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阶级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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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阶级的困境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21年5月25日
作者 独立工会
节目：2004年6月19日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频道《放眼大陆》（主持：黄绢；受访、整理：杨银波）
黄：听众朋友，又到了《放眼大陆》和您空中相会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黄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增加了新的单元──中国农民工调查。在这个单元里，我们特别邀请到曾经多次進行实地调查，而且自己的父母亲也是农民工的大陆自由撰稿人杨银波先生，来和听众朋友们就大陆农民工的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以及在整个大陆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工的希望与失落，做一系列的介绍与反思。
杨：（余世存《一首写给流浪农民的诗》）我们没有身份，派出所的人抓住我们说活该，“如果不交钱你就没有三证，对我们来说你就不存在。”可是我们存在，我们还活着，弟兄们，我们还存在。我们交纳了增容费，暂且安身。报纸表达得暖昧，老太太的小脚跑来可真是敏捷，逢年过节地喊著防贼──她指的是你和我呀，弟兄们，她指的是你和我……（鲍家街 43 号乐队摇滚音乐：《晚安北京》）
黄：在我们前一阵子的节目里，已经为听众朋友们介绍了《中国农民调查》这本书，获得了听众朋友们广大的回响。接下来在《中国农民调查》之后，我们要为听众朋友们推出《中国农民工调查》系列报导。好，那麽我们就来听听今天的《中国农民工调查》第一集。（陈星、吕飞音乐：《离家的孩子》）
黄：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农民工的问题的？
杨：我们家里父母都是农民工，他们 1993 年的时候开始出去打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关注中国农民工。那麽在这之前对于中国农民工，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新鲜的称呼，那个时候还不叫“农民工”，还没有这个称呼，那个时候叫“盲流”。
黄：啊，对。
杨：回顾起中国农民工，它有将近 26 年的历史，准确地说有 25 年。将近 26 年的历史是从 1979 年开始的。这 26 年要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 1979 年到 1988 年，有十年的时间；然后从1989年初到1991年，有三年的时间；然后从 1992 年一直到现在，将近十三年，这又是另外一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有不同的特点。比如说，1979 年到 1988 年这个历史当中，在这十年里面，中国有 1.3 亿的农民转移。“转移”的意思就是说，他不干农活了，或者说他的相当大部分的时间不用在他的土地上了，或者去進厂。这个“转移”的主要特点是“就地转移”。那个时候中国出现了很多很多新的气象：比如说土地可以给农民种了，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而且那个时候农业结构也有调整，乡镇企业也在大量兴起。
当时的乡镇企业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从 1979 年到 1988 年有一个说法，我们老家也在传──“离土不离乡，進厂不進城”。可以离开土地，但是不能离开家乡；你可以進厂，但是你不能進城。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在这十年里面，发展最为迅速的就是乡镇企业，那个时候确实是个奇迹，包括学术界的、新闻界的，还有中共中央、国务院，也在关注这个很大的变化。当时最活跃的乡镇企业，比如江苏南部，它是集体经济；还有浙江省的温州市，它的经济不是集体经济，是个体经济，非常非常著名的，你去查一下资料看看；然后还有珠江，它的经济跟江苏南部、浙江温州又是不一样的，它是外向型经济，我想台湾是知道的，它主要是靠海外的，或者近靠香港的、澳门的，或者近靠台湾的，它是这样的一种发展趋势；那麽后来还带动起来了挨着台湾的福建。在这十年里面，乡镇企业的发展确实厉害。
那麽它是怎么打破的呢？在大陆有一段历史是非常艰辛的，1979 年之前的历史回顾起来的话，说不完。1979 年之后再过三年，也就是 1982 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提出来：允许农民進城开店，允许他们设坊，允许他们兴办服务业，允许他们提供各种劳务。然后再过两年，1984 年──也就是我出生后的第二年，国家加强了城市的副食品供给，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城市落户。它慢慢就打破了“农民不能進城”的禁忌。那麽在这之后呢？1985 年到 1990 年，这段时间就不得了，这个转移就不再是仅仅的“就地转移”，比如说“我是重庆的，我就不出重庆”，或者“我是重庆永川市的，我就不出重庆永川市”，不是这样的。当时有很多农民突破这种体制封锁，重庆的农民也到广东啊、福建啊，也到上海啊、北京啊。1985 年到 1990 年到另外一个省份的“异地转移”的这些农民工，就有 235 万人走了；在这五年里面，乡镇企业也吸收了2286万就地转移的农民。所以说那个时候确实是个奇迹，这是它的第一个阶段。（陈星、吕飞音乐）
黄：这个阶段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转型吗？
杨：现在看来，我觉得有成功也有失败。它毕竟打破了“农民不能進城”。“农民为什么不能進城”，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 1979 年之前的历史。研究这段历史，我从 1997 年就开始了，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初中，开始看专门研究这个历史的文献。非常艰辛的，1979 年的农民是最艰辛的。1949 年，中共建政。然后在 50 年代初，刚刚建政不久，中共進行土地革命，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农民确实有土地了。然后到了 50 年代中期，它突然就搞了一个“城乡二元结构”，城市是城市，农村是农村，你要分得很清楚，城市的资源你农民是不能占有的，搞的是这种社会屏蔽的、全社会的歧视政策，不允许你农民進城。1956 年的时候，开始对城市经济進行改造。什么改造？私营经济改造。把私人占有的工商业体系，改变为公私合营。
1956 年后之后就不得了──彻底反了！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城市化”，它不是“城市化”，它是“反城市化”，它不允许国家城市化！了解大陆历史的应该知道，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有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等。1979 年之前的国家经济策略，是讲究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搞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因为计划经济，导致了很多很多的全社会的很大很大的问题，严重的失偏，严重的失重！计划经济了，你的资源配置怎么办？你怎么估评啊？你有没有根据啊？你的决策有没有根据啊？经济结构也是很大的偏差。当时的中共是怎么改革的呢？它当时改革的政策，现在看起来真的很可笑。比如基本的生活用品，基本的生产用品，用“低价”的政策，它觉得这已经是一个改革了；还有，农产品是统购统销的；城市职工的工资之外呢，也有福利制度。就算是这幺小的改進，在那个时候都已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举动。
但是，在这些所谓的“改革”的政策之外，它用的一些制度是相当残酷的。比如说，1979年之前的人民公社制度，不允许农村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它不允许。还有，城市劳动的工资，国家控制你的工资，不是说你干得好就多给你很多，或者你自由获取，不是这样的，你的所有东西都归国家所有，它是一种大一统的控制制度。还有直到我们今天都骂得很凶的户籍制度。再有，居住在城市里面的人也受苦，不是说农村不好城市就好，城市也有更细致的制度，比如单位体制，比如干部工人区别的身份制度，比如分层制度，级别制度，等等。在这样的全社会的水深火热之中，很多呼声就喊出来了──必须解放生产力！1979 年，也就是文革结束不久，各种冤案啊、错案啊、罪案啊，就开始“翻”，而且当时民间还出现了非常了不起的“民主墙运动”。这个时候，开始慢慢有这样的冲动了──农民就是要進城！最近几年我采访的人很多，我问他们：“你的工龄有多长？”有的说：“二十五年。”那二十五年，一算，不就是 1979 年就冲出来打工了吗？
杨：除了《外来妹》（著名电视连续剧，1991年央视播出，1992年之后全国热播）之外，这样反映农民工真实生活的作品还有1988年张良导演的电影《特区打工妹》，专门反映深圳的打工者生活。还有一些小说，比如张伟民写的《下一站》，林坚写的《别人的城市》，安子写的《打工女郎》。还有部报告文学叫《广深走笔》，是陈俊年写的。另外，还有些被称之为“打工文学”的刊物，比如广东这边的《广州文艺》、《佛山文艺》、《江门文艺》、《大鹏湾》、《花城》等等。这里顺便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农民工最喜欢听的、最喜欢唱的歌是什么？我告诉你，不是像报纸上谈的什么“看黄色录像”啊，不是这些！他们太低估民工的素质了，民工的素质没这么低！民工喜欢听的歌是《流浪歌》，喜欢唱的歌是《离家的孩子》。这些歌为什么那麽出名？就是因为这些歌写尽了他们的血泪！那歌写得、唱得太好了，“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全国五湖四海的农民工唱起这首歌，交相流泪。（陈星音乐：《流浪歌》）
黄：那麽接下来请杨银波跟我们介绍一下，大陆有哪些地方是农民工外出打工最多的省份？
杨：外出打工的人最多的是四川，四川也是中国大陆第一人口大省。那麽四川之后就是贵州，因为贵州这个省，按我们大陆的话说，“计划生育搞得不是太好”。
黄：人太多了嘛。
杨：对，人太多。在我所接触的人里面，贵州人打工地点最多的是广东，然后就是浙江、福建、北京，这些打工地点里面的贵州人最多的是来自贵州省正安市那一带的人。前天我又接触到几个贵州正安的人，是五兄弟，最小的才16岁，最大的已经有40多岁了。正安那个地方很穷，虽然树很多、煤很多，但是这个钱装到哪里去了你说？没装到他们包包里面去。滥砍滥伐、滥采煤，特别多，主要的利益却不在农民那里。那麽四川、贵州之后呢，就是安徽。《中国农民调查》，看了没？
黄：主要是描述安徽省当地农民的生活。
杨：安徽的农民工相当多，在广东这边干的很多，我也接触了很多安徽人。安徽之后就是湖南，湖南之后就是河南，河南也是一个人口大省。而且我告诉你一个消息：河南在广东这边打工的，不一定是進厂的。河南在这边，有一群人数目比较大，比较醒目，你猜是干什么的？
黄：不知道。
杨：捡破烂。
黄：捡破烂？
杨：对，在广东这边捡破烂。在河南省驻马店市有个县叫平舆县，平舆县里面有相当多的人都是捡破烂的，而且很多捡破烂的还能修起房子，5万块钱的楼房。当然，在河南家乡，也有在捡破烂的时候靠偷、靠抢搞起来的；那麽在这边呢，很少有人偷抢，不过被打残废的、打死的也有。我前几天刚刚采访了一个河南省平舆县捡破烂的人，他是我朋友，也是我以前的邻居，叫王秋喜。他们一家四口人，他的孩子有两岁多，他的老婆也在捡破烂，还有他的母亲有68岁了，四个人都在广州郊区一起生活。这就是说，农民工的工作范畴非常广泛，不光是進工厂、农场，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农民工从事得最多的是建筑业。我父亲杨庆华今年已经48岁了，他现在又到一个地方去搞建筑了，帮别人修建租给民工住的房子。我对他说：“你可以不去搞建筑啊。”他对我讲：“习惯了。”这就是许多人觉察不到的地方，很多人认为农民工最大的希望就是“不干，什么都有”，但是我不这么看，这么看只会降低农民工的素质。他们习惯了奔波的生活，习惯了那种和民工一起吃饭，和老乡之间吹吹牛啦、打打牌啦、看看电视啦，那种日子好过一点，觉得在外面兄弟朋友挺多，能凑合。
这确实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一种特殊的社会面貌，虽然表面看来他们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可是他们自己认为自己仍然是农民，百分之九十多都是这样回答我--“农民！我算什么工人？我又不能跟城市里面的人比”。“工人”在他们的头脑里永远是“城市人”的范畴。所以说，我这么多年的调查，这个群体可以让你非常难受，也可以让你很高兴、很喜悦，尤其是在他们领到工资之后。他们的谈吐也仍然保持着农民的特色，保持着他们那种朴实，不是那种奸诈得不得了的，这种人我碰到的不多。因此广东确实要感谢他们，不得不感谢他们，他们真的太能吃苦了。而且我觉得政府部门，太缺乏像我杨银波这样深入他们、接触他们，没有具体了解他们实际的困难、实际的需要。而且那些所谓的“调查”、“研究”都带有很强的官方性质，你要去搞一个调查研究，你还得经过劳动部门，或者党委、政府的认可、批准、监督，那麽搞出来的这种调查研究有多大的真实性？有多大的价值？难说。（陈星音乐）
黄：接下来请杨银波跟我们谈一下，这些农民工主要是从事哪些行业？
杨：首先是建筑业，然后就是進厂。我们现在讲的“進厂”，这都是一个比较让人羨慕的词了。然后就是帮当地农场主种菜、种果、种树，养鱼啦、养猪啦、养鸭啦。还有就是在当地的机关、院校、医院这些，去扫地或者其他。也有当家庭保姆的，餐饮业，裁缝制衣，送货，当摩托司机，搞修理服务等等，有很多很多。有的也在集市贩卖东西。昨天晚上我还专门到街上去看，又去采访了一大堆人。他们忍受不了打工的那种折磨，自己出来买点东西来卖。那卖什么东西呢？水果、蔬菜、小吃、衣服、服饰、盗版，盗版的磁带才两块五毛钱一盒。我问他们：“你们货从哪里来？”他们回答我说：“甭问啦。我们卖这个磁带，一盒才赚两毛钱。”这段时间，广东产荔枝很多，剩货太多，去买来卖。现在街上是大片大片的荔枝，早上八点多去卖，晚上可能卖掉十分之一都没有，因为竞争太激烈了。很多原来到这边打工的人，也到广东菜农家里去买菜来卖。农民工的生活招数比原来多，但是要面对的问题也很多，在他们看来就是得防范巡警、城管，被抓到可就麻烦了。在我的家乡重庆，还有两种农民工：男的，出来当“棒棒”，也就是帮别人挑东西的挑夫；女的呢，出来擦皮鞋。
黄：擦皮鞋？那不都是男的在做吗？
杨：NO，大多是女的。
黄：我们在西方的电影里面看到的鞋童，鞋童通常都是男的啊。
杨：鞋童？对不起，鞋童的话，可能还没谁理睬你的生意。擦鞋的，最怕的就是城管。我不知道看到过多少场景，看到很多很多的城管把擦鞋的鞋箱踩得稀巴烂，把钱也没收了，有的把你身份证都给卡住，让你--滚！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黄：那他们这样的生活非常的没有保障……
杨：流离失所。四个字形容：流离失所。到处逃，是一个游击队的样子，在火车站的里面、外面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情况。我告诉你，在重庆菜园坝火车站周围的小饭馆，三两面六块钱。擦一双鞋呢？一块钱。也就是说，要吃上三两面的话，得擦六双鞋，擦六双鞋可能要等一个上午。
黄：那是不是竞争的人太多了？
杨：太多了！也形成了一些帮派，一些老乡聚集在一起，大家抢生意，抢过来一个生意就算我们赢了一次。这个市的，那个市的，这个区的，那个区的，各种各样的帮派。最怕的就是公安、巡警、城管。
黄：但是这些人还是要去。
杨：没有办法嘛。你想想，重庆那麽多区，那麽多县，那麽多市，你要是有机会，你去这些地方仔细看看，这些农村它到底靠什么发展？服务业，最大的是服务业，“棒棒”、擦鞋都是服务业。而且我刚才还没有谈到一个内容，就是民工当中也有一些从事“逼良为娼”的服务业，也就是性服务业，有被逼的，有自愿的，有自己都没有办法的，无奈之中的。而且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最近这一两年中国大陆媒体有那麽一点冰山一角的揭露，那就是女大学生当三陪啦，坐荤台啦、坐素台啦，就我所知的都有很多，但具体到究竟占百分之多少我也没有一个数据，但有这样的现象存在。这些女大学生当中，从农村出来的那一部分，也算是一种特殊的从事服务业的农民工。她们这么做，主要是为了交学费，攒一点钱。中国大陆的学费太贵了！自教育产业化以来，比过去翻了不知多少倍。
最近几年，广东这边的大学学费，一年一般是上万的；湖南那边几千，搞艺术系的是八千，普通的都是五千多；也有三四千的，三四千在贵州这边；重庆那边是四五千。我在湖南的时候，曾经帮助过一个人。这个人叫郑勇，比我大一岁，我原来在他家里租房子住，每个月四十块钱房租。他考上了大学，考上之后，我是亲眼目睹了那个家庭的悲剧。他母亲很瘦、很矮、很黑，混身是病，她没有半点办法，从她知道她儿子得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一直到她儿子真正把脚踏進大学校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她究竟哭了多少次，起码每天哭两趟，想着想着就哭，没办法。她设法去借钱来办一两桌席，请她的亲戚来吃饭，吃完饭以后找她的亲戚借钱，可是没有人借钱给她。虽然那个地方还是一个著名的“鱼米之乡”，庄稼好得不得了，可是郑勇的爸爸郑彩树也没有什么办法，他平时顶多也就是去搞搞建筑、做做木匠活，弄一两个小钱。
最后是他们家想尽了一切的办法，找我们、找乡里乡亲帮一点点力所能及的忙，然后又到银行贷款，才让郑勇去读到大学，而且还是一个二流的理工大学，学费是一年七千多块钱。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农民实实在在的压力，这些压力不得不逼着农民到外地打工。那麽这些外出的农民工，寄钱回家最多的是哪些人呢？36岁的人。36岁是人生壮年。这些人的孩子已经有12岁左右，刚刚从小学上升到初中，学费增高，生活费突然冒出来；而且这些人的父母都60岁左右了，得增加赡养费。还有的农民工，他们的孩子考上了大学，那麽他们这时候寄回去给孩子念书的钱，可能不是他们许多年攒起来的，而是借的。民工之间嘛，谁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兴奋得很，为他们骄傲，眼中充满羨慕的目光，哪怕素不相识的民工，都可能给你50块钱，觉得这一家子真是有出息啊，就是这样。
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中国农民工调查》第二集就進行到这里了。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请杨银波先生来为我们主讲《中国农民工调查》第三集。我是黄绢，祝您周末愉快，拜拜。（陈星音乐）
节目：2004年7月24日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频道《放眼大陆》（主持：黄绢；受访、整理：杨银波）
杨：1998年3月2日，国家教委和公安部发布了一个暂行办法，叫《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暂行办法的第七条规定：流动儿童少年就学，以在流入地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借读为主，也可入民办学校、全日制公办中小学附属教学班（组）以及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的简易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但是这个简易学校呢，需要一定的设立条件，比如学校建筑设施、教育设备、教材、师资力量等等，都必须经过流入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审批认可才行，而这些设立条件所须的办学经费是目前许多民工子女学校都承受不起的，那麽相应的，办学成本擡高，民工子女的学费也会擡高，民工自己也承受不起，所以大多数的民工子女学校目前只能维持地下状态和被迫搬迁乃至被迫关闭、停办的状态。我所知道的是，2001年8月之后，仅在北京市丰台区，就有几十所民工学校被关闭或停办。
民工在流动，民工子女在流动，民工子女学校在流动，民工子女的老师也在流动，他们的工资一般是500块钱一个月，很辛苦，而且学校里面还经常规定，教师的菜不能多给，肉不能多买，没有那麽多钱嘛。另外一个让人觉得有点黑色幽默的事情，就是学生来源很广，五湖四海的口音不相同，河南的民工子女在北京上学的可能要占到1/10左右，其次就是安徽、湖北、河北、四川，口音变化很大，老师上课的时候都不知道该用四川话还是北京话。学生的年龄和学业基础差异也很大，有的可能十六七岁，有的可能才三四岁，有的英文都会一点，有的连英文字母ABCD、拼音字母abcd都搞不清楚。不过尽管如此，却有一个非常感人的事情，那就是这些学生其实都很喜欢自己的老师，即便这些老师的教学水平再怎么低，或者可能只是一个小学毕业，这些学生都很尊敬老师，很听他们的话，老师也从内心里爱护、关心这些孩子，在一些电影里面能看到这样的情景，这确实是一个实际情况——同是天涯沦落人嘛。（陈星音乐：《流浪歌》）
黄：那麽长期地得不到公平的教育机会，在这些农民工的孩子身上又会留下什么样的影响呢？杨银波继续说——
杨：最大的问题是孩子的心灵深处受到的伤害特别大。比如外地来的孩子非常讨厌北京孩子，觉得他们欺负人、看不起人，觉得北京的这些人怎么老是到处要钱、到处赶人、到处查证！我记得有个孩子曾经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在北京办暂住证，而北京人到我们家乡就不办暂住证呢？
黄：说得好！
杨：这个问题可能连成年人都无法回答——这是一个多么大的问题啊！我想对政府说的是，如果政府真的是真真正正地关心农民工，那麽，请千万不要忘记了农民工的孩子——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更不能忘记他们，因为这些孩子没有真正地享受到国家九年义务制教育的机会和权利，国家九年义务制教育在这些孩子身上只是一个谎言、一种欺骗，这种欺骗伤害得太大了，伤害的可能不仅仅是一代人！另外，很多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或者在交谈的时候，最烦、最反感的就是北京的查证。在去年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之前，1999年，北京在这一年里面就收容了149359人，约占外来流动人口的5%，每20个民工当中就有一个民工被收容——仅1999年11月26日这一天，就收容了4167人。北京农民工光是花在证件上的费用都是一个很大的费用。
第一个要办什么证呢？流动人口证，每人每年交50元～80元。第二个要办暂住证，每人每年交188元。第三个要办就业证，每人每年交185元。第四个要办健康证，每人每年交40元～50元。第五个要办婚育证，每个证交5元。第六个要办职业资格证，每个证交4元。这六个证加起来，每人每年至少要花450元，这450元相当于打工一个月的收入。当然还有一些行业歧视。在北京，有些事情是不准你去做的，或者说即便你去做了你也很难，因为你是外地人，你没有本地的户口。如果你要办经营执照，那是不容易的，你没有北京户口，工商所不理，给钱也不办，没有执照就不合法，那就只有挨罚，所以你只能花几万块钱乃至十几万来买北京户口。你经营的时候也可能被罚，比如在路边摆摊，那麽城管要管你，進货上车交警要罚你，甚至扣你车。如果你没有北京户口和抵押品，你也不可能从北京银行贷款。这就是北京外来民工的真实现状。（陈星音乐）
黄：谈过了北京外地农民工小孩就学的困难，以及对农民工工作行业的限制之后，杨银波继续谈到了江苏，在江苏也有类似的限制情况。
杨：我跟你讲讲对你来说还算熟悉的江苏吧。江苏有一个很让人气愤的，但是也在全国非常普遍的现象——行业工种限制。比如江苏省会南京，有的允许农民工干，有的不允许你干。允许干的，比如建筑安装工、环卫工、矿山井下工、装卸工、搬运工、瓦木工、水手、冶炼工、铸造工、车工、挡车工、缝纫工、消防员、废金属处理工。这些工作是相当低贱的。
黄：而且是出卖劳力，或者是比较容易有职业灾害的职业。
杨：比这些行业稍微好一点点的呢，就不允许农民工去做了。哪些不允许呢？清洁工、营销员、厨工、消费行业的服务员、家政服务员、商店营业员、宾馆服务员、门卫、保安、电工、驾驶员、话务员。这个行业限制，在全国的很多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从1994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10年的历史，至今没有废除。
黄：最后杨银波以余世存先生的一首诗，为今天所谈的内容做了注脚。
杨：这是一首比较长的诗，叫《一首写给流浪农民的诗》，又叫《歌拟奥登》，由中国著名作家、同时也是我们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员余世存先生所写。全诗是这样的——
据说这个城市有一千万人口，有的住花园别墅，有的住胡同平屋，有的住在海里头；可是我们没有一席之地，弟兄们，我们没有一席之地。据说这里是我们的历史和梦想，是我们的骄傲，我们象亲戚来串门，却也引起它的懊恼；它让我们呆在原地不动，弟兄们，它让我们原地不动。我们的原地，荒凉的地方只有不长五谷的山沟，我们要靠它吃饭人们却痛心疾首；他们不让我们砍树，弟兄们，他们不让我们砍树。我们逃离饥饿，寻找幸福，交通部门要走我们的所有，让我们挤在一起窒息，疯狂，死去，认清自己——不如他们眼里的一条狗，弟兄们，我们不如一条狗。
我们没有身份，派出所的人抓住我们说活该，“如果不交钱你就没有三证，对我们来说你就不存在。”可是我们存在，我们还活着，弟兄们，我们还存在。那从我们中间飞升上去的悄悄地说我们是一种文化，我们游荡去来，象蝗虫，从三国水浒吃到现在；他们说我们是害虫，弟兄们，他们说我们是祸害。去到一个科研院所，他们论证说——目前还没有我们的现代化计划，等下辈子再来找它；但这辈子我们怎么化，弟兄们，这辈子我们怎么变化？我们交纳了增容费，暂且安身。报纸表达得暖昧，老太太的小脚跑来可真是敏捷，逢年过节地喊著防贼；她指的是你和我呀，弟兄们，她指的是你和我。
有人说我们太笨，素质太低，为什么禁止我们進入很多行业？他们明明知道中关村里的电脑是我们攒的。有人说我们到城里来只是出丑，同样是修路，扫地，法律法规却让我们交出自由，我们规规矩矩地坐在城里人身边；他们却皱着眉头，弟兄们，他们指我们太臭。听说学者们的忧愁就象富人的富有，就象我们的匮乏，他们反抗现代性的异化，听说他们比我们活得光荣伟大；他们在绝望里令人感动，弟兄们，我们在绝望里无所适从。我想我听到了这个城市上空有一个声音，那是陌生却异常的权威，说：“他们必须牺牲。”噢，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弟兄们，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
看到一只狮子狗裹着短袄，别著胸针；看到门儿打开，让一只猫走進门；看到人们都在出国；看到学生们扔砖头，看到“我的朋友比尔”在北大演说；看到春天的花和春天的鸟，看到一条鱼在饭店前的水池里自在地游，我们是新奇带一点儿糊涂，弟兄们，是新奇带一点儿糊涂。我们流浪，从80年代到又一个世纪，我看见这个城市日新月异，万家灯火；没有一盏属于我，弟兄们，没有一盏是我们的。武装警察越来越多，防暴队伍有特殊的任务，从东单到西单，他们要保卫权威和一种幸福，走去又走回；他们在寻找你和我，弟兄们，他们在寻找你和我。
黄：听众朋友，今天的《放眼大陆》就在这一首写给流浪农民的诗当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黄绢，谢谢你的收听，祝您周末愉快，拜拜。（陈星音乐）
节目：2004年7月31日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频道《放眼大陆》（主持：黄绢；受访、整理：杨银波）
杨：在广东，有48.3%的民工的月收入没有超过800块钱，每天不到27块钱，然而现在打工的成本又越来越高，比如办理各种证件、各种高消费等等。加之目前物价上涨：比如说猪肉，前几天《南方周末》刊出报道，说我家乡重庆的猪肉，背脊肉已经是15块钱/斤，普通的肉10块钱/斤，而过去一般是5～7块钱/斤；米价也在涨，油、鲜菜、肉禽、水果，还有棉花、钢材、焦炭、水泥、石油等等，都在涨。“涨了！涨了！涨了！”打电话问全国各地的朋友时，对方都这么回答我。涨得到底有多厉害呢？2004年6月，官方的统计是：中国的消费品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上涨了5%，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了4.1%，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上涨6.4%，原材料燃料动力购進价格指数上涨了11.8%，而食品价格指数竟然上涨了14%！所以好多民工都想回去种庄稼了，但是某些民工一回家却发现自己的土地居然已经被村干部卖出去了！真是痛苦啊。
再一个痛苦就是，现在的天气非常炎热。比如说--重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已经累计出现了10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已达40度，目前全市农作物受旱面积已达174万亩，23万名居民临时生活用水不能满足需求，25万头牲畜存在暂时饮水困难，而且未来还将有30天左右的伏旱。浙江呢？遭遇50年最严重的旱情，目前已经有10多个县市严重缺水，大水库蓄水仅为正常蓄水量的55%。西安呢？出现39.3度的高温，创下西安50年来气温最高纪录。上海呢？已经达到36.8度，累计高温日已达18天，比常年多出一倍。北京呢？城区突破39度，郊区突破37度。那麽我现在所在的广东呢？最高温度达到38度多！
黄：哎哟。
杨：就拿广州来说吧。7月1日和7月2日，在这短短两天以内，因为天气酷热而死亡的人，至少就有39人！在四川成都，根据几家医院的统计数据显示，在中暑患者中，有一大半的人都是高温作业的民工。我父亲今天也因为天气热被逼着回来了。这天气太热啦！我在民工工地上住的时候，早上5点半他们去开工，到了7点的时候天气就开始突然地闷热，到了上午11点左右天气就越来越热，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衣服全部被汗水打湿，紧挨着身体，没有一件是干的。回到民工租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马上提水冲凉。今天我父亲一回来的时候，我一看他，哎呀，完全变了样子：全身发黑，黑中透红，红中透黑，两个肩膀、背部、手都是红黑色的，脚上全是伤--被钢板、被砖块磨坏的、碰坏的。往他手上一摸，象什么？一块铁！全是钢茧、手茧，用刀来划都能够把它割下去，一块一块的。肩上起码有0.5公分的肉已经变成了茧，用刀来削掉，居然不痛。我希望大家通过我刚所讲的这些，能够实实在在地体会到在7、8、9月份，民工所遇到的这些危险和威胁。（陈星、吕飞音乐：《离家的孩子》）
黄：谈过了酷热的天气，杨银波接下来为我们谈到农民工在夏季里的另一个威胁，那就是--洪灾。
杨：这些天，打开网站、电视、收音机、报纸、杂志，最重大的消息就是洪灾。根据中国民政部7月25日的统计，今年死于洪水灾害的人数为95人，另有63人在洪水地区失踪。洪水已经导致93万人失去家园，受洪水影响的民众达4000万人，倒塌房屋13.7万间，43.5万间房屋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比如说--湖南：267万人受灾，怀化城区1/3面积遭淹，洞庭湖水系的沅江发生较大洪水。湖北呢？武汉出现洪峰，形成25．15米峰值，中小河流和水库汛情紧张。河南呢？漯河、平顶山、南阳等市发生洪涝灾害。广西呢？37个市县遭洪水袭击，造成27人死亡，柳江发生超警洪水。辽宁呢？辽河支流清河、柴河以及位于辽东地区的辽河干流水量猛涨，辽河发生入汛以来最大洪水，东部山区还发生了泥石流。
云南呢？盈江发生滑坡泥石流，2人死亡53人失踪；怒江洪灾造成6人死亡10人失踪。甘肃呢？中部降暴雨引发大面积洪灾，4人死亡。安徽呢？淮北发生涝灾，致使80余个村庄被水围困。贵州呢？17县市洪涝成灾。青海呢？28个县遭受洪灾，4.24万人受灾。山西呢？平陆县10个乡镇遭受洪灾，经济损失2476万。河北呢？局部遭受洪灾，防汛形势严峻。那麽广东呢？汕尾市降雨量超过160毫米，大雨造成汕尾市区多处地方大面积积水，一些村民的家禽养殖场被淹，部分家禽被雨水冲走。中国的生态环境在不断地变坏，年年如此，这是需要正视的一个现实。那麽另一个现实有没有被正视呢？尤其是那些从湖南、湖北、河南、广西出来打工的民工，他们现在在干什么？还是继续在外面加劲地找钱，然后把这些钱寄回去给被洪水淹了的家人，给他们提供修房子的钱，给他们提供吃饭生存的钱。没错，政府可以解决一部分或者说一个小部分，抗洪抢险的队伍能够使民众在洪灾中的生命得以保住，就已经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啦。那麽受灾的民众如何继续生活呢？靠的还是外面打工的亲人。
黄：也就是说，在夏季的时候，也是天气最热的时候，在这时候农民工的打工非但不能停止，而且还要更加辛苦地工作。
杨：很难熬啊，每年的夏季民工都很难熬，可是他们又不能不熬。相对于内地的洪灾而言，在广东打工基本上可以避免在洪水中死亡。因为广东的大部分地区很难出现洪灾，它靠海。广东出现洪灾的地方一般是吴川、湛江、韶关、茂名、封开、清远、连山、河源、梅州、五华、翁源，比如吴川的梅江、鉴江、袂花江，韶关的武江、浈江、北江。除了韶关之外，东莞、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惠州、潮州、汕头等民工聚集的城市，一般不会发生洪灾。另外，我曾经专门在湖南看了一下洪水的位置，看了一些“抗洪抢险纪念碑”，有些官兵也死亡了，民众每年的死亡人数一般也是百余人。在现在我们谈话的这个时候，湖南的洪水就是最猖狂的，郴州、衡阳、株洲、永州、张家界、怀化、长沙、岳阳，这8个地方最严重。它的全省受灾人口一般都是一千万左右，成灾人口也是数百万以上。
除了人的生命之外，湖南几十个市、县、区、自治区的耕地、住房、学校、商店、厂矿企业、机关事业单位，还有水利、电力、公路、桥梁等等，更是屡受重创。本来湖南就那麽几大水系嘛，湘江、资水、沅水、澧水、洞庭湖，但是湖南位于中国最中部、长江中游南部，平原很多也很大，不象贵州、重庆、云南那样出现大的泥石流。比如说洞庭湖，每年湘江、资水、沅水、澧水平均入湖的水量就高达3018亿m3，这个年平均入湖水量是鄱阳湖的3倍、黄河的5倍、太湖的10倍。但是洞庭湖只有一个出口，泄洪能力很有限，一旦遇到暴雨，就会马上形成上压下顶之势，酿成洪涝灾害。再比如说洪灾不太明显的湖南常德，当时洪水淹过来的时候，没有经历过的人根本无法理解、无法想象。我到常德的石门、临澧，是什么感觉呢？头上是烈日，头下是洪水，去年石门被淹的时候，县城被淹的面积就占了80%，光是二都乡、易家渡镇澧水两岸就有33个村被淹，有8万多群众被洪水围困，很恐怖啊！
中国每年都会发生的这种洪灾，它对于打工的人来讲是个什么概念呢？首先，民工家里的人在家乡被淹死了，那麽他们还有什么劲头去打工呢？大家还记得1998年的洪灾吧，那场大洪灾影响到了2.23亿中国人，一共死了4150人，有690万房屋和530万公顷庄稼也被同时毁掉。可是每年都有那麽多的人死于洪灾，而这些人的家人、亲戚却可能正在外面苦干，他们在打工之余连看电视的勇气都没有?
节目：2004年7月17日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频道《放眼大陆》（主持：黄绢；受访、整理：杨银波）
黄：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放眼大陆》，我是节目主持人黄绢。今天是《中国农民工调查》第五集的播出。
杨：（余世存《一首写给流浪农民的诗》）那从我们中间飞升上去的悄悄地说我们是一种文化，我们游荡去来，像蝗虫，从三国水浒吃到现在；他们说我们是害虫，弟兄们，他们说我们是祸害。去到一个科研院所，他们论证说，目前还没有我们的现代化计划，等下辈子再来找它；但这辈子我们怎么化，弟兄们，这辈子我们怎么变化……（鲍家街43号乐队摇滚音乐：《晚安北京》）
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中国农民工调查》系列，和我们一起走入中国农民工的世界。在上一次的节目里，大陆自由作家、同时也是“农民工之子”的杨银波先生为我们回顾了大陆官方和民间过去是怎么研究农民工的问题，同时杨银波也和我们分析了大陆农民为什么走入城市之后又回到农村的各种原因。那麽在今天的节目里，杨银波接着要从广东以及四川竹镇的例子来和我们進一步地探讨中国农民工的问题。
杨：那麽现在呢，我们就主要地谈几个省。第一个：四川。在四川有一个镇──竹镇，这个镇是近靠成都市的一个小镇。竹镇的发展历史，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典型，要研究中国农民工问题，必须涉及到这个镇，因为它太有代表性。在1979年～1986年的过程当中，竹镇的发展主要靠的是到成都市打工。1986年左右，成都开始大量辞退民工，主要是辞退女工，因为各种各样的人才、技术以及当时的经济环境都很差，效益变得越来越低。这些女工不知道该怎么办。1986年5月，竹镇专门成立了一个办公室，名字叫劳务输出办公室，现在已经改名为劳动服务站，在全国各地类似于竹镇劳动服务站的站名在目前有很多。1986年～1988年，在这三年的时间里面，竹镇仍然向成都输出民工，一共输出了2214个人，当时也没想到要把民工调到外省去。1987年，又紧张起来。当时竹镇的劳务输出办公室主任，还有县里面的劳动局、劳动服务公司的一些领导，一共有五个人，他们恰好认识一个香港的商人，这个香港商人说广东这边有发展前途。
这五个人就到广东的很多地方来考察，比如广州、深圳、东莞、珠海，最后是定在东莞。大家在心态上都很小心。他们所考察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广东这边到底安不安全？另外一个是：广东这边的风土人情啦，排不排外？似乎觉得广东人很“傲”一样。还有一个：广东的物价水平怎么样？考察到这些之后呢，经过对比、权衡、分析，得出结论：广东东莞的物价水平相对较低，那里的风土人情比较纯朴，所以竹镇当时就和东莞的厚街镇签了合同。──你知道厚街镇吗？很多报刊杂志、电视广播经常出现这个地名，现在是非常繁华的一个镇了。当时与竹镇在厚街镇签第一个合同的是厚兴皮具厂，要竹镇的50个女工过去做工。当时很小心啊，很多竹镇的乡亲看见领导回来，一听，很担心：哎呀，要送这么远呀！要从四川这边，跑到广东，不得了，不敢想像。公平地讲，那时的政府还是有一定的开放意识和远见，而要把这个远见实行起来，却很谨慎。比如，送女工到广东，那麽谁来负责运送呢？就是当时竹镇的武装部长。
黄：哦？哎呀，真有趣。
杨：怕出事情。因为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比如“资本主义是吃人的草”啦，“妇女出去就是卖淫”啦，广东那边靠著香港，经济是外向型经济，跟台湾也有大量合作，是这种背景嘛，肯定就有这种意识上的顾忌和担忧。那麽结果到底怎么样呢？到1998年的时候，竹镇到广东打工的人实际上已经有了15788人。最早的是1987年，女工到了东莞是怎么做的呢？大家都不放心嘛，那麽武装部长就在车上是谈了又谈：你们出门，在哪个地方停车，要准备哪些证件，哪个地方要签字，上厕所、吃饭一定不能走丢，这些都谈得很细。1992年、1993年的时候很挤，光是竹镇这个地方的民工在车上就有突然“疯”掉的情况，又热、又乱，黑社会、流氓痞子又很猖狂，挤掉的人有的还找不回来。
80年代后期在输出安全方面，略为好一些。当时出来打工的民工如何让家里面的人安心呢？写信回家，父老乡亲看着信就容易放心啦。然后大量的信件就寄到竹镇，竹镇就把信收集过来，每天向整个镇广播：亲爱的父亲、母亲，你们怎么怎么样，女儿在这边过得很好，吃穿住行都有照顾，等等。整个镇里面都围绕着这些消息，大家心里面也就踏实了。这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渡过程。现在竹镇政府在东莞这边有一个民工分支管理机构──办事处，就好比一个小的“大使馆”，只要竹镇的民工在东莞出了什么事情，就找东莞这边的办事处。比如说：哪个厂要辞退竹镇的民工，那麽办事处工作人员就去厂里面去领这个民工，然后又帮民工安排新的工作。但是这样纯粹为民工办事的办事处现在已经不多了，因为过去竹镇的办事处人员还没有太计较个人的私利，他们过去所做的，主要是为了维护竹镇政府的权威。这是当时最主要的设立目的。（陈星、吕飞音乐：《离家的孩子》） 黄：可惜，四川竹镇的经验并没有推广到大陆其它地方去，取而代之的反而是以赢利为目的的职业介绍所。
杨：那麽现在就不这样做了，首先政府也要赚钱嘛，所以里面就出现了一些人所办的新机构，也就是现在我们经常看到的职业介绍所。在台湾有职业介绍所吗？
黄：有，不过现在大家找工作的方式其实蛮方便的，就是上网去找，所以职业介绍所已经是几乎不太有了。早期的时候是有的。
杨：在现在的广东，职业介绍所很多，骗钱的也有很多。我告诉你一个事情，我18岁的时候在重庆，那个时候我还找不到方向，不知道该干什么，还没想到当什么作家之类的。我到重庆江北区观音桥的一个职业介绍所去，一進去，对方说：“先交50块钱！”50块钱拿过去，对方说：“这个是地址，你过去就行了。”第一个工作是专门帮别人倒茶，400块钱一个月，试用期只有200块钱一个月。我一進那个茶楼，对方笑哈哈地问候：“你好老板，喝茶吗？”我说：“不是，我是来找工作的。”对方的脸色马上就变了：“对不起，我们这里已经满了，你到别家去吧！”哎呀，我从观音桥到那个茶楼，坐了半个小时的车，然后又坐回来，对职业介绍所的人说：“那边已经不要了。”他们又给我一个新地址，我又坐车去，对方还是说：“对不起，我们满了！”然后又新找几个，仍然如此，或者找个借口就不要了，而且那些个工资标准完全就是欺负人。所以一气之下干脆不找工作，自己想办法算了。现在的职业介绍所不值得信任的太多，大多数的民工也不是靠什么政府，而是靠亲人、老乡、朋友，或者靠自己，很多人都是不求什么人就直接去找工作。
黄：有没有看报纸？
杨：也有。但是应聘的人太多，一过去，“干这行有多长时间？你是什么文凭？”一些民工老实地说：“我小学毕业。”那个时候你就不行了。所以现在人们为了找工作，花尽了力气，比如卖假的文凭啦。我就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朋友说：“杨银波，你的字写得好，来，你帮我填填。”我问“怎么填啊”，朋友就说：“哦，这个填姓名，这个填年龄，这个填初中毕业吧。”我问“你到底是几年级啊”，朋友一叹气，“哎，实话告诉你，小学三年级都没读完。”哈哈。为了找工作，或者为了找更好的工作，他们首先要骗过第一关，甚至连身份证都可能是假的，姓名可能是假的，年龄可能是假的，工作经验也可能是假的，什么都可能有假。刚才我重点地谈了四川竹镇的民工历史，和关于民工找工作的细节问题，简单地谈了民工到底是怎样变为今天如此开放又如此矛盾的过程，政府又如何从开始特别负责变为今天计较个人私利的过程，仅作一个肤浅的了解。（陈星、吕飞音乐） 黄：谈过了四川竹镇，接下来杨银波和我们谈到广东特殊的“城中村”现象。
杨：接下来我们進入第二个省：广东。对于民工而言，广东有四大名城：东莞、广州、深圳、珠海，非常现代化，它们是江西、安徽、四川、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广西的民工最聚集的地方。对于东莞，民工聚集的意向要强一点，民工最多。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广东的很多地方，城不像城，村不像村。
黄：我不晓得，我没去过。
杨：没去过啊，好，那麽我给你举个例子：广东东莞市凤岗镇有一个管理区，叫雁田管理区，1996年的时候它的外来人口就已经超出了它本村人口的10倍以上！
黄：哇！
杨：广州天河区中山大道有一个村叫棠下村，这个村的村民有6000多人，但是这个村的外来打工的人就有3万多人，是本村人口的5倍。另外，广州天河区还有一个村叫石牌村，这个村的村民有9000多人，那麽外来打工人口有多少呢？4万多人，也将近是本村人口的5倍。这就是珠江三角洲的特殊现象，我称它为“城中村”现象，或者是“村中城”现象。又不像村又像村，很奇怪。比如，我现在这个地方，一走出家门就会看到：村里的街道很窄，楼房很多，楼房与楼房之间的距离，5厘米左右吧。
黄：怎么那麽少？
杨：这就说明这里的土地很宝贵。同时我还能看到：在高楼大厦之间，有很多民工房镶嵌其中。这里的村民不用种田，土地已经拿出来卖了嘛。那麽这些村民一天到晚干什么呢？没钱的话，搞搞建筑，做做生意，开开摩托；有点钱的话，打打麻将，赌两把，这里的赌风很盛，或者搞搞六合彩，买码。另外一个就是，广东农村的本地人信神信佛的很多，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在自己的门前点上一柱香，许多节日都是这里独有的，遇上全国性的节日更是鞭炮声声，早上五点多就响得满村都是。
节目：2004年8月7日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频道《放眼大陆》（主持：黄绢；受访、整理：杨银波）
黄：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放眼大陆》，我是节目主持人黄绢。让我们来听听大陆自由作家杨银波先生今天要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内容。
杨：我曾在许多的街头失眠，它的城市梦幻的空间，它的子无虚设的阻力，在疯狂的边缘失眠。我觉得越来越有些疲倦，听着隔壁提琴的抽泣，喝着世事煮沸的肉汤，越来越有些疲倦。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们。晚安，北京；晚安，所有孤独的人们……（鲍家街43号乐队摇滚音乐：《晚安北京》）
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中国农民工调查》，今天是第八集的播出。在上一次的节目里，杨银波从特别的数字谈到了大陆农民工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今天，杨银波要从特别的消息、特别的事件带我们一起深入中国农民工的世界。首先，杨银波和我们谈到在大陆教科书上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最近却被删除了。
杨：接下来向大家提供的这些特别的消息，我觉得看起来很小，细想起来又很大。我想首先问你，你有没有在台湾读过我们大陆教科书上的一篇文章──《包身工》？
黄：什么叫“包身工”？
杨：那就是说没读过。包身工是指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东洋纱厂里，为日本人工作的中国女工。因为这些女工在進厂时已经签订了卖身契，失去了人身的自由权，所以被称为“包身工”。《包身工》这篇文章，应该是中国最早的报告文学之一，是已经去世九年的著名作家夏衍先生（沈乃熙）生前的代表作之一。夏衍在19岁时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24岁时经过孙中山先生介绍加入国民党，是我比较尊敬的作家之一。除了《包身工》之外，他还创作了一些电影剧本，比如《狂流》、《春蚕》、《风云儿女》、《压岁钱》，还有话剧《秋瑾传》、《上海屋檐下》，等等。《包身工》这篇文章，是夏衍在35岁的时候，经过几个月的实地考察之后写出来的。这篇文章所描述的是旧中国包身工的苦难生活：黑社会渗入工人的培养和管理，既有残忍的资本家，又有无能的政府，包身工面临双重压迫。
我们在上中学的时候，《包身工》是语文课本当中的重要篇目和教学规定的基本篇目，被纳入我们的考试范围之内。现在我仍然能够记得《包身工》的最后一段话是这样写的：“黑夜，静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毕竟是无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著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但是现在呢？这篇文章在新版的语文教科书中被人民教育出版社无情地取消，全国取消啦，一些地方只把《包身工》作为高中一年级的“自选读本”。教育部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正是因为中国当代包身工制度在某些地方死灰复燃，而且不再仅仅局限于被外资剥削，更为严重的是中国资本家也正在剥削中国劳工。而政府呢，同样在一定程度上无能为力，甚至某些地方当局倒向资方、助虐为纣！为了避免中国人对当前这种状况过多的了解、记忆和影射，教育当局把这篇文章去掉，以求麻痹国民心灵。我对此感到非常失望。
我告诉你，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在我眼中看得起的课文不多，《包身工》算是其中一篇。正是由于这样的文章，我在很小年龄所受到的这种启蒙，才促使我后来形成一个志向：从事实实在在的社会调查，做出一些有价值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或者象记者那样的调查报告。然而，《包身工》这篇文章在现在的课本中去掉之后，又有多少人会多一些深切入世的精神呢？从人的内心，尤其是从少年的灵魂当中把它抽去之后，将会使一个民族丢失多么宝贵的精神呢？我要说，中国在马列主义统治下的课本，一句话：就是不行。好文章不在课本里面；但是，像《包身工》这样的文章，只要有一篇在里面，它都是一个种子，它都会散播在人的头脑里面。
黄：是的。
杨：从这个事情当中，我们还应当反思的是当代报告文学的困境，包括记录当代民工问题的报告文学的困境。中国报告文学的历史，从阿英选编《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开始，至今已有72年。由于报告文学既有真实的基础，又有情感的力量，所以在上个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曾经在相对开明的社会风气中掀起热潮，比如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鲁光的《中国姑娘》、刘心武的《公共汽车咏叹调》等等。那麽现在的报告文学呢？按理说，它应当成为当今反腐败、反黑、反恶，推進中国進步的有力器具啊。然而，我们只能看到李炳银主编的《报告文学》杂志，著名作家邓贤发表在《当代》杂志的作品，《四川日报》记者戴善奎的《长江漂流纪实》，四川绵阳作家李林缨的工业题材的作品，以及陈桂棣夫妇的《中国农民调查》。他们的报告文学多具有批判性，写真人、写真事，但常常伤及某些人尤其是达官贵人的利益，所以说真话、做实事特别难。流风所至，从事具有批判性的报告文学创作的人变得越来越少，这样的传媒也变得越来越少。
另外，我再向大家提供一些消息。最近有一些电影、电视，我想介绍给大家。我过去不是讲过吗？反映民工生活的电影、电视，有一些拍得非常好，比如电视连续剧《外来妹》。今年又有一部20集电视连续剧叫《贵州背兜》，吸引了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四个地方的笑星，在贵州开拍了。贵州这个地方的人是怎么做的呢？不是像我们重庆的“棒棒”用扁担、竹杠，而且用背兜，背煤炭、背货物、背水，灌溉土地的时候也背粪便。其实在《贵州背兜》开拍之前，我们重庆就有一部非常著名的电视剧，拿过“新时期中国电视喜剧优秀作品奖”和“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叫做《山城棒棒军》。因为我们重庆是──“好个重庆城，山高路不平”，所以挑夫就穿街走巷、肩挑背扛、爬坡上坎，为别人搬东西，为千家万户提供方便，“棒棒军”成为一个非常特别的打工阶层。
黄：对。
杨：你看过？
黄：你过去跟我提过“棒棒”。
杨：很好。那麽，在此我就向大家推荐一下我们重庆的其它方言剧，比如《唐肥肠传奇》 、《搁得平外传》、《表妹進城》、《爬坡上坎》，市面上有卖，网络里也有卖；也向大家推荐这部新拍的《贵州背兜》。《贵州背兜》里面有个演员叫凌淋，是我们重庆笑星凌宗魁的儿子，他在电视剧中有一句说得最多的台词，我用重庆话讲啊──“快点儿帮我找点活路干撒！我荷包头只剩五块钱喽！”他们就是这样，被生活压力不断地往前推著，迫使他们为了生存，不断地找工作。“只剩五块钱”的压力，我想请各位听众先细细地体会一下。（顺子音乐：《回家》）
黄：没错，为了生存，大陆农民工不断地出卖劳力，从事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那麽有谁来反映他们的真实生活呢？杨银波继续为我们介绍了几部正在拍摄的影片。
杨：有一个年轻人叫徐果，是四川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四年级的学生，读计算机专业。他正在用20万的钱拍一部电影，专门反映在成都搞建筑的那些民工。我们知道，现在要拍一部电影──普通的嘛，上百万；规模很大的呢，起码上亿。那麽，徐果这部电影就只能按照独立电影的方式来拍摄、推广。他的这个资金是怎么来的呢？最开始，找家里人、找公司，得到几万元的赞助。然后，他又发起了一场买碟集资行动，解决了资金欠缺问题。如果这部电影拍摄完成，他首先要为成都的建筑民工免费播放，然后到全国的一些工地去巡回放映，同时还将参加国内外的电影展！──徐果，你真是有志气！杨银波感谢你。
其实，不仅是徐果，只要大家有机会，有这样的头脑，有这样的技术，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资源，那麽就放手去干！因为反映民工真实的生活，这实在就是一件大事嘛。再有一个著名导演，你我都应当是知道的──张纪中。他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制片主任，也是《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青衣》、《激情燃烧的岁月》的制片人。
黄：看过。
杨：现在他正在拍摄一部央视电视剧制作中心安排的20集电视连续剧，剧名就叫《民工》。本来张纪中在今年的央视重点剧目嘛，一部是《陈赓大将》，一部是《神雕侠侣》，但是《民工》这部电视剧是个国家大事，所以现在就把这个抓紧了。5月10号，他们已经在山西平陆县张店镇古城村南窑头水库开了机，张纪中做制片人，康红雷做导演，李培森做出品人，陈枰写剧本，演员是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个班子。剧里面有个人叫李平，她特别想融入城市生活，但城市不接纳她；等李平回到农村，农村也不接纳她。他们拍这部电视，依我看主要是从社会层面去反映民工处境。10月份，他这部《民工》要在央视一套播出。
黄：太好啦。
杨：相对于张纪中的《民工》，我更期待管虎的《民工》。你知不知道管虎？他是中国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像近两三年的《黑洞》啦、《西施眼》啦、《冬至》啦，我特别喜欢。他是怎么拍《民工》的呢？第一，拍片之前，他曾经像我这样对民工做过许多实地的调查采访，和他们一起生活过，深刻地了解过。第二，他用真民工来演民工。第三，一些知名演员，比如陶泽如、孙松、丁勇岱、高秀敏，再加上一个本来就是从底层社会爬上来的雪村，他们跟《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个主旋律的班子完全不同，他们的演技、体验更有资格和胆力去接近真实，比如我知道《民工》的许多镜头就是在街头偷拍的。再有，看过《黑洞》、《冬至》的人是知道的，管虎的配乐很有节奏，整个电视的画面、声音、情节、情感、音乐贯穿起来看，非常流畅！8月底，他这部《民工》的主要部分就要在吉林长春杀青了，我希望到时候广电总局不要把他的作品删得太多，争取尽量保存原貌。
从目前的形势看，今年的民工电影、民工电视剧、民工书籍、民工的各种社会活动，已经成为一个热点，一个绝对的焦点，很多人都会投入到对这个群体的关注、帮助和支持，我希望这种关注、帮助和支持不但要广阔，更要深入，更要具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一个，当然是政府有这个表态；另外一个，就是事实摆在面前：中国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最大的组成部分，他们已经占据了很多很多的产业、行业，他们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其他类的工人，远远超过。他们的贡献与困境，涉及全体国民。（顺子音乐）
节目：2004年7月10日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频道《放眼大陆》（主持：黄绢；受访、整理：杨银波）
杨：那麽，农民、农民工到底要怎样才能成为城市人呢？通过什么方式？你觉得呢？
黄：有没有可能是政府去某一些地方开发一些新的产业，然后在那里建造新的城市；或者是把乡村的农业“观光化”。那我不晓得实际的做法是什么样。
杨：台湾是不是这样做的？
黄：台湾的话，现在是我们有一些休闲农业，但是基本上我觉得休闲农业或者是发展观光区，其实是因为我们的乡村建设也都整个交通改善了，所以即使在乡村，他们的生活水平也都蛮好的。
杨：你说的是一种“城郊化”，已经是比“城市化”再高一级的阶段了--城市人到郊区、农村去住的也有。
黄：有，有这样的交流。那我觉得我们的农村，之前也曾经忧心过说农村的青年外流，也有这样的问题。现在我们往“景致农业”的方向发展，农民的生活、收入有提高，而且我们工商业的发达其实吸纳了很多农村的人口。
杨：你说到这一个，那大陆的人听着肯定很羨慕了。就我所知，大陆的农民、农民工要真正地跳出农门，一般有这么几个方法：一个就是，他们从打工的这个地方，回到农村的那个县城或者镇上、乡上去创业，自己办厂；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在自己的村里面寻找不是农业的职位，比如象服务业啦、开商店啦、做买卖啦，是不是？还有一个，花高价钱给自己的子女买户口，买户口很贵的，现在要花几万乃至更高；还有一种，自己的子女如果考上大学，跳出农门；还有，年轻的女工，出来打工的女孩，通过婚嫁，嫁给城市人改变这种农民的身份。但是，话虽然这么说，其实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当中不知道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而且有很多很多原因都会阻止这种可能性，使一个农民一辈子都只能是农民，一辈子都做不了城市人！（汪峰摇滚音乐：《妈妈》）
黄：到底是哪些因素阻碍了农民成为城市人？杨银波继续说--
杨：我大致说出这么几个：一个就是户籍制度。你是一个农民，那麽你不是城市人，你就没有城市人独享的公民待遇。这个户籍制度，在你办身份证的时候，乃至于你刚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这是一个先天的，不以后天为转移的。另一个就是情感上的，大家都很想家的这种乡土情感，一些亲缘关系啦、地缘关系啦，还比如春节、端午、中秋，还有亲人去世的丧葬，还有结婚这些，它都会影响到一些乡土情感。比如我今年3月份离开家乡的时候，我父亲和我一起从家里面出来，当时家乡好几十个老乡，还有我爷爷、奶奶、叔叔，都嘱咐一句话，就是--“在外面好好干，找大钱，不要给乡亲们丢脸，不要对不起家乡人。”就是这样的一种感情。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经济联系。比如土地啊，现在很多出去打工的农民，一出门的话他们就把他们的土地叫自己的亲戚或者给别人去代耕了，让别人帮他们去种地，比如我们家里面的土地好象有两亩多--（重庆话）“妈妈，有没的两亩多？”（母亲梁如成：“有。”）
黄：哈哈。
杨：有两亩多地。那麽两亩多地呢，现在已经给我的七叔杨明华种了。他一般都是帮我们交粮，但是农业税呢，是由我们负担。总而言之，土地没丢，那麽有些事情，比如今年交多少钱啦、明年交多少钱啦、开支要怎样啦，乃至于我、还有几位叔叔有的时候还要聚在一起商量老人该怎么赡养，每年要拿多少钱，老人生病啦、其它特殊情况啦，要怎么处理，有的时候也因为这些要回家乡去。那麽还有一个，就是和亲属的一些联系，也是一个特殊的限制，比如说孩子。这在一些农村里面是很普遍的，那些刚结婚的人，生下来的小孩可能才一岁乃至才刚断奶的时候，父母就出去打工了，那麽这个孩子就被交给他（她）的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由他们带，象我接触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情况。
我前天去采访的时候，就采访到一家人，那个小孩的名字叫陈招强，他是四川泸州的，很小的时候他的父母就出去搞建筑。他在家里面呆了好几年，好几年之后，他的父母把他接到他们打工的建筑工地上，可是陈招强一年之内都不叫他的母亲叫“妈妈”，不熟悉，完全不熟悉。这个小孩的奶奶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就跟我讲：“你以为带小孩不累呀？每天晚上都要拿着一只手，把它伸出去，让小孩睡在手臂上，万一我睡着了，陈招强说不定就滚下床去啦，是不是？”这些孩子呀，确实是一些很牵动人的原因。不管小孩的生病也好、身体状况也好，还是他（她）的思想情感也好，还有孩子升学，一些比较重大的情况，父母都要回来处理。再有，对于农村来讲，农村结媳妇（订婚、结婚）是一个很大的事情！现在农村结媳妇太难了，找不到老婆的人真的是太多了，没有办法。所以很多人宁愿去贷款，也愿意为自己的孩子做终身大事。
今天早上，5点20分，我送我父亲到建筑工地去打工，在路上我父亲就很感叹地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现在出来打工的人太可怜了，太穷了。你想想这孩子从小到大，生病也好、读书也好，得花多少钱呀。长大了，要是结不到老婆，那时候父母还挺着急。”农村你要结媳妇，你得有个条件--得有楼房。很多人现在还是瓦房，乃至于是草房（我的故居现在就是三间瓦房、一间草房，哈哈），一间楼房得花五、六万，要搞装修和添补家具的话，就更多，这些钱他们出来得干多少年呀！要是订了对象，还得交人亲钱，每个节日的打发和礼物，做媒钱，既多又杂，人来客往的特别多，加起来将近10万，可能有的还不止。这个数目对于一个打工的人是什么概念？在广东这边搞建筑的，一个月把其它的开销都拿走之后，剩下的钱才400来块钱。
黄：哎呀。
杨：你想想，400来块钱，一年12个月，也就5000块钱吧，给它满打满算。5000块钱一年，给孩子结个媳妇，修栋楼房，10万，得用多少年？20年。所以很多人是贷款来结婚，媳妇结过来之后还得还债，我碰到的很多人就是这样的生活情况。那麽除了这些原因会限制到打工人成为城市人之外，还有另外一些重要原因，比如打工人到外省之后，他们的身份是比“公民”更次要的“暂住”身份，这是我们通常都知道的要办暂住证。而且他们的生活也没有保障，有的时候他们受不起老板或者管理人员的气，最终还是要回去的。象江西，江西外出打工的人最后还是大部分留在了农村，不管他们到广东、福建、上海，还是到北京、河南、河北，在那些地方定居的人极少，就算是在江西城镇里面定居的农民工都很少。很多都是从农村到城市打工，打了几年、十年、十多年的工，然后回到自己的老家，还是做一辈子的农民，这个农民的身份是很难有希望改变的。我刚才谈的这些，确实是一个现状，在中国大陆你要从一个农民成为一个城市人，那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黄：基本上是因为他们的收入非常非常的少，而且他们要从农民的身份变成城市人的身份，这当中有很大的关卡，所以阻止了很多他们改变的可能性。
杨：当然我也采访了一些农民工，我问他们：“首先，想不想在城市里面生活？”这个答案真的是参差不齐。占一半的人不想，那麽另外一半的人也不说想，“即便想，又能怎么样呢？”不想的那一部分人，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呢？觉得农村好，或者农村空气好，乃至于大家都知道，温饱是没问题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钱用，在情感上都愿意回去。在农村里面，孩子方面的花销，老人方面的花销，生活生产的花销，人来客往的花销，压力很大。那麽同时呢，打工的人一回来都知道在外面打工是什么样子，都对那些十来岁的娃娃说：“你们这些人，要是想出去打工，不要象现在这样吊儿郎当的，要规矩点儿！”都是这样一种教训的口吻，带回来的都是这样的体验，一种非常自卑、自控、自重的沈重体验。（汪峰摇滚音乐）
黄：杨银波从户籍制度和乡土情感这两大因素分析了绝大多数的农民工为什么最后仍然选择回到农村。虽然如此，回到家乡并不是代表失败，反而为农村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新的改变。
杨：这些外出的民工从外面打工回来，不能算是失败。不能说农民没有变成城市人就是一种“失败”；恰恰相反，实际上农民由于有了打工的这么一个过程，他们回到家乡，对当地有很大的影响。其中一个影响就是我注意到的，就是他们对当地政治的冲击，尤其是对中国基层政权的冲击是相当大的。我跟你举个例子，在江西省有个龙南县，龙南县有个关西镇，这个镇里面有个村，这个村原来的政治状况基本上都是“长老政治”。可是村里面后来有个34岁的人，那麽今年他已经有36岁了。这个人打工之后回来呢，他觉得自己在外面的经验很丰富，能够在村里竞选当一个村委主任或者其它什么职务。2002年，这个村里有689个人投票，最后有476个人都赞成他担任村委主任。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农民通过打工的这个过程，他们变得比原来激進一些，开放一些，他们要的是能够为村里面赚钱的人才，不是那种在上面吃了饭不干事的，这个去问一下，那个去问一下，上面喊收钱了就来收钱，不负责，村民不要这种人当官！这个年轻人要结束长老政治（也就是老人政治）。当上村委主任之后，他现在办了一个粮食加工厂，除开每年交600块钱的税，那麽每个月从粮食加工厂里面，他每个月有60多块钱的收入；然后，管理村里的电路和收电费，那麽他每个月能够挣90块钱；再有，当村干部每个月的收入有200多块钱；他还承包了两口鱼塘（也就是池塘），每个月呢，能收入250块钱。你算一下，这些钱一加起来，也就是说他每个月有600多块钱的收入。这600多块钱呀，有的时候比在外面搞建筑的打工人要强，相当于十八、九岁的少年民工在厂里面的打工收入。我刚才说的“冲击”，就是村民比原来要激進、开放、现实，比较能够接受使他们迅速致富的村委主任和其他村干部。
黄：我想也是他们的权利意识觉醒了。
杨：也不一定是这一点，我刚才说的是比原来“现实”，强调的是这个“现实”。你说的权利意识，从一些靠近沿海一带的来讲，象浙江、福建、广东，比较明显地可以看出。靠近香港、台湾的一些省份，不说别的吧，比如广东这边能够收到香港凤凰卫视啦、本港台啦，乃至有的人架起天线还能收到台湾的TVBS呢。他们的信息要比原来大，真正要谈意识觉醒的话，还是要由信息量的接受来决定。那麽在内陆的农村呢，权利意识我还没看到有多大的变化，我只是说比原来要“现实”一些：你当一个官，不能使我们的村民迅速致富，那麽你就得下台！（汪峰摇滚音乐）
黄：没错，不能让村民致富，官员就得下台，这不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吗？谢谢大陆自由撰稿人杨银波先生，为我们就大陆农民工为什么没有成为城市人，以及他们回到农村之后对农村所带来的影响，所做的深入分析。节目進行到这里，已经到了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是感想，欢迎您来信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放眼大陆》节目（收）；或者是写email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email protected]，欢迎您和我们做進一步的交流。我是黄绢，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放眼大陆》，祝福您周末愉快，拜拜。（音乐）
节目：2004年8月14日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频道《放眼大陆》（主持：黄绢；受访、整理：杨银波）
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是中央广播电台《放眼大陆》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黄绢。今天是《中国农民工调查》第九集的播出，请听大陆自由作家杨银波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节目内容。
杨：我将在今夜的雨中睡去，伴着国产压路机的声音，伴着伤口迸裂的巨响，在今夜的雨中睡去。风会随子夜的钟声北去，带着街上乞讨的男孩，带着路上破碎的轮胎，随子夜的钟声北去。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们。晚安，北京；晚安，所有孤独的人们……（鲍家街43号乐队摇滚音乐：《晚安北京》）
黄：在上一次的节目里，杨银波和我们谈到了有关于农民工的特别的数字、特别的消息、特别的事件，那麽在今天的节目中，杨银波要和我们谈的是有关于农民工的特别的现象。他首先和我们谈到的是民工荒这个问题。
杨：我记得我在前几次节目当中一直在说三个字──“民工潮”，现在却出现另外三个字──“民工荒”。
黄：对。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民工潮、民工潮，意思是说外出打工的人非常的多，可是现在居然出现民工荒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值得省思的问题。
杨：奇怪？对，是很奇怪，可它又怎能不是必然的呢？民工荒嘛，荒是荒凉的荒，一层意思表示民工就业紧张，另一层意思表示需要民工的企业在需要民工的时候民工却不来。或者進一步说，企业招工难，技校和职介机构劳务输出供不应求，珠三角加工制造类企业，以及福建、江苏、浙江的企业都在缺工。缺什么工呢？缺民工当中的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技工技能型工人。我跟你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离我很近的广东佛山市南海区，他们那边105家企业组成的招工团最近干什么去了？跑到广西贵港市去了。他们专门坐车过去要那边的民工到南海的厂里面来做事情。根据政府的统计，目前佛山生产工紧缺超过10万人。缺工的行业主要在鞋厂、电子厂、五金行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酒楼宾馆等服务行业。那麽这些行业呢，我们想一下啊，鞋、电子、五金、服务，这个做起来并不太难嘛。难在哪里呢？工资！工资太低，民工不愿意来。
佛山缺工10万，那麽东莞呢？缺工20万。他们怎么做呢？东莞长安劳动分局组织了50多家镇内外资、民营企业，到广西宜州参加第二届劳动力交流暨人才双选会。还有，前几天我到广州火车站去，我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民工刚下火车不久，来自广东厂方的一大批人就赶快过来帮他们提行李，笑脸相迎，让他们到厂里面去做工。如此规模的事情以前是没有过的，从来就没有。但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是不是民工的工作有救了？是不是找工作很容易了？不是。否则，为什么现在还有那麽多民工在外面耍着呢？他们没有工作做嘛。你想，工资压得很低的话，民工一進厂就等于進了一个黑坑，厂方会用各种各样的不合理的制度来约束你，你不自由。你要跳槽嘛，我不发工资给你；你要告状嘛，随你去告，“谁怕劳动局呀？”我就见过一些二楞子的老板，瞧瞧那个气势，“这样的事儿老子见得多了”，他们是这副德性。
民工荒的事情，我们再转到福建。福建省企业调查队有一项调查，说在今年春节后，福建晋江市工业企业开工率只有80%～85%（没有开工的就占15%～20%），其中的陶瓷行业开工率不足50%。民工短缺，跟工头也有关系，工头走了之后，几十名、几百名民工就可能跟着工头走了。一个工头有威望，或者说民工有利益把柄在他手中，那麽民工短缺就容易发生。另外在浙江湖州织里，企业老板为了留住日益紧缺的民工，就为春节期间往返家乡的民工提供专车接送，还有老板在大年初八专程赶到安徽、江西给民工拜年，而民工的工资从平均1200元涨到平均1400元。表面看起来嘛，我们似乎觉得民工的位置比原来高一点，但是進了其它一些厂之后，约束你的可能比你想像中更残酷。可能他答应你是这么多钱，但实际上的价钱呢？再者，民工進厂，工资加高，那麽其他的民工就進不去了，因为厂里面已经满了。中国的农民工，现在实际上有许多人都没有工作做，没有工作做是在等待时机，那麽他们的内心所想的呢？就不再是简简单单的“有钱就行了”，而是尽量地“让钱多一点”。是的，民工学会了讨价还价。
黄：对。
杨：我们再深入地思考关于民工荒的四个问题。第一，民工的工资确实低。根据《珠江时报》的报导，中国农民工的工资在12年之内只增长了68元。还有另外一组数据，就是各地的最低月工资标准：上海最高，635元；其次是深圳的特区之内，601元；广州是510元；北京是495元；天津是412元；湖北最高的是400元，最低的是240元；湖南最高的是400元，最低的是300元；福建最高的是在厦门，有480元、430元、360元三个等级，福建其它的地方最高的是400元，最低的是280元；江苏最高的是540元，最低的是320元。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对于企业和民工来说都很重要，许多企业干脆就按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给民工发工资，乃至于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第二，民工培训成问题，这涉及到教育。教育领域的高昂收费，制造了民工和贫困人口接受教育的高门槛。那麽有一些工种，比如说电子装配工、缝纫工、印刷工、喷漆工、丝印工、焊接工、机械操作工等等，没有经过培训的民工，一是做不来或者做不熟练，二是容易发生工伤事故，那麽工伤赔偿就很成问题。第三，我所知道的广东的情况是不缺普通民工，反倒是在缩小用工范围，招工的时候对年龄、性别、文凭、地域、经验等有很多限制，比方说有的厂就是不招男的，有的厂就是不招四川的。第四，民工的信息来源太有限，人才交流市场跟民工的缘分较浅，中介机构又老是发黑财，民工报纸、民工杂志太少，民工供需类的网站更是几乎找不到，如此重要的招工信息到底是被谁垄断、被谁掩盖了呢？
这四个原因加起来，怎能不出现民工荒！谁“慌”起来了？依我看，没钱赚，大家都“慌”，也都“荒”；有钱赚，但赚得没人味，大家同样“慌”，也都“荒”。这不是简单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这里面其实涉及人权。下面我就说一个这几天的事情。这几天我帮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的父亲是搞建筑的，突然病倒了，病倒之后送到医院，抢救不活，送到火葬场焚烧了。这个孩子身上没钱，很小，才16岁，他准备把他父亲的骨灰盒送到贵州的老家去，但是没有车费。于是，他就在头上包了一块孝帕，拿着身份证、初中毕业证、医院证明、火葬费收据单、父亲遗相，以及他自己写的“求求好心人可怜可怜我，让我把爸爸的骨灰盒送回家乡……”，到街上下跪乞讨。那天我把他请到我家里来，对他做了一次访谈，然后给了他一些钱。现在他已经回到贵州了，路途还算平安。
一个16岁的孩子，他在遇到这样的突发事件的时候，他想到的第一件事不是去求救政府，而是跪在地上请求社会各界朋友给他以支持，给他以帮助，而且是包著孝帕向所有人流泪乞讨。他只有一个父亲，现在死了，母亲也很早就去世了，回去找谁呢？只能找他奶奶过日子，然后他又得出来打工。我觉得这样的悲剧之所以会产生，乃是因为政府没有允许民间组织、团体大量兴起，而且那些已经成立的官方性质或半官方性质的组织，没有深入到社会当中去。茅于轼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政府必须管的由政府去管，而政府管不著的或没有必要去管的，就大量放手让民间去做。一个社会要形成巨大的缓冲层，必须要有民间组织、团体，民间组织、团体的大量兴起，成为社会的缓冲地带，成为社会有力的援助。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孩子，他遇到这样的事情，他写一个申请，或者民间组织知道他的事情，社会各界的捐助就总会有的，也不需要他的下跪，不需要他流三天三夜的泪，那麽他就可以非常顺利地把他父亲的骨灰盒送到他的贵州老家。（《晚安北京》音乐）
黄：杨银波从一个在街上乞讨回乡路费的孩子，和我们谈到了在个人发生变故时，社会上的民间组织、团体可以发挥的救助功能。当然，民间组织、团体可以发挥的功能不仅是救助功能，还可以是社会的缓冲层，也可以发挥维权的作用。接下来，杨银波和我们谈到了大陆已经出现了独立工会这样一个新的气象。
杨：一个独立工会在陜西西安成立了。这个工会在2004年7月中旬成立，名字叫陜西省西安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西高新项目部工会联合会，这是西安的第一个独立工会。这个工会要给外来民工发放会员证，而且让民工免费入会。截至6月份末尾，已经有4500个外来民工加入了这个工会组织。而且，有的农民工已经被选上了工会领导和工会委员。在这个工会没有被承认之前，他们已经展开了民工的维权，得到了35万块钱的拖欠工资，为每个遭遇拖欠工资的民工平均拿到了3500块钱，了不起！
黄：哎呀，真是。
杨：我在想，这样的独立工会还会继续推广，它会从一个市到区、到镇、到村，都会普及起来──肯定会有这样的效果，这也是他们自己的承诺。
黄：可是这个独立工会的成立，当地政府难道没有反对的意思吗？
杨；具体的我还不清楚。不过我在想，它毕竟是一个趋势，如果政府眼光短浅、鼠目寸光的话，直接清洗掉不就得了？但是我们必须追寻本源去想。如果把这样的独立工会统统消灭，问题必然接踵而至：冲突、矛盾乃至暴乱、流血，在自我权利完全得不到维护的时候，种种情况皆有可能发生。
节目：2004年8月21日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频道《放眼大陆》（主持：黄绢；受访、整理：杨银波）
黄：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放眼大陆》，我是主持人黄绢。今天是《中国农民工调查》第十集的播出，请听大陆自由作家杨银波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新内容。
杨：祖国啊，他们嫌我挡了城市的道路，嫌我污秽了城市的路面，嫌我让城市不够宽敞明亮，嫌我影响了交通，影响了他们的升迁和政绩。祖国啊，我只想摆一个小摊，每天能收到一些零钱，给孩子们交学费，支付老人的医疗费，我要让孩子们好好读书，不要再像我这样无用。祖国啊，我一定要让我的下一代，做一个不用摆摊的人，做一个不卑微的人，不要再像我这样，活着给城市添堵……（老蛋：《祖国啊，我只是摆个小摊》）
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国农民工调查》。《中国农民工调查》系列从6月 19号播出以来，今天已经是第十集了。在今天的节目里，杨银波要为我们总结这两个多月来的播出内容，進一步和大家共同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要如何更全面、更具体地帮助农民工？杨银波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为我们提出了农民工的根本问题。
杨：我们之前做了九集节目来共同探讨当代中国农民工问题，这九集节目回顾起来，农民工的真正的问题其实只有那麽一个--我反复地想来想去，只有一个--，这个问题就是成本问题。第一个是务工成本。他们所要面对的收费名目很多，现在农民進城务工，需要办理外出务工卡、未婚证、生育证、健康证、暂住证等十多种证书，这就增加了民工的务工成本。第二个是健康成本。我们不能忽略民工的健康成本，就是说由于工作环境很恶劣，他们的生活条件很差，那麽这就使得农民工的健康受到很大的损害。第三个是教育成本。我们曾经做过一次节目，专门谈北京民工子女学校的那些孩子们，是不是？
黄：是。
杨：这方面，全国各地都有相似之处，民工的子女只有出高价钱才能享受到受平等教育的权利。第四个成本是维权成本。由于这些民工的平等就业签约权利，他们法定的作息权利，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的侵害；并且，他们在政治上，他们的政治权利也被严重地边缘化；这些就增加了他们的维权成本。从务工成本到健康成本、教育成本、维权成本，四个成本就构成了当代中国农民工的根本问题--成本问题。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们做这个节目，能够尽一切所想的、所能够想到的，竭尽我们自己的能力去构思，也就是专门针对极为迫切、极为严肃、极为重要的大事，来探讨：中国农民工应该怎么办？我们这个社会，究竟应该如何帮助农民工？
尤其是我们这些作家，或者其他知识份子，比如律师、记者、教授、专家，乃至行政官员、司法人员、人大代表，他们也可以和我们连同这个节目一起来想一个沈重的大问题：如何更全面地、更具体地帮助到农民工？使每一个农民工都能感觉得到我们“在”帮他们，而不是我们好像只是嘴巴上说说而已，需要行动！那麽在需要行动之前，就需要一系列的周密的考虑，而且这种考虑还必须要有行动的可能性，一定要使说的、想的，到最后能够变为现实。这几天我走了很多地方，我在笔记上、日记上写了很多的草稿、很多的反思，今天我就想借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放眼大陆》这个节目，从六个方面来谈 --我们应该怎么去帮助他们？
“我们”，包括什么人呢？包括政府，包括民间，包括企业，也包括香港、台湾、大陆，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乃至于像欧盟这样的联合体等等。是的，要让全球共同关注中国农民工！那麽这六个方面呢，一个是教育的角度，一个是制度的角度，然后是交流的角度、工会的角度、民办的角度，最后是根本的角度。我们很快進入如何从教育这个角度去帮助中国农民工。
黄：好的。
杨：为什么要把教育作为帮助农民工的第一项呢？因为教育涉及到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我们想想，中国各地的农民工子女，他们的教育，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的思想意识，他们的知识等等一系列的最早最早的启蒙，如果这些意识启蒙受到了损害、受到了歧视，使他们在幼小的心灵当中就感觉到了他们被排斥于社会之外，那麽你再如何帮助现在这些现在已经长大成人而且还有较深世故心态的民工，已是无补于事。而那些还未长大成人，或者身体已经长大但心理还很薄弱的民工子女，如果没有受到优秀的教育，那麽他们将来为这个社会带来的问题将远比现在严重--今天中国日益严重的少年犯罪现象，已经证明了我的看法。所以，教育应当成为帮助中国农民工的第一项。
第一个，就是要对农民工子女大兴教育。怎么兴呢？第一，农民工的孩子如果在农村读书，我希望政府能够尽量减免他们的费用，并且多开设希望小学，把希望工程搞好，而且要使这个希望工程的公共捐款能够受到强烈的监督，使这些钱用到实处。第二，如果农民工的孩子在城里上学，那麽这些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也应当一样，在就近入学的时候不比城里的孩子多交任何一分钱的费用，使他们能够平等。第三，我希望把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费用尽量纳入到政府财政预算当中。第四，尤其是地方政府，对于民工子女学校（包括民工子女简易学校），应当支持，不要打压，让这些学校在市场当中去竞争。我希望政府能够起一个辅助作用，而不是去强制它。这是我的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的第一方面的建议。
黄：谈过了协助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问题之后，杨银波接下来和我们谈到的是如何协助农民工本身進行再教育。
杨：第二个，其实也是教育，只不过叫做再教育。前段时间，我到广东韶关去调查，那里的许多民工去招工的时候，他们起的价钱很高，老板不愿意接受这个价钱。为什么呢？因为对于民工价钱的门槛，其实是个技术门槛。如果民工技术不够、知识不够、操作能力还不行，那麽民工擡价就要免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的建议是，让政府在全国范围以内，启动“农民工培育阳光工程”，这个工程要和希望工程一样，拥有同等的地位。如果要搞好这个工程，那麽中国的农业部、财政部、劳动部，我希望都能率先领头，并同时吸收社会资金、人才和技术力量，来全面启动这个全国性的大工程，其主要目的就是加强农民工的技术训练，也就是就业培训。
政府如果没有把农民工的就业培训抓好，那麽最后会导致出很多问题。比如说，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容易产生治安问题；当民工群体的生存集体性地受到威胁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广泛而公开的抗议，动乱更是难以避免，而且逞恶性循环之势。政府如果能够在根子上率先开头抓起来，同时允许民间力量大量参与农民工就业培训工程，而不过多地考虑政治上的因素，那麽这个工程我想就能很容易地启动起来。对于费用的出法，我的建议是：政府负责公共知识培训的费用。比如说法律知识，比如说对于城市情形的了解，对于当地不同风情风俗的了解等等，这种公共知识的培训，这笔钱由政府出。另一笔呢，用工的企业和个人，由他们来解决技术培训的费用。
比如说，你现在这个厂的民工很缺，需要一批民工，但是来了一批民工呢，你又觉得他们不行，然而你又迫切地需要一批有管理能力、有技术能力的较高素质的民工，那麽这个企业就应当让这些刚来的民工到学校里面去。到什么学校呢？到成人中专学校，到普通中专学校，或者到高级技工学校（截止2002年3月1日，中国共有技工学校3470所，其中国家级重点技工学校379所，包括高级技工学校229所，技术领域遍及机械、电子、航空、电力、石油、冶金、铁路等近30个部门和系统）。到这样的学校里面去学公共知识、技术知识。学满成功之后，那麽企业把民工带回去录用，企业再交一点钱给这个学校，这就使得培训机构的运作能够正常。民工可以在第一个月的工资当中，将一部分钱交给企业，用作就业前培训的报酬。我只是从我个人的角度谈我的想法跟感想，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黄：我们在台湾的话，我所知道的是，有一些企业会做一些内部的培训，也有一些会做建教合作。比方说，在学生还没有出学校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進行双方的合作，让这些学生在一边读书的情况之下，还有一部分的时间是到工厂去学习。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这是一种建教合作。就是说，在他们还没有出学校之前，就让他们学一些必要的技术。
杨：你所谈的，与中国大陆相比较，基本属于两种不同的情况。中国的教育，截至目前其实仍是应试教育。近年来所提的“素质教育”，这个成效其实并不大，最关键的问题是没有和社会有效接口。所以很多从初中、高中出来的人还什么都不会干，只能将就很少的工资到厂里面去干，结果浪费五六年的青春，每个月的工资也就那麽五六百、六七百，没有多大增长。形象地说，这叫“吃青春饭”。我有很多朋友，经常在我这里作客，都是些与我年龄相仿的打工兄弟，他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理想、很大的抱负，就是要重新上学，掌握优秀的技术本领，甚至包括吸收管理经验。
有一些他们的朋友吧，就是所谓的“现实”一些，觉得我这些朋友不实际，还上什么学呢？以为学校学不出什么东西出来，而且出来打工不都是低人一等，过著那种“人在屋檐下”的日子吗？我认为，我的这些朋友想得没错，应该想办法去学，接受再教育；何况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中国亟需人才，为将来与自由的市场经济相接轨而做准备。从低处说，技术学在头脑当中，能够進行实际操作，而且有个技术等级和职能的证书，那麽在现实的社会里面找工作也不用像以往那麽费劲，不怕时时丢失工作。我鼓励他们掌握实实在在的能力，提高自身的素质，终有一天将与今天的可怜处境道别。我相信他们当中有一批人，肯定是未来民工大潮中的佼佼者。这是我从教育这个角度来谈，这个教育是一个再教育，是一个必要的再教育！
节目：2004年7月24日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频道《放眼大陆》（主持：黄绢；受访、整理：杨银波）
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放眼大陆》，我是节目主持人黄绢。在今天的《中国农民工调查》单元里，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大陆自由作家、同时也是“农民工之子”的杨银波先生，为我们担任主讲工作。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今天杨银波要和我们说什么。
杨：（余世存《一首写给流浪农民的诗》）我想我听到了这个城市上空有一个声音，那是陌生却异常的权威，说：“他们必须牺牲。”噢，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弟兄们，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看到春天的花和春天的鸟，看到一条鱼在饭店前的水池里自在地游，我们是新奇带一点儿糊涂，弟兄们，是新奇带一点儿糊涂……（鲍家街43号乐队摇滚音乐：《晚安北京》）
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中国农民工调查》系列，今天是第六集的播出。在今天的节目里，杨银波首先和我们谈到了外地农民工子女在北京就读面临哪些问题。
杨：现在我们来進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我想听听你对北京的印象。
黄：北京在我粗略的印象当中，交通非常的拥挤，常常会塞车。还有我朋友去北京的时候，他们会感受到比较强烈的政治高压的气氛，这是别的地方不会感受到的。
杨：这个政治高压，确实是说到了重点。政治高压有一些非常细的现象需要研究，它常常与专政手段、特务监控、警察暴力、行政恶法、司法暗箱、经济惩罚、体制束缚、意识形态干预、思想文化霸权、伦理禁忌、宗教限制、社会异化、保守文化等等联系在一起。我对北京的主要印象，是从2000年1月开始的，那个时候我刚刚放假，就从重庆到北京和南京做实地考察，那是我人生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实际调查。那次调查和我以后总结到的资料、见识，以及过去到过北京打工的农民工到广东来和我所谈的内容之中，北京确实是一个重要话题。比如我跟河南民工所交谈的内容，北京被我所注意到的最丢不开的现象，就是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
1997年11月1日，北京第一次对外来人口進行普查，当时的北京外来人口有285.9万人，其中在北京居住的人口有229.9万人，这个数量占全市人口的21.18%，即五分之一还有多：五个人当中拉出一个，那麽这个人就是外来民工。这些民工的子女，从刚出生到15岁的少年儿童有162030人，占外来人口总数的7.05%；从6岁到15岁的应该读书的少年儿童，有66392人，占外来人口总数的2.88%。也就是说，很多打工的民工会把自己的孩子接到自己打工的那个地方去。这些孩子确实需要上学，但是到哪里去上呢？1992年～1993年，最早的时候，有人就在北京菜棚、简陋的平房中开始办学。
黄：自己办学？
杨：对，自己办学。几乎都是一些初中文化水平的民工在教这些孩子。到2000年，北京的这种流动儿童少年学校已经有了200所以上。
黄：天呐！它是为了因应这些户口没有涉及在北京的儿童所设立的？
杨：准确地说，这是政府不负责任的行为！那是民工自己帮民工，属于自救、自助性质，被逼无奈。那麽在这200所以上的流动儿童少年学校里面，已经有4万名民工子女在这类学校就学。这些学校呢，和公办学校以及民办的“贵族学校”是很不相同的，首先它很简易，政府称这类学校叫“地下学校”，或者叫“非法办学”。政府的态度是不取缔，也不承认，反正就是随它自生自灭。
黄：真的是很不负责任。
杨：我跟你举些例子，比如北京的洼边村，北京的巴沟村，北京丰台区的大红门、双庙，在这几个地方能找到30所左右的这样的学校。另外象北京太阳宫村、辛庄村，还有海淀区的八家乡、五孔桥乡、四季青乡、海淀乡，以及朝阳区、石景山区，都能找到这类学校。（陈星音乐：《流浪歌》）
黄：杨银波接下来谈到了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办学状况。
杨：这里面我特别注意到一个学校，叫“行知打工子弟学校”。这个学校是个小学，校长叫李淑梅，她原来是民办学校的一个教师。1994年9月刚开学的时候，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只有9个学生，到2001年3月就已经有1976个学生了，发展很快。学费非常低，一般都是300块钱一学期，或者是60块钱一个月，在北京，这已经是非常低的啦。下面我们来对比一下。如果这些外来民工子女要在北京公办学校读书，一般来说每学期要向学校交上2000元～5000元的赞助费，再加上每学期600元左右的借读费，然后再加上学费，对于外来民工子女而言，要上普普通通的公办小学、公办中学，每学期都意味着起码要交4000块钱。
黄：对不起，我在这里打断一下。你刚刚讲的那些要交的费用，北京市的市民的孩子是不是也要交这么多？
杨：NO。除非是北京本地人读“黑式”，也就是分数不行拿钱来买著读，但这个性质跟民工子女就学问题的性质完全不同。本地人没有什么赞助费、借读费，也不存在事实上的教育歧视。而民工子女到这类公办学校上学，每学期4000块钱是极为普通的，如果要读一些比较知名的中学，那麽代价就更高了。因为来北京的农民工一般都是搞建筑，比如盖桥、造桥、修路，其他的就是种菜、卖菜、捡废品、扫大街，一般的月收入仅在400元～700元之间。那麽如果外来民工子女要進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每学期的总学费是多少呢？5万元！
黄：啊？！
杨：这个数字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更是农民工连想都不敢想的。再比如北京109中，如果外来民工子女去读的话，每学期3万元！外来民工子女在公办学校要交的费用有哪些呢？学费、借读费、赞助费、书杂费、校服费、活动费（春游、秋游）、辅导费、班费等等。尤其是赞助费和借读费，简直遭人痛骂！我的小妹杨丰林现在就在厦门市湖里区的公办学校就读，我的朋友的孩子陈招强在广东本地由于“简直读不起了”马上又要回四川泸州上学，还有我所认识的一些同龄朋友，有的从幼儿园读到大学，一直都是在高于本地人数倍以上的经济负担中接受教育，他们对此的体会比我更深。那麽在民工学校里面呢？费用就很少，学费，吃饭费（很多都是父母早上把米放在孩子的饭盒里，夹些凉菜，到中午的时候让学校帮孩子蒸一下，因此吃饭费大多属于蒸饭费），再加点校服费、书本费、取暖费（因为北京到了晚秋之后很冷），就是这些，每学期总共才300多块钱。
这些学校的设施是怎么样的呢？桌子、椅子、板凳，一般都是公办学校淘汰的；黑板，一般都是用三合板来改造的；砖瓦，一般都是从拆迁的旧房中捡过来用的。三个人坐在一张桌子上上课，按理说一张桌子起码应该是两个人坐啊，我们过去最穷的时候都是两个人享受一张桌子，而这些民工子女有的甚至坐在地上就上课了，看着很让人难受。这些学校大都没有操场，大多数的民工学校都是由一个班主任来教很多学科，比如语文、数学、自然、社会、美术、音乐、体育、英语等等。我记得我在家乡“新建小学”上小学的时候（1989年），我的小学班主任叫武德琼，她当时就是一个人把语文、数学、体育、音乐、美术等等加起来一起教。
当时我们学校教室的后面还有一个大洞，学生能够直接鉆过去。房子是破烂的瓦房，下雨的时候，我们的课本都会被淋湿，教室会积起一摊一摊的雨水。板凳常常不够用，很多时候都是由我们自己从家里带上板凳，走几里路，下雨的时候就带着板凳到教室旁边的门口上课。当时学校为了修第一栋楼房（实际上只是一栋没有楼的盖瓦的砖房），我们这些学生背着背兜一块砖、一块砖地从几百米之外的马路上背砖块，一块砖五斤多，当时我们少则背六块，多则背十多块，真的是众志成城啊──要的就是有好房子上课，有好房子供老师备课、休息，想来真是令人辛酸不已。可是15年过去了，民工子女学校又回到了我们当年读小学的那个状态，甚至比我们当年都还要不如！（陈星音乐）
黄：即使是在这样艰困的环境之下上学，在农民工子女学校毕业的孩子还是拿不到毕业证书。
杨：最让人感到可惜的是什么呢？这些民工子女学校读书的孩子，不能拿到毕业证。为什么呢？因为政府不承认它嘛，说它非法嘛、地下嘛，没有批准你嘛。在这里读书，无非就是认几个字。学校呢，供水、供电、厕所、环境卫生等等，都存在种种问题。而且，这类学校还经常搬迁。你想，这些民工经常是从这个工地到那个工地，这边的桥修好了又修那边的路，父母经常搬迁，孩子也经常流动。当然有的父母在北京找不到钱，没有钱供孩子上学，也就不好意思再读了。如果你到北京昌平、大兴这些地方去看，你会发现有许多民工学校都是搬迁过的。再有，我们知道2008年北京办奥运会，那麽那里有个地方──北京的洼地村──就要改造，那里的10多所民工子女学校统统都得搬。北京丰台区的南苑乡，现在只有6所民工子女学校还在继续办。这类学校的生存确实是个问题，更不要谈实质性的发展了。
中国农民工调查：采访罗金太
2004年6月2日上午，我和父亲杨庆华专门前往广州郊区看望一批农民工朋友。在一片碧绿的庄稼果林和一群挖著土、种著菜、施著肥的农民工（含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农民工）之中，戴着草帽、光着双脚的罗金太首先喊住了我们。天气炎热，30度左右，香蕉树成林，罗金太黝黑的皮肤、流汗的脸颊、紧皱的双眉被香焦叶遮去了半边。此刻他正在为他儿子罗小波（我当年的小学同学）在重庆的收入问题发焦：“银波，你说这要咋个整嘛？以前我们两个大人辛辛苦苦给他找钱读大学，现在大学毕业都一年了，前天他还打电话来要我们拿钱给他！知识没用啊，文化没用啊！”父亲问他：“罗小波是搞啥子的？”“摩托厂的质检。这娃娃，我都搞不清他的钱是咋个花的。他妈妈想喊他到广州这边来進厂，但这边一个月才四五百块钱。要是将来没办法，那就跟我一起种香蕉！要吃点苦才成得了才！”痛苦地拿着铁撬切断香焦树旁边滋生的小香焦树的他，顺手接过我递给他的一支烟和一瓶矿泉水，正式進入了我的采访。
简介：罗金太，男，民族汉，1955年农历五月二十七日出生于重庆永川市朱沱镇新岸山村4组。已婚，小学毕业，非党员非干部，现有一子（22岁，已于重庆工作）一女（17岁，已于广州打工）。罗金太现工作于广州郊区，负责帮当地人种香焦、打鱼等。回答《中国农民工调查》所有问题的年月日：2004年6月2日。调查方式：面对面采访。
基本情况
问：你家里面还有没有承包地？
答：有，两亩地左右，我们家是4个人嘛。现在都丢给别人去做了，我好多年没在家干庄稼了。
外出情况
问：你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找钱。你以前看到我的时候都是你读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是拼命往外奔。
问：你的打工工龄有多长？
答：少说也有15年了。真正要说打工找钱的话，我18岁就开始干了。第一次出重庆是在1989年，到福建。
问：第一次外出找工作的途径是什么？
答：我的老表、妹弟喊我到福建干。
问：目前外出找工作的途径是什么？
答：老乡、亲戚是靠不住的，好多人自身都难保。这些年我一直都是靠自己。
问：与2003年相比，2004年你老家外出打工的规模有无变化？
答：多了。
问：与2002年相比，2003年你老家外出打工的规模有无变化？
答：还是多了。
问：你预计未来几年你老家外出打工的规模会不会扩大？
答：可能还要多一点。下一代的年轻人都要出来干，在家里干庄稼整得到几个钱嘛？
农村的老头都想出来呢。
工作情况
问：你是否满意目前的工作？
答：哪个满意？“合三的兄弟，合四！”（朱沱话，意指“一般得很”）
问：每天工作时间有多少小时？
答：最少8个半小时。最多的时候，有16个小时。你想嘛，晚上11点就要起床去打鱼，干到凌晨4点，回去睡一会儿，上午又要开始干。干得好的话，钱没问题；稍微拖拉疲沓一点的话，钱就是个问题。
问：有无休息日？
答：干我们这行的有啥子休息？没听说过。
问：你是否满意当地实行的对民工准许進入的行业工种限制？
答：不满意。哪些活路我们干不得嘛？哪些都干得来！农村的人才多的是。
问：随着城市下岗职工的增加，在哪些行业中下岗职工对民工有影响？
答：当然有影响。那些都是有文化的人，轻的活路他们去做了，就留些重的给我们，最耗力气的事情我看他们也没几个人愿意做。
问：你目前的收入情况如何？
答：一个月650块钱。但自己弄伙食吃，不是跟着老板吃。你看我包包里的烟，都是一块钱一两的烟丝。我的烟钱一个月才15块钱。一个月省吃俭用的话，剩得了350块钱左右。幸好没租房子，是住大路旁边的水房，不用交房租，比其他老乡好很多了。
问：2002年、2003年你的收入情况如何？
答：一个月400多块钱。现在的钱虽然比以前多一点，但实际上除开生活费的话，比原来还少得多。
问：你觉得钱是更好赚，还是更难赚？
答：难啊！打工的人越来越多，物价也越来越高，现在的米最便宜的都是1.35元/斤，普通的米1.4元、1.5元，甚至1.7元、1.8元的普通米都有。以前才0.9元/斤。
维权情况
问：你是否觉得自己的工作安全？
答：种香焦还算安全。
问：你是否遭遇拖欠工资、克扣工资的情况？
答：有。在福建的时候有过一次。当时欠了我8个月的工资，找这个找那个都没有办法，最后找派出所所长才拿到了钱。我曾经给那个所长修过房子，他信得过我，就帮了我这个大忙。
问：你对工作地点有何批评与建议？
答：打工人有啥子批评、建议嘛？是你求他，不是他求你！搞得不好就不给你钱，到时你找哪个？
问：你对劳动部门有何批评与建议？
答：鬼的，假的。哪一个为我们说话、办实事嘛？我们有没有经济？有没有关系？没有这些，他们为啥子来帮我们？想都不要想。
问：你知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答：不清楚。
问：你知不知道当地政府、劳动部门、工会部门、公安部门、法律援助处、律师事务所、报纸杂志电视台的联系方式。
答：不清楚。
问：你是否检举、控告、起诉过相关责任人？
答：没有。反正不说好歹，说了也等于白说。
问：你可曾想过组建独立工会？
答：组建啥子独立工会嘛？我们有多少反抗能力？
生活情况
问：你是否满意当地公安部门的暂住户口管理？
答：我不用办暂住证，我有工牌。
问：你是否满意当地劳动部门的流动就业证卡管理？
答：一句话说完：那几爷子完全是吃了饭没事干，鬼名堂！
问：你是否满意当地计划生育部门的婚育证管理及定期婚检制度？
答：罗小波他妈妈早就不检查了，有17年了吧。
问：你的子女是否在当地上学？
答：没有。都出来了，但跟你比不得啊。（杨银波：罗长辈，晚辈要是有啥子帮得了忙的，你说一声就是。我和罗小波是同学，他们两兄妹的事情我帮得了的就一定帮，不在话下。）
问：你是否满意当地教育？
答：不清楚。
问：你是否觉得已经被当地居民所接受？
答：外省人就是有些看不起我们。大家性质不一样，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出了事晓得找人，我们只能是老乡之间帮点忙。
问：你在当地以何种方式了解外界信息？
答：干工时间那麽长，哪有时间去了解？再说我们也没电视。
问：你如何解决个人性问题？
答：其他人是怎么回事我还是晓得的。但这个问题你不要问我。
问：有无嫖妓经历？
答：现在的男男女女比以前“疯烦”（朱沱话，意指“性泛滥”）得多了。我一天干这么久，既没时间、也没精力、更没兴趣去搞这些名堂。
（杨银波注：民工性问题是个大问题。相当多数民工的伴侣相隔甚远，因性缺乏而导致的社会报复性案件近年逐渐增多。）
体认情况
问：你认为自己是农民，还是工人？
答：农民。
问：你是否满意家乡税费改革？
答：几年没回去了。在电话里听说税费的确少了一些，还算可以吧。
问：你是否满意家乡的乡镇政权或村级政权？
答：最鬼！吃吃喝喝过一天，修房子要他们喊过来吃顿饭，超生娃娃要喊他们过来喝二两，都是这个“烂摆眨”（朱沱话，意指“坏现象”）。
问：你可曾想过在家乡组建独立农会？
答：我不晓得啥子叫独立农会。现在大家都是各奔逃生，都是想朝自己包包多放几分钱，农民怎么团结得起来呢？
问：你是否关心中国政治问题？
答：再关心又有啥子用？
问：你对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是否满意？
答：肯定不满意。但还是那句话，不满意又有啥子用？国家大事那麽多，我有啥子资格去过问？过问了也成不了气候。
问：你在内心是否支持胡锦涛、温家宝执政？
答：很难说。支不支持都是这个样子，你说是不是？干工的人，是跟着大妈、二妈吃饭，没奶吃了就要饿肚皮。当官的事，我管不著。
问：对于城市居民中的下岗职工、拆迁户等弱势群体，你是持什么样的心情？
答：没办法。政治权力在政府手中，说你是你就是，说你不是你就啥子也不是。搞得不好打你一顿，关你两天，你还不是静悄悄的？反抗不起来嘛。
问：你是否准备留在老家发展？
答：实话跟你说吧，我们老家那些地方已经没有发展了。我在这边打工，有个香焦的活干，都算是好得很的了。万一不让我干了，那我就只有回家老老实实种庄稼，还是要靠我的两个娃娃寄钱回来过生活。
问：你以何种方式发展？
答：心中设想的呢，当然是希望不打工了，打工太苦太累！现在只有看下一代了，但哪个又晓得将来的事情呢？万一两个娃娃哪天不管我了，我又找哪个？现在我这里这么大的太阳，他们想不想象得到？他们的文化比我高，我又讲不赢他们。哎，等一会儿收工了，我还要到街上去给罗小波打电话、寄钱。（杨银波：寄多少？）我有几个钱？百十块就算了。几百、上千的话，没门。
节目：2004年8月21日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频道《放眼大陆》（主持：黄绢；受访、整理：杨银波）
杨：祖国啊，我觉得我的大半生确实值一个小摊。就算我不值一个小摊，但我认为不应该殴打我；就算应该殴打我，但不能砸烂我的小摊；就算是应该砸烂我的小摊，但不应该砸烂小摊里的鸡蛋和葱花。祖国啊，他不应该砸烂小摊里的鸡蛋和葱花，有了我的小摊还有鸡蛋和葱花，我就还有希望。祖国啊，他不应该砸烂我的希望啊！这个城市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城市，就像祖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祖国一样……（老蛋：《祖国啊，我只是摆个小摊》）
黄：今天杨银波要和我们谈的是制度，从制度方面来帮助农民工。让我们听听杨银波怎么思考这个问题。
杨：制度，众所周知，这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总是不断地说，一个社会问题的造成，很有可能不是基于社会原因，而是制度原因，尤其是政治制度原因，这句话我们重复了很多遍。那麽现在也有另外的一些说法，比如我们今天的困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制度的问题，制度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是约束人，故称之为“法律约束”，还有另一个是“道德自律”。制度和道德应当两者并進，这是一种普遍的看法，在海外这已经成为常识。今天所谈的帮助农民工的制度方面，我想提出四个建议（仅谈制度），这些建议我希望政府能够听到。第一个建议，给予农民工以同等的国民待遇。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思路和要求，消除户籍制度给农民進城就业设置的障碍。
黄：没错。
杨：要使农民工在子女入学、劳动福利、市场准入等方面，都和城市居民享有同样的待遇。那麽第二个建议，就是我们经常关注的农民工的工资被拖欠，那麽我想到一个办法：给农民工工资建立工资保障金制度。怎么保障呢？我的设想是，比如农民工進一个厂之后，马上到银行办理一个帐户，工厂应当发工资的时候，厂里就把工资划拨到民工的银行帐户里面。如何监督呢？就是政府劳动部门会同工商、税务等一系列的机构，要求用工单位必须缴纳一定数额的工资保障金。用工单位根据用工的劳动合同，向民工的工资存折拨款，专款专用。这里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用工单位不能提取现金，不能挪作它用。
我只是希望在中国先有这种普遍的意识，然后全国实施。在前一两年的时候，比较发达的部份地方曾经一定程度地出现过这种现象，但是没有普及，我觉得很遗憾。要是真的让这样一种制度完全建立起来的话，那是相当有效的，非常好。第三个建议是，我希望立法机关能够专门出台一部特别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工权益保护法》。为什么要专门出台呢？因为对于中国农民工而言，他们的法律其实只有两部，一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一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这两部法有很多漏洞，以及与今天的时代不能融洽的地方，这就使农民工在政治上就被客观地规定为“边缘地位”，很多实实在在的问题连法律也无法解决，甚至无法解释。
我所期望的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工权益保护法》，其实相当符合中国的立法传统，就是说为了保护某一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而专门立法。比如我们知道，中国有《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还有《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残疾人权益保护法》等等，这样的专门性的法律在保护社会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的时候，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工权益保护法》应当重点涵盖这样的一些内容：第一，必须明确规定劳资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关系，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我想台湾是有这个意识的，就是说在自由的市场经济当中，它的最重要的关键是劳资双方关系的对比，是不是？
黄：当然。
杨：好。第二，就是刚才我讲的，用工企业在指定的银行设立民工工资专户，建立民工工资的保障金制度。第三，还必须规定什么呢？就是职能部门把企业支付的民工工资作为每年营业执照验审的考核内容之一。如果说企业不支付民工的工资，或者说支付得不足，那麽你这个企业的营业执照就成问题──悬了。这也是一种有效的监督。第四，必须规定劳动仲裁的时限，必须允许新闻媒介参与民工维权，实施舆论监督。新闻媒体在民工维护权益的过程当中，应当起到有力的作用。
按照我的朋友赵达功先生所讲的，当代中国农民工面临着双重压迫：一个是政府，一个是资本家。当资本家和民工之间发生劳资纠纷的时候，政府却偏向于资本家，那麽民工作为绝对的弱势，他们的权益维护就打了一个巨大的问号。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新闻媒介就应当站在正义的角度，来帮民工维权，这种维权相对于新闻媒介的本身而言，说到底其实只是它本身的职责之一、义务之一。假如有一大批有志之士，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他们的监督力量，那麽农民工权益的有效维护和他们自身价值的提升，则绝对是个必然之势。
黄：刚刚杨银波从制度方面就如何协助农民工提出了三点建议，包括：给予农民工同等的国民待遇；建立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制度；给农民工特别制订一套《农民工权益保护法》。接下来杨银波要为我们提出的第四点建议是，完善农民工的保护体系。
杨：我研究了很多关于农民工的新闻材料、调查报告、统计资料、理论著述，并和很多朋友，包括台湾、香港、大陆、美国、欧洲的朋友，在电话、邮件里面探讨过农民工的问题。针对农民工的保护体系，我算来吧，其实也就那麽六个：一个是劳动仲裁体系，一个是法律援助体系，一个是保险保障体系，一个是信贷支持体系，一个是民工救助体系，最后一个是舆论监督体系。这六个体系都需要完善。比如劳动仲裁体系，就是说要依法对劳务纠纷進行公平、快速的仲裁。举个例子啊，我最近在帮助一个19岁的贵州民工，他10个手指有5个手指受伤，5个手指当中断了一个，另一个断了之后接上却活动不了。我让他完全按照《工伤保险条例》上的鉴定、仲裁等等一系列合法程序進行索赔，估计能索赔到两万左右吧──这个数目在广东大同小异。
从他这个案例来说，我去调查采访的时候就有一些很深的感触。他们最开始想的是用一些非常的手段，比如找黑社会或者他们自己的老乡，跟老板以手还手、以牙还牙，当然这个被我劝住了。然后他们想到的是到法院去告，又被我劝住了，我说如果你们现在去告，那麽法院是不会受理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法院对于工伤官司，是按“先裁后审”的原则办，没有经过仲裁的工伤官司，法院是不会受理的。所以说，劳动仲裁体系是劳动保护体系的第一个重要的体系。再比如法律援助体系。在中国各地的市级以上的政府，目前大都设立了法律援助中心，这些援助中心应当及时、按时地向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作为政府的辅助机构，它应该发挥它的辅助作用。保险保障体系是解决民工的伤残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等。
信贷支持体系是什么呢？比如有的民工想在外面要做生意，由于他们没有本地户口，所以到银行去贷不了款。所以说，我希望国家通过完善信贷支持体系，让民工有这个可能性在外地创业，使他们能够比过去在艰难、艰苦的程度上再减少一点，能够使他们有这种资金的支持。你想想，一个普通民工打工，一年也就七八千吧，顶多也就一两万，如果他们贷不了款，又没有其它坚强后盾的支持，做生意？那是绝不可能的。在家乡贷款的利息呢，又很可能更高，而且催得可能更紧。所以我认为，支持民工创业，让他们能够有真正的崛起，那麽国家就应当在资金支持的制度方面，帮他们一把。民工救助体系，是对民工伤亡的家庭实施救助。至于舆论监督体系，这里就不用赘言了。
从制度上讲，我今天提了四个建议，我不知道政府有没有听進去一个啊。不过我在想，那怕他们只听進去了一个，而且让这其中的一个建议变为现实，那麽中国农民工的维权的口子，从制度上说就已经张开了，农民工维权的希望也就多出了一条宽阔的道路。
黄：是的，我们但愿这样的声音能够被听见，但愿这样的声音能够激起更多人对中国农民工问题的关注。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中国农民工调查》节目就進行到这里了。在下一次的节目之中，杨银波先生还会就如何促進政府和民间的交流来解决农民工问题，为你做更深入的分析。好，感谢您收听《放眼大陆》，我是主持人黄绢，祝福您周末愉快。拜拜。
节目：2004年6月19日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频道《放眼大陆》（主持：黄绢；受访、整理：杨银波）
黄：听众朋友，又到了《放眼大陆》和您空中相会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黄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增加了新的单元──中国农民工调查。在这个单元里，我们特别邀请到曾经多次進行实地调查，而且自己的父母亲也是农民工的大陆自由撰稿人杨银波先生，来和听众朋友们就大陆农民工的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以及在整个大陆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工的希望与失落，做一系列的介绍与反思。
杨：（余世存《一首写给流浪农民的诗》）我们没有身份，派出所的人抓住我们说活该，“如果不交钱你就没有三证，对我们来说你就不存在。”可是我们存在，我们还活着，弟兄们，我们还存在。我们交纳了增容费，暂且安身。报纸表达得暖昧，老太太的小脚跑来可真是敏捷，逢年过节地喊著防贼──她指的是你和我呀，弟兄们，她指的是你和我……（鲍家街 43 号乐队摇滚音乐：《晚安北京》）
黄：在我们前一阵子的节目里，已经为听众朋友们介绍了《中国农民调查》这本书，获得了听众朋友们广大的回响。接下来在《中国农民调查》之后，我们要为听众朋友们推出《中国农民工调查》系列报导。好，那麽我们就来听听今天的《中国农民工调查》第一集。（陈星、吕飞音乐：《离家的孩子》）
黄：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农民工的问题的？
杨：我们家里父母都是农民工，他们 1993 年的时候开始出去打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关注中国农民工。那麽在这之前对于中国农民工，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新鲜的称呼，那个时候还不叫“农民工”，还没有这个称呼，那个时候叫“盲流”。
黄：啊，对。
杨：回顾起中国农民工，它有将近 26 年的历史，准确地说有 25 年。将近 26 年的历史是从 1979 年开始的。这 26 年要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 1979 年到 1988 年，有十年的时间；然后从1989年初到1991年，有三年的时间；然后从 1992 年一直到现在，将近十三年，这又是另外一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有不同的特点。比如说，1979 年到 1988 年这个历史当中，在这十年里面，中国有 1.3 亿的农民转移。“转移”的意思就是说，他不干农活了，或者说他的相当大部分的时间不用在他的土地上了，或者去進厂。这个“转移”的主要特点是“就地转移”。那个时候中国出现了很多很多新的气象：比如说土地可以给农民种了，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而且那个时候农业结构也有调整，乡镇企业也在大量兴起。
当时的乡镇企业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从 1979 年到 1988 年有一个说法，我们老家也在传──“离土不离乡，進厂不進城”。可以离开土地，但是不能离开家乡；你可以進厂，但是你不能進城。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在这十年里面，发展最为迅速的就是乡镇企业，那个时候确实是个奇迹，包括学术界的、新闻界的，还有中共中央、国务院，也在关注这个很大的变化。当时最活跃的乡镇企业，比如江苏南部，它是集体经济；还有浙江省的温州市，它的经济不是集体经济，是个体经济，非常非常著名的，你去查一下资料看看；然后还有珠江，它的经济跟江苏南部、浙江温州又是不一样的，它是外向型经济，我想台湾是知道的，它主要是靠海外的，或者近靠香港的、澳门的，或者近靠台湾的，它是这样的一种发展趋势；那麽后来还带动起来了挨着台湾的福建。在这十年里面，乡镇企业的发展确实厉害。
那麽它是怎么打破的呢？在大陆有一段历史是非常艰辛的，1979 年之前的历史回顾起来的话，说不完。1979 年之后再过三年，也就是 1982 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提出来：允许农民進城开店，允许他们设坊，允许他们兴办服务业，允许他们提供各种劳务。然后再过两年，1984 年──也就是我出生后的第二年，国家加强了城市的副食品供给，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城市落户。它慢慢就打破了“农民不能進城”的禁忌。那麽在这之后呢？1985 年到 1990 年，这段时间就不得了，这个转移就不再是仅仅的“就地转移”，比如说“我是重庆的，我就不出重庆”，或者“我是重庆永川市的，我就不出重庆永川市”，不是这样的。当时有很多农民突破这种体制封锁，重庆的农民也到广东啊、福建啊，也到上海啊、北京啊。1985 年到 1990 年到另外一个省份的“异地转移”的这些农民工，就有 235 万人走了；在这五年里面，乡镇企业也吸收了2286万就地转移的农民。所以说那个时候确实是个奇迹，这是它的第一个阶段。（陈星、吕飞音乐）
黄：这个阶段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转型吗？
杨：现在看来，我觉得有成功也有失败。它毕竟打破了“农民不能進城”。“农民为什么不能進城”，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 1979 年之前的历史。研究这段历史，我从 1997 年就开始了，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初中，开始看专门研究这个历史的文献。非常艰辛的，1979 年的农民是最艰辛的。1949 年，中共建政。然后在 50 年代初，刚刚建政不久，中共進行土地革命，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农民确实有土地了。然后到了 50 年代中期，它突然就搞了一个“城乡二元结构”，城市是城市，农村是农村，你要分得很清楚，城市的资源你农民是不能占有的，搞的是这种社会屏蔽的、全社会的歧视政策，不允许你农民進城。1956 年的时候，开始对城市经济進行改造。什么改造？私营经济改造。把私人占有的工商业体系，改变为公私合营。
1956 年后之后就不得了──彻底反了！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城市化”，它不是“城市化”，它是“反城市化”，它不允许国家城市化！了解大陆历史的应该知道，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有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等。1979 年之前的国家经济策略，是讲究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搞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因为计划经济，导致了很多很多的全社会的很大很大的问题，严重的失偏，严重的失重！计划经济了，你的资源配置怎么办？你怎么估评啊？你有没有根据啊？你的决策有没有根据啊？经济结构也是很大的偏差。当时的中共是怎么改革的呢？它当时改革的政策，现在看起来真的很可笑。比如基本的生活用品，基本的生产用品，用“低价”的政策，它觉得这已经是一个改革了；还有，农产品是统购统销的；城市职工的工资之外呢，也有福利制度。就算是这幺小的改進，在那个时候都已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举动。
但是，在这些所谓的“改革”的政策之外，它用的一些制度是相当残酷的。比如说，1979年之前的人民公社制度，不允许农村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它不允许。还有，城市劳动的工资，国家控制你的工资，不是说你干得好就多给你很多，或者你自由获取，不是这样的，你的所有东西都归国家所有，它是一种大一统的控制制度。还有直到我们今天都骂得很凶的户籍制度。再有，居住在城市里面的人也受苦，不是说农村不好城市就好，城市也有更细致的制度，比如单位体制，比如干部工人区别的身份制度，比如分层制度，级别制度，等等。在这样的全社会的水深火热之中，很多呼声就喊出来了──必须解放生产力！1979 年，也就是文革结束不久，各种冤案啊、错案啊、罪案啊，就开始“翻”，而且当时民间还出现了非常了不起的“民主墙运动”。这个时候，开始慢慢有这样的冲动了──农民就是要進城！最近几年我采访的人很多，我问他们：“你的工龄有多长？”有的说：“二十五年。”那二十五年，一算，不就是 1979 年就冲出来打工了吗？
杨：除了《外来妹》（著名电视连续剧，1991年央视播出，1992年之后全国热播）之外，这样反映农民工真实生活的作品还有1988年张良导演的电影《特区打工妹》，专门反映深圳的打工者生活。还有一些小说，比如张伟民写的《下一站》，林坚写的《别人的城市》，安子写的《打工女郎》。还有部报告文学叫《广深走笔》，是陈俊年写的。另外，还有些被称之为“打工文学”的刊物，比如广东这边的《广州文艺》、《佛山文艺》、《江门文艺》、《大鹏湾》、《花城》等等。这里顺便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农民工最喜欢听的、最喜欢唱的歌是什么？我告诉你，不是像报纸上谈的什么“看黄色录像”啊，不是这些！他们太低估民工的素质了，民工的素质没这么低！民工喜欢听的歌是《流浪歌》，喜欢唱的歌是《离家的孩子》。这些歌为什么那麽出名？就是因为这些歌写尽了他们的血泪！那歌写得、唱得太好了，“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全国五湖四海的农民工唱起这首歌，交相流泪。（陈星音乐：《流浪歌》）
黄：那麽接下来请杨银波跟我们介绍一下，大陆有哪些地方是农民工外出打工最多的省份？
杨：外出打工的人最多的是四川，四川也是中国大陆第一人口大省。那麽四川之后就是贵州，因为贵州这个省，按我们大陆的话说，“计划生育搞得不是太好”。
黄：人太多了嘛。
杨：对，人太多。在我所接触的人里面，贵州人打工地点最多的是广东，然后就是浙江、福建、北京，这些打工地点里面的贵州人最多的是来自贵州省正安市那一带的人。前天我又接触到几个贵州正安的人，是五兄弟，最小的才16岁，最大的已经有40多岁了。正安那个地方很穷，虽然树很多、煤很多，但是这个钱装到哪里去了你说？没装到他们包包里面去。滥砍滥伐、滥采煤，特别多，主要的利益却不在农民那里。那麽四川、贵州之后呢，就是安徽。《中国农民调查》，看了没？
黄：主要是描述安徽省当地农民的生活。
杨：安徽的农民工相当多，在广东这边干的很多，我也接触了很多安徽人。安徽之后就是湖南，湖南之后就是河南，河南也是一个人口大省。而且我告诉你一个消息：河南在广东这边打工的，不一定是進厂的。河南在这边，有一群人数目比较大，比较醒目，你猜是干什么的？
黄：不知道。
杨：捡破烂。
黄：捡破烂？
杨：对，在广东这边捡破烂。在河南省驻马店市有个县叫平舆县，平舆县里面有相当多的人都是捡破烂的，而且很多捡破烂的还能修起房子，5万块钱的楼房。当然，在河南家乡，也有在捡破烂的时候靠偷、靠抢搞起来的；那麽在这边呢，很少有人偷抢，不过被打残废的、打死的也有。我前几天刚刚采访了一个河南省平舆县捡破烂的人，他是我朋友，也是我以前的邻居，叫王秋喜。他们一家四口人，他的孩子有两岁多，他的老婆也在捡破烂，还有他的母亲有68岁了，四个人都在广州郊区一起生活。这就是说，农民工的工作范畴非常广泛，不光是進工厂、农场，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农民工从事得最多的是建筑业。我父亲杨庆华今年已经48岁了，他现在又到一个地方去搞建筑了，帮别人修建租给民工住的房子。我对他说：“你可以不去搞建筑啊。”他对我讲：“习惯了。”这就是许多人觉察不到的地方，很多人认为农民工最大的希望就是“不干，什么都有”，但是我不这么看，这么看只会降低农民工的素质。他们习惯了奔波的生活，习惯了那种和民工一起吃饭，和老乡之间吹吹牛啦、打打牌啦、看看电视啦，那种日子好过一点，觉得在外面兄弟朋友挺多，能凑合。
这确实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一种特殊的社会面貌，虽然表面看来他们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可是他们自己认为自己仍然是农民，百分之九十多都是这样回答我--“农民！我算什么工人？我又不能跟城市里面的人比”。“工人”在他们的头脑里永远是“城市人”的范畴。所以说，我这么多年的调查，这个群体可以让你非常难受，也可以让你很高兴、很喜悦，尤其是在他们领到工资之后。他们的谈吐也仍然保持着农民的特色，保持着他们那种朴实，不是那种奸诈得不得了的，这种人我碰到的不多。因此广东确实要感谢他们，不得不感谢他们，他们真的太能吃苦了。而且我觉得政府部门，太缺乏像我杨银波这样深入他们、接触他们，没有具体了解他们实际的困难、实际的需要。而且那些所谓的“调查”、“研究”都带有很强的官方性质，你要去搞一个调查研究，你还得经过劳动部门，或者党委、政府的认可、批准、监督，那麽搞出来的这种调查研究有多大的真实性？有多大的价值？难说。（陈星音乐）
黄：接下来请杨银波跟我们谈一下，这些农民工主要是从事哪些行业？
杨：首先是建筑业，然后就是進厂。我们现在讲的“進厂”，这都是一个比较让人羨慕的词了。然后就是帮当地农场主种菜、种果、种树，养鱼啦、养猪啦、养鸭啦。还有就是在当地的机关、院校、医院这些，去扫地或者其他。也有当家庭保姆的，餐饮业，裁缝制衣，送货，当摩托司机，搞修理服务等等，有很多很多。有的也在集市贩卖东西。昨天晚上我还专门到街上去看，又去采访了一大堆人。他们忍受不了打工的那种折磨，自己出来买点东西来卖。那卖什么东西呢？水果、蔬菜、小吃、衣服、服饰、盗版，盗版的磁带才两块五毛钱一盒。我问他们：“你们货从哪里来？”他们回答我说：“甭问啦。我们卖这个磁带，一盒才赚两毛钱。”这段时间，广东产荔枝很多，剩货太多，去买来卖。现在街上是大片大片的荔枝，早上八点多去卖，晚上可能卖掉十分之一都没有，因为竞争太激烈了。很多原来到这边打工的人，也到广东菜农家里去买菜来卖。农民工的生活招数比原来多，但是要面对的问题也很多，在他们看来就是得防范巡警、城管，被抓到可就麻烦了。在我的家乡重庆，还有两种农民工：男的，出来当“棒棒”，也就是帮别人挑东西的挑夫；女的呢，出来擦皮鞋。
黄：擦皮鞋？那不都是男的在做吗？
杨：NO，大多是女的。
黄：我们在西方的电影里面看到的鞋童，鞋童通常都是男的啊。
杨：鞋童？对不起，鞋童的话，可能还没谁理睬你的生意。擦鞋的，最怕的就是城管。我不知道看到过多少场景，看到很多很多的城管把擦鞋的鞋箱踩得稀巴烂，把钱也没收了，有的把你身份证都给卡住，让你--滚！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黄：那他们这样的生活非常的没有保障……
杨：流离失所。四个字形容：流离失所。到处逃，是一个游击队的样子，在火车站的里面、外面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情况。我告诉你，在重庆菜园坝火车站周围的小饭馆，三两面六块钱。擦一双鞋呢？一块钱。也就是说，要吃上三两面的话，得擦六双鞋，擦六双鞋可能要等一个上午。
黄：那是不是竞争的人太多了？
杨：太多了！也形成了一些帮派，一些老乡聚集在一起，大家抢生意，抢过来一个生意就算我们赢了一次。这个市的，那个市的，这个区的，那个区的，各种各样的帮派。最怕的就是公安、巡警、城管。
黄：但是这些人还是要去。
杨：没有办法嘛。你想想，重庆那麽多区，那麽多县，那麽多市，你要是有机会，你去这些地方仔细看看，这些农村它到底靠什么发展？服务业，最大的是服务业，“棒棒”、擦鞋都是服务业。而且我刚才还没有谈到一个内容，就是民工当中也有一些从事“逼良为娼”的服务业，也就是性服务业，有被逼的，有自愿的，有自己都没有办法的，无奈之中的。而且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最近这一两年中国大陆媒体有那麽一点冰山一角的揭露，那就是女大学生当三陪啦，坐荤台啦、坐素台啦，就我所知的都有很多，但具体到究竟占百分之多少我也没有一个数据，但有这样的现象存在。这些女大学生当中，从农村出来的那一部分，也算是一种特殊的从事服务业的农民工。她们这么做，主要是为了交学费，攒一点钱。中国大陆的学费太贵了！自教育产业化以来，比过去翻了不知多少倍。
最近几年，广东这边的大学学费，一年一般是上万的；湖南那边几千，搞艺术系的是八千，普通的都是五千多；也有三四千的，三四千在贵州这边；重庆那边是四五千。我在湖南的时候，曾经帮助过一个人。这个人叫郑勇，比我大一岁，我原来在他家里租房子住，每个月四十块钱房租。他考上了大学，考上之后，我是亲眼目睹了那个家庭的悲剧。他母亲很瘦、很矮、很黑，混身是病，她没有半点办法，从她知道她儿子得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一直到她儿子真正把脚踏進大学校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她究竟哭了多少次，起码每天哭两趟，想着想着就哭，没办法。她设法去借钱来办一两桌席，请她的亲戚来吃饭，吃完饭以后找她的亲戚借钱，可是没有人借钱给她。虽然那个地方还是一个著名的“鱼米之乡”，庄稼好得不得了，可是郑勇的爸爸郑彩树也没有什么办法，他平时顶多也就是去搞搞建筑、做做木匠活，弄一两个小钱。
最后是他们家想尽了一切的办法，找我们、找乡里乡亲帮一点点力所能及的忙，然后又到银行贷款，才让郑勇去读到大学，而且还是一个二流的理工大学，学费是一年七千多块钱。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农民实实在在的压力，这些压力不得不逼着农民到外地打工。那麽这些外出的农民工，寄钱回家最多的是哪些人呢？36岁的人。36岁是人生壮年。这些人的孩子已经有12岁左右，刚刚从小学上升到初中，学费增高，生活费突然冒出来；而且这些人的父母都60岁左右了，得增加赡养费。还有的农民工，他们的孩子考上了大学，那麽他们这时候寄回去给孩子念书的钱，可能不是他们许多年攒起来的，而是借的。民工之间嘛，谁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兴奋得很，为他们骄傲，眼中充满羨慕的目光，哪怕素不相识的民工，都可能给你50块钱，觉得这一家子真是有出息啊，就是这样。
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中国农民工调查》第二集就進行到这里了。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请杨银波先生来为我们主讲《中国农民工调查》第三集。我是黄绢，祝您周末愉快，拜拜。（陈星音乐）
节目：2004年7月24日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频道《放眼大陆》（主持：黄绢；受访、整理：杨银波）
杨：1998年3月2日，国家教委和公安部发布了一个暂行办法，叫《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暂行办法的第七条规定：流动儿童少年就学，以在流入地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借读为主，也可入民办学校、全日制公办中小学附属教学班（组）以及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的简易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但是这个简易学校呢，需要一定的设立条件，比如学校建筑设施、教育设备、教材、师资力量等等，都必须经过流入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审批认可才行，而这些设立条件所须的办学经费是目前许多民工子女学校都承受不起的，那麽相应的，办学成本擡高，民工子女的学费也会擡高，民工自己也承受不起，所以大多数的民工子女学校目前只能维持地下状态和被迫搬迁乃至被迫关闭、停办的状态。我所知道的是，2001年8月之后，仅在北京市丰台区，就有几十所民工学校被关闭或停办。
民工在流动，民工子女在流动，民工子女学校在流动，民工子女的老师也在流动，他们的工资一般是500块钱一个月，很辛苦，而且学校里面还经常规定，教师的菜不能多给，肉不能多买，没有那麽多钱嘛。另外一个让人觉得有点黑色幽默的事情，就是学生来源很广，五湖四海的口音不相同，河南的民工子女在北京上学的可能要占到1/10左右，其次就是安徽、湖北、河北、四川，口音变化很大，老师上课的时候都不知道该用四川话还是北京话。学生的年龄和学业基础差异也很大，有的可能十六七岁，有的可能才三四岁，有的英文都会一点，有的连英文字母ABCD、拼音字母abcd都搞不清楚。不过尽管如此，却有一个非常感人的事情，那就是这些学生其实都很喜欢自己的老师，即便这些老师的教学水平再怎么低，或者可能只是一个小学毕业，这些学生都很尊敬老师，很听他们的话，老师也从内心里爱护、关心这些孩子，在一些电影里面能看到这样的情景，这确实是一个实际情况——同是天涯沦落人嘛。（陈星音乐：《流浪歌》）
黄：那麽长期地得不到公平的教育机会，在这些农民工的孩子身上又会留下什么样的影响呢？杨银波继续说——
杨：最大的问题是孩子的心灵深处受到的伤害特别大。比如外地来的孩子非常讨厌北京孩子，觉得他们欺负人、看不起人，觉得北京的这些人怎么老是到处要钱、到处赶人、到处查证！我记得有个孩子曾经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在北京办暂住证，而北京人到我们家乡就不办暂住证呢？
黄：说得好！
杨：这个问题可能连成年人都无法回答——这是一个多么大的问题啊！我想对政府说的是，如果政府真的是真真正正地关心农民工，那麽，请千万不要忘记了农民工的孩子——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更不能忘记他们，因为这些孩子没有真正地享受到国家九年义务制教育的机会和权利，国家九年义务制教育在这些孩子身上只是一个谎言、一种欺骗，这种欺骗伤害得太大了，伤害的可能不仅仅是一代人！另外，很多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或者在交谈的时候，最烦、最反感的就是北京的查证。在去年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之前，1999年，北京在这一年里面就收容了149359人，约占外来流动人口的5%，每20个民工当中就有一个民工被收容——仅1999年11月26日这一天，就收容了4167人。北京农民工光是花在证件上的费用都是一个很大的费用。
第一个要办什么证呢？流动人口证，每人每年交50元～80元。第二个要办暂住证，每人每年交188元。第三个要办就业证，每人每年交185元。第四个要办健康证，每人每年交40元～50元。第五个要办婚育证，每个证交5元。第六个要办职业资格证，每个证交4元。这六个证加起来，每人每年至少要花450元，这450元相当于打工一个月的收入。当然还有一些行业歧视。在北京，有些事情是不准你去做的，或者说即便你去做了你也很难，因为你是外地人，你没有本地的户口。如果你要办经营执照，那是不容易的，你没有北京户口，工商所不理，给钱也不办，没有执照就不合法，那就只有挨罚，所以你只能花几万块钱乃至十几万来买北京户口。你经营的时候也可能被罚，比如在路边摆摊，那麽城管要管你，進货上车交警要罚你，甚至扣你车。如果你没有北京户口和抵押品，你也不可能从北京银行贷款。这就是北京外来民工的真实现状。（陈星音乐）
黄：谈过了北京外地农民工小孩就学的困难，以及对农民工工作行业的限制之后，杨银波继续谈到了江苏，在江苏也有类似的限制情况。
杨：我跟你讲讲对你来说还算熟悉的江苏吧。江苏有一个很让人气愤的，但是也在全国非常普遍的现象——行业工种限制。比如江苏省会南京，有的允许农民工干，有的不允许你干。允许干的，比如建筑安装工、环卫工、矿山井下工、装卸工、搬运工、瓦木工、水手、冶炼工、铸造工、车工、挡车工、缝纫工、消防员、废金属处理工。这些工作是相当低贱的。
黄：而且是出卖劳力，或者是比较容易有职业灾害的职业。
杨：比这些行业稍微好一点点的呢，就不允许农民工去做了。哪些不允许呢？清洁工、营销员、厨工、消费行业的服务员、家政服务员、商店营业员、宾馆服务员、门卫、保安、电工、驾驶员、话务员。这个行业限制，在全国的很多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从1994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10年的历史，至今没有废除。
黄：最后杨银波以余世存先生的一首诗，为今天所谈的内容做了注脚。
杨：这是一首比较长的诗，叫《一首写给流浪农民的诗》，又叫《歌拟奥登》，由中国著名作家、同时也是我们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员余世存先生所写。全诗是这样的——
据说这个城市有一千万人口，有的住花园别墅，有的住胡同平屋，有的住在海里头；可是我们没有一席之地，弟兄们，我们没有一席之地。据说这里是我们的历史和梦想，是我们的骄傲，我们象亲戚来串门，却也引起它的懊恼；它让我们呆在原地不动，弟兄们，它让我们原地不动。我们的原地，荒凉的地方只有不长五谷的山沟，我们要靠它吃饭人们却痛心疾首；他们不让我们砍树，弟兄们，他们不让我们砍树。我们逃离饥饿，寻找幸福，交通部门要走我们的所有，让我们挤在一起窒息，疯狂，死去，认清自己——不如他们眼里的一条狗，弟兄们，我们不如一条狗。
我们没有身份，派出所的人抓住我们说活该，“如果不交钱你就没有三证，对我们来说你就不存在。”可是我们存在，我们还活着，弟兄们，我们还存在。那从我们中间飞升上去的悄悄地说我们是一种文化，我们游荡去来，象蝗虫，从三国水浒吃到现在；他们说我们是害虫，弟兄们，他们说我们是祸害。去到一个科研院所，他们论证说——目前还没有我们的现代化计划，等下辈子再来找它；但这辈子我们怎么化，弟兄们，这辈子我们怎么变化？我们交纳了增容费，暂且安身。报纸表达得暖昧，老太太的小脚跑来可真是敏捷，逢年过节地喊著防贼；她指的是你和我呀，弟兄们，她指的是你和我。
有人说我们太笨，素质太低，为什么禁止我们進入很多行业？他们明明知道中关村里的电脑是我们攒的。有人说我们到城里来只是出丑，同样是修路，扫地，法律法规却让我们交出自由，我们规规矩矩地坐在城里人身边；他们却皱着眉头，弟兄们，他们指我们太臭。听说学者们的忧愁就象富人的富有，就象我们的匮乏，他们反抗现代性的异化，听说他们比我们活得光荣伟大；他们在绝望里令人感动，弟兄们，我们在绝望里无所适从。我想我听到了这个城市上空有一个声音，那是陌生却异常的权威，说：“他们必须牺牲。”噢，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弟兄们，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
看到一只狮子狗裹着短袄，别著胸针；看到门儿打开，让一只猫走進门；看到人们都在出国；看到学生们扔砖头，看到“我的朋友比尔”在北大演说；看到春天的花和春天的鸟，看到一条鱼在饭店前的水池里自在地游，我们是新奇带一点儿糊涂，弟兄们，是新奇带一点儿糊涂。我们流浪，从80年代到又一个世纪，我看见这个城市日新月异，万家灯火；没有一盏属于我，弟兄们，没有一盏是我们的。武装警察越来越多，防暴队伍有特殊的任务，从东单到西单，他们要保卫权威和一种幸福，走去又走回；他们在寻找你和我，弟兄们，他们在寻找你和我。
黄：听众朋友，今天的《放眼大陆》就在这一首写给流浪农民的诗当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黄绢，谢谢你的收听，祝您周末愉快，拜拜。（陈星音乐）
节目：2004年7月31日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频道《放眼大陆》（主持：黄绢；受访、整理：杨银波）
杨：在广东，有48.3%的民工的月收入没有超过800块钱，每天不到27块钱，然而现在打工的成本又越来越高，比如办理各种证件、各种高消费等等。加之目前物价上涨：比如说猪肉，前几天《南方周末》刊出报道，说我家乡重庆的猪肉，背脊肉已经是15块钱/斤，普通的肉10块钱/斤，而过去一般是5～7块钱/斤；米价也在涨，油、鲜菜、肉禽、水果，还有棉花、钢材、焦炭、水泥、石油等等，都在涨。“涨了！涨了！涨了！”打电话问全国各地的朋友时，对方都这么回答我。涨得到底有多厉害呢？2004年6月，官方的统计是：中国的消费品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上涨了5%，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了4.1%，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上涨6.4%，原材料燃料动力购進价格指数上涨了11.8%，而食品价格指数竟然上涨了14%！所以好多民工都想回去种庄稼了，但是某些民工一回家却发现自己的土地居然已经被村干部卖出去了！真是痛苦啊。
再一个痛苦就是，现在的天气非常炎热。比如说--重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已经累计出现了10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已达40度，目前全市农作物受旱面积已达174万亩，23万名居民临时生活用水不能满足需求，25万头牲畜存在暂时饮水困难，而且未来还将有30天左右的伏旱。浙江呢？遭遇50年最严重的旱情，目前已经有10多个县市严重缺水，大水库蓄水仅为正常蓄水量的55%。西安呢？出现39.3度的高温，创下西安50年来气温最高纪录。上海呢？已经达到36.8度，累计高温日已达18天，比常年多出一倍。北京呢？城区突破39度，郊区突破37度。那麽我现在所在的广东呢？最高温度达到38度多！
黄：哎哟。
杨：就拿广州来说吧。7月1日和7月2日，在这短短两天以内，因为天气酷热而死亡的人，至少就有39人！在四川成都，根据几家医院的统计数据显示，在中暑患者中，有一大半的人都是高温作业的民工。我父亲今天也因为天气热被逼着回来了。这天气太热啦！我在民工工地上住的时候，早上5点半他们去开工，到了7点的时候天气就开始突然地闷热，到了上午11点左右天气就越来越热，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衣服全部被汗水打湿，紧挨着身体，没有一件是干的。回到民工租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马上提水冲凉。今天我父亲一回来的时候，我一看他，哎呀，完全变了样子：全身发黑，黑中透红，红中透黑，两个肩膀、背部、手都是红黑色的，脚上全是伤--被钢板、被砖块磨坏的、碰坏的。往他手上一摸，象什么？一块铁！全是钢茧、手茧，用刀来划都能够把它割下去，一块一块的。肩上起码有0.5公分的肉已经变成了茧，用刀来削掉，居然不痛。我希望大家通过我刚所讲的这些，能够实实在在地体会到在7、8、9月份，民工所遇到的这些危险和威胁。（陈星、吕飞音乐：《离家的孩子》）
黄：谈过了酷热的天气，杨银波接下来为我们谈到农民工在夏季里的另一个威胁，那就是--洪灾。
杨：这些天，打开网站、电视、收音机、报纸、杂志，最重大的消息就是洪灾。根据中国民政部7月25日的统计，今年死于洪水灾害的人数为95人，另有63人在洪水地区失踪。洪水已经导致93万人失去家园，受洪水影响的民众达4000万人，倒塌房屋13.7万间，43.5万间房屋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比如说--湖南：267万人受灾，怀化城区1/3面积遭淹，洞庭湖水系的沅江发生较大洪水。湖北呢？武汉出现洪峰，形成25．15米峰值，中小河流和水库汛情紧张。河南呢？漯河、平顶山、南阳等市发生洪涝灾害。广西呢？37个市县遭洪水袭击，造成27人死亡，柳江发生超警洪水。辽宁呢？辽河支流清河、柴河以及位于辽东地区的辽河干流水量猛涨，辽河发生入汛以来最大洪水，东部山区还发生了泥石流。
云南呢？盈江发生滑坡泥石流，2人死亡53人失踪；怒江洪灾造成6人死亡10人失踪。甘肃呢？中部降暴雨引发大面积洪灾，4人死亡。安徽呢？淮北发生涝灾，致使80余个村庄被水围困。贵州呢？17县市洪涝成灾。青海呢？28个县遭受洪灾，4.24万人受灾。山西呢？平陆县10个乡镇遭受洪灾，经济损失2476万。河北呢？局部遭受洪灾，防汛形势严峻。那麽广东呢？汕尾市降雨量超过160毫米，大雨造成汕尾市区多处地方大面积积水，一些村民的家禽养殖场被淹，部分家禽被雨水冲走。中国的生态环境在不断地变坏，年年如此，这是需要正视的一个现实。那麽另一个现实有没有被正视呢？尤其是那些从湖南、湖北、河南、广西出来打工的民工，他们现在在干什么？还是继续在外面加劲地找钱，然后把这些钱寄回去给被洪水淹了的家人，给他们提供修房子的钱，给他们提供吃饭生存的钱。没错，政府可以解决一部分或者说一个小部分，抗洪抢险的队伍能够使民众在洪灾中的生命得以保住，就已经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啦。那麽受灾的民众如何继续生活呢？靠的还是外面打工的亲人。
黄：也就是说，在夏季的时候，也是天气最热的时候，在这时候农民工的打工非但不能停止，而且还要更加辛苦地工作。
杨：很难熬啊，每年的夏季民工都很难熬，可是他们又不能不熬。相对于内地的洪灾而言，在广东打工基本上可以避免在洪水中死亡。因为广东的大部分地区很难出现洪灾，它靠海。广东出现洪灾的地方一般是吴川、湛江、韶关、茂名、封开、清远、连山、河源、梅州、五华、翁源，比如吴川的梅江、鉴江、袂花江，韶关的武江、浈江、北江。除了韶关之外，东莞、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惠州、潮州、汕头等民工聚集的城市，一般不会发生洪灾。另外，我曾经专门在湖南看了一下洪水的位置，看了一些“抗洪抢险纪念碑”，有些官兵也死亡了，民众每年的死亡人数一般也是百余人。在现在我们谈话的这个时候，湖南的洪水就是最猖狂的，郴州、衡阳、株洲、永州、张家界、怀化、长沙、岳阳，这8个地方最严重。它的全省受灾人口一般都是一千万左右，成灾人口也是数百万以上。
除了人的生命之外，湖南几十个市、县、区、自治区的耕地、住房、学校、商店、厂矿企业、机关事业单位，还有水利、电力、公路、桥梁等等，更是屡受重创。本来湖南就那麽几大水系嘛，湘江、资水、沅水、澧水、洞庭湖，但是湖南位于中国最中部、长江中游南部，平原很多也很大，不象贵州、重庆、云南那样出现大的泥石流。比如说洞庭湖，每年湘江、资水、沅水、澧水平均入湖的水量就高达3018亿m3，这个年平均入湖水量是鄱阳湖的3倍、黄河的5倍、太湖的10倍。但是洞庭湖只有一个出口，泄洪能力很有限，一旦遇到暴雨，就会马上形成上压下顶之势，酿成洪涝灾害。再比如说洪灾不太明显的湖南常德，当时洪水淹过来的时候，没有经历过的人根本无法理解、无法想象。我到常德的石门、临澧，是什么感觉呢？头上是烈日，头下是洪水，去年石门被淹的时候，县城被淹的面积就占了80%，光是二都乡、易家渡镇澧水两岸就有33个村被淹，有8万多群众被洪水围困，很恐怖啊！
中国每年都会发生的这种洪灾，它对于打工的人来讲是个什么概念呢？首先，民工家里的人在家乡被淹死了，那麽他们还有什么劲头去打工呢？大家还记得1998年的洪灾吧，那场大洪灾影响到了2.23亿中国人，一共死了4150人，有690万房屋和530万公顷庄稼也被同时毁掉。可是每年都有那麽多的人死于洪灾，而这些人的家人、亲戚却可能正在外面苦干，他们在打工之余连看电视的勇气都没有?
节目：2004年7月17日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频道《放眼大陆》（主持：黄绢；受访、整理：杨银波）
黄：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放眼大陆》，我是节目主持人黄绢。今天是《中国农民工调查》第五集的播出。
杨：（余世存《一首写给流浪农民的诗》）那从我们中间飞升上去的悄悄地说我们是一种文化，我们游荡去来，像蝗虫，从三国水浒吃到现在；他们说我们是害虫，弟兄们，他们说我们是祸害。去到一个科研院所，他们论证说，目前还没有我们的现代化计划，等下辈子再来找它；但这辈子我们怎么化，弟兄们，这辈子我们怎么变化……（鲍家街43号乐队摇滚音乐：《晚安北京》）
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中国农民工调查》系列，和我们一起走入中国农民工的世界。在上一次的节目里，大陆自由作家、同时也是“农民工之子”的杨银波先生为我们回顾了大陆官方和民间过去是怎么研究农民工的问题，同时杨银波也和我们分析了大陆农民为什么走入城市之后又回到农村的各种原因。那麽在今天的节目里，杨银波接着要从广东以及四川竹镇的例子来和我们進一步地探讨中国农民工的问题。
杨：那麽现在呢，我们就主要地谈几个省。第一个：四川。在四川有一个镇──竹镇，这个镇是近靠成都市的一个小镇。竹镇的发展历史，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典型，要研究中国农民工问题，必须涉及到这个镇，因为它太有代表性。在1979年～1986年的过程当中，竹镇的发展主要靠的是到成都市打工。1986年左右，成都开始大量辞退民工，主要是辞退女工，因为各种各样的人才、技术以及当时的经济环境都很差，效益变得越来越低。这些女工不知道该怎么办。1986年5月，竹镇专门成立了一个办公室，名字叫劳务输出办公室，现在已经改名为劳动服务站，在全国各地类似于竹镇劳动服务站的站名在目前有很多。1986年～1988年，在这三年的时间里面，竹镇仍然向成都输出民工，一共输出了2214个人，当时也没想到要把民工调到外省去。1987年，又紧张起来。当时竹镇的劳务输出办公室主任，还有县里面的劳动局、劳动服务公司的一些领导，一共有五个人，他们恰好认识一个香港的商人，这个香港商人说广东这边有发展前途。
这五个人就到广东的很多地方来考察，比如广州、深圳、东莞、珠海，最后是定在东莞。大家在心态上都很小心。他们所考察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广东这边到底安不安全？另外一个是：广东这边的风土人情啦，排不排外？似乎觉得广东人很“傲”一样。还有一个：广东的物价水平怎么样？考察到这些之后呢，经过对比、权衡、分析，得出结论：广东东莞的物价水平相对较低，那里的风土人情比较纯朴，所以竹镇当时就和东莞的厚街镇签了合同。──你知道厚街镇吗？很多报刊杂志、电视广播经常出现这个地名，现在是非常繁华的一个镇了。当时与竹镇在厚街镇签第一个合同的是厚兴皮具厂，要竹镇的50个女工过去做工。当时很小心啊，很多竹镇的乡亲看见领导回来，一听，很担心：哎呀，要送这么远呀！要从四川这边，跑到广东，不得了，不敢想像。公平地讲，那时的政府还是有一定的开放意识和远见，而要把这个远见实行起来，却很谨慎。比如，送女工到广东，那麽谁来负责运送呢？就是当时竹镇的武装部长。
黄：哦？哎呀，真有趣。
杨：怕出事情。因为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比如“资本主义是吃人的草”啦，“妇女出去就是卖淫”啦，广东那边靠著香港，经济是外向型经济，跟台湾也有大量合作，是这种背景嘛，肯定就有这种意识上的顾忌和担忧。那麽结果到底怎么样呢？到1998年的时候，竹镇到广东打工的人实际上已经有了15788人。最早的是1987年，女工到了东莞是怎么做的呢？大家都不放心嘛，那麽武装部长就在车上是谈了又谈：你们出门，在哪个地方停车，要准备哪些证件，哪个地方要签字，上厕所、吃饭一定不能走丢，这些都谈得很细。1992年、1993年的时候很挤，光是竹镇这个地方的民工在车上就有突然“疯”掉的情况，又热、又乱，黑社会、流氓痞子又很猖狂，挤掉的人有的还找不回来。
80年代后期在输出安全方面，略为好一些。当时出来打工的民工如何让家里面的人安心呢？写信回家，父老乡亲看着信就容易放心啦。然后大量的信件就寄到竹镇，竹镇就把信收集过来，每天向整个镇广播：亲爱的父亲、母亲，你们怎么怎么样，女儿在这边过得很好，吃穿住行都有照顾，等等。整个镇里面都围绕着这些消息，大家心里面也就踏实了。这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渡过程。现在竹镇政府在东莞这边有一个民工分支管理机构──办事处，就好比一个小的“大使馆”，只要竹镇的民工在东莞出了什么事情，就找东莞这边的办事处。比如说：哪个厂要辞退竹镇的民工，那麽办事处工作人员就去厂里面去领这个民工，然后又帮民工安排新的工作。但是这样纯粹为民工办事的办事处现在已经不多了，因为过去竹镇的办事处人员还没有太计较个人的私利，他们过去所做的，主要是为了维护竹镇政府的权威。这是当时最主要的设立目的。（陈星、吕飞音乐：《离家的孩子》） 黄：可惜，四川竹镇的经验并没有推广到大陆其它地方去，取而代之的反而是以赢利为目的的职业介绍所。
杨：那麽现在就不这样做了，首先政府也要赚钱嘛，所以里面就出现了一些人所办的新机构，也就是现在我们经常看到的职业介绍所。在台湾有职业介绍所吗？
黄：有，不过现在大家找工作的方式其实蛮方便的，就是上网去找，所以职业介绍所已经是几乎不太有了。早期的时候是有的。
杨：在现在的广东，职业介绍所很多，骗钱的也有很多。我告诉你一个事情，我18岁的时候在重庆，那个时候我还找不到方向，不知道该干什么，还没想到当什么作家之类的。我到重庆江北区观音桥的一个职业介绍所去，一進去，对方说：“先交50块钱！”50块钱拿过去，对方说：“这个是地址，你过去就行了。”第一个工作是专门帮别人倒茶，400块钱一个月，试用期只有200块钱一个月。我一進那个茶楼，对方笑哈哈地问候：“你好老板，喝茶吗？”我说：“不是，我是来找工作的。”对方的脸色马上就变了：“对不起，我们这里已经满了，你到别家去吧！”哎呀，我从观音桥到那个茶楼，坐了半个小时的车，然后又坐回来，对职业介绍所的人说：“那边已经不要了。”他们又给我一个新地址，我又坐车去，对方还是说：“对不起，我们满了！”然后又新找几个，仍然如此，或者找个借口就不要了，而且那些个工资标准完全就是欺负人。所以一气之下干脆不找工作，自己想办法算了。现在的职业介绍所不值得信任的太多，大多数的民工也不是靠什么政府，而是靠亲人、老乡、朋友，或者靠自己，很多人都是不求什么人就直接去找工作。
黄：有没有看报纸？
杨：也有。但是应聘的人太多，一过去，“干这行有多长时间？你是什么文凭？”一些民工老实地说：“我小学毕业。”那个时候你就不行了。所以现在人们为了找工作，花尽了力气，比如卖假的文凭啦。我就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朋友说：“杨银波，你的字写得好，来，你帮我填填。”我问“怎么填啊”，朋友就说：“哦，这个填姓名，这个填年龄，这个填初中毕业吧。”我问“你到底是几年级啊”，朋友一叹气，“哎，实话告诉你，小学三年级都没读完。”哈哈。为了找工作，或者为了找更好的工作，他们首先要骗过第一关，甚至连身份证都可能是假的，姓名可能是假的，年龄可能是假的，工作经验也可能是假的，什么都可能有假。刚才我重点地谈了四川竹镇的民工历史，和关于民工找工作的细节问题，简单地谈了民工到底是怎样变为今天如此开放又如此矛盾的过程，政府又如何从开始特别负责变为今天计较个人私利的过程，仅作一个肤浅的了解。（陈星、吕飞音乐） 黄：谈过了四川竹镇，接下来杨银波和我们谈到广东特殊的“城中村”现象。
杨：接下来我们進入第二个省：广东。对于民工而言，广东有四大名城：东莞、广州、深圳、珠海，非常现代化，它们是江西、安徽、四川、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广西的民工最聚集的地方。对于东莞，民工聚集的意向要强一点，民工最多。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广东的很多地方，城不像城，村不像村。
黄：我不晓得，我没去过。
杨：没去过啊，好，那麽我给你举个例子：广东东莞市凤岗镇有一个管理区，叫雁田管理区，1996年的时候它的外来人口就已经超出了它本村人口的10倍以上！
黄：哇！
杨：广州天河区中山大道有一个村叫棠下村，这个村的村民有6000多人，但是这个村的外来打工的人就有3万多人，是本村人口的5倍。另外，广州天河区还有一个村叫石牌村，这个村的村民有9000多人，那麽外来打工人口有多少呢？4万多人，也将近是本村人口的5倍。这就是珠江三角洲的特殊现象，我称它为“城中村”现象，或者是“村中城”现象。又不像村又像村，很奇怪。比如，我现在这个地方，一走出家门就会看到：村里的街道很窄，楼房很多，楼房与楼房之间的距离，5厘米左右吧。
黄：怎么那麽少？
杨：这就说明这里的土地很宝贵。同时我还能看到：在高楼大厦之间，有很多民工房镶嵌其中。这里的村民不用种田，土地已经拿出来卖了嘛。那麽这些村民一天到晚干什么呢？没钱的话，搞搞建筑，做做生意，开开摩托；有点钱的话，打打麻将，赌两把，这里的赌风很盛，或者搞搞六合彩，买码。另外一个就是，广东农村的本地人信神信佛的很多，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在自己的门前点上一柱香，许多节日都是这里独有的，遇上全国性的节日更是鞭炮声声，早上五点多就响得满村都是。
节目：2004年8月7日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频道《放眼大陆》（主持：黄绢；受访、整理：杨银波）
黄：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放眼大陆》，我是节目主持人黄绢。让我们来听听大陆自由作家杨银波先生今天要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内容。
杨：我曾在许多的街头失眠，它的城市梦幻的空间，它的子无虚设的阻力，在疯狂的边缘失眠。我觉得越来越有些疲倦，听着隔壁提琴的抽泣，喝着世事煮沸的肉汤，越来越有些疲倦。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们。晚安，北京；晚安，所有孤独的人们……（鲍家街43号乐队摇滚音乐：《晚安北京》）
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中国农民工调查》，今天是第八集的播出。在上一次的节目里，杨银波从特别的数字谈到了大陆农民工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今天，杨银波要从特别的消息、特别的事件带我们一起深入中国农民工的世界。首先，杨银波和我们谈到在大陆教科书上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最近却被删除了。
杨：接下来向大家提供的这些特别的消息，我觉得看起来很小，细想起来又很大。我想首先问你，你有没有在台湾读过我们大陆教科书上的一篇文章──《包身工》？
黄：什么叫“包身工”？
杨：那就是说没读过。包身工是指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东洋纱厂里，为日本人工作的中国女工。因为这些女工在進厂时已经签订了卖身契，失去了人身的自由权，所以被称为“包身工”。《包身工》这篇文章，应该是中国最早的报告文学之一，是已经去世九年的著名作家夏衍先生（沈乃熙）生前的代表作之一。夏衍在19岁时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24岁时经过孙中山先生介绍加入国民党，是我比较尊敬的作家之一。除了《包身工》之外，他还创作了一些电影剧本，比如《狂流》、《春蚕》、《风云儿女》、《压岁钱》，还有话剧《秋瑾传》、《上海屋檐下》，等等。《包身工》这篇文章，是夏衍在35岁的时候，经过几个月的实地考察之后写出来的。这篇文章所描述的是旧中国包身工的苦难生活：黑社会渗入工人的培养和管理，既有残忍的资本家，又有无能的政府，包身工面临双重压迫。
我们在上中学的时候，《包身工》是语文课本当中的重要篇目和教学规定的基本篇目，被纳入我们的考试范围之内。现在我仍然能够记得《包身工》的最后一段话是这样写的：“黑夜，静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毕竟是无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著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但是现在呢？这篇文章在新版的语文教科书中被人民教育出版社无情地取消，全国取消啦，一些地方只把《包身工》作为高中一年级的“自选读本”。教育部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正是因为中国当代包身工制度在某些地方死灰复燃，而且不再仅仅局限于被外资剥削，更为严重的是中国资本家也正在剥削中国劳工。而政府呢，同样在一定程度上无能为力，甚至某些地方当局倒向资方、助虐为纣！为了避免中国人对当前这种状况过多的了解、记忆和影射，教育当局把这篇文章去掉，以求麻痹国民心灵。我对此感到非常失望。
我告诉你，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在我眼中看得起的课文不多，《包身工》算是其中一篇。正是由于这样的文章，我在很小年龄所受到的这种启蒙，才促使我后来形成一个志向：从事实实在在的社会调查，做出一些有价值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或者象记者那样的调查报告。然而，《包身工》这篇文章在现在的课本中去掉之后，又有多少人会多一些深切入世的精神呢？从人的内心，尤其是从少年的灵魂当中把它抽去之后，将会使一个民族丢失多么宝贵的精神呢？我要说，中国在马列主义统治下的课本，一句话：就是不行。好文章不在课本里面；但是，像《包身工》这样的文章，只要有一篇在里面，它都是一个种子，它都会散播在人的头脑里面。
黄：是的。
杨：从这个事情当中，我们还应当反思的是当代报告文学的困境，包括记录当代民工问题的报告文学的困境。中国报告文学的历史，从阿英选编《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开始，至今已有72年。由于报告文学既有真实的基础，又有情感的力量，所以在上个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曾经在相对开明的社会风气中掀起热潮，比如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鲁光的《中国姑娘》、刘心武的《公共汽车咏叹调》等等。那麽现在的报告文学呢？按理说，它应当成为当今反腐败、反黑、反恶，推進中国進步的有力器具啊。然而，我们只能看到李炳银主编的《报告文学》杂志，著名作家邓贤发表在《当代》杂志的作品，《四川日报》记者戴善奎的《长江漂流纪实》，四川绵阳作家李林缨的工业题材的作品，以及陈桂棣夫妇的《中国农民调查》。他们的报告文学多具有批判性，写真人、写真事，但常常伤及某些人尤其是达官贵人的利益，所以说真话、做实事特别难。流风所至，从事具有批判性的报告文学创作的人变得越来越少，这样的传媒也变得越来越少。
另外，我再向大家提供一些消息。最近有一些电影、电视，我想介绍给大家。我过去不是讲过吗？反映民工生活的电影、电视，有一些拍得非常好，比如电视连续剧《外来妹》。今年又有一部20集电视连续剧叫《贵州背兜》，吸引了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四个地方的笑星，在贵州开拍了。贵州这个地方的人是怎么做的呢？不是像我们重庆的“棒棒”用扁担、竹杠，而且用背兜，背煤炭、背货物、背水，灌溉土地的时候也背粪便。其实在《贵州背兜》开拍之前，我们重庆就有一部非常著名的电视剧，拿过“新时期中国电视喜剧优秀作品奖”和“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叫做《山城棒棒军》。因为我们重庆是──“好个重庆城，山高路不平”，所以挑夫就穿街走巷、肩挑背扛、爬坡上坎，为别人搬东西，为千家万户提供方便，“棒棒军”成为一个非常特别的打工阶层。
黄：对。
杨：你看过？
黄：你过去跟我提过“棒棒”。
杨：很好。那麽，在此我就向大家推荐一下我们重庆的其它方言剧，比如《唐肥肠传奇》 、《搁得平外传》、《表妹進城》、《爬坡上坎》，市面上有卖，网络里也有卖；也向大家推荐这部新拍的《贵州背兜》。《贵州背兜》里面有个演员叫凌淋，是我们重庆笑星凌宗魁的儿子，他在电视剧中有一句说得最多的台词，我用重庆话讲啊──“快点儿帮我找点活路干撒！我荷包头只剩五块钱喽！”他们就是这样，被生活压力不断地往前推著，迫使他们为了生存，不断地找工作。“只剩五块钱”的压力，我想请各位听众先细细地体会一下。（顺子音乐：《回家》）
黄：没错，为了生存，大陆农民工不断地出卖劳力，从事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那麽有谁来反映他们的真实生活呢？杨银波继续为我们介绍了几部正在拍摄的影片。
杨：有一个年轻人叫徐果，是四川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四年级的学生，读计算机专业。他正在用20万的钱拍一部电影，专门反映在成都搞建筑的那些民工。我们知道，现在要拍一部电影──普通的嘛，上百万；规模很大的呢，起码上亿。那麽，徐果这部电影就只能按照独立电影的方式来拍摄、推广。他的这个资金是怎么来的呢？最开始，找家里人、找公司，得到几万元的赞助。然后，他又发起了一场买碟集资行动，解决了资金欠缺问题。如果这部电影拍摄完成，他首先要为成都的建筑民工免费播放，然后到全国的一些工地去巡回放映，同时还将参加国内外的电影展！──徐果，你真是有志气！杨银波感谢你。
其实，不仅是徐果，只要大家有机会，有这样的头脑，有这样的技术，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资源，那麽就放手去干！因为反映民工真实的生活，这实在就是一件大事嘛。再有一个著名导演，你我都应当是知道的──张纪中。他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制片主任，也是《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青衣》、《激情燃烧的岁月》的制片人。
黄：看过。
杨：现在他正在拍摄一部央视电视剧制作中心安排的20集电视连续剧，剧名就叫《民工》。本来张纪中在今年的央视重点剧目嘛，一部是《陈赓大将》，一部是《神雕侠侣》，但是《民工》这部电视剧是个国家大事，所以现在就把这个抓紧了。5月10号，他们已经在山西平陆县张店镇古城村南窑头水库开了机，张纪中做制片人，康红雷做导演，李培森做出品人，陈枰写剧本，演员是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个班子。剧里面有个人叫李平，她特别想融入城市生活，但城市不接纳她；等李平回到农村，农村也不接纳她。他们拍这部电视，依我看主要是从社会层面去反映民工处境。10月份，他这部《民工》要在央视一套播出。
黄：太好啦。
杨：相对于张纪中的《民工》，我更期待管虎的《民工》。你知不知道管虎？他是中国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像近两三年的《黑洞》啦、《西施眼》啦、《冬至》啦，我特别喜欢。他是怎么拍《民工》的呢？第一，拍片之前，他曾经像我这样对民工做过许多实地的调查采访，和他们一起生活过，深刻地了解过。第二，他用真民工来演民工。第三，一些知名演员，比如陶泽如、孙松、丁勇岱、高秀敏，再加上一个本来就是从底层社会爬上来的雪村，他们跟《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个主旋律的班子完全不同，他们的演技、体验更有资格和胆力去接近真实，比如我知道《民工》的许多镜头就是在街头偷拍的。再有，看过《黑洞》、《冬至》的人是知道的，管虎的配乐很有节奏，整个电视的画面、声音、情节、情感、音乐贯穿起来看，非常流畅！8月底，他这部《民工》的主要部分就要在吉林长春杀青了，我希望到时候广电总局不要把他的作品删得太多，争取尽量保存原貌。
从目前的形势看，今年的民工电影、民工电视剧、民工书籍、民工的各种社会活动，已经成为一个热点，一个绝对的焦点，很多人都会投入到对这个群体的关注、帮助和支持，我希望这种关注、帮助和支持不但要广阔，更要深入，更要具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一个，当然是政府有这个表态；另外一个，就是事实摆在面前：中国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最大的组成部分，他们已经占据了很多很多的产业、行业，他们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其他类的工人，远远超过。他们的贡献与困境，涉及全体国民。（顺子音乐）
节目：2004年7月10日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频道《放眼大陆》（主持：黄绢；受访、整理：杨银波）
杨：那麽，农民、农民工到底要怎样才能成为城市人呢？通过什么方式？你觉得呢？
黄：有没有可能是政府去某一些地方开发一些新的产业，然后在那里建造新的城市；或者是把乡村的农业“观光化”。那我不晓得实际的做法是什么样。
杨：台湾是不是这样做的？
黄：台湾的话，现在是我们有一些休闲农业，但是基本上我觉得休闲农业或者是发展观光区，其实是因为我们的乡村建设也都整个交通改善了，所以即使在乡村，他们的生活水平也都蛮好的。
杨：你说的是一种“城郊化”，已经是比“城市化”再高一级的阶段了--城市人到郊区、农村去住的也有。
黄：有，有这样的交流。那我觉得我们的农村，之前也曾经忧心过说农村的青年外流，也有这样的问题。现在我们往“景致农业”的方向发展，农民的生活、收入有提高，而且我们工商业的发达其实吸纳了很多农村的人口。
杨：你说到这一个，那大陆的人听着肯定很羨慕了。就我所知，大陆的农民、农民工要真正地跳出农门，一般有这么几个方法：一个就是，他们从打工的这个地方，回到农村的那个县城或者镇上、乡上去创业，自己办厂；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在自己的村里面寻找不是农业的职位，比如象服务业啦、开商店啦、做买卖啦，是不是？还有一个，花高价钱给自己的子女买户口，买户口很贵的，现在要花几万乃至更高；还有一种，自己的子女如果考上大学，跳出农门；还有，年轻的女工，出来打工的女孩，通过婚嫁，嫁给城市人改变这种农民的身份。但是，话虽然这么说，其实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当中不知道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而且有很多很多原因都会阻止这种可能性，使一个农民一辈子都只能是农民，一辈子都做不了城市人！（汪峰摇滚音乐：《妈妈》）
黄：到底是哪些因素阻碍了农民成为城市人？杨银波继续说--
杨：我大致说出这么几个：一个就是户籍制度。你是一个农民，那麽你不是城市人，你就没有城市人独享的公民待遇。这个户籍制度，在你办身份证的时候，乃至于你刚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这是一个先天的，不以后天为转移的。另一个就是情感上的，大家都很想家的这种乡土情感，一些亲缘关系啦、地缘关系啦，还比如春节、端午、中秋，还有亲人去世的丧葬，还有结婚这些，它都会影响到一些乡土情感。比如我今年3月份离开家乡的时候，我父亲和我一起从家里面出来，当时家乡好几十个老乡，还有我爷爷、奶奶、叔叔，都嘱咐一句话，就是--“在外面好好干，找大钱，不要给乡亲们丢脸，不要对不起家乡人。”就是这样的一种感情。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经济联系。比如土地啊，现在很多出去打工的农民，一出门的话他们就把他们的土地叫自己的亲戚或者给别人去代耕了，让别人帮他们去种地，比如我们家里面的土地好象有两亩多--（重庆话）“妈妈，有没的两亩多？”（母亲梁如成：“有。”）
黄：哈哈。
杨：有两亩多地。那麽两亩多地呢，现在已经给我的七叔杨明华种了。他一般都是帮我们交粮，但是农业税呢，是由我们负担。总而言之，土地没丢，那麽有些事情，比如今年交多少钱啦、明年交多少钱啦、开支要怎样啦，乃至于我、还有几位叔叔有的时候还要聚在一起商量老人该怎么赡养，每年要拿多少钱，老人生病啦、其它特殊情况啦，要怎么处理，有的时候也因为这些要回家乡去。那麽还有一个，就是和亲属的一些联系，也是一个特殊的限制，比如说孩子。这在一些农村里面是很普遍的，那些刚结婚的人，生下来的小孩可能才一岁乃至才刚断奶的时候，父母就出去打工了，那麽这个孩子就被交给他（她）的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由他们带，象我接触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情况。
我前天去采访的时候，就采访到一家人，那个小孩的名字叫陈招强，他是四川泸州的，很小的时候他的父母就出去搞建筑。他在家里面呆了好几年，好几年之后，他的父母把他接到他们打工的建筑工地上，可是陈招强一年之内都不叫他的母亲叫“妈妈”，不熟悉，完全不熟悉。这个小孩的奶奶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就跟我讲：“你以为带小孩不累呀？每天晚上都要拿着一只手，把它伸出去，让小孩睡在手臂上，万一我睡着了，陈招强说不定就滚下床去啦，是不是？”这些孩子呀，确实是一些很牵动人的原因。不管小孩的生病也好、身体状况也好，还是他（她）的思想情感也好，还有孩子升学，一些比较重大的情况，父母都要回来处理。再有，对于农村来讲，农村结媳妇（订婚、结婚）是一个很大的事情！现在农村结媳妇太难了，找不到老婆的人真的是太多了，没有办法。所以很多人宁愿去贷款，也愿意为自己的孩子做终身大事。
今天早上，5点20分，我送我父亲到建筑工地去打工，在路上我父亲就很感叹地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现在出来打工的人太可怜了，太穷了。你想想这孩子从小到大，生病也好、读书也好，得花多少钱呀。长大了，要是结不到老婆，那时候父母还挺着急。”农村你要结媳妇，你得有个条件--得有楼房。很多人现在还是瓦房，乃至于是草房（我的故居现在就是三间瓦房、一间草房，哈哈），一间楼房得花五、六万，要搞装修和添补家具的话，就更多，这些钱他们出来得干多少年呀！要是订了对象，还得交人亲钱，每个节日的打发和礼物，做媒钱，既多又杂，人来客往的特别多，加起来将近10万，可能有的还不止。这个数目对于一个打工的人是什么概念？在广东这边搞建筑的，一个月把其它的开销都拿走之后，剩下的钱才400来块钱。
黄：哎呀。
杨：你想想，400来块钱，一年12个月，也就5000块钱吧，给它满打满算。5000块钱一年，给孩子结个媳妇，修栋楼房，10万，得用多少年？20年。所以很多人是贷款来结婚，媳妇结过来之后还得还债，我碰到的很多人就是这样的生活情况。那麽除了这些原因会限制到打工人成为城市人之外，还有另外一些重要原因，比如打工人到外省之后，他们的身份是比“公民”更次要的“暂住”身份，这是我们通常都知道的要办暂住证。而且他们的生活也没有保障，有的时候他们受不起老板或者管理人员的气，最终还是要回去的。象江西，江西外出打工的人最后还是大部分留在了农村，不管他们到广东、福建、上海，还是到北京、河南、河北，在那些地方定居的人极少，就算是在江西城镇里面定居的农民工都很少。很多都是从农村到城市打工，打了几年、十年、十多年的工，然后回到自己的老家，还是做一辈子的农民，这个农民的身份是很难有希望改变的。我刚才谈的这些，确实是一个现状，在中国大陆你要从一个农民成为一个城市人，那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黄：基本上是因为他们的收入非常非常的少，而且他们要从农民的身份变成城市人的身份，这当中有很大的关卡，所以阻止了很多他们改变的可能性。
杨：当然我也采访了一些农民工，我问他们：“首先，想不想在城市里面生活？”这个答案真的是参差不齐。占一半的人不想，那麽另外一半的人也不说想，“即便想，又能怎么样呢？”不想的那一部分人，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呢？觉得农村好，或者农村空气好，乃至于大家都知道，温饱是没问题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钱用，在情感上都愿意回去。在农村里面，孩子方面的花销，老人方面的花销，生活生产的花销，人来客往的花销，压力很大。那麽同时呢，打工的人一回来都知道在外面打工是什么样子，都对那些十来岁的娃娃说：“你们这些人，要是想出去打工，不要象现在这样吊儿郎当的，要规矩点儿！”都是这样一种教训的口吻，带回来的都是这样的体验，一种非常自卑、自控、自重的沈重体验。（汪峰摇滚音乐）
黄：杨银波从户籍制度和乡土情感这两大因素分析了绝大多数的农民工为什么最后仍然选择回到农村。虽然如此，回到家乡并不是代表失败，反而为农村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新的改变。
杨：这些外出的民工从外面打工回来，不能算是失败。不能说农民没有变成城市人就是一种“失败”；恰恰相反，实际上农民由于有了打工的这么一个过程，他们回到家乡，对当地有很大的影响。其中一个影响就是我注意到的，就是他们对当地政治的冲击，尤其是对中国基层政权的冲击是相当大的。我跟你举个例子，在江西省有个龙南县，龙南县有个关西镇，这个镇里面有个村，这个村原来的政治状况基本上都是“长老政治”。可是村里面后来有个34岁的人，那麽今年他已经有36岁了。这个人打工之后回来呢，他觉得自己在外面的经验很丰富，能够在村里竞选当一个村委主任或者其它什么职务。2002年，这个村里有689个人投票，最后有476个人都赞成他担任村委主任。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农民通过打工的这个过程，他们变得比原来激進一些，开放一些，他们要的是能够为村里面赚钱的人才，不是那种在上面吃了饭不干事的，这个去问一下，那个去问一下，上面喊收钱了就来收钱，不负责，村民不要这种人当官！这个年轻人要结束长老政治（也就是老人政治）。当上村委主任之后，他现在办了一个粮食加工厂，除开每年交600块钱的税，那麽每个月从粮食加工厂里面，他每个月有60多块钱的收入；然后，管理村里的电路和收电费，那麽他每个月能够挣90块钱；再有，当村干部每个月的收入有200多块钱；他还承包了两口鱼塘（也就是池塘），每个月呢，能收入250块钱。你算一下，这些钱一加起来，也就是说他每个月有600多块钱的收入。这600多块钱呀，有的时候比在外面搞建筑的打工人要强，相当于十八、九岁的少年民工在厂里面的打工收入。我刚才说的“冲击”，就是村民比原来要激進、开放、现实，比较能够接受使他们迅速致富的村委主任和其他村干部。
黄：我想也是他们的权利意识觉醒了。
杨：也不一定是这一点，我刚才说的是比原来“现实”，强调的是这个“现实”。你说的权利意识，从一些靠近沿海一带的来讲，象浙江、福建、广东，比较明显地可以看出。靠近香港、台湾的一些省份，不说别的吧，比如广东这边能够收到香港凤凰卫视啦、本港台啦，乃至有的人架起天线还能收到台湾的TVBS呢。他们的信息要比原来大，真正要谈意识觉醒的话，还是要由信息量的接受来决定。那麽在内陆的农村呢，权利意识我还没看到有多大的变化，我只是说比原来要“现实”一些：你当一个官，不能使我们的村民迅速致富，那麽你就得下台！（汪峰摇滚音乐）
黄：没错，不能让村民致富，官员就得下台，这不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吗？谢谢大陆自由撰稿人杨银波先生，为我们就大陆农民工为什么没有成为城市人，以及他们回到农村之后对农村所带来的影响，所做的深入分析。节目進行到这里，已经到了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是感想，欢迎您来信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放眼大陆》节目（收）；或者是写email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email protected]，欢迎您和我们做進一步的交流。我是黄绢，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放眼大陆》，祝福您周末愉快，拜拜。（音乐）
节目：2004年8月14日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频道《放眼大陆》（主持：黄绢；受访、整理：杨银波）
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是中央广播电台《放眼大陆》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黄绢。今天是《中国农民工调查》第九集的播出，请听大陆自由作家杨银波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节目内容。
杨：我将在今夜的雨中睡去，伴着国产压路机的声音，伴着伤口迸裂的巨响，在今夜的雨中睡去。风会随子夜的钟声北去，带着街上乞讨的男孩，带着路上破碎的轮胎，随子夜的钟声北去。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们。晚安，北京；晚安，所有孤独的人们……（鲍家街43号乐队摇滚音乐：《晚安北京》）
黄：在上一次的节目里，杨银波和我们谈到了有关于农民工的特别的数字、特别的消息、特别的事件，那麽在今天的节目中，杨银波要和我们谈的是有关于农民工的特别的现象。他首先和我们谈到的是民工荒这个问题。
杨：我记得我在前几次节目当中一直在说三个字──“民工潮”，现在却出现另外三个字──“民工荒”。
黄：对。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民工潮、民工潮，意思是说外出打工的人非常的多，可是现在居然出现民工荒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值得省思的问题。
杨：奇怪？对，是很奇怪，可它又怎能不是必然的呢？民工荒嘛，荒是荒凉的荒，一层意思表示民工就业紧张，另一层意思表示需要民工的企业在需要民工的时候民工却不来。或者進一步说，企业招工难，技校和职介机构劳务输出供不应求，珠三角加工制造类企业，以及福建、江苏、浙江的企业都在缺工。缺什么工呢？缺民工当中的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技工技能型工人。我跟你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离我很近的广东佛山市南海区，他们那边105家企业组成的招工团最近干什么去了？跑到广西贵港市去了。他们专门坐车过去要那边的民工到南海的厂里面来做事情。根据政府的统计，目前佛山生产工紧缺超过10万人。缺工的行业主要在鞋厂、电子厂、五金行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酒楼宾馆等服务行业。那麽这些行业呢，我们想一下啊，鞋、电子、五金、服务，这个做起来并不太难嘛。难在哪里呢？工资！工资太低，民工不愿意来。
佛山缺工10万，那麽东莞呢？缺工20万。他们怎么做呢？东莞长安劳动分局组织了50多家镇内外资、民营企业，到广西宜州参加第二届劳动力交流暨人才双选会。还有，前几天我到广州火车站去，我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民工刚下火车不久，来自广东厂方的一大批人就赶快过来帮他们提行李，笑脸相迎，让他们到厂里面去做工。如此规模的事情以前是没有过的，从来就没有。但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是不是民工的工作有救了？是不是找工作很容易了？不是。否则，为什么现在还有那麽多民工在外面耍着呢？他们没有工作做嘛。你想，工资压得很低的话，民工一進厂就等于進了一个黑坑，厂方会用各种各样的不合理的制度来约束你，你不自由。你要跳槽嘛，我不发工资给你；你要告状嘛，随你去告，“谁怕劳动局呀？”我就见过一些二楞子的老板，瞧瞧那个气势，“这样的事儿老子见得多了”，他们是这副德性。
民工荒的事情，我们再转到福建。福建省企业调查队有一项调查，说在今年春节后，福建晋江市工业企业开工率只有80%～85%（没有开工的就占15%～20%），其中的陶瓷行业开工率不足50%。民工短缺，跟工头也有关系，工头走了之后，几十名、几百名民工就可能跟着工头走了。一个工头有威望，或者说民工有利益把柄在他手中，那麽民工短缺就容易发生。另外在浙江湖州织里，企业老板为了留住日益紧缺的民工，就为春节期间往返家乡的民工提供专车接送，还有老板在大年初八专程赶到安徽、江西给民工拜年，而民工的工资从平均1200元涨到平均1400元。表面看起来嘛，我们似乎觉得民工的位置比原来高一点，但是進了其它一些厂之后，约束你的可能比你想像中更残酷。可能他答应你是这么多钱，但实际上的价钱呢？再者，民工進厂，工资加高，那麽其他的民工就進不去了，因为厂里面已经满了。中国的农民工，现在实际上有许多人都没有工作做，没有工作做是在等待时机，那麽他们的内心所想的呢？就不再是简简单单的“有钱就行了”，而是尽量地“让钱多一点”。是的，民工学会了讨价还价。
黄：对。
杨：我们再深入地思考关于民工荒的四个问题。第一，民工的工资确实低。根据《珠江时报》的报导，中国农民工的工资在12年之内只增长了68元。还有另外一组数据，就是各地的最低月工资标准：上海最高，635元；其次是深圳的特区之内，601元；广州是510元；北京是495元；天津是412元；湖北最高的是400元，最低的是240元；湖南最高的是400元，最低的是300元；福建最高的是在厦门，有480元、430元、360元三个等级，福建其它的地方最高的是400元，最低的是280元；江苏最高的是540元，最低的是320元。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对于企业和民工来说都很重要，许多企业干脆就按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给民工发工资，乃至于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第二，民工培训成问题，这涉及到教育。教育领域的高昂收费，制造了民工和贫困人口接受教育的高门槛。那麽有一些工种，比如说电子装配工、缝纫工、印刷工、喷漆工、丝印工、焊接工、机械操作工等等，没有经过培训的民工，一是做不来或者做不熟练，二是容易发生工伤事故，那麽工伤赔偿就很成问题。第三，我所知道的广东的情况是不缺普通民工，反倒是在缩小用工范围，招工的时候对年龄、性别、文凭、地域、经验等有很多限制，比方说有的厂就是不招男的，有的厂就是不招四川的。第四，民工的信息来源太有限，人才交流市场跟民工的缘分较浅，中介机构又老是发黑财，民工报纸、民工杂志太少，民工供需类的网站更是几乎找不到，如此重要的招工信息到底是被谁垄断、被谁掩盖了呢？
这四个原因加起来，怎能不出现民工荒！谁“慌”起来了？依我看，没钱赚，大家都“慌”，也都“荒”；有钱赚，但赚得没人味，大家同样“慌”，也都“荒”。这不是简单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这里面其实涉及人权。下面我就说一个这几天的事情。这几天我帮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的父亲是搞建筑的，突然病倒了，病倒之后送到医院，抢救不活，送到火葬场焚烧了。这个孩子身上没钱，很小，才16岁，他准备把他父亲的骨灰盒送到贵州的老家去，但是没有车费。于是，他就在头上包了一块孝帕，拿着身份证、初中毕业证、医院证明、火葬费收据单、父亲遗相，以及他自己写的“求求好心人可怜可怜我，让我把爸爸的骨灰盒送回家乡……”，到街上下跪乞讨。那天我把他请到我家里来，对他做了一次访谈，然后给了他一些钱。现在他已经回到贵州了，路途还算平安。
一个16岁的孩子，他在遇到这样的突发事件的时候，他想到的第一件事不是去求救政府，而是跪在地上请求社会各界朋友给他以支持，给他以帮助，而且是包著孝帕向所有人流泪乞讨。他只有一个父亲，现在死了，母亲也很早就去世了，回去找谁呢？只能找他奶奶过日子，然后他又得出来打工。我觉得这样的悲剧之所以会产生，乃是因为政府没有允许民间组织、团体大量兴起，而且那些已经成立的官方性质或半官方性质的组织，没有深入到社会当中去。茅于轼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政府必须管的由政府去管，而政府管不著的或没有必要去管的，就大量放手让民间去做。一个社会要形成巨大的缓冲层，必须要有民间组织、团体，民间组织、团体的大量兴起，成为社会的缓冲地带，成为社会有力的援助。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孩子，他遇到这样的事情，他写一个申请，或者民间组织知道他的事情，社会各界的捐助就总会有的，也不需要他的下跪，不需要他流三天三夜的泪，那麽他就可以非常顺利地把他父亲的骨灰盒送到他的贵州老家。（《晚安北京》音乐）
黄：杨银波从一个在街上乞讨回乡路费的孩子，和我们谈到了在个人发生变故时，社会上的民间组织、团体可以发挥的救助功能。当然，民间组织、团体可以发挥的功能不仅是救助功能，还可以是社会的缓冲层，也可以发挥维权的作用。接下来，杨银波和我们谈到了大陆已经出现了独立工会这样一个新的气象。
杨：一个独立工会在陜西西安成立了。这个工会在2004年7月中旬成立，名字叫陜西省西安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西高新项目部工会联合会，这是西安的第一个独立工会。这个工会要给外来民工发放会员证，而且让民工免费入会。截至6月份末尾，已经有4500个外来民工加入了这个工会组织。而且，有的农民工已经被选上了工会领导和工会委员。在这个工会没有被承认之前，他们已经展开了民工的维权，得到了35万块钱的拖欠工资，为每个遭遇拖欠工资的民工平均拿到了3500块钱，了不起！
黄：哎呀，真是。
杨：我在想，这样的独立工会还会继续推广，它会从一个市到区、到镇、到村，都会普及起来──肯定会有这样的效果，这也是他们自己的承诺。
黄：可是这个独立工会的成立，当地政府难道没有反对的意思吗？
杨；具体的我还不清楚。不过我在想，它毕竟是一个趋势，如果政府眼光短浅、鼠目寸光的话，直接清洗掉不就得了？但是我们必须追寻本源去想。如果把这样的独立工会统统消灭，问题必然接踵而至：冲突、矛盾乃至暴乱、流血，在自我权利完全得不到维护的时候，种种情况皆有可能发生。
节目：2004年8月21日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频道《放眼大陆》（主持：黄绢；受访、整理：杨银波）
黄：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放眼大陆》，我是主持人黄绢。今天是《中国农民工调查》第十集的播出，请听大陆自由作家杨银波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新内容。
杨：祖国啊，他们嫌我挡了城市的道路，嫌我污秽了城市的路面，嫌我让城市不够宽敞明亮，嫌我影响了交通，影响了他们的升迁和政绩。祖国啊，我只想摆一个小摊，每天能收到一些零钱，给孩子们交学费，支付老人的医疗费，我要让孩子们好好读书，不要再像我这样无用。祖国啊，我一定要让我的下一代，做一个不用摆摊的人，做一个不卑微的人，不要再像我这样，活着给城市添堵……（老蛋：《祖国啊，我只是摆个小摊》）
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国农民工调查》。《中国农民工调查》系列从6月 19号播出以来，今天已经是第十集了。在今天的节目里，杨银波要为我们总结这两个多月来的播出内容，進一步和大家共同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要如何更全面、更具体地帮助农民工？杨银波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为我们提出了农民工的根本问题。
杨：我们之前做了九集节目来共同探讨当代中国农民工问题，这九集节目回顾起来，农民工的真正的问题其实只有那麽一个--我反复地想来想去，只有一个--，这个问题就是成本问题。第一个是务工成本。他们所要面对的收费名目很多，现在农民進城务工，需要办理外出务工卡、未婚证、生育证、健康证、暂住证等十多种证书，这就增加了民工的务工成本。第二个是健康成本。我们不能忽略民工的健康成本，就是说由于工作环境很恶劣，他们的生活条件很差，那麽这就使得农民工的健康受到很大的损害。第三个是教育成本。我们曾经做过一次节目，专门谈北京民工子女学校的那些孩子们，是不是？
黄：是。
杨：这方面，全国各地都有相似之处，民工的子女只有出高价钱才能享受到受平等教育的权利。第四个成本是维权成本。由于这些民工的平等就业签约权利，他们法定的作息权利，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的侵害；并且，他们在政治上，他们的政治权利也被严重地边缘化；这些就增加了他们的维权成本。从务工成本到健康成本、教育成本、维权成本，四个成本就构成了当代中国农民工的根本问题--成本问题。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们做这个节目，能够尽一切所想的、所能够想到的，竭尽我们自己的能力去构思，也就是专门针对极为迫切、极为严肃、极为重要的大事，来探讨：中国农民工应该怎么办？我们这个社会，究竟应该如何帮助农民工？
尤其是我们这些作家，或者其他知识份子，比如律师、记者、教授、专家，乃至行政官员、司法人员、人大代表，他们也可以和我们连同这个节目一起来想一个沈重的大问题：如何更全面地、更具体地帮助到农民工？使每一个农民工都能感觉得到我们“在”帮他们，而不是我们好像只是嘴巴上说说而已，需要行动！那麽在需要行动之前，就需要一系列的周密的考虑，而且这种考虑还必须要有行动的可能性，一定要使说的、想的，到最后能够变为现实。这几天我走了很多地方，我在笔记上、日记上写了很多的草稿、很多的反思，今天我就想借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放眼大陆》这个节目，从六个方面来谈 --我们应该怎么去帮助他们？
“我们”，包括什么人呢？包括政府，包括民间，包括企业，也包括香港、台湾、大陆，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乃至于像欧盟这样的联合体等等。是的，要让全球共同关注中国农民工！那麽这六个方面呢，一个是教育的角度，一个是制度的角度，然后是交流的角度、工会的角度、民办的角度，最后是根本的角度。我们很快進入如何从教育这个角度去帮助中国农民工。
黄：好的。
杨：为什么要把教育作为帮助农民工的第一项呢？因为教育涉及到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我们想想，中国各地的农民工子女，他们的教育，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的思想意识，他们的知识等等一系列的最早最早的启蒙，如果这些意识启蒙受到了损害、受到了歧视，使他们在幼小的心灵当中就感觉到了他们被排斥于社会之外，那麽你再如何帮助现在这些现在已经长大成人而且还有较深世故心态的民工，已是无补于事。而那些还未长大成人，或者身体已经长大但心理还很薄弱的民工子女，如果没有受到优秀的教育，那麽他们将来为这个社会带来的问题将远比现在严重--今天中国日益严重的少年犯罪现象，已经证明了我的看法。所以，教育应当成为帮助中国农民工的第一项。
第一个，就是要对农民工子女大兴教育。怎么兴呢？第一，农民工的孩子如果在农村读书，我希望政府能够尽量减免他们的费用，并且多开设希望小学，把希望工程搞好，而且要使这个希望工程的公共捐款能够受到强烈的监督，使这些钱用到实处。第二，如果农民工的孩子在城里上学，那麽这些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也应当一样，在就近入学的时候不比城里的孩子多交任何一分钱的费用，使他们能够平等。第三，我希望把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费用尽量纳入到政府财政预算当中。第四，尤其是地方政府，对于民工子女学校（包括民工子女简易学校），应当支持，不要打压，让这些学校在市场当中去竞争。我希望政府能够起一个辅助作用，而不是去强制它。这是我的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的第一方面的建议。
黄：谈过了协助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问题之后，杨银波接下来和我们谈到的是如何协助农民工本身進行再教育。
杨：第二个，其实也是教育，只不过叫做再教育。前段时间，我到广东韶关去调查，那里的许多民工去招工的时候，他们起的价钱很高，老板不愿意接受这个价钱。为什么呢？因为对于民工价钱的门槛，其实是个技术门槛。如果民工技术不够、知识不够、操作能力还不行，那麽民工擡价就要免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的建议是，让政府在全国范围以内，启动“农民工培育阳光工程”，这个工程要和希望工程一样，拥有同等的地位。如果要搞好这个工程，那麽中国的农业部、财政部、劳动部，我希望都能率先领头，并同时吸收社会资金、人才和技术力量，来全面启动这个全国性的大工程，其主要目的就是加强农民工的技术训练，也就是就业培训。
政府如果没有把农民工的就业培训抓好，那麽最后会导致出很多问题。比如说，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容易产生治安问题；当民工群体的生存集体性地受到威胁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广泛而公开的抗议，动乱更是难以避免，而且逞恶性循环之势。政府如果能够在根子上率先开头抓起来，同时允许民间力量大量参与农民工就业培训工程，而不过多地考虑政治上的因素，那麽这个工程我想就能很容易地启动起来。对于费用的出法，我的建议是：政府负责公共知识培训的费用。比如说法律知识，比如说对于城市情形的了解，对于当地不同风情风俗的了解等等，这种公共知识的培训，这笔钱由政府出。另一笔呢，用工的企业和个人，由他们来解决技术培训的费用。
比如说，你现在这个厂的民工很缺，需要一批民工，但是来了一批民工呢，你又觉得他们不行，然而你又迫切地需要一批有管理能力、有技术能力的较高素质的民工，那麽这个企业就应当让这些刚来的民工到学校里面去。到什么学校呢？到成人中专学校，到普通中专学校，或者到高级技工学校（截止2002年3月1日，中国共有技工学校3470所，其中国家级重点技工学校379所，包括高级技工学校229所，技术领域遍及机械、电子、航空、电力、石油、冶金、铁路等近30个部门和系统）。到这样的学校里面去学公共知识、技术知识。学满成功之后，那麽企业把民工带回去录用，企业再交一点钱给这个学校，这就使得培训机构的运作能够正常。民工可以在第一个月的工资当中，将一部分钱交给企业，用作就业前培训的报酬。我只是从我个人的角度谈我的想法跟感想，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黄：我们在台湾的话，我所知道的是，有一些企业会做一些内部的培训，也有一些会做建教合作。比方说，在学生还没有出学校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進行双方的合作，让这些学生在一边读书的情况之下，还有一部分的时间是到工厂去学习。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这是一种建教合作。就是说，在他们还没有出学校之前，就让他们学一些必要的技术。
杨：你所谈的，与中国大陆相比较，基本属于两种不同的情况。中国的教育，截至目前其实仍是应试教育。近年来所提的“素质教育”，这个成效其实并不大，最关键的问题是没有和社会有效接口。所以很多从初中、高中出来的人还什么都不会干，只能将就很少的工资到厂里面去干，结果浪费五六年的青春，每个月的工资也就那麽五六百、六七百，没有多大增长。形象地说，这叫“吃青春饭”。我有很多朋友，经常在我这里作客，都是些与我年龄相仿的打工兄弟，他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理想、很大的抱负，就是要重新上学，掌握优秀的技术本领，甚至包括吸收管理经验。
有一些他们的朋友吧，就是所谓的“现实”一些，觉得我这些朋友不实际，还上什么学呢？以为学校学不出什么东西出来，而且出来打工不都是低人一等，过著那种“人在屋檐下”的日子吗？我认为，我的这些朋友想得没错，应该想办法去学，接受再教育；何况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中国亟需人才，为将来与自由的市场经济相接轨而做准备。从低处说，技术学在头脑当中，能够進行实际操作，而且有个技术等级和职能的证书，那麽在现实的社会里面找工作也不用像以往那麽费劲，不怕时时丢失工作。我鼓励他们掌握实实在在的能力，提高自身的素质，终有一天将与今天的可怜处境道别。我相信他们当中有一批人，肯定是未来民工大潮中的佼佼者。这是我从教育这个角度来谈，这个教育是一个再教育，是一个必要的再教育！
节目：2004年7月24日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频道《放眼大陆》（主持：黄绢；受访、整理：杨银波）
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放眼大陆》，我是节目主持人黄绢。在今天的《中国农民工调查》单元里，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大陆自由作家、同时也是“农民工之子”的杨银波先生，为我们担任主讲工作。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今天杨银波要和我们说什么。
杨：（余世存《一首写给流浪农民的诗》）我想我听到了这个城市上空有一个声音，那是陌生却异常的权威，说：“他们必须牺牲。”噢，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弟兄们，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看到春天的花和春天的鸟，看到一条鱼在饭店前的水池里自在地游，我们是新奇带一点儿糊涂，弟兄们，是新奇带一点儿糊涂……（鲍家街43号乐队摇滚音乐：《晚安北京》）
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中国农民工调查》系列，今天是第六集的播出。在今天的节目里，杨银波首先和我们谈到了外地农民工子女在北京就读面临哪些问题。
杨：现在我们来進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我想听听你对北京的印象。
黄：北京在我粗略的印象当中，交通非常的拥挤，常常会塞车。还有我朋友去北京的时候，他们会感受到比较强烈的政治高压的气氛，这是别的地方不会感受到的。
杨：这个政治高压，确实是说到了重点。政治高压有一些非常细的现象需要研究，它常常与专政手段、特务监控、警察暴力、行政恶法、司法暗箱、经济惩罚、体制束缚、意识形态干预、思想文化霸权、伦理禁忌、宗教限制、社会异化、保守文化等等联系在一起。我对北京的主要印象，是从2000年1月开始的，那个时候我刚刚放假，就从重庆到北京和南京做实地考察，那是我人生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实际调查。那次调查和我以后总结到的资料、见识，以及过去到过北京打工的农民工到广东来和我所谈的内容之中，北京确实是一个重要话题。比如我跟河南民工所交谈的内容，北京被我所注意到的最丢不开的现象，就是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
1997年11月1日，北京第一次对外来人口進行普查，当时的北京外来人口有285.9万人，其中在北京居住的人口有229.9万人，这个数量占全市人口的21.18%，即五分之一还有多：五个人当中拉出一个，那麽这个人就是外来民工。这些民工的子女，从刚出生到15岁的少年儿童有162030人，占外来人口总数的7.05%；从6岁到15岁的应该读书的少年儿童，有66392人，占外来人口总数的2.88%。也就是说，很多打工的民工会把自己的孩子接到自己打工的那个地方去。这些孩子确实需要上学，但是到哪里去上呢？1992年～1993年，最早的时候，有人就在北京菜棚、简陋的平房中开始办学。
黄：自己办学？
杨：对，自己办学。几乎都是一些初中文化水平的民工在教这些孩子。到2000年，北京的这种流动儿童少年学校已经有了200所以上。
黄：天呐！它是为了因应这些户口没有涉及在北京的儿童所设立的？
杨：准确地说，这是政府不负责任的行为！那是民工自己帮民工，属于自救、自助性质，被逼无奈。那麽在这200所以上的流动儿童少年学校里面，已经有4万名民工子女在这类学校就学。这些学校呢，和公办学校以及民办的“贵族学校”是很不相同的，首先它很简易，政府称这类学校叫“地下学校”，或者叫“非法办学”。政府的态度是不取缔，也不承认，反正就是随它自生自灭。
黄：真的是很不负责任。
杨：我跟你举些例子，比如北京的洼边村，北京的巴沟村，北京丰台区的大红门、双庙，在这几个地方能找到30所左右的这样的学校。另外象北京太阳宫村、辛庄村，还有海淀区的八家乡、五孔桥乡、四季青乡、海淀乡，以及朝阳区、石景山区，都能找到这类学校。（陈星音乐：《流浪歌》）
黄：杨银波接下来谈到了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办学状况。
杨：这里面我特别注意到一个学校，叫“行知打工子弟学校”。这个学校是个小学，校长叫李淑梅，她原来是民办学校的一个教师。1994年9月刚开学的时候，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只有9个学生，到2001年3月就已经有1976个学生了，发展很快。学费非常低，一般都是300块钱一学期，或者是60块钱一个月，在北京，这已经是非常低的啦。下面我们来对比一下。如果这些外来民工子女要在北京公办学校读书，一般来说每学期要向学校交上2000元～5000元的赞助费，再加上每学期600元左右的借读费，然后再加上学费，对于外来民工子女而言，要上普普通通的公办小学、公办中学，每学期都意味着起码要交4000块钱。
黄：对不起，我在这里打断一下。你刚刚讲的那些要交的费用，北京市的市民的孩子是不是也要交这么多？
杨：NO。除非是北京本地人读“黑式”，也就是分数不行拿钱来买著读，但这个性质跟民工子女就学问题的性质完全不同。本地人没有什么赞助费、借读费，也不存在事实上的教育歧视。而民工子女到这类公办学校上学，每学期4000块钱是极为普通的，如果要读一些比较知名的中学，那麽代价就更高了。因为来北京的农民工一般都是搞建筑，比如盖桥、造桥、修路，其他的就是种菜、卖菜、捡废品、扫大街，一般的月收入仅在400元～700元之间。那麽如果外来民工子女要進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每学期的总学费是多少呢？5万元！
黄：啊？！
杨：这个数字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更是农民工连想都不敢想的。再比如北京109中，如果外来民工子女去读的话，每学期3万元！外来民工子女在公办学校要交的费用有哪些呢？学费、借读费、赞助费、书杂费、校服费、活动费（春游、秋游）、辅导费、班费等等。尤其是赞助费和借读费，简直遭人痛骂！我的小妹杨丰林现在就在厦门市湖里区的公办学校就读，我的朋友的孩子陈招强在广东本地由于“简直读不起了”马上又要回四川泸州上学，还有我所认识的一些同龄朋友，有的从幼儿园读到大学，一直都是在高于本地人数倍以上的经济负担中接受教育，他们对此的体会比我更深。那麽在民工学校里面呢？费用就很少，学费，吃饭费（很多都是父母早上把米放在孩子的饭盒里，夹些凉菜，到中午的时候让学校帮孩子蒸一下，因此吃饭费大多属于蒸饭费），再加点校服费、书本费、取暖费（因为北京到了晚秋之后很冷），就是这些，每学期总共才300多块钱。
这些学校的设施是怎么样的呢？桌子、椅子、板凳，一般都是公办学校淘汰的；黑板，一般都是用三合板来改造的；砖瓦，一般都是从拆迁的旧房中捡过来用的。三个人坐在一张桌子上上课，按理说一张桌子起码应该是两个人坐啊，我们过去最穷的时候都是两个人享受一张桌子，而这些民工子女有的甚至坐在地上就上课了，看着很让人难受。这些学校大都没有操场，大多数的民工学校都是由一个班主任来教很多学科，比如语文、数学、自然、社会、美术、音乐、体育、英语等等。我记得我在家乡“新建小学”上小学的时候（1989年），我的小学班主任叫武德琼，她当时就是一个人把语文、数学、体育、音乐、美术等等加起来一起教。
当时我们学校教室的后面还有一个大洞，学生能够直接鉆过去。房子是破烂的瓦房，下雨的时候，我们的课本都会被淋湿，教室会积起一摊一摊的雨水。板凳常常不够用，很多时候都是由我们自己从家里带上板凳，走几里路，下雨的时候就带着板凳到教室旁边的门口上课。当时学校为了修第一栋楼房（实际上只是一栋没有楼的盖瓦的砖房），我们这些学生背着背兜一块砖、一块砖地从几百米之外的马路上背砖块，一块砖五斤多，当时我们少则背六块，多则背十多块，真的是众志成城啊──要的就是有好房子上课，有好房子供老师备课、休息，想来真是令人辛酸不已。可是15年过去了，民工子女学校又回到了我们当年读小学的那个状态，甚至比我们当年都还要不如！（陈星音乐）
黄：即使是在这样艰困的环境之下上学，在农民工子女学校毕业的孩子还是拿不到毕业证书。
杨：最让人感到可惜的是什么呢？这些民工子女学校读书的孩子，不能拿到毕业证。为什么呢？因为政府不承认它嘛，说它非法嘛、地下嘛，没有批准你嘛。在这里读书，无非就是认几个字。学校呢，供水、供电、厕所、环境卫生等等，都存在种种问题。而且，这类学校还经常搬迁。你想，这些民工经常是从这个工地到那个工地，这边的桥修好了又修那边的路，父母经常搬迁，孩子也经常流动。当然有的父母在北京找不到钱，没有钱供孩子上学，也就不好意思再读了。如果你到北京昌平、大兴这些地方去看，你会发现有许多民工学校都是搬迁过的。再有，我们知道2008年北京办奥运会，那麽那里有个地方──北京的洼地村──就要改造，那里的10多所民工子女学校统统都得搬。北京丰台区的南苑乡，现在只有6所民工子女学校还在继续办。这类学校的生存确实是个问题，更不要谈实质性的发展了。
中国农民工调查：采访罗金太
2004年6月2日上午，我和父亲杨庆华专门前往广州郊区看望一批农民工朋友。在一片碧绿的庄稼果林和一群挖著土、种著菜、施著肥的农民工（含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农民工）之中，戴着草帽、光着双脚的罗金太首先喊住了我们。天气炎热，30度左右，香蕉树成林，罗金太黝黑的皮肤、流汗的脸颊、紧皱的双眉被香焦叶遮去了半边。此刻他正在为他儿子罗小波（我当年的小学同学）在重庆的收入问题发焦：“银波，你说这要咋个整嘛？以前我们两个大人辛辛苦苦给他找钱读大学，现在大学毕业都一年了，前天他还打电话来要我们拿钱给他！知识没用啊，文化没用啊！”父亲问他：“罗小波是搞啥子的？”“摩托厂的质检。这娃娃，我都搞不清他的钱是咋个花的。他妈妈想喊他到广州这边来進厂，但这边一个月才四五百块钱。要是将来没办法，那就跟我一起种香蕉！要吃点苦才成得了才！”痛苦地拿着铁撬切断香焦树旁边滋生的小香焦树的他，顺手接过我递给他的一支烟和一瓶矿泉水，正式進入了我的采访。
简介：罗金太，男，民族汉，1955年农历五月二十七日出生于重庆永川市朱沱镇新岸山村4组。已婚，小学毕业，非党员非干部，现有一子（22岁，已于重庆工作）一女（17岁，已于广州打工）。罗金太现工作于广州郊区，负责帮当地人种香焦、打鱼等。回答《中国农民工调查》所有问题的年月日：2004年6月2日。调查方式：面对面采访。
基本情况
问：你家里面还有没有承包地？
答：有，两亩地左右，我们家是4个人嘛。现在都丢给别人去做了，我好多年没在家干庄稼了。
外出情况
问：你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找钱。你以前看到我的时候都是你读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是拼命往外奔。
问：你的打工工龄有多长？
答：少说也有15年了。真正要说打工找钱的话，我18岁就开始干了。第一次出重庆是在1989年，到福建。
问：第一次外出找工作的途径是什么？
答：我的老表、妹弟喊我到福建干。
问：目前外出找工作的途径是什么？
答：老乡、亲戚是靠不住的，好多人自身都难保。这些年我一直都是靠自己。
问：与2003年相比，2004年你老家外出打工的规模有无变化？
答：多了。
问：与2002年相比，2003年你老家外出打工的规模有无变化？
答：还是多了。
问：你预计未来几年你老家外出打工的规模会不会扩大？
答：可能还要多一点。下一代的年轻人都要出来干，在家里干庄稼整得到几个钱嘛？
农村的老头都想出来呢。
工作情况
问：你是否满意目前的工作？
答：哪个满意？“合三的兄弟，合四！”（朱沱话，意指“一般得很”）
问：每天工作时间有多少小时？
答：最少8个半小时。最多的时候，有16个小时。你想嘛，晚上11点就要起床去打鱼，干到凌晨4点，回去睡一会儿，上午又要开始干。干得好的话，钱没问题；稍微拖拉疲沓一点的话，钱就是个问题。
问：有无休息日？
答：干我们这行的有啥子休息？没听说过。
问：你是否满意当地实行的对民工准许進入的行业工种限制？
答：不满意。哪些活路我们干不得嘛？哪些都干得来！农村的人才多的是。
问：随着城市下岗职工的增加，在哪些行业中下岗职工对民工有影响？
答：当然有影响。那些都是有文化的人，轻的活路他们去做了，就留些重的给我们，最耗力气的事情我看他们也没几个人愿意做。
问：你目前的收入情况如何？
答：一个月650块钱。但自己弄伙食吃，不是跟着老板吃。你看我包包里的烟，都是一块钱一两的烟丝。我的烟钱一个月才15块钱。一个月省吃俭用的话，剩得了350块钱左右。幸好没租房子，是住大路旁边的水房，不用交房租，比其他老乡好很多了。
问：2002年、2003年你的收入情况如何？
答：一个月400多块钱。现在的钱虽然比以前多一点，但实际上除开生活费的话，比原来还少得多。
问：你觉得钱是更好赚，还是更难赚？
答：难啊！打工的人越来越多，物价也越来越高，现在的米最便宜的都是1.35元/斤，普通的米1.4元、1.5元，甚至1.7元、1.8元的普通米都有。以前才0.9元/斤。
维权情况
问：你是否觉得自己的工作安全？
答：种香焦还算安全。
问：你是否遭遇拖欠工资、克扣工资的情况？
答：有。在福建的时候有过一次。当时欠了我8个月的工资，找这个找那个都没有办法，最后找派出所所长才拿到了钱。我曾经给那个所长修过房子，他信得过我，就帮了我这个大忙。
问：你对工作地点有何批评与建议？
答：打工人有啥子批评、建议嘛？是你求他，不是他求你！搞得不好就不给你钱，到时你找哪个？
问：你对劳动部门有何批评与建议？
答：鬼的，假的。哪一个为我们说话、办实事嘛？我们有没有经济？有没有关系？没有这些，他们为啥子来帮我们？想都不要想。
问：你知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答：不清楚。
问：你知不知道当地政府、劳动部门、工会部门、公安部门、法律援助处、律师事务所、报纸杂志电视台的联系方式。
答：不清楚。
问：你是否检举、控告、起诉过相关责任人？
答：没有。反正不说好歹，说了也等于白说。
问：你可曾想过组建独立工会？
答：组建啥子独立工会嘛？我们有多少反抗能力？
生活情况
问：你是否满意当地公安部门的暂住户口管理？
答：我不用办暂住证，我有工牌。
问：你是否满意当地劳动部门的流动就业证卡管理？
答：一句话说完：那几爷子完全是吃了饭没事干，鬼名堂！
问：你是否满意当地计划生育部门的婚育证管理及定期婚检制度？
答：罗小波他妈妈早就不检查了，有17年了吧。
问：你的子女是否在当地上学？
答：没有。都出来了，但跟你比不得啊。（杨银波：罗长辈，晚辈要是有啥子帮得了忙的，你说一声就是。我和罗小波是同学，他们两兄妹的事情我帮得了的就一定帮，不在话下。）
问：你是否满意当地教育？
答：不清楚。
问：你是否觉得已经被当地居民所接受？
答：外省人就是有些看不起我们。大家性质不一样，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出了事晓得找人，我们只能是老乡之间帮点忙。
问：你在当地以何种方式了解外界信息？
答：干工时间那麽长，哪有时间去了解？再说我们也没电视。
问：你如何解决个人性问题？
答：其他人是怎么回事我还是晓得的。但这个问题你不要问我。
问：有无嫖妓经历？
答：现在的男男女女比以前“疯烦”（朱沱话，意指“性泛滥”）得多了。我一天干这么久，既没时间、也没精力、更没兴趣去搞这些名堂。
（杨银波注：民工性问题是个大问题。相当多数民工的伴侣相隔甚远，因性缺乏而导致的社会报复性案件近年逐渐增多。）
体认情况
问：你认为自己是农民，还是工人？
答：农民。
问：你是否满意家乡税费改革？
答：几年没回去了。在电话里听说税费的确少了一些，还算可以吧。
问：你是否满意家乡的乡镇政权或村级政权？
答：最鬼！吃吃喝喝过一天，修房子要他们喊过来吃顿饭，超生娃娃要喊他们过来喝二两，都是这个“烂摆眨”（朱沱话，意指“坏现象”）。
问：你可曾想过在家乡组建独立农会？
答：我不晓得啥子叫独立农会。现在大家都是各奔逃生，都是想朝自己包包多放几分钱，农民怎么团结得起来呢？
问：你是否关心中国政治问题？
答：再关心又有啥子用？
问：你对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是否满意？
答：肯定不满意。但还是那句话，不满意又有啥子用？国家大事那麽多，我有啥子资格去过问？过问了也成不了气候。
问：你在内心是否支持胡锦涛、温家宝执政？
答：很难说。支不支持都是这个样子，你说是不是？干工的人，是跟着大妈、二妈吃饭，没奶吃了就要饿肚皮。当官的事，我管不著。
问：对于城市居民中的下岗职工、拆迁户等弱势群体，你是持什么样的心情？
答：没办法。政治权力在政府手中，说你是你就是，说你不是你就啥子也不是。搞得不好打你一顿，关你两天，你还不是静悄悄的？反抗不起来嘛。
问：你是否准备留在老家发展？
答：实话跟你说吧，我们老家那些地方已经没有发展了。我在这边打工，有个香焦的活干，都算是好得很的了。万一不让我干了，那我就只有回家老老实实种庄稼，还是要靠我的两个娃娃寄钱回来过生活。
问：你以何种方式发展？
答：心中设想的呢，当然是希望不打工了，打工太苦太累！现在只有看下一代了，但哪个又晓得将来的事情呢？万一两个娃娃哪天不管我了，我又找哪个？现在我这里这么大的太阳，他们想不想象得到？他们的文化比我高，我又讲不赢他们。哎，等一会儿收工了，我还要到街上去给罗小波打电话、寄钱。（杨银波：寄多少？）我有几个钱？百十块就算了。几百、上千的话，没门。
节目：2004年8月21日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频道《放眼大陆》（主持：黄绢；受访、整理：杨银波）
杨：祖国啊，我觉得我的大半生确实值一个小摊。就算我不值一个小摊，但我认为不应该殴打我；就算应该殴打我，但不能砸烂我的小摊；就算是应该砸烂我的小摊，但不应该砸烂小摊里的鸡蛋和葱花。祖国啊，他不应该砸烂小摊里的鸡蛋和葱花，有了我的小摊还有鸡蛋和葱花，我就还有希望。祖国啊，他不应该砸烂我的希望啊！这个城市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城市，就像祖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祖国一样……（老蛋：《祖国啊，我只是摆个小摊》）
黄：今天杨银波要和我们谈的是制度，从制度方面来帮助农民工。让我们听听杨银波怎么思考这个问题。
杨：制度，众所周知，这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总是不断地说，一个社会问题的造成，很有可能不是基于社会原因，而是制度原因，尤其是政治制度原因，这句话我们重复了很多遍。那麽现在也有另外的一些说法，比如我们今天的困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制度的问题，制度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是约束人，故称之为“法律约束”，还有另一个是“道德自律”。制度和道德应当两者并進，这是一种普遍的看法，在海外这已经成为常识。今天所谈的帮助农民工的制度方面，我想提出四个建议（仅谈制度），这些建议我希望政府能够听到。第一个建议，给予农民工以同等的国民待遇。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思路和要求，消除户籍制度给农民進城就业设置的障碍。
黄：没错。
杨：要使农民工在子女入学、劳动福利、市场准入等方面，都和城市居民享有同样的待遇。那麽第二个建议，就是我们经常关注的农民工的工资被拖欠，那麽我想到一个办法：给农民工工资建立工资保障金制度。怎么保障呢？我的设想是，比如农民工進一个厂之后，马上到银行办理一个帐户，工厂应当发工资的时候，厂里就把工资划拨到民工的银行帐户里面。如何监督呢？就是政府劳动部门会同工商、税务等一系列的机构，要求用工单位必须缴纳一定数额的工资保障金。用工单位根据用工的劳动合同，向民工的工资存折拨款，专款专用。这里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用工单位不能提取现金，不能挪作它用。
我只是希望在中国先有这种普遍的意识，然后全国实施。在前一两年的时候，比较发达的部份地方曾经一定程度地出现过这种现象，但是没有普及，我觉得很遗憾。要是真的让这样一种制度完全建立起来的话，那是相当有效的，非常好。第三个建议是，我希望立法机关能够专门出台一部特别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工权益保护法》。为什么要专门出台呢？因为对于中国农民工而言，他们的法律其实只有两部，一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一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这两部法有很多漏洞，以及与今天的时代不能融洽的地方，这就使农民工在政治上就被客观地规定为“边缘地位”，很多实实在在的问题连法律也无法解决，甚至无法解释。
我所期望的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工权益保护法》，其实相当符合中国的立法传统，就是说为了保护某一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而专门立法。比如我们知道，中国有《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还有《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残疾人权益保护法》等等，这样的专门性的法律在保护社会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的时候，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工权益保护法》应当重点涵盖这样的一些内容：第一，必须明确规定劳资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关系，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我想台湾是有这个意识的，就是说在自由的市场经济当中，它的最重要的关键是劳资双方关系的对比，是不是？
黄：当然。
杨：好。第二，就是刚才我讲的，用工企业在指定的银行设立民工工资专户，建立民工工资的保障金制度。第三，还必须规定什么呢？就是职能部门把企业支付的民工工资作为每年营业执照验审的考核内容之一。如果说企业不支付民工的工资，或者说支付得不足，那麽你这个企业的营业执照就成问题──悬了。这也是一种有效的监督。第四，必须规定劳动仲裁的时限，必须允许新闻媒介参与民工维权，实施舆论监督。新闻媒体在民工维护权益的过程当中，应当起到有力的作用。
按照我的朋友赵达功先生所讲的，当代中国农民工面临着双重压迫：一个是政府，一个是资本家。当资本家和民工之间发生劳资纠纷的时候，政府却偏向于资本家，那麽民工作为绝对的弱势，他们的权益维护就打了一个巨大的问号。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新闻媒介就应当站在正义的角度，来帮民工维权，这种维权相对于新闻媒介的本身而言，说到底其实只是它本身的职责之一、义务之一。假如有一大批有志之士，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他们的监督力量，那麽农民工权益的有效维护和他们自身价值的提升，则绝对是个必然之势。
黄：刚刚杨银波从制度方面就如何协助农民工提出了三点建议，包括：给予农民工同等的国民待遇；建立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制度；给农民工特别制订一套《农民工权益保护法》。接下来杨银波要为我们提出的第四点建议是，完善农民工的保护体系。
杨：我研究了很多关于农民工的新闻材料、调查报告、统计资料、理论著述，并和很多朋友，包括台湾、香港、大陆、美国、欧洲的朋友，在电话、邮件里面探讨过农民工的问题。针对农民工的保护体系，我算来吧，其实也就那麽六个：一个是劳动仲裁体系，一个是法律援助体系，一个是保险保障体系，一个是信贷支持体系，一个是民工救助体系，最后一个是舆论监督体系。这六个体系都需要完善。比如劳动仲裁体系，就是说要依法对劳务纠纷進行公平、快速的仲裁。举个例子啊，我最近在帮助一个19岁的贵州民工，他10个手指有5个手指受伤，5个手指当中断了一个，另一个断了之后接上却活动不了。我让他完全按照《工伤保险条例》上的鉴定、仲裁等等一系列合法程序進行索赔，估计能索赔到两万左右吧──这个数目在广东大同小异。
从他这个案例来说，我去调查采访的时候就有一些很深的感触。他们最开始想的是用一些非常的手段，比如找黑社会或者他们自己的老乡，跟老板以手还手、以牙还牙，当然这个被我劝住了。然后他们想到的是到法院去告，又被我劝住了，我说如果你们现在去告，那麽法院是不会受理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法院对于工伤官司，是按“先裁后审”的原则办，没有经过仲裁的工伤官司，法院是不会受理的。所以说，劳动仲裁体系是劳动保护体系的第一个重要的体系。再比如法律援助体系。在中国各地的市级以上的政府，目前大都设立了法律援助中心，这些援助中心应当及时、按时地向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作为政府的辅助机构，它应该发挥它的辅助作用。保险保障体系是解决民工的伤残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等。
信贷支持体系是什么呢？比如有的民工想在外面要做生意，由于他们没有本地户口，所以到银行去贷不了款。所以说，我希望国家通过完善信贷支持体系，让民工有这个可能性在外地创业，使他们能够比过去在艰难、艰苦的程度上再减少一点，能够使他们有这种资金的支持。你想想，一个普通民工打工，一年也就七八千吧，顶多也就一两万，如果他们贷不了款，又没有其它坚强后盾的支持，做生意？那是绝不可能的。在家乡贷款的利息呢，又很可能更高，而且催得可能更紧。所以我认为，支持民工创业，让他们能够有真正的崛起，那麽国家就应当在资金支持的制度方面，帮他们一把。民工救助体系，是对民工伤亡的家庭实施救助。至于舆论监督体系，这里就不用赘言了。
从制度上讲，我今天提了四个建议，我不知道政府有没有听進去一个啊。不过我在想，那怕他们只听進去了一个，而且让这其中的一个建议变为现实，那麽中国农民工的维权的口子，从制度上说就已经张开了，农民工维权的希望也就多出了一条宽阔的道路。
黄：是的，我们但愿这样的声音能够被听见，但愿这样的声音能够激起更多人对中国农民工问题的关注。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中国农民工调查》节目就進行到这里了。在下一次的节目之中，杨银波先生还会就如何促進政府和民间的交流来解决农民工问题，为你做更深入的分析。好，感谢您收听《放眼大陆》，我是主持人黄绢，祝福您周末愉快。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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