小學」上小學的時候（1989年），我的小學班主任叫武德瓊，她當時就是一個人把語文、數學、體育、音樂、美術等等加起來一起教。
當時我們學校教室的後面還有一個大洞，學生能夠直接鉆過去。房子是破爛的瓦房，下雨的時候，我們的課本都會被淋濕，教室會積起一攤一攤的雨水。板凳常常不夠用，很多時候都是由我們自己從家裡帶上板凳，走幾里路，下雨的時候就帶著板凳到教室旁邊的門口上課。當時學校為了修第一棟樓房（實際上只是一棟沒有樓的蓋瓦的磚房），我們這些學生背著背兜一塊磚、一塊磚地從幾百米之外的馬路上背磚塊，一塊磚五斤多，當時我們少則背六塊，多則背十多塊，真的是眾志成城啊──要的就是有好房子上課，有好房子供老師備課、休息，想來真是令人辛酸不已。可是15年過去了，民工子女學校又回到了我們當年讀小學的那個狀態，甚至比我們當年都還要不如！（陳星音樂）
黃：即使是在這樣艱困的環境之下上學，在農民工子女學校畢業的孩子還是拿不到畢業證書。
楊：最讓人感到可惜的是什麼呢？這些民工子女學校讀書的孩子，不能拿到畢業證。為什麼呢？因為政府不承認它嘛，說它非法嘛、地下嘛，沒有批准你嘛。在這裏讀書，無非就是認幾個字。學校呢，供水、供電、廁所、環境衛生等等，都存在種種問題。而且，這類學校還經常搬遷。你想，這些民工經常是從這個工地到那個工地，這邊的橋修好了又修那邊的路，父母經常搬遷，孩子也經常流動。當然有的父母在北京找不到錢，沒有錢供孩子上學，也就不好意思再讀了。如果你到北京昌平、大興這些地方去看，你會發現有許多民工學校都是搬遷過的。再有，我們知道2008年北京辦奧運會，那麽那裡有個地方──北京的窪地村──就要改造，那裡的10多所民工子女學校統統都得搬。北京丰台區的南苑鄉，現在只有6所民工子女學校還在繼續辦。這類學校的生存確實是個問題，更不要談實質性的發展了。
中國農民工調查：採訪羅金太
2004年6月2日上午，我和父親楊慶華專門前往廣州郊區看望一批農民工朋友。在一片碧綠的莊稼果林和一群挖著土、種著菜、施著肥的農民工（含四川、重慶、貴州、湖南、廣西、廣東等地農民工）之中，戴著草帽、光著雙腳的羅金太首先喊住了我們。天氣炎熱，30度左右，香蕉樹成林，羅金太黝黑的皮膚、流汗的臉頰、緊皺的雙眉被香焦葉遮去了半邊。此刻他正在為他兒子羅小波（我當年的小學同學）在重慶的收入問題發焦：「銀波，你說這要咋個整嘛？以前我們兩個大人辛辛苦苦給他找錢讀大學，現在大學畢業都一年了，前天他還打電話來要我們拿錢給他！知識沒用啊，文化沒用啊！」父親問他：「羅小波是搞啥子的？」「摩托廠的質檢。這娃娃，我都搞不清他的錢是咋個花的。他媽媽想喊他到廣州這邊來進廠，但這邊一個月才四五百塊錢。要是將來沒辦法，那就跟我一起種香蕉！要吃點苦才成得了才！」痛苦地拿著鐵撬切斷香焦樹旁邊滋生的小香焦樹的他，順手接過我遞給他的一支煙和一瓶礦泉水，正式進入了我的採訪。
簡介：羅金太，男，民族漢，1955年農曆五月二十七日出生於重慶永川市朱沱鎮新岸山村4組。已婚，小學畢業，非黨員非幹部，現有一子（22歲，已於重慶工作）一女（17歲，已於廣州打工）。羅金太現工作于廣州郊區，負責幫當地人種香焦、打魚等。回答《中國農民工調查》所有問題的年月日：2004年6月2日。調查方式：面對面採訪。
基本情況
問：你家裡面還有沒有承包地？
答：有，兩畝地左右，我們家是4個人嘛。現在都丟給別人去做了，我好多年沒在家干莊稼了。
外出情況
問：你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答：找錢。你以前看到我的時候都是你讀小學的時候，那個時候大家都是拚命往外奔。
問：你的打工工齡有多長？
答：少說也有15年了。真正要說打工找錢的話，我18歲就開始幹了。第一次出重慶是在1989年，到福建。
問：第一次外出找工作的途徑是什麼？
答：我的老表、妹弟喊我到福建干。
問：目前外出找工作的途徑是什麼？
答：老鄉、親戚是靠不住的，好多人自身都難保。這些年我一直都是靠自己。
問：與2003年相比，2004年你老家外出打工的規模有無變化？
答：多了。
問：與2002年相比，2003年你老家外出打工的規模有無變化？
答：還是多了。
問：你預計未來幾年你老家外出打工的規模會不會擴大？
答：可能還要多一點。下一代的年輕人都要出來干，在家裡干莊稼整得到幾個錢嘛？
農村的老頭都想出來呢。
工作情況
問：你是否滿意目前的工作？
答：哪個滿意？「合三的兄弟，合四！」（朱沱話，意指「一般得很」）
問：每天工作時間有多少小時？
答：最少8個半小時。最多的時候，有16個小時。你想嘛，晚上11點就要起床去打魚，干到凌晨4點，回去睡一會兒，上午又要開始干。幹得好的話，錢沒問題；稍微拖拉疲沓一點的話，錢就是個問題。
問：有無休息日？
答：干我們這行的有啥子休息？沒聽說過。
問：你是否滿意當地實行的對民工准許進入的行業工種限制？
答：不滿意。哪些活路我們干不得嘛？哪些都幹得來！農村的人才多的是。
問：隨著城市下崗職工的增加，在哪些行業中下崗職工對民工有影響？
答：當然有影響。那些都是有文化的人，輕的活路他們去做了，就留些重的給我們，最耗力氣的事情我看他們也沒幾個人願意做。
問：你目前的收入情況如何？
答：一個月650塊錢。但自己弄伙食吃，不是跟著老闆吃。你看我包包里的煙，都是一塊錢一兩的煙絲。我的煙錢一個月才15塊錢。一個月省吃儉用的話，剩得了350塊錢左右。幸好沒租房子，是住大路旁邊的水房，不用交房租，比其他老鄉好很多了。
問：2002年、2003年你的收入情況如何？
答：一個月400多塊錢。現在的錢雖然比以前多一點，但實際上除開生活費的話，比原來還少得多。
問：你覺得錢是更好賺，還是更難賺？
答：難啊！打工的人越來越多，物價也越來越高，現在的米最便宜的都是1.35元/斤，普通的米1.4元、1.5元，甚至1.7元、1.8元的普通米都有。以前才0.9元/斤。
維權情況
問：你是否覺得自己的工作安全？
答：種香焦還算安全。
問：你是否遭遇拖欠工資、剋扣工資的情況？
答：有。在福建的時候有過一次。當時欠了我8個月的工資，找這個找那個都沒有辦法，最後找派出所所長才拿到了錢。我曾經給那個所長修過房子，他信得過我，就幫了我這個大忙。
問：你對工作地點有何批評與建議？
答：打工人有啥子批評、建議嘛？是你求他，不是他求你！搞得不好就不給你錢，到時你找哪個？
問：你對勞動部門有何批評與建議？
答：鬼的，假的。哪一個為我們說話、辦實事嘛？我們有沒有經濟？有沒有關係？沒有這些，他們為啥子來幫我們？想都不要想。
問：你知不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
答：不清楚。
問：你知不知道當地政府、勞動部門、工會部門、公安部門、法律援助處、律師事務所、報紙雜誌電視台的聯繫方式。
答：不清楚。
問：你是否檢舉、控告、起訴過相關責任人？
答：沒有。反正不說好歹，說了也等於白說。
問：你可曾想過組建獨立工會？
答：組建啥子獨立工會嘛？我們有多少反抗能力？
生活情況
問：你是否滿意當地公安部門的暫住戶口管理？
答：我不用辦暫住證，我有工牌。
問：你是否滿意當地勞動部門的流動就業證卡管理？
答：一句話說完：那幾爺子完全是吃了飯沒事幹，鬼名堂！
問：你是否滿意當地計劃生育部門的婚育證管理及定期婚檢制度？
答：羅小波他媽媽早就不檢查了，有17年了吧。
問：你的子女是否在當地上學？
答：沒有。都出來了，但跟你比不得啊。（楊銀波：羅長輩，晚輩要是有啥子幫得了忙的，你說一聲就是。我和羅小波是同學，他們兩兄妹的事情我幫得了的就一定幫，不在話下。）
問：你是否滿意當地教育？
答：不清楚。
問：你是否覺得已經被當地居民所接受？
答：外省人就是有些看不起我們。大家性質不一樣，他們是土生土長的，出了事曉得找人，我們只能是老鄉之間幫點忙。
問：你在當地以何種方式了解外界信息？
答：干工時間那麽長，哪有時間去了解？再說我們也沒電視。
問：你如何解決個人性問題？
答：其他人是怎麼回事我還是曉得的。但這個問題你不要問我。
問：有無嫖妓經歷？
答：現在的男男女女比以前「瘋煩」（朱沱話，意指「性泛濫」）得多了。我一天干這麼久，既沒時間、也沒精力、更沒興趣去搞這些名堂。
（楊銀波注：民工性問題是個大問題。相當多數民工的伴侶相隔甚遠，因性缺乏而導致的社會報復性案件近年逐漸增多。）
體認情況
問：你認為自己是農民，還是工人？
答：農民。
問：你是否滿意家鄉稅費改革？
答：幾年沒回去了。在電話里聽說稅費的確少了一些，還算可以吧。
問：你是否滿意家鄉的鄉鎮政權或村級政權？
答：最鬼！吃吃喝喝過一天，修房子要他們喊過來吃頓飯，超生娃娃要喊他們過來喝二兩，都是這個「爛擺眨」（朱沱話，意指「壞現象」）。
問：你可曾想過在家鄉組建獨立農會？
答：我不曉得啥子叫獨立農會。現在大家都是各奔逃生，都是想朝自己包包多放幾分錢，農民怎麼團結得起來呢？
問：你是否關心中國政治問題？
答：再關心又有啥子用？
問：你對中國目前的政治環境是否滿意？
答：肯定不滿意。但還是那句話，不滿意又有啥子用？國家大事那麽多，我有啥子資格去過問？過問了也成不了氣候。
問：你在內心是否支持胡錦濤、溫家寶執政？
答：很難說。支不支持都是這個樣子，你說是不是？干工的人，是跟著大媽、二媽吃飯，沒奶吃了就要餓肚皮。當官的事，我管不著。
問：對於城市居民中的下崗職工、拆遷戶等弱勢群體，你是持什麼樣的心情？
答：沒辦法。政治權力在政府手中，說你是你就是，說你不是你就啥子也不是。搞得不好打你一頓，關你兩天，你還不是靜悄悄的？反抗不起來嘛。
問：你是否準備留在老家發展？
答：實話跟你說吧，我們老家那些地方已經沒有發展了。我在這邊打工，有個香焦的活干，都算是好得很的了。萬一不讓我幹了，那我就只有回家老老實實種莊稼，還是要靠我的兩個娃娃寄錢回來過生活。
問：你以何種方式發展？
答：心中設想的呢，當然是希望不打工了，打工太苦太累！現在只有看下一代了，但哪個又曉得將來的事情呢？萬一兩個娃娃哪天不管我了，我又找哪個？現在我這裏這麼大的太陽，他們想不想象得到？他們的文化比我高，我又講不贏他們。哎，等一會兒收工了，我還要到街上去給羅小波打電話、寄錢。（楊銀波：寄多少？）我有幾個錢？百十塊就算了。幾百、上千的話，沒門。
節目：2004年8月21日台北中央廣播電台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
楊：祖國啊，我覺得我的大半生確實值一個小攤。就算我不值一個小攤，但我認為不應該毆打我；就算應該毆打我，但不能砸爛我的小攤；就算是應該砸爛我的小攤，但不應該砸爛小攤里的雞蛋和蔥花。祖國啊，他不應該砸爛小攤里的雞蛋和蔥花，有了我的小攤還有雞蛋和蔥花，我就還有希望。祖國啊，他不應該砸爛我的希望啊！這個城市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城市，就像祖國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祖國一樣……（老蛋：《祖國啊，我只是擺個小攤》）
黃：今天楊銀波要和我們談的是制度，從制度方面來幫助農民工。讓我們聽聽楊銀波怎麼思考這個問題。
楊：制度，眾所周知，這是一切問題的關鍵所在。我們總是不斷地說，一個社會問題的造成，很有可能不是基於社會原因，而是制度原因，尤其是政治制度原因，這句話我們重複了很多遍。那麽現在也有另外的一些說法，比如我們今天的困境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制度的問題，制度從法律的角度來講是約束人，故稱之為「法律約束」，還有另一個是「道德自律」。制度和道德應當兩者並進，這是一種普遍的看法，在海外這已經成為常識。今天所談的幫助農民工的制度方面，我想提出四個建議（僅談制度），這些建議我希望政府能夠聽到。第一個建議，給予農民工以同等的國民待遇。按照城鄉統籌發展的思路和要求，消除戶籍制度給農民進城就業設置的障礙。
黃：沒錯。
楊：要使農民工在子女入學、勞動福利、市場准入等方面，都和城市居民享有同樣的待遇。那麽第二個建議，就是我們經常關注的農民工的工資被拖欠，那麽我想到一個辦法：給農民工工資建立工資保障金制度。怎麼保障呢？我的設想是，比如農民工進一個廠之後，馬上到銀行辦理一個帳戶，工廠應當發工資的時候，廠里就把工資劃撥到民工的銀行帳戶裏面。如何監督呢？就是政府勞動部門會同工商、稅務等一系列的機構，要求用工單位必須繳納一定數額的工資保障金。用工單位根據用工的勞動合同，向民工的工資存摺撥款，專款專用。這裏一定要注意一點，就是用工單位不能提取現金，不能挪作它用。
我只是希望在中國先有這種普遍的意識，然後全國實施。在前一兩年的時候，比較發達的部份地方曾經一定程度地出現過這種現象，但是沒有普及，我覺得很遺憾。要是真的讓這樣一種制度完全建立起來的話，那是相當有效的，非常好。第三個建議是，我希望立法機關能夠專門出台一部特別的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工權益保護法》。為什麼要專門出台呢？因為對於中國農民工而言，他們的法律其實只有兩部，一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一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工傷保險條例》。這兩部法有很多漏洞，以及與今天的時代不能融洽的地方，這就使農民工在政治上就被客觀地規定為「邊緣地位」，很多實實在在的問題連法律也無法解決，甚至無法解釋。
我所期望的這部《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工權益保護法》，其實相當符合中國的立法傳統，就是說為了保護某一特殊群體的合法權益而專門立法。比如我們知道，中國有《婦女兒童權益保護法》、《未成年人權益保護法》，還有《歸僑僑眷權益保護法》、《殘疾人權益保護法》等等，這樣的專門性的法律在保護社會特殊群體的合法權益的時候，能夠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我覺得《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工權益保護法》應當重點涵蓋這樣的一些內容：第一，必須明確規定勞資雙方的地位是平等的關係，這一點是最重要的。我想台灣是有這個意識的，就是說在自由的市場經濟當中，它的最重要的關鍵是勞資雙方關係的對比，是不是？
黃：當然。
楊：好。第二，就是剛才我講的，用工企業在指定的銀行設立民工工資專戶，建立民工工資的保障金制度。第三，還必須規定什麼呢？就是職能部門把企業支付的民工工資作為每年營業執照驗審的考核內容之一。如果說企業不支付民工的工資，或者說支付得不足，那麽你這個企業的營業執照就成問題──懸了。這也是一種有效的監督。第四，必須規定勞動仲裁的時限，必須允許新聞媒介參与民工維權，實施輿論監督。新聞媒體在民工維護權益的過程當中，應當起到有力的作用。
按照我的朋友趙達功先生所講的，當代中國農民工面臨著雙重壓迫：一個是政府，一個是資本家。當資本家和民工之間發生勞資糾紛的時候，政府卻偏向于資本家，那麽民工作為絕對的弱勢，他們的權益維護就打了一個巨大的問號。該怎麼辦呢？這個時候新聞媒介就應當站在正義的角度，來幫民工維權，這種維權相對於新聞媒介的本身而言，說到底其實只是它本身的職責之一、義務之一。假如有一大批有志之士，能夠在這個過程當中發揮他們的監督力量，那麽農民工權益的有效維護和他們自身價值的提升，則絕對是個必然之勢。
黃：剛剛楊銀波從制度方面就如何協助農民工提出了三點建議，包括：給予農民工同等的國民待遇；建立農民工工資保障金制度；給農民工特別制訂一套《農民工權益保護法》。接下來楊銀波要為我們提出的第四點建議是，完善農民工的保護體系。
楊：我研究了很多關於農民工的新聞材料、調查報告、統計資料、理論著述，並和很多朋友，包括台灣、香港、大陸、美國、歐洲的朋友，在電話、郵件裏面探討過農民工的問題。針對農民工的保護體系，我算來吧，其實也就那麽六個：一個是勞動仲裁體系，一個是法律援助體系，一個是保險保障體系，一個是信貸支持體系，一個是民工救助體系，最後一個是輿論監督體系。這六個體系都需要完善。比如勞動仲裁體系，就是說要依法對勞務糾紛進行公平、快速的仲裁。舉個例子啊，我最近在幫助一個19歲的貴州民工，他10個手指有5個手指受傷，5個手指當中斷了一個，另一個斷了之後接上卻活動不了。我讓他完全按照《工傷保險條例》上的鑒定、仲裁等等一系列合法程序進行索賠，估計能索賠到兩萬左右吧──這個數目在廣東大同小異。
從他這個案例來說，我去調查採訪的時候就有一些很深的感觸。他們最開始想的是用一些非常的手段，比如找黑社會或者他們自己的老鄉，跟老闆以手還手、以牙還牙，當然這個被我勸住了。然後他們想到的是到法院去告，又被我勸住了，我說如果你們現在去告，那麽法院是不會受理的，為什麼呢？因為中國的法院對於工傷官司，是按「先裁后審」的原則辦，沒有經過仲裁的工傷官司，法院是不會受理的。所以說，勞動仲裁體系是勞動保護體系的第一個重要的體系。再比如法律援助體系。在中國各地的市級以上的政府，目前大都設立了法律援助中心，這些援助中心應當及時、按時地向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作為政府的輔助機構，它應該發揮它的輔助作用。保險保障體系是解決民工的傷殘保險、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等。
信貸支持體系是什麼呢？比如有的民工想在外面要做生意，由於他們沒有本地戶口，所以到銀行去貸不了款。所以說，我希望國家通過完善信貸支持體系，讓民工有這個可能性在外地創業，使他們能夠比過去在艱難、艱苦的程度上再減少一點，能夠使他們有這種資金的支持。你想想，一個普通民工打工，一年也就七八千吧，頂多也就一兩萬，如果他們貸不了款，又沒有其它堅強後盾的支持，做生意？那是絕不可能的。在家鄉貸款的利息呢，又很可能更高，而且催得可能更緊。所以我認為，支持民工創業，讓他們能夠有真正的崛起，那麽國家就應當在資金支持的制度方面，幫他們一把。民工救助體系，是對民工傷亡的家庭實施救助。至於輿論監督體系，這裏就不用贅言了。
從制度上講，我今天提了四個建議，我不知道政府有沒有聽進去一個啊。不過我在想，那怕他們只聽進去了一個，而且讓這其中的一個建議變為現實，那麽中國農民工的維權的口子，從制度上說就已經張開了，農民工維權的希望也就多出了一條寬闊的道路。
黃：是的，我們但願這樣的聲音能夠被聽見，但願這樣的聲音能夠激起更多人對中國農民工問題的關注。好的，由於時間的關係，今天的《中國農民工調查》節目就進行到這裏了。在下一次的節目之中，楊銀波先生還會就如何促進政府和民間的交流來解決農民工問題，為你做更深入的分析。好，感謝您收聽《放眼大陸》，我是主持人黃絹，祝福您周末愉快。拜拜。
節目：2004年6月19日台北中央廣播電台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
黃：聽眾朋友，又到了《放眼大陸》和您空中相會的時間了，我是節目主持人黃絹。在我們今天的節目里，增加了新的單元──中國農民工調查。在這個單元里，我們特別邀請到曾經多次進行實地調查，而且自己的父母親也是農民工的大陸自由撰稿人楊銀波先生，來和聽眾朋友們就大陸農民工的生活，他們的喜怒哀樂，以及在整個大陸經濟發展過程中農民工的希望與失落，做一系列的介紹與反思。
楊：（余世存《一首寫給流浪農民的詩》）我們沒有身份，派出所的人抓住我們說活該，「如果不交錢你就沒有三證，對我們來說你就不存在。」可是我們存在，我們還活著，弟兄們，我們還存在。我們交納了增容費，暫且安身。報紙表達得暖昧，老太太的小腳跑來可真是敏捷，逢年過節地喊著防賊──她指的是你和我呀，弟兄們，她指的是你和我……（鮑家街 43 號樂隊搖滾音樂：《晚安北京》）
黃：在我們前一陣子的節目里，已經為聽眾朋友們介紹了《中國農民調查》這本書，獲得了聽眾朋友們廣大的迴響。接下來在《中國農民調查》之後，我們要為聽眾朋友們推出《中國農民工調查》系列報導。好，那麽我們就來聽聽今天的《中國農民工調查》第一集。（陳星、呂飛音樂：《離家的孩子》）
黃：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關注農民工的問題的？
楊：我們家裡父母都是農民工，他們 1993 年的時候開始出去打工，從那個時候就開始關注中國農民工。那麽在這之前對於中國農民工，覺得這是一種非常新鮮的稱呼，那個時候還不叫「農民工」，還沒有這個稱呼，那個時候叫「盲流」。
黃：啊，對。
楊：回顧起中國農民工，它有將近 26 年的歷史，準確地說有 25 年。將近 26 年的歷史是從 1979 年開始的。這 26 年要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 1979 年到 1988 年，有十年的時間；然後從1989年初到1991年，有三年的時間；然後從 1992 年一直到現在，將近十三年，這又是另外一個階段。這三個階段有不同的特點。比如說，1979 年到 1988 年這個歷史當中，在這十年裡面，中國有 1.3 億的農民轉移。「轉移」的意思就是說，他不幹農活了，或者說他的相當大部分的時間不用在他的土地上了，或者去進廠。這個「轉移」的主要特點是「就地轉移」。那個時候中國出現了很多很多新的氣象：比如說土地可以給農民種了，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經營制度，而且那個時候農業結構也有調整，鄉鎮企業也在大量興起。
當時的鄉鎮企業是什麼樣的狀態呢？從 1979 年到 1988 年有一個說法，我們老家也在傳──「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可以離開土地，但是不能離開家鄉；你可以進廠，但是你不能進城。就是這樣的一種狀態。在這十年裡面，發展最為迅速的就是鄉鎮企業，那個時候確實是個奇迹，包括學術界的、新聞界的，還有中共中央、國務院，也在關注這個很大的變化。當時最活躍的鄉鎮企業，比如江蘇南部，它是集體經濟；還有浙江省的溫州市，它的經濟不是集體經濟，是個體經濟，非常非常著名的，你去查一下資料看看；然後還有珠江，它的經濟跟江蘇南部、浙江溫州又是不一樣的，它是外向型經濟，我想台灣是知道的，它主要是靠海外的，或者近靠香港的、澳門的，或者近靠台灣的，它是這樣的一種發展趨勢；那麽後來還帶動起來了挨著台灣的福建。在這十年裡面，鄉鎮企業的發展確實厲害。
那麽它是怎麼打破的呢？在大陸有一段歷史是非常艱辛的，1979 年之前的歷史回顧起來的話，說不完。1979 年之後再過三年，也就是 1982 年的時候，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就提出來：允許農民進城開店，允許他們設坊，允許他們興辦服務業，允許他們提供各種勞務。然後再過兩年，1984 年──也就是我出生后的第二年，國家加強了城市的副食品供給，允許農民自理口糧到城市落戶。它慢慢就打破了「農民不能進城」的禁忌。那麽在這之後呢？1985 年到 1990 年，這段時間就不得了，這個轉移就不再是僅僅的「就地轉移」，比如說「我是重慶的，我就不出重慶」，或者「我是重慶永川市的，我就不出重慶永川市」，不是這樣的。當時有很多農民突破這種體制封鎖，重慶的農民也到廣東啊、福建啊，也到上海啊、北京啊。1985 年到 1990 年到另外一個省份的「異地轉移」的這些農民工，就有 235 萬人走了；在這五年裡面，鄉鎮企業也吸收了2286萬就地轉移的農民。所以說那個時候確實是個奇迹，這是它的第一個階段。（陳星、呂飛音樂）
黃：這個階段算是一個比較成功的轉型嗎？
楊：現在看來，我覺得有成功也有失敗。它畢竟打破了「農民不能進城」。「農民為什麼不能進城」，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回到 1979 年之前的歷史。研究這段歷史，我從 1997 年就開始了，那個時候我還在上初中，開始看專門研究這個歷史的文獻。非常艱辛的，1979 年的農民是最艱辛的。1949 年，中共建政。然後在 50 年代初，剛剛建政不久，中共進行土地革命，把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農民確實有土地了。然後到了 50 年代中期，它突然就搞了一個「城鄉二元結構」，城市是城市，農村是農村，你要分得很清楚，城市的資源你農民是不能佔有的，搞的是這種社會屏蔽的、全社會的歧視政策，不允許你農民進城。1956 年的時候，開始對城市經濟進行改造。什麼改造？私營經濟改造。把私人佔有的工商業體系，改變為公私合營。
1956 年後之後就不得了──徹底反了！可以說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面，不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城市化」，它不是「城市化」，它是「反城市化」，它不允許國家城市化！了解大陸歷史的應該知道，像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還有市民返鄉，幹部下放等等。1979 年之前的國家經濟策略，是講究重工業的優先發展，搞計劃經濟體制。就是因為計劃經濟，導致了很多很多的全社會的很大很大的問題，嚴重的失偏，嚴重的失重！計劃經濟了，你的資源配置怎麼辦？你怎麼估評啊？你有沒有根據啊？你的決策有沒有根據啊？經濟結構也是很大的偏差。當時的中共是怎麼改革的呢？它當時改革的政策，現在看起來真的很可笑。比如基本的生活用品，基本的生產用品，用「低價」的政策，它覺得這已經是一個改革了；還有，農產品是統購統銷的；城市職工的工資之外呢，也有福利制度。就算是這幺小的改進，在那個時候都已經是一個很大很大的舉動。
但是，在這些所謂的「改革」的政策之外，它用的一些制度是相當殘酷的。比如說，1979年之前的人民公社制度，不允許農村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它不允許。還有，城市勞動的工資，國家控制你的工資，不是說你幹得好就多給你很多，或者你自由獲取，不是這樣的，你的所有東西都歸國家所有，它是一種大一統的控制制度。還有直到我們今天都罵得很兇的戶籍制度。再有，居住在城市裡面的人也受苦，不是說農村不好城市就好，城市也有更細緻的制度，比如單位體制，比如幹部工人區別的身份制度，比如分層制度，級別制度，等等。在這樣的全社會的水深火熱之中，很多呼聲就喊出來了──必須解放生產力！1979 年，也就是文革結束不久，各種冤案啊、錯案啊、罪案啊，就開始「翻」，而且當時民間還出現了非常了不起的「民主牆運動」。這個時候，開始慢慢有這樣的衝動了──農民就是要進城！最近幾年我採訪的人很多，我問他們：「你的工齡有多長？」有的說：「二十五年。」那二十五年，一算，不就是 1979 年就衝出來打工了嗎？
楊：除了《外來妹》（著名電視連續劇，1991年央視播出，1992年之後全國熱播）之外，這樣反映農民工真實生活的作品還有1988年張良導演的電影《特區打工妹》，專門反映深圳的打工者生活。還有一些小說，比如張偉民寫的《下一站》，林堅寫的《別人的城市》，安子寫的《打工女郎》。還有部報告文學叫《廣深走筆》，是陳俊年寫的。另外，還有些被稱之為「打工文學」的刊物，比如廣東這邊的《廣州文藝》、《佛山文藝》、《江門文藝》、《大鵬灣》、《花城》等等。這裏順便要說一下，就是我們的農民工最喜歡聽的、最喜歡唱的歌是什麼？我告訴你，不是像報紙上談的什麼「看黃色錄像」啊，不是這些！他們太低估民工的素質了，民工的素質沒這麼低！民工喜歡聽的歌是《流浪歌》，喜歡唱的歌是《離家的孩子》。這些歌為什麼那麽出名？就是因為這些歌寫盡了他們的血淚！那歌寫得、唱得太好了，「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親愛的媽媽。流浪的腳步走遍天涯，沒有一個家」，全國五湖四海的農民工唱起這首歌，交相流淚。（陳星音樂：《流浪歌》）
黃：那麽接下來請楊銀波跟我們介紹一下，大陸有哪些地方是農民工外出打工最多的省份？
楊：外出打工的人最多的是四川，四川也是中國大陸第一人口大省。那麽四川之後就是貴州，因為貴州這個省，按我們大陸的話說，「計劃生育搞得不是太好」。
黃：人太多了嘛。
楊：對，人太多。在我所接觸的人裏面，貴州人打工地點最多的是廣東，然後就是浙江、福建、北京，這些打工地點裏面的貴州人最多的是來自貴州省正安市那一帶的人。前天我又接觸到幾個貴州正安的人，是五兄弟，最小的才16歲，最大的已經有40多歲了。正安那個地方很窮，雖然樹很多、煤很多，但是這個錢裝到哪裡去了你說？沒裝到他們包包裏面去。濫砍濫伐、濫採煤，特別多，主要的利益卻不在農民那裡。那麽四川、貴州之後呢，就是安徽。《中國農民調查》，看了沒？
黃：主要是描述安徽省當地農民的生活。
楊：安徽的農民工相當多，在廣東這邊乾的很多，我也接觸了很多安徽人。安徽之後就是湖南，湖南之後就是河南，河南也是一個人口大省。而且我告訴你一個消息：河南在廣東這邊打工的，不一定是進廠的。河南在這邊，有一群人數目比較大，比較醒目，你猜是幹什麼的？
黃：不知道。
楊：撿破爛。
黃：撿破爛？
楊：對，在廣東這邊撿破爛。在河南省駐馬店市有個縣叫平輿縣，平輿縣裡面有相當多的人都是撿破爛的，而且很多撿破爛的還能修起房子，5萬塊錢的樓房。當然，在河南家鄉，也有在撿破爛的時候靠偷、靠搶搞起來的；那麽在這邊呢，很少有人偷搶，不過被打殘廢的、打死的也有。我前幾天剛剛採訪了一個河南省平輿縣撿破爛的人，他是我朋友，也是我以前的鄰居，叫王秋喜。他們一家四口人，他的孩子有兩歲多，他的老婆也在撿破爛，還有他的母親有68歲了，四個人都在廣州郊區一起生活。這就是說，農民工的工作範疇非常廣泛，不光是進工廠、農場，還有其他各種各樣的。農民工從事得最多的是建築業。我父親楊慶華今年已經48歲了，他現在又到一個地方去搞建築了，幫別人修建租給民工住的房子。我對他說：「你可以不去搞建築啊。」他對我講：「習慣了。」這就是許多人覺察不到的地方，很多人認為農民工最大的希望就是「不幹，什麼都有」，但是我不這麼看，這麼看只會降低農民工的素質。他們習慣了奔波的生活，習慣了那種和民工一起吃飯，和老鄉之間吹吹牛啦、打打牌啦、看看電視啦，那種日子好過一點，覺得在外面兄弟朋友挺多，能湊合。
這確實是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一種特殊的社會面貌，雖然表面看來他們既不是工人也不是農民，可是他們自己認為自己仍然是農民，百分之九十多都是這樣回答我--「農民！我算什麼工人？我又不能跟城市裡面的人比」。「工人」在他們的頭腦里永遠是「城市人」的範疇。所以說，我這麼多年的調查，這個群體可以讓你非常難受，也可以讓你很高興、很喜悅，尤其是在他們領到工資之後。他們的談吐也仍然保持著農民的特色，保持著他們那種樸實，不是那種奸詐得不得了的，這種人我碰到的不多。因此廣東確實要感謝他們，不得不感謝他們，他們真的太能吃苦了。而且我覺得政府部門，太缺乏像我楊銀波這樣深入他們、接觸他們，沒有具體了解他們實際的困難、實際的需要。而且那些所謂的「調查」、「研究」都帶有很強的官方性質，你要去搞一個調查研究，你還得經過勞動部門，或者黨委、政府的認可、批准、監督，那麽搞出來的這種調查研究有多大的真實性？有多大的價值？難說。（陳星音樂）
黃：接下來請楊銀波跟我們談一下，這些農民工主要是從事哪些行業？
楊：首先是建築業，然後就是進廠。我們現在講的「進廠」，這都是一個比較讓人羨慕的詞了。然後就是幫當地農場主種菜、種果、種樹，養魚啦、養豬啦、養鴨啦。還有就是在當地的機關、院校、醫院這些，去掃地或者其他。也有當家庭保姆的，餐飲業，裁縫製衣，送貨，當摩托司機，搞修理服務等等，有很多很多。有的也在集市販賣東西。昨天晚上我還專門到街上去看，又去採訪了一大堆人。他們忍受不了打工的那種折磨，自己出來買點東西來賣。那賣什麼東西呢？水果、蔬菜、小吃、衣服、服飾、盜版，盜版的磁帶才兩塊五毛錢一盒。我問他們：「你們貨從哪裡來？」他們回答我說：「甭問啦。我們賣這個磁帶，一盒才賺兩毛錢。」這段時間，廣東產荔枝很多，剩貨太多，去買來賣。現在街上是大片大片的荔枝，早上八點多去賣，晚上可能賣掉十分之一都沒有，因為競爭太激烈了。很多原來到這邊打工的人，也到廣東菜農家裡去買菜來賣。農民工的生活招數比原來多，但是要面對的問題也很多，在他們看來就是得防範巡警、城管，被抓到可就麻煩了。在我的家鄉重慶，還有兩種農民工：男的，出來當「棒棒」，也就是幫別人挑東西的挑夫；女的呢，出來擦皮鞋。
黃：擦皮鞋？那不都是男的在做嗎？
楊：NO，大多是女的。
黃：我們在西方的電影裏面看到的鞋童，鞋童通常都是男的啊。
楊：鞋童？對不起，鞋童的話，可能還沒誰理睬你的生意。擦鞋的，最怕的就是城管。我不知道看到過多少場景，看到很多很多的城管把擦鞋的鞋箱踩得稀巴爛，把錢也沒收了，有的把你身份證都給卡住，讓你--滾！就是這樣一種情況。
黃：那他們這樣的生活非常的沒有保障……
楊：流離失所。四個字形容：流離失所。到處逃，是一個游擊隊的樣子，在火車站的裏面、外面經常能夠看到這樣的情況。我告訴你，在重慶菜園壩火車站周圍的小飯館，三兩面六塊錢。擦一雙鞋呢？一塊錢。也就是說，要吃上三兩面的話，得擦六雙鞋，擦六雙鞋可能要等一個上午。
黃：那是不是競爭的人太多了？
楊：太多了！也形成了一些幫派，一些老鄉聚集在一起，大家搶生意，搶過來一個生意就算我們贏了一次。這個市的，那個市的，這個區的，那個區的，各種各樣的幫派。最怕的就是公安、巡警、城管。
黃：但是這些人還是要去。
楊：沒有辦法嘛。你想想，重慶那麽多區，那麽多縣，那麽多市，你要是有機會，你去這些地方仔細看看，這些農村它到底靠什麼發展？服務業，最大的是服務業，「棒棒」、擦鞋都是服務業。而且我剛才還沒有談到一個內容，就是民工當中也有一些從事「逼良為娼」的服務業，也就是性服務業，有被逼的，有自願的，有自己都沒有辦法的，無奈之中的。而且還有一種特殊情況，就是最近這一兩年中國大陸媒體有那麽一點冰山一角的揭露，那就是女大學生當三陪啦，坐葷台啦、坐素台啦，就我所知的都有很多，但具體到究竟佔百分之多少我也沒有一個數據，但有這樣的現象存在。這些女大學生當中，從農村出來的那一部分，也算是一種特殊的從事服務業的農民工。她們這麼做，主要是為了交學費，攢一點錢。中國大陸的學費太貴了！自教育產業化以來，比過去翻了不知多少倍。
最近幾年，廣東這邊的大學學費，一年一般是上萬的；湖南那邊幾千，搞藝術系的是八千，普通的都是五千多；也有三四千的，三四千在貴州這邊；重慶那邊是四五千。我在湖南的時候，曾經幫助過一個人。這個人叫鄭勇，比我大一歲，我原來在他家裡租房子住，每個月四十塊錢房租。他考上了大學，考上之後，我是親眼目睹了那個家庭的悲劇。他母親很瘦、很矮、很黑，混身是病，她沒有半點辦法，從她知道她兒子得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刻，一直到她兒子真正把腳踏進大學校園，在這個過程當中我不知道她究竟哭了多少次，起碼每天哭兩趟，想著想著就哭，沒辦法。她設法去借錢來辦一兩桌席，請她的親戚來吃飯，吃完飯以後找她的親戚借錢，可是沒有人借錢給她。雖然那個地方還是一個著名的「魚米之鄉」，莊稼好得不得了，可是鄭勇的爸爸鄭彩樹也沒有什麼辦法，他平時頂多也就是去搞搞建築、做做木匠活，弄一兩個小錢。
最後是他們家想盡了一切的辦法，找我們、找鄉里鄉親幫一點點力所能及的忙，然後又到銀行貸款，才讓鄭勇去讀到大學，而且還是一個二流的理工大學，學費是一年七千多塊錢。這個活生生的例子就是農民實實在在的壓力，這些壓力不得不逼著農民到外地打工。那麽這些外出的農民工，寄錢回家最多的是哪些人呢？36歲的人。36歲是人生壯年。這些人的孩子已經有12歲左右，剛剛從小學上升到初中，學費增高，生活費突然冒出來；而且這些人的父母都60歲左右了，得增加贍養費。還有的農民工，他們的孩子考上了大學，那麽他們這時候寄回去給孩子念書的錢，可能不是他們許多年攢起來的，而是借的。民工之間嘛，誰的孩子考上了大學，興奮得很，為他們驕傲，眼中充滿羨慕的目光，哪怕素不相識的民工，都可能給你50塊錢，覺得這一家子真是有出息啊，就是這樣。
黃：由於時間的關係，今天的《中國農民工調查》第二集就進行到這裏了。在下一次的節目當中，我們還會繼續請楊銀波先生來為我們主講《中國農民工調查》第三集。我是黃絹，祝您周末愉快，拜拜。（陳星音樂）
節目：2004年7月24日台北中央廣播電台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
楊：1998年3月2日，國家教委和公安部發布了一個暫行辦法，叫《流動兒童少年就學暫行辦法》，暫行辦法的第七條規定：流動兒童少年就學，以在流入地全日制公辦中小學借讀為主，也可入民辦學校、全日制公辦中小學附屬教學班（組）以及專門招收流動兒童少年的簡易學校接受義務教育。但是這個簡易學校呢，需要一定的設立條件，比如學校建築設施、教育設備、教材、師資力量等等，都必須經過流入地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的審批認可才行，而這些設立條件所須的辦學經費是目前許多民工子女學校都承受不起的，那麽相應的，辦學成本擡高，民工子女的學費也會擡高，民工自己也承受不起，所以大多數的民工子女學校目前只能維持地下狀態和被迫搬遷乃至被迫關閉、停辦的狀態。我所知道的是，2001年8月之後，僅在北京市丰台區，就有幾十所民工學校被關閉或停辦。
民工在流動，民工子女在流動，民工子女學校在流動，民工子女的老師也在流動，他們的工資一般是500塊錢一個月，很辛苦，而且學校裏面還經常規定，教師的菜不能多給，肉不能多買，沒有那麽多錢嘛。另外一個讓人覺得有點黑色幽默的事情，就是學生來源很廣，五湖四海的口音不相同，河南的民工子女在北京上學的可能要佔到1/10左右，其次就是安徽、湖北、河北、四川，口音變化很大，老師上課的時候都不知道該用四川話還是北京話。學生的年齡和學業基礎差異也很大，有的可能十六七歲，有的可能才三四歲，有的英文都會一點，有的連英文字母ABCD、拼音字母abcd都搞不清楚。不過儘管如此，卻有一個非常感人的事情，那就是這些學生其實都很喜歡自己的老師，即便這些老師的教學水平再怎麼低，或者可能只是一個小學畢業，這些學生都很尊敬老師，很聽他們的話，老師也從內心裡愛護、關心這些孩子，在一些電影裏面能看到這樣的情景，這確實是一個實際情況——同是天涯淪落人嘛。（陳星音樂：《流浪歌》）
黃：那麽長期地得不到公平的教育機會，在這些農民工的孩子身上又會留下什麼樣的影響呢？楊銀波繼續說——
楊：最大的問題是孩子的心靈深處受到的傷害特別大。比如外地來的孩子非常討厭北京孩子，覺得他們欺負人、看不起人，覺得北京的這些人怎麼老是到處要錢、到處趕人、到處查證！我記得有個孩子曾經提出這麼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要在北京辦暫住證，而北京人到我們家鄉就不辦暫住證呢？
黃：說得好！
楊：這個問題可能連成年人都無法回答——這是一個多麼大的問題啊！我想對政府說的是，如果政府真的是真真正正地關心農民工，那麽，請千萬不要忘記了農民工的孩子——每年的「六一兒童節」更不能忘記他們，因為這些孩子沒有真正地享受到國家九年義務制教育的機會和權利，國家九年義務制教育在這些孩子身上只是一個謊言、一種欺騙，這種欺騙傷害得太大了，傷害的可能不僅僅是一代人！另外，很多孩子在寫作文的時候或者在交談的時候，最煩、最反感的就是北京的查證。在去年收容遣送制度被廢除之前，1999年，北京在這一年裡面就收容了149359人，約佔外來流動人口的5%，每20個民工當中就有一個民工被收容——僅1999年11月26日這一天，就收容了4167人。北京農民工光是花在證件上的費用都是一個很大的費用。
第一個要辦什麼證呢？流動人口證，每人每年交50元～80元。第二個要辦暫住證，每人每年交188元。第三個要辦就業證，每人每年交185元。第四個要辦健康證，每人每年交40元～50元。第五個要辦婚育證，每個證交5元。第六個要辦職業資格證，每個證交4元。這六個證加起來，每人每年至少要花450元，這450元相當於打工一個月的收入。當然還有一些行業歧視。在北京，有些事情是不准你去做的，或者說即便你去做了你也很難，因為你是外地人，你沒有本地的戶口。如果你要辦經營執照，那是不容易的，你沒有北京戶口，工商所不理，給錢也不辦，沒有執照就不合法，那就只有挨罰，所以你只能花幾萬塊錢乃至十幾萬來買北京戶口。你經營的時候也可能被罰，比如在路邊擺攤，那麽城管要管你，進貨上車交警要罰你，甚至扣你車。如果你沒有北京戶口和抵押品，你也不可能從北京銀行貸款。這就是北京外來民工的真實現狀。（陳星音樂）
黃：談過了北京外地農民工小孩就學的困難，以及對農民工工作行業的限制之後，楊銀波繼續談到了江蘇，在江蘇也有類似的限制情況。
楊：我跟你講講對你來說還算熟悉的江蘇吧。江蘇有一個很讓人氣憤的，但是也在全國非常普遍的現象——行業工種限制。比如江蘇省會南京，有的允許農民工干，有的不允許你干。允許乾的，比如建築安裝工、環衛工、礦山井下工、裝卸工、搬運工、瓦木工、水手、冶鍊工、鑄造工、車工、擋車工、縫紉工、消防員、廢金屬處理工。這些工作是相當低賤的。
黃：而且是出賣勞力，或者是比較容易有職業災害的職業。
楊：比這些行業稍微好一點點的呢，就不允許農民工去做了。哪些不允許呢？清潔工、營銷員、廚工、消費行業的服務員、家政服務員、商店營業員、賓館服務員、門衛、保安、電工、駕駛員、話務員。這個行業限制，在全國的很多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從1994年開始到現在已經有10年的歷史，至今沒有廢除。
黃：最後楊銀波以余世存先生的一首詩，為今天所談的內容做了註腳。
楊：這是一首比較長的詩，叫《一首寫給流浪農民的詩》，又叫《歌擬奧登》，由中國著名作家、同時也是我們獨立中文作家筆會會員余世存先生所寫。全詩是這樣的——
據說這個城市有一千萬人口，有的住花園別墅，有的住衚衕平屋，有的住在海裡頭；可是我們沒有一席之地，弟兄們，我們沒有一席之地。據說這裡是我們的歷史和夢想，是我們的驕傲，我們象親戚來串門，卻也引起它的懊惱；它讓我們呆在原地不動，弟兄們，它讓我們原地不動。我們的原地，荒涼的地方只有不長五穀的山溝，我們要靠它吃飯人們卻痛心疾首；他們不讓我們砍樹，弟兄們，他們不讓我們砍樹。我們逃離飢餓，尋找幸福，交通部門要走我們的所有，讓我們擠在一起窒息，瘋狂，死去，認清自己——不如他們眼裡的一條狗，弟兄們，我們不如一條狗。
我們沒有身份，派出所的人抓住我們說活該，「如果不交錢你就沒有三證，對我們來說你就不存在。」可是我們存在，我們還活著，弟兄們，我們還存在。那從我們中間飛升上去的悄悄地說我們是一種文化，我們遊盪去來，象蝗蟲，從三國水滸吃到現在；他們說我們是害蟲，弟兄們，他們說我們是禍害。去到一個科研院所，他們論證說——目前還沒有我們的現代化計劃，等下輩子再來找它；但這輩子我們怎麼化，弟兄們，這輩子我們怎麼變化？我們交納了增容費，暫且安身。報紙表達得暖昧，老太太的小腳跑來可真是敏捷，逢年過節地喊著防賊；她指的是你和我呀，弟兄們，她指的是你和我。
有人說我們太笨，素質太低，為什麼禁止我們進入很多行業？他們明明知道中關村裡的電腦是我們攢的。有人說我們到城裡來只是出醜，同樣是修路，掃地，法律法規卻讓我們交出自由，我們規規矩矩地坐在城裡人身邊；他們卻皺著眉頭，弟兄們，他們指我們太臭。聽說學者們的憂愁就象富人的富有，就象我們的匱乏，他們反抗現代性的異化，聽說他們比我們活得光榮偉大；他們在絕望里令人感動，弟兄們，我們在絕望里無所適從。我想我聽到了這個城市上空有一個聲音，那是陌生卻異常的權威，說：「他們必須犧牲。」噢，我們在他的掌握之中，弟兄們，我們在他的掌握之中。
看到一隻獅子狗裹著短襖，別著胸針；看到門兒打開，讓一隻貓走進門；看到人們都在出國；看到學生們扔磚頭，看到「我的朋友比爾」在北大演說；看到春天的花和春天的鳥，看到一條魚在飯店前的水池裡自在地游，我們是新奇帶一點兒糊塗，弟兄們，是新奇帶一點兒糊塗。我們流浪，從80年代到又一個世紀，我看見這個城市日新月異，萬家燈火；沒有一盞屬於我，弟兄們，沒有一盞是我們的。武裝警察越來越多，防暴隊伍有特殊的任務，從東單到西單，他們要保衛權威和一種幸福，走去又走回；他們在尋找你和我，弟兄們，他們在尋找你和我。
黃：聽眾朋友，今天的《放眼大陸》就在這一首寫給流浪農民的詩當中跟您說再見了。我是黃絹，謝謝你的收聽，祝您周末愉快，拜拜。（陳星音樂）
節目：2004年7月31日台北中央廣播電台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
楊：在廣東，有48.3%的民工的月收入沒有超過800塊錢，每天不到27塊錢，然而現在打工的成本又越來越高，比如辦理各種證件、各種高消費等等。加之目前物價上漲：比如說豬肉，前幾天《南方周末》刊出報道，說我家鄉重慶的豬肉，背脊肉已經是15塊錢/斤，普通的肉10塊錢/斤，而過去一般是5～7塊錢/斤；米價也在漲，油、鮮菜、肉禽、水果，還有棉花、鋼材、焦炭、水泥、石油等等，都在漲。「漲了！漲了！漲了！」打電話問全國各地的朋友時，對方都這麼回答我。漲得到底有多厲害呢？2004年6月，官方的統計是：中國的消費品價格指數比去年同期上漲了5%，商品零售價格指數上漲了4.1%，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上漲6.4%，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指數上漲了11.8%，而食品價格指數竟然上漲了14%！所以好多民工都想回去種莊稼了，但是某些民工一回家卻發現自己的土地居然已經被村幹部賣出去了！真是痛苦啊。
再一個痛苦就是，現在的天氣非常炎熱。比如說--重慶：35度以上的高溫天氣已經累計出現了10天，部分地區最高氣溫已達40度，目前全市農作物受旱面積已達174萬畝，23萬名居民臨時生活用水不能滿足需求，25萬頭牲畜存在暫時飲水困難，而且未來還將有30天左右的伏旱。浙江呢？遭遇50年最嚴重的旱情，目前已經有10多個縣市嚴重缺水，大水庫蓄水僅為正常蓄水量的55%。西安呢？出現39.3度的高溫，創下西安50年來氣溫最高紀錄。上海呢？已經達到36.8度，累計高溫日已達18天，比常年多出一倍。北京呢？城區突破39度，郊區突破37度。那麽我現在所在的廣東呢？最高溫度達到38度多！
黃：哎喲。
楊：就拿廣州來說吧。7月1日和7月2日，在這短短兩天以內，因為天氣酷熱而死亡的人，至少就有39人！在四川成都，根據幾家醫院的統計數據顯示，在中暑患者中，有一大半的人都是高溫作業的民工。我父親今天也因為天氣熱被逼著回來了。這天氣太熱啦！我在民工工地上住的時候，早上5點半他們去開工，到了7點的時候天氣就開始突然地悶熱，到了上午11點左右天氣就越來越熱，無論是男的還是女的，衣服全部被汗水打濕，緊挨著身體，沒有一件是乾的。回到民工租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馬上提水沖涼。今天我父親一回來的時候，我一看他，哎呀，完全變了樣子：全身發黑，黑中透紅，紅中透黑，兩個肩膀、背部、手都是紅黑色的，腳上全是傷--被鋼板、被磚塊磨壞的、碰壞的。往他手上一摸，象什麼？一塊鐵！全是鋼繭、手繭，用刀來划都能夠把它割下去，一塊一塊的。肩上起碼有0.5公分的肉已經變成了繭，用刀來削掉，居然不痛。我希望大家通過我剛所講的這些，能夠實實在在地體會到在7、8、9月份，民工所遇到的這些危險和威脅。（陳星、呂飛音樂：《離家的孩子》）
黃：談過了酷熱的天氣，楊銀波接下來為我們談到農民工在夏季里的另一個威脅，那就是--洪災。
楊：這些天，打開網站、電視、收音機、報紙、雜誌，最重大的消息就是洪災。根據中國民政部7月25日的統計，今年死於洪水災害的人數為95人，另有63人在洪水地區失蹤。洪水已經導致93萬人失去家園，受洪水影響的民眾達4000萬人，倒塌房屋13.7萬間，43.5萬間房屋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比如說--湖南：267萬人受災，懷化城區1/3面積遭淹，洞庭湖水系的沅江發生較大洪水。湖北呢？武漢出現洪峰，形成25．15米峰值，中小河流和水庫汛情緊張。河南呢？漯河、平頂山、南陽等市發生洪澇災害。廣西呢？37個市縣遭洪水襲擊，造成27人死亡，柳江發生超警洪水。遼寧呢？遼河支流清河、柴河以及位於遼東地區的遼河幹流水量猛漲，遼河發生入汛以來最大洪水，東部山區還發生了泥石流。
雲南呢？盈江發生滑坡泥石流，2人死亡53人失蹤；怒江洪災造成6人死亡10人失蹤。甘肅呢？中部降暴雨引發大面積洪災，4人死亡。安徽呢？淮北發生澇災，致使80餘個村莊被水圍困。貴州呢？17縣市洪澇成災。青海呢？28個縣遭受洪災，4.24萬人受災。山西呢？平陸縣10個鄉鎮遭受洪災，經濟損失2476萬。河北呢？局部遭受洪災，防汛形勢嚴峻。那麽廣東呢？汕尾市降雨量超過160毫米，大雨造成汕尾市區多處地方大面積積水，一些村民的家禽養殖場被淹，部分家禽被雨水沖走。中國的生態環境在不斷地變壞，年年如此，這是需要正視的一個現實。那麽另一個現實有沒有被正視呢？尤其是那些從湖南、湖北、河南、廣西出來打工的民工，他們現在在幹什麼？還是繼續在外面加勁地找錢，然後把這些錢寄回去給被洪水淹了的家人，給他們提供修房子的錢，給他們提供吃飯生存的錢。沒錯，政府可以解決一部分或者說一個小部分，抗洪搶險的隊伍能夠使民眾在洪災中的生命得以保住，就已經是一個很艱難的事情啦。那麽受災的民眾如何繼續生活呢？靠的還是外面打工的親人。
黃：也就是說，在夏季的時候，也是天氣最熱的時候，在這時候農民工的打工非但不能停止，而且還要更加辛苦地工作。
楊：很難熬啊，每年的夏季民工都很難熬，可是他們又不能不熬。相對於內地的洪災而言，在廣東打工基本上可以避免在洪水中死亡。因為廣東的大部分地區很難出現洪災，它靠海。廣東出現洪災的地方一般是吳川、湛江、韶關、茂名、封開、清遠、連山、河源、梅州、五華、翁源，比如吳川的梅江、鑒江、袂花江，韶關的武江、湞江、北江。除了韶關之外，東莞、廣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惠州、潮州、汕頭等民工聚集的城市，一般不會發生洪災。另外，我曾經專門在湖南看了一下洪水的位置，看了一些「抗洪搶險紀念碑」，有些官兵也死亡了，民眾每年的死亡人數一般也是百餘人。在現在我們談話的這個時候，湖南的洪水就是最猖狂的，郴州、衡陽、株洲、永州、張家界、懷化、長沙、岳陽，這8個地方最嚴重。它的全省受災人口一般都是一千萬左右，成災人口也是數百萬以上。
除了人的生命之外，湖南幾十個市、縣、區、自治區的耕地、住房、學校、商店、廠礦企業、機關事業單位，還有水利、電力、公路、橋樑等等，更是屢受重創。本來湖南就那麽幾大水系嘛，湘江、資水、沅水、澧水、洞庭湖，但是湖南位於中國最中部、長江中游南部，平原很多也很大，不象貴州、重慶、雲南那樣出現大的泥石流。比如說洞庭湖，每年湘江、資水、沅水、澧水平均入湖的水量就高達3018億m3，這個年平均入湖水量是鄱陽湖的3倍、黃河的5倍、太湖的10倍。但是洞庭湖只有一個出口，泄洪能力很有限，一旦遇到暴雨，就會馬上形成上壓下頂之勢，釀成洪澇災害。再比如說洪災不太明顯的湖南常德，當時洪水淹過來的時候，沒有經歷過的人根本無法理解、無法想象。我到常德的石門、臨澧，是什麼感覺呢？頭上是烈日，頭下是洪水，去年石門被淹的時候，縣城被淹的面積就佔了80%，光是二都鄉、易家渡鎮澧水兩岸就有33個村被淹，有8萬多群眾被洪水圍困，很恐怖啊！
中國每年都會發生的這種洪災，它對於打工的人來講是個什麼概念呢？首先，民工家裡的人在家鄉被淹死了，那麽他們還有什麼勁頭去打工呢？大家還記得1998年的洪災吧，那場大洪災影響到了2.23億中國人，一共死了4150人，有690萬房屋和530萬公頃莊稼也被同時毀掉。可是每年都有那麽多的人死於洪災，而這些人的家人、親戚卻可能正在外面苦幹，他們在打工之餘連看電視的勇氣都沒有?
節目：2004年7月17日台北中央廣播電台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
黃：聽眾朋友，這裡是中央廣播電台──來自台灣的聲音，您現在收聽的是《放眼大陸》，我是節目主持人黃絹。今天是《中國農民工調查》第五集的播出。
楊：（余世存《一首寫給流浪農民的詩》）那從我們中間飛升上去的悄悄地說我們是一種文化，我們遊盪去來，像蝗蟲，從三國水滸吃到現在；他們說我們是害蟲，弟兄們，他們說我們是禍害。去到一個科研院所，他們論證說，目前還沒有我們的現代化計劃，等下輩子再來找它；但這輩子我們怎麼化，弟兄們，這輩子我們怎麼變化……（鮑家街43號樂隊搖滾音樂：《晚安北京》）
黃：聽眾朋友，歡迎您收聽《中國農民工調查》系列，和我們一起走入中國農民工的世界。在上一次的節目里，大陸自由作家、同時也是「農民工之子」的楊銀波先生為我們回顧了大陸官方和民間過去是怎麼研究農民工的問題，同時楊銀波也和我們分析了大陸農民為什麼走入城市之後又回到農村的各種原因。那麽在今天的節目里，楊銀波接著要從廣東以及四川竹鎮的例子來和我們進一步地探討中國農民工的問題。
楊：那麽現在呢，我們就主要地談幾個省。第一個：四川。在四川有一個鎮──竹鎮，這個鎮是近靠成都市的一個小鎮。竹鎮的發展歷史，在中國可以說是一個典型，要研究中國農民工問題，必須涉及到這個鎮，因為它太有代表性。在1979年～1986年的過程當中，竹鎮的發展主要靠的是到成都市打工。1986年左右，成都開始大量辭退民工，主要是辭退女工，因為各種各樣的人才、技術以及當時的經濟環境都很差，效益變得越來越低。這些女工不知道該怎麼辦。1986年5月，竹鎮專門成立了一個辦公室，名字叫勞務輸出辦公室，現在已經改名為勞動服務站，在全國各地類似於竹鎮勞動服務站的站名在目前有很多。1986年～1988年，在這三年的時間裏面，竹鎮仍然向成都輸出民工，一共輸出了2214個人，當時也沒想到要把民工調到外省去。1987年，又緊張起來。當時竹鎮的勞務輸出辦公室主任，還有縣裡面的勞動局、勞動服務公司的一些領導，一共有五個人，他們恰好認識一個香港的商人，這個香港商人說廣東這邊有發展前途。
這五個人就到廣東的很多地方來考察，比如廣州、深圳、東莞、珠海，最後是定在東莞。大家在心態上都很小心。他們所考察的是什麼呢？一個是：廣東這邊到底安不安全？另外一個是：廣東這邊的風土人情啦，排不排外？似乎覺得廣東人很「傲」一樣。還有一個：廣東的物價水平怎麼樣？考察到這些之後呢，經過對比、權衡、分析，得出結論：廣東東莞的物價水平相對較低，那裡的風土人情比較純樸，所以竹鎮當時就和東莞的厚街鎮簽了合同。──你知道厚街鎮嗎？很多報刊雜誌、電視廣播經常出現這個地名，現在是非常繁華的一個鎮了。當時與竹鎮在厚街鎮簽第一個合同的是厚興皮具廠，要竹鎮的50個女工過去做工。當時很小心啊，很多竹鎮的鄉親看見領導回來，一聽，很擔心：哎呀，要送這麼遠呀！要從四川這邊，跑到廣東，不得了，不敢想像。公平地講，那時的政府還是有一定的開放意識和遠見，而要把這個遠見實行起來，卻很謹慎。比如，送女工到廣東，那麽誰來負責運送呢？就是當時竹鎮的武裝部長。
黃：哦？哎呀，真有趣。
楊：怕出事情。因為當時人們的思想意識，比如「資本主義是吃人的草」啦，「婦女出去就是賣淫」啦，廣東那邊靠著香港，經濟是外向型經濟，跟台灣也有大量合作，是這種背景嘛，肯定就有這種意識上的顧忌和擔憂。那麽結果到底怎麼樣呢？到1998年的時候，竹鎮到廣東打工的人實際上已經有了15788人。最早的是1987年，女工到了東莞是怎麼做的呢？大家都不放心嘛，那麽武裝部長就在車上是談了又談：你們出門，在哪個地方停車，要準備哪些證件，哪個地方要簽字，上廁所、吃飯一定不能走丟，這些都談得很細。1992年、1993年的時候很擠，光是竹鎮這個地方的民工在車上就有突然「瘋」掉的情況，又熱、又亂，黑社會、流氓痞子又很猖狂，擠掉的人有的還找不回來。
80年代後期在輸出安全方面，略為好一些。當時出來打工的民工如何讓家裡面的人安心呢？寫信回家，父老鄉親看著信就容易放心啦。然後大量的信件就寄到竹鎮，竹鎮就把信收集過來，每天向整個鎮廣播：親愛的父親、母親，你們怎麼怎麼樣，女兒在這邊過得很好，吃穿住行都有照顧，等等。整個鎮裏面都圍繞著這些消息，大家心裏面也就踏實了。這是一個非常艱辛的過渡過程。現在竹鎮政府在東莞這邊有一個民工分支管理機構──辦事處，就好比一個小的「大使館」，只要竹鎮的民工在東莞出了什麼事情，就找東莞這邊的辦事處。比如說：哪個廠要辭退竹鎮的民工，那麽辦事處工作人員就去廠裏面去領這個民工，然後又幫民工安排新的工作。但是這樣純粹為民工辦事的辦事處現在已經不多了，因為過去竹鎮的辦事處人員還沒有太計較個人的私利，他們過去所做的，主要是為了維護竹鎮政府的權威。這是當時最主要的設立目的。（陳星、呂飛音樂：《離家的孩子》） 黃：可惜，四川竹鎮的經驗並沒有推廣到大陸其它地方去，取而代之的反而是以贏利為目的的職業介紹所。
楊：那麽現在就不這樣做了，首先政府也要賺錢嘛，所以裏面就出現了一些人所辦的新機構，也就是現在我們經常看到的職業介紹所。在台灣有職業介紹所嗎？
黃：有，不過現在大家找工作的方式其實蠻方便的，就是上網去找，所以職業介紹所已經是幾乎不太有了。早期的時候是有的。
楊：在現在的廣東，職業介紹所很多，騙錢的也有很多。我告訴你一個事情，我18歲的時候在重慶，那個時候我還找不到方向，不知道該幹什麼，還沒想到當什麼作家之類的。我到重慶江北區觀音橋的一個職業介紹所去，一進去，對方說：「先交50塊錢！」50塊錢拿過去，對方說：「這個是地址，你過去就行了。」第一個工作是專門幫別人倒茶，400塊錢一個月，試用期只有200塊錢一個月。我一進那個茶樓，對方笑哈哈地問候：「你好老闆，喝茶嗎？」我說：「不是，我是來找工作的。」對方的臉色馬上就變了：「對不起，我們這裏已經滿了，你到別家去吧！」哎呀，我從觀音橋到那個茶樓，坐了半個小時的車，然後又坐回來，對職業介紹所的人說：「那邊已經不要了。」他們又給我一個新地址，我又坐車去，對方還是說：「對不起，我們滿了！」然後又新找幾個，仍然如此，或者找個借口就不要了，而且那些個工資標準完全就是欺負人。所以一氣之下乾脆不找工作，自己想辦法算了。現在的職業介紹所不值得信任的太多，大多數的民工也不是靠什麼政府，而是靠親人、老鄉、朋友，或者靠自己，很多人都是不求什麼人就直接去找工作。
黃：有沒有看報紙？
楊：也有。但是應聘的人太多，一過去，「干這行有多長時間？你是什麼文憑？」一些民工老實地說：「我小學畢業。」那個時候你就不行了。所以現在人們為了找工作，花盡了力氣，比如賣假的文憑啦。我就經常遇到這樣的事情，朋友說：「楊銀波，你的字寫得好，來，你幫我填填。」我問「怎麼填啊」，朋友就說：「哦，這個填姓名，這個填年齡，這個填初中畢業吧。」我問「你到底是幾年級啊」，朋友一嘆氣，「哎，實話告訴你，小學三年級都沒讀完。」哈哈。為了找工作，或者為了找更好的工作，他們首先要騙過第一關，甚至連身份證都可能是假的，姓名可能是假的，年齡可能是假的，工作經驗也可能是假的，什麼都可能有假。剛才我重點地談了四川竹鎮的民工歷史，和關於民工找工作的細節問題，簡單地談了民工到底是怎樣變為今天如此開放又如此矛盾的過程，政府又如何從開始特別負責變為今天計較個人私利的過程，僅作一個膚淺的了解。（陳星、呂飛音樂） 黃：談過了四川竹鎮，接下來楊銀波和我們談到廣東特殊的「城中村」現象。
楊：接下來我們進入第二個省：廣東。對於民工而言，廣東有四大名城：東莞、廣州、深圳、珠海，非常現代化，它們是江西、安徽、四川、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廣西的民工最聚集的地方。對於東莞，民工聚集的意向要強一點，民工最多。你有沒有注意到這樣一個現象：廣東的很多地方，城不像城，村不像村。
黃：我不曉得，我沒去過。
楊：沒去過啊，好，那麽我給你舉個例子：廣東東莞市鳳崗鎮有一個管理區，叫雁田管理區，1996年的時候它的外來人口就已經超出了它本村人口的10倍以上！
黃：哇！
楊：廣州天河區中山大道有一個村叫棠下村，這個村的村民有6000多人，但是這個村的外來打工的人就有3萬多人，是本村人口的5倍。另外，廣州天河區還有一個村叫石牌村，這個村的村民有9000多人，那麽外來打工人口有多少呢？4萬多人，也將近是本村人口的5倍。這就是珠江三角洲的特殊現象，我稱它為「城中村」現象，或者是「村中城」現象。又不像村又像村，很奇怪。比如，我現在這個地方，一走出家門就會看到：村裡的街道很窄，樓房很多，樓房與樓房之間的距離，5厘米左右吧。
黃：怎麼那麽少？
楊：這就說明這裏的土地很寶貴。同時我還能看到：在高樓大廈之間，有很多民工房鑲嵌其中。這裏的村民不用種田，土地已經拿出來賣了嘛。那麽這些村民一天到晚幹什麼呢？沒錢的話，搞搞建築，做做生意，開開摩托；有點錢的話，打打麻將，賭兩把，這裏的賭風很盛，或者搞搞六合彩，買碼。另外一個就是，廣東農村的本地人信神信佛的很多，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在自己的門前點上一柱香，許多節日都是這裏獨有的，遇上全國性的節日更是鞭炮聲聲，早上五點多就響得滿村都是。
節目：2004年8月7日台北中央廣播電台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
黃：聽眾朋友，這裡是中央廣播電台──來自台灣的聲音，您現在收聽的節目是《放眼大陸》，我是節目主持人黃絹。讓我們來聽聽大陸自由作家楊銀波先生今天要為我們帶來什麼樣的內容。
楊：我曾在許多的街頭失眠，它的城市夢幻的空間，它的子無虛設的阻力，在瘋狂的邊緣失眠。我覺得越來越有些疲倦，聽著隔壁提琴的抽泣，喝著世事煮沸的肉湯，越來越有些疲倦。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們。晚安，北京；晚安，所有孤獨的人們……（鮑家街43號樂隊搖滾音樂：《晚安北京》）
黃：聽眾朋友，歡迎您收聽《中國農民工調查》，今天是第八集的播出。在上一次的節目里，楊銀波從特別的數字談到了大陸農民工所面臨的一些問題。今天，楊銀波要從特別的消息、特別的事件帶我們一起深入中國農民工的世界。首先，楊銀波和我們談到在大陸教科書上一篇膾炙人口的文章，最近卻被刪除了。
楊：接下來向大家提供的這些特別的消息，我覺得看起來很小，細想起來又很大。我想首先問你，你有沒有在台灣讀過我們大陸教科書上的一篇文章──《包身工》？
黃：什麼叫「包身工」？
楊：那就是說沒讀過。包身工是指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上海東洋紗廠里，為日本人工作的中國女工。因為這些女工在進廠時已經簽訂了賣身契，失去了人身的自由權，所以被稱為「包身工」。《包身工》這篇文章，應該是中國最早的報告文學之一，是已經去世九年的著名作家夏衍先生（沈乃熙）生前的代表作之一。夏衍在19歲時曾經參加過「五四」運動，24歲時經過孫中山先生介紹加入國民黨，是我比較尊敬的作家之一。除了《包身工》之外，他還創作了一些電影劇本，比如《狂流》、《春蠶》、《風雲兒女》、《壓歲錢》，還有話劇《秋瑾傳》、《上海屋檐下》，等等。《包身工》這篇文章，是夏衍在35歲的時候，經過幾個月的實地考察之後寫出來的。這篇文章所描述的是舊中國包身工的苦難生活：黑社會滲入工人的培養和管理，既有殘忍的資本家，又有無能的政府，包身工面臨雙重壓迫。
我們在上中學的時候，《包身工》是語文課本當中的重要篇目和教學規定的基本篇目，被納入我們的考試範圍之內。現在我仍然能夠記得《包身工》的最後一段話是這樣寫的：「黑夜，靜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來，畢竟是無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國人當心枕木下的屍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當心呻吟著的那些錠子上的冤魂！」但是現在呢？這篇文章在新版的語文教科書中被人民教育出版社無情地取消，全國取消啦，一些地方只把《包身工》作為高中一年級的「自選讀本」。教育部為什麼會這樣做呢？正是因為中國當代包身工制度在某些地方死灰復燃，而且不再僅僅局限於被外資剝削，更為嚴重的是中國資本家也正在剝削中國勞工。而政府呢，同樣在一定程度上無能為力，甚至某些地方當局倒向資方、助虐為紂！為了避免中國人對當前這種狀況過多的了解、記憶和影射，教育當局把這篇文章去掉，以求麻痹國民心靈。我對此感到非常失望。
我告訴你，我在讀中學的時候，在我眼中看得起的課文不多，《包身工》算是其中一篇。正是由於這樣的文章，我在很小年齡所受到的這種啟蒙，才促使我後來形成一個志向：從事實實在在的社會調查，做出一些有價值的報告文學、紀實文學，或者象記者那樣的調查報告。然而，《包身工》這篇文章在現在的課本中去掉之後，又有多少人會多一些深切入世的精神呢？從人的內心，尤其是從少年的靈魂當中把它抽去之後，將會使一個民族丟失多麼寶貴的精神呢？我要說，中國在馬列主義統治下的課本，一句話：就是不行。好文章不在課本裏面；但是，像《包身工》這樣的文章，只要有一篇在裏面，它都是一個種子，它都會散播在人的頭腦裏面。
黃：是的。
楊：從這個事情當中，我們還應當反思的是當代報告文學的困境，包括記錄當代民工問題的報告文學的困境。中國報告文學的歷史，從阿英選編《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開始，至今已有72年。由於報告文學既有真實的基礎，又有情感的力量，所以在上個世紀80年代，報告文學曾經在相對開明的社會風氣中掀起熱潮，比如徐遲的《歌德巴赫猜想》、魯光的《中國姑娘》、劉心武的《公共汽車詠嘆調》等等。那麽現在的報告文學呢？按理說，它應當成為當今反腐敗、反黑、反惡，推進中國進步的有力器具啊。然而，我們只能看到李炳銀主編的《報告文學》雜誌，著名作家鄧賢發表在《當代》雜誌的作品，《四川日報》記者戴善奎的《長江漂流紀實》，四川綿陽作家李林纓的工業題材的作品，以及陳桂棣夫婦的《中國農民調查》。他們的報告文學多具有批判性，寫真人、寫真事，但常常傷及某些人尤其是達官貴人的利益，所以說真話、做實事特別難。流風所至，從事具有批判性的報告文學創作的人變得越來越少，這樣的傳媒也變得越來越少。
另外，我再向大家提供一些消息。最近有一些電影、電視，我想介紹給大家。我過去不是講過嗎？反映民工生活的電影、電視，有一些拍得非常好，比如電視連續劇《外來妹》。今年又有一部20集電視連續劇叫《貴州背兜》，吸引了雲南、貴州、四川、重慶四個地方的笑星，在貴州開拍了。貴州這個地方的人是怎麼做的呢？不是像我們重慶的「棒棒」用扁擔、竹杠，而且用背兜，背煤炭、背貨物、背水，灌溉土地的時候也背糞便。其實在《貴州背兜》開拍之前，我們重慶就有一部非常著名的電視劇，拿過「新時期中國電視喜劇優秀作品獎」和「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叫做《山城棒棒軍》。因為我們重慶是──「好個重慶城，山高路不平」，所以挑夫就穿街走巷、肩挑背扛、爬坡上坎，為別人搬東西，為千家萬戶提供方便，「棒棒軍」成為一個非常特別的打工階層。
黃：對。
楊：你看過？
黃：你過去跟我提過「棒棒」。
楊：很好。那麽，在此我就向大家推薦一下我們重慶的其它方言劇，比如《唐肥腸傳奇》 、《擱得平外傳》、《表妹進城》、《爬坡上坎》，市面上有賣，網路里也有賣；也向大家推薦這部新拍的《貴州背兜》。《貴州背兜》裏面有個演員叫凌淋，是我們重慶笑星凌宗魁的兒子，他在電視劇中有一句說得最多的台詞，我用重慶話講啊──「快點兒幫我找點活路干撒！我荷包頭只剩五塊錢嘍！」他們就是這樣，被生活壓力不斷地往前推著，迫使他們為了生存，不斷地找工作。「只剩五塊錢」的壓力，我想請各位聽眾先細細地體會一下。（順子音樂：《回家》）
黃：沒錯，為了生存，大陸農民工不斷地出賣勞力，從事最艱苦、最危險的工作。那麽有誰來反映他們的真實生活呢？楊銀波繼續為我們介紹了幾部正在拍攝的影片。
楊：有一個年輕人叫徐果，是四川成都電子科技大學四年級的學生，讀計算機專業。他正在用20萬的錢拍一部電影，專門反映在成都搞建築的那些民工。我們知道，現在要拍一部電影──普通的嘛，上百萬；規模很大的呢，起碼上億。那麽，徐果這部電影就只能按照獨立電影的方式來拍攝、推廣。他的這個資金是怎麼來的呢？最開始，找家裡人、找公司，得到幾萬元的贊助。然後，他又發起了一場買碟集資行動，解決了資金欠缺問題。如果這部電影拍攝完成，他首先要為成都的建築民工免費播放，然後到全國的一些工地去巡迴放映，同時還將參加國內外的電影展！──徐果，你真是有志氣！楊銀波感謝你。
其實，不僅是徐果，只要大家有機會，有這樣的頭腦，有這樣的技術，有這樣的能力，有這樣的資源，那麽就放手去干！因為反映民工真實的生活，這實在就是一件大事嘛。再有一個著名導演，你我都應當是知道的──張紀中。他是《三國演義》、《水滸傳》的製片主任，也是《笑傲江湖》、《射鵰英雄傳》、《天龍八部》、《青衣》、《激情燃燒的歲月》的製片人。
黃：看過。
楊：現在他正在拍攝一部央視電視劇製作中心安排的20集電視連續劇，劇名就叫《民工》。本來張紀中在今年的央視重點劇目嘛，一部是《陳賡大將》，一部是《神鵰俠侶》，但是《民工》這部電視劇是個國家大事，所以現在就把這個抓緊了。5月10號，他們已經在山西平陸縣張店鎮古城村南窯頭水庫開了機，張紀中做製片人，康紅雷做導演，李培森做出品人，陳枰寫劇本，演員是電視劇《激情燃燒的歲月》那個班子。劇裏面有個人叫李平，她特別想融入城市生活，但城市不接納她；等李平回到農村，農村也不接納她。他們拍這部電視，依我看主要是從社會層面去反映民工處境。10月份，他這部《民工》要在央視一套播出。
黃：太好啦。
楊：相對於張紀中的《民工》，我更期待管虎的《民工》。你知不知道管虎？他是中國第六代導演的代表人物之一，像近兩三年的《黑洞》啦、《西施眼》啦、《冬至》啦，我特別喜歡。他是怎麼拍《民工》的呢？第一，拍片之前，他曾經像我這樣對民工做過許多實地的調查採訪，和他們一起生活過，深刻地了解過。第二，他用真民工來演民工。第三，一些知名演員，比如陶澤如、孫松、丁勇岱、高秀敏，再加上一個本來就是從底層社會爬上來的雪村，他們跟《激情燃燒的歲月》那個主旋律的班子完全不同，他們的演技、體驗更有資格和膽力去接近真實，比如我知道《民工》的許多鏡頭就是在街頭偷拍的。再有，看過《黑洞》、《冬至》的人是知道的，管虎的配樂很有節奏，整個電視的畫面、聲音、情節、情感、音樂貫穿起來看，非常流暢！8月底，他這部《民工》的主要部分就要在吉林長春殺青了，我希望到時候廣電總局不要把他的作品刪得太多，爭取盡量保存原貌。
從目前的形勢看，今年的民工電影、民工電視劇、民工書籍、民工的各種社會活動，已經成為一個熱點，一個絕對的焦點，很多人都會投入到對這個群體的關注、幫助和支持，我希望這種關注、幫助和支持不但要廣闊，更要深入，更要具體。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局面呢？一個，當然是政府有這個表態；另外一個，就是事實擺在面前：中國農民工已經成為中國工人階級最大的組成部分，他們已經佔據了很多很多的產業、行業，他們的數量已經遠遠超過其他類的工人，遠遠超過。他們的貢獻與困境，涉及全體國民。（順子音樂）
節目：2004年7月10日台北中央廣播電台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
楊：那麽，農民、農民工到底要怎樣才能成為城市人呢？通過什麼方式？你覺得呢？
黃：有沒有可能是政府去某一些地方開發一些新的產業，然後在那裡建造新的城市；或者是把鄉村的農業「觀光化」。那我不曉得實際的做法是什麼樣。
楊：台灣是不是這樣做的？
黃：台灣的話，現在是我們有一些休閑農業，但是基本上我覺得休閑農業或者是發展觀光區，其實是因為我們的鄉村建設也都整個交通改善了，所以即使在鄉村，他們的生活水平也都蠻好的。
楊：你說的是一種「城郊化」，已經是比「城市化」再高一級的階段了--城市人到郊區、農村去住的也有。
黃：有，有這樣的交流。那我覺得我們的農村，之前也曾經憂心過說農村的青年外流，也有這樣的問題。現在我們往「景緻農業」的方向發展，農民的生活、收入有提高，而且我們工商業的發達其實吸納了很多農村的人口。
楊：你說到這一個，那大陸的人聽著肯定很羨慕了。就我所知，大陸的農民、農民工要真正地跳出農門，一般有這麼幾個方法：一個就是，他們從打工的這個地方，回到農村的那個縣城或者鎮上、鄉上去創業，自己辦廠；另外一個呢，就是他們在自己的村裡面尋找不是農業的職位，比如象服務業啦、開商店啦、做買賣啦，是不是？還有一個，花高價錢給自己的子女買戶口，買戶口很貴的，現在要花幾萬乃至更高；還有一種，自己的子女如果考上大學，跳出農門；還有，年輕的女工，出來打工的女孩，通過婚嫁，嫁給城市人改變這種農民的身份。但是，話雖然這麼說，其實呀，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這當中不知道要付出多麼大的代價！而且有很多很多原因都會阻止這種可能性，使一個農民一輩子都只能是農民，一輩子都做不了城市人！（汪峰搖滾音樂：《媽媽》）
黃：到底是哪些因素阻礙了農民成為城市人？楊銀波繼續說--
楊：我大致說出這麼幾個：一個就是戶籍制度。你是一個農民，那麽你不是城市人，你就沒有城市人獨享的公民待遇。這個戶籍制度，在你辦身份證的時候，乃至於你剛生下來的時候就已經決定了，這是一個先天的，不以後天為轉移的。另一個就是情感上的，大家都很想家的這種鄉土情感，一些親緣關係啦、地緣關係啦，還比如春節、端午、中秋，還有親人去世的喪葬，還有結婚這些，它都會影響到一些鄉土情感。比如我今年3月份離開家鄉的時候，我父親和我一起從家裡面出來，當時家鄉好幾十個老鄉，還有我爺爺、奶奶、叔叔，都囑咐一句話，就是--「在外面好好乾，找大錢，不要給鄉親們丟臉，不要對不起家鄉人。」就是這樣的一種感情。另外還有一個，就是經濟聯繫。比如土地啊，現在很多出去打工的農民，一出門的話他們就把他們的土地叫自己的親戚或者給別人去代耕了，讓別人幫他們去種地，比如我們家裡面的土地好象有兩畝多--（重慶話）「媽媽，有沒的兩畝多？」（母親梁如成：「有。」）
黃：哈哈。
楊：有兩畝多地。那麽兩畝多地呢，現在已經給我的七叔楊明華種了。他一般都是幫我們交糧，但是農業稅呢，是由我們負擔。總而言之，土地沒丟，那麽有些事情，比如今年交多少錢啦、明年交多少錢啦、開支要怎樣啦，乃至於我、還有幾位叔叔有的時候還要聚在一起商量老人該怎麼贍養，每年要拿多少錢，老人生病啦、其它特殊情況啦，要怎麼處理，有的時候也因為這些要回家鄉去。那麽還有一個，就是和親屬的一些聯繫，也是一個特殊的限制，比如說孩子。這在一些農村裡面是很普遍的，那些剛結婚的人，生下來的小孩可能才一歲乃至才剛斷奶的時候，父母就出去打工了，那麽這個孩子就被交給他（她）的爺爺、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由他們帶，象我接觸的很多人都是這樣的情況。
我前天去採訪的時候，就採訪到一家人，那個小孩的名字叫陳招強，他是四川瀘州的，很小的時候他的父母就出去搞建築。他在家裡面呆了好幾年，好幾年之後，他的父母把他接到他們打工的建築工地上，可是陳招強一年之內都不叫他的母親叫「媽媽」，不熟悉，完全不熟悉。這個小孩的奶奶接受我採訪的時候就跟我講：「你以為帶小孩不累呀？每天晚上都要拿著一隻手，把它伸出去，讓小孩睡在手臂上，萬一我睡著了，陳招強說不定就滾下床去啦，是不是？」這些孩子呀，確實是一些很牽動人的原因。不管小孩的生病也好、身體狀況也好，還是他（她）的思想情感也好，還有孩子升學，一些比較重大的情況，父母都要回來處理。再有，對於農村來講，農村結媳婦（訂婚、結婚）是一個很大的事情！現在農村結媳婦太難了，找不到老婆的人真的是太多了，沒有辦法。所以很多人寧願去貸款，也願意為自己的孩子做終身大事。
今天早上，5點20分，我送我父親到建築工地去打工，在路上我父親就很感嘆地對我說了這麼一句話，他說：「現在出來打工的人太可憐了，太窮了。你想想這孩子從小到大，生病也好、讀書也好，得花多少錢呀。長大了，要是結不到老婆，那時候父母還挺著急。」農村你要結媳婦，你得有個條件--得有樓房。很多人現在還是瓦房，乃至於是草房（我的故居現在就是三間瓦房、一間草房，哈哈），一間樓房得花五、六萬，要搞裝修和添補傢具的話，就更多，這些錢他們出來得干多少年呀！要是訂了對象，還得交人親錢，每個節日的打發和禮物，做媒錢，既多又雜，人來客往的特別多，加起來將近10萬，可能有的還不止。這個數目對於一個打工的人是什麼概念？在廣東這邊搞建築的，一個月把其它的開銷都拿走之後，剩下的錢才400來塊錢。
黃：哎呀。
楊：你想想，400來塊錢，一年12個月，也就5000塊錢吧，給它滿打滿算。5000塊錢一年，給孩子結個媳婦，修棟樓房，10萬，得用多少年？20年。所以很多人是貸款來結婚，媳婦結過來之後還得還債，我碰到的很多人就是這樣的生活情況。那麽除了這些原因會限制到打工人成為城市人之外，還有另外一些重要原因，比如打工人到外省之後，他們的身份是比「公民」更次要的「暫住」身份，這是我們通常都知道的要辦暫住證。而且他們的生活也沒有保障，有的時候他們受不起老闆或者管理人員的氣，最終還是要回去的。象江西，江西外出打工的人最後還是大部分留在了農村，不管他們到廣東、福建、上海，還是到北京、河南、河北，在那些地方定居的人極少，就算是在江西城鎮裏面定居的農民工都很少。很多都是從農村到城市打工，打了幾年、十年、十多年的工，然後回到自己的老家，還是做一輩子的農民，這個農民的身份是很難有希望改變的。我剛才談的這些，確實是一個現狀，在中國大陸你要從一個農民成為一個城市人，那要付出多麼大的代價！
黃：基本上是因為他們的收入非常非常的少，而且他們要從農民的身份變成城市人的身份，這當中有很大的關卡，所以阻止了很多他們改變的可能性。
楊：當然我也採訪了一些農民工，我問他們：「首先，想不想在城市裡面生活？」這個答案真的是參差不齊。佔一半的人不想，那麽另外一半的人也不說想，「即便想，又能怎麼樣呢？」不想的那一部分人，他們的原因是什麼呢？覺得農村好，或者農村空氣好，乃至於大家都知道，溫飽是沒問題的，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錢用，在情感上都願意回去。在農村裡面，孩子方面的花銷，老人方面的花銷，生活生產的花銷，人來客往的花銷，壓力很大。那麽同時呢，打工的人一回來都知道在外面打工是什麼樣子，都對那些十來歲的娃娃說：「你們這些人，要是想出去打工，不要象現在這樣弔兒郎當的，要規矩點兒！」都是這樣一種教訓的口吻，帶回來的都是這樣的體驗，一種非常自卑、自控、自重的沈重體驗。（汪峰搖滾音樂）
黃：楊銀波從戶籍制度和鄉土情感這兩大因素分析了絕大多數的農民工為什麼最後仍然選擇回到農村。雖然如此，回到家鄉並不是代表失敗，反而為農村注入了新的活力，帶來了新的改變。
楊：這些外出的民工從外面打工回來，不能算是失敗。不能說農民沒有變成城市人就是一種「失敗」；恰恰相反，實際上農民由於有了打工的這麼一個過程，他們回到家鄉，對當地有很大的影響。其中一個影響就是我注意到的，就是他們對當地政治的衝擊，尤其是對中國基層政權的衝擊是相當大的。我跟你舉個例子，在江西省有個龍南縣，龍南縣有個關西鎮，這個鎮裏面有個村，這個村原來的政治狀況基本上都是「長老政治」。可是村裡面後來有個34歲的人，那麽今年他已經有36歲了。這個人打工之後回來呢，他覺得自己在外面的經驗很豐富，能夠在村裡競選當一個村委主任或者其它什麼職務。2002年，這個村裡有689個人投票，最後有476個人都贊成他擔任村委主任。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農民通過打工的這個過程，他們變得比原來激進一些，開放一些，他們要的是能夠為村裡面賺錢的人才，不是那種在上面吃了飯不干事的，這個去問一下，那個去問一下，上面喊收錢了就來收錢，不負責，村民不要這種人當官！這個年輕人要結束長老政治（也就是老人政治）。當上村委主任之後，他現在辦了一個糧食加工廠，除開每年交600塊錢的稅，那麽每個月從糧食加工廠裏面，他每個月有60多塊錢的收入；然後，管理村裡的電路和收電費，那麽他每個月能夠掙90塊錢；再有，當村幹部每個月的收入有200多塊錢；他還承包了兩口魚塘（也就是池塘），每個月呢，能收入250塊錢。你算一下，這些錢一加起來，也就是說他每個月有600多塊錢的收入。這600多塊錢呀，有的時候比在外面搞建築的打工人要強，相當於十八、九歲的少年民工在廠裏面的打工收入。我剛才說的「衝擊」，就是村民比原來要激進、開放、現實，比較能夠接受使他們迅速致富的村委主任和其他村幹部。
黃：我想也是他們的權利意識覺醒了。
楊：也不一定是這一點，我剛才說的是比原來「現實」，強調的是這個「現實」。你說的權利意識，從一些靠近沿海一帶的來講，象浙江、福建、廣東，比較明顯地可以看出。靠近香港、台灣的一些省份，不說別的吧，比如廣東這邊能夠收到香港鳳凰衛視啦、本港台啦，乃至有的人架起天線還能收到台灣的TVBS呢。他們的信息要比原來大，真正要談意識覺醒的話，還是要由信息量的接受來決定。那麽在內陸的農村呢，權利意識我還沒看到有多大的變化，我只是說比原來要「現實」一些：你當一個官，不能使我們的村民迅速致富，那麽你就得下台！（汪峰搖滾音樂）
黃：沒錯，不能讓村民致富，官員就得下台，這不就是人民當家作主嗎？謝謝大陸自由撰稿人楊銀波先生，為我們就大陸農民工為什麼沒有成為城市人，以及他們回到農村之後對農村所帶來的影響，所做的深入分析。節目進行到這裏，已經到了尾聲了，謝謝您的收聽。如果您對我們的節目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是感想，歡迎您來信到台灣台北市北安路55號中央廣播電台新聞部《放眼大陸》節目（收）；或者是寫email給我們，我們的電子郵件信箱是[email protected]，歡迎您和我們做進一步的交流。我是黃絹，謝謝您收聽我們今天的《放眼大陸》，祝福您周末愉快，拜拜。（音樂）
節目：2004年8月14日台北中央廣播電台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
黃：聽眾朋友，您現在收聽是中央廣播電台《放眼大陸》節目，我是節目主持人黃絹。今天是《中國農民工調查》第九集的播出，請聽大陸自由作家楊銀波今天為我們帶來的節目內容。
楊：我將在今夜的雨中睡去，伴著國產壓路機的聲音，伴著傷口迸裂的巨響，在今夜的雨中睡去。風會隨子夜的鐘聲北去，帶著街上乞討的男孩，帶著路上破碎的輪胎，隨子夜的鐘聲北去。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們。晚安，北京；晚安，所有孤獨的人們……（鮑家街43號樂隊搖滾音樂：《晚安北京》）
黃：在上一次的節目里，楊銀波和我們談到了有關於農民工的特別的數字、特別的消息、特別的事件，那麽在今天的節目中，楊銀波要和我們談的是有關於農民工的特別的現象。他首先和我們談到的是民工荒這個問題。
楊：我記得我在前幾次節目當中一直在說三個字──「民工潮」，現在卻出現另外三個字──「民工荒」。
黃：對。在我們的印象當中，民工潮、民工潮，意思是說外出打工的人非常的多，可是現在居然出現民工荒了。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值得省思的問題。
楊：奇怪？對，是很奇怪，可它又怎能不是必然的呢？民工荒嘛，荒是荒涼的荒，一層意思表示民工就業緊張，另一層意思表示需要民工的企業在需要民工的時候民工卻不來。或者進一步說，企業招工難，技校和職介機構勞務輸出供不應求，珠三角加工製造類企業，以及福建、江蘇、浙江的企業都在缺工。缺什麼工呢？缺民工當中的高級管理人員和高級技工技能型工人。我跟你舉幾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是離我很近的廣東佛山市南海區，他們那邊105家企業組成的招工團最近幹什麼去了？跑到廣西貴港市去了。他們專門坐車過去要那邊的民工到南海的廠裏面來做事情。根據政府的統計，目前佛山生產工緊缺超過10萬人。缺工的行業主要在鞋廠、電子廠、五金行業等勞動密集型企業和酒樓賓館等服務行業。那麽這些行業呢，我們想一下啊，鞋、電子、五金、服務，這個做起來並不太難嘛。難在哪裡呢？工資！工資太低，民工不願意來。
佛山缺工10萬，那麽東莞呢？缺工20萬。他們怎麼做呢？東莞長安勞動分局組織了50多家鎮內外資、民營企業，到廣西宜州參加第二屆勞動力交流暨人才雙選會。還有，前幾天我到廣州火車站去，我看到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民工剛下火車不久，來自廣東廠方的一大批人就趕快過來幫他們提行李，笑臉相迎，讓他們到廠裏面去做工。如此規模的事情以前是沒有過的，從來就沒有。但是我們一定要搞清楚，是不是民工的工作有救了？是不是找工作很容易了？不是。否則，為什麼現在還有那麽多民工在外面耍著呢？他們沒有工作做嘛。你想，工資壓得很低的話，民工一進廠就等於進了一個黑坑，廠方會用各種各樣的不合理的制度來約束你，你不自由。你要跳槽嘛，我不發工資給你；你要告狀嘛，隨你去告，「誰怕勞動局呀？」我就見過一些二楞子的老闆，瞧瞧那個氣勢，「這樣的事兒老子見得多了」，他們是這副德性。
民工荒的事情，我們再轉到福建。福建省企業調查隊有一項調查，說在今年春節后，福建晉江市工業企業開工率只有80%～85%（沒有開工的就佔15%～20%），其中的陶瓷行業開工率不足50%。民工短缺，跟工頭也有關係，工頭走了之後，幾十名、幾百名民工就可能跟著工頭走了。一個工頭有威望，或者說民工有利益把柄在他手中，那麽民工短缺就容易發生。另外在浙江湖州織里，企業老闆為了留住日益緊缺的民工，就為春節期間往返家鄉的民工提供專車接送，還有老闆在大年初八專程趕到安徽、江西給民工拜年，而民工的工資從平均1200元漲到平均1400元。表面看起來嘛，我們似乎覺得民工的位置比原來高一點，但是進了其它一些廠之後，約束你的可能比你想像中更殘酷。可能他答應你是這麼多錢，但實際上的價錢呢？再者，民工進廠，工資加高，那麽其他的民工就進不去了，因為廠裏面已經滿了。中國的農民工，現在實際上有許多人都沒有工作做，沒有工作做是在等待時機，那麽他們的內心所想的呢？就不再是簡簡單單的「有錢就行了」，而是盡量地「讓錢多一點」。是的，民工學會了討價還價。
黃：對。
楊：我們再深入地思考關於民工荒的四個問題。第一，民工的工資確實低。根據《珠江時報》的報導，中國農民工的工資在12年之內只增長了68元。還有另外一組數據，就是各地的最低月工資標準：上海最高，635元；其次是深圳的特區之內，601元；廣州是510元；北京是495元；天津是412元；湖北最高的是400元，最低的是240元；湖南最高的是400元，最低的是300元；福建最高的是在廈門，有480元、430元、360元三個等級，福建其它的地方最高的是400元，最低的是280元；江蘇最高的是540元，最低的是320元。這個最低工資標準對於企業和民工來說都很重要，許多企業乾脆就按本地最低工資標準給民工發工資，乃至於低於最低工資標準。
第二，民工培訓成問題，這涉及到教育。教育領域的高昂收費，製造了民工和貧困人口接受教育的高門檻。那麽有一些工種，比如說電子裝配工、縫紉工、印刷工、噴漆工、絲印工、焊接工、機械操作工等等，沒有經過培訓的民工，一是做不來或者做不熟練，二是容易發生工傷事故，那麽工傷賠償就很成問題。第三，我所知道的廣東的情況是不缺普通民工，反倒是在縮小用工範圍，招工的時候對年齡、性別、文憑、地域、經驗等有很多限制，比方說有的廠就是不招男的，有的廠就是不招四川的。第四，民工的信息來源太有限，人才交流市場跟民工的緣分較淺，中介機構又老是發黑財，民工報紙、民工雜誌太少，民工供需類的網站更是幾乎找不到，如此重要的招工信息到底是被誰壟斷、被誰掩蓋了呢？
這四個原因加起來，怎能不出現民工荒！誰「慌」起來了？依我看，沒錢賺，大家都「慌」，也都「荒」；有錢賺，但賺得沒人味，大家同樣「慌」，也都「荒」。這不是簡單的社會問題、經濟問題，這裏面其實涉及人權。下面我就說一個這幾天的事情。這幾天我幫了一個孩子。這個孩子的父親是搞建築的，突然病倒了，病倒之後送到醫院，搶救不活，送到火葬場焚燒了。這個孩子身上沒錢，很小，才16歲，他準備把他父親的骨灰盒送到貴州的老家去，但是沒有車費。於是，他就在頭上包了一塊孝帕，拿著身份證、初中畢業證、醫院證明、火葬費收據單、父親遺相，以及他自己寫的「求求好心人可憐可憐我，讓我把爸爸的骨灰盒送回家鄉……」，到街上下跪乞討。那天我把他請到我家裡來，對他做了一次訪談，然後給了他一些錢。現在他已經回到貴州了，路途還算平安。
一個16歲的孩子，他在遇到這樣的突發事件的時候，他想到的第一件事不是去求救政府，而是跪在地上請求社會各界朋友給他以支持，給他以幫助，而且是包著孝帕向所有人流淚乞討。他只有一個父親，現在死了，母親也很早就去世了，回去找誰呢？只能找他奶奶過日子，然後他又得出來打工。我覺得這樣的悲劇之所以會產生，乃是因為政府沒有允許民間組織、團體大量興起，而且那些已經成立的官方性質或半官方性質的組織，沒有深入到社會當中去。茅于軾先生曾經說過一句話：政府必須管的由政府去管，而政府管不著的或沒有必要去管的，就大量放手讓民間去做。一個社會要形成巨大的緩衝層，必須要有民間組織、團體，民間組織、團體的大量興起，成為社會的緩衝地帶，成為社會有力的援助。像我剛才說的那個孩子，他遇到這樣的事情，他寫一個申請，或者民間組織知道他的事情，社會各界的捐助就總會有的，也不需要他的下跪，不需要他流三天三夜的淚，那麽他就可以非常順利地把他父親的骨灰盒送到他的貴州老家。（《晚安北京》音樂）
黃：楊銀波從一個在街上乞討回鄉路費的孩子，和我們談到了在個人發生變故時，社會上的民間組織、團體可以發揮的救助功能。當然，民間組織、團體可以發揮的功能不僅是救助功能，還可以是社會的緩衝層，也可以發揮維權的作用。接下來，楊銀波和我們談到了大陸已經出現了獨立工會這樣一個新的氣象。
楊：一個獨立工會在陜西西安成立了。這個工會在2004年7月中旬成立，名字叫陜西省西安市第一建築工程公司西高新項目部工會聯合會，這是西安的第一個獨立工會。這個工會要給外來民工發放會員證，而且讓民工免費入會。截至6月份末尾，已經有4500個外來民工加入了這個工會組織。而且，有的農民工已經被選上了工會領導和工會委員。在這個工會沒有被承認之前，他們已經展開了民工的維權，得到了35萬塊錢的拖欠工資，為每個遭遇拖欠工資的民工平均拿到了3500塊錢，了不起！
黃：哎呀，真是。
楊：我在想，這樣的獨立工會還會繼續推廣，它會從一個市到區、到鎮、到村，都會普及起來──肯定會有這樣的效果，這也是他們自己的承諾。
黃：可是這個獨立工會的成立，當地政府難道沒有反對的意思嗎？
楊；具體的我還不清楚。不過我在想，它畢竟是一個趨勢，如果政府眼光短淺、鼠目寸光的話，直接清洗掉不就得了？但是我們必須追尋本源去想。如果把這樣的獨立工會統統消滅，問題必然接踵而至：衝突、矛盾乃至暴亂、流血，在自我權利完全得不到維護的時候，種種情況皆有可能發生。
節目：2004年8月21日台北中央廣播電台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
黃：聽眾朋友，這裡是中央廣播電台--來自台灣的聲音，您現在收聽的是《放眼大陸》，我是主持人黃絹。今天是《中國農民工調查》第十集的播出，請聽大陸自由作家楊銀波今天為我們帶來的新內容。
楊：祖國啊，他們嫌我擋了城市的道路，嫌我污穢了城市的路面，嫌我讓城市不夠寬敞明亮，嫌我影響了交通，影響了他們的升遷和政績。祖國啊，我只想擺一個小攤，每天能收到一些零錢，給孩子們交學費，支付老人的醫療費，我要讓孩子們好好讀書，不要再像我這樣無用。祖國啊，我一定要讓我的下一代，做一個不用擺攤的人，做一個不卑微的人，不要再像我這樣，活著給城市添堵……（老蛋：《祖國啊，我只是擺個小攤》）
黃：聽眾朋友，歡迎收聽今天的《中國農民工調查》。《中國農民工調查》系列從6月 19號播出以來，今天已經是第十集了。在今天的節目里，楊銀波要為我們總結這兩個多月來的播出內容，進一步和大家共同思考一個嚴肅的問題，那就是：我們要如何更全面、更具體地幫助農民工？楊銀波在今天的節目里，首先為我們提出了農民工的根本問題。
楊：我們之前做了九集節目來共同探討當代中國農民工問題，這九集節目回顧起來，農民工的真正的問題其實只有那麽一個--我反覆地想來想去，只有一個--，這個問題就是成本問題。第一個是務工成本。他們所要面對的收費名目很多，現在農民進城務工，需要辦理外出務工卡、未婚證、生育證、健康證、暫住證等十多種證書，這就增加了民工的務工成本。第二個是健康成本。我們不能忽略民工的健康成本，就是說由於工作環境很惡劣，他們的生活條件很差，那麽這就使得農民工的健康受到很大的損害。第三個是教育成本。我們曾經做過一次節目，專門談北京民工子女學校的那些孩子們，是不是？
黃：是。
楊：這方面，全國各地都有相似之處，民工的子女只有出高價錢才能享受到受平等教育的權利。第四個成本是維權成本。由於這些民工的平等就業簽約權利，他們法定的作息權利，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合法權益，受到嚴重的侵害；並且，他們在政治上，他們的政治權利也被嚴重地邊緣化；這些就增加了他們的維權成本。從務工成本到健康成本、教育成本、維權成本，四個成本就構成了當代中國農民工的根本問題--成本問題。所以我希望今天我們做這個節目，能夠盡一切所想的、所能夠想到的，竭盡我們自己的能力去構思，也就是專門針對極為迫切、極為嚴肅、極為重要的大事，來探討：中國農民工應該怎麼辦？我們這個社會，究竟應該如何幫助農民工？
尤其是我們這些作家，或者其他知識份子，比如律師、記者、教授、專家，乃至行政官員、司法人員、人大代表，他們也可以和我們連同這個節目一起來想一個沈重的大問題：如何更全面地、更具體地幫助到農民工？使每一個農民工都能感覺得到我們「在」幫他們，而不是我們好像只是嘴巴上說說而已，需要行動！那麽在需要行動之前，就需要一系列的周密的考慮，而且這種考慮還必須要有行動的可能性，一定要使說的、想的，到最後能夠變為現實。這幾天我走了很多地方，我在筆記上、日記上寫了很多的草稿、很多的反思，今天我就想借台北中央廣播電台《放眼大陸》這個節目，從六個方面來談 --我們應該怎麼去幫助他們？
「我們」，包括什麼人呢？包括政府，包括民間，包括企業，也包括香港、台灣、大陸，以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政府，乃至於像歐盟這樣的聯合體等等。是的，要讓全球共同關注中國農民工！那麽這六個方面呢，一個是教育的角度，一個是制度的角度，然後是交流的角度、工會的角度、民辦的角度，最後是根本的角度。我們很快進入如何從教育這個角度去幫助中國農民工。
黃：好的。
楊：為什麼要把教育作為幫助農民工的第一項呢？因為教育涉及到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我們想想，中國各地的農民工子女，他們的教育，他們在成長過程中的思想意識，他們的知識等等一系列的最早最早的啟蒙，如果這些意識啟蒙受到了損害、受到了歧視，使他們在幼小的心靈當中就感覺到了他們被排斥于社會之外，那麽你再如何幫助現在這些現在已經長大成人而且還有較深世故心態的民工，已是無補於事。而那些還未長大成人，或者身體已經長大但心理還很薄弱的民工子女，如果沒有受到優秀的教育，那麽他們將來為這個社會帶來的問題將遠比現在嚴重--今天中國日益嚴重的少年犯罪現象，已經證明了我的看法。所以，教育應當成為幫助中國農民工的第一項。
第一個，就是要對農民工子女大興教育。怎麼興呢？第一，農民工的孩子如果在農村讀書，我希望政府能夠盡量減免他們的費用，並且多開設希望小學，把希望工程搞好，而且要使這個希望工程的公共捐款能夠受到強烈的監督，使這些錢用到實處。第二，如果農民工的孩子在城裡上學，那麽這些孩子和城裡的孩子也應當一樣，在就近入學的時候不比城裡的孩子多交任何一分錢的費用，使他們能夠平等。第三，我希望把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的費用盡量納入到政府財政預算當中。第四，尤其是地方政府，對於民工子女學校（包括民工子女簡易學校），應當支持，不要打壓，讓這些學校在市場當中去競爭。我希望政府能夠起一個輔助作用，而不是去強制它。這是我的對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的第一方面的建議。
黃：談過了協助農民工子女受教育的問題之後，楊銀波接下來和我們談到的是如何協助農民工本身進行再教育。
楊：第二個，其實也是教育，只不過叫做再教育。前段時間，我到廣東韶關去調查，那裡的許多民工去招工的時候，他們起的價錢很高，老闆不願意接受這個價錢。為什麼呢？因為對於民工價錢的門檻，其實是個技術門檻。如果民工技術不夠、知識不夠、操作能力還不行，那麽民工擡價就要免談。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我的建議是，讓政府在全國範圍以內，啟動「農民工培育陽光工程」，這個工程要和希望工程一樣，擁有同等的地位。如果要搞好這個工程，那麽中國的農業部、財政部、勞動部，我希望都能率先領頭，並同時吸收社會資金、人才和技術力量，來全面啟動這個全國性的大工程，其主要目的就是加強農民工的技術訓練，也就是就業培訓。
政府如果沒有把農民工的就業培訓抓好，那麽最後會導致出很多問題。比如說，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容易產生治安問題；當民工群體的生存集體性地受到威脅的時候，就容易出現廣泛而公開的抗議，動亂更是難以避免，而且逞惡性循環之勢。政府如果能夠在根子上率先開頭抓起來，同時允許民間力量大量參与農民工就業培訓工程，而不過多地考慮政治上的因素，那麽這個工程我想就能很容易地啟動起來。對於費用的出法，我的建議是：政府負責公共知識培訓的費用。比如說法律知識，比如說對於城市情形的了解，對於當地不同風情風俗的了解等等，這種公共知識的培訓，這筆錢由政府出。另一筆呢，用工的企業和個人，由他們來解決技術培訓的費用。
比如說，你現在這個廠的民工很缺，需要一批民工，但是來了一批民工呢，你又覺得他們不行，然而你又迫切地需要一批有管理能力、有技術能力的較高素質的民工，那麽這個企業就應當讓這些剛來的民工到學校裏面去。到什麼學校呢？到成人中專學校，到普通中專學校，或者到高級技工學校（截止2002年3月1日，中國共有技工學校3470所，其中國家級重點技工學校379所，包括高級技工學校229所，技術領域遍及機械、電子、航空、電力、石油、冶金、鐵路等近30個部門和系統）。到這樣的學校裏面去學公共知識、技術知識。學滿成功之後，那麽企業把民工帶回去錄用，企業再交一點錢給這個學校，這就使得培訓機構的運作能夠正常。民工可以在第一個月的工資當中，將一部分錢交給企業，用作就業前培訓的報酬。我只是從我個人的角度談我的想法跟感想，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黃：我們在台灣的話，我所知道的是，有一些企業會做一些內部的培訓，也有一些會做建教合作。比方說，在學生還沒有出學校的時候，他們就已經開始進行雙方的合作，讓這些學生在一邊讀書的情況之下，還有一部分的時間是到工廠去學習。一邊工作一邊學習，這是一種建教合作。就是說，在他們還沒有出學校之前，就讓他們學一些必要的技術。
楊：你所談的，與中國大陸相比較，基本屬於兩種不同的情況。中國的教育，截至目前其實仍是應試教育。近年來所提的「素質教育」，這個成效其實並不大，最關鍵的問題是沒有和社會有效介面。所以很多從初中、高中出來的人還什麼都不會幹，只能將就很少的工資到廠裏面去干，結果浪費五六年的青春，每個月的工資也就那麽五六百、六七百，沒有多大增長。形象地說，這叫「吃青春飯」。我有很多朋友，經常在我這裏作客，都是些與我年齡相仿的打工兄弟，他們現在有一個很大的理想、很大的抱負，就是要重新上學，掌握優秀的技術本領，甚至包括吸收管理經驗。
有一些他們的朋友吧，就是所謂的「現實」一些，覺得我這些朋友不實際，還上什麼學呢？以為學校學不出什麼東西出來，而且出來打工不都是低人一等，過著那種「人在屋檐下」的日子嗎？我認為，我的這些朋友想得沒錯，應該想辦法去學，接受再教育；何況世界潮流浩浩蕩蕩，中國亟需人才，為將來與自由的市場經濟相接軌而做準備。從低處說，技術學在頭腦當中，能夠進行實際操作，而且有個技術等級和職能的證書，那麽在現實的社會裡面找工作也不用像以往那麽費勁，不怕時時丟失工作。我鼓勵他們掌握實實在在的能力，提高自身的素質，終有一天將與今天的可憐處境道別。我相信他們當中有一批人，肯定是未來民工大潮中的佼佼者。這是我從教育這個角度來談，這個教育是一個再教育，是一個必要的再教育！
節目：2004年7月24日台北中央廣播電台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
黃：聽眾朋友，您現在收聽的是《放眼大陸》，我是節目主持人黃絹。在今天的《中國農民工調查》單元里，我們為您邀請到的是大陸自由作家、同時也是「農民工之子」的楊銀波先生，為我們擔任主講工作。接下來就讓我們來聽聽今天楊銀波要和我們說什麼。
楊：（余世存《一首寫給流浪農民的詩》）我想我聽到了這個城市上空有一個聲音，那是陌生卻異常的權威，說：「他們必須犧牲。」噢，我們在他的掌握之中，弟兄們，我們在他的掌握之中。看到春天的花和春天的鳥，看到一條魚在飯店前的水池裡自在地游，我們是新奇帶一點兒糊塗，弟兄們，是新奇帶一點兒糊塗……（鮑家街43號樂隊搖滾音樂：《晚安北京》）
黃：聽眾朋友，歡迎您收聽《中國農民工調查》系列，今天是第六集的播出。在今天的節目里，楊銀波首先和我們談到了外地農民工子女在北京就讀面臨哪些問題。
楊：現在我們來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北京。我想聽聽你對北京的印象。
黃：北京在我粗略的印象當中，交通非常的擁擠，常常會塞車。還有我朋友去北京的時候，他們會感受到比較強烈的政治高壓的氣氛，這是別的地方不會感受到的。
楊：這個政治高壓，確實是說到了重點。政治高壓有一些非常細的現象需要研究，它常常與專政手段、特務監控、警察暴力、行政惡法、司法暗箱、經濟懲罰、體制束縛、意識形態干預、思想文化霸權、倫理禁忌、宗教限制、社會異化、保守文化等等聯繫在一起。我對北京的主要印象，是從2000年1月開始的，那個時候我剛剛放假，就從重慶到北京和南京做實地考察，那是我人生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實際調查。那次調查和我以後總結到的資料、見識，以及過去到過北京打工的農民工到廣東來和我所談的內容之中，北京確實是一個重要話題。比如我跟河南民工所交談的內容，北京被我所注意到的最丟不開的現象，就是農民工子女的就學問題。
1997年11月1日，北京第一次對外來人口進行普查，當時的北京外來人口有285.9萬人，其中在北京居住的人口有229.9萬人，這個數量佔全市人口的21.18%，即五分之一還有多：五個人當中拉出一個，那麽這個人就是外來民工。這些民工的子女，從剛出生到15歲的少年兒童有162030人，占外來人口總數的7.05%；從6歲到15歲的應該讀書的少年兒童，有66392人，占外來人口總數的2.88%。也就是說，很多打工的民工會把自己的孩子接到自己打工的那個地方去。這些孩子確實需要上學，但是到哪裡去上呢？1992年～1993年，最早的時候，有人就在北京菜棚、簡陋的平房中開始辦學。
黃：自己辦學？
楊：對，自己辦學。幾乎都是一些初中文化水平的民工在教這些孩子。到2000年，北京的這種流動兒童少年學校已經有了200所以上。
黃：天吶！它是為了因應這些戶口沒有涉及在北京的兒童所設立的？
楊：準確地說，這是政府不負責任的行為！那是民工自己幫民工，屬於自救、自助性質，被逼無奈。那麽在這200所以上的流動兒童少年學校裏面，已經有4萬名民工子女在這類學校就學。這些學校呢，和公辦學校以及民辦的「貴族學校」是很不相同的，首先它很簡易，政府稱這類學校叫「地下學校」，或者叫「非法辦學」。政府的態度是不取締，也不承認，反正就是隨它自生自滅。
黃：真的是很不負責任。
楊：我跟你舉些例子，比如北京的窪邊村，北京的巴溝村，北京丰台區的大紅門、雙廟，在這幾個地方能找到30所左右的這樣的學校。另外象北京太陽宮村、辛庄村，還有海淀區的八家鄉、五孔橋鄉、四季青鄉、海淀鄉，以及朝陽區、石景山區，都能找到這類學校。（陳星音樂：《流浪歌》）
黃：楊銀波接下來談到了農民工子女學校的辦學狀況。
楊：這裏面我特別注意到一個學校，叫「行知打工子弟學校」。這個學校是個小學，校長叫李淑梅，她原來是民辦學校的一個教師。1994年9月剛開學的時候，行知打工子弟學校只有9個學生，到2001年3月就已經有1976個學生了，發展很快。學費非常低，一般都是300塊錢一學期，或者是60塊錢一個月，在北京，這已經是非常低的啦。下面我們來對比一下。如果這些外來民工子女要在北京公辦學校讀書，一般來說每學期要向學校交上2000元～5000元的贊助費，再加上每學期600元左右的借讀費，然後再加上學費，對於外來民工子女而言，要上普普通通的公辦小學、公辦中學，每學期都意味著起碼要交4000塊錢。
黃：對不起，我在這裏打斷一下。你剛剛講的那些要交的費用，北京市的市民的孩子是不是也要交這麼多？
楊：NO。除非是北京本地人讀「黑式」，也就是分數不行拿錢來買著讀，但這個性質跟民工子女就學問題的性質完全不同。本地人沒有什麼贊助費、借讀費，也不存在事實上的教育歧視。而民工子女到這類公辦學校上學，每學期4000塊錢是極為普通的，如果要讀一些比較知名的中學，那麽代價就更高了。因為來北京的農民工一般都是搞建築，比如蓋橋、造橋、修路，其他的就是種菜、賣菜、撿廢品、掃大街，一般的月收入僅在400元～700元之間。那麽如果外來民工子女要進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每學期的總學費是多少呢？5萬元！
黃：啊？！
楊：這個數字是我們無法想象的，更是農民工連想都不敢想的。再比如北京109中，如果外來民工子女去讀的話，每學期3萬元！外來民工子女在公辦學校要交的費用有哪些呢？學費、借讀費、贊助費、書雜費、校服費、活動費（春遊、秋遊）、輔導費、班費等等。尤其是贊助費和借讀費，簡直遭人痛罵！我的小妹楊豐林現在就在廈門市湖裡區的公辦學校就讀，我的朋友的孩子陳招強在廣東本地由於「簡直讀不起了」馬上又要回四川瀘州上學，還有我所認識的一些同齡朋友，有的從幼兒園讀到大學，一直都是在高於本地人數倍以上的經濟負擔中接受教育，他們對此的體會比我更深。那麽在民工學校裏面呢？費用就很少，學費，吃飯費（很多都是父母早上把米放在孩子的飯盒裡，夾些冷盤，到中午的時候讓學校幫孩子蒸一下，因此吃飯費大多屬於蒸飯費），再加點校服費、書本費、取暖費（因為北京到了晚秋之後很冷），就是這些，每學期總共才300多塊錢。
這些學校的設施是怎麼樣的呢？桌子、椅子、板凳，一般都是公辦學校淘汰的；黑板，一般都是用三合板來改造的；磚瓦，一般都是從拆遷的舊房中撿過來用的。三個人坐在一張桌子上上課，按理說一張桌子起碼應該是兩個人坐啊，我們過去最窮的時候都是兩個人享受一張桌子，而這些民工子女有的甚至坐在地上就上課了，看著很讓人難受。這些學校大都沒有操場，大多數的民工學校都是由一個班主任來教很多學科，比如語文、數學、自然、社會、美術、音樂、體育、英語等等。我記得我在家鄉「新建小學」上小學的時候（1989年），我的小學班主任叫武德瓊，她當時就是一個人把語文、數學、體育、音樂、美術等等加起來一起教。
當時我們學校教室的後面還有一個大洞，學生能夠直接鉆過去。房子是破爛的瓦房，下雨的時候，我們的課本都會被淋濕，教室會積起一攤一攤的雨水。板凳常常不夠用，很多時候都是由我們自己從家裡帶上板凳，走幾里路，下雨的時候就帶著板凳到教室旁邊的門口上課。當時學校為了修第一棟樓房（實際上只是一棟沒有樓的蓋瓦的磚房），我們這些學生背著背兜一塊磚、一塊磚地從幾百米之外的馬路上背磚塊，一塊磚五斤多，當時我們少則背六塊，多則背十多塊，真的是眾志成城啊──要的就是有好房子上課，有好房子供老師備課、休息，想來真是令人辛酸不已。可是15年過去了，民工子女學校又回到了我們當年讀小學的那個狀態，甚至比我們當年都還要不如！（陳星音樂）
黃：即使是在這樣艱困的環境之下上學，在農民工子女學校畢業的孩子還是拿不到畢業證書。
楊：最讓人感到可惜的是什麼呢？這些民工子女學校讀書的孩子，不能拿到畢業證。為什麼呢？因為政府不承認它嘛，說它非法嘛、地下嘛，沒有批准你嘛。在這裏讀書，無非就是認幾個字。學校呢，供水、供電、廁所、環境衛生等等，都存在種種問題。而且，這類學校還經常搬遷。你想，這些民工經常是從這個工地到那個工地，這邊的橋修好了又修那邊的路，父母經常搬遷，孩子也經常流動。當然有的父母在北京找不到錢，沒有錢供孩子上學，也就不好意思再讀了。如果你到北京昌平、大興這些地方去看，你會發現有許多民工學校都是搬遷過的。再有，我們知道2008年北京辦奧運會，那麽那裡有個地方──北京的窪地村──就要改造，那裡的10多所民工子女學校統統都得搬。北京丰台區的南苑鄉，現在只有6所民工子女學校還在繼續辦。這類學校的生存確實是個問題，更不要談實質性的發展了。
中國農民工調查：採訪羅金太
2004年6月2日上午，我和父親楊慶華專門前往廣州郊區看望一批農民工朋友。在一片碧綠的莊稼果林和一群挖著土、種著菜、施著肥的農民工（含四川、重慶、貴州、湖南、廣西、廣東等地農民工）之中，戴著草帽、光著雙腳的羅金太首先喊住了我們。天氣炎熱，30度左右，香蕉樹成林，羅金太黝黑的皮膚、流汗的臉頰、緊皺的雙眉被香焦葉遮去了半邊。此刻他正在為他兒子羅小波（我當年的小學同學）在重慶的收入問題發焦：「銀波，你說這要咋個整嘛？以前我們兩個大人辛辛苦苦給他找錢讀大學，現在大學畢業都一年了，前天他還打電話來要我們拿錢給他！知識沒用啊，文化沒用啊！」父親問他：「羅小波是搞啥子的？」「摩托廠的質檢。這娃娃，我都搞不清他的錢是咋個花的。他媽媽想喊他到廣州這邊來進廠，但這邊一個月才四五百塊錢。要是將來沒辦法，那就跟我一起種香蕉！要吃點苦才成得了才！」痛苦地拿著鐵撬切斷香焦樹旁邊滋生的小香焦樹的他，順手接過我遞給他的一支煙和一瓶礦泉水，正式進入了我的採訪。
簡介：羅金太，男，民族漢，1955年農曆五月二十七日出生於重慶永川市朱沱鎮新岸山村4組。已婚，小學畢業，非黨員非幹部，現有一子（22歲，已於重慶工作）一女（17歲，已於廣州打工）。羅金太現工作于廣州郊區，負責幫當地人種香焦、打魚等。回答《中國農民工調查》所有問題的年月日：2004年6月2日。調查方式：面對面採訪。
基本情況
問：你家裡面還有沒有承包地？
答：有，兩畝地左右，我們家是4個人嘛。現在都丟給別人去做了，我好多年沒在家干莊稼了。
外出情況
問：你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答：找錢。你以前看到我的時候都是你讀小學的時候，那個時候大家都是拚命往外奔。
問：你的打工工齡有多長？
答：少說也有15年了。真正要說打工找錢的話，我18歲就開始幹了。第一次出重慶是在1989年，到福建。
問：第一次外出找工作的途徑是什麼？
答：我的老表、妹弟喊我到福建干。
問：目前外出找工作的途徑是什麼？
答：老鄉、親戚是靠不住的，好多人自身都難保。這些年我一直都是靠自己。
問：與2003年相比，2004年你老家外出打工的規模有無變化？
答：多了。
問：與2002年相比，2003年你老家外出打工的規模有無變化？
答：還是多了。
問：你預計未來幾年你老家外出打工的規模會不會擴大？
答：可能還要多一點。下一代的年輕人都要出來干，在家裡干莊稼整得到幾個錢嘛？
農村的老頭都想出來呢。
工作情況
問：你是否滿意目前的工作？
答：哪個滿意？「合三的兄弟，合四！」（朱沱話，意指「一般得很」）
問：每天工作時間有多少小時？
答：最少8個半小時。最多的時候，有16個小時。你想嘛，晚上11點就要起床去打魚，干到凌晨4點，回去睡一會兒，上午又要開始干。幹得好的話，錢沒問題；稍微拖拉疲沓一點的話，錢就是個問題。
問：有無休息日？
答：干我們這行的有啥子休息？沒聽說過。
問：你是否滿意當地實行的對民工准許進入的行業工種限制？
答：不滿意。哪些活路我們干不得嘛？哪些都幹得來！農村的人才多的是。
問：隨著城市下崗職工的增加，在哪些行業中下崗職工對民工有影響？
答：當然有影響。那些都是有文化的人，輕的活路他們去做了，就留些重的給我們，最耗力氣的事情我看他們也沒幾個人願意做。
問：你目前的收入情況如何？
答：一個月650塊錢。但自己弄伙食吃，不是跟著老闆吃。你看我包包里的煙，都是一塊錢一兩的煙絲。我的煙錢一個月才15塊錢。一個月省吃儉用的話，剩得了350塊錢左右。幸好沒租房子，是住大路旁邊的水房，不用交房租，比其他老鄉好很多了。
問：2002年、2003年你的收入情況如何？
答：一個月400多塊錢。現在的錢雖然比以前多一點，但實際上除開生活費的話，比原來還少得多。
問：你覺得錢是更好賺，還是更難賺？
答：難啊！打工的人越來越多，物價也越來越高，現在的米最便宜的都是1.35元/斤，普通的米1.4元、1.5元，甚至1.7元、1.8元的普通米都有。以前才0.9元/斤。
維權情況
問：你是否覺得自己的工作安全？
答：種香焦還算安全。
問：你是否遭遇拖欠工資、剋扣工資的情況？
答：有。在福建的時候有過一次。當時欠了我8個月的工資，找這個找那個都沒有辦法，最後找派出所所長才拿到了錢。我曾經給那個所長修過房子，他信得過我，就幫了我這個大忙。
問：你對工作地點有何批評與建議？
答：打工人有啥子批評、建議嘛？是你求他，不是他求你！搞得不好就不給你錢，到時你找哪個？
問：你對勞動部門有何批評與建議？
答：鬼的，假的。哪一個為我們說話、辦實事嘛？我們有沒有經濟？有沒有關係？沒有這些，他們為啥子來幫我們？想都不要想。
問：你知不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
答：不清楚。
問：你知不知道當地政府、勞動部門、工會部門、公安部門、法律援助處、律師事務所、報紙雜誌電視台的聯繫方式。
答：不清楚。
問：你是否檢舉、控告、起訴過相關責任人？
答：沒有。反正不說好歹，說了也等於白說。
問：你可曾想過組建獨立工會？
答：組建啥子獨立工會嘛？我們有多少反抗能力？
生活情況
問：你是否滿意當地公安部門的暫住戶口管理？
答：我不用辦暫住證，我有工牌。
問：你是否滿意當地勞動部門的流動就業證卡管理？
答：一句話說完：那幾爺子完全是吃了飯沒事幹，鬼名堂！
問：你是否滿意當地計劃生育部門的婚育證管理及定期婚檢制度？
答：羅小波他媽媽早就不檢查了，有17年了吧。
問：你的子女是否在當地上學？
答：沒有。都出來了，但跟你比不得啊。（楊銀波：羅長輩，晚輩要是有啥子幫得了忙的，你說一聲就是。我和羅小波是同學，他們兩兄妹的事情我幫得了的就一定幫，不在話下。）
問：你是否滿意當地教育？
答：不清楚。
問：你是否覺得已經被當地居民所接受？
答：外省人就是有些看不起我們。大家性質不一樣，他們是土生土長的，出了事曉得找人，我們只能是老鄉之間幫點忙。
問：你在當地以何種方式了解外界信息？
答：干工時間那麽長，哪有時間去了解？再說我們也沒電視。
問：你如何解決個人性問題？
答：其他人是怎麼回事我還是曉得的。但這個問題你不要問我。
問：有無嫖妓經歷？
答：現在的男男女女比以前「瘋煩」（朱沱話，意指「性泛濫」）得多了。我一天干這麼久，既沒時間、也沒精力、更沒興趣去搞這些名堂。
（楊銀波注：民工性問題是個大問題。相當多數民工的伴侶相隔甚遠，因性缺乏而導致的社會報復性案件近年逐漸增多。）
體認情況
問：你認為自己是農民，還是工人？
答：農民。
問：你是否滿意家鄉稅費改革？
答：幾年沒回去了。在電話里聽說稅費的確少了一些，還算可以吧。
問：你是否滿意家鄉的鄉鎮政權或村級政權？
答：最鬼！吃吃喝喝過一天，修房子要他們喊過來吃頓飯，超生娃娃要喊他們過來喝二兩，都是這個「爛擺眨」（朱沱話，意指「壞現象」）。
問：你可曾想過在家鄉組建獨立農會？
答：我不曉得啥子叫獨立農會。現在大家都是各奔逃生，都是想朝自己包包多放幾分錢，農民怎麼團結得起來呢？
問：你是否關心中國政治問題？
答：再關心又有啥子用？
問：你對中國目前的政治環境是否滿意？
答：肯定不滿意。但還是那句話，不滿意又有啥子用？國家大事那麽多，我有啥子資格去過問？過問了也成不了氣候。
問：你在內心是否支持胡錦濤、溫家寶執政？
答：很難說。支不支持都是這個樣子，你說是不是？干工的人，是跟著大媽、二媽吃飯，沒奶吃了就要餓肚皮。當官的事，我管不著。
問：對於城市居民中的下崗職工、拆遷戶等弱勢群體，你是持什麼樣的心情？
答：沒辦法。政治權力在政府手中，說你是你就是，說你不是你就啥子也不是。搞得不好打你一頓，關你兩天，你還不是靜悄悄的？反抗不起來嘛。
問：你是否準備留在老家發展？
答：實話跟你說吧，我們老家那些地方已經沒有發展了。我在這邊打工，有個香焦的活干，都算是好得很的了。萬一不讓我幹了，那我就只有回家老老實實種莊稼，還是要靠我的兩個娃娃寄錢回來過生活。
問：你以何種方式發展？
答：心中設想的呢，當然是希望不打工了，打工太苦太累！現在只有看下一代了，但哪個又曉得將來的事情呢？萬一兩個娃娃哪天不管我了，我又找哪個？現在我這裏這麼大的太陽，他們想不想象得到？他們的文化比我高，我又講不贏他們。哎，等一會兒收工了，我還要到街上去給羅小波打電話、寄錢。（楊銀波：寄多少？）我有幾個錢？百十塊就算了。幾百、上千的話，沒門。
節目：2004年8月21日台北中央廣播電台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
楊：祖國啊，我覺得我的大半生確實值一個小攤。就算我不值一個小攤，但我認為不應該毆打我；就算應該毆打我，但不能砸爛我的小攤；就算是應該砸爛我的小攤，但不應該砸爛小攤里的雞蛋和蔥花。祖國啊，他不應該砸爛小攤里的雞蛋和蔥花，有了我的小攤還有雞蛋和蔥花，我就還有希望。祖國啊，他不應該砸爛我的希望啊！這個城市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城市，就像祖國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祖國一樣……（老蛋：《祖國啊，我只是擺個小攤》）
黃：今天楊銀波要和我們談的是制度，從制度方面來幫助農民工。讓我們聽聽楊銀波怎麼思考這個問題。
楊：制度，眾所周知，這是一切問題的關鍵所在。我們總是不斷地說，一個社會問題的造成，很有可能不是基於社會原因，而是制度原因，尤其是政治制度原因，這句話我們重複了很多遍。那麽現在也有另外的一些說法，比如我們今天的困境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制度的問題，制度從法律的角度來講是約束人，故稱之為「法律約束」，還有另一個是「道德自律」。制度和道德應當兩者並進，這是一種普遍的看法，在海外這已經成為常識。今天所談的幫助農民工的制度方面，我想提出四個建議（僅談制度），這些建議我希望政府能夠聽到。第一個建議，給予農民工以同等的國民待遇。按照城鄉統籌發展的思路和要求，消除戶籍制度給農民進城就業設置的障礙。
黃：沒錯。
楊：要使農民工在子女入學、勞動福利、市場准入等方面，都和城市居民享有同樣的待遇。那麽第二個建議，就是我們經常關注的農民工的工資被拖欠，那麽我想到一個辦法：給農民工工資建立工資保障金制度。怎麼保障呢？我的設想是，比如農民工進一個廠之後，馬上到銀行辦理一個帳戶，工廠應當發工資的時候，廠里就把工資劃撥到民工的銀行帳戶裏面。如何監督呢？就是政府勞動部門會同工商、稅務等一系列的機構，要求用工單位必須繳納一定數額的工資保障金。用工單位根據用工的勞動合同，向民工的工資存摺撥款，專款專用。這裏一定要注意一點，就是用工單位不能提取現金，不能挪作它用。
我只是希望在中國先有這種普遍的意識，然後全國實施。在前一兩年的時候，比較發達的部份地方曾經一定程度地出現過這種現象，但是沒有普及，我覺得很遺憾。要是真的讓這樣一種制度完全建立起來的話，那是相當有效的，非常好。第三個建議是，我希望立法機關能夠專門出台一部特別的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工權益保護法》。為什麼要專門出台呢？因為對於中國農民工而言，他們的法律其實只有兩部，一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一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工傷保險條例》。這兩部法有很多漏洞，以及與今天的時代不能融洽的地方，這就使農民工在政治上就被客觀地規定為「邊緣地位」，很多實實在在的問題連法律也無法解決，甚至無法解釋。
我所期望的這部《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工權益保護法》，其實相當符合中國的立法傳統，就是說為了保護某一特殊群體的合法權益而專門立法。比如我們知道，中國有《婦女兒童權益保護法》、《未成年人權益保護法》，還有《歸僑僑眷權益保護法》、《殘疾人權益保護法》等等，這樣的專門性的法律在保護社會特殊群體的合法權益的時候，能夠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我覺得《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工權益保護法》應當重點涵蓋這樣的一些內容：第一，必須明確規定勞資雙方的地位是平等的關係，這一點是最重要的。我想台灣是有這個意識的，就是說在自由的市場經濟當中，它的最重要的關鍵是勞資雙方關係的對比，是不是？
黃：當然。
楊：好。第二，就是剛才我講的，用工企業在指定的銀行設立民工工資專戶，建立民工工資的保障金制度。第三，還必須規定什麼呢？就是職能部門把企業支付的民工工資作為每年營業執照驗審的考核內容之一。如果說企業不支付民工的工資，或者說支付得不足，那麽你這個企業的營業執照就成問題──懸了。這也是一種有效的監督。第四，必須規定勞動仲裁的時限，必須允許新聞媒介參与民工維權，實施輿論監督。新聞媒體在民工維護權益的過程當中，應當起到有力的作用。
按照我的朋友趙達功先生所講的，當代中國農民工面臨著雙重壓迫：一個是政府，一個是資本家。當資本家和民工之間發生勞資糾紛的時候，政府卻偏向于資本家，那麽民工作為絕對的弱勢，他們的權益維護就打了一個巨大的問號。該怎麼辦呢？這個時候新聞媒介就應當站在正義的角度，來幫民工維權，這種維權相對於新聞媒介的本身而言，說到底其實只是它本身的職責之一、義務之一。假如有一大批有志之士，能夠在這個過程當中發揮他們的監督力量，那麽農民工權益的有效維護和他們自身價值的提升，則絕對是個必然之勢。
黃：剛剛楊銀波從制度方面就如何協助農民工提出了三點建議，包括：給予農民工同等的國民待遇；建立農民工工資保障金制度；給農民工特別制訂一套《農民工權益保護法》。接下來楊銀波要為我們提出的第四點建議是，完善農民工的保護體系。
楊：我研究了很多關於農民工的新聞材料、調查報告、統計資料、理論著述，並和很多朋友，包括台灣、香港、大陸、美國、歐洲的朋友，在電話、郵件裏面探討過農民工的問題。針對農民工的保護體系，我算來吧，其實也就那麽六個：一個是勞動仲裁體系，一個是法律援助體系，一個是保險保障體系，一個是信貸支持體系，一個是民工救助體系，最後一個是輿論監督體系。這六個體系都需要完善。比如勞動仲裁體系，就是說要依法對勞務糾紛進行公平、快速的仲裁。舉個例子啊，我最近在幫助一個19歲的貴州民工，他10個手指有5個手指受傷，5個手指當中斷了一個，另一個斷了之後接上卻活動不了。我讓他完全按照《工傷保險條例》上的鑒定、仲裁等等一系列合法程序進行索賠，估計能索賠到兩萬左右吧──這個數目在廣東大同小異。
從他這個案例來說，我去調查採訪的時候就有一些很深的感觸。他們最開始想的是用一些非常的手段，比如找黑社會或者他們自己的老鄉，跟老闆以手還手、以牙還牙，當然這個被我勸住了。然後他們想到的是到法院去告，又被我勸住了，我說如果你們現在去告，那麽法院是不會受理的，為什麼呢？因為中國的法院對於工傷官司，是按「先裁后審」的原則辦，沒有經過仲裁的工傷官司，法院是不會受理的。所以說，勞動仲裁體系是勞動保護體系的第一個重要的體系。再比如法律援助體系。在中國各地的市級以上的政府，目前大都設立了法律援助中心，這些援助中心應當及時、按時地向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作為政府的輔助機構，它應該發揮它的輔助作用。保險保障體系是解決民工的傷殘保險、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等。
信貸支持體系是什麼呢？比如有的民工想在外面要做生意，由於他們沒有本地戶口，所以到銀行去貸不了款。所以說，我希望國家通過完善信貸支持體系，讓民工有這個可能性在外地創業，使他們能夠比過去在艱難、艱苦的程度上再減少一點，能夠使他們有這種資金的支持。你想想，一個普通民工打工，一年也就七八千吧，頂多也就一兩萬，如果他們貸不了款，又沒有其它堅強後盾的支持，做生意？那是絕不可能的。在家鄉貸款的利息呢，又很可能更高，而且催得可能更緊。所以我認為，支持民工創業，讓他們能夠有真正的崛起，那麽國家就應當在資金支持的制度方面，幫他們一把。民工救助體系，是對民工傷亡的家庭實施救助。至於輿論監督體系，這裏就不用贅言了。
從制度上講，我今天提了四個建議，我不知道政府有沒有聽進去一個啊。不過我在想，那怕他們只聽進去了一個，而且讓這其中的一個建議變為現實，那麽中國農民工的維權的口子，從制度上說就已經張開了，農民工維權的希望也就多出了一條寬闊的道路。
黃：是的，我們但願這樣的聲音能夠被聽見，但願這樣的聲音能夠激起更多人對中國農民工問題的關注。好的，由於時間的關係，今天的《中國農民工調查》節目就進行到這裏了。在下一次的節目之中，楊銀波先生還會就如何促進政府和民間的交流來解決農民工問題，為你做更深入的分析。好，感謝您收聽《放眼大陸》，我是主持人黃絹，祝福您周末愉快。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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