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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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的本質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21年6月11日
作者 解顏
數千年來，中國在一次又一次改朝換代中循環。每一次，新政權在血流成河中誕生、重複前朝的權力結構、最後重複前朝的覆亡命運。本文試圖論證中國無法逃出這個輪迴的原因是權力欲在中國人價值觀中的主導地位。挑戰者唯一熟悉的挑戰方式就是以自己的絕對權力對抗當權者的絕對權力。他們不知道自己有其它可能的抗爭方式，也不知道一個社會有其它可能的運行方式。
引言
在世界上眾多的古老文明中，中華文明有一個獨一無二的特點：她是個在橫向體量巨大無比、在縱向綿延數千年不曾間斷的中央集權社會。沒有任何一個文明有中華文明這樣體量巨大而歷史悠久的權力結構。權力是中國社會的血液。
權力欲也浸透了中國人的血液。數千年來，中國在一次又一次改朝換代中循環。每一次，新政權在血流成河中誕生、重複前朝的權力結構、最後重複前朝的覆亡命運。本文試圖論證中國無法逃出這個輪迴的原因是權力欲在中國人價值觀中的主導地位。挑戰者唯一熟悉的挑戰方式就是以自己的絕對權力對抗當權者的絕對權力。他們不知道自己有其它可能的抗爭方式，也不知道一個社會有其它可能的運行方式。
在當代中國，即使是在最開放的1980年代，政權從來沒有放棄過絕對權力，而那個最開放的年代也以政權祭出其終極權力殺器而在血泊中落幕。
近年來，絕對權力的觸角越來越長，伸向社會的每個角落，國民的自由越來越被窒息。而政權的掌握者和多數反對者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只認同絕對權力。同歷代王朝末年的大眾一樣，多數的當代中國人，包括許多知識分子，不知道一個社會有其它可能的運行方式、自己有其它可能的抗爭方式。雖然建立一個民主和自由的政體似乎是反對者的共識，許多海外異議組織、自媒體和作者們都篤信權力鬥爭是達到這個目的的唯一手段：只要我/我們掌握了權力，我/我們就會搞民主和自由。他們崇拜西方的強權式政治人物，指望著外國的飛機導彈給中國空降民主。
劉賓雁曾說：「人人心中有個小毛澤東」，這說的就是權力欲在每個中國人的價值觀中的至高無上的地位。這在歷史上如此，在現在如此，在今後很長時間中也會繼續如此。
本文討論中國歷史上的權力結構及其對中國人的價值觀的塑造，展示權力欲在個人價值觀中的主導地位，考察以權力欲為動機、以權力為目的的抗爭方式。
許多西方學者對權力有過詳細的論述，比較著名的包括社會學家韋伯【1】、福柯【2】、政治學家道爾【3】、夏普【4】、哲學家羅素【5】、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6】等。他們的研究實例主要取自西方社會。西方社會的權力結構由許多互相制約的權力關係組成。相比之下，中國社會中權力結構的基本特徵是不受制約的絕對權力。這種權力結構對社會成員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產生的影響遠未得到學界足夠的重視。
本文中主要使用韋伯給出的對權力的定義：一個人（或群體）在許多人（或群體）的意願中使自己的意願得以行使的能力。以上列舉的其他學者給出的定義大同小異，不在本文中一一辨析。
權力在英文中通常譯為power，但是中文里的權力和英文里的power的外延稍有不同。英文中的power外延較寬，既包括弧令他人的權力，也包括征服大自然的能力、改變自己的能力等；這后一種意義在中文中近於「力量」。英文power的兩個意義有相似的心理動機，都是使自己變得更強大的動機，但是對他人產生的效果不同。中文中的「權力」通常專指號令他人的權力，即英文中power 的第一種意義。
1. 權力的表現形式
權力和權力欲的歷史比人類本身的歷史更久遠。哺乳動物的社群中，為爭奪社群首領的地位而大打出手是常見的事。鬥毆的結果是勝者趾高氣揚，敗者傷痕纍纍、落荒而逃。打鬥者之間爭奪的是社群首領的權力，驅使他們參与打鬥的動力是權力欲。社群首領與手下成員之間的關係就是權力關係；首領居於這個關係的上游，成員居於下游。
如果把人也歸為動物的一種，人類社會這個動物社群的規模又是任何其它動物的社群無法相比。若把一個社群定義為成員之間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信息和物質交流平台的群體，那麽一個國家就是一個社群。這個社群是由成千上萬個權力關係組成的一個秩序分明的權力結構。這個權力結構有許多的層次，在其中，每個人通常既是某些權力關係的上游者，同時也是某些權力關係的下游者。
大眾話題中通常討論的權力和權力欲多與官場中的權力有關，但是從權力和權力欲的心理動機來看，它們涉及的領域廣得多：所有的一方試圖以自己的意願壓制另一方的意願的人際關係都是權力關係，而驅動這種關係的心理因素就是權力欲。每個人在其有能力產生影響的圈子裡，包括對職場的下級、對社會上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對家裡的孩子和其他家庭成員，都有使用權力的慾望。
羅素把權力的作用方式分為三種：肉體權力 (by direct physical power over the body)、經濟權力 (by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as inducements)和靈魂權力 (by influence on opinion)。【5】本文主要以這種分類方式開展討論。
（1）肉體權力
這種權力以對下游者的懲罰，如關牢房、羞辱、恐嚇、或處死等，為手段來左右下游者的意願。靠軍隊和警察維持的政權權力、靠打手來立威的黑社會權力都屬於這一種，其主要的機制是通過在下游者的心中製造恐懼感來迫使他們就範。這種權力是古時候統治階級維持權力的基本手段，也是當代的威權和極權體制維持權力的基本手段。
在多數時候，上游者並不需要真的對下游者造成傷害來製造恐懼感；他們只要保持對下游者造成傷害的威脅即可，如農夫並不需要不停地抽打他的牛，而是只需要不時揚起鞭子。這種權力關係建立日久之後，上游者的威脅在下游者的眼中就變成完全正當的行為，而不是自己的恥辱，自己的日子也顯得完全正常。在表面上看起來，上游者和下游者都安居樂業，整個社會和平而和諧。和平、和諧的前提是下游者的活動範圍局限在上游者圈定的無形柵欄之內。
上游者行使權力的結果是下游者失去自由；如果下游者得以成功行使自由，這意味著上游者的權力失效。在這個意義上，權力與自由是反義詞。
當下游者試圖突破上游者指定的自由度時，上游者的肉體權力便露出牙齒。1989年5月，政府派遣約二十五萬大軍包圍北京以對付城中的大規模反政府遊行抗議。【7】那時坊間傳聞中共高層的共識是「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太平。」殺人可以保太平，是因為它在觀者中製造了恐懼感。殺人的數量與保太平的時間成正比，是因為殺人的數量與在觀者中創造的恐懼感成正比。
如果多數的民眾習慣了活在恐懼和不自由之中，認為這樣的生活就是正常的生活，那麽這樣的權力關係就可以維持長時間的「太平」。
（2）經濟權力
在近代資本主義興起之後，權力的主要表現形式開始由赤裸裸的恐嚇轉變為以物質誘惑來實現的權力。這種權力關係中最常見的表現形式是雇傭關係：下游者為生計所迫而被上游者雇傭，得到的是較好的生存條件，失去的是自由，包括行為的自由和表達的自由。當代社會中許多人嚮往的自由實際上是擺脫受僱主的經濟權力擺布的財政自由。
近幾十年來，中國的經濟實力迅速提高，得以對世界上許多不發達國家大舉援助，以換取它們在國際舞台上對中國政權合法性的支持，這是以經濟權力來左右對方的意願的一例。
肉體權力與經濟權力經常只有一步之遙。2014年，習近平在意識形態工作會議上講話，強調「絕不允許有人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一方面，這話強調共產黨把持的經濟權力；另一方面，也警告下游者，如果不服從就沒飯吃。這就變成了肉體權力的威脅。
2020年8月17日，中共中央黨校退休教授蔡霞因批評習近平為「黑幫老大」而被開除中共黨籍和取消退休待遇。【8】在這兩個處罰之中，取消退休待遇是比開除黨籍意義遠為深長的措施。退休待遇體現的是上游者對下游者的經濟權力；取消退休待遇體現的則是肉體權力，既懲罰了作亂者，又警示所有的觀者若不服從可能招致的饑寒交迫的可怕處境。
（3）靈魂權力
古代婦女的基本倫理是「三從四德」；其中的三從是：未嫁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這在現代人看起來是社會強加于女性的不合理的權力，在當時卻是天經地義，是大多數女性毫無怨言地遵從的信條。這是因為每個女性在從小長大的過程中一直都在被這樣的信條潛移默化，她們終其一生也從未聽過其它與此不同的倫理道德。這就是施加於靈魂的權力。這種權力與前兩種權力的不同在於：在這種權力關係中，下游者的服從是心甘情願的。
在中國農村許多地方，在外面再頑劣作惡的孩子在家裡被父親責打時也乖乖順從。父親在這裏的權力就是忠孝文化給他的靈魂權力。孩子反抗父親不只是在反抗一個人，而且是在反抗整個忠孝文化；這幾乎是十惡不赦之罪了。
在家庭的層面，一個孩子對母親言聽計從，母子都和顏悅色，母親也沒有用體罰威脅或食物和玩具的誘惑來讓孩子聽話，這不一定說明母親沒有在施用權力。如果孩子只有在遵從母親的意願時才能換來母親的和顏悅色，而稍微越界便會遭遇雷霆之怒，那麽這和平之態的維持只是因為孩子沒有意識到他的自由。母親的這種權力就是靈魂權力。
權力的這三種形式既存在於社會運作中，也滲透在個人思維方式和文化中。以中國的幾句俗語為例：
「亂世英雄起四方，有槍便是草頭王」；
「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說的分別是統治者對平民、社會上的強勢集團對弱勢集團、父母對孩子的肉體權力。
「有錢能使鬼推磨」；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
「書中自有黃金屋」；
說的是經濟權力。
「眾口鑠金」；
「謊言重複千遍便是真理」；
說的是靈魂權力。
這些話中多有厭惡和無奈兩種態度，反映出大眾對權力踐踏社會公正深惡痛絕，又不知道如何反抗，而不得不接受這些現實。
「棍棒底下出孝子」說的則是從肉體權力到靈魂權力的轉化：肉體權力施行日久之後，下游者就接受這種權力關係為現實，他的行為就從被迫轉為自覺，上游者的肉體權力就變為靈魂權力。
肉體權力得以產生效力，靠的是下游者的恐懼感。經濟權力得以產生效力，靠的是下游者的貪婪。靈魂權力得以產生效力，靠的是下游者有限的認知能力和行動力。如果人不知道自己該相信什麼，就容易相信聽起來言之鑿鑿的論斷。如果人不知道自己有自由、不知道該如何去實現自由，就容易聽從他人的指令。政權的愚民政策施行的就是靈魂權力：通過屏蔽真實信息和不斷重複虛假信息，大眾便忘記了自己的自由之身，乖乖地在上游者指定的軌道之中運行。
因此三種權力的成功施行靠的分別是下游者人性中的三個缺陷：恐懼、貪婪和愚昧。這裏的愚昧不是缺乏生存技能，而是意識不到自己生命的自由度和可能性。
人性的這些缺陷會永遠存在，所以權力和權力欲對人類社會的強力干預也會一直存在下去，不管是在專制社會還是在民主社會。
人類也有彌補這三個缺陷的辦法：教育。不是關於生存技能的教育，而是關於如何獲得自由和獨立人格、如何了解自己的生命可能性、如何不再恐懼的教育。
2. 權力欲及其心理起源
1958年，將數十萬右派掃蕩殆盡的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講話：「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合乎實際。可惜的是，你們說得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9】這段話的字裡行間洋溢著一種愉悅。這是權力欲得以充分滿足的愉悅。毛澤東與知識分子的關係是興高采烈的貓與在其利爪下心膽俱裂的老鼠的關係。
漢高祖劉邦平定江山後，高坐金殿之上，問老父親：「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這也是在恣意享受權力欲得以滿足的愉悅。許多人的人生奮鬥動力是為了向父母證明自己的能力，而年少時被父親冷落的劉邦大概也不例外，所以他在父親面前的誇耀也就格外給自己以滿足感。
權力是行使自己意願、壓制他人意願的能力，那麽權力欲就是行使自己意願、壓制他人意願的慾望。權力欲的滿足給人帶來愉悅：這是一種作人上人的感覺、是在賽場上擊敗一個有分量的對手的快感。擊敗的對手越強大，勝者的滿足感和成就感也就越強烈。失敗者則飽嘗挫敗感和屈辱。
在「打江山、坐江山」的說法中，「打江山」是被權力欲驅使的人生奮鬥，而「坐江山」是享受權力欲帶來的愉悅。劉邦和毛澤東的愉悅是所有渴望權力者的夢想。
人與動物的權力欲有質的區別：動物的權力欲只限於食物和繁殖，是易於滿足的慾望。而人類的權力欲是永遠都無法填滿的黑洞。
心理學家阿德勒是研究社會因素對人的性格的影響的先驅。他認為人的權力欲起源於兒時的自卑感。【10】人在幼年時，周圍所有的人都比自己個頭更高、懂得更多、更有能力；自己的意願總是被那些成年人忽略，而成年人總是把他們的意願強加給自己；兄弟姐妹比自己得到父母更多的關注、同伴比自己得到更多的玩具。這些印象在孩子的心中刻下深深的自卑感。在其後的成長過程中，他竭力試圖補償這種自卑感，而補償的方式是模仿那些有能力、有權力、能發號施令的人。他們都是他的榜樣。「他嚮往能夠打開門和搬動重物的高大身材和向許多人發號施令的能力。一種慾望在他心中升起：變得跟這些人一樣強大，或比他們更強大。指令他周圍的所有人成了他生活的主要目標。」【10】這就是權力欲的雛形。
補償是心理學中的重要概念。孩子並沒有足夠的智慧來發現讓他自卑的真實原因，所以他的補償通常是一種掩蓋真正問題的企圖，試圖在別的方向上變得優秀，而這並不能解決他的真正問題。一個例子是，我的母親自幼因天花而落下麻臉，備受旁人的嘲諷。她不明白使她自卑的真正原因是她對他人的幸災樂禍太過敏感，於是她努力學習和工作，試圖以事業的優秀來補償她的自卑感。她的努力工作不是完全出自她對事業的熱愛，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出於超過他人、獲得一種優越感的慾望。工作優秀並不能給她帶來真正的平安，她也仍然會繼續為她的臉而自卑。其結果是她的自卑感和對權力和優越感的追求會一直同時存在下去。
自卑感和優越感的本質是一樣的：都是基於對他人的敵意，都是在自己與他人之間築起高牆、將世界視為弱肉強食的叢林。
這樣看起來並不成功的補償策略是孩子心智不成熟時的下意識的想法，而等到他們心智成熟時，這樣的補償策略已經被他們實踐了十多年、或幾十年，已經與他們的自我完全融為一體，他們已經很難意識到自己的補償策略與其初衷原來是南轅北轍。如果他們沒有強大的自省和糾錯能力，他們會將這種對自己無助、與他人競爭和為敵的活動繼續終生。
如果成年人總是以權力降伏孩子、恐嚇孩子、以自己的意願碾壓孩子的意願，孩子就會認為敵意是人與人的關係的正常狀態，而他的成年人榜樣們的手段是處理衝突的最佳方式。雖然他離成年人的權力競技場中的搏殺還在許多年之外，這種敵意和競爭意識註定了他的理解中的人際關係是一方贏另一方必輸的權力關係。
對於大多數人，兒時形成的權力欲的雛形一生都不會改變，是他們的生命之舟的永不停息的馬達。權力欲有兩種表達方式：有的人努力學習、工作、在自己認定的某個方向上變得優秀、變得比其他人更強大；有的人扮成弱者、受害者，以博取他人的關注和同情，給自己帶來好處。可以把前一種努力稱為碾壓型權力欲，后一種稱為操縱型權力欲。
碾壓型權力欲的一個小尺度的例子是孩子在年齡很小時就懂得以哭鬧撒潑來使父母就範；一個大尺度的例子是一些國家的統治者把自己的國家說成是外國強權的受害者，在國民之中創造「國恥」等印象。這比只靠恐懼感的高壓統治更能獲得民意支持。中共於1942年的強迫每個幹部「向黨交心」的延安整風之所以能獲得成功，一個原因是中共把自己扮成在強大的國民黨和日本勢力環伺之下的弱者，所以若不與領袖同心同德，我們的滅亡就在眼前。
如果成年人能放下身段，尊重孩子的認知能力和判斷節奏，寬容他的無助，給他的心結以恰到好處的點撥，為他的每一點進步喝彩，孩子會對這個世界生出友好的印象，他眼中的世界就不再是威脅環伺的叢林。他會發展出成熟的心態來對待他人。他會不只關心自己的意願，也關心別人的意願。善良、體貼的同伴也能起到同樣的作用。阿德勒把一個人為他人著想的能力稱為社會感 (social feeling)。
人的價值觀中通常是權力欲與社會感並存。權力欲讓他與人為敵，社會感讓他與人為友。如果一個國家中的多數人以權力欲為主導價值觀，那麽這個國家中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基調就是互為敵意、互不信任的權力關係。這個國家與其它國家的關係也是互為敵意、互不信任的權力關係。
社會中有能力的人需要有釋放權力欲的方向，而這樣的釋放必須不威脅到權力結構的生存。中國古代士大夫階層的「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的價值觀就正好滿足了這樣的要求。這是依附於權力結構的攀緣，既讓攀緣者的生命得以充實，權力結構也因此獲得了生命力。
3. 恐懼感
我的父母親在共產黨新中國的教育中長大，也在恐懼感中長大。在我的兒時記憶中，他們的面孔是寫滿了驚慌的面孔，不斷警告我在外面不要亂說話，否則必引禍上身 – 那時我還不到十歲。但他們並沒有受過公開批鬥和羞辱。他們只是那些場面的觀眾。
權力擁有者公開羞辱反對者、槍決地主和反革命有兩個動機：一個是權力欲的滿足，是神氣的貓作弄可憐的老鼠的動機；另一個是在觀者之中製造恐懼感，以鞏固其權力的穩定。他們的批鬥和公審大會是權力的課堂，其主要教育對象就是我的父母親這樣的平頭百姓。通過羞辱一些人，他們給觀者的意識中刻下這樣的信息：誰不服我們，誰就是這樣的下場。
在肉體權力橫行的時代，大眾的恐懼感尤為強烈，由恐懼感而生的求生欲在他們的價值觀中就佔有了壓倒一切的地位。
人有極強的適應環境的能力。在恐懼感中日久，恐懼感便漸漸從前景淡化為背景，以至於不再感覺到恐懼感的存在。同時，他們調整自己的行為習慣，不再挑戰上游者指定的自由尺度，最終下游者和上游者達成默契，權力關係就這樣達到穩定平衡。這個穩定平衡的條件是下游者的恐懼程度在自己可以忍受的限度之內，而下游者對自由的需要程度在上游者可以忍受的限度之內。如果下游者對自由的需要開始增加、或者對恐懼的容忍度開始減少，平衡就被打破。
如同有經驗的農夫純熟于駕馭他的牛，有經驗的上游者也純熟于駕馭下游者的恐懼感。下游者的安全感來自於對上游者的順從、來自於在權力結構內做一顆不惹是生非的螺絲釘。即使是有了權力、控制了相當資源的人，其安全感也是有條件的，因為他們的權力和資源來自於他們對權力結構的依附，而權力結構隨時可以沈下臉來，給他們釜底抽薪。近年來大批大陸富人和高官家屬移民、移資海外都是由於不安全感。
劉邦和毛澤東並沒能長久享受美滿靜好的帝王歲月。平生大願得足之前，驅使他們奮鬥的是赤裸裸的權力欲。平生大願得足后，他們開始被失去權力的恐懼感駕馭。他們不斷設局構陷曾在鞍前馬後幫他們打下江山的一個又一個功臣。毛澤東整天疑神疑鬼，嚴重神經衰弱。
劉邦和毛澤東是在中國人看來實現了人生終極理想的人物。他們情緒緊張的後半生說明，一方面，權力欲是永遠不能填滿的黑洞；另一方面，恐懼感是比權力欲更基本的人類需要，所以，如同一個人再光鮮亮麗的衣著也掩蓋不住他眉宇間的愁苦，他手中再大的權力也無法補償他的恐懼感。
4. 權力的組織方式
「大海航行靠舵手
萬物生長靠太陽
雨露滋潤禾苗壯
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
魚兒離不開水呀
瓜兒離不開秧
革命群眾離不開共產黨
毛澤東思想是不落的太陽」
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這首歌曲曾響徹大江南北。一群群成年人深情脈脈地唱起「魚兒離不開水呀，瓜兒離不開秧」的場面有些滑稽，如同被施了《哈利波特》中的奪魂咒。不難想象，毛澤東在當時的中國翻云為雲、覆手為雨，其權力是來自於大眾的狂熱支持。
羅素認為，「社會科學中最基本的概念是權力，就像物理學中最基本的概念是能量。」【5】權力在人類歷史上有這樣重要的地位，除了由於領袖們的永遠無法填滿的權力欲，另一個或許更為基本的原因是成千上萬大眾的忠實跟隨。
大眾對領導者的跟隨出於幾種心理：權力欲、獨立判斷和行動力的缺乏、和恐懼感。
（1）權力欲。雖然權力一詞聽起來有濃厚的強制意味，許多人對權力的服從是完全出於自願。依附於強大的權力、聚集在某一面大旗之下、眼看著這架權力機器所向披靡時，追隨者們感到自己也擁有了權力。這也是一種權力欲。
1951年，響徹全中國的歌曲是自豪感滿滿的「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志願軍戰士和後方的支持者們唱起這歌時，是在與毛澤東一起享受著權力欲的滿足。
羅素對此的觀察是：「當人們心甘情願地跟隨一個領袖時，領袖率領的這個組織的權力就是他們渴望得到的權力，領袖的勝利就是他們的勝利。」【5】如果沒有那麽多願意為納粹事業肝腦塗地的德國人，希特勒就興不起什麼風浪。
當代許多中國人都為中國政府有能力「集中力量辦大事」而自豪、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夢而自豪。這也是跟隨者的權力欲。
（2）獨立判斷和行動力的缺乏。在崇拜權力的文化中，做不依附於群體的自由人是艱難的。他要有勇氣為自己獨闢蹊徑；他完全不知道這蹊徑會將他帶到哪裡，而要獨自承擔起他的決定的全部後果。他享受不到依附於組織權力所帶來的權力欲的滿足，卻要承擔前路不知所終的恐懼感。只有少數在價值觀中將自由置於恐懼感之上的人願意這樣做。
在多數人的價值觀中，自由遠不如求生欲來得重要，所以他們更願意去依附於組織權力，丟失自己，把自己變成領導者的自我的一部分。
1936年，埃德加斯諾訪問延安。後來，他把他與毛澤東的長談記載在《紅星照耀中國》中：「首先，切莫以為毛澤東可以做中國的『救星』。這完全是胡說八道。決不會有一個人可以做中國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認，你覺得他的身上有一種天命的力量。這並不是什麼曇花一現的東西，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覺得這個人身上不論有什麼異乎尋常的地方，都是產生於他對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這些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貧窮飢餓、受剝削、不識字，但又寬厚大度、勇敢無畏、如今還敢於造反的人們——的迫切要求做了綜合表達，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
斯諾話音未落，「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歌曲便響徹陜北的溝溝壑壑。救星替大眾的「迫切要求」做了「綜合表達」，所以大眾不必再費力思考，只要肝腦塗地跟著救星走就可以了。
另一方面，群體的領導者也不希望跟隨者具有獨立意願。這是權力欲與愛心的不同：權力擁有者只希望下游者服從自己的意願，而有愛心的人尊重對方的獨立意願，並幫助對方實現這些意願。
領導者把跟隨者們當作隨時可以犧牲的籌碼，而跟隨者的自我已經完全融入了組織，所以「拋頭顱灑熱血」的犧牲也不再是極其痛苦的事。
（3）恐懼感。在一個社會中，如果多數下游者認同上游者的權力，這就會在餘下的少數不認同者之中產生恐懼感，逼迫他們服從。不屬於群體的人是一盤散沙，其中只有極少人有勇氣與強大的群體對峙。
這三種心理因素在每個跟隨者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一方面，跟隨者需要領導者；另一方面，領導者也需要跟隨者。首先，有人可供呼喝滿足了他們的權力欲。許多把持了社會資源的上游者在說起自己手下有多少人時都有毛澤東糞土秦始皇時的那種滿足感。其次，他們需要炮灰來鋪他們的宏圖大志之路。
組織的強大權力來自於領導者和追隨者的合作。在一個強有力的組織中，跟隨者把自我融入了組織，整個組織只有一個意願。這就是絕對權力結構的一致性，千百萬人跟隨一個人的意願起舞。一個典型例子是毛澤東和跟隨他拋頭顱灑熱血的成千上萬中國共產黨員們：靠著領導者的權力欲、跟隨者的權力欲、跟隨者的缺乏獨立行動力、和組織施加於每個成員的恐懼感，這個組織有了空前的凝聚力和空前的權力。
5. 絕對權力
歷史學家阿克頓勛爵有一句流傳極廣的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
那麽什麼樣的權力是絕對權力呢？試比較幾個例子：
（1）中國古代的皇帝對大臣的權力。這可以說是絕對權力的經典範例，因為前者對後者可以生殺予奪，而後者對前者無任何反抗之力。
（2）一個專橫的校長對其手下的老師的權力。校長有權力訓斥手下的老師、給他穿小鞋、甚至解僱他，但對老師並沒有生殺予奪的權力。如果老師有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骨氣，他有拂袖而去另謀高就的自由。但老師並沒有任何能力影響專橫的校長的行為。
（3）一個盡責卻嚴厲的母親對溫順的孩子的權力。這個關係與前兩個例子的不同是：皇帝對大臣、校長對老師都可能有敵意，或許早已欲除之而後快，母子關係卻是世界上最為親近的人際關係。與前兩個例子的相似之處是，這裏的上游者（母親）同樣不認為下游者（孩子）有行使其獨立意願的權利，而下游者也同樣沒有能力影響上游者的行為。
（4）現代企業中一個經理與其屬下的職員的關係。毫無疑問，經理有左右職員的意願的權力，但是，職員拿出的最新調研成果可能會改變經理的意願；職員做出的驕人業績也會使經理即使對他有成見也不得不收斂。在這個關係中，經理的權力受到了制約。拉平了雙方之間的權力關係的是職員的調研成果、業績和公司的文化。
前三個例子中的上游者雖然職位不同，但對下游者的控製程度是一樣的。他們對各自的權力關係的態度也是一樣的：都不認為下游者有行使其獨立意願的權利，或者說，都不認為下游者的意願有合理合法性。下游者都是只有兩種可能的選擇：要麼完全服從上游者的意願，要麼徹底否認這個權力關係，面臨被嚴懲的代價。最後一個例子中經理的權力則受到來自下游者的一定程度的制約，所以不是絕對權力。
從這幾個例子來看，可以把絕對權力定義為上游者不承認下游者的獨立意願、下游者沒有能力制約上游者的行為的權力。這種權力關係可以存在於政權結構中、各種機構中、及家庭中。
絕對權力關係與非絕對權力關係之間並沒有清晰的分界線。可以把權力的絕對程度用一個直觀的幾何概念 – 垂直度 – 來表示。高度垂直的權力關係就是絕對權力關係。
垂直權力關係的典型例子是軍隊，其自上而下的指令結構極為清晰，每個成員都以服從其上游者為天職，也容不得其下游者的任何異議。在這個垂直權力結構中的任何一個節點，比如一個團長，只要他服從於其上游的師長的絕對權力，師長就准許他在他的團里行使絕對權力。
團長得到了他的地位給他的權力，但也付出了代價：他失去了不服從這個權力結構的自由。如果他看重權力欲勝過看重自由，他就願意承受這個損失。
在中國古代，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說法。這是皇帝的絕對權力。皇帝的權力來自於其先祖靠殺人立威樹立的肉體權力，他們手中掌握的對臣民的權力也是肉體權力。
皇帝們並未完全把握靈魂權力。他們要依仗忠孝綱常文化和其衣缽傳人來維持靈魂權力。即使是歷史上公認的曠代明君如李世民和康熙也不過是以精明和勤政聞名，並不是時代的精神領袖。
中國共產黨建政后雖然將國號改為共和國，也不再使用君臣的稱呼，對權力的絕對控制卻比古代大大加強。政權將三種權力形式同時使用：靠羞辱、公審和誅殺一部分人以樹立肉體權力；靠奪走中上層階級的財產以樹立經濟權力；靠強大的宣傳媒體施行輿論教育以樹立靈魂權力，使多數人心甘情願服從，並讓他們將這種心甘情願傳給下一代。
從近代開始，中國的暴動領袖們開始注重靈魂權力的使用。洪秀全和孫中山在這方面都成就卓著：洪秀全自稱是上帝的兒子，孫中山說革命「必須在唯一領袖之下，絕對服從。」「我是推翻專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實行之者。如離開我而講共和、講民主，則是南轅而北其轍。」【11】他們都成功地感召了一大批忠實的追隨者。
最後的集大成者則是毛澤東。毛不僅擁有了古代皇帝的肉體權力，還擁有了古代皇帝沒有的萬民精神領袖的地位。其名句「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就是對只擁有肉體權力的古代帝王的蔑視。毛對中國人的靈魂的操縱程度超過了有史以來的所有帝王，毛的權力也是比古代帝王的權力更絕對的權力。
毛澤東去世后，鄧小平時代的中國人有了多一些的自由，但政權的絕對權力的本質並未改變。改革開放是絕對權力讓自己活下去的一種手段，所以在改革開放開始威脅到自己的生存時把它收回也是份內的事。絕對權力是如來佛，改革開放是其手掌中的孫猴子。
垂直權力結構中不存在不受母結構控制的其它任何組織，所以其中的個人之間是隔絕的。每一個可能的反抗者面對的都是他們個人與強大的組織之間的權力鬥爭。極少有人能在這樣的對峙中不心生恐懼。這決定了垂直權力結構的穩定性。
絕對權力存在於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在許多的家庭中，父母親的權力不容孩子挑戰；在許多公司和學校中，領導的權力不容下屬挑戰；在學術界，學術權威獨霸一方，壟斷所有的物質和理念資源。家裡的嚴父、公司領導和學術權威都是心中只有自己的意願，沒有下游者的意願。這些都是絕對權力。
6. 絕對權力中的文化
可以從近代文學的高峰「四才子書」來觀察權力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染：
《三國演義》是組織權力之爭的史詩。個人性格的各種展示，如關羽的忠、張飛的莽、趙雲的義、諸葛亮的智謀，其終極目的都是服務於組織權力。權力的主要形式是肉體權力。普通將士是英雄們刀下的瓜菜：「于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頭，如探囊取物耳。」
在《水滸》中，英雄好漢們靠著肉體權力任意碾壓平民百姓，而他們又被朝廷的肉體權力任意碾壓，只好落草為寇。然後他們組織起來，於是矛盾轉化為聚義廳中的小組織與朝廷的大組織之間的權力鬥爭。最後，小組織被大組織的靈魂權力 – 「忠義」 – 吸收消化于無形。
《西遊記》中的孫悟空靠著赤裸裸的暴力在天上地下到處濫用其肉體權力，終被如來佛的無邊權力降伏。唐僧與悟空的關係本質上是權力關係，靠兩種形式來維持：恐懼感（緊箍咒）和忠孝倫理（師徒之名分）。它們分別屬於肉體權力和靈魂權力。中國數千年的皇權秩序靠的也正是權力的這兩種表現形式。
《紅樓夢》寫的是看重自由的年輕人對家族權力結構的反抗。主人公賈寶玉雖然是家族的嫡系正宗，是權力結構的掌門人賈母的掌上明珠，其反抗仍然是微不足道，對權力結構也毫髮無傷。權力結構的幾乎所有成員都抱著為他好的善意來限制他的意願。在更大的尺度上，賈府的家族權力在朝廷的政權權力面前又是微不足道。
四本書中的權力關係都是絕對權力，其中的下游者只有兩種命運：服從或滅亡。這幾本書自問世以來，直到現在都影響巨大。由此可見，從古到今，中國人離開權力便無法思維。
在古代兩種主要的治世理論中，法家的嚴刑峻法是上游者對下游者的絕對權力，而儒家的仁政雖然給下游者多一些的自由度，但其權力結構同樣是上尊下卑、下游者不能「犯上作亂」的絕對權力。何為「犯」、何為「亂」都是上游者定義的。兩種理論同是基於人與人之間的無法逾越的不平等，而決定尊卑之序的是「逐鹿」血戰的勝者的肉體權力。
作為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社會倫理，「三綱五常」 中的「三綱」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幾個關係把宏觀尺度的君臣關係與微觀尺度的家庭關係不動聲色地聯繫起來：如果孝親是天經地義，那麽忠君也是天經地義。三種關係的本質是一樣的，都定義了上游者對下游者的靈魂的控制。君、父、夫的權力是來自於社會秩序、傳統和文化，而不是因為他們擁有更高的道德、更高的智慧。
在當代中國社會，三綱的說法雖然早已進了博物館，其實際影響仍然遍及每個角落。父母對孩子的絕對權力和丈夫對妻子的絕對權力在農村依然普遍，而政權中上級對下級的絕對權力比古時更甚：每個體制中人都精於頌聖文章；反對的聲音不僅微乎其微，並且得不到多數大眾的理解或同情。
在古代，「三從四德」中的「三從」確立了社會對女性的絕對權力。但女性的服從並非心甘情願，其權力欲也不因為社會環境的壓制而泯滅。一旦得到機會，她們就會把手中的一點權力用到極致。在宮廷戲如《甄嬛傳》中，後宮佳麗們的兩個感情主旋律與男性世界中的主旋律完全相同：恐懼感和權力欲。她們發泄權力欲的最佳方式是折磨失敗者、從他人的痛苦中發現自己的愉悅。
在民間，相應的說法是「最毒婦人心」。
7. 絕對權力中的教育
1989年5月28日，北京的天安門學生運動接近尾聲。身心俱疲的學生領袖柴玲在對西方記者金培力的錄影訪談中哭訴：
「更可怕的是，有些同學逐漸被政府收買，他們作一種學生中的特務和姦細。……（問：你們有感覺嗎，就是說有學生叛徒？）絕對有感覺，而且我們有證據。」……「我是總指揮，我一再要求這個權力，掌握這個權力，就是為了抵制這種妥協，這種投降派。」【12】
天安門運動是大學生對政府的絕對權力的反抗，而其領袖人物「一再要求」掌握對指揮運動的絕對權力，而其要求也聽起來似乎合理：她的組織太不純潔；她要用她的絕對權力來清理門戶、給她的組織以強大的行動力。
柴玲的「一再要求這個權力」與毛澤東的延安整風有相同的心理動機：因為敵強我弱，所以只有將權力集於一身，我們才有勝算。這是操縱型權力欲。
柴玲在她著名的《絕食書》中呼喊的口號是民主和自由，然而在成為學生領袖短短十幾天之後，在如山的現實挑戰面前，她的訴求只剩下了權力。
劉曉波後來評論，廣場上的學生領袖「有的只是對權力的饑渴」。這是因為民主和自由只是他們從書上看來、從別人嘴裏聽來的抽象概念，而權力才是真正浸透於他們血液中的價值。這是他們所受的教育的自然結果。
中國人在幼年接受的來自父母和學校的主要教育方式都是威權型教育。這已經在拙作《小鎮的權力與教育》中討論過。【13】孩子處在社會權力結構的最底層，他們的意願不受成年人的尊重。在學校里，多數孩子都沒有與老師平等的地位，其學習也不是開放式的探索未知、創造知識的過程。尤其是文史類科目，孩子只能記憶，不能提問。存在著各種各樣的不準探究的禁區。
禁區的存在是權力的宣示，它們類似於圈養牲畜的電網。牲畜在被電擊、或看到同伴被電擊之後便知道了自己的自由度的界限，從此老實下來，不敢越雷池一步。各種禁區的環伺給孩子的下意識里刻下的印象是：權力才是人生中最有威力的東西。
普遍而言，中國父母是盡責的父母，他們有一個常見的說法是「一切為了孩子」。而這些付出的背後有一個條件：孩子要服從父母的意願；或者說，孩子要服從父母的權力。父母與孩子之間平等講道理的時候很少；他們之間的關係幾乎是純粹的權力關係。這就是孩子在價值觀形成時期耳濡目染的全部世界。
阿德勒說：「威權型教育的最大問題是它給孩子一個權力的榜樣、告訴他權力帶來快樂。它使得每個孩子都變得統治欲極強、野心勃勃、極其虛榮。」【10】
孩子在威權型教育之下成長起來時，他們看到的榜樣是被權力欲充滿的人，他們開始學會討父母歡心、向老師獻媚、與同學爭寵、爭班幹部職位、為學習名次斤斤計較。這些都是謀取權力的練習。在老師和父母的鼓勵之下，孩子把這些都看成是有上進心的表現。
阿德勒認為，研究兒童的心理活動對理解成年人的行為方式有決定性的意義，因為「我們已經以令人震驚的確定性證明了，一個人在從小長大的過程中，其心理活動的規律未發生任何變化。外在的形式、心理現象的某些言語表達可能會有所不同，但他實現其終極人生目的的基本動力和手段都沒有變化。」【10】
羅素指出問題的另一個方面：「威權型教育在培養暴君型的人的同時也培養奴才型的人，因為這種教育給學生留下的印象是：人與人之間的合作關係只有一種可能：一方發令，另一方遵守。」【5】
暴君型的人的主要性格特徵是權力欲，奴才型的人的主要性格特徵是恐懼感。在現實生活中，許多人同時具有暴君和奴才兩種特質：在下游者面前顯出權力欲，是暴君；在上游者面前顯出恐懼感，是奴才。
兩種看似截然相反的態度其實有相同的心理基礎。兩者都是把他人看作敵人的結果：敵人弱小時使出權力欲，敵人強大時顯出恐懼感。這就是叢林法則。
8. 絕對權力之下的誠實
在這一節和下一節中，我討論人被權力欲駕馭時另外兩種價值觀的生存狀態：誠實和同情心。
1958年，華夏大地上發生的一件大事是大鍊鋼鐵：
「毛澤東明確指出：『發展鋼鐵工業一定要搞好群眾運動，沒有群眾運動是不行的。』於是全民大鍊鋼鐵的群眾運動，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7月底，用於鍊鋼的勞動力有幾十萬人，8月底，增至幾百萬人，9月上旬，增至2000萬人，9月底，猛增至5000萬人。……10月底，全國鍊鋼勞動力增至6000多萬人，年底時則達到9000萬人。加上其它戰線直接和間接的支援，全國投入大鍊鋼鐵的勞動力超過了1億人，佔全國人口的六分之一。
「這麼多的人，當然都不是進了鋼鐵廠，而是在農村『大鍊鋼鐵』，在田間地頭建小土爐、小高爐，即用磚塊、石頭加上泥巴、石灰，壘砌起來的類似於做飯用的土爐子。……農民們餓著肚子，日夜不停，大幹苦幹，煉出了無數的含硫量極大、無法使用的土鐵和廢渣。」【14】
這樣在現在看起來頗為荒唐的場面，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遍地開花」，有上億人直接參与其中，可謂是一道奇異的風景線。
試將各方參与者的動機做一分析：
（1）大躍進的精神領袖毛澤東不甘心只當一個窮國的山大王，他要「超英趕美」、坐上全世界的金交椅。領袖被權力慾障目，其它的一切都看不見了。
（2）多數官員急於向上游者獻媚。獻媚的動機同樣是權力欲，為了保住現有地位和攀升到更高的地位。在權力欲和誠實之間，他們選擇了權力欲。
（3）少數誠實的官員們看到公開反對大躍進的彭德懷等人被清洗，出於恐懼不敢再多言。在出於恐懼感的求生欲和誠實之間，他們選擇了求生。
（4）掌握了鍊鋼所需要的真理的人 – 那些鍊鋼專家們 – 同樣是出於恐懼感而不敢說出真相。
在這場上億人出演的荒誕大戲中，被權力欲驅使的人不需要誠實，而被恐懼感驅使的人不敢誠實。
所謂誠實，是對事實、真相和真理的尊重。事實和真相通常指的是有確鑿證據的、已經發生的事，而真理是事實和真相背後的內在關聯。真理不只是理論家的玩具：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要有信任的基礎；一個人與社會打交道時需要有能力分辨對方所言的真偽；循著錯誤的路徑就達不到目的地；畫餅不能真的充饑。任何人想要生存都離不開真理，這就是真理的價值。
自由貿易的雙方需要真幣。一方使用假幣的貿易不可能長久，一方隨意扭曲真相的交流也不可能長久。現代文明社會所謂的契約精神就是以雙方交流中的誠實、誠信為基準的人際關係，而它只能建立在雙方都自由的平等關係之中。
當一方對另一方有絕對權力時，權力欲和恐懼感就成為比誠實更重要的價值，而上游者和下游者都失去了遵守契約精神的動力。上游者要靠掩蓋和扭曲真相來維持自己的合法性：要維持絕對權力，就要讓自己顯得絕對正確。而下游者要靠掩蓋和扭曲真相來逃避自己的責任。
阿克頓勛爵的「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的名言可以理解為：有了權力，就不需要真理；有了絕對權力，就絕對不需要真理。當一個市場中流通的貨幣多半是假幣，腐敗是必然結果。
共產黨建政后，知識分子為權力擁有者做了許多文章。其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錢學森在1958年的《中國青年報》上的文章，論證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可以達到「兩千多斤的20多倍」。錢先生論證的每一步從普通人的常識看起來都是正確的，只在一個環節上有一個內行人才能看出來的問題：錢先生「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實際上，植物利用太陽光能的效率很少能超過5%，通常只有1-2%。
由於錢先生的大科學家的崇高地位，官員和大眾都相信錢先生的計算是科學真理。而真正掌握了真理的內行科學家們被恐懼感壓得喘不過氣來，不敢指出錢先生的伎倆。
錢先生這樣的文章與通常意義上的學術作品的區別是，前者的結論在下筆之前已經確定，其終極目的是迎合上游者的歡心，作者只需要考慮在哪個環節上做手腳就可以使得其理論看起來像真理。後者是開放的探索：作者承認真理是未知的、且在自己的先入之見之上；最後得出的發現可能會出乎自己的意外。
在真相和真理面前，每個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追究真相和真理會把上游者和下游者的地位拉平。這是真相和真理不受絕對權力歡迎的原因。
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憲政學者張千帆在北大法學院作《辛亥革命與中國憲政》主題演講時，這樣評論絕對權力、恐懼感和真理之間的關係：「專制的維繫是建立在臣民的普遍恐懼基礎上的，專制淫威使每個人都變成在自己的職位、待遇、名利、家庭面前畏首畏尾。專制教育體制從來壓制獨立思考和信仰，用一套並不高貴的謊言教唆兒童說謊，讓人從小就不敢面對事實、質疑正統、堅持真理。」【15】
9. 絕對權力之下的同情心
胡適說：「你看一個國家的文明，只需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們怎樣待小孩子；第二看他們怎樣待女人；第三看他們怎樣利用閑暇的時間。」小孩子和女人是社會中的弱者。胡適考察的前兩件事是一個社會中的同情心。有同情心的人不只是關注自己的意願，也關注他人的意願、且願意幫助他人實現他們的意願。同情心是阿德勒所謂的「社會感」的重要組成部分。
有兩句中國俗語顯示了同情心在中國人價值觀中的地位：「無毒不丈夫」和「婦人之仁」。兩句話說的都是：同情心是權力之路上的攔路虎、是弱者之所以淪為弱者的心理包袱。
清朝乾隆二十三年 (1758年)，清軍對新疆準噶爾部落的數十萬平民進行了大屠殺。據魏源《聖武記》記載：「…帝怒於上，將帥怒於下。合圍掩群，頓天網而大獮之，窮奇渾沌、檮杌饕餮之群，天無所訴，地無所容，自作自受，必使無遺育逸種而後已。計數十萬戶中，除婦孺充賞外，至今惟來降受屯之厄魯特若干戶，此外數千裡間無瓦剌一氈帳。」
「必使無遺育逸種而後已」就是種族滅絕。
滅掉準噶爾部后，舉朝上下稱頌乾隆皇帝聖明，「盛世」之說由此開始在朝野流行。
後世的譚嗣同對這一事件卻憤然評論道：
「幸而中國之兵不強也，向使海軍如英法，陸軍如俄德，恃以逞其殘賊，豈直君主之禍愈不可思議，而彼白人焉，紅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將為準噶爾，欲尚存噍類焉得乎？！」
噍類即劫后尚存的人。譚嗣同這話的意思是：幸好中國的兵力不強。假如中國的海軍強如英法、陸軍強如俄德，那麽不但君主專制的禍害將越發不可思議，那些白人、紅人、黑人、棕色人就都會是準噶爾的下場，哪裡還能有活口留下來？
譚嗣同的義憤是出於他對那些被滅絕者的同情心。顧名思義，同情心是用自己的情感來理解他人的情感的能力，那麽「他人」離自己的理解力越遠，產生同情心的可能也就越低。多數人都有對自己親近圈子中的人的同情心，對陌生人的同情心就少一些，對異族人的同情心就更少。在譚嗣同的時代，對被誅殺的邊疆少數民族的同情心是鳳毛麟角。
魯迅在給青年的回信中寫：
「我疑心吃苦的人們中，或不免有看了我的文章，受了刺戟，於是挺身出而革命的青年，所以實在很苦痛。這也因為我天生的不是革命家的緣故，倘是革命巨子，看這一點犧牲，是不算一回事的。」
魯迅的「苦痛」是由於他的同情心，而在「革命巨子」的價值觀中，權力欲遮蔽了一切，同情心沒有地位。
陳憲輝的《二十世紀中國紀事》中記載：「倉促入朝的志願軍在零下三十度的嚴寒中穿著單衣，餓著肚子，大批凍餓死亡。第二次戰役中的長津湖之役，志願軍凍傷人數高達達三萬，其中四千人凍死。志願軍第二十七軍戰士鄒士勇多年後回憶說，他所在的部隊在死鷹嶺發現第二十軍一個擔負阻擊任務的連隊，穿著單衣褲、單膠鞋，全體凍死在冰雪掩體中。第九兵團司令員宋時輪在致志司和中央軍委的電報中報告，嚴寒和飢餓給九兵團帶來的巨大損失，第27軍80師242團第5連除一名掉隊者和一個通訊員外全體凍死在陣地上。在無力再戰的情況下，彭德懷致電毛澤東，說明補給線隨修隨炸，部隊遇到糧、彈、鞋、油、鹽供應的嚴重困難，請求止步三八線，休整三個月。毛澤東複電拒絕說：『我軍必須越過三十八度線。』」【16】
這就是同情心在革命巨子的價值觀中的地位。
共產黨中國的第一任總理周恩來留給大眾的最後印象是他的同情心。在文革的迫害狂潮中，周的同情心讓他在私下保護了許多人免受迫害。但後來的許多歷史資料顯示周對毛澤東的每一條迫害指令的執行可謂是不遺餘力；他的同情心只有在毛注意不到的地方才施用。換句話說，同情心在周的價值觀中有一席之地，但不及恐懼感和求生欲來得重要。
人的不安全感和恐懼感越嚴重，同情心也就越缺失。中國每一次改朝換代時的血流成河都可以歸結為大眾在兵荒馬亂之年的恐懼感的上升和隨之而來的同情心的缺失。以仇恨為主導情緒的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得到了廣大底層民眾的狂熱支持，正是由於兵荒馬亂之年大眾同情心的缺失。
10. 絕對權力的生命周期
歷史學者張宏傑認為，清朝從著名的「康乾盛世」轉向衰敗的轉折點是乾隆後期：
「大抵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前，大清王朝確實基本上像乾隆的判斷那樣，處於盛世頂峰。乾隆中前期，國勢穩定，政治清明，官僚體系效率極高。然而，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時的大清政局，已經滄海桑田，不復當年模樣。……
「乾隆五十五年到中國進貢的朝鮮使臣回國后這樣向他們的國王描繪大清朝：『（清帝國）大抵為官長者，廉恥都喪，貨利是趨，知縣厚饋知府，知府善事權要，上下相蒙，曲加庇護。』及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他們的評價更是發展為『貨賂公行，庶官皆有定價』。……
「洪亮吉描述乾隆晚年腐敗的普遍程度時說，當時官員中潔身自愛者與貪污者之比，是一比九或者二比八。而這十分之一二的自持之人，在官場中混得並不好。『即有稍知自愛及實能為民計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為迂，以為拙，以為不善自為謀，而大吏之視一二人者亦覺其不合時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過，則去之亦惟慮不速。』」【17】
可以說，政權在老年乾隆手中迅速腐敗的直接原因是乾隆的絕對權力。雖然乾隆智力體力過人，且勤勉為政，是古代君主之中的佼佼者，但泱泱大國只靠一個人殫精竭慮，其他所有人都各懷鬼胎，其活力從何而來。他的一個重大失誤是為維護自己的絕對權力而對知識分子發起的從身體到靈魂的鎮壓：
「儒學既有強調等級秩序的一面，也有高標社會正義的一面。社會正義是整個社會健康發展的基礎。歷代以來，士人都以守護社會良心為己任，能夠在傳統社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乾隆卻以虎視之態，粗暴剝奪了儒學賦予讀書人的立志求名之心，守護良心之責，只給他們為稻粱謀這一個生存任務。從那時候起，士人群體便被抽空了靈魂，無法找到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本來，進入清朝之後，士節士氣較之中國歷史上的其他時代已經大為降低，乾隆中期以後，士大夫道德自律更為鬆弛。乾隆朝的大臣，雖然不乏能臣，卻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有才華而無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除功名利祿外無所關心。在皇帝明察之下，他們老老實實，賣命效力，以圖飛黃騰達。皇帝一旦放鬆警惕，他們就會大肆貪污，盡一切可能盜竊皇帝的家產。
「乾隆之後的中國，一蹶不振，人心淪喪，在農民起義和外敵入侵面前都缺乏抵抗力，不能不說與乾隆打斷了官員和士人的脊骨表裡相關。」【17】
這樣的景象是垂直權力結構的普遍演化規律。領袖的高度獨斷導致權力結構的高度垂直。朝廷大臣們本是學識一流的人中龍鳳，但一旦依附於這樣的權力結構，他們就失去了自由。他們的所有理想和見識都無處安放，他們與這個權力結構的關係變成寄生蟲與宿主的關係。於是他們的所有的想象力和創造力都用來服務於一個目的：從宿主那裡攝取最多的營養。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腐敗是對失去的自由的補償，是尋回自己生命活力的扭曲的嘗試。
在一個垂直權力結構中，除了最高獨裁者自己，無人對它以主人翁意識相待。
乾隆六十年，志得意滿的乾隆皇帝宣布將皇位傳給愛子，自己退位為太上皇。清朝歷史上，皇權的繼承幾乎每次都是腥風血雨，這一次是最和平的權力交接。雖然退位，乾隆把嘉慶看作小學徒，把大事的決定權仍然操在自己手裡。《飢餓的盛世》記載了年輕的嘉慶皇帝在太上皇那裡謹小慎微的情狀：
「（嘉慶帝）狀貌和平灑落，終日宴戲，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則亦喜，笑則亦笑。於此亦有可知者矣。」賜宴之時，嘉慶「侍坐上皇之側，只視上皇之動靜，而一不轉矚」。【17】
對於聽慣了萬民稱頌盛世的乾隆太上皇，他自己就是大清江山，大清江山就是他自己，他的意願就是大清國數億臣民的意願，所以交出皇位就是交出他的自我，他如何能不為此食不甘味。
相比之下，在現代民主國家，總統和首相是選民的僱員，所以權力交接不會有這樣的難以割捨。即使有人有難以割捨的感情，也沒有戀棧的能力。
年輕的嘉慶皇帝陪侍在太上皇之側時心裏有一絲恐懼。他的幾個兄弟已經因為皇位繼承之事被父皇貶黜、嚇死。他的對策是「韜光養晦」、小心隱藏自己的心機。他與太上皇的對話不是平等、誠實、通向真理、雙方都有所收穫的交流討論。
古語說：「理不辯不明」，這說的是真理是在平等的辯論中出現的。這不適用與嘉慶與乾隆的對話。
毛澤東在考察其繼任者劉少奇、林彪和華國鋒的時候、鄧小平在考察其繼位者胡耀邦、趙紫陽和江澤民的時候，這樣的畫面也不斷重現。最終，善於「上皇喜則亦喜」的成為令萬人欣羨的繼承大統者。
雖然權力移交的過程和結果讓乾隆頗為滿意，這沒能阻擋清王朝的加速衰敗。從嘉慶年間開始，白蓮教和太平天國的興起給清王朝以重創。在太平天國暴動中，有數千萬人喪生，被歷史學家認為是世界近代史上最慘烈的內戰。
魯迅有過對中國歷史上王朝更疊的兩個狀態的著名論斷：【18】
「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這是兵荒馬亂之年老百姓在恐懼感中惶惶不可終日的時代：「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於那一面，但又屬於無論那一面。強盜來了，就屬於官，當然該被殺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罷，但仍然要被殺掠，彷彿又屬於強盜似的。這時候，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願自己尋草吃，只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
「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這是驚魂甫定的老百姓為帶給他們安定生活的強權感恩戴德的年代：「實際上大概是群盜如麻，紛亂至極之後，就有一個較強，或較聰明，或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來，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釐定規則：怎樣服役，怎樣納糧，怎樣磕頭，怎樣頌聖。而且這規則是不像現在那樣朝三暮四的。於是便『萬姓臚歡』了；用成語來說，就叫作『天下太平』。」
這幾段話可作如下解讀：
首先，民眾的社會地位是奴隸，在戰時和治時都沒有他們的發言權。因為政權沒有將他們當國家的主人看待，他們也沒有對政權的主人翁意識，也不會自發奮起保衛政權。
其次，民眾的思維水平也是奴隸。「情願自己尋草吃，只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因為民眾缺乏獨立判斷和行動力，有一股風過來他們就為之傾倒，這是中國無休止的王朝暴力更疊的根本原因。
第三，「有一個較強，或較聰明，或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來，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釐定規則：怎樣服役，怎樣納糧，怎樣磕頭，怎樣頌聖。而且這規則是不像現在那樣朝三暮四的。於是便『萬姓臚歡』了；用成語來說，就叫作『天下太平』。」這段話可以說是對1949年以來的中國的準確預言。雖然皇帝稱號消失了，中國的王朝更疊循環還在繼續。
11. 權力欲的壓制與仇恨的爆發
清廷遭受的致命一擊來自於革命黨人，而對革命黨人影響最大的著作非鄒容的《革命軍》莫屬：
「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誅絕五百萬有奇被毛戴角之滿洲種，洗盡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大恥辱。」（緒論）
「中國最不平、傷心慘目之事，莫過於戴狼子野心、遊牧賤族、賊滿洲人而為君，而我方求富求貴，搖尾乞憐，三跪九叩首，酣嬉濃浸於其下，不知自恥，不知自悟。」（第二章）
「賊滿人入關二百六十年，食吾同胞之毛，踐吾同胞之土，同胞之深仁厚澤，淪其髓，浹其肌。吾同胞小便后，滿洲人為我吸余尿，吾同胞大便后，滿洲人為我舐余糞，猶不足以報我豢養深恩于萬一。」（第二章）
「吾今與同胞約曰：『張九世復讎之義，作十年血戰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驅除凌辱我之賊滿人，壓制我之賊滿人，屠殺我之賊滿人，姦淫我之賊滿人，以恢復我聲明文物之祖國，以收回我天賦之權利，以挽回我有生以來之自由，以購取人人平等之幸福。』」 （第二章）
「曰奴隸也，則既無自治之力，亦無獨立之心，舉凡飲食、男女、衣服、居處，莫不待命于主人，而天賦之人權，應享之幸福，亦莫不奉之主人之手。……而其人亦為國人所賤恥，別為異類，視為賤種，妻恥以為夫，父恥以為子，弟恥以為兄，嚴而逐之於平民之外，此固天下奴隸之公同性質，而天下之視奴隸者，即無不同此賤視者也。我中國人固擅奴隸之所長，父以教子，兄以勉弟，妻以諫夫，日日演其慣為奴隸之手段。嗚呼！人何幸而為奴隸哉！亦何不幸而為奴隸哉！」（第五章）
「擲爾頭顱，暴爾肝腦，與爾之世仇滿洲人，與爾之公敵愛新覺羅氏，相馳騁于槍林彈雨中；然後再掃蕩于涉爾主權之外來惡魔，爾國歷史之污點可洗，爾祖國之名譽飛揚。」（結論）
這是自由的宣言，也是權力和仇恨的宣言。以權力欲為動機、以權力為手段來試圖達到平等和自由的目的，其結果是文章中的自相矛盾：前文把滿族人稱為「遊牧賤族」、「賊滿人」，後文即提倡「人人平等之幸福」。「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是振奮人心的呼召，而接著的下一句「誅絕五百萬有奇被毛戴角之滿洲種」則是冷血的種族滅絕。通過種族滅絕來試圖達到「人人平等之幸福」是希特勒的想法。
正與邪、真與假、是與非交融混雜的文風在中國的革命文字中隨處可見。作者的價值空間被權力欲充滿時，也就沒有了辨別真相、探究真理的動力。「同胞之深仁厚澤，淪其髓，浹其肌。」不是事實：漢人對滿人的「豢養」不是出於「深仁厚澤」，而是出於對滿人的肉體權力的恐懼感。
鄒容著《革命軍》時只有18歲，其思維的不成熟尚可原諒。而不可思議的是此書「風行海內外，重印20餘次，銷量達110餘萬冊，居清末革命書刊之首位。」【19】以當時大眾的識字率，這樣的銷量可謂驚人。
兩百多年來，在清廷的絕對權力壓迫之下，大眾的自卑感早已麻木。在清廷終於從強者變為弱者之時，大眾的自卑感也被鄒容對奴隸的繪聲繪色的描述喚醒了。
鄒容的動機和做法與柴玲的相去不遠：鄒容說滿族人「被毛戴角」，即宣布他們是動物、非人，可以當動物一樣殺戮處置；柴玲把跟她意見不合的人打成「投降派」。平等是他們聽來的口號，與他們的生活經歷根本沒有交集。權力才是他們真正熟悉的生活。
鼓動大眾情緒的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把人分成我與非我，然後世界上所有的問題都變得簡單明了。非我就是非人，消滅了他們就消滅了世間的所有罪惡。仇恨和暴力戴上了正義的光環，千百萬大眾心中蟄伏的權力欲被點燃了。
二十世紀初，號召暴力推翻清廷的革命黨人與號召溫和改革的改良派在海外媒體上展開了激烈的論爭。革命黨人多勢眾，而改良派雖有梁啟超這樣的天縱之才支撐也無法抵擋，最終狼狽敗下陣來。
《革命軍》面世八年後，在1911年武昌起義之前，這本書「在大部分湖北新軍士兵的枕頭下，都能找到。他們人手一本，在操練之餘互相學習。」【20】
可以說，辛亥革命的主要推動力是不是建立共和，而是民族仇恨。
武昌起義后，全國許多地方發生了殺滿人狂潮，「在種族殺戮最慘烈的廣州，長沙，武漢、杭州、西安等地，隨處可見被砍下的滿人人頭，一些村鎮的井甚至被滿人頭顱填滿，然後再把各村的桶裝滿。」【16】
殺戮滿人並不是由於弱者有了勇氣面對強者，而是高高在上兩個多世紀的強者忽然變為弱者，於是「牆倒眾人推」。懦夫們的權力欲久被壓抑，一朝領到了合法殺人執照，可以盡情釋放對弱者的惡毒。
鄒容發表《革命軍》的二十世紀初年，清廷已搖搖欲墜，許多滿人已經失去特權成為平民，滿漢矛盾已經不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從武昌起義到清廷遜位的幾個月的軍事行動之中幾乎沒有流血，說明當時清廷對中國的控制何其微弱。
另一方面，以慈禧為首的清政府在庚子之辱后參照西方體制奮起改革：「20世紀初的清末新政，開啟了五個大改革，影響深遠。一是教育改革，廢除科舉，建立了新式的教育體系。二是司法改革，廢除中國傳統的中華法系，移植大陸法系。三是經濟制度改革，實行市場經濟制度，對外開放。因而二十世紀上半葉，除了戰爭時期，整個經濟都處於高速發展狀態。四是預備立憲，實行政治體制改革。……五是外交改革。開始組建現代外交機關，與各國平等相處。」【21】
而革命黨人挾漢人對滿人的仇恨，對這些本可以使黎民百姓免遭塗炭的和平轉型的努力視而不見。驅使革命黨人使用暴力推翻清廷的動機是他們的權力欲。他們要中國按照他們的意願運轉。這是魯迅說的「革命巨子」的價值觀。對黎民生靈塗炭的同情心不在他們的視野之中。
考究後來的國共兩黨都奉為圭臬的革命一詞，可以發現其歷史是權力欲和仇恨。
以自己的權力欲來挑戰他人的權力欲的思維貫穿了中國幾千年來的王朝輪迴。秦暉總結了歷史學家葛劍雄的中國古代人口研究結果，從中可見每次改朝換代時的慘烈：
「根據該書各卷的研究，……元以前，每次『改朝換代』人口通常都要減少一半以上，甚至60%以上。……元以後至清末，每次大亂人口減少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但在大亂涉及的地方，人口損失的比例與元以前相比，駭人聽聞的程度並不稍遜。而整個大亂造成的人口減少絕對數甚至遠比前一階段更大。……顯然，辛亥革命前兩千多年帝制時代中國人口的大起大落，即使不像史書戶籍數字所顯示的那樣極端，也是夠觸目驚心的。世界史上別的民族有遭到外來者屠殺而種族滅絕的，有毀滅于龐貝式的自然災變的，但像中國這樣殘忍的自相殘殺確實難找他例。」【22】
辛亥革命后的仇殺滿人比起毛澤東的新中國建立之後的殺戮又是小巫見大巫。「縱容暴力、殺人立威是毛澤東發動這些運動的普遍特點。文革歷史專家、加州州立大學河濱分校圖書館的研究員宋永毅說，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料做出的推算，從1950至1954四年間，中國地主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數為470萬。」【23】
未來的某一天，在中共失去權力之時，清末漢人對滿人、解放后農民對地主那樣的仇恨發泄還會以某種面目在中國大地上重現。這不是什麼值得慶賀的事。
2011年，張千帆在作《辛亥革命與中國憲政》演講時，長篇痛斥當今專制政體的殘暴和腐敗及其對國民道德良知的侵蝕。演講進行到十五分鐘時，第一次被學生的掌聲打斷，當張先生講到這句話：「一個槍杆子里出來的政權，只有靠槍杆子來維持，最終也只有靠槍杆子才能改變。」【15】
12. 權利對權力的制約
人類社會在近幾百年來發生了許多翻天覆地的巨變，其中除了令人目眩的科技的突飛猛進，另一個巨變同樣深刻、並且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促成科技的巨變的推動力，這就是政權結構從絕對權力到受制約的權力的演變。
對這個巨變起到了關鍵作用的一個概念是權利。掀開這個巨變的序幕的古滕堡印刷術、馬丁路德對羅馬教廷的挑戰、義大利的文藝復興都可以說是個人權利對組織權力的挑戰宣言。權利的概念得到了藝術家和學問家的充分演繹，進而被大眾廣泛接受。其後的英國《權利法案》和美國《獨立宣言》將對個人權利的保護定義為社會權力機制的基石。
美國的《獨立宣言》稱：
「我們認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讓與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才在他們中間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利，則是經被統治者同意授予的。」
權力和權利兩個概念在中文中的發音相同，含義近似，並且權利是許多中國人非常陌生的概念，所以有必要加以區別分析。
權力與權利的共同點是：它們都是可供自己使用的社會資源。
其不同之處是：
首先，在一個權力關係中，一方的意願得以行使就意味著另一方的意願被壓制，所以權力關係是零和遊戲，其中的雙方是不平等的，好象是蹺蹺板，一頭高起時另一頭必低下去。權利則是一種保護自己的物質和精神資產不被他人權力侵犯的社會規範。受到權利保護的社會成員之間是平等的，一個人得到了他的權利不意味著其他任何人的權利有所減少。如果把權力比作社會關係中的矛，那麽權利則是社會關係中的盾。如果每個人手中的盾足夠堅固，那麽矛的威力便被限制。如果弱者沒有防身之器，社會就是強者橫行、弱者被踩踏的叢林。從這個意義上說，權力和權利是互為對手的概念。
其次，權力是基於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所以權力欲是被大眾嫌惡的東西，擴張權力的努力經常要在後門操作、在桌面下進行。中國政府在海外擴張「軟實力」正是循著這樣的思路。對權利的聲索則符合大眾心目中對社會公平和公正的期望，所以個人權利的有效爭取方式是公開爭取。並且，因為個人權利的存在是基於社會成員的共識，所以不在公開平台上爭取到的利益就算不得權利。
第三，如果某個社會集團對政權權力的挑戰是以權力為手段和目的，這必然導致暴力衝突，因為權力是有限資源，下游者變成坐上客的一天也就是上游者變成階下囚的一天，而沒有上游者願意不放手一搏便接受這樣的下場。以權利為目的的聲索則承認上游者享有同樣的權利，這給上游者以體面地出讓部分權力的選擇餘地，降低了暴力衝突的可能性。
弱勢群體的權利如婦女兒童權利聽起來似乎是只屬於這個群體的特權，但這隻是要求他們擁有與社會中的強勢群體同樣的權利，而不是高於其他群體的特權。
聲索同樣的個人權利的人組成社會集團時，這個社會集團即擁有了組織權力，可以制約社會上現有的權力結構。社會中權力分配不均的問題由此開始緩解。
近代資本主義演變的歷史也可以說是個人權利不斷擴張、個人和特權集團的權力不斷被約束的歷史。馬克屎預言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毀滅並沒有發生，原因便是下游者的權利聲索對上游者的權力的制衡。比如，由於工會的興起、社會福利系統的建立和各級選舉制度的完善，貧富分化和社會矛盾得以緩解，社會達到互相制約的動態平衡。
一個民主社會，從外面看起來好像數十年、上百年之間並無巨變，但其內部的各種組織之間，如總統、國會、司法三權之間、執政黨與在野黨之間、選民與候選人之間、工會與僱主之間的利益互動和權力消長每天都在進行。其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絕對的權力，每一方也都有生存、發聲、成長的權利。這好象是一個人的容貌在十幾年之內並無大變，但其體內每個細胞中都在進行著各種複雜的合成、氧化、排異、死亡等反應。這是一個正常的有機體的工作方式。
在當代的西方，權利是每個人的當然的福利。所有主要的社會運動都圍繞著個人權利的聲索來進行。沒有人敢在公開平台否定任何人或群體的權利。個人的權利像空氣一樣存在於社會的每個角落，以至於許多人不再感覺到它的存在。他們也難以想象在個人權利不受保護的極權社會中的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
個人權利得到保護之後，社會資源擁有者的權力比起他們在極權社會中的同行來便大大縮水。權力對於追求者來說不再有在中國社會中那樣大的吸引力，這導致對權力的爭奪者和爭奪慾望減少、人與人之間的競爭和敵意減少、善意增加。
由於每個人都受到權利的保護，個人尤其是弱者不必生活在恐懼感之中。他們更容易誠實，也更容易生長出對他人的同情心、對他們所在國家的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識、對環境的保護意識、對野生動物的愛心。他們也因此可以隨意伸展其好奇心和創造力、充分享受大自然和藝術，有熱情去改造社會、保護環境、為大家的福祉做事。個人權利得到保障之後的個性的充分伸展是西方社會數百年以來的無限活力的源泉。
陳丹青說：「我剛去美國的時候，走在大街上，大吃一驚，看到街上的年輕男女，人人都長著一張沒受過欺負的臉。」這樣的臉就是個人權利受到保護的社會的作品。
在中國，1989年的天安門運動失敗后，一些人開始探索用另一些方式來抗拒權力。王小波的小說《黃金時代》就是這樣的嘗試。其主人公王二抗拒對手的權力的方式是守住自己的尊嚴而不傷及對手的尊嚴、與對手共存而不試圖摧毀對手的世界。這是以行使個人權利對權力的對抗。
在同時代的中國現實社會中，類似的努力是悄然興起的維權運動。所謂維權，就是維護個人的權利。維權運動不挑戰政權的合法性，或者低調挑戰政權的合法性，因此有比以權力鬥爭為主線索的八九天安門運動更強的生命力。
甘地雖以領導印度獨立運動而知名，他五十多年的社會活動的主要聚焦點是維權：先是在南非為印度僑民，然後在印度本土為底層大眾。甘地的維權活動是對大眾的個人權利的教育，喚起他們人格獨立、經濟自立、自政府的意識。個人開始意識到自己的權利、也開始尊重他人的權利時，國家的獨立也就水到渠成。
13. 不同價值觀對中美衝突的詮釋
2020年，中國前駐世貿組織首席談判代表、著名的「美國通」龍永圖發表對中美緊張關係的看法：【24】
「最近，中國的對外關係好像讓大家有點『煩』。雖然談不上什麼四面楚歌，但始終讓人覺得中國的日子不是特別好過，也沒有太多朋友，不但美國、歐盟不斷地給我們施加壓力，更不要說日本直接和我們叫板，就連像菲律賓、越南這樣一些國家也跟在後面叫喚，而且像朝鮮這些小兄弟也不聽話。
「再加上我們中國雖然崛起了，但不是一下子就成為老大，我們現在還是老二，前面還有一個非常強勢的美國。所以，我們中國如今在全球的格局當中還是處於很尷尬的地位。大家都知道，一個單位也好，一個公司也好，二把手是最難當的，是挺尷尬的一個角色。老大每天盯著你，生怕你搶班奪權，老三、老四、老五也都會懷著各種不同的心態來看著你這個老二。所以，為什麼現在我們在國際上的處境會比較艱難呢？主要是老二難當，二把手難當。
「現在我們首先要解決的是怎麼處理好和一把手的關係。和一把手的關係處理好了，你的日子就好過，這跟在一個單位中的情況類似，二把手和一把手的關係處壞了，不僅三把手、四把手、五把手離你遠遠的，如果大家知道你和一把手關係不好的話，連司機都敢欺負你。」
龍先生眼中的國家之間的關係是「官大一品壓死人」的垂直權力關係。事實是，兩種關係有本質的不同。中共機關中的垂直權力關係有政權的權力作背書，二把手對一把手的反抗就等於對政權的反抗。而在當代，國家之間的關係不再有古代「犯強漢者，雖遠必誅」那樣的天朝帝國對番屬國那樣的權力作背書。大國對小國除了尊重之外沒有其它方法贏得他們的善意。
而在這句話「就連像菲律賓、越南這樣一些國家也跟在後面叫喚，而且像朝鮮這些小兄弟也不聽話」中，龍先生對這些小國的不屑之意撲面而來。對一個國家不尊重，也不可能換來這個國家的尊重。中國利用經濟權力來購買小國對其的政治支持，而一旦輸血停止，這種權力關係也就不再存在。
人的價值觀被權力欲充滿時，鄙視弱者是自然的心理。在中國，北京和上海人鄙視外地人、城裡人鄙視民工、特權階層鄙視普通民眾。在美國，許多從大陸來的第一代移民鄙視非裔和墨裔人，恥于與他們投同一個黨的票。這些都與龍先生鄙視小國有共同的心理根源。兩者的不同之處是：外地人和民工沒有辦法逃出中國這個龐大無比的垂直權力結構，也沒有辦法逃出這種鄙視；而小國與中國的關係是平等的，他們可以在自由之中選擇合作夥伴。
在龍先生看來，每個國家都心懷惡意、虎視眈眈，隨時會從背後插來一刀：「老大每天盯著你，生怕你搶班奪權，老三、老四、老五也都會懷著各種不同的心態來看著你這個老二。」事實是，世界上的民主國家之間的關係多數不是如龍先生想象的這樣充滿敵意。
龍先生的看法準確反映了中國人對國際關係的理解，但與美國人對國際關係的理解相去甚遠。在權利寫入《獨立宣言》二百多年後，美國人眼中的與他國的關係，與美國社會中的個人之間的關係一樣，是以權利為基本出發點。這種關係更像是美國居民小區中的鄰里關係：他不是特別在意鄰居的房子是否比自己的高大豪華，但在意鄰居是否遵守小區約法；他看到鄰居不修剪草坪、破壞景觀會側目，看到鄰居虐待孩子會報警。這是基於權利的思維：保衛自己的權利、不侵犯鄰居的權利、對不尊重他人權利的鄰居持有採取行動的權利。
同樣是對於中美矛盾，中國人的認知是源自中國傳統的以權力為出發點的價值觀，美國人的認知是源自美國傳統的以權利為出發點的價值觀。
龍先生是職業外交家、中國人眼中的美國通，對美國的理解依然如此離譜，不難想象中國決策階層其他成員對此的理解。不同的價值觀難以互相理解是國家之間的衝突難以調和的根本原因。
2020年，與新冠肺炎有關的一個著名外交事件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於3月13日的推文：「可能是美軍將病毒帶到武漢。」【25】
普通人對事件的來龍去脈作自己的猜測無可厚非，而國家外交部發言人的推文則是負有國家使命的。這是拒絕為對新冠肺炎的隱瞞行為進行負責任的調查，也拒絕為因此而導致的在全世界的大流行承擔責任。對於習慣了絕對權力結構中的生存法則的人，這是很自然的想法。中國的絕對權力結構有人民解放軍的槍杆子作為後盾，因此真理是個可以隨意雕刻的橡皮圖章，沒有真理獨立於這個結構而存在。趙先生可以對事實作出任意解讀，並不在意下游者是否信服。
這條推文在世界上的效果適得其反：那些本來對中共沒有好感的人更加反感，而那些對中共體制本來抱有好感的人開始領教到其險惡。戰狼外交官們忘了一個基本事實：人民解放軍的肉體權力在海外無效。如同在自由的貿易夥伴之間使用假鈔不可能總能得逞，狡辯也不適用於不受絕對權力制約的人和國家。
這兩個例子說明個人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如何難以擺脫以權力為最高價值的文化的長期潛移默化。幾乎不可能讓鄙視民工的城裡人開始意識到民工是與自己平起平坐的堂堂正正的社會一員，也幾乎不可能讓中國人意識到彈丸小國不比天朝大國矮一截。以權力為線索的思維方式與以權利為線索的思維方式之間的鴻溝幾乎不可逾越。
14. 結語
絕對權力統治了中國幾千年，權力欲也統治了中國人的價值觀幾千年。其結果是：被權力壓制，也會以權力來反抗權力；被權力壓制越久，就越急於以權力來反抗。清末的革命派以自己的絕對權力推翻了清廷的絕對權力，最後一統天下的是一個比清廷還要殘酷許多倍的絕對權力。如果大眾的思維方式沒有改變，中國的王朝更疊循環也不會改變。
中國人的價值觀已被權力和權力欲充滿，改變思維方式談何容易。但是，西方近代史說明，權力欲和仇恨的火焰似乎只有在誠實、同情心和權利意識的生長之中才能慢慢熄滅。如何面對這樣的現實、如何在這樣的現實中做一些有益的事是關心中國的有識之士需要思考的問題。
數千年來，中國在一次又一次改朝換代中循環。每一次，新政權在血流成河中誕生、重複前朝的權力結構、最後重複前朝的覆亡命運。本文試圖論證中國無法逃出這個輪迴的原因是權力欲在中國人價值觀中的主導地位。挑戰者唯一熟悉的挑戰方式就是以自己的絕對權力對抗當權者的絕對權力。他們不知道自己有其它可能的抗爭方式，也不知道一個社會有其它可能的運行方式。
引言
在世界上眾多的古老文明中，中華文明有一個獨一無二的特點：她是個在橫向體量巨大無比、在縱向綿延數千年不曾間斷的中央集權社會。沒有任何一個文明有中華文明這樣體量巨大而歷史悠久的權力結構。權力是中國社會的血液。
權力欲也浸透了中國人的血液。數千年來，中國在一次又一次改朝換代中循環。每一次，新政權在血流成河中誕生、重複前朝的權力結構、最後重複前朝的覆亡命運。本文試圖論證中國無法逃出這個輪迴的原因是權力欲在中國人價值觀中的主導地位。挑戰者唯一熟悉的挑戰方式就是以自己的絕對權力對抗當權者的絕對權力。他們不知道自己有其它可能的抗爭方式，也不知道一個社會有其它可能的運行方式。
在當代中國，即使是在最開放的1980年代，政權從來沒有放棄過絕對權力，而那個最開放的年代也以政權祭出其終極權力殺器而在血泊中落幕。
近年來，絕對權力的觸角越來越長，伸向社會的每個角落，國民的自由越來越被窒息。而政權的掌握者和多數反對者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只認同絕對權力。同歷代王朝末年的大眾一樣，多數的當代中國人，包括許多知識分子，不知道一個社會有其它可能的運行方式、自己有其它可能的抗爭方式。雖然建立一個民主和自由的政體似乎是反對者的共識，許多海外異議組織、自媒體和作者們都篤信權力鬥爭是達到這個目的的唯一手段：只要我/我們掌握了權力，我/我們就會搞民主和自由。他們崇拜西方的強權式政治人物，指望著外國的飛機導彈給中國空降民主。
劉賓雁曾說：「人人心中有個小毛澤東」，這說的就是權力欲在每個中國人的價值觀中的至高無上的地位。這在歷史上如此，在現在如此，在今後很長時間中也會繼續如此。
本文討論中國歷史上的權力結構及其對中國人的價值觀的塑造，展示權力欲在個人價值觀中的主導地位，考察以權力欲為動機、以權力為目的的抗爭方式。
許多西方學者對權力有過詳細的論述，比較著名的包括社會學家韋伯【1】、福柯【2】、政治學家道爾【3】、夏普【4】、哲學家羅素【5】、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6】等。他們的研究實例主要取自西方社會。西方社會的權力結構由許多互相制約的權力關係組成。相比之下，中國社會中權力結構的基本特徵是不受制約的絕對權力。這種權力結構對社會成員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產生的影響遠未得到學界足夠的重視。
本文中主要使用韋伯給出的對權力的定義：一個人（或群體）在許多人（或群體）的意願中使自己的意願得以行使的能力。以上列舉的其他學者給出的定義大同小異，不在本文中一一辨析。
權力在英文中通常譯為power，但是中文里的權力和英文里的power的外延稍有不同。英文中的power外延較寬，既包括弧令他人的權力，也包括征服大自然的能力、改變自己的能力等；這后一種意義在中文中近於「力量」。英文power的兩個意義有相似的心理動機，都是使自己變得更強大的動機，但是對他人產生的效果不同。中文中的「權力」通常專指號令他人的權力，即英文中power 的第一種意義。
1. 權力的表現形式
權力和權力欲的歷史比人類本身的歷史更久遠。哺乳動物的社群中，為爭奪社群首領的地位而大打出手是常見的事。鬥毆的結果是勝者趾高氣揚，敗者傷痕纍纍、落荒而逃。打鬥者之間爭奪的是社群首領的權力，驅使他們參与打鬥的動力是權力欲。社群首領與手下成員之間的關係就是權力關係；首領居於這個關係的上游，成員居於下游。
如果把人也歸為動物的一種，人類社會這個動物社群的規模又是任何其它動物的社群無法相比。若把一個社群定義為成員之間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信息和物質交流平台的群體，那麽一個國家就是一個社群。這個社群是由成千上萬個權力關係組成的一個秩序分明的權力結構。這個權力結構有許多的層次，在其中，每個人通常既是某些權力關係的上游者，同時也是某些權力關係的下游者。
大眾話題中通常討論的權力和權力欲多與官場中的權力有關，但是從權力和權力欲的心理動機來看，它們涉及的領域廣得多：所有的一方試圖以自己的意願壓制另一方的意願的人際關係都是權力關係，而驅動這種關係的心理因素就是權力欲。每個人在其有能力產生影響的圈子裡，包括對職場的下級、對社會上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對家裡的孩子和其他家庭成員，都有使用權力的慾望。
羅素把權力的作用方式分為三種：肉體權力 (by direct physical power over the body)、經濟權力 (by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as inducements)和靈魂權力 (by influence on opinion)。【5】本文主要以這種分類方式開展討論。
（1）肉體權力
這種權力以對下游者的懲罰，如關牢房、羞辱、恐嚇、或處死等，為手段來左右下游者的意願。靠軍隊和警察維持的政權權力、靠打手來立威的黑社會權力都屬於這一種，其主要的機制是通過在下游者的心中製造恐懼感來迫使他們就範。這種權力是古時候統治階級維持權力的基本手段，也是當代的威權和極權體制維持權力的基本手段。
在多數時候，上游者並不需要真的對下游者造成傷害來製造恐懼感；他們只要保持對下游者造成傷害的威脅即可，如農夫並不需要不停地抽打他的牛，而是只需要不時揚起鞭子。這種權力關係建立日久之後，上游者的威脅在下游者的眼中就變成完全正當的行為，而不是自己的恥辱，自己的日子也顯得完全正常。在表面上看起來，上游者和下游者都安居樂業，整個社會和平而和諧。和平、和諧的前提是下游者的活動範圍局限在上游者圈定的無形柵欄之內。
上游者行使權力的結果是下游者失去自由；如果下游者得以成功行使自由，這意味著上游者的權力失效。在這個意義上，權力與自由是反義詞。
當下游者試圖突破上游者指定的自由度時，上游者的肉體權力便露出牙齒。1989年5月，政府派遣約二十五萬大軍包圍北京以對付城中的大規模反政府遊行抗議。【7】那時坊間傳聞中共高層的共識是「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太平。」殺人可以保太平，是因為它在觀者中製造了恐懼感。殺人的數量與保太平的時間成正比，是因為殺人的數量與在觀者中創造的恐懼感成正比。
如果多數的民眾習慣了活在恐懼和不自由之中，認為這樣的生活就是正常的生活，那麽這樣的權力關係就可以維持長時間的「太平」。
（2）經濟權力
在近代資本主義興起之後，權力的主要表現形式開始由赤裸裸的恐嚇轉變為以物質誘惑來實現的權力。這種權力關係中最常見的表現形式是雇傭關係：下游者為生計所迫而被上游者雇傭，得到的是較好的生存條件，失去的是自由，包括行為的自由和表達的自由。當代社會中許多人嚮往的自由實際上是擺脫受僱主的經濟權力擺布的財政自由。
近幾十年來，中國的經濟實力迅速提高，得以對世界上許多不發達國家大舉援助，以換取它們在國際舞台上對中國政權合法性的支持，這是以經濟權力來左右對方的意願的一例。
肉體權力與經濟權力經常只有一步之遙。2014年，習近平在意識形態工作會議上講話，強調「絕不允許有人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一方面，這話強調共產黨把持的經濟權力；另一方面，也警告下游者，如果不服從就沒飯吃。這就變成了肉體權力的威脅。
2020年8月17日，中共中央黨校退休教授蔡霞因批評習近平為「黑幫老大」而被開除中共黨籍和取消退休待遇。【8】在這兩個處罰之中，取消退休待遇是比開除黨籍意義遠為深長的措施。退休待遇體現的是上游者對下游者的經濟權力；取消退休待遇體現的則是肉體權力，既懲罰了作亂者，又警示所有的觀者若不服從可能招致的饑寒交迫的可怕處境。
（3）靈魂權力
古代婦女的基本倫理是「三從四德」；其中的三從是：未嫁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這在現代人看起來是社會強加于女性的不合理的權力，在當時卻是天經地義，是大多數女性毫無怨言地遵從的信條。這是因為每個女性在從小長大的過程中一直都在被這樣的信條潛移默化，她們終其一生也從未聽過其它與此不同的倫理道德。這就是施加於靈魂的權力。這種權力與前兩種權力的不同在於：在這種權力關係中，下游者的服從是心甘情願的。
在中國農村許多地方，在外面再頑劣作惡的孩子在家裡被父親責打時也乖乖順從。父親在這裏的權力就是忠孝文化給他的靈魂權力。孩子反抗父親不只是在反抗一個人，而且是在反抗整個忠孝文化；這幾乎是十惡不赦之罪了。
在家庭的層面，一個孩子對母親言聽計從，母子都和顏悅色，母親也沒有用體罰威脅或食物和玩具的誘惑來讓孩子聽話，這不一定說明母親沒有在施用權力。如果孩子只有在遵從母親的意願時才能換來母親的和顏悅色，而稍微越界便會遭遇雷霆之怒，那麽這和平之態的維持只是因為孩子沒有意識到他的自由。母親的這種權力就是靈魂權力。
權力的這三種形式既存在於社會運作中，也滲透在個人思維方式和文化中。以中國的幾句俗語為例：
「亂世英雄起四方，有槍便是草頭王」；
「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說的分別是統治者對平民、社會上的強勢集團對弱勢集團、父母對孩子的肉體權力。
「有錢能使鬼推磨」；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
「書中自有黃金屋」；
說的是經濟權力。
「眾口鑠金」；
「謊言重複千遍便是真理」；
說的是靈魂權力。
這些話中多有厭惡和無奈兩種態度，反映出大眾對權力踐踏社會公正深惡痛絕，又不知道如何反抗，而不得不接受這些現實。
「棍棒底下出孝子」說的則是從肉體權力到靈魂權力的轉化：肉體權力施行日久之後，下游者就接受這種權力關係為現實，他的行為就從被迫轉為自覺，上游者的肉體權力就變為靈魂權力。
肉體權力得以產生效力，靠的是下游者的恐懼感。經濟權力得以產生效力，靠的是下游者的貪婪。靈魂權力得以產生效力，靠的是下游者有限的認知能力和行動力。如果人不知道自己該相信什麼，就容易相信聽起來言之鑿鑿的論斷。如果人不知道自己有自由、不知道該如何去實現自由，就容易聽從他人的指令。政權的愚民政策施行的就是靈魂權力：通過屏蔽真實信息和不斷重複虛假信息，大眾便忘記了自己的自由之身，乖乖地在上游者指定的軌道之中運行。
因此三種權力的成功施行靠的分別是下游者人性中的三個缺陷：恐懼、貪婪和愚昧。這裏的愚昧不是缺乏生存技能，而是意識不到自己生命的自由度和可能性。
人性的這些缺陷會永遠存在，所以權力和權力欲對人類社會的強力干預也會一直存在下去，不管是在專制社會還是在民主社會。
人類也有彌補這三個缺陷的辦法：教育。不是關於生存技能的教育，而是關於如何獲得自由和獨立人格、如何了解自己的生命可能性、如何不再恐懼的教育。
2. 權力欲及其心理起源
1958年，將數十萬右派掃蕩殆盡的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講話：「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合乎實際。可惜的是，你們說得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9】這段話的字裡行間洋溢著一種愉悅。這是權力欲得以充分滿足的愉悅。毛澤東與知識分子的關係是興高采烈的貓與在其利爪下心膽俱裂的老鼠的關係。
漢高祖劉邦平定江山後，高坐金殿之上，問老父親：「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這也是在恣意享受權力欲得以滿足的愉悅。許多人的人生奮鬥動力是為了向父母證明自己的能力，而年少時被父親冷落的劉邦大概也不例外，所以他在父親面前的誇耀也就格外給自己以滿足感。
權力是行使自己意願、壓制他人意願的能力，那麽權力欲就是行使自己意願、壓制他人意願的慾望。權力欲的滿足給人帶來愉悅：這是一種作人上人的感覺、是在賽場上擊敗一個有分量的對手的快感。擊敗的對手越強大，勝者的滿足感和成就感也就越強烈。失敗者則飽嘗挫敗感和屈辱。
在「打江山、坐江山」的說法中，「打江山」是被權力欲驅使的人生奮鬥，而「坐江山」是享受權力欲帶來的愉悅。劉邦和毛澤東的愉悅是所有渴望權力者的夢想。
人與動物的權力欲有質的區別：動物的權力欲只限於食物和繁殖，是易於滿足的慾望。而人類的權力欲是永遠都無法填滿的黑洞。
心理學家阿德勒是研究社會因素對人的性格的影響的先驅。他認為人的權力欲起源於兒時的自卑感。【10】人在幼年時，周圍所有的人都比自己個頭更高、懂得更多、更有能力；自己的意願總是被那些成年人忽略，而成年人總是把他們的意願強加給自己；兄弟姐妹比自己得到父母更多的關注、同伴比自己得到更多的玩具。這些印象在孩子的心中刻下深深的自卑感。在其後的成長過程中，他竭力試圖補償這種自卑感，而補償的方式是模仿那些有能力、有權力、能發號施令的人。他們都是他的榜樣。「他嚮往能夠打開門和搬動重物的高大身材和向許多人發號施令的能力。一種慾望在他心中升起：變得跟這些人一樣強大，或比他們更強大。指令他周圍的所有人成了他生活的主要目標。」【10】這就是權力欲的雛形。
補償是心理學中的重要概念。孩子並沒有足夠的智慧來發現讓他自卑的真實原因，所以他的補償通常是一種掩蓋真正問題的企圖，試圖在別的方向上變得優秀，而這並不能解決他的真正問題。一個例子是，我的母親自幼因天花而落下麻臉，備受旁人的嘲諷。她不明白使她自卑的真正原因是她對他人的幸災樂禍太過敏感，於是她努力學習和工作，試圖以事業的優秀來補償她的自卑感。她的努力工作不是完全出自她對事業的熱愛，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出於超過他人、獲得一種優越感的慾望。工作優秀並不能給她帶來真正的平安，她也仍然會繼續為她的臉而自卑。其結果是她的自卑感和對權力和優越感的追求會一直同時存在下去。
自卑感和優越感的本質是一樣的：都是基於對他人的敵意，都是在自己與他人之間築起高牆、將世界視為弱肉強食的叢林。
這樣看起來並不成功的補償策略是孩子心智不成熟時的下意識的想法，而等到他們心智成熟時，這樣的補償策略已經被他們實踐了十多年、或幾十年，已經與他們的自我完全融為一體，他們已經很難意識到自己的補償策略與其初衷原來是南轅北轍。如果他們沒有強大的自省和糾錯能力，他們會將這種對自己無助、與他人競爭和為敵的活動繼續終生。
如果成年人總是以權力降伏孩子、恐嚇孩子、以自己的意願碾壓孩子的意願，孩子就會認為敵意是人與人的關係的正常狀態，而他的成年人榜樣們的手段是處理衝突的最佳方式。雖然他離成年人的權力競技場中的搏殺還在許多年之外，這種敵意和競爭意識註定了他的理解中的人際關係是一方贏另一方必輸的權力關係。
對於大多數人，兒時形成的權力欲的雛形一生都不會改變，是他們的生命之舟的永不停息的馬達。權力欲有兩種表達方式：有的人努力學習、工作、在自己認定的某個方向上變得優秀、變得比其他人更強大；有的人扮成弱者、受害者，以博取他人的關注和同情，給自己帶來好處。可以把前一種努力稱為碾壓型權力欲，后一種稱為操縱型權力欲。
碾壓型權力欲的一個小尺度的例子是孩子在年齡很小時就懂得以哭鬧撒潑來使父母就範；一個大尺度的例子是一些國家的統治者把自己的國家說成是外國強權的受害者，在國民之中創造「國恥」等印象。這比只靠恐懼感的高壓統治更能獲得民意支持。中共於1942年的強迫每個幹部「向黨交心」的延安整風之所以能獲得成功，一個原因是中共把自己扮成在強大的國民黨和日本勢力環伺之下的弱者，所以若不與領袖同心同德，我們的滅亡就在眼前。
如果成年人能放下身段，尊重孩子的認知能力和判斷節奏，寬容他的無助，給他的心結以恰到好處的點撥，為他的每一點進步喝彩，孩子會對這個世界生出友好的印象，他眼中的世界就不再是威脅環伺的叢林。他會發展出成熟的心態來對待他人。他會不只關心自己的意願，也關心別人的意願。善良、體貼的同伴也能起到同樣的作用。阿德勒把一個人為他人著想的能力稱為社會感 (social feeling)。
人的價值觀中通常是權力欲與社會感並存。權力欲讓他與人為敵，社會感讓他與人為友。如果一個國家中的多數人以權力欲為主導價值觀，那麽這個國家中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基調就是互為敵意、互不信任的權力關係。這個國家與其它國家的關係也是互為敵意、互不信任的權力關係。
社會中有能力的人需要有釋放權力欲的方向，而這樣的釋放必須不威脅到權力結構的生存。中國古代士大夫階層的「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的價值觀就正好滿足了這樣的要求。這是依附於權力結構的攀緣，既讓攀緣者的生命得以充實，權力結構也因此獲得了生命力。
3. 恐懼感
我的父母親在共產黨新中國的教育中長大，也在恐懼感中長大。在我的兒時記憶中，他們的面孔是寫滿了驚慌的面孔，不斷警告我在外面不要亂說話，否則必引禍上身 – 那時我還不到十歲。但他們並沒有受過公開批鬥和羞辱。他們只是那些場面的觀眾。
權力擁有者公開羞辱反對者、槍決地主和反革命有兩個動機：一個是權力欲的滿足，是神氣的貓作弄可憐的老鼠的動機；另一個是在觀者之中製造恐懼感，以鞏固其權力的穩定。他們的批鬥和公審大會是權力的課堂，其主要教育對象就是我的父母親這樣的平頭百姓。通過羞辱一些人，他們給觀者的意識中刻下這樣的信息：誰不服我們，誰就是這樣的下場。
在肉體權力橫行的時代，大眾的恐懼感尤為強烈，由恐懼感而生的求生欲在他們的價值觀中就佔有了壓倒一切的地位。
人有極強的適應環境的能力。在恐懼感中日久，恐懼感便漸漸從前景淡化為背景，以至於不再感覺到恐懼感的存在。同時，他們調整自己的行為習慣，不再挑戰上游者指定的自由尺度，最終下游者和上游者達成默契，權力關係就這樣達到穩定平衡。這個穩定平衡的條件是下游者的恐懼程度在自己可以忍受的限度之內，而下游者對自由的需要程度在上游者可以忍受的限度之內。如果下游者對自由的需要開始增加、或者對恐懼的容忍度開始減少，平衡就被打破。
如同有經驗的農夫純熟于駕馭他的牛，有經驗的上游者也純熟于駕馭下游者的恐懼感。下游者的安全感來自於對上游者的順從、來自於在權力結構內做一顆不惹是生非的螺絲釘。即使是有了權力、控制了相當資源的人，其安全感也是有條件的，因為他們的權力和資源來自於他們對權力結構的依附，而權力結構隨時可以沈下臉來，給他們釜底抽薪。近年來大批大陸富人和高官家屬移民、移資海外都是由於不安全感。
劉邦和毛澤東並沒能長久享受美滿靜好的帝王歲月。平生大願得足之前，驅使他們奮鬥的是赤裸裸的權力欲。平生大願得足后，他們開始被失去權力的恐懼感駕馭。他們不斷設局構陷曾在鞍前馬後幫他們打下江山的一個又一個功臣。毛澤東整天疑神疑鬼，嚴重神經衰弱。
劉邦和毛澤東是在中國人看來實現了人生終極理想的人物。他們情緒緊張的後半生說明，一方面，權力欲是永遠不能填滿的黑洞；另一方面，恐懼感是比權力欲更基本的人類需要，所以，如同一個人再光鮮亮麗的衣著也掩蓋不住他眉宇間的愁苦，他手中再大的權力也無法補償他的恐懼感。
4. 權力的組織方式
「大海航行靠舵手
萬物生長靠太陽
雨露滋潤禾苗壯
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
魚兒離不開水呀
瓜兒離不開秧
革命群眾離不開共產黨
毛澤東思想是不落的太陽」
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這首歌曲曾響徹大江南北。一群群成年人深情脈脈地唱起「魚兒離不開水呀，瓜兒離不開秧」的場面有些滑稽，如同被施了《哈利波特》中的奪魂咒。不難想象，毛澤東在當時的中國翻云為雲、覆手為雨，其權力是來自於大眾的狂熱支持。
羅素認為，「社會科學中最基本的概念是權力，就像物理學中最基本的概念是能量。」【5】權力在人類歷史上有這樣重要的地位，除了由於領袖們的永遠無法填滿的權力欲，另一個或許更為基本的原因是成千上萬大眾的忠實跟隨。
大眾對領導者的跟隨出於幾種心理：權力欲、獨立判斷和行動力的缺乏、和恐懼感。
（1）權力欲。雖然權力一詞聽起來有濃厚的強制意味，許多人對權力的服從是完全出於自願。依附於強大的權力、聚集在某一面大旗之下、眼看著這架權力機器所向披靡時，追隨者們感到自己也擁有了權力。這也是一種權力欲。
1951年，響徹全中國的歌曲是自豪感滿滿的「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志願軍戰士和後方的支持者們唱起這歌時，是在與毛澤東一起享受著權力欲的滿足。
羅素對此的觀察是：「當人們心甘情願地跟隨一個領袖時，領袖率領的這個組織的權力就是他們渴望得到的權力，領袖的勝利就是他們的勝利。」【5】如果沒有那麽多願意為納粹事業肝腦塗地的德國人，希特勒就興不起什麼風浪。
當代許多中國人都為中國政府有能力「集中力量辦大事」而自豪、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夢而自豪。這也是跟隨者的權力欲。
（2）獨立判斷和行動力的缺乏。在崇拜權力的文化中，做不依附於群體的自由人是艱難的。他要有勇氣為自己獨闢蹊徑；他完全不知道這蹊徑會將他帶到哪裡，而要獨自承擔起他的決定的全部後果。他享受不到依附於組織權力所帶來的權力欲的滿足，卻要承擔前路不知所終的恐懼感。只有少數在價值觀中將自由置於恐懼感之上的人願意這樣做。
在多數人的價值觀中，自由遠不如求生欲來得重要，所以他們更願意去依附於組織權力，丟失自己，把自己變成領導者的自我的一部分。
1936年，埃德加斯諾訪問延安。後來，他把他與毛澤東的長談記載在《紅星照耀中國》中：「首先，切莫以為毛澤東可以做中國的『救星』。這完全是胡說八道。決不會有一個人可以做中國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認，你覺得他的身上有一種天命的力量。這並不是什麼曇花一現的東西，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覺得這個人身上不論有什麼異乎尋常的地方，都是產生於他對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這些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貧窮飢餓、受剝削、不識字，但又寬厚大度、勇敢無畏、如今還敢於造反的人們——的迫切要求做了綜合表達，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
斯諾話音未落，「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歌曲便響徹陜北的溝溝壑壑。救星替大眾的「迫切要求」做了「綜合表達」，所以大眾不必再費力思考，只要肝腦塗地跟著救星走就可以了。
另一方面，群體的領導者也不希望跟隨者具有獨立意願。這是權力欲與愛心的不同：權力擁有者只希望下游者服從自己的意願，而有愛心的人尊重對方的獨立意願，並幫助對方實現這些意願。
領導者把跟隨者們當作隨時可以犧牲的籌碼，而跟隨者的自我已經完全融入了組織，所以「拋頭顱灑熱血」的犧牲也不再是極其痛苦的事。
（3）恐懼感。在一個社會中，如果多數下游者認同上游者的權力，這就會在餘下的少數不認同者之中產生恐懼感，逼迫他們服從。不屬於群體的人是一盤散沙，其中只有極少人有勇氣與強大的群體對峙。
這三種心理因素在每個跟隨者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一方面，跟隨者需要領導者；另一方面，領導者也需要跟隨者。首先，有人可供呼喝滿足了他們的權力欲。許多把持了社會資源的上游者在說起自己手下有多少人時都有毛澤東糞土秦始皇時的那種滿足感。其次，他們需要炮灰來鋪他們的宏圖大志之路。
組織的強大權力來自於領導者和追隨者的合作。在一個強有力的組織中，跟隨者把自我融入了組織，整個組織只有一個意願。這就是絕對權力結構的一致性，千百萬人跟隨一個人的意願起舞。一個典型例子是毛澤東和跟隨他拋頭顱灑熱血的成千上萬中國共產黨員們：靠著領導者的權力欲、跟隨者的權力欲、跟隨者的缺乏獨立行動力、和組織施加於每個成員的恐懼感，這個組織有了空前的凝聚力和空前的權力。
5. 絕對權力
歷史學家阿克頓勛爵有一句流傳極廣的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
那麽什麼樣的權力是絕對權力呢？試比較幾個例子：
（1）中國古代的皇帝對大臣的權力。這可以說是絕對權力的經典範例，因為前者對後者可以生殺予奪，而後者對前者無任何反抗之力。
（2）一個專橫的校長對其手下的老師的權力。校長有權力訓斥手下的老師、給他穿小鞋、甚至解僱他，但對老師並沒有生殺予奪的權力。如果老師有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骨氣，他有拂袖而去另謀高就的自由。但老師並沒有任何能力影響專橫的校長的行為。
（3）一個盡責卻嚴厲的母親對溫順的孩子的權力。這個關係與前兩個例子的不同是：皇帝對大臣、校長對老師都可能有敵意，或許早已欲除之而後快，母子關係卻是世界上最為親近的人際關係。與前兩個例子的相似之處是，這裏的上游者（母親）同樣不認為下游者（孩子）有行使其獨立意願的權利，而下游者也同樣沒有能力影響上游者的行為。
（4）現代企業中一個經理與其屬下的職員的關係。毫無疑問，經理有左右職員的意願的權力，但是，職員拿出的最新調研成果可能會改變經理的意願；職員做出的驕人業績也會使經理即使對他有成見也不得不收斂。在這個關係中，經理的權力受到了制約。拉平了雙方之間的權力關係的是職員的調研成果、業績和公司的文化。
前三個例子中的上游者雖然職位不同，但對下游者的控製程度是一樣的。他們對各自的權力關係的態度也是一樣的：都不認為下游者有行使其獨立意願的權利，或者說，都不認為下游者的意願有合理合法性。下游者都是只有兩種可能的選擇：要麼完全服從上游者的意願，要麼徹底否認這個權力關係，面臨被嚴懲的代價。最後一個例子中經理的權力則受到來自下游者的一定程度的制約，所以不是絕對權力。
從這幾個例子來看，可以把絕對權力定義為上游者不承認下游者的獨立意願、下游者沒有能力制約上游者的行為的權力。這種權力關係可以存在於政權結構中、各種機構中、及家庭中。
絕對權力關係與非絕對權力關係之間並沒有清晰的分界線。可以把權力的絕對程度用一個直觀的幾何概念 – 垂直度 – 來表示。高度垂直的權力關係就是絕對權力關係。
垂直權力關係的典型例子是軍隊，其自上而下的指令結構極為清晰，每個成員都以服從其上游者為天職，也容不得其下游者的任何異議。在這個垂直權力結構中的任何一個節點，比如一個團長，只要他服從於其上游的師長的絕對權力，師長就准許他在他的團里行使絕對權力。
團長得到了他的地位給他的權力，但也付出了代價：他失去了不服從這個權力結構的自由。如果他看重權力欲勝過看重自由，他就願意承受這個損失。
在中國古代，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說法。這是皇帝的絕對權力。皇帝的權力來自於其先祖靠殺人立威樹立的肉體權力，他們手中掌握的對臣民的權力也是肉體權力。
皇帝們並未完全把握靈魂權力。他們要依仗忠孝綱常文化和其衣缽傳人來維持靈魂權力。即使是歷史上公認的曠代明君如李世民和康熙也不過是以精明和勤政聞名，並不是時代的精神領袖。
中國共產黨建政后雖然將國號改為共和國，也不再使用君臣的稱呼，對權力的絕對控制卻比古代大大加強。政權將三種權力形式同時使用：靠羞辱、公審和誅殺一部分人以樹立肉體權力；靠奪走中上層階級的財產以樹立經濟權力；靠強大的宣傳媒體施行輿論教育以樹立靈魂權力，使多數人心甘情願服從，並讓他們將這種心甘情願傳給下一代。
從近代開始，中國的暴動領袖們開始注重靈魂權力的使用。洪秀全和孫中山在這方面都成就卓著：洪秀全自稱是上帝的兒子，孫中山說革命「必須在唯一領袖之下，絕對服從。」「我是推翻專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實行之者。如離開我而講共和、講民主，則是南轅而北其轍。」【11】他們都成功地感召了一大批忠實的追隨者。
最後的集大成者則是毛澤東。毛不僅擁有了古代皇帝的肉體權力，還擁有了古代皇帝沒有的萬民精神領袖的地位。其名句「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就是對只擁有肉體權力的古代帝王的蔑視。毛對中國人的靈魂的操縱程度超過了有史以來的所有帝王，毛的權力也是比古代帝王的權力更絕對的權力。
毛澤東去世后，鄧小平時代的中國人有了多一些的自由，但政權的絕對權力的本質並未改變。改革開放是絕對權力讓自己活下去的一種手段，所以在改革開放開始威脅到自己的生存時把它收回也是份內的事。絕對權力是如來佛，改革開放是其手掌中的孫猴子。
垂直權力結構中不存在不受母結構控制的其它任何組織，所以其中的個人之間是隔絕的。每一個可能的反抗者面對的都是他們個人與強大的組織之間的權力鬥爭。極少有人能在這樣的對峙中不心生恐懼。這決定了垂直權力結構的穩定性。
絕對權力存在於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在許多的家庭中，父母親的權力不容孩子挑戰；在許多公司和學校中，領導的權力不容下屬挑戰；在學術界，學術權威獨霸一方，壟斷所有的物質和理念資源。家裡的嚴父、公司領導和學術權威都是心中只有自己的意願，沒有下游者的意願。這些都是絕對權力。
6. 絕對權力中的文化
可以從近代文學的高峰「四才子書」來觀察權力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染：
《三國演義》是組織權力之爭的史詩。個人性格的各種展示，如關羽的忠、張飛的莽、趙雲的義、諸葛亮的智謀，其終極目的都是服務於組織權力。權力的主要形式是肉體權力。普通將士是英雄們刀下的瓜菜：「于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頭，如探囊取物耳。」
在《水滸》中，英雄好漢們靠著肉體權力任意碾壓平民百姓，而他們又被朝廷的肉體權力任意碾壓，只好落草為寇。然後他們組織起來，於是矛盾轉化為聚義廳中的小組織與朝廷的大組織之間的權力鬥爭。最後，小組織被大組織的靈魂權力 – 「忠義」 – 吸收消化于無形。
《西遊記》中的孫悟空靠著赤裸裸的暴力在天上地下到處濫用其肉體權力，終被如來佛的無邊權力降伏。唐僧與悟空的關係本質上是權力關係，靠兩種形式來維持：恐懼感（緊箍咒）和忠孝倫理（師徒之名分）。它們分別屬於肉體權力和靈魂權力。中國數千年的皇權秩序靠的也正是權力的這兩種表現形式。
《紅樓夢》寫的是看重自由的年輕人對家族權力結構的反抗。主人公賈寶玉雖然是家族的嫡系正宗，是權力結構的掌門人賈母的掌上明珠，其反抗仍然是微不足道，對權力結構也毫髮無傷。權力結構的幾乎所有成員都抱著為他好的善意來限制他的意願。在更大的尺度上，賈府的家族權力在朝廷的政權權力面前又是微不足道。
四本書中的權力關係都是絕對權力，其中的下游者只有兩種命運：服從或滅亡。這幾本書自問世以來，直到現在都影響巨大。由此可見，從古到今，中國人離開權力便無法思維。
在古代兩種主要的治世理論中，法家的嚴刑峻法是上游者對下游者的絕對權力，而儒家的仁政雖然給下游者多一些的自由度，但其權力結構同樣是上尊下卑、下游者不能「犯上作亂」的絕對權力。何為「犯」、何為「亂」都是上游者定義的。兩種理論同是基於人與人之間的無法逾越的不平等，而決定尊卑之序的是「逐鹿」血戰的勝者的肉體權力。
作為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社會倫理，「三綱五常」 中的「三綱」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幾個關係把宏觀尺度的君臣關係與微觀尺度的家庭關係不動聲色地聯繫起來：如果孝親是天經地義，那麽忠君也是天經地義。三種關係的本質是一樣的，都定義了上游者對下游者的靈魂的控制。君、父、夫的權力是來自於社會秩序、傳統和文化，而不是因為他們擁有更高的道德、更高的智慧。
在當代中國社會，三綱的說法雖然早已進了博物館，其實際影響仍然遍及每個角落。父母對孩子的絕對權力和丈夫對妻子的絕對權力在農村依然普遍，而政權中上級對下級的絕對權力比古時更甚：每個體制中人都精於頌聖文章；反對的聲音不僅微乎其微，並且得不到多數大眾的理解或同情。
在古代，「三從四德」中的「三從」確立了社會對女性的絕對權力。但女性的服從並非心甘情願，其權力欲也不因為社會環境的壓制而泯滅。一旦得到機會，她們就會把手中的一點權力用到極致。在宮廷戲如《甄嬛傳》中，後宮佳麗們的兩個感情主旋律與男性世界中的主旋律完全相同：恐懼感和權力欲。她們發泄權力欲的最佳方式是折磨失敗者、從他人的痛苦中發現自己的愉悅。
在民間，相應的說法是「最毒婦人心」。
7. 絕對權力中的教育
1989年5月28日，北京的天安門學生運動接近尾聲。身心俱疲的學生領袖柴玲在對西方記者金培力的錄影訪談中哭訴：
「更可怕的是，有些同學逐漸被政府收買，他們作一種學生中的特務和姦細。……（問：你們有感覺嗎，就是說有學生叛徒？）絕對有感覺，而且我們有證據。」……「我是總指揮，我一再要求這個權力，掌握這個權力，就是為了抵制這種妥協，這種投降派。」【12】
天安門運動是大學生對政府的絕對權力的反抗，而其領袖人物「一再要求」掌握對指揮運動的絕對權力，而其要求也聽起來似乎合理：她的組織太不純潔；她要用她的絕對權力來清理門戶、給她的組織以強大的行動力。
柴玲的「一再要求這個權力」與毛澤東的延安整風有相同的心理動機：因為敵強我弱，所以只有將權力集於一身，我們才有勝算。這是操縱型權力欲。
柴玲在她著名的《絕食書》中呼喊的口號是民主和自由，然而在成為學生領袖短短十幾天之後，在如山的現實挑戰面前，她的訴求只剩下了權力。
劉曉波後來評論，廣場上的學生領袖「有的只是對權力的饑渴」。這是因為民主和自由只是他們從書上看來、從別人嘴裏聽來的抽象概念，而權力才是真正浸透於他們血液中的價值。這是他們所受的教育的自然結果。
中國人在幼年接受的來自父母和學校的主要教育方式都是威權型教育。這已經在拙作《小鎮的權力與教育》中討論過。【13】孩子處在社會權力結構的最底層，他們的意願不受成年人的尊重。在學校里，多數孩子都沒有與老師平等的地位，其學習也不是開放式的探索未知、創造知識的過程。尤其是文史類科目，孩子只能記憶，不能提問。存在著各種各樣的不準探究的禁區。
禁區的存在是權力的宣示，它們類似於圈養牲畜的電網。牲畜在被電擊、或看到同伴被電擊之後便知道了自己的自由度的界限，從此老實下來，不敢越雷池一步。各種禁區的環伺給孩子的下意識里刻下的印象是：權力才是人生中最有威力的東西。
普遍而言，中國父母是盡責的父母，他們有一個常見的說法是「一切為了孩子」。而這些付出的背後有一個條件：孩子要服從父母的意願；或者說，孩子要服從父母的權力。父母與孩子之間平等講道理的時候很少；他們之間的關係幾乎是純粹的權力關係。這就是孩子在價值觀形成時期耳濡目染的全部世界。
阿德勒說：「威權型教育的最大問題是它給孩子一個權力的榜樣、告訴他權力帶來快樂。它使得每個孩子都變得統治欲極強、野心勃勃、極其虛榮。」【10】
孩子在威權型教育之下成長起來時，他們看到的榜樣是被權力欲充滿的人，他們開始學會討父母歡心、向老師獻媚、與同學爭寵、爭班幹部職位、為學習名次斤斤計較。這些都是謀取權力的練習。在老師和父母的鼓勵之下，孩子把這些都看成是有上進心的表現。
阿德勒認為，研究兒童的心理活動對理解成年人的行為方式有決定性的意義，因為「我們已經以令人震驚的確定性證明了，一個人在從小長大的過程中，其心理活動的規律未發生任何變化。外在的形式、心理現象的某些言語表達可能會有所不同，但他實現其終極人生目的的基本動力和手段都沒有變化。」【10】
羅素指出問題的另一個方面：「威權型教育在培養暴君型的人的同時也培養奴才型的人，因為這種教育給學生留下的印象是：人與人之間的合作關係只有一種可能：一方發令，另一方遵守。」【5】
暴君型的人的主要性格特徵是權力欲，奴才型的人的主要性格特徵是恐懼感。在現實生活中，許多人同時具有暴君和奴才兩種特質：在下游者面前顯出權力欲，是暴君；在上游者面前顯出恐懼感，是奴才。
兩種看似截然相反的態度其實有相同的心理基礎。兩者都是把他人看作敵人的結果：敵人弱小時使出權力欲，敵人強大時顯出恐懼感。這就是叢林法則。
8. 絕對權力之下的誠實
在這一節和下一節中，我討論人被權力欲駕馭時另外兩種價值觀的生存狀態：誠實和同情心。
1958年，華夏大地上發生的一件大事是大鍊鋼鐵：
「毛澤東明確指出：『發展鋼鐵工業一定要搞好群眾運動，沒有群眾運動是不行的。』於是全民大鍊鋼鐵的群眾運動，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7月底，用於鍊鋼的勞動力有幾十萬人，8月底，增至幾百萬人，9月上旬，增至2000萬人，9月底，猛增至5000萬人。……10月底，全國鍊鋼勞動力增至6000多萬人，年底時則達到9000萬人。加上其它戰線直接和間接的支援，全國投入大鍊鋼鐵的勞動力超過了1億人，佔全國人口的六分之一。
「這麼多的人，當然都不是進了鋼鐵廠，而是在農村『大鍊鋼鐵』，在田間地頭建小土爐、小高爐，即用磚塊、石頭加上泥巴、石灰，壘砌起來的類似於做飯用的土爐子。……農民們餓著肚子，日夜不停，大幹苦幹，煉出了無數的含硫量極大、無法使用的土鐵和廢渣。」【14】
這樣在現在看起來頗為荒唐的場面，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遍地開花」，有上億人直接參与其中，可謂是一道奇異的風景線。
試將各方參与者的動機做一分析：
（1）大躍進的精神領袖毛澤東不甘心只當一個窮國的山大王，他要「超英趕美」、坐上全世界的金交椅。領袖被權力慾障目，其它的一切都看不見了。
（2）多數官員急於向上游者獻媚。獻媚的動機同樣是權力欲，為了保住現有地位和攀升到更高的地位。在權力欲和誠實之間，他們選擇了權力欲。
（3）少數誠實的官員們看到公開反對大躍進的彭德懷等人被清洗，出於恐懼不敢再多言。在出於恐懼感的求生欲和誠實之間，他們選擇了求生。
（4）掌握了鍊鋼所需要的真理的人 – 那些鍊鋼專家們 – 同樣是出於恐懼感而不敢說出真相。
在這場上億人出演的荒誕大戲中，被權力欲驅使的人不需要誠實，而被恐懼感驅使的人不敢誠實。
所謂誠實，是對事實、真相和真理的尊重。事實和真相通常指的是有確鑿證據的、已經發生的事，而真理是事實和真相背後的內在關聯。真理不只是理論家的玩具：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要有信任的基礎；一個人與社會打交道時需要有能力分辨對方所言的真偽；循著錯誤的路徑就達不到目的地；畫餅不能真的充饑。任何人想要生存都離不開真理，這就是真理的價值。
自由貿易的雙方需要真幣。一方使用假幣的貿易不可能長久，一方隨意扭曲真相的交流也不可能長久。現代文明社會所謂的契約精神就是以雙方交流中的誠實、誠信為基準的人際關係，而它只能建立在雙方都自由的平等關係之中。
當一方對另一方有絕對權力時，權力欲和恐懼感就成為比誠實更重要的價值，而上游者和下游者都失去了遵守契約精神的動力。上游者要靠掩蓋和扭曲真相來維持自己的合法性：要維持絕對權力，就要讓自己顯得絕對正確。而下游者要靠掩蓋和扭曲真相來逃避自己的責任。
阿克頓勛爵的「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的名言可以理解為：有了權力，就不需要真理；有了絕對權力，就絕對不需要真理。當一個市場中流通的貨幣多半是假幣，腐敗是必然結果。
共產黨建政后，知識分子為權力擁有者做了許多文章。其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錢學森在1958年的《中國青年報》上的文章，論證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可以達到「兩千多斤的20多倍」。錢先生論證的每一步從普通人的常識看起來都是正確的，只在一個環節上有一個內行人才能看出來的問題：錢先生「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實際上，植物利用太陽光能的效率很少能超過5%，通常只有1-2%。
由於錢先生的大科學家的崇高地位，官員和大眾都相信錢先生的計算是科學真理。而真正掌握了真理的內行科學家們被恐懼感壓得喘不過氣來，不敢指出錢先生的伎倆。
錢先生這樣的文章與通常意義上的學術作品的區別是，前者的結論在下筆之前已經確定，其終極目的是迎合上游者的歡心，作者只需要考慮在哪個環節上做手腳就可以使得其理論看起來像真理。後者是開放的探索：作者承認真理是未知的、且在自己的先入之見之上；最後得出的發現可能會出乎自己的意外。
在真相和真理面前，每個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追究真相和真理會把上游者和下游者的地位拉平。這是真相和真理不受絕對權力歡迎的原因。
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憲政學者張千帆在北大法學院作《辛亥革命與中國憲政》主題演講時，這樣評論絕對權力、恐懼感和真理之間的關係：「專制的維繫是建立在臣民的普遍恐懼基礎上的，專制淫威使每個人都變成在自己的職位、待遇、名利、家庭面前畏首畏尾。專制教育體制從來壓制獨立思考和信仰，用一套並不高貴的謊言教唆兒童說謊，讓人從小就不敢面對事實、質疑正統、堅持真理。」【15】
9. 絕對權力之下的同情心
胡適說：「你看一個國家的文明，只需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們怎樣待小孩子；第二看他們怎樣待女人；第三看他們怎樣利用閑暇的時間。」小孩子和女人是社會中的弱者。胡適考察的前兩件事是一個社會中的同情心。有同情心的人不只是關注自己的意願，也關注他人的意願、且願意幫助他人實現他們的意願。同情心是阿德勒所謂的「社會感」的重要組成部分。
有兩句中國俗語顯示了同情心在中國人價值觀中的地位：「無毒不丈夫」和「婦人之仁」。兩句話說的都是：同情心是權力之路上的攔路虎、是弱者之所以淪為弱者的心理包袱。
清朝乾隆二十三年 (1758年)，清軍對新疆準噶爾部落的數十萬平民進行了大屠殺。據魏源《聖武記》記載：「…帝怒於上，將帥怒於下。合圍掩群，頓天網而大獮之，窮奇渾沌、檮杌饕餮之群，天無所訴，地無所容，自作自受，必使無遺育逸種而後已。計數十萬戶中，除婦孺充賞外，至今惟來降受屯之厄魯特若干戶，此外數千裡間無瓦剌一氈帳。」
「必使無遺育逸種而後已」就是種族滅絕。
滅掉準噶爾部后，舉朝上下稱頌乾隆皇帝聖明，「盛世」之說由此開始在朝野流行。
後世的譚嗣同對這一事件卻憤然評論道：
「幸而中國之兵不強也，向使海軍如英法，陸軍如俄德，恃以逞其殘賊，豈直君主之禍愈不可思議，而彼白人焉，紅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將為準噶爾，欲尚存噍類焉得乎？！」
噍類即劫后尚存的人。譚嗣同這話的意思是：幸好中國的兵力不強。假如中國的海軍強如英法、陸軍強如俄德，那麽不但君主專制的禍害將越發不可思議，那些白人、紅人、黑人、棕色人就都會是準噶爾的下場，哪裡還能有活口留下來？
譚嗣同的義憤是出於他對那些被滅絕者的同情心。顧名思義，同情心是用自己的情感來理解他人的情感的能力，那麽「他人」離自己的理解力越遠，產生同情心的可能也就越低。多數人都有對自己親近圈子中的人的同情心，對陌生人的同情心就少一些，對異族人的同情心就更少。在譚嗣同的時代，對被誅殺的邊疆少數民族的同情心是鳳毛麟角。
魯迅在給青年的回信中寫：
「我疑心吃苦的人們中，或不免有看了我的文章，受了刺戟，於是挺身出而革命的青年，所以實在很苦痛。這也因為我天生的不是革命家的緣故，倘是革命巨子，看這一點犧牲，是不算一回事的。」
魯迅的「苦痛」是由於他的同情心，而在「革命巨子」的價值觀中，權力欲遮蔽了一切，同情心沒有地位。
陳憲輝的《二十世紀中國紀事》中記載：「倉促入朝的志願軍在零下三十度的嚴寒中穿著單衣，餓著肚子，大批凍餓死亡。第二次戰役中的長津湖之役，志願軍凍傷人數高達達三萬，其中四千人凍死。志願軍第二十七軍戰士鄒士勇多年後回憶說，他所在的部隊在死鷹嶺發現第二十軍一個擔負阻擊任務的連隊，穿著單衣褲、單膠鞋，全體凍死在冰雪掩體中。第九兵團司令員宋時輪在致志司和中央軍委的電報中報告，嚴寒和飢餓給九兵團帶來的巨大損失，第27軍80師242團第5連除一名掉隊者和一個通訊員外全體凍死在陣地上。在無力再戰的情況下，彭德懷致電毛澤東，說明補給線隨修隨炸，部隊遇到糧、彈、鞋、油、鹽供應的嚴重困難，請求止步三八線，休整三個月。毛澤東複電拒絕說：『我軍必須越過三十八度線。』」【16】
這就是同情心在革命巨子的價值觀中的地位。
共產黨中國的第一任總理周恩來留給大眾的最後印象是他的同情心。在文革的迫害狂潮中，周的同情心讓他在私下保護了許多人免受迫害。但後來的許多歷史資料顯示周對毛澤東的每一條迫害指令的執行可謂是不遺餘力；他的同情心只有在毛注意不到的地方才施用。換句話說，同情心在周的價值觀中有一席之地，但不及恐懼感和求生欲來得重要。
人的不安全感和恐懼感越嚴重，同情心也就越缺失。中國每一次改朝換代時的血流成河都可以歸結為大眾在兵荒馬亂之年的恐懼感的上升和隨之而來的同情心的缺失。以仇恨為主導情緒的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得到了廣大底層民眾的狂熱支持，正是由於兵荒馬亂之年大眾同情心的缺失。
10. 絕對權力的生命周期
歷史學者張宏傑認為，清朝從著名的「康乾盛世」轉向衰敗的轉折點是乾隆後期：
「大抵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前，大清王朝確實基本上像乾隆的判斷那樣，處於盛世頂峰。乾隆中前期，國勢穩定，政治清明，官僚體系效率極高。然而，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時的大清政局，已經滄海桑田，不復當年模樣。……
「乾隆五十五年到中國進貢的朝鮮使臣回國后這樣向他們的國王描繪大清朝：『（清帝國）大抵為官長者，廉恥都喪，貨利是趨，知縣厚饋知府，知府善事權要，上下相蒙，曲加庇護。』及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他們的評價更是發展為『貨賂公行，庶官皆有定價』。……
「洪亮吉描述乾隆晚年腐敗的普遍程度時說，當時官員中潔身自愛者與貪污者之比，是一比九或者二比八。而這十分之一二的自持之人，在官場中混得並不好。『即有稍知自愛及實能為民計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為迂，以為拙，以為不善自為謀，而大吏之視一二人者亦覺其不合時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過，則去之亦惟慮不速。』」【17】
可以說，政權在老年乾隆手中迅速腐敗的直接原因是乾隆的絕對權力。雖然乾隆智力體力過人，且勤勉為政，是古代君主之中的佼佼者，但泱泱大國只靠一個人殫精竭慮，其他所有人都各懷鬼胎，其活力從何而來。他的一個重大失誤是為維護自己的絕對權力而對知識分子發起的從身體到靈魂的鎮壓：
「儒學既有強調等級秩序的一面，也有高標社會正義的一面。社會正義是整個社會健康發展的基礎。歷代以來，士人都以守護社會良心為己任，能夠在傳統社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乾隆卻以虎視之態，粗暴剝奪了儒學賦予讀書人的立志求名之心，守護良心之責，只給他們為稻粱謀這一個生存任務。從那時候起，士人群體便被抽空了靈魂，無法找到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本來，進入清朝之後，士節士氣較之中國歷史上的其他時代已經大為降低，乾隆中期以後，士大夫道德自律更為鬆弛。乾隆朝的大臣，雖然不乏能臣，卻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有才華而無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除功名利祿外無所關心。在皇帝明察之下，他們老老實實，賣命效力，以圖飛黃騰達。皇帝一旦放鬆警惕，他們就會大肆貪污，盡一切可能盜竊皇帝的家產。
「乾隆之後的中國，一蹶不振，人心淪喪，在農民起義和外敵入侵面前都缺乏抵抗力，不能不說與乾隆打斷了官員和士人的脊骨表裡相關。」【17】
這樣的景象是垂直權力結構的普遍演化規律。領袖的高度獨斷導致權力結構的高度垂直。朝廷大臣們本是學識一流的人中龍鳳，但一旦依附於這樣的權力結構，他們就失去了自由。他們的所有理想和見識都無處安放，他們與這個權力結構的關係變成寄生蟲與宿主的關係。於是他們的所有的想象力和創造力都用來服務於一個目的：從宿主那裡攝取最多的營養。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腐敗是對失去的自由的補償，是尋回自己生命活力的扭曲的嘗試。
在一個垂直權力結構中，除了最高獨裁者自己，無人對它以主人翁意識相待。
乾隆六十年，志得意滿的乾隆皇帝宣布將皇位傳給愛子，自己退位為太上皇。清朝歷史上，皇權的繼承幾乎每次都是腥風血雨，這一次是最和平的權力交接。雖然退位，乾隆把嘉慶看作小學徒，把大事的決定權仍然操在自己手裡。《飢餓的盛世》記載了年輕的嘉慶皇帝在太上皇那裡謹小慎微的情狀：
「（嘉慶帝）狀貌和平灑落，終日宴戲，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則亦喜，笑則亦笑。於此亦有可知者矣。」賜宴之時，嘉慶「侍坐上皇之側，只視上皇之動靜，而一不轉矚」。【17】
對於聽慣了萬民稱頌盛世的乾隆太上皇，他自己就是大清江山，大清江山就是他自己，他的意願就是大清國數億臣民的意願，所以交出皇位就是交出他的自我，他如何能不為此食不甘味。
相比之下，在現代民主國家，總統和首相是選民的僱員，所以權力交接不會有這樣的難以割捨。即使有人有難以割捨的感情，也沒有戀棧的能力。
年輕的嘉慶皇帝陪侍在太上皇之側時心裏有一絲恐懼。他的幾個兄弟已經因為皇位繼承之事被父皇貶黜、嚇死。他的對策是「韜光養晦」、小心隱藏自己的心機。他與太上皇的對話不是平等、誠實、通向真理、雙方都有所收穫的交流討論。
古語說：「理不辯不明」，這說的是真理是在平等的辯論中出現的。這不適用與嘉慶與乾隆的對話。
毛澤東在考察其繼任者劉少奇、林彪和華國鋒的時候、鄧小平在考察其繼位者胡耀邦、趙紫陽和江澤民的時候，這樣的畫面也不斷重現。最終，善於「上皇喜則亦喜」的成為令萬人欣羨的繼承大統者。
雖然權力移交的過程和結果讓乾隆頗為滿意，這沒能阻擋清王朝的加速衰敗。從嘉慶年間開始，白蓮教和太平天國的興起給清王朝以重創。在太平天國暴動中，有數千萬人喪生，被歷史學家認為是世界近代史上最慘烈的內戰。
魯迅有過對中國歷史上王朝更疊的兩個狀態的著名論斷：【18】
「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這是兵荒馬亂之年老百姓在恐懼感中惶惶不可終日的時代：「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於那一面，但又屬於無論那一面。強盜來了，就屬於官，當然該被殺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罷，但仍然要被殺掠，彷彿又屬於強盜似的。這時候，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願自己尋草吃，只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
「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這是驚魂甫定的老百姓為帶給他們安定生活的強權感恩戴德的年代：「實際上大概是群盜如麻，紛亂至極之後，就有一個較強，或較聰明，或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來，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釐定規則：怎樣服役，怎樣納糧，怎樣磕頭，怎樣頌聖。而且這規則是不像現在那樣朝三暮四的。於是便『萬姓臚歡』了；用成語來說，就叫作『天下太平』。」
這幾段話可作如下解讀：
首先，民眾的社會地位是奴隸，在戰時和治時都沒有他們的發言權。因為政權沒有將他們當國家的主人看待，他們也沒有對政權的主人翁意識，也不會自發奮起保衛政權。
其次，民眾的思維水平也是奴隸。「情願自己尋草吃，只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因為民眾缺乏獨立判斷和行動力，有一股風過來他們就為之傾倒，這是中國無休止的王朝暴力更疊的根本原因。
第三，「有一個較強，或較聰明，或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來，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釐定規則：怎樣服役，怎樣納糧，怎樣磕頭，怎樣頌聖。而且這規則是不像現在那樣朝三暮四的。於是便『萬姓臚歡』了；用成語來說，就叫作『天下太平』。」這段話可以說是對1949年以來的中國的準確預言。雖然皇帝稱號消失了，中國的王朝更疊循環還在繼續。
11. 權力欲的壓制與仇恨的爆發
清廷遭受的致命一擊來自於革命黨人，而對革命黨人影響最大的著作非鄒容的《革命軍》莫屬：
「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誅絕五百萬有奇被毛戴角之滿洲種，洗盡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大恥辱。」（緒論）
「中國最不平、傷心慘目之事，莫過於戴狼子野心、遊牧賤族、賊滿洲人而為君，而我方求富求貴，搖尾乞憐，三跪九叩首，酣嬉濃浸於其下，不知自恥，不知自悟。」（第二章）
「賊滿人入關二百六十年，食吾同胞之毛，踐吾同胞之土，同胞之深仁厚澤，淪其髓，浹其肌。吾同胞小便后，滿洲人為我吸余尿，吾同胞大便后，滿洲人為我舐余糞，猶不足以報我豢養深恩于萬一。」（第二章）
「吾今與同胞約曰：『張九世復讎之義，作十年血戰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驅除凌辱我之賊滿人，壓制我之賊滿人，屠殺我之賊滿人，姦淫我之賊滿人，以恢復我聲明文物之祖國，以收回我天賦之權利，以挽回我有生以來之自由，以購取人人平等之幸福。』」 （第二章）
「曰奴隸也，則既無自治之力，亦無獨立之心，舉凡飲食、男女、衣服、居處，莫不待命于主人，而天賦之人權，應享之幸福，亦莫不奉之主人之手。……而其人亦為國人所賤恥，別為異類，視為賤種，妻恥以為夫，父恥以為子，弟恥以為兄，嚴而逐之於平民之外，此固天下奴隸之公同性質，而天下之視奴隸者，即無不同此賤視者也。我中國人固擅奴隸之所長，父以教子，兄以勉弟，妻以諫夫，日日演其慣為奴隸之手段。嗚呼！人何幸而為奴隸哉！亦何不幸而為奴隸哉！」（第五章）
「擲爾頭顱，暴爾肝腦，與爾之世仇滿洲人，與爾之公敵愛新覺羅氏，相馳騁于槍林彈雨中；然後再掃蕩于涉爾主權之外來惡魔，爾國歷史之污點可洗，爾祖國之名譽飛揚。」（結論）
這是自由的宣言，也是權力和仇恨的宣言。以權力欲為動機、以權力為手段來試圖達到平等和自由的目的，其結果是文章中的自相矛盾：前文把滿族人稱為「遊牧賤族」、「賊滿人」，後文即提倡「人人平等之幸福」。「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是振奮人心的呼召，而接著的下一句「誅絕五百萬有奇被毛戴角之滿洲種」則是冷血的種族滅絕。通過種族滅絕來試圖達到「人人平等之幸福」是希特勒的想法。
正與邪、真與假、是與非交融混雜的文風在中國的革命文字中隨處可見。作者的價值空間被權力欲充滿時，也就沒有了辨別真相、探究真理的動力。「同胞之深仁厚澤，淪其髓，浹其肌。」不是事實：漢人對滿人的「豢養」不是出於「深仁厚澤」，而是出於對滿人的肉體權力的恐懼感。
鄒容著《革命軍》時只有18歲，其思維的不成熟尚可原諒。而不可思議的是此書「風行海內外，重印20餘次，銷量達110餘萬冊，居清末革命書刊之首位。」【19】以當時大眾的識字率，這樣的銷量可謂驚人。
兩百多年來，在清廷的絕對權力壓迫之下，大眾的自卑感早已麻木。在清廷終於從強者變為弱者之時，大眾的自卑感也被鄒容對奴隸的繪聲繪色的描述喚醒了。
鄒容的動機和做法與柴玲的相去不遠：鄒容說滿族人「被毛戴角」，即宣布他們是動物、非人，可以當動物一樣殺戮處置；柴玲把跟她意見不合的人打成「投降派」。平等是他們聽來的口號，與他們的生活經歷根本沒有交集。權力才是他們真正熟悉的生活。
鼓動大眾情緒的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把人分成我與非我，然後世界上所有的問題都變得簡單明了。非我就是非人，消滅了他們就消滅了世間的所有罪惡。仇恨和暴力戴上了正義的光環，千百萬大眾心中蟄伏的權力欲被點燃了。
二十世紀初，號召暴力推翻清廷的革命黨人與號召溫和改革的改良派在海外媒體上展開了激烈的論爭。革命黨人多勢眾，而改良派雖有梁啟超這樣的天縱之才支撐也無法抵擋，最終狼狽敗下陣來。
《革命軍》面世八年後，在1911年武昌起義之前，這本書「在大部分湖北新軍士兵的枕頭下，都能找到。他們人手一本，在操練之餘互相學習。」【20】
可以說，辛亥革命的主要推動力是不是建立共和，而是民族仇恨。
武昌起義后，全國許多地方發生了殺滿人狂潮，「在種族殺戮最慘烈的廣州，長沙，武漢、杭州、西安等地，隨處可見被砍下的滿人人頭，一些村鎮的井甚至被滿人頭顱填滿，然後再把各村的桶裝滿。」【16】
殺戮滿人並不是由於弱者有了勇氣面對強者，而是高高在上兩個多世紀的強者忽然變為弱者，於是「牆倒眾人推」。懦夫們的權力欲久被壓抑，一朝領到了合法殺人執照，可以盡情釋放對弱者的惡毒。
鄒容發表《革命軍》的二十世紀初年，清廷已搖搖欲墜，許多滿人已經失去特權成為平民，滿漢矛盾已經不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從武昌起義到清廷遜位的幾個月的軍事行動之中幾乎沒有流血，說明當時清廷對中國的控制何其微弱。
另一方面，以慈禧為首的清政府在庚子之辱后參照西方體制奮起改革：「20世紀初的清末新政，開啟了五個大改革，影響深遠。一是教育改革，廢除科舉，建立了新式的教育體系。二是司法改革，廢除中國傳統的中華法系，移植大陸法系。三是經濟制度改革，實行市場經濟制度，對外開放。因而二十世紀上半葉，除了戰爭時期，整個經濟都處於高速發展狀態。四是預備立憲，實行政治體制改革。……五是外交改革。開始組建現代外交機關，與各國平等相處。」【21】
而革命黨人挾漢人對滿人的仇恨，對這些本可以使黎民百姓免遭塗炭的和平轉型的努力視而不見。驅使革命黨人使用暴力推翻清廷的動機是他們的權力欲。他們要中國按照他們的意願運轉。這是魯迅說的「革命巨子」的價值觀。對黎民生靈塗炭的同情心不在他們的視野之中。
考究後來的國共兩黨都奉為圭臬的革命一詞，可以發現其歷史是權力欲和仇恨。
以自己的權力欲來挑戰他人的權力欲的思維貫穿了中國幾千年來的王朝輪迴。秦暉總結了歷史學家葛劍雄的中國古代人口研究結果，從中可見每次改朝換代時的慘烈：
「根據該書各卷的研究，……元以前，每次『改朝換代』人口通常都要減少一半以上，甚至60%以上。……元以後至清末，每次大亂人口減少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但在大亂涉及的地方，人口損失的比例與元以前相比，駭人聽聞的程度並不稍遜。而整個大亂造成的人口減少絕對數甚至遠比前一階段更大。……顯然，辛亥革命前兩千多年帝制時代中國人口的大起大落，即使不像史書戶籍數字所顯示的那樣極端，也是夠觸目驚心的。世界史上別的民族有遭到外來者屠殺而種族滅絕的，有毀滅于龐貝式的自然災變的，但像中國這樣殘忍的自相殘殺確實難找他例。」【22】
辛亥革命后的仇殺滿人比起毛澤東的新中國建立之後的殺戮又是小巫見大巫。「縱容暴力、殺人立威是毛澤東發動這些運動的普遍特點。文革歷史專家、加州州立大學河濱分校圖書館的研究員宋永毅說，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料做出的推算，從1950至1954四年間，中國地主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數為470萬。」【23】
未來的某一天，在中共失去權力之時，清末漢人對滿人、解放后農民對地主那樣的仇恨發泄還會以某種面目在中國大地上重現。這不是什麼值得慶賀的事。
2011年，張千帆在作《辛亥革命與中國憲政》演講時，長篇痛斥當今專制政體的殘暴和腐敗及其對國民道德良知的侵蝕。演講進行到十五分鐘時，第一次被學生的掌聲打斷，當張先生講到這句話：「一個槍杆子里出來的政權，只有靠槍杆子來維持，最終也只有靠槍杆子才能改變。」【15】
12. 權利對權力的制約
人類社會在近幾百年來發生了許多翻天覆地的巨變，其中除了令人目眩的科技的突飛猛進，另一個巨變同樣深刻、並且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促成科技的巨變的推動力，這就是政權結構從絕對權力到受制約的權力的演變。
對這個巨變起到了關鍵作用的一個概念是權利。掀開這個巨變的序幕的古滕堡印刷術、馬丁路德對羅馬教廷的挑戰、義大利的文藝復興都可以說是個人權利對組織權力的挑戰宣言。權利的概念得到了藝術家和學問家的充分演繹，進而被大眾廣泛接受。其後的英國《權利法案》和美國《獨立宣言》將對個人權利的保護定義為社會權力機制的基石。
美國的《獨立宣言》稱：
「我們認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讓與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才在他們中間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利，則是經被統治者同意授予的。」
權力和權利兩個概念在中文中的發音相同，含義近似，並且權利是許多中國人非常陌生的概念，所以有必要加以區別分析。
權力與權利的共同點是：它們都是可供自己使用的社會資源。
其不同之處是：
首先，在一個權力關係中，一方的意願得以行使就意味著另一方的意願被壓制，所以權力關係是零和遊戲，其中的雙方是不平等的，好象是蹺蹺板，一頭高起時另一頭必低下去。權利則是一種保護自己的物質和精神資產不被他人權力侵犯的社會規範。受到權利保護的社會成員之間是平等的，一個人得到了他的權利不意味著其他任何人的權利有所減少。如果把權力比作社會關係中的矛，那麽權利則是社會關係中的盾。如果每個人手中的盾足夠堅固，那麽矛的威力便被限制。如果弱者沒有防身之器，社會就是強者橫行、弱者被踩踏的叢林。從這個意義上說，權力和權利是互為對手的概念。
其次，權力是基於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所以權力欲是被大眾嫌惡的東西，擴張權力的努力經常要在後門操作、在桌面下進行。中國政府在海外擴張「軟實力」正是循著這樣的思路。對權利的聲索則符合大眾心目中對社會公平和公正的期望，所以個人權利的有效爭取方式是公開爭取。並且，因為個人權利的存在是基於社會成員的共識，所以不在公開平台上爭取到的利益就算不得權利。
第三，如果某個社會集團對政權權力的挑戰是以權力為手段和目的，這必然導致暴力衝突，因為權力是有限資源，下游者變成坐上客的一天也就是上游者變成階下囚的一天，而沒有上游者願意不放手一搏便接受這樣的下場。以權利為目的的聲索則承認上游者享有同樣的權利，這給上游者以體面地出讓部分權力的選擇餘地，降低了暴力衝突的可能性。
弱勢群體的權利如婦女兒童權利聽起來似乎是只屬於這個群體的特權，但這隻是要求他們擁有與社會中的強勢群體同樣的權利，而不是高於其他群體的特權。
聲索同樣的個人權利的人組成社會集團時，這個社會集團即擁有了組織權力，可以制約社會上現有的權力結構。社會中權力分配不均的問題由此開始緩解。
近代資本主義演變的歷史也可以說是個人權利不斷擴張、個人和特權集團的權力不斷被約束的歷史。馬克屎預言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毀滅並沒有發生，原因便是下游者的權利聲索對上游者的權力的制衡。比如，由於工會的興起、社會福利系統的建立和各級選舉制度的完善，貧富分化和社會矛盾得以緩解，社會達到互相制約的動態平衡。
一個民主社會，從外面看起來好像數十年、上百年之間並無巨變，但其內部的各種組織之間，如總統、國會、司法三權之間、執政黨與在野黨之間、選民與候選人之間、工會與僱主之間的利益互動和權力消長每天都在進行。其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絕對的權力，每一方也都有生存、發聲、成長的權利。這好象是一個人的容貌在十幾年之內並無大變，但其體內每個細胞中都在進行著各種複雜的合成、氧化、排異、死亡等反應。這是一個正常的有機體的工作方式。
在當代的西方，權利是每個人的當然的福利。所有主要的社會運動都圍繞著個人權利的聲索來進行。沒有人敢在公開平台否定任何人或群體的權利。個人的權利像空氣一樣存在於社會的每個角落，以至於許多人不再感覺到它的存在。他們也難以想象在個人權利不受保護的極權社會中的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
個人權利得到保護之後，社會資源擁有者的權力比起他們在極權社會中的同行來便大大縮水。權力對於追求者來說不再有在中國社會中那樣大的吸引力，這導致對權力的爭奪者和爭奪慾望減少、人與人之間的競爭和敵意減少、善意增加。
由於每個人都受到權利的保護，個人尤其是弱者不必生活在恐懼感之中。他們更容易誠實，也更容易生長出對他人的同情心、對他們所在國家的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識、對環境的保護意識、對野生動物的愛心。他們也因此可以隨意伸展其好奇心和創造力、充分享受大自然和藝術，有熱情去改造社會、保護環境、為大家的福祉做事。個人權利得到保障之後的個性的充分伸展是西方社會數百年以來的無限活力的源泉。
陳丹青說：「我剛去美國的時候，走在大街上，大吃一驚，看到街上的年輕男女，人人都長著一張沒受過欺負的臉。」這樣的臉就是個人權利受到保護的社會的作品。
在中國，1989年的天安門運動失敗后，一些人開始探索用另一些方式來抗拒權力。王小波的小說《黃金時代》就是這樣的嘗試。其主人公王二抗拒對手的權力的方式是守住自己的尊嚴而不傷及對手的尊嚴、與對手共存而不試圖摧毀對手的世界。這是以行使個人權利對權力的對抗。
在同時代的中國現實社會中，類似的努力是悄然興起的維權運動。所謂維權，就是維護個人的權利。維權運動不挑戰政權的合法性，或者低調挑戰政權的合法性，因此有比以權力鬥爭為主線索的八九天安門運動更強的生命力。
甘地雖以領導印度獨立運動而知名，他五十多年的社會活動的主要聚焦點是維權：先是在南非為印度僑民，然後在印度本土為底層大眾。甘地的維權活動是對大眾的個人權利的教育，喚起他們人格獨立、經濟自立、自政府的意識。個人開始意識到自己的權利、也開始尊重他人的權利時，國家的獨立也就水到渠成。
13. 不同價值觀對中美衝突的詮釋
2020年，中國前駐世貿組織首席談判代表、著名的「美國通」龍永圖發表對中美緊張關係的看法：【24】
「最近，中國的對外關係好像讓大家有點『煩』。雖然談不上什麼四面楚歌，但始終讓人覺得中國的日子不是特別好過，也沒有太多朋友，不但美國、歐盟不斷地給我們施加壓力，更不要說日本直接和我們叫板，就連像菲律賓、越南這樣一些國家也跟在後面叫喚，而且像朝鮮這些小兄弟也不聽話。
「再加上我們中國雖然崛起了，但不是一下子就成為老大，我們現在還是老二，前面還有一個非常強勢的美國。所以，我們中國如今在全球的格局當中還是處於很尷尬的地位。大家都知道，一個單位也好，一個公司也好，二把手是最難當的，是挺尷尬的一個角色。老大每天盯著你，生怕你搶班奪權，老三、老四、老五也都會懷著各種不同的心態來看著你這個老二。所以，為什麼現在我們在國際上的處境會比較艱難呢？主要是老二難當，二把手難當。
「現在我們首先要解決的是怎麼處理好和一把手的關係。和一把手的關係處理好了，你的日子就好過，這跟在一個單位中的情況類似，二把手和一把手的關係處壞了，不僅三把手、四把手、五把手離你遠遠的，如果大家知道你和一把手關係不好的話，連司機都敢欺負你。」
龍先生眼中的國家之間的關係是「官大一品壓死人」的垂直權力關係。事實是，兩種關係有本質的不同。中共機關中的垂直權力關係有政權的權力作背書，二把手對一把手的反抗就等於對政權的反抗。而在當代，國家之間的關係不再有古代「犯強漢者，雖遠必誅」那樣的天朝帝國對番屬國那樣的權力作背書。大國對小國除了尊重之外沒有其它方法贏得他們的善意。
而在這句話「就連像菲律賓、越南這樣一些國家也跟在後面叫喚，而且像朝鮮這些小兄弟也不聽話」中，龍先生對這些小國的不屑之意撲面而來。對一個國家不尊重，也不可能換來這個國家的尊重。中國利用經濟權力來購買小國對其的政治支持，而一旦輸血停止，這種權力關係也就不再存在。
人的價值觀被權力欲充滿時，鄙視弱者是自然的心理。在中國，北京和上海人鄙視外地人、城裡人鄙視民工、特權階層鄙視普通民眾。在美國，許多從大陸來的第一代移民鄙視非裔和墨裔人，恥于與他們投同一個黨的票。這些都與龍先生鄙視小國有共同的心理根源。兩者的不同之處是：外地人和民工沒有辦法逃出中國這個龐大無比的垂直權力結構，也沒有辦法逃出這種鄙視；而小國與中國的關係是平等的，他們可以在自由之中選擇合作夥伴。
在龍先生看來，每個國家都心懷惡意、虎視眈眈，隨時會從背後插來一刀：「老大每天盯著你，生怕你搶班奪權，老三、老四、老五也都會懷著各種不同的心態來看著你這個老二。」事實是，世界上的民主國家之間的關係多數不是如龍先生想象的這樣充滿敵意。
龍先生的看法準確反映了中國人對國際關係的理解，但與美國人對國際關係的理解相去甚遠。在權利寫入《獨立宣言》二百多年後，美國人眼中的與他國的關係，與美國社會中的個人之間的關係一樣，是以權利為基本出發點。這種關係更像是美國居民小區中的鄰里關係：他不是特別在意鄰居的房子是否比自己的高大豪華，但在意鄰居是否遵守小區約法；他看到鄰居不修剪草坪、破壞景觀會側目，看到鄰居虐待孩子會報警。這是基於權利的思維：保衛自己的權利、不侵犯鄰居的權利、對不尊重他人權利的鄰居持有採取行動的權利。
同樣是對於中美矛盾，中國人的認知是源自中國傳統的以權力為出發點的價值觀，美國人的認知是源自美國傳統的以權利為出發點的價值觀。
龍先生是職業外交家、中國人眼中的美國通，對美國的理解依然如此離譜，不難想象中國決策階層其他成員對此的理解。不同的價值觀難以互相理解是國家之間的衝突難以調和的根本原因。
2020年，與新冠肺炎有關的一個著名外交事件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於3月13日的推文：「可能是美軍將病毒帶到武漢。」【25】
普通人對事件的來龍去脈作自己的猜測無可厚非，而國家外交部發言人的推文則是負有國家使命的。這是拒絕為對新冠肺炎的隱瞞行為進行負責任的調查，也拒絕為因此而導致的在全世界的大流行承擔責任。對於習慣了絕對權力結構中的生存法則的人，這是很自然的想法。中國的絕對權力結構有人民解放軍的槍杆子作為後盾，因此真理是個可以隨意雕刻的橡皮圖章，沒有真理獨立於這個結構而存在。趙先生可以對事實作出任意解讀，並不在意下游者是否信服。
這條推文在世界上的效果適得其反：那些本來對中共沒有好感的人更加反感，而那些對中共體制本來抱有好感的人開始領教到其險惡。戰狼外交官們忘了一個基本事實：人民解放軍的肉體權力在海外無效。如同在自由的貿易夥伴之間使用假鈔不可能總能得逞，狡辯也不適用於不受絕對權力制約的人和國家。
這兩個例子說明個人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如何難以擺脫以權力為最高價值的文化的長期潛移默化。幾乎不可能讓鄙視民工的城裡人開始意識到民工是與自己平起平坐的堂堂正正的社會一員，也幾乎不可能讓中國人意識到彈丸小國不比天朝大國矮一截。以權力為線索的思維方式與以權利為線索的思維方式之間的鴻溝幾乎不可逾越。
14. 結語
絕對權力統治了中國幾千年，權力欲也統治了中國人的價值觀幾千年。其結果是：被權力壓制，也會以權力來反抗權力；被權力壓制越久，就越急於以權力來反抗。清末的革命派以自己的絕對權力推翻了清廷的絕對權力，最後一統天下的是一個比清廷還要殘酷許多倍的絕對權力。如果大眾的思維方式沒有改變，中國的王朝更疊循環也不會改變。
中國人的價值觀已被權力和權力欲充滿，改變思維方式談何容易。但是，西方近代史說明，權力欲和仇恨的火焰似乎只有在誠實、同情心和權利意識的生長之中才能慢慢熄滅。如何面對這樣的現實、如何在這樣的現實中做一些有益的事是關心中國的有識之士需要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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