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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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本质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21年6月11日
作者 解颜
数千年来，中国在一次又一次改朝换代中循环。每一次，新政权在血流成河中诞生、重复前朝的权力结构、最后重复前朝的覆亡命运。本文试图论证中国无法逃出这个轮回的原因是权力欲在中国人价值观中的主导地位。挑战者唯一熟悉的挑战方式就是以自己的绝对权力对抗当权者的绝对权力。他们不知道自己有其它可能的抗争方式，也不知道一个社会有其它可能的运行方式。
引言
在世界上众多的古老文明中，中华文明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特点：她是个在横向体量巨大无比、在纵向绵延数千年不曾间断的中央集权社会。没有任何一个文明有中华文明这样体量巨大而历史悠久的权力结构。权力是中国社会的血液。
权力欲也浸透了中国人的血液。数千年来，中国在一次又一次改朝换代中循环。每一次，新政权在血流成河中诞生、重复前朝的权力结构、最后重复前朝的覆亡命运。本文试图论证中国无法逃出这个轮回的原因是权力欲在中国人价值观中的主导地位。挑战者唯一熟悉的挑战方式就是以自己的绝对权力对抗当权者的绝对权力。他们不知道自己有其它可能的抗争方式，也不知道一个社会有其它可能的运行方式。
在当代中国，即使是在最开放的1980年代，政权从来没有放弃过绝对权力，而那个最开放的年代也以政权祭出其终极权力杀器而在血泊中落幕。
近年来，绝对权力的触角越来越长，伸向社会的每个角落，国民的自由越来越被窒息。而政权的掌握者和多数反对者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只认同绝对权力。同历代王朝末年的大众一样，多数的当代中国人，包括许多知识分子，不知道一个社会有其它可能的运行方式、自己有其它可能的抗争方式。虽然建立一个民主和自由的政体似乎是反对者的共识，许多海外异议组织、自媒体和作者们都笃信权力斗争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唯一手段：只要我/我们掌握了权力，我/我们就会搞民主和自由。他们崇拜西方的强权式政治人物，指望着外国的飞机导弹给中国空降民主。
刘宾雁曾说：“人人心中有个小毛泽东”，这说的就是权力欲在每个中国人的价值观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在历史上如此，在现在如此，在今后很长时间中也会继续如此。
本文讨论中国历史上的权力结构及其对中国人的价值观的塑造，展示权力欲在个人价值观中的主导地位，考察以权力欲为动机、以权力为目的的抗争方式。
许多西方学者对权力有过详细的论述，比较著名的包括社会学家韦伯【1】、福柯【2】、政治学家道尔【3】、夏普【4】、哲学家罗素【5】、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6】等。他们的研究实例主要取自西方社会。西方社会的权力结构由许多互相制约的权力关系组成。相比之下，中国社会中权力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这种权力结构对社会成员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产生的影响远未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
本文中主要使用韦伯给出的对权力的定义：一个人（或群体）在许多人（或群体）的意愿中使自己的意愿得以行使的能力。以上列举的其他学者给出的定义大同小异，不在本文中一一辨析。
权力在英文中通常译为power，但是中文里的权力和英文里的power的外延稍有不同。英文中的power外延较宽，既包括号令他人的权力，也包括征服大自然的能力、改变自己的能力等；这后一种意义在中文中近于“力量”。英文power的两个意义有相似的心理动机，都是使自己变得更强大的动机，但是对他人产生的效果不同。中文中的“权力”通常专指号令他人的权力，即英文中power 的第一种意义。
1. 权力的表现形式
权力和权力欲的历史比人类本身的历史更久远。哺乳动物的社群中，为争夺社群首领的地位而大打出手是常见的事。斗殴的结果是胜者趾高气扬，败者伤痕累累、落荒而逃。打斗者之间争夺的是社群首领的权力，驱使他们参与打斗的动力是权力欲。社群首领与手下成员之间的关系就是权力关系；首领居于这个关系的上游，成员居于下游。
如果把人也归为动物的一种，人类社会这个动物社群的规模又是任何其它动物的社群无法相比。若把一个社群定义为成员之间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信息和物质交流平台的群体，那麽一个国家就是一个社群。这个社群是由成千上万个权力关系组成的一个秩序分明的权力结构。这个权力结构有许多的层次，在其中，每个人通常既是某些权力关系的上游者，同时也是某些权力关系的下游者。
大众话题中通常讨论的权力和权力欲多与官场中的权力有关，但是从权力和权力欲的心理动机来看，它们涉及的领域广得多：所有的一方试图以自己的意愿压制另一方的意愿的人际关系都是权力关系，而驱动这种关系的心理因素就是权力欲。每个人在其有能力产生影响的圈子里，包括对职场的下级、对社会上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对家里的孩子和其他家庭成员，都有使用权力的欲望。
罗素把权力的作用方式分为三种：肉体权力 (by direct physical power over the body)、经济权力 (by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as inducements)和灵魂权力 (by influence on opinion)。【5】本文主要以这种分类方式开展讨论。
（1）肉体权力
这种权力以对下游者的惩罚，如关牢房、羞辱、恐吓、或处死等，为手段来左右下游者的意愿。靠军队和警察维持的政权权力、靠打手来立威的黑社会权力都属于这一种，其主要的机制是通过在下游者的心中制造恐惧感来迫使他们就范。这种权力是古时候统治阶级维持权力的基本手段，也是当代的威权和极权体制维持权力的基本手段。
在多数时候，上游者并不需要真的对下游者造成伤害来制造恐惧感；他们只要保持对下游者造成伤害的威胁即可，如农夫并不需要不停地抽打他的牛，而是只需要不时扬起鞭子。这种权力关系建立日久之后，上游者的威胁在下游者的眼中就变成完全正当的行为，而不是自己的耻辱，自己的日子也显得完全正常。在表面上看起来，上游者和下游者都安居乐业，整个社会和平而和谐。和平、和谐的前提是下游者的活动范围局限在上游者圈定的无形栅栏之内。
上游者行使权力的结果是下游者失去自由；如果下游者得以成功行使自由，这意味着上游者的权力失效。在这个意义上，权力与自由是反义词。
当下游者试图突破上游者指定的自由度时，上游者的肉体权力便露出牙齿。1989年5月，政府派遣约二十五万大军包围北京以对付城中的大规模反政府游行抗议。【7】那时坊间传闻中共高层的共识是“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太平。”杀人可以保太平，是因为它在观者中制造了恐惧感。杀人的数量与保太平的时间成正比，是因为杀人的数量与在观者中创造的恐惧感成正比。
如果多数的民众习惯了活在恐惧和不自由之中，认为这样的生活就是正常的生活，那麽这样的权力关系就可以维持长时间的“太平”。
（2）经济权力
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后，权力的主要表现形式开始由赤裸裸的恐吓转变为以物质诱惑来实现的权力。这种权力关系中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雇佣关系：下游者为生计所迫而被上游者雇佣，得到的是较好的生存条件，失去的是自由，包括行为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当代社会中许多人向往的自由实际上是摆脱受雇主的经济权力摆布的财政自由。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迅速提高，得以对世界上许多不发达国家大举援助，以换取它们在国际舞台上对中国政权合法性的支持，这是以经济权力来左右对方的意愿的一例。
肉体权力与经济权力经常只有一步之遥。2014年，习近平在意识形态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绝不允许有人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一方面，这话强调共产党把持的经济权力；另一方面，也警告下游者，如果不服从就没饭吃。这就变成了肉体权力的威胁。
2020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因批评习近平为“黑帮老大”而被开除中共党籍和取消退休待遇。【8】在这两个处罚之中，取消退休待遇是比开除党籍意义远为深长的措施。退休待遇体现的是上游者对下游者的经济权力；取消退休待遇体现的则是肉体权力，既惩罚了作乱者，又警示所有的观者若不服从可能招致的饥寒交迫的可怕处境。
（3）灵魂权力
古代妇女的基本伦理是“三从四德”；其中的三从是：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在现代人看起来是社会强加于女性的不合理的权力，在当时却是天经地义，是大多数女性毫无怨言地遵从的信条。这是因为每个女性在从小长大的过程中一直都在被这样的信条潜移默化，她们终其一生也从未听过其它与此不同的伦理道德。这就是施加于灵魂的权力。这种权力与前两种权力的不同在于：在这种权力关系中，下游者的服从是心甘情愿的。
在中国农村许多地方，在外面再顽劣作恶的孩子在家里被父亲责打时也乖乖顺从。父亲在这里的权力就是忠孝文化给他的灵魂权力。孩子反抗父亲不只是在反抗一个人，而且是在反抗整个忠孝文化；这几乎是十恶不赦之罪了。
在家庭的层面，一个孩子对母亲言听计从，母子都和颜悦色，母亲也没有用体罚威胁或食物和玩具的诱惑来让孩子听话，这不一定说明母亲没有在施用权力。如果孩子只有在遵从母亲的意愿时才能换来母亲的和颜悦色，而稍微越界便会遭遇雷霆之怒，那麽这和平之态的维持只是因为孩子没有意识到他的自由。母亲的这种权力就是灵魂权力。
权力的这三种形式既存在于社会运作中，也渗透在个人思维方式和文化中。以中国的几句俗语为例：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说的分别是统治者对平民、社会上的强势集团对弱势集团、父母对孩子的肉体权力。
“有钱能使鬼推磨”；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书中自有黄金屋”；
说的是经济权力。
“众口铄金”；
“谎言重复千遍便是真理”；
说的是灵魂权力。
这些话中多有厌恶和无奈两种态度，反映出大众对权力践踏社会公正深恶痛绝，又不知道如何反抗，而不得不接受这些现实。
“棍棒底下出孝子”说的则是从肉体权力到灵魂权力的转化：肉体权力施行日久之后，下游者就接受这种权力关系为现实，他的行为就从被迫转为自觉，上游者的肉体权力就变为灵魂权力。
肉体权力得以产生效力，靠的是下游者的恐惧感。经济权力得以产生效力，靠的是下游者的贪婪。灵魂权力得以产生效力，靠的是下游者有限的认知能力和行动力。如果人不知道自己该相信什么，就容易相信听起来言之凿凿的论断。如果人不知道自己有自由、不知道该如何去实现自由，就容易听从他人的指令。政权的愚民政策施行的就是灵魂权力：通过屏蔽真实信息和不断重复虚假信息，大众便忘记了自己的自由之身，乖乖地在上游者指定的轨道之中运行。
因此三种权力的成功施行靠的分别是下游者人性中的三个缺陷：恐惧、贪婪和愚昧。这里的愚昧不是缺乏生存技能，而是意识不到自己生命的自由度和可能性。
人性的这些缺陷会永远存在，所以权力和权力欲对人类社会的强力干预也会一直存在下去，不管是在专制社会还是在民主社会。
人类也有弥补这三个缺陷的办法：教育。不是关于生存技能的教育，而是关于如何获得自由和独立人格、如何了解自己的生命可能性、如何不再恐惧的教育。
2. 权力欲及其心理起源
1958年，将数十万右派扫荡殆尽的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讲话：“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9】这段话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愉悦。这是权力欲得以充分满足的愉悦。毛泽东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兴高采烈的猫与在其利爪下心胆俱裂的老鼠的关系。
汉高祖刘邦平定江山后，高坐金殿之上，问老父亲：“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这也是在恣意享受权力欲得以满足的愉悦。许多人的人生奋斗动力是为了向父母证明自己的能力，而年少时被父亲冷落的刘邦大概也不例外，所以他在父亲面前的夸耀也就格外给自己以满足感。
权力是行使自己意愿、压制他人意愿的能力，那麽权力欲就是行使自己意愿、压制他人意愿的欲望。权力欲的满足给人带来愉悦：这是一种作人上人的感觉、是在赛场上击败一个有分量的对手的快感。击败的对手越强大，胜者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也就越强烈。失败者则饱尝挫败感和屈辱。
在“打江山、坐江山”的说法中，“打江山”是被权力欲驱使的人生奋斗，而“坐江山”是享受权力欲带来的愉悦。刘邦和毛泽东的愉悦是所有渴望权力者的梦想。
人与动物的权力欲有质的区别：动物的权力欲只限于食物和繁殖，是易于满足的欲望。而人类的权力欲是永远都无法填满的黑洞。
心理学家阿德勒是研究社会因素对人的性格的影响的先驱。他认为人的权力欲起源于儿时的自卑感。【10】人在幼年时，周围所有的人都比自己个头更高、懂得更多、更有能力；自己的意愿总是被那些成年人忽略，而成年人总是把他们的意愿强加给自己；兄弟姐妹比自己得到父母更多的关注、同伴比自己得到更多的玩具。这些印象在孩子的心中刻下深深的自卑感。在其后的成长过程中，他竭力试图补偿这种自卑感，而补偿的方式是模仿那些有能力、有权力、能发号施令的人。他们都是他的榜样。“他向往能够打开门和搬动重物的高大身材和向许多人发号施令的能力。一种欲望在他心中升起：变得跟这些人一样强大，或比他们更强大。指令他周围的所有人成了他生活的主要目标。”【10】这就是权力欲的雏形。
补偿是心理学中的重要概念。孩子并没有足够的智慧来发现让他自卑的真实原因，所以他的补偿通常是一种掩盖真正问题的企图，试图在别的方向上变得优秀，而这并不能解决他的真正问题。一个例子是，我的母亲自幼因天花而落下麻脸，备受旁人的嘲讽。她不明白使她自卑的真正原因是她对他人的幸灾乐祸太过敏感，于是她努力学习和工作，试图以事业的优秀来补偿她的自卑感。她的努力工作不是完全出自她对事业的热爱，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出于超过他人、获得一种优越感的欲望。工作优秀并不能给她带来真正的平安，她也仍然会继续为她的脸而自卑。其结果是她的自卑感和对权力和优越感的追求会一直同时存在下去。
自卑感和优越感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基于对他人的敌意，都是在自己与他人之间筑起高墙、将世界视为弱肉强食的丛林。
这样看起来并不成功的补偿策略是孩子心智不成熟时的下意识的想法，而等到他们心智成熟时，这样的补偿策略已经被他们实践了十多年、或几十年，已经与他们的自我完全融为一体，他们已经很难意识到自己的补偿策略与其初衷原来是南辕北辙。如果他们没有强大的自省和纠错能力，他们会将这种对自己无助、与他人竞争和为敌的活动继续终生。
如果成年人总是以权力降伏孩子、恐吓孩子、以自己的意愿碾压孩子的意愿，孩子就会认为敌意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正常状态，而他的成年人榜样们的手段是处理冲突的最佳方式。虽然他离成年人的权力竞技场中的搏杀还在许多年之外，这种敌意和竞争意识注定了他的理解中的人际关系是一方赢另一方必输的权力关系。
对于大多数人，儿时形成的权力欲的雏形一生都不会改变，是他们的生命之舟的永不停息的马达。权力欲有两种表达方式：有的人努力学习、工作、在自己认定的某个方向上变得优秀、变得比其他人更强大；有的人扮成弱者、受害者，以博取他人的关注和同情，给自己带来好处。可以把前一种努力称为碾压型权力欲，后一种称为操纵型权力欲。
碾压型权力欲的一个小尺度的例子是孩子在年龄很小时就懂得以哭闹撒泼来使父母就范；一个大尺度的例子是一些国家的统治者把自己的国家说成是外国强权的受害者，在国民之中创造“国耻”等印象。这比只靠恐惧感的高压统治更能获得民意支持。中共于1942年的强迫每个干部“向党交心”的延安整风之所以能获得成功，一个原因是中共把自己扮成在强大的国民党和日本势力环伺之下的弱者，所以若不与领袖同心同德，我们的灭亡就在眼前。
如果成年人能放下身段，尊重孩子的认知能力和判断节奏，宽容他的无助，给他的心结以恰到好处的点拨，为他的每一点進步喝彩，孩子会对这个世界生出友好的印象，他眼中的世界就不再是威胁环伺的丛林。他会发展出成熟的心态来对待他人。他会不只关心自己的意愿，也关心别人的意愿。善良、体贴的同伴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阿德勒把一个人为他人着想的能力称为社会感 (social feeling)。
人的价值观中通常是权力欲与社会感并存。权力欲让他与人为敌，社会感让他与人为友。如果一个国家中的多数人以权力欲为主导价值观，那麽这个国家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调就是互为敌意、互不信任的权力关系。这个国家与其它国家的关系也是互为敌意、互不信任的权力关系。
社会中有能力的人需要有释放权力欲的方向，而这样的释放必须不威胁到权力结构的生存。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的价值观就正好满足了这样的要求。这是依附于权力结构的攀缘，既让攀缘者的生命得以充实，权力结构也因此获得了生命力。
3. 恐惧感
我的父母亲在共产党新中国的教育中长大，也在恐惧感中长大。在我的儿时记忆中，他们的面孔是写满了惊慌的面孔，不断警告我在外面不要乱说话，否则必引祸上身 – 那时我还不到十岁。但他们并没有受过公开批斗和羞辱。他们只是那些场面的观众。
权力拥有者公开羞辱反对者、枪决地主和反革命有两个动机：一个是权力欲的满足，是神气的猫作弄可怜的老鼠的动机；另一个是在观者之中制造恐惧感，以巩固其权力的稳定。他们的批斗和公审大会是权力的课堂，其主要教育对象就是我的父母亲这样的平头百姓。通过羞辱一些人，他们给观者的意识中刻下这样的信息：谁不服我们，谁就是这样的下场。
在肉体权力横行的时代，大众的恐惧感尤为强烈，由恐惧感而生的求生欲在他们的价值观中就占有了压倒一切的地位。
人有极强的适应环境的能力。在恐惧感中日久，恐惧感便渐渐从前景淡化为背景，以至于不再感觉到恐惧感的存在。同时，他们调整自己的行为习惯，不再挑战上游者指定的自由尺度，最终下游者和上游者达成默契，权力关系就这样达到稳定平衡。这个稳定平衡的条件是下游者的恐惧程度在自己可以忍受的限度之内，而下游者对自由的需要程度在上游者可以忍受的限度之内。如果下游者对自由的需要开始增加、或者对恐惧的容忍度开始减少，平衡就被打破。
如同有经验的农夫纯熟于驾驭他的牛，有经验的上游者也纯熟于驾驭下游者的恐惧感。下游者的安全感来自于对上游者的顺从、来自于在权力结构内做一颗不惹是生非的螺丝钉。即使是有了权力、控制了相当资源的人，其安全感也是有条件的，因为他们的权力和资源来自于他们对权力结构的依附，而权力结构随时可以沈下脸来，给他们釜底抽薪。近年来大批大陆富人和高官家属移民、移资海外都是由于不安全感。
刘邦和毛泽东并没能长久享受美满静好的帝王岁月。平生大愿得足之前，驱使他们奋斗的是赤裸裸的权力欲。平生大愿得足后，他们开始被失去权力的恐惧感驾驭。他们不断设局构陷曾在鞍前马后帮他们打下江山的一个又一个功臣。毛泽东整天疑神疑鬼，严重神经衰弱。
刘邦和毛泽东是在中国人看来实现了人生终极理想的人物。他们情绪紧张的后半生说明，一方面，权力欲是永远不能填满的黑洞；另一方面，恐惧感是比权力欲更基本的人类需要，所以，如同一个人再光鲜亮丽的衣着也掩盖不住他眉宇间的愁苦，他手中再大的权力也无法补偿他的恐惧感。
4. 权力的组织方式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鱼儿离不开水呀
瓜儿离不开秧
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
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首歌曲曾响彻大江南北。一群群成年人深情脉脉地唱起“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的场面有些滑稽，如同被施了《哈利波特》中的夺魂咒。不难想象，毛泽东在当时的中国翻云为云、覆手为雨，其权力是来自于大众的狂热支持。
罗素认为，“社会科学中最基本的概念是权力，就像物理学中最基本的概念是能量。”【5】权力在人类历史上有这样重要的地位，除了由于领袖们的永远无法填满的权力欲，另一个或许更为基本的原因是成千上万大众的忠实跟随。
大众对领导者的跟随出于几种心理：权力欲、独立判断和行动力的缺乏、和恐惧感。
（1）权力欲。虽然权力一词听起来有浓厚的强制意味，许多人对权力的服从是完全出于自愿。依附于强大的权力、聚集在某一面大旗之下、眼看着这架权力机器所向披靡时，追随者们感到自己也拥有了权力。这也是一种权力欲。
1951年，响彻全中国的歌曲是自豪感满满的“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志愿军战士和后方的支持者们唱起这歌时，是在与毛泽东一起享受着权力欲的满足。
罗素对此的观察是：“当人们心甘情愿地跟随一个领袖时，领袖率领的这个组织的权力就是他们渴望得到的权力，领袖的胜利就是他们的胜利。”【5】如果没有那麽多愿意为纳粹事业肝脑涂地的德国人，希特勒就兴不起什么风浪。
当代许多中国人都为中国政府有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而自豪、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而自豪。这也是跟随者的权力欲。
（2）独立判断和行动力的缺乏。在崇拜权力的文化中，做不依附于群体的自由人是艰难的。他要有勇气为自己独辟蹊径；他完全不知道这蹊径会将他带到哪里，而要独自承担起他的决定的全部后果。他享受不到依附于组织权力所带来的权力欲的满足，却要承担前路不知所终的恐惧感。只有少数在价值观中将自由置于恐惧感之上的人愿意这样做。
在多数人的价值观中，自由远不如求生欲来得重要，所以他们更愿意去依附于组织权力，丢失自己，把自己变成领导者的自我的一部分。
1936年，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后来，他把他与毛泽东的长谈记载在《红星照耀中国》中：“首先，切莫以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决不会有一个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做了综合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斯诺话音未落，“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歌曲便响彻陜北的沟沟壑壑。救星替大众的“迫切要求”做了“综合表达”，所以大众不必再费力思考，只要肝脑涂地跟着救星走就可以了。
另一方面，群体的领导者也不希望跟随者具有独立意愿。这是权力欲与爱心的不同：权力拥有者只希望下游者服从自己的意愿，而有爱心的人尊重对方的独立意愿，并帮助对方实现这些意愿。
领导者把跟随者们当作随时可以牺牲的筹码，而跟随者的自我已经完全融入了组织，所以“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也不再是极其痛苦的事。
（3）恐惧感。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多数下游者认同上游者的权力，这就会在余下的少数不认同者之中产生恐惧感，逼迫他们服从。不属于群体的人是一盘散沙，其中只有极少人有勇气与强大的群体对峙。
这三种心理因素在每个跟随者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一方面，跟随者需要领导者；另一方面，领导者也需要跟随者。首先，有人可供呼喝满足了他们的权力欲。许多把持了社会资源的上游者在说起自己手下有多少人时都有毛泽东粪土秦始皇时的那种满足感。其次，他们需要炮灰来铺他们的宏图大志之路。
组织的强大权力来自于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合作。在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中，跟随者把自我融入了组织，整个组织只有一个意愿。这就是绝对权力结构的一致性，千百万人跟随一个人的意愿起舞。一个典型例子是毛泽东和跟随他抛头颅洒热血的成千上万中国共产党员们：靠著领导者的权力欲、跟随者的权力欲、跟随者的缺乏独立行动力、和组织施加于每个成员的恐惧感，这个组织有了空前的凝聚力和空前的权力。
5. 绝对权力
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有一句流传极广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那麽什么样的权力是绝对权力呢？试比较几个例子：
（1）中国古代的皇帝对大臣的权力。这可以说是绝对权力的经典范例，因为前者对后者可以生杀予夺，而后者对前者无任何反抗之力。
（2）一个专横的校长对其手下的老师的权力。校长有权力训斥手下的老师、给他穿小鞋、甚至解雇他，但对老师并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如果老师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骨气，他有拂袖而去另谋高就的自由。但老师并没有任何能力影响专横的校长的行为。
（3）一个尽责却严厉的母亲对温顺的孩子的权力。这个关系与前两个例子的不同是：皇帝对大臣、校长对老师都可能有敌意，或许早已欲除之而后快，母子关系却是世界上最为亲近的人际关系。与前两个例子的相似之处是，这里的上游者（母亲）同样不认为下游者（孩子）有行使其独立意愿的权利，而下游者也同样没有能力影响上游者的行为。
（4）现代企业中一个经理与其属下的职员的关系。毫无疑问，经理有左右职员的意愿的权力，但是，职员拿出的最新调研成果可能会改变经理的意愿；职员做出的骄人业绩也会使经理即使对他有成见也不得不收敛。在这个关系中，经理的权力受到了制约。拉平了双方之间的权力关系的是职员的调研成果、业绩和公司的文化。
前三个例子中的上游者虽然职位不同，但对下游者的控制程度是一样的。他们对各自的权力关系的态度也是一样的：都不认为下游者有行使其独立意愿的权利，或者说，都不认为下游者的意愿有合理合法性。下游者都是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要么完全服从上游者的意愿，要么彻底否认这个权力关系，面临被严惩的代价。最后一个例子中经理的权力则受到来自下游者的一定程度的制约，所以不是绝对权力。
从这几个例子来看，可以把绝对权力定义为上游者不承认下游者的独立意愿、下游者没有能力制约上游者的行为的权力。这种权力关系可以存在于政权结构中、各种机构中、及家庭中。
绝对权力关系与非绝对权力关系之间并没有清晰的分界线。可以把权力的绝对程度用一个直观的几何概念 – 垂直度 – 来表示。高度垂直的权力关系就是绝对权力关系。
垂直权力关系的典型例子是军队，其自上而下的指令结构极为清晰，每个成员都以服从其上游者为天职，也容不得其下游者的任何异议。在这个垂直权力结构中的任何一个节点，比如一个团长，只要他服从于其上游的师长的绝对权力，师长就准许他在他的团里行使绝对权力。
团长得到了他的地位给他的权力，但也付出了代价：他失去了不服从这个权力结构的自由。如果他看重权力欲胜过看重自由，他就愿意承受这个损失。
在中国古代，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说法。这是皇帝的绝对权力。皇帝的权力来自于其先祖靠杀人立威树立的肉体权力，他们手中掌握的对臣民的权力也是肉体权力。
皇帝们并未完全把握灵魂权力。他们要依仗忠孝纲常文化和其衣钵传人来维持灵魂权力。即使是历史上公认的旷代明君如李世民和康熙也不过是以精明和勤政闻名，并不是时代的精神领袖。
中国共产党建政后虽然将国号改为共和国，也不再使用君臣的称呼，对权力的绝对控制却比古代大大加强。政权将三种权力形式同时使用：靠羞辱、公审和诛杀一部分人以树立肉体权力；靠夺走中上层阶级的财产以树立经济权力；靠强大的宣传媒体施行舆论教育以树立灵魂权力，使多数人心甘情愿服从，并让他们将这种心甘情愿传给下一代。
从近代开始，中国的暴动领袖们开始注重灵魂权力的使用。洪秀全和孙中山在这方面都成就卓著：洪秀全自称是上帝的儿子，孙中山说革命“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11】他们都成功地感召了一大批忠实的追随者。
最后的集大成者则是毛泽东。毛不仅拥有了古代皇帝的肉体权力，还拥有了古代皇帝没有的万民精神领袖的地位。其名句“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就是对只拥有肉体权力的古代帝王的蔑视。毛对中国人的灵魂的操纵程度超过了有史以来的所有帝王，毛的权力也是比古代帝王的权力更绝对的权力。
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人有了多一些的自由，但政权的绝对权力的本质并未改变。改革开放是绝对权力让自己活下去的一种手段，所以在改革开放开始威胁到自己的生存时把它收回也是份内的事。绝对权力是如来佛，改革开放是其手掌中的孙猴子。
垂直权力结构中不存在不受母结构控制的其它任何组织，所以其中的个人之间是隔绝的。每一个可能的反抗者面对的都是他们个人与强大的组织之间的权力斗争。极少有人能在这样的对峙中不心生恐惧。这决定了垂直权力结构的稳定性。
绝对权力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在许多的家庭中，父母亲的权力不容孩子挑战；在许多公司和学校中，领导的权力不容下属挑战；在学术界，学术权威独霸一方，垄断所有的物质和理念资源。家里的严父、公司领导和学术权威都是心中只有自己的意愿，没有下游者的意愿。这些都是绝对权力。
6. 绝对权力中的文化
可以从近代文学的高峰“四才子书”来观察权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
《三国演义》是组织权力之争的史诗。个人性格的各种展示，如关羽的忠、张飞的莽、赵云的义、诸葛亮的智谋，其终极目的都是服务于组织权力。权力的主要形式是肉体权力。普通将士是英雄们刀下的瓜菜：“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头，如探囊取物耳。”
在《水浒》中，英雄好汉们靠着肉体权力任意碾压平民百姓，而他们又被朝廷的肉体权力任意碾压，只好落草为寇。然后他们组织起来，于是矛盾转化为聚义厅中的小组织与朝廷的大组织之间的权力斗争。最后，小组织被大组织的灵魂权力 – “忠义” – 吸收消化于无形。
《西游记》中的孙悟空靠著赤裸裸的暴力在天上地下到处滥用其肉体权力，终被如来佛的无边权力降伏。唐僧与悟空的关系本质上是权力关系，靠两种形式来维持：恐惧感（紧箍咒）和忠孝伦理（师徒之名分）。它们分别属于肉体权力和灵魂权力。中国数千年的皇权秩序靠的也正是权力的这两种表现形式。
《红楼梦》写的是看重自由的年轻人对家族权力结构的反抗。主人公贾宝玉虽然是家族的嫡系正宗，是权力结构的掌门人贾母的掌上明珠，其反抗仍然是微不足道，对权力结构也毫发无伤。权力结构的几乎所有成员都抱着为他好的善意来限制他的意愿。在更大的尺度上，贾府的家族权力在朝廷的政权权力面前又是微不足道。
四本书中的权力关系都是绝对权力，其中的下游者只有两种命运：服从或灭亡。这几本书自问世以来，直到现在都影响巨大。由此可见，从古到今，中国人离开权力便无法思维。
在古代两种主要的治世理论中，法家的严刑峻法是上游者对下游者的绝对权力，而儒家的仁政虽然给下游者多一些的自由度，但其权力结构同样是上尊下卑、下游者不能“犯上作乱”的绝对权力。何为“犯”、何为“乱”都是上游者定义的。两种理论同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无法逾越的不平等，而决定尊卑之序的是“逐鹿”血战的胜者的肉体权力。
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社会伦理，“三纲五常” 中的“三纲”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几个关系把宏观尺度的君臣关系与微观尺度的家庭关系不动声色地联系起来：如果孝亲是天经地义，那麽忠君也是天经地义。三种关系的本质是一样的，都定义了上游者对下游者的灵魂的控制。君、父、夫的权力是来自于社会秩序、传统和文化，而不是因为他们拥有更高的道德、更高的智慧。
在当代中国社会，三纲的说法虽然早已進了博物馆，其实际影响仍然遍及每个角落。父母对孩子的绝对权力和丈夫对妻子的绝对权力在农村依然普遍，而政权中上级对下级的绝对权力比古时更甚：每个体制中人都精于颂圣文章；反对的声音不仅微乎其微，并且得不到多数大众的理解或同情。
在古代，“三从四德”中的“三从”确立了社会对女性的绝对权力。但女性的服从并非心甘情愿，其权力欲也不因为社会环境的压制而泯灭。一旦得到机会，她们就会把手中的一点权力用到极致。在宫廷戏如《甄嬛传》中，后宫佳丽们的两个感情主旋律与男性世界中的主旋律完全相同：恐惧感和权力欲。她们发泄权力欲的最佳方式是折磨失败者、从他人的痛苦中发现自己的愉悦。
在民间，相应的说法是“最毒妇人心”。
7. 绝对权力中的教育
1989年5月28日，北京的天安门学生运动接近尾声。身心俱疲的学生领袖柴玲在对西方记者金培力的录影访谈中哭诉：
“更可怕的是，有些同学逐渐被政府收买，他们作一种学生中的特务和奸细。……（问：你们有感觉吗，就是说有学生叛徒？）绝对有感觉，而且我们有证据。”……“我是总指挥，我一再要求这个权力，掌握这个权力，就是为了抵制这种妥协，这种投降派。”【12】
天安门运动是大学生对政府的绝对权力的反抗，而其领袖人物“一再要求”掌握对指挥运动的绝对权力，而其要求也听起来似乎合理：她的组织太不纯洁；她要用她的绝对权力来清理门户、给她的组织以强大的行动力。
柴玲的“一再要求这个权力”与毛泽东的延安整风有相同的心理动机：因为敌强我弱，所以只有将权力集于一身，我们才有胜算。这是操纵型权力欲。
柴玲在她著名的《绝食书》中呼喊的口号是民主和自由，然而在成为学生领袖短短十几天之后，在如山的现实挑战面前，她的诉求只剩下了权力。
刘晓波后来评论，广场上的学生领袖“有的只是对权力的饥渴”。这是因为民主和自由只是他们从书上看来、从别人嘴里听来的抽象概念，而权力才是真正浸透于他们血液中的价值。这是他们所受的教育的自然结果。
中国人在幼年接受的来自父母和学校的主要教育方式都是威权型教育。这已经在拙作《小镇的权力与教育》中讨论过。【13】孩子处在社会权力结构的最底层，他们的意愿不受成年人的尊重。在学校里，多数孩子都没有与老师平等的地位，其学习也不是开放式的探索未知、创造知识的过程。尤其是文史类科目，孩子只能记忆，不能提问。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准探究的禁区。
禁区的存在是权力的宣示，它们类似于圈养牲畜的电网。牲畜在被电击、或看到同伴被电击之后便知道了自己的自由度的界限，从此老实下来，不敢越雷池一步。各种禁区的环伺给孩子的下意识里刻下的印象是：权力才是人生中最有威力的东西。
普遍而言，中国父母是尽责的父母，他们有一个常见的说法是“一切为了孩子”。而这些付出的背后有一个条件：孩子要服从父母的意愿；或者说，孩子要服从父母的权力。父母与孩子之间平等讲道理的时候很少；他们之间的关系几乎是纯粹的权力关系。这就是孩子在价值观形成时期耳濡目染的全部世界。
阿德勒说：“威权型教育的最大问题是它给孩子一个权力的榜样、告诉他权力带来快乐。它使得每个孩子都变得统治欲极强、野心勃勃、极其虚荣。”【10】
孩子在威权型教育之下成长起来时，他们看到的榜样是被权力欲充满的人，他们开始学会讨父母欢心、向老师献媚、与同学争宠、争班干部职位、为学习名次斤斤计较。这些都是谋取权力的练习。在老师和父母的鼓励之下，孩子把这些都看成是有上進心的表现。
阿德勒认为，研究儿童的心理活动对理解成年人的行为方式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我们已经以令人震惊的确定性证明了，一个人在从小长大的过程中，其心理活动的规律未发生任何变化。外在的形式、心理现象的某些言语表达可能会有所不同，但他实现其终极人生目的的基本动力和手段都没有变化。”【10】
罗素指出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威权型教育在培养暴君型的人的同时也培养奴才型的人，因为这种教育给学生留下的印象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只有一种可能：一方发令，另一方遵守。”【5】
暴君型的人的主要性格特征是权力欲，奴才型的人的主要性格特征是恐惧感。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同时具有暴君和奴才两种特质：在下游者面前显出权力欲，是暴君；在上游者面前显出恐惧感，是奴才。
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态度其实有相同的心理基础。两者都是把他人看作敌人的结果：敌人弱小时使出权力欲，敌人强大时显出恐惧感。这就是丛林法则。
8. 绝对权力之下的诚实
在这一节和下一节中，我讨论人被权力欲驾驭时另外两种价值观的生存状态：诚实和同情心。
1958年，华夏大地上发生的一件大事是大炼钢铁：
“毛泽东明确指出：‘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好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于是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7月底，用于炼钢的劳动力有几十万人，8月底，增至几百万人，9月上旬，增至2000万人，9月底，猛增至5000万人。……10月底，全国炼钢劳动力增至6000多万人，年底时则达到9000万人。加上其它战线直接和间接的支援，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劳动力超过了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
“这么多的人，当然都不是進了钢铁厂，而是在农村‘大炼钢铁’，在田间地头建小土炉、小高炉，即用砖块、石头加上泥巴、石灰，垒砌起来的类似于做饭用的土炉子。……农民们饿著肚子，日夜不停，大干苦干，炼出了无数的含硫量极大、无法使用的土铁和废渣。”【14】
这样在现在看起来颇为荒唐的场面，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有上亿人直接参与其中，可谓是一道奇异的风景线。
试将各方参与者的动机做一分析：
（1）大跃進的精神领袖毛泽东不甘心只当一个穷国的山大王，他要“超英赶美”、坐上全世界的金交椅。领袖被权力欲障目，其它的一切都看不见了。
（2）多数官员急于向上游者献媚。献媚的动机同样是权力欲，为了保住现有地位和攀升到更高的地位。在权力欲和诚实之间，他们选择了权力欲。
（3）少数诚实的官员们看到公开反对大跃進的彭德怀等人被清洗，出于恐惧不敢再多言。在出于恐惧感的求生欲和诚实之间，他们选择了求生。
（4）掌握了炼钢所需要的真理的人 – 那些炼钢专家们 – 同样是出于恐惧感而不敢说出真相。
在这场上亿人出演的荒诞大戏中，被权力欲驱使的人不需要诚实，而被恐惧感驱使的人不敢诚实。
所谓诚实，是对事实、真相和真理的尊重。事实和真相通常指的是有确凿证据的、已经发生的事，而真理是事实和真相背后的内在关联。真理不只是理论家的玩具：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要有信任的基础；一个人与社会打交道时需要有能力分辨对方所言的真伪；循着错误的路径就达不到目的地；画饼不能真的充饥。任何人想要生存都离不开真理，这就是真理的价值。
自由贸易的双方需要真币。一方使用假币的贸易不可能长久，一方随意扭曲真相的交流也不可能长久。现代文明社会所谓的契约精神就是以双方交流中的诚实、诚信为基准的人际关系，而它只能建立在双方都自由的平等关系之中。
当一方对另一方有绝对权力时，权力欲和恐惧感就成为比诚实更重要的价值，而上游者和下游者都失去了遵守契约精神的动力。上游者要靠掩盖和扭曲真相来维持自己的合法性：要维持绝对权力，就要让自己显得绝对正确。而下游者要靠掩盖和扭曲真相来逃避自己的责任。
阿克顿勋爵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名言可以理解为：有了权力，就不需要真理；有了绝对权力，就绝对不需要真理。当一个市场中流通的货币多半是假币，腐败是必然结果。
共产党建政后，知识分子为权力拥有者做了许多文章。其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钱学森在1958年的《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论证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可以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钱先生论证的每一步从普通人的常识看起来都是正确的，只在一个环节上有一个内行人才能看出来的问题：钱先生“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实际上，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效率很少能超过5%，通常只有1-2%。
由于钱先生的大科学家的崇高地位，官员和大众都相信钱先生的计算是科学真理。而真正掌握了真理的内行科学家们被恐惧感压得喘不过气来，不敢指出钱先生的伎俩。
钱先生这样的文章与通常意义上的学术作品的区别是，前者的结论在下笔之前已经确定，其终极目的是迎合上游者的欢心，作者只需要考虑在哪个环节上做手脚就可以使得其理论看起来像真理。后者是开放的探索：作者承认真理是未知的、且在自己的先入之见之上；最后得出的发现可能会出乎自己的意外。
在真相和真理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追究真相和真理会把上游者和下游者的地位拉平。这是真相和真理不受绝对权力欢迎的原因。
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宪政学者张千帆在北大法学院作《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主题演讲时，这样评论绝对权力、恐惧感和真理之间的关系：“专制的维系是建立在臣民的普遍恐惧基础上的，专制淫威使每个人都变成在自己的职位、待遇、名利、家庭面前畏首畏尾。专制教育体制从来压制独立思考和信仰，用一套并不高贵的谎言教唆儿童说谎，让人从小就不敢面对事实、质疑正统、坚持真理。”【15】
9. 绝对权力之下的同情心
胡适说：“你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需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小孩子和女人是社会中的弱者。胡适考察的前两件事是一个社会中的同情心。有同情心的人不只是关注自己的意愿，也关注他人的意愿、且愿意帮助他人实现他们的意愿。同情心是阿德勒所谓的“社会感”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两句中国俗语显示了同情心在中国人价值观中的地位：“无毒不丈夫”和“妇人之仁”。两句话说的都是：同情心是权力之路上的拦路虎、是弱者之所以沦为弱者的心理包袱。
清朝乾隆二十三年 (1758年)，清军对新疆准噶尔部落的数十万平民進行了大屠杀。据魏源《圣武记》记载：“…帝怒于上，将帅怒于下。合围掩群，顿天网而大狝之，穷奇浑沌、梼杌饕餮之群，天无所诉，地无所容，自作自受，必使无遗育逸种而后已。计数十万户中，除妇孺充赏外，至今惟来降受屯之厄鲁特若干户，此外数千里间无瓦剌一毡帐。”
“必使无遗育逸种而后已”就是种族灭绝。
灭掉准噶尔部后，举朝上下称颂乾隆皇帝圣明，“盛世”之说由此开始在朝野流行。
后世的谭嗣同对这一事件却愤然评论道：
“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
噍类即劫后尚存的人。谭嗣同这话的意思是：幸好中国的兵力不强。假如中国的海军强如英法、陆军强如俄德，那麽不但君主专制的祸害将越发不可思议，那些白人、红人、黑人、棕色人就都会是准噶尔的下场，哪里还能有活口留下来？
谭嗣同的义愤是出于他对那些被灭绝者的同情心。顾名思义，同情心是用自己的情感来理解他人的情感的能力，那麽“他人”离自己的理解力越远，产生同情心的可能也就越低。多数人都有对自己亲近圈子中的人的同情心，对陌生人的同情心就少一些，对异族人的同情心就更少。在谭嗣同的时代，对被诛杀的边疆少数民族的同情心是凤毛麟角。
鲁迅在给青年的回信中写：
“我疑心吃苦的人们中，或不免有看了我的文章，受了刺戟，于是挺身出而革命的青年，所以实在很苦痛。这也因为我天生的不是革命家的缘故，倘是革命巨子，看这一点牺牲，是不算一回事的。”
鲁迅的“苦痛”是由于他的同情心，而在“革命巨子”的价值观中，权力欲遮蔽了一切，同情心没有地位。
陈宪辉的《二十世纪中国纪事》中记载：“仓促入朝的志愿军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中穿着单衣，饿著肚子，大批冻饿死亡。第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之役，志愿军冻伤人数高达达三万，其中四千人冻死。志愿军第二十七军战士邹士勇多年后回忆说，他所在的部队在死鹰岭发现第二十军一个担负阻击任务的连队，穿着单衣裤、单胶鞋，全体冻死在冰雪掩体中。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在致志司和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报告，严寒和饥饿给九兵团带来的巨大损失，第27军80师242团第5连除一名掉队者和一个通讯员外全体冻死在阵地上。在无力再战的情况下，彭德怀致电毛泽东，说明补给线随修随炸，部队遇到粮、弹、鞋、油、盐供应的严重困难，请求止步三八线，休整三个月。毛泽东复电拒绝说：‘我军必须越过三十八度线。’”【16】
这就是同情心在革命巨子的价值观中的地位。
共产党中国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留给大众的最后印象是他的同情心。在文革的迫害狂潮中，周的同情心让他在私下保护了许多人免受迫害。但后来的许多历史资料显示周对毛泽东的每一条迫害指令的执行可谓是不遗余力；他的同情心只有在毛注意不到的地方才施用。换句话说，同情心在周的价值观中有一席之地，但不及恐惧感和求生欲来得重要。
人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感越严重，同情心也就越缺失。中国每一次改朝换代时的血流成河都可以归结为大众在兵荒马乱之年的恐惧感的上升和随之而来的同情心的缺失。以仇恨为主导情绪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得到了广大底层民众的狂热支持，正是由于兵荒马乱之年大众同情心的缺失。
10. 绝对权力的生命周期
历史学者张宏杰认为，清朝从著名的“康乾盛世”转向衰败的转折点是乾隆后期：
“大抵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前，大清王朝确实基本上像乾隆的判断那样，处于盛世顶峰。乾隆中前期，国势稳定，政治清明，官僚体系效率极高。然而，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时的大清政局，已经沧海桑田，不复当年模样。……
“乾隆五十五年到中国進贡的朝鲜使臣回国后这样向他们的国王描绘大清朝：‘（清帝国）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及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他们的评价更是发展为‘货赂公行，庶官皆有定价’。……
“洪亮吉描述乾隆晚年腐败的普遍程度时说，当时官员中洁身自爱者与贪污者之比，是一比九或者二比八。而这十分之一二的自持之人，在官场中混得并不好。‘即有稍知自爱及实能为民计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为迂，以为拙，以为不善自为谋，而大吏之视一二人者亦觉其不合时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过，则去之亦惟虑不速。’”【17】
可以说，政权在老年乾隆手中迅速腐败的直接原因是乾隆的绝对权力。虽然乾隆智力体力过人，且勤勉为政，是古代君主之中的佼佼者，但泱泱大国只靠一个人殚精竭虑，其他所有人都各怀鬼胎，其活力从何而来。他的一个重大失误是为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力而对知识分子发起的从身体到灵魂的镇压：
“儒学既有强调等级秩序的一面，也有高标社会正义的一面。社会正义是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历代以来，士人都以守护社会良心为己任，能够在传统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乾隆却以虎视之态，粗暴剥夺了儒学赋予读书人的立志求名之心，守护良心之责，只给他们为稻粱谋这一个生存任务。从那时候起，士人群体便被抽空了灵魂，无法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本来，進入清朝之后，士节士气较之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代已经大为降低，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更为松弛。乾隆朝的大臣，虽然不乏能臣，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才华而无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
“乾隆之后的中国，一蹶不振，人心沦丧，在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面前都缺乏抵抗力，不能不说与乾隆打断了官员和士人的脊骨表里相关。”【17】
这样的景象是垂直权力结构的普遍演化规律。领袖的高度独断导致权力结构的高度垂直。朝廷大臣们本是学识一流的人中龙凤，但一旦依附于这样的权力结构，他们就失去了自由。他们的所有理想和见识都无处安放，他们与这个权力结构的关系变成寄生虫与宿主的关系。于是他们的所有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都用来服务于一个目的：从宿主那里摄取最多的营养。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腐败是对失去的自由的补偿，是寻回自己生命活力的扭曲的尝试。
在一个垂直权力结构中，除了最高独裁者自己，无人对它以主人翁意识相待。
乾隆六十年，志得意满的乾隆皇帝宣布将皇位传给爱子，自己退位为太上皇。清朝历史上，皇权的继承几乎每次都是腥风血雨，这一次是最和平的权力交接。虽然退位，乾隆把嘉庆看作小学徒，把大事的决定权仍然操在自己手里。《饥饿的盛世》记载了年轻的嘉庆皇帝在太上皇那里谨小慎微的情状：
“（嘉庆帝）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于此亦有可知者矣。”赐宴之时，嘉庆“侍坐上皇之侧，只视上皇之动静，而一不转瞩”。【17】
对于听惯了万民称颂盛世的乾隆太上皇，他自己就是大清江山，大清江山就是他自己，他的意愿就是大清国数亿臣民的意愿，所以交出皇位就是交出他的自我，他如何能不为此食不甘味。
相比之下，在现代民主国家，总统和首相是选民的雇员，所以权力交接不会有这样的难以割舍。即使有人有难以割舍的感情，也没有恋栈的能力。
年轻的嘉庆皇帝陪侍在太上皇之侧时心里有一丝恐惧。他的几个兄弟已经因为皇位继承之事被父皇贬黜、吓死。他的对策是“韬光养晦”、小心隐藏自己的心机。他与太上皇的对话不是平等、诚实、通向真理、双方都有所收获的交流讨论。
古语说：“理不辩不明”，这说的是真理是在平等的辩论中出现的。这不适用与嘉庆与乾隆的对话。
毛泽东在考察其继任者刘少奇、林彪和华国锋的时候、邓小平在考察其继位者胡耀邦、赵紫阳和江泽民的时候，这样的画面也不断重现。最终，善于“上皇喜则亦喜”的成为令万人欣羨的继承大统者。
虽然权力移交的过程和结果让乾隆颇为满意，这没能阻挡清王朝的加速衰败。从嘉庆年间开始，白莲教和太平天国的兴起给清王朝以重创。在太平天国暴动中，有数千万人丧生，被历史学家认为是世界近代史上最惨烈的内战。
鲁迅有过对中国历史上王朝更叠的两个状态的著名论断：【18】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这是兵荒马乱之年老百姓在恐惧感中惶惶不可终日的时代：“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是惊魂甫定的老百姓为带给他们安定生活的强权感恩戴德的年代：“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
这几段话可作如下解读：
首先，民众的社会地位是奴隶，在战时和治时都没有他们的发言权。因为政权没有将他们当国家的主人看待，他们也没有对政权的主人翁意识，也不会自发奋起保卫政权。
其次，民众的思维水平也是奴隶。“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因为民众缺乏独立判断和行动力，有一股风过来他们就为之倾倒，这是中国无休止的王朝暴力更叠的根本原因。
第三，“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这段话可以说是对1949年以来的中国的准确预言。虽然皇帝称号消失了，中国的王朝更叠循环还在继续。
11. 权力欲的压制与仇恨的爆发
清廷遭受的致命一击来自于革命党人，而对革命党人影响最大的著作非邹容的《革命军》莫属：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绪论）
“中国最不平、伤心惨目之事，莫过于戴狼子野心、游牧贱族、贼满洲人而为君，而我方求富求贵，摇尾乞怜，三跪九叩首，酣嬉浓浸于其下，不知自耻，不知自悟。”（第二章）
“贼满人入关二百六十年，食吾同胞之毛，践吾同胞之土，同胞之深仁厚泽，沦其髓，浃其肌。吾同胞小便后，满洲人为我吸余尿，吾同胞大便后，满洲人为我舐余粪，犹不足以报我豢养深恩于万一。”（第二章）
“吾今与同胞约曰：‘张九世复仇之义，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驱除凌辱我之贼满人，压制我之贼满人，屠杀我之贼满人，奸淫我之贼满人，以恢复我声明文物之祖国，以收回我天赋之权利，以挽回我有生以来之自由，以购取人人平等之幸福。’” （第二章）
“曰奴隶也，则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举凡饮食、男女、衣服、居处，莫不待命于主人，而天赋之人权，应享之幸福，亦莫不奉之主人之手。……而其人亦为国人所贱耻，别为异类，视为贱种，妻耻以为夫，父耻以为子，弟耻以为兄，严而逐之于平民之外，此固天下奴隶之公同性质，而天下之视奴隶者，即无不同此贱视者也。我中国人固擅奴隶之所长，父以教子，兄以勉弟，妻以谏夫，日日演其惯为奴隶之手段。呜呼！人何幸而为奴隶哉！亦何不幸而为奴隶哉！”（第五章）
“掷尔头颅，暴尔肝脑，与尔之世仇满洲人，与尔之公敌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然后再扫荡于涉尔主权之外来恶魔，尔国历史之污点可洗，尔祖国之名誉飞扬。”（结论）
这是自由的宣言，也是权力和仇恨的宣言。以权力欲为动机、以权力为手段来试图达到平等和自由的目的，其结果是文章中的自相矛盾：前文把满族人称为“游牧贱族”、“贼满人”，后文即提倡“人人平等之幸福”。“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是振奋人心的呼召，而接着的下一句“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则是冷血的种族灭绝。通过种族灭绝来试图达到“人人平等之幸福”是希特勒的想法。
正与邪、真与假、是与非交融混杂的文风在中国的革命文字中随处可见。作者的价值空间被权力欲充满时，也就没有了辨别真相、探究真理的动力。“同胞之深仁厚泽，沦其髓，浃其肌。”不是事实：汉人对满人的“豢养”不是出于“深仁厚泽”，而是出于对满人的肉体权力的恐惧感。
邹容著《革命军》时只有18岁，其思维的不成熟尚可原谅。而不可思议的是此书“风行海内外，重印20余次，销量达110余万册，居清末革命书刊之首位。”【19】以当时大众的识字率，这样的销量可谓惊人。
两百多年来，在清廷的绝对权力压迫之下，大众的自卑感早已麻木。在清廷终于从强者变为弱者之时，大众的自卑感也被邹容对奴隶的绘声绘色的描述唤醒了。
邹容的动机和做法与柴玲的相去不远：邹容说满族人“被毛戴角”，即宣布他们是动物、非人，可以当动物一样杀戮处置；柴玲把跟她意见不合的人打成“投降派”。平等是他们听来的口号，与他们的生活经历根本没有交集。权力才是他们真正熟悉的生活。
鼓动大众情绪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人分成我与非我，然后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变得简单明了。非我就是非人，消灭了他们就消灭了世间的所有罪恶。仇恨和暴力戴上了正义的光环，千百万大众心中蛰伏的权力欲被点燃了。
二十世纪初，号召暴力推翻清廷的革命党人与号召温和改革的改良派在海外媒体上展开了激烈的论争。革命党人多势众，而改良派虽有梁启超这样的天纵之才支撑也无法抵挡，最终狼狈败下阵来。
《革命军》面世八年后，在1911年武昌起义之前，这本书“在大部分湖北新军士兵的枕头下，都能找到。他们人手一本，在操练之余互相学习。”【20】
可以说，辛亥革命的主要推动力是不是建立共和，而是民族仇恨。
武昌起义后，全国许多地方发生了杀满人狂潮，“在种族杀戮最惨烈的广州，长沙，武汉、杭州、西安等地，随处可见被砍下的满人人头，一些村镇的井甚至被满人头颅填满，然后再把各村的桶装满。”【16】
杀戮满人并不是由于弱者有了勇气面对强者，而是高高在上两个多世纪的强者忽然变为弱者，于是“墙倒众人推”。懦夫们的权力欲久被压抑，一朝领到了合法杀人执照，可以尽情释放对弱者的恶毒。
邹容发表《革命军》的二十世纪初年，清廷已摇摇欲坠，许多满人已经失去特权成为平民，满汉矛盾已经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武昌起义到清廷逊位的几个月的军事行动之中几乎没有流血，说明当时清廷对中国的控制何其微弱。
另一方面，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在庚子之辱后参照西方体制奋起改革：“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开启了五个大改革，影响深远。一是教育改革，废除科举，建立了新式的教育体系。二是司法改革，废除中国传统的中华法系，移植大陆法系。三是经济制度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对外开放。因而二十世纪上半叶，除了战争时期，整个经济都处于高速发展状态。四是预备立宪，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五是外交改革。开始组建现代外交机关，与各国平等相处。”【21】
而革命党人挟汉人对满人的仇恨，对这些本可以使黎民百姓免遭涂炭的和平转型的努力视而不见。驱使革命党人使用暴力推翻清廷的动机是他们的权力欲。他们要中国按照他们的意愿运转。这是鲁迅说的“革命巨子”的价值观。对黎民生灵涂炭的同情心不在他们的视野之中。
考究后来的国共两党都奉为圭臬的革命一词，可以发现其历史是权力欲和仇恨。
以自己的权力欲来挑战他人的权力欲的思维贯穿了中国几千年来的王朝轮回。秦晖总结了历史学家葛剑雄的中国古代人口研究结果，从中可见每次改朝换代时的惨烈：
“根据该书各卷的研究，……元以前，每次‘改朝换代’人口通常都要减少一半以上，甚至60%以上。……元以后至清末，每次大乱人口减少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但在大乱涉及的地方，人口损失的比例与元以前相比，骇人听闻的程度并不稍逊。而整个大乱造成的人口减少绝对数甚至远比前一阶段更大。……显然，辛亥革命前两千多年帝制时代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即使不像史书户籍数字所显示的那样极端，也是够触目惊心的。世界史上别的民族有遭到外来者屠杀而种族灭绝的，有毁灭于庞贝式的自然灾变的，但像中国这样残忍的自相残杀确实难找他例。”【22】
辛亥革命后的仇杀满人比起毛泽东的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杀戮又是小巫见大巫。“纵容暴力、杀人立威是毛泽东发动这些运动的普遍特点。文革历史专家、加州州立大学河滨分校图书馆的研究员宋永毅说，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做出的推算，从1950至1954四年间，中国地主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70万。”【23】
未来的某一天，在中共失去权力之时，清末汉人对满人、解放后农民对地主那样的仇恨发泄还会以某种面目在中国大地上重现。这不是什么值得庆贺的事。
2011年，张千帆在作《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演讲时，长篇痛斥当今专制政体的残暴和腐败及其对国民道德良知的侵蚀。演讲進行到十五分钟时，第一次被学生的掌声打断，当张先生讲到这句话：“一个枪杆子里出来的政权，只有靠枪杆子来维持，最终也只有靠枪杆子才能改变。”【15】
12. 权利对权力的制约
人类社会在近几百年来发生了许多翻天覆地的巨变，其中除了令人目眩的科技的突飞猛進，另一个巨变同样深刻、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促成科技的巨变的推动力，这就是政权结构从绝对权力到受制约的权力的演变。
对这个巨变起到了关键作用的一个概念是权利。掀开这个巨变的序幕的古滕堡印刷术、马丁路德对罗马教廷的挑战、意大利的文艺复兴都可以说是个人权利对组织权力的挑战宣言。权利的概念得到了艺术家和学问家的充分演绎，進而被大众广泛接受。其后的英国《权利法案》和美国《独立宣言》将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定义为社会权力机制的基石。
美国的《独立宣言》称：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
权力和权利两个概念在中文中的发音相同，含义近似，并且权利是许多中国人非常陌生的概念，所以有必要加以区别分析。
权力与权利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是可供自己使用的社会资源。
其不同之处是：
首先，在一个权力关系中，一方的意愿得以行使就意味着另一方的意愿被压制，所以权力关系是零和游戏，其中的双方是不平等的，好象是跷跷板，一头高起时另一头必低下去。权利则是一种保护自己的物质和精神资产不被他人权力侵犯的社会规范。受到权利保护的社会成员之间是平等的，一个人得到了他的权利不意味着其他任何人的权利有所减少。如果把权力比作社会关系中的矛，那麽权利则是社会关系中的盾。如果每个人手中的盾足够坚固，那麽矛的威力便被限制。如果弱者没有防身之器，社会就是强者横行、弱者被踩踏的丛林。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和权利是互为对手的概念。
其次，权力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所以权力欲是被大众嫌恶的东西，扩张权力的努力经常要在后门操作、在桌面下進行。中国政府在海外扩张“软实力”正是循着这样的思路。对权利的声索则符合大众心目中对社会公平和公正的期望，所以个人权利的有效争取方式是公开争取。并且，因为个人权利的存在是基于社会成员的共识，所以不在公开平台上争取到的利益就算不得权利。
第三，如果某个社会集团对政权权力的挑战是以权力为手段和目的，这必然导致暴力冲突，因为权力是有限资源，下游者变成坐上客的一天也就是上游者变成阶下囚的一天，而没有上游者愿意不放手一搏便接受这样的下场。以权利为目的的声索则承认上游者享有同样的权利，这给上游者以体面地出让部分权力的选择余地，降低了暴力冲突的可能性。
弱势群体的权利如妇女儿童权利听起来似乎是只属于这个群体的特权，但这只是要求他们拥有与社会中的强势群体同样的权利，而不是高于其他群体的特权。
声索同样的个人权利的人组成社会集团时，这个社会集团即拥有了组织权力，可以制约社会上现有的权力结构。社会中权力分配不均的问题由此开始缓解。
近代资本主义演变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个人权利不断扩张、个人和特权集团的权力不断被约束的历史。马克屎预言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毁灭并没有发生，原因便是下游者的权利声索对上游者的权力的制衡。比如，由于工会的兴起、社会福利系统的建立和各级选举制度的完善，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得以缓解，社会达到互相制约的动态平衡。
一个民主社会，从外面看起来好像数十年、上百年之间并无巨变，但其内部的各种组织之间，如总统、国会、司法三权之间、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选民与候选人之间、工会与雇主之间的利益互动和权力消长每天都在進行。其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绝对的权力，每一方也都有生存、发声、成长的权利。这好象是一个人的容貌在十几年之内并无大变，但其体内每个细胞中都在進行着各种复杂的合成、氧化、排异、死亡等反应。这是一个正常的有机体的工作方式。
在当代的西方，权利是每个人的当然的福利。所有主要的社会运动都围绕着个人权利的声索来進行。没有人敢在公开平台否定任何人或群体的权利。个人的权利像空气一样存在于社会的每个角落，以至于许多人不再感觉到它的存在。他们也难以想象在个人权利不受保护的极权社会中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个人权利得到保护之后，社会资源拥有者的权力比起他们在极权社会中的同行来便大大缩水。权力对于追求者来说不再有在中国社会中那样大的吸引力，这导致对权力的争夺者和争夺欲望减少、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和敌意减少、善意增加。
由于每个人都受到权利的保护，个人尤其是弱者不必生活在恐惧感之中。他们更容易诚实，也更容易生长出对他人的同情心、对他们所在国家的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对环境的保护意识、对野生动物的爱心。他们也因此可以随意伸展其好奇心和创造力、充分享受大自然和艺术，有热情去改造社会、保护环境、为大家的福祉做事。个人权利得到保障之后的个性的充分伸展是西方社会数百年以来的无限活力的源泉。
陈丹青说：“我刚去美国的时候，走在大街上，大吃一惊，看到街上的年轻男女，人人都长著一张没受过欺负的脸。”这样的脸就是个人权利受到保护的社会的作品。
在中国，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失败后，一些人开始探索用另一些方式来抗拒权力。王小波的小说《黄金时代》就是这样的尝试。其主人公王二抗拒对手的权力的方式是守住自己的尊严而不伤及对手的尊严、与对手共存而不试图摧毁对手的世界。这是以行使个人权利对权力的对抗。
在同时代的中国现实社会中，类似的努力是悄然兴起的维权运动。所谓维权，就是维护个人的权利。维权运动不挑战政权的合法性，或者低调挑战政权的合法性，因此有比以权力斗争为主线索的八九天安门运动更强的生命力。
甘地虽以领导印度独立运动而知名，他五十多年的社会活动的主要聚焦点是维权：先是在南非为印度侨民，然后在印度本土为底层大众。甘地的维权活动是对大众的个人权利的教育，唤起他们人格独立、经济自立、自政府的意识。个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权利、也开始尊重他人的权利时，国家的独立也就水到渠成。
13. 不同价值观对中美冲突的诠释
2020年，中国前驻世贸组织首席谈判代表、著名的“美国通”龙永图发表对中美紧张关系的看法：【24】
“最近，中国的对外关系好像让大家有点‘烦’。虽然谈不上什么四面楚歌，但始终让人觉得中国的日子不是特别好过，也没有太多朋友，不但美国、欧盟不断地给我们施加压力，更不要说日本直接和我们叫板，就连像菲律宾、越南这样一些国家也跟在后面叫唤，而且像朝鲜这些小兄弟也不听话。
“再加上我们中国虽然崛起了，但不是一下子就成为老大，我们现在还是老二，前面还有一个非常强势的美国。所以，我们中国如今在全球的格局当中还是处于很尴尬的地位。大家都知道，一个单位也好，一个公司也好，二把手是最难当的，是挺尴尬的一个角色。老大每天盯着你，生怕你抢班夺权，老三、老四、老五也都会怀着各种不同的心态来看着你这个老二。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在国际上的处境会比较艰难呢？主要是老二难当，二把手难当。
“现在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怎么处理好和一把手的关系。和一把手的关系处理好了，你的日子就好过，这跟在一个单位中的情况类似，二把手和一把手的关系处坏了，不仅三把手、四把手、五把手离你远远的，如果大家知道你和一把手关系不好的话，连司机都敢欺负你。”
龙先生眼中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官大一品压死人”的垂直权力关系。事实是，两种关系有本质的不同。中共机关中的垂直权力关系有政权的权力作背书，二把手对一把手的反抗就等于对政权的反抗。而在当代，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再有古代“犯强汉者，虽远必诛”那样的天朝帝国对番属国那样的权力作背书。大国对小国除了尊重之外没有其它方法赢得他们的善意。
而在这句话“就连像菲律宾、越南这样一些国家也跟在后面叫唤，而且像朝鲜这些小兄弟也不听话”中，龙先生对这些小国的不屑之意扑面而来。对一个国家不尊重，也不可能换来这个国家的尊重。中国利用经济权力来购买小国对其的政治支持，而一旦输血停止，这种权力关系也就不再存在。
人的价值观被权力欲充满时，鄙视弱者是自然的心理。在中国，北京和上海人鄙视外地人、城里人鄙视民工、特权阶层鄙视普通民众。在美国，许多从大陆来的第一代移民鄙视非裔和墨裔人，耻于与他们投同一个党的票。这些都与龙先生鄙视小国有共同的心理根源。两者的不同之处是：外地人和民工没有办法逃出中国这个庞大无比的垂直权力结构，也没有办法逃出这种鄙视；而小国与中国的关系是平等的，他们可以在自由之中选择合作伙伴。
在龙先生看来，每个国家都心怀恶意、虎视眈眈，随时会从背后插来一刀：“老大每天盯着你，生怕你抢班夺权，老三、老四、老五也都会怀着各种不同的心态来看着你这个老二。”事实是，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多数不是如龙先生想象的这样充满敌意。
龙先生的看法准确反映了中国人对国际关系的理解，但与美国人对国际关系的理解相去甚远。在权利写入《独立宣言》二百多年后，美国人眼中的与他国的关系，与美国社会中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一样，是以权利为基本出发点。这种关系更像是美国居民小区中的邻里关系：他不是特别在意邻居的房子是否比自己的高大豪华，但在意邻居是否遵守小区约法；他看到邻居不修剪草坪、破坏景观会侧目，看到邻居虐待孩子会报警。这是基于权利的思维：保卫自己的权利、不侵犯邻居的权利、对不尊重他人权利的邻居持有采取行动的权利。
同样是对于中美矛盾，中国人的认知是源自中国传统的以权力为出发点的价值观，美国人的认知是源自美国传统的以权利为出发点的价值观。
龙先生是职业外交家、中国人眼中的美国通，对美国的理解依然如此离谱，不难想象中国决策阶层其他成员对此的理解。不同的价值观难以互相理解是国家之间的冲突难以调和的根本原因。
2020年，与新冠肺炎有关的一个著名外交事件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于3月13日的推文：“可能是美军将病毒带到武汉。”【25】
普通人对事件的来龙去脉作自己的猜测无可厚非，而国家外交部发言人的推文则是负有国家使命的。这是拒绝为对新冠肺炎的隐瞒行为進行负责任的调查，也拒绝为因此而导致的在全世界的大流行承担责任。对于习惯了绝对权力结构中的生存法则的人，这是很自然的想法。中国的绝对权力结构有人民解放军的枪杆子作为后盾，因此真理是个可以随意雕刻的橡皮图章，没有真理独立于这个结构而存在。赵先生可以对事实作出任意解读，并不在意下游者是否信服。
这条推文在世界上的效果适得其反：那些本来对中共没有好感的人更加反感，而那些对中共体制本来抱有好感的人开始领教到其险恶。战狼外交官们忘了一个基本事实：人民解放军的肉体权力在海外无效。如同在自由的贸易伙伴之间使用假钞不可能总能得逞，狡辩也不适用于不受绝对权力制约的人和国家。
这两个例子说明个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如何难以摆脱以权力为最高价值的文化的长期潜移默化。几乎不可能让鄙视民工的城里人开始意识到民工是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堂堂正正的社会一员，也几乎不可能让中国人意识到弹丸小国不比天朝大国矮一截。以权力为线索的思维方式与以权利为线索的思维方式之间的鸿沟几乎不可逾越。
14. 结语
绝对权力统治了中国几千年，权力欲也统治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几千年。其结果是：被权力压制，也会以权力来反抗权力；被权力压制越久，就越急于以权力来反抗。清末的革命派以自己的绝对权力推翻了清廷的绝对权力，最后一统天下的是一个比清廷还要残酷许多倍的绝对权力。如果大众的思维方式没有改变，中国的王朝更叠循环也不会改变。
中国人的价值观已被权力和权力欲充满，改变思维方式谈何容易。但是，西方近代史说明，权力欲和仇恨的火焰似乎只有在诚实、同情心和权利意识的生长之中才能慢慢熄灭。如何面对这样的现实、如何在这样的现实中做一些有益的事是关心中国的有识之士需要思考的问题。
数千年来，中国在一次又一次改朝换代中循环。每一次，新政权在血流成河中诞生、重复前朝的权力结构、最后重复前朝的覆亡命运。本文试图论证中国无法逃出这个轮回的原因是权力欲在中国人价值观中的主导地位。挑战者唯一熟悉的挑战方式就是以自己的绝对权力对抗当权者的绝对权力。他们不知道自己有其它可能的抗争方式，也不知道一个社会有其它可能的运行方式。
引言
在世界上众多的古老文明中，中华文明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特点：她是个在横向体量巨大无比、在纵向绵延数千年不曾间断的中央集权社会。没有任何一个文明有中华文明这样体量巨大而历史悠久的权力结构。权力是中国社会的血液。
权力欲也浸透了中国人的血液。数千年来，中国在一次又一次改朝换代中循环。每一次，新政权在血流成河中诞生、重复前朝的权力结构、最后重复前朝的覆亡命运。本文试图论证中国无法逃出这个轮回的原因是权力欲在中国人价值观中的主导地位。挑战者唯一熟悉的挑战方式就是以自己的绝对权力对抗当权者的绝对权力。他们不知道自己有其它可能的抗争方式，也不知道一个社会有其它可能的运行方式。
在当代中国，即使是在最开放的1980年代，政权从来没有放弃过绝对权力，而那个最开放的年代也以政权祭出其终极权力杀器而在血泊中落幕。
近年来，绝对权力的触角越来越长，伸向社会的每个角落，国民的自由越来越被窒息。而政权的掌握者和多数反对者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只认同绝对权力。同历代王朝末年的大众一样，多数的当代中国人，包括许多知识分子，不知道一个社会有其它可能的运行方式、自己有其它可能的抗争方式。虽然建立一个民主和自由的政体似乎是反对者的共识，许多海外异议组织、自媒体和作者们都笃信权力斗争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唯一手段：只要我/我们掌握了权力，我/我们就会搞民主和自由。他们崇拜西方的强权式政治人物，指望着外国的飞机导弹给中国空降民主。
刘宾雁曾说：“人人心中有个小毛泽东”，这说的就是权力欲在每个中国人的价值观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在历史上如此，在现在如此，在今后很长时间中也会继续如此。
本文讨论中国历史上的权力结构及其对中国人的价值观的塑造，展示权力欲在个人价值观中的主导地位，考察以权力欲为动机、以权力为目的的抗争方式。
许多西方学者对权力有过详细的论述，比较著名的包括社会学家韦伯【1】、福柯【2】、政治学家道尔【3】、夏普【4】、哲学家罗素【5】、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6】等。他们的研究实例主要取自西方社会。西方社会的权力结构由许多互相制约的权力关系组成。相比之下，中国社会中权力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这种权力结构对社会成员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产生的影响远未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
本文中主要使用韦伯给出的对权力的定义：一个人（或群体）在许多人（或群体）的意愿中使自己的意愿得以行使的能力。以上列举的其他学者给出的定义大同小异，不在本文中一一辨析。
权力在英文中通常译为power，但是中文里的权力和英文里的power的外延稍有不同。英文中的power外延较宽，既包括号令他人的权力，也包括征服大自然的能力、改变自己的能力等；这后一种意义在中文中近于“力量”。英文power的两个意义有相似的心理动机，都是使自己变得更强大的动机，但是对他人产生的效果不同。中文中的“权力”通常专指号令他人的权力，即英文中power 的第一种意义。
1. 权力的表现形式
权力和权力欲的历史比人类本身的历史更久远。哺乳动物的社群中，为争夺社群首领的地位而大打出手是常见的事。斗殴的结果是胜者趾高气扬，败者伤痕累累、落荒而逃。打斗者之间争夺的是社群首领的权力，驱使他们参与打斗的动力是权力欲。社群首领与手下成员之间的关系就是权力关系；首领居于这个关系的上游，成员居于下游。
如果把人也归为动物的一种，人类社会这个动物社群的规模又是任何其它动物的社群无法相比。若把一个社群定义为成员之间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信息和物质交流平台的群体，那麽一个国家就是一个社群。这个社群是由成千上万个权力关系组成的一个秩序分明的权力结构。这个权力结构有许多的层次，在其中，每个人通常既是某些权力关系的上游者，同时也是某些权力关系的下游者。
大众话题中通常讨论的权力和权力欲多与官场中的权力有关，但是从权力和权力欲的心理动机来看，它们涉及的领域广得多：所有的一方试图以自己的意愿压制另一方的意愿的人际关系都是权力关系，而驱动这种关系的心理因素就是权力欲。每个人在其有能力产生影响的圈子里，包括对职场的下级、对社会上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对家里的孩子和其他家庭成员，都有使用权力的欲望。
罗素把权力的作用方式分为三种：肉体权力 (by direct physical power over the body)、经济权力 (by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as inducements)和灵魂权力 (by influence on opinion)。【5】本文主要以这种分类方式开展讨论。
（1）肉体权力
这种权力以对下游者的惩罚，如关牢房、羞辱、恐吓、或处死等，为手段来左右下游者的意愿。靠军队和警察维持的政权权力、靠打手来立威的黑社会权力都属于这一种，其主要的机制是通过在下游者的心中制造恐惧感来迫使他们就范。这种权力是古时候统治阶级维持权力的基本手段，也是当代的威权和极权体制维持权力的基本手段。
在多数时候，上游者并不需要真的对下游者造成伤害来制造恐惧感；他们只要保持对下游者造成伤害的威胁即可，如农夫并不需要不停地抽打他的牛，而是只需要不时扬起鞭子。这种权力关系建立日久之后，上游者的威胁在下游者的眼中就变成完全正当的行为，而不是自己的耻辱，自己的日子也显得完全正常。在表面上看起来，上游者和下游者都安居乐业，整个社会和平而和谐。和平、和谐的前提是下游者的活动范围局限在上游者圈定的无形栅栏之内。
上游者行使权力的结果是下游者失去自由；如果下游者得以成功行使自由，这意味着上游者的权力失效。在这个意义上，权力与自由是反义词。
当下游者试图突破上游者指定的自由度时，上游者的肉体权力便露出牙齿。1989年5月，政府派遣约二十五万大军包围北京以对付城中的大规模反政府游行抗议。【7】那时坊间传闻中共高层的共识是“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太平。”杀人可以保太平，是因为它在观者中制造了恐惧感。杀人的数量与保太平的时间成正比，是因为杀人的数量与在观者中创造的恐惧感成正比。
如果多数的民众习惯了活在恐惧和不自由之中，认为这样的生活就是正常的生活，那麽这样的权力关系就可以维持长时间的“太平”。
（2）经济权力
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后，权力的主要表现形式开始由赤裸裸的恐吓转变为以物质诱惑来实现的权力。这种权力关系中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雇佣关系：下游者为生计所迫而被上游者雇佣，得到的是较好的生存条件，失去的是自由，包括行为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当代社会中许多人向往的自由实际上是摆脱受雇主的经济权力摆布的财政自由。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迅速提高，得以对世界上许多不发达国家大举援助，以换取它们在国际舞台上对中国政权合法性的支持，这是以经济权力来左右对方的意愿的一例。
肉体权力与经济权力经常只有一步之遥。2014年，习近平在意识形态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绝不允许有人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一方面，这话强调共产党把持的经济权力；另一方面，也警告下游者，如果不服从就没饭吃。这就变成了肉体权力的威胁。
2020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因批评习近平为“黑帮老大”而被开除中共党籍和取消退休待遇。【8】在这两个处罚之中，取消退休待遇是比开除党籍意义远为深长的措施。退休待遇体现的是上游者对下游者的经济权力；取消退休待遇体现的则是肉体权力，既惩罚了作乱者，又警示所有的观者若不服从可能招致的饥寒交迫的可怕处境。
（3）灵魂权力
古代妇女的基本伦理是“三从四德”；其中的三从是：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在现代人看起来是社会强加于女性的不合理的权力，在当时却是天经地义，是大多数女性毫无怨言地遵从的信条。这是因为每个女性在从小长大的过程中一直都在被这样的信条潜移默化，她们终其一生也从未听过其它与此不同的伦理道德。这就是施加于灵魂的权力。这种权力与前两种权力的不同在于：在这种权力关系中，下游者的服从是心甘情愿的。
在中国农村许多地方，在外面再顽劣作恶的孩子在家里被父亲责打时也乖乖顺从。父亲在这里的权力就是忠孝文化给他的灵魂权力。孩子反抗父亲不只是在反抗一个人，而且是在反抗整个忠孝文化；这几乎是十恶不赦之罪了。
在家庭的层面，一个孩子对母亲言听计从，母子都和颜悦色，母亲也没有用体罚威胁或食物和玩具的诱惑来让孩子听话，这不一定说明母亲没有在施用权力。如果孩子只有在遵从母亲的意愿时才能换来母亲的和颜悦色，而稍微越界便会遭遇雷霆之怒，那麽这和平之态的维持只是因为孩子没有意识到他的自由。母亲的这种权力就是灵魂权力。
权力的这三种形式既存在于社会运作中，也渗透在个人思维方式和文化中。以中国的几句俗语为例：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说的分别是统治者对平民、社会上的强势集团对弱势集团、父母对孩子的肉体权力。
“有钱能使鬼推磨”；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书中自有黄金屋”；
说的是经济权力。
“众口铄金”；
“谎言重复千遍便是真理”；
说的是灵魂权力。
这些话中多有厌恶和无奈两种态度，反映出大众对权力践踏社会公正深恶痛绝，又不知道如何反抗，而不得不接受这些现实。
“棍棒底下出孝子”说的则是从肉体权力到灵魂权力的转化：肉体权力施行日久之后，下游者就接受这种权力关系为现实，他的行为就从被迫转为自觉，上游者的肉体权力就变为灵魂权力。
肉体权力得以产生效力，靠的是下游者的恐惧感。经济权力得以产生效力，靠的是下游者的贪婪。灵魂权力得以产生效力，靠的是下游者有限的认知能力和行动力。如果人不知道自己该相信什么，就容易相信听起来言之凿凿的论断。如果人不知道自己有自由、不知道该如何去实现自由，就容易听从他人的指令。政权的愚民政策施行的就是灵魂权力：通过屏蔽真实信息和不断重复虚假信息，大众便忘记了自己的自由之身，乖乖地在上游者指定的轨道之中运行。
因此三种权力的成功施行靠的分别是下游者人性中的三个缺陷：恐惧、贪婪和愚昧。这里的愚昧不是缺乏生存技能，而是意识不到自己生命的自由度和可能性。
人性的这些缺陷会永远存在，所以权力和权力欲对人类社会的强力干预也会一直存在下去，不管是在专制社会还是在民主社会。
人类也有弥补这三个缺陷的办法：教育。不是关于生存技能的教育，而是关于如何获得自由和独立人格、如何了解自己的生命可能性、如何不再恐惧的教育。
2. 权力欲及其心理起源
1958年，将数十万右派扫荡殆尽的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讲话：“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9】这段话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愉悦。这是权力欲得以充分满足的愉悦。毛泽东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兴高采烈的猫与在其利爪下心胆俱裂的老鼠的关系。
汉高祖刘邦平定江山后，高坐金殿之上，问老父亲：“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这也是在恣意享受权力欲得以满足的愉悦。许多人的人生奋斗动力是为了向父母证明自己的能力，而年少时被父亲冷落的刘邦大概也不例外，所以他在父亲面前的夸耀也就格外给自己以满足感。
权力是行使自己意愿、压制他人意愿的能力，那麽权力欲就是行使自己意愿、压制他人意愿的欲望。权力欲的满足给人带来愉悦：这是一种作人上人的感觉、是在赛场上击败一个有分量的对手的快感。击败的对手越强大，胜者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也就越强烈。失败者则饱尝挫败感和屈辱。
在“打江山、坐江山”的说法中，“打江山”是被权力欲驱使的人生奋斗，而“坐江山”是享受权力欲带来的愉悦。刘邦和毛泽东的愉悦是所有渴望权力者的梦想。
人与动物的权力欲有质的区别：动物的权力欲只限于食物和繁殖，是易于满足的欲望。而人类的权力欲是永远都无法填满的黑洞。
心理学家阿德勒是研究社会因素对人的性格的影响的先驱。他认为人的权力欲起源于儿时的自卑感。【10】人在幼年时，周围所有的人都比自己个头更高、懂得更多、更有能力；自己的意愿总是被那些成年人忽略，而成年人总是把他们的意愿强加给自己；兄弟姐妹比自己得到父母更多的关注、同伴比自己得到更多的玩具。这些印象在孩子的心中刻下深深的自卑感。在其后的成长过程中，他竭力试图补偿这种自卑感，而补偿的方式是模仿那些有能力、有权力、能发号施令的人。他们都是他的榜样。“他向往能够打开门和搬动重物的高大身材和向许多人发号施令的能力。一种欲望在他心中升起：变得跟这些人一样强大，或比他们更强大。指令他周围的所有人成了他生活的主要目标。”【10】这就是权力欲的雏形。
补偿是心理学中的重要概念。孩子并没有足够的智慧来发现让他自卑的真实原因，所以他的补偿通常是一种掩盖真正问题的企图，试图在别的方向上变得优秀，而这并不能解决他的真正问题。一个例子是，我的母亲自幼因天花而落下麻脸，备受旁人的嘲讽。她不明白使她自卑的真正原因是她对他人的幸灾乐祸太过敏感，于是她努力学习和工作，试图以事业的优秀来补偿她的自卑感。她的努力工作不是完全出自她对事业的热爱，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出于超过他人、获得一种优越感的欲望。工作优秀并不能给她带来真正的平安，她也仍然会继续为她的脸而自卑。其结果是她的自卑感和对权力和优越感的追求会一直同时存在下去。
自卑感和优越感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基于对他人的敌意，都是在自己与他人之间筑起高墙、将世界视为弱肉强食的丛林。
这样看起来并不成功的补偿策略是孩子心智不成熟时的下意识的想法，而等到他们心智成熟时，这样的补偿策略已经被他们实践了十多年、或几十年，已经与他们的自我完全融为一体，他们已经很难意识到自己的补偿策略与其初衷原来是南辕北辙。如果他们没有强大的自省和纠错能力，他们会将这种对自己无助、与他人竞争和为敌的活动继续终生。
如果成年人总是以权力降伏孩子、恐吓孩子、以自己的意愿碾压孩子的意愿，孩子就会认为敌意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正常状态，而他的成年人榜样们的手段是处理冲突的最佳方式。虽然他离成年人的权力竞技场中的搏杀还在许多年之外，这种敌意和竞争意识注定了他的理解中的人际关系是一方赢另一方必输的权力关系。
对于大多数人，儿时形成的权力欲的雏形一生都不会改变，是他们的生命之舟的永不停息的马达。权力欲有两种表达方式：有的人努力学习、工作、在自己认定的某个方向上变得优秀、变得比其他人更强大；有的人扮成弱者、受害者，以博取他人的关注和同情，给自己带来好处。可以把前一种努力称为碾压型权力欲，后一种称为操纵型权力欲。
碾压型权力欲的一个小尺度的例子是孩子在年龄很小时就懂得以哭闹撒泼来使父母就范；一个大尺度的例子是一些国家的统治者把自己的国家说成是外国强权的受害者，在国民之中创造“国耻”等印象。这比只靠恐惧感的高压统治更能获得民意支持。中共于1942年的强迫每个干部“向党交心”的延安整风之所以能获得成功，一个原因是中共把自己扮成在强大的国民党和日本势力环伺之下的弱者，所以若不与领袖同心同德，我们的灭亡就在眼前。
如果成年人能放下身段，尊重孩子的认知能力和判断节奏，宽容他的无助，给他的心结以恰到好处的点拨，为他的每一点進步喝彩，孩子会对这个世界生出友好的印象，他眼中的世界就不再是威胁环伺的丛林。他会发展出成熟的心态来对待他人。他会不只关心自己的意愿，也关心别人的意愿。善良、体贴的同伴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阿德勒把一个人为他人着想的能力称为社会感 (social feeling)。
人的价值观中通常是权力欲与社会感并存。权力欲让他与人为敌，社会感让他与人为友。如果一个国家中的多数人以权力欲为主导价值观，那麽这个国家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调就是互为敌意、互不信任的权力关系。这个国家与其它国家的关系也是互为敌意、互不信任的权力关系。
社会中有能力的人需要有释放权力欲的方向，而这样的释放必须不威胁到权力结构的生存。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的价值观就正好满足了这样的要求。这是依附于权力结构的攀缘，既让攀缘者的生命得以充实，权力结构也因此获得了生命力。
3. 恐惧感
我的父母亲在共产党新中国的教育中长大，也在恐惧感中长大。在我的儿时记忆中，他们的面孔是写满了惊慌的面孔，不断警告我在外面不要乱说话，否则必引祸上身 – 那时我还不到十岁。但他们并没有受过公开批斗和羞辱。他们只是那些场面的观众。
权力拥有者公开羞辱反对者、枪决地主和反革命有两个动机：一个是权力欲的满足，是神气的猫作弄可怜的老鼠的动机；另一个是在观者之中制造恐惧感，以巩固其权力的稳定。他们的批斗和公审大会是权力的课堂，其主要教育对象就是我的父母亲这样的平头百姓。通过羞辱一些人，他们给观者的意识中刻下这样的信息：谁不服我们，谁就是这样的下场。
在肉体权力横行的时代，大众的恐惧感尤为强烈，由恐惧感而生的求生欲在他们的价值观中就占有了压倒一切的地位。
人有极强的适应环境的能力。在恐惧感中日久，恐惧感便渐渐从前景淡化为背景，以至于不再感觉到恐惧感的存在。同时，他们调整自己的行为习惯，不再挑战上游者指定的自由尺度，最终下游者和上游者达成默契，权力关系就这样达到稳定平衡。这个稳定平衡的条件是下游者的恐惧程度在自己可以忍受的限度之内，而下游者对自由的需要程度在上游者可以忍受的限度之内。如果下游者对自由的需要开始增加、或者对恐惧的容忍度开始减少，平衡就被打破。
如同有经验的农夫纯熟于驾驭他的牛，有经验的上游者也纯熟于驾驭下游者的恐惧感。下游者的安全感来自于对上游者的顺从、来自于在权力结构内做一颗不惹是生非的螺丝钉。即使是有了权力、控制了相当资源的人，其安全感也是有条件的，因为他们的权力和资源来自于他们对权力结构的依附，而权力结构随时可以沈下脸来，给他们釜底抽薪。近年来大批大陆富人和高官家属移民、移资海外都是由于不安全感。
刘邦和毛泽东并没能长久享受美满静好的帝王岁月。平生大愿得足之前，驱使他们奋斗的是赤裸裸的权力欲。平生大愿得足后，他们开始被失去权力的恐惧感驾驭。他们不断设局构陷曾在鞍前马后帮他们打下江山的一个又一个功臣。毛泽东整天疑神疑鬼，严重神经衰弱。
刘邦和毛泽东是在中国人看来实现了人生终极理想的人物。他们情绪紧张的后半生说明，一方面，权力欲是永远不能填满的黑洞；另一方面，恐惧感是比权力欲更基本的人类需要，所以，如同一个人再光鲜亮丽的衣着也掩盖不住他眉宇间的愁苦，他手中再大的权力也无法补偿他的恐惧感。
4. 权力的组织方式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鱼儿离不开水呀
瓜儿离不开秧
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
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首歌曲曾响彻大江南北。一群群成年人深情脉脉地唱起“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的场面有些滑稽，如同被施了《哈利波特》中的夺魂咒。不难想象，毛泽东在当时的中国翻云为云、覆手为雨，其权力是来自于大众的狂热支持。
罗素认为，“社会科学中最基本的概念是权力，就像物理学中最基本的概念是能量。”【5】权力在人类历史上有这样重要的地位，除了由于领袖们的永远无法填满的权力欲，另一个或许更为基本的原因是成千上万大众的忠实跟随。
大众对领导者的跟随出于几种心理：权力欲、独立判断和行动力的缺乏、和恐惧感。
（1）权力欲。虽然权力一词听起来有浓厚的强制意味，许多人对权力的服从是完全出于自愿。依附于强大的权力、聚集在某一面大旗之下、眼看着这架权力机器所向披靡时，追随者们感到自己也拥有了权力。这也是一种权力欲。
1951年，响彻全中国的歌曲是自豪感满满的“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志愿军战士和后方的支持者们唱起这歌时，是在与毛泽东一起享受着权力欲的满足。
罗素对此的观察是：“当人们心甘情愿地跟随一个领袖时，领袖率领的这个组织的权力就是他们渴望得到的权力，领袖的胜利就是他们的胜利。”【5】如果没有那麽多愿意为纳粹事业肝脑涂地的德国人，希特勒就兴不起什么风浪。
当代许多中国人都为中国政府有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而自豪、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而自豪。这也是跟随者的权力欲。
（2）独立判断和行动力的缺乏。在崇拜权力的文化中，做不依附于群体的自由人是艰难的。他要有勇气为自己独辟蹊径；他完全不知道这蹊径会将他带到哪里，而要独自承担起他的决定的全部后果。他享受不到依附于组织权力所带来的权力欲的满足，却要承担前路不知所终的恐惧感。只有少数在价值观中将自由置于恐惧感之上的人愿意这样做。
在多数人的价值观中，自由远不如求生欲来得重要，所以他们更愿意去依附于组织权力，丢失自己，把自己变成领导者的自我的一部分。
1936年，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后来，他把他与毛泽东的长谈记载在《红星照耀中国》中：“首先，切莫以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决不会有一个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做了综合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斯诺话音未落，“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歌曲便响彻陜北的沟沟壑壑。救星替大众的“迫切要求”做了“综合表达”，所以大众不必再费力思考，只要肝脑涂地跟着救星走就可以了。
另一方面，群体的领导者也不希望跟随者具有独立意愿。这是权力欲与爱心的不同：权力拥有者只希望下游者服从自己的意愿，而有爱心的人尊重对方的独立意愿，并帮助对方实现这些意愿。
领导者把跟随者们当作随时可以牺牲的筹码，而跟随者的自我已经完全融入了组织，所以“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也不再是极其痛苦的事。
（3）恐惧感。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多数下游者认同上游者的权力，这就会在余下的少数不认同者之中产生恐惧感，逼迫他们服从。不属于群体的人是一盘散沙，其中只有极少人有勇气与强大的群体对峙。
这三种心理因素在每个跟随者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一方面，跟随者需要领导者；另一方面，领导者也需要跟随者。首先，有人可供呼喝满足了他们的权力欲。许多把持了社会资源的上游者在说起自己手下有多少人时都有毛泽东粪土秦始皇时的那种满足感。其次，他们需要炮灰来铺他们的宏图大志之路。
组织的强大权力来自于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合作。在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中，跟随者把自我融入了组织，整个组织只有一个意愿。这就是绝对权力结构的一致性，千百万人跟随一个人的意愿起舞。一个典型例子是毛泽东和跟随他抛头颅洒热血的成千上万中国共产党员们：靠著领导者的权力欲、跟随者的权力欲、跟随者的缺乏独立行动力、和组织施加于每个成员的恐惧感，这个组织有了空前的凝聚力和空前的权力。
5. 绝对权力
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有一句流传极广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那麽什么样的权力是绝对权力呢？试比较几个例子：
（1）中国古代的皇帝对大臣的权力。这可以说是绝对权力的经典范例，因为前者对后者可以生杀予夺，而后者对前者无任何反抗之力。
（2）一个专横的校长对其手下的老师的权力。校长有权力训斥手下的老师、给他穿小鞋、甚至解雇他，但对老师并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如果老师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骨气，他有拂袖而去另谋高就的自由。但老师并没有任何能力影响专横的校长的行为。
（3）一个尽责却严厉的母亲对温顺的孩子的权力。这个关系与前两个例子的不同是：皇帝对大臣、校长对老师都可能有敌意，或许早已欲除之而后快，母子关系却是世界上最为亲近的人际关系。与前两个例子的相似之处是，这里的上游者（母亲）同样不认为下游者（孩子）有行使其独立意愿的权利，而下游者也同样没有能力影响上游者的行为。
（4）现代企业中一个经理与其属下的职员的关系。毫无疑问，经理有左右职员的意愿的权力，但是，职员拿出的最新调研成果可能会改变经理的意愿；职员做出的骄人业绩也会使经理即使对他有成见也不得不收敛。在这个关系中，经理的权力受到了制约。拉平了双方之间的权力关系的是职员的调研成果、业绩和公司的文化。
前三个例子中的上游者虽然职位不同，但对下游者的控制程度是一样的。他们对各自的权力关系的态度也是一样的：都不认为下游者有行使其独立意愿的权利，或者说，都不认为下游者的意愿有合理合法性。下游者都是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要么完全服从上游者的意愿，要么彻底否认这个权力关系，面临被严惩的代价。最后一个例子中经理的权力则受到来自下游者的一定程度的制约，所以不是绝对权力。
从这几个例子来看，可以把绝对权力定义为上游者不承认下游者的独立意愿、下游者没有能力制约上游者的行为的权力。这种权力关系可以存在于政权结构中、各种机构中、及家庭中。
绝对权力关系与非绝对权力关系之间并没有清晰的分界线。可以把权力的绝对程度用一个直观的几何概念 – 垂直度 – 来表示。高度垂直的权力关系就是绝对权力关系。
垂直权力关系的典型例子是军队，其自上而下的指令结构极为清晰，每个成员都以服从其上游者为天职，也容不得其下游者的任何异议。在这个垂直权力结构中的任何一个节点，比如一个团长，只要他服从于其上游的师长的绝对权力，师长就准许他在他的团里行使绝对权力。
团长得到了他的地位给他的权力，但也付出了代价：他失去了不服从这个权力结构的自由。如果他看重权力欲胜过看重自由，他就愿意承受这个损失。
在中国古代，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说法。这是皇帝的绝对权力。皇帝的权力来自于其先祖靠杀人立威树立的肉体权力，他们手中掌握的对臣民的权力也是肉体权力。
皇帝们并未完全把握灵魂权力。他们要依仗忠孝纲常文化和其衣钵传人来维持灵魂权力。即使是历史上公认的旷代明君如李世民和康熙也不过是以精明和勤政闻名，并不是时代的精神领袖。
中国共产党建政后虽然将国号改为共和国，也不再使用君臣的称呼，对权力的绝对控制却比古代大大加强。政权将三种权力形式同时使用：靠羞辱、公审和诛杀一部分人以树立肉体权力；靠夺走中上层阶级的财产以树立经济权力；靠强大的宣传媒体施行舆论教育以树立灵魂权力，使多数人心甘情愿服从，并让他们将这种心甘情愿传给下一代。
从近代开始，中国的暴动领袖们开始注重灵魂权力的使用。洪秀全和孙中山在这方面都成就卓著：洪秀全自称是上帝的儿子，孙中山说革命“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11】他们都成功地感召了一大批忠实的追随者。
最后的集大成者则是毛泽东。毛不仅拥有了古代皇帝的肉体权力，还拥有了古代皇帝没有的万民精神领袖的地位。其名句“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就是对只拥有肉体权力的古代帝王的蔑视。毛对中国人的灵魂的操纵程度超过了有史以来的所有帝王，毛的权力也是比古代帝王的权力更绝对的权力。
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人有了多一些的自由，但政权的绝对权力的本质并未改变。改革开放是绝对权力让自己活下去的一种手段，所以在改革开放开始威胁到自己的生存时把它收回也是份内的事。绝对权力是如来佛，改革开放是其手掌中的孙猴子。
垂直权力结构中不存在不受母结构控制的其它任何组织，所以其中的个人之间是隔绝的。每一个可能的反抗者面对的都是他们个人与强大的组织之间的权力斗争。极少有人能在这样的对峙中不心生恐惧。这决定了垂直权力结构的稳定性。
绝对权力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在许多的家庭中，父母亲的权力不容孩子挑战；在许多公司和学校中，领导的权力不容下属挑战；在学术界，学术权威独霸一方，垄断所有的物质和理念资源。家里的严父、公司领导和学术权威都是心中只有自己的意愿，没有下游者的意愿。这些都是绝对权力。
6. 绝对权力中的文化
可以从近代文学的高峰“四才子书”来观察权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
《三国演义》是组织权力之争的史诗。个人性格的各种展示，如关羽的忠、张飞的莽、赵云的义、诸葛亮的智谋，其终极目的都是服务于组织权力。权力的主要形式是肉体权力。普通将士是英雄们刀下的瓜菜：“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头，如探囊取物耳。”
在《水浒》中，英雄好汉们靠着肉体权力任意碾压平民百姓，而他们又被朝廷的肉体权力任意碾压，只好落草为寇。然后他们组织起来，于是矛盾转化为聚义厅中的小组织与朝廷的大组织之间的权力斗争。最后，小组织被大组织的灵魂权力 – “忠义” – 吸收消化于无形。
《西游记》中的孙悟空靠著赤裸裸的暴力在天上地下到处滥用其肉体权力，终被如来佛的无边权力降伏。唐僧与悟空的关系本质上是权力关系，靠两种形式来维持：恐惧感（紧箍咒）和忠孝伦理（师徒之名分）。它们分别属于肉体权力和灵魂权力。中国数千年的皇权秩序靠的也正是权力的这两种表现形式。
《红楼梦》写的是看重自由的年轻人对家族权力结构的反抗。主人公贾宝玉虽然是家族的嫡系正宗，是权力结构的掌门人贾母的掌上明珠，其反抗仍然是微不足道，对权力结构也毫发无伤。权力结构的几乎所有成员都抱着为他好的善意来限制他的意愿。在更大的尺度上，贾府的家族权力在朝廷的政权权力面前又是微不足道。
四本书中的权力关系都是绝对权力，其中的下游者只有两种命运：服从或灭亡。这几本书自问世以来，直到现在都影响巨大。由此可见，从古到今，中国人离开权力便无法思维。
在古代两种主要的治世理论中，法家的严刑峻法是上游者对下游者的绝对权力，而儒家的仁政虽然给下游者多一些的自由度，但其权力结构同样是上尊下卑、下游者不能“犯上作乱”的绝对权力。何为“犯”、何为“乱”都是上游者定义的。两种理论同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无法逾越的不平等，而决定尊卑之序的是“逐鹿”血战的胜者的肉体权力。
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社会伦理，“三纲五常” 中的“三纲”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几个关系把宏观尺度的君臣关系与微观尺度的家庭关系不动声色地联系起来：如果孝亲是天经地义，那麽忠君也是天经地义。三种关系的本质是一样的，都定义了上游者对下游者的灵魂的控制。君、父、夫的权力是来自于社会秩序、传统和文化，而不是因为他们拥有更高的道德、更高的智慧。
在当代中国社会，三纲的说法虽然早已進了博物馆，其实际影响仍然遍及每个角落。父母对孩子的绝对权力和丈夫对妻子的绝对权力在农村依然普遍，而政权中上级对下级的绝对权力比古时更甚：每个体制中人都精于颂圣文章；反对的声音不仅微乎其微，并且得不到多数大众的理解或同情。
在古代，“三从四德”中的“三从”确立了社会对女性的绝对权力。但女性的服从并非心甘情愿，其权力欲也不因为社会环境的压制而泯灭。一旦得到机会，她们就会把手中的一点权力用到极致。在宫廷戏如《甄嬛传》中，后宫佳丽们的两个感情主旋律与男性世界中的主旋律完全相同：恐惧感和权力欲。她们发泄权力欲的最佳方式是折磨失败者、从他人的痛苦中发现自己的愉悦。
在民间，相应的说法是“最毒妇人心”。
7. 绝对权力中的教育
1989年5月28日，北京的天安门学生运动接近尾声。身心俱疲的学生领袖柴玲在对西方记者金培力的录影访谈中哭诉：
“更可怕的是，有些同学逐渐被政府收买，他们作一种学生中的特务和奸细。……（问：你们有感觉吗，就是说有学生叛徒？）绝对有感觉，而且我们有证据。”……“我是总指挥，我一再要求这个权力，掌握这个权力，就是为了抵制这种妥协，这种投降派。”【12】
天安门运动是大学生对政府的绝对权力的反抗，而其领袖人物“一再要求”掌握对指挥运动的绝对权力，而其要求也听起来似乎合理：她的组织太不纯洁；她要用她的绝对权力来清理门户、给她的组织以强大的行动力。
柴玲的“一再要求这个权力”与毛泽东的延安整风有相同的心理动机：因为敌强我弱，所以只有将权力集于一身，我们才有胜算。这是操纵型权力欲。
柴玲在她著名的《绝食书》中呼喊的口号是民主和自由，然而在成为学生领袖短短十几天之后，在如山的现实挑战面前，她的诉求只剩下了权力。
刘晓波后来评论，广场上的学生领袖“有的只是对权力的饥渴”。这是因为民主和自由只是他们从书上看来、从别人嘴里听来的抽象概念，而权力才是真正浸透于他们血液中的价值。这是他们所受的教育的自然结果。
中国人在幼年接受的来自父母和学校的主要教育方式都是威权型教育。这已经在拙作《小镇的权力与教育》中讨论过。【13】孩子处在社会权力结构的最底层，他们的意愿不受成年人的尊重。在学校里，多数孩子都没有与老师平等的地位，其学习也不是开放式的探索未知、创造知识的过程。尤其是文史类科目，孩子只能记忆，不能提问。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准探究的禁区。
禁区的存在是权力的宣示，它们类似于圈养牲畜的电网。牲畜在被电击、或看到同伴被电击之后便知道了自己的自由度的界限，从此老实下来，不敢越雷池一步。各种禁区的环伺给孩子的下意识里刻下的印象是：权力才是人生中最有威力的东西。
普遍而言，中国父母是尽责的父母，他们有一个常见的说法是“一切为了孩子”。而这些付出的背后有一个条件：孩子要服从父母的意愿；或者说，孩子要服从父母的权力。父母与孩子之间平等讲道理的时候很少；他们之间的关系几乎是纯粹的权力关系。这就是孩子在价值观形成时期耳濡目染的全部世界。
阿德勒说：“威权型教育的最大问题是它给孩子一个权力的榜样、告诉他权力带来快乐。它使得每个孩子都变得统治欲极强、野心勃勃、极其虚荣。”【10】
孩子在威权型教育之下成长起来时，他们看到的榜样是被权力欲充满的人，他们开始学会讨父母欢心、向老师献媚、与同学争宠、争班干部职位、为学习名次斤斤计较。这些都是谋取权力的练习。在老师和父母的鼓励之下，孩子把这些都看成是有上進心的表现。
阿德勒认为，研究儿童的心理活动对理解成年人的行为方式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我们已经以令人震惊的确定性证明了，一个人在从小长大的过程中，其心理活动的规律未发生任何变化。外在的形式、心理现象的某些言语表达可能会有所不同，但他实现其终极人生目的的基本动力和手段都没有变化。”【10】
罗素指出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威权型教育在培养暴君型的人的同时也培养奴才型的人，因为这种教育给学生留下的印象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只有一种可能：一方发令，另一方遵守。”【5】
暴君型的人的主要性格特征是权力欲，奴才型的人的主要性格特征是恐惧感。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同时具有暴君和奴才两种特质：在下游者面前显出权力欲，是暴君；在上游者面前显出恐惧感，是奴才。
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态度其实有相同的心理基础。两者都是把他人看作敌人的结果：敌人弱小时使出权力欲，敌人强大时显出恐惧感。这就是丛林法则。
8. 绝对权力之下的诚实
在这一节和下一节中，我讨论人被权力欲驾驭时另外两种价值观的生存状态：诚实和同情心。
1958年，华夏大地上发生的一件大事是大炼钢铁：
“毛泽东明确指出：‘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好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于是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7月底，用于炼钢的劳动力有几十万人，8月底，增至几百万人，9月上旬，增至2000万人，9月底，猛增至5000万人。……10月底，全国炼钢劳动力增至6000多万人，年底时则达到9000万人。加上其它战线直接和间接的支援，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劳动力超过了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
“这么多的人，当然都不是進了钢铁厂，而是在农村‘大炼钢铁’，在田间地头建小土炉、小高炉，即用砖块、石头加上泥巴、石灰，垒砌起来的类似于做饭用的土炉子。……农民们饿著肚子，日夜不停，大干苦干，炼出了无数的含硫量极大、无法使用的土铁和废渣。”【14】
这样在现在看起来颇为荒唐的场面，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有上亿人直接参与其中，可谓是一道奇异的风景线。
试将各方参与者的动机做一分析：
（1）大跃進的精神领袖毛泽东不甘心只当一个穷国的山大王，他要“超英赶美”、坐上全世界的金交椅。领袖被权力欲障目，其它的一切都看不见了。
（2）多数官员急于向上游者献媚。献媚的动机同样是权力欲，为了保住现有地位和攀升到更高的地位。在权力欲和诚实之间，他们选择了权力欲。
（3）少数诚实的官员们看到公开反对大跃進的彭德怀等人被清洗，出于恐惧不敢再多言。在出于恐惧感的求生欲和诚实之间，他们选择了求生。
（4）掌握了炼钢所需要的真理的人 – 那些炼钢专家们 – 同样是出于恐惧感而不敢说出真相。
在这场上亿人出演的荒诞大戏中，被权力欲驱使的人不需要诚实，而被恐惧感驱使的人不敢诚实。
所谓诚实，是对事实、真相和真理的尊重。事实和真相通常指的是有确凿证据的、已经发生的事，而真理是事实和真相背后的内在关联。真理不只是理论家的玩具：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要有信任的基础；一个人与社会打交道时需要有能力分辨对方所言的真伪；循着错误的路径就达不到目的地；画饼不能真的充饥。任何人想要生存都离不开真理，这就是真理的价值。
自由贸易的双方需要真币。一方使用假币的贸易不可能长久，一方随意扭曲真相的交流也不可能长久。现代文明社会所谓的契约精神就是以双方交流中的诚实、诚信为基准的人际关系，而它只能建立在双方都自由的平等关系之中。
当一方对另一方有绝对权力时，权力欲和恐惧感就成为比诚实更重要的价值，而上游者和下游者都失去了遵守契约精神的动力。上游者要靠掩盖和扭曲真相来维持自己的合法性：要维持绝对权力，就要让自己显得绝对正确。而下游者要靠掩盖和扭曲真相来逃避自己的责任。
阿克顿勋爵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名言可以理解为：有了权力，就不需要真理；有了绝对权力，就绝对不需要真理。当一个市场中流通的货币多半是假币，腐败是必然结果。
共产党建政后，知识分子为权力拥有者做了许多文章。其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钱学森在1958年的《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论证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可以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钱先生论证的每一步从普通人的常识看起来都是正确的，只在一个环节上有一个内行人才能看出来的问题：钱先生“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实际上，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效率很少能超过5%，通常只有1-2%。
由于钱先生的大科学家的崇高地位，官员和大众都相信钱先生的计算是科学真理。而真正掌握了真理的内行科学家们被恐惧感压得喘不过气来，不敢指出钱先生的伎俩。
钱先生这样的文章与通常意义上的学术作品的区别是，前者的结论在下笔之前已经确定，其终极目的是迎合上游者的欢心，作者只需要考虑在哪个环节上做手脚就可以使得其理论看起来像真理。后者是开放的探索：作者承认真理是未知的、且在自己的先入之见之上；最后得出的发现可能会出乎自己的意外。
在真相和真理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追究真相和真理会把上游者和下游者的地位拉平。这是真相和真理不受绝对权力欢迎的原因。
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宪政学者张千帆在北大法学院作《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主题演讲时，这样评论绝对权力、恐惧感和真理之间的关系：“专制的维系是建立在臣民的普遍恐惧基础上的，专制淫威使每个人都变成在自己的职位、待遇、名利、家庭面前畏首畏尾。专制教育体制从来压制独立思考和信仰，用一套并不高贵的谎言教唆儿童说谎，让人从小就不敢面对事实、质疑正统、坚持真理。”【15】
9. 绝对权力之下的同情心
胡适说：“你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需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小孩子和女人是社会中的弱者。胡适考察的前两件事是一个社会中的同情心。有同情心的人不只是关注自己的意愿，也关注他人的意愿、且愿意帮助他人实现他们的意愿。同情心是阿德勒所谓的“社会感”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两句中国俗语显示了同情心在中国人价值观中的地位：“无毒不丈夫”和“妇人之仁”。两句话说的都是：同情心是权力之路上的拦路虎、是弱者之所以沦为弱者的心理包袱。
清朝乾隆二十三年 (1758年)，清军对新疆准噶尔部落的数十万平民進行了大屠杀。据魏源《圣武记》记载：“…帝怒于上，将帅怒于下。合围掩群，顿天网而大狝之，穷奇浑沌、梼杌饕餮之群，天无所诉，地无所容，自作自受，必使无遗育逸种而后已。计数十万户中，除妇孺充赏外，至今惟来降受屯之厄鲁特若干户，此外数千里间无瓦剌一毡帐。”
“必使无遗育逸种而后已”就是种族灭绝。
灭掉准噶尔部后，举朝上下称颂乾隆皇帝圣明，“盛世”之说由此开始在朝野流行。
后世的谭嗣同对这一事件却愤然评论道：
“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
噍类即劫后尚存的人。谭嗣同这话的意思是：幸好中国的兵力不强。假如中国的海军强如英法、陆军强如俄德，那麽不但君主专制的祸害将越发不可思议，那些白人、红人、黑人、棕色人就都会是准噶尔的下场，哪里还能有活口留下来？
谭嗣同的义愤是出于他对那些被灭绝者的同情心。顾名思义，同情心是用自己的情感来理解他人的情感的能力，那麽“他人”离自己的理解力越远，产生同情心的可能也就越低。多数人都有对自己亲近圈子中的人的同情心，对陌生人的同情心就少一些，对异族人的同情心就更少。在谭嗣同的时代，对被诛杀的边疆少数民族的同情心是凤毛麟角。
鲁迅在给青年的回信中写：
“我疑心吃苦的人们中，或不免有看了我的文章，受了刺戟，于是挺身出而革命的青年，所以实在很苦痛。这也因为我天生的不是革命家的缘故，倘是革命巨子，看这一点牺牲，是不算一回事的。”
鲁迅的“苦痛”是由于他的同情心，而在“革命巨子”的价值观中，权力欲遮蔽了一切，同情心没有地位。
陈宪辉的《二十世纪中国纪事》中记载：“仓促入朝的志愿军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中穿着单衣，饿著肚子，大批冻饿死亡。第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之役，志愿军冻伤人数高达达三万，其中四千人冻死。志愿军第二十七军战士邹士勇多年后回忆说，他所在的部队在死鹰岭发现第二十军一个担负阻击任务的连队，穿着单衣裤、单胶鞋，全体冻死在冰雪掩体中。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在致志司和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报告，严寒和饥饿给九兵团带来的巨大损失，第27军80师242团第5连除一名掉队者和一个通讯员外全体冻死在阵地上。在无力再战的情况下，彭德怀致电毛泽东，说明补给线随修随炸，部队遇到粮、弹、鞋、油、盐供应的严重困难，请求止步三八线，休整三个月。毛泽东复电拒绝说：‘我军必须越过三十八度线。’”【16】
这就是同情心在革命巨子的价值观中的地位。
共产党中国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留给大众的最后印象是他的同情心。在文革的迫害狂潮中，周的同情心让他在私下保护了许多人免受迫害。但后来的许多历史资料显示周对毛泽东的每一条迫害指令的执行可谓是不遗余力；他的同情心只有在毛注意不到的地方才施用。换句话说，同情心在周的价值观中有一席之地，但不及恐惧感和求生欲来得重要。
人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感越严重，同情心也就越缺失。中国每一次改朝换代时的血流成河都可以归结为大众在兵荒马乱之年的恐惧感的上升和随之而来的同情心的缺失。以仇恨为主导情绪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得到了广大底层民众的狂热支持，正是由于兵荒马乱之年大众同情心的缺失。
10. 绝对权力的生命周期
历史学者张宏杰认为，清朝从著名的“康乾盛世”转向衰败的转折点是乾隆后期：
“大抵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前，大清王朝确实基本上像乾隆的判断那样，处于盛世顶峰。乾隆中前期，国势稳定，政治清明，官僚体系效率极高。然而，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时的大清政局，已经沧海桑田，不复当年模样。……
“乾隆五十五年到中国進贡的朝鲜使臣回国后这样向他们的国王描绘大清朝：‘（清帝国）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及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他们的评价更是发展为‘货赂公行，庶官皆有定价’。……
“洪亮吉描述乾隆晚年腐败的普遍程度时说，当时官员中洁身自爱者与贪污者之比，是一比九或者二比八。而这十分之一二的自持之人，在官场中混得并不好。‘即有稍知自爱及实能为民计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为迂，以为拙，以为不善自为谋，而大吏之视一二人者亦觉其不合时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过，则去之亦惟虑不速。’”【17】
可以说，政权在老年乾隆手中迅速腐败的直接原因是乾隆的绝对权力。虽然乾隆智力体力过人，且勤勉为政，是古代君主之中的佼佼者，但泱泱大国只靠一个人殚精竭虑，其他所有人都各怀鬼胎，其活力从何而来。他的一个重大失误是为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力而对知识分子发起的从身体到灵魂的镇压：
“儒学既有强调等级秩序的一面，也有高标社会正义的一面。社会正义是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历代以来，士人都以守护社会良心为己任，能够在传统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乾隆却以虎视之态，粗暴剥夺了儒学赋予读书人的立志求名之心，守护良心之责，只给他们为稻粱谋这一个生存任务。从那时候起，士人群体便被抽空了灵魂，无法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本来，進入清朝之后，士节士气较之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代已经大为降低，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更为松弛。乾隆朝的大臣，虽然不乏能臣，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才华而无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
“乾隆之后的中国，一蹶不振，人心沦丧，在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面前都缺乏抵抗力，不能不说与乾隆打断了官员和士人的脊骨表里相关。”【17】
这样的景象是垂直权力结构的普遍演化规律。领袖的高度独断导致权力结构的高度垂直。朝廷大臣们本是学识一流的人中龙凤，但一旦依附于这样的权力结构，他们就失去了自由。他们的所有理想和见识都无处安放，他们与这个权力结构的关系变成寄生虫与宿主的关系。于是他们的所有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都用来服务于一个目的：从宿主那里摄取最多的营养。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腐败是对失去的自由的补偿，是寻回自己生命活力的扭曲的尝试。
在一个垂直权力结构中，除了最高独裁者自己，无人对它以主人翁意识相待。
乾隆六十年，志得意满的乾隆皇帝宣布将皇位传给爱子，自己退位为太上皇。清朝历史上，皇权的继承几乎每次都是腥风血雨，这一次是最和平的权力交接。虽然退位，乾隆把嘉庆看作小学徒，把大事的决定权仍然操在自己手里。《饥饿的盛世》记载了年轻的嘉庆皇帝在太上皇那里谨小慎微的情状：
“（嘉庆帝）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于此亦有可知者矣。”赐宴之时，嘉庆“侍坐上皇之侧，只视上皇之动静，而一不转瞩”。【17】
对于听惯了万民称颂盛世的乾隆太上皇，他自己就是大清江山，大清江山就是他自己，他的意愿就是大清国数亿臣民的意愿，所以交出皇位就是交出他的自我，他如何能不为此食不甘味。
相比之下，在现代民主国家，总统和首相是选民的雇员，所以权力交接不会有这样的难以割舍。即使有人有难以割舍的感情，也没有恋栈的能力。
年轻的嘉庆皇帝陪侍在太上皇之侧时心里有一丝恐惧。他的几个兄弟已经因为皇位继承之事被父皇贬黜、吓死。他的对策是“韬光养晦”、小心隐藏自己的心机。他与太上皇的对话不是平等、诚实、通向真理、双方都有所收获的交流讨论。
古语说：“理不辩不明”，这说的是真理是在平等的辩论中出现的。这不适用与嘉庆与乾隆的对话。
毛泽东在考察其继任者刘少奇、林彪和华国锋的时候、邓小平在考察其继位者胡耀邦、赵紫阳和江泽民的时候，这样的画面也不断重现。最终，善于“上皇喜则亦喜”的成为令万人欣羨的继承大统者。
虽然权力移交的过程和结果让乾隆颇为满意，这没能阻挡清王朝的加速衰败。从嘉庆年间开始，白莲教和太平天国的兴起给清王朝以重创。在太平天国暴动中，有数千万人丧生，被历史学家认为是世界近代史上最惨烈的内战。
鲁迅有过对中国历史上王朝更叠的两个状态的著名论断：【18】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这是兵荒马乱之年老百姓在恐惧感中惶惶不可终日的时代：“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是惊魂甫定的老百姓为带给他们安定生活的强权感恩戴德的年代：“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
这几段话可作如下解读：
首先，民众的社会地位是奴隶，在战时和治时都没有他们的发言权。因为政权没有将他们当国家的主人看待，他们也没有对政权的主人翁意识，也不会自发奋起保卫政权。
其次，民众的思维水平也是奴隶。“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因为民众缺乏独立判断和行动力，有一股风过来他们就为之倾倒，这是中国无休止的王朝暴力更叠的根本原因。
第三，“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这段话可以说是对1949年以来的中国的准确预言。虽然皇帝称号消失了，中国的王朝更叠循环还在继续。
11. 权力欲的压制与仇恨的爆发
清廷遭受的致命一击来自于革命党人，而对革命党人影响最大的著作非邹容的《革命军》莫属：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绪论）
“中国最不平、伤心惨目之事，莫过于戴狼子野心、游牧贱族、贼满洲人而为君，而我方求富求贵，摇尾乞怜，三跪九叩首，酣嬉浓浸于其下，不知自耻，不知自悟。”（第二章）
“贼满人入关二百六十年，食吾同胞之毛，践吾同胞之土，同胞之深仁厚泽，沦其髓，浃其肌。吾同胞小便后，满洲人为我吸余尿，吾同胞大便后，满洲人为我舐余粪，犹不足以报我豢养深恩于万一。”（第二章）
“吾今与同胞约曰：‘张九世复仇之义，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驱除凌辱我之贼满人，压制我之贼满人，屠杀我之贼满人，奸淫我之贼满人，以恢复我声明文物之祖国，以收回我天赋之权利，以挽回我有生以来之自由，以购取人人平等之幸福。’” （第二章）
“曰奴隶也，则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举凡饮食、男女、衣服、居处，莫不待命于主人，而天赋之人权，应享之幸福，亦莫不奉之主人之手。……而其人亦为国人所贱耻，别为异类，视为贱种，妻耻以为夫，父耻以为子，弟耻以为兄，严而逐之于平民之外，此固天下奴隶之公同性质，而天下之视奴隶者，即无不同此贱视者也。我中国人固擅奴隶之所长，父以教子，兄以勉弟，妻以谏夫，日日演其惯为奴隶之手段。呜呼！人何幸而为奴隶哉！亦何不幸而为奴隶哉！”（第五章）
“掷尔头颅，暴尔肝脑，与尔之世仇满洲人，与尔之公敌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然后再扫荡于涉尔主权之外来恶魔，尔国历史之污点可洗，尔祖国之名誉飞扬。”（结论）
这是自由的宣言，也是权力和仇恨的宣言。以权力欲为动机、以权力为手段来试图达到平等和自由的目的，其结果是文章中的自相矛盾：前文把满族人称为“游牧贱族”、“贼满人”，后文即提倡“人人平等之幸福”。“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是振奋人心的呼召，而接着的下一句“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则是冷血的种族灭绝。通过种族灭绝来试图达到“人人平等之幸福”是希特勒的想法。
正与邪、真与假、是与非交融混杂的文风在中国的革命文字中随处可见。作者的价值空间被权力欲充满时，也就没有了辨别真相、探究真理的动力。“同胞之深仁厚泽，沦其髓，浃其肌。”不是事实：汉人对满人的“豢养”不是出于“深仁厚泽”，而是出于对满人的肉体权力的恐惧感。
邹容著《革命军》时只有18岁，其思维的不成熟尚可原谅。而不可思议的是此书“风行海内外，重印20余次，销量达110余万册，居清末革命书刊之首位。”【19】以当时大众的识字率，这样的销量可谓惊人。
两百多年来，在清廷的绝对权力压迫之下，大众的自卑感早已麻木。在清廷终于从强者变为弱者之时，大众的自卑感也被邹容对奴隶的绘声绘色的描述唤醒了。
邹容的动机和做法与柴玲的相去不远：邹容说满族人“被毛戴角”，即宣布他们是动物、非人，可以当动物一样杀戮处置；柴玲把跟她意见不合的人打成“投降派”。平等是他们听来的口号，与他们的生活经历根本没有交集。权力才是他们真正熟悉的生活。
鼓动大众情绪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人分成我与非我，然后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变得简单明了。非我就是非人，消灭了他们就消灭了世间的所有罪恶。仇恨和暴力戴上了正义的光环，千百万大众心中蛰伏的权力欲被点燃了。
二十世纪初，号召暴力推翻清廷的革命党人与号召温和改革的改良派在海外媒体上展开了激烈的论争。革命党人多势众，而改良派虽有梁启超这样的天纵之才支撑也无法抵挡，最终狼狈败下阵来。
《革命军》面世八年后，在1911年武昌起义之前，这本书“在大部分湖北新军士兵的枕头下，都能找到。他们人手一本，在操练之余互相学习。”【20】
可以说，辛亥革命的主要推动力是不是建立共和，而是民族仇恨。
武昌起义后，全国许多地方发生了杀满人狂潮，“在种族杀戮最惨烈的广州，长沙，武汉、杭州、西安等地，随处可见被砍下的满人人头，一些村镇的井甚至被满人头颅填满，然后再把各村的桶装满。”【16】
杀戮满人并不是由于弱者有了勇气面对强者，而是高高在上两个多世纪的强者忽然变为弱者，于是“墙倒众人推”。懦夫们的权力欲久被压抑，一朝领到了合法杀人执照，可以尽情释放对弱者的恶毒。
邹容发表《革命军》的二十世纪初年，清廷已摇摇欲坠，许多满人已经失去特权成为平民，满汉矛盾已经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武昌起义到清廷逊位的几个月的军事行动之中几乎没有流血，说明当时清廷对中国的控制何其微弱。
另一方面，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在庚子之辱后参照西方体制奋起改革：“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开启了五个大改革，影响深远。一是教育改革，废除科举，建立了新式的教育体系。二是司法改革，废除中国传统的中华法系，移植大陆法系。三是经济制度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对外开放。因而二十世纪上半叶，除了战争时期，整个经济都处于高速发展状态。四是预备立宪，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五是外交改革。开始组建现代外交机关，与各国平等相处。”【21】
而革命党人挟汉人对满人的仇恨，对这些本可以使黎民百姓免遭涂炭的和平转型的努力视而不见。驱使革命党人使用暴力推翻清廷的动机是他们的权力欲。他们要中国按照他们的意愿运转。这是鲁迅说的“革命巨子”的价值观。对黎民生灵涂炭的同情心不在他们的视野之中。
考究后来的国共两党都奉为圭臬的革命一词，可以发现其历史是权力欲和仇恨。
以自己的权力欲来挑战他人的权力欲的思维贯穿了中国几千年来的王朝轮回。秦晖总结了历史学家葛剑雄的中国古代人口研究结果，从中可见每次改朝换代时的惨烈：
“根据该书各卷的研究，……元以前，每次‘改朝换代’人口通常都要减少一半以上，甚至60%以上。……元以后至清末，每次大乱人口减少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但在大乱涉及的地方，人口损失的比例与元以前相比，骇人听闻的程度并不稍逊。而整个大乱造成的人口减少绝对数甚至远比前一阶段更大。……显然，辛亥革命前两千多年帝制时代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即使不像史书户籍数字所显示的那样极端，也是够触目惊心的。世界史上别的民族有遭到外来者屠杀而种族灭绝的，有毁灭于庞贝式的自然灾变的，但像中国这样残忍的自相残杀确实难找他例。”【22】
辛亥革命后的仇杀满人比起毛泽东的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杀戮又是小巫见大巫。“纵容暴力、杀人立威是毛泽东发动这些运动的普遍特点。文革历史专家、加州州立大学河滨分校图书馆的研究员宋永毅说，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做出的推算，从1950至1954四年间，中国地主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70万。”【23】
未来的某一天，在中共失去权力之时，清末汉人对满人、解放后农民对地主那样的仇恨发泄还会以某种面目在中国大地上重现。这不是什么值得庆贺的事。
2011年，张千帆在作《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演讲时，长篇痛斥当今专制政体的残暴和腐败及其对国民道德良知的侵蚀。演讲進行到十五分钟时，第一次被学生的掌声打断，当张先生讲到这句话：“一个枪杆子里出来的政权，只有靠枪杆子来维持，最终也只有靠枪杆子才能改变。”【15】
12. 权利对权力的制约
人类社会在近几百年来发生了许多翻天覆地的巨变，其中除了令人目眩的科技的突飞猛進，另一个巨变同样深刻、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促成科技的巨变的推动力，这就是政权结构从绝对权力到受制约的权力的演变。
对这个巨变起到了关键作用的一个概念是权利。掀开这个巨变的序幕的古滕堡印刷术、马丁路德对罗马教廷的挑战、意大利的文艺复兴都可以说是个人权利对组织权力的挑战宣言。权利的概念得到了艺术家和学问家的充分演绎，進而被大众广泛接受。其后的英国《权利法案》和美国《独立宣言》将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定义为社会权力机制的基石。
美国的《独立宣言》称：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
权力和权利两个概念在中文中的发音相同，含义近似，并且权利是许多中国人非常陌生的概念，所以有必要加以区别分析。
权力与权利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是可供自己使用的社会资源。
其不同之处是：
首先，在一个权力关系中，一方的意愿得以行使就意味着另一方的意愿被压制，所以权力关系是零和游戏，其中的双方是不平等的，好象是跷跷板，一头高起时另一头必低下去。权利则是一种保护自己的物质和精神资产不被他人权力侵犯的社会规范。受到权利保护的社会成员之间是平等的，一个人得到了他的权利不意味着其他任何人的权利有所减少。如果把权力比作社会关系中的矛，那麽权利则是社会关系中的盾。如果每个人手中的盾足够坚固，那麽矛的威力便被限制。如果弱者没有防身之器，社会就是强者横行、弱者被踩踏的丛林。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和权利是互为对手的概念。
其次，权力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所以权力欲是被大众嫌恶的东西，扩张权力的努力经常要在后门操作、在桌面下進行。中国政府在海外扩张“软实力”正是循着这样的思路。对权利的声索则符合大众心目中对社会公平和公正的期望，所以个人权利的有效争取方式是公开争取。并且，因为个人权利的存在是基于社会成员的共识，所以不在公开平台上争取到的利益就算不得权利。
第三，如果某个社会集团对政权权力的挑战是以权力为手段和目的，这必然导致暴力冲突，因为权力是有限资源，下游者变成坐上客的一天也就是上游者变成阶下囚的一天，而没有上游者愿意不放手一搏便接受这样的下场。以权利为目的的声索则承认上游者享有同样的权利，这给上游者以体面地出让部分权力的选择余地，降低了暴力冲突的可能性。
弱势群体的权利如妇女儿童权利听起来似乎是只属于这个群体的特权，但这只是要求他们拥有与社会中的强势群体同样的权利，而不是高于其他群体的特权。
声索同样的个人权利的人组成社会集团时，这个社会集团即拥有了组织权力，可以制约社会上现有的权力结构。社会中权力分配不均的问题由此开始缓解。
近代资本主义演变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个人权利不断扩张、个人和特权集团的权力不断被约束的历史。马克屎预言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毁灭并没有发生，原因便是下游者的权利声索对上游者的权力的制衡。比如，由于工会的兴起、社会福利系统的建立和各级选举制度的完善，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得以缓解，社会达到互相制约的动态平衡。
一个民主社会，从外面看起来好像数十年、上百年之间并无巨变，但其内部的各种组织之间，如总统、国会、司法三权之间、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选民与候选人之间、工会与雇主之间的利益互动和权力消长每天都在進行。其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绝对的权力，每一方也都有生存、发声、成长的权利。这好象是一个人的容貌在十几年之内并无大变，但其体内每个细胞中都在進行着各种复杂的合成、氧化、排异、死亡等反应。这是一个正常的有机体的工作方式。
在当代的西方，权利是每个人的当然的福利。所有主要的社会运动都围绕着个人权利的声索来進行。没有人敢在公开平台否定任何人或群体的权利。个人的权利像空气一样存在于社会的每个角落，以至于许多人不再感觉到它的存在。他们也难以想象在个人权利不受保护的极权社会中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个人权利得到保护之后，社会资源拥有者的权力比起他们在极权社会中的同行来便大大缩水。权力对于追求者来说不再有在中国社会中那样大的吸引力，这导致对权力的争夺者和争夺欲望减少、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和敌意减少、善意增加。
由于每个人都受到权利的保护，个人尤其是弱者不必生活在恐惧感之中。他们更容易诚实，也更容易生长出对他人的同情心、对他们所在国家的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对环境的保护意识、对野生动物的爱心。他们也因此可以随意伸展其好奇心和创造力、充分享受大自然和艺术，有热情去改造社会、保护环境、为大家的福祉做事。个人权利得到保障之后的个性的充分伸展是西方社会数百年以来的无限活力的源泉。
陈丹青说：“我刚去美国的时候，走在大街上，大吃一惊，看到街上的年轻男女，人人都长著一张没受过欺负的脸。”这样的脸就是个人权利受到保护的社会的作品。
在中国，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失败后，一些人开始探索用另一些方式来抗拒权力。王小波的小说《黄金时代》就是这样的尝试。其主人公王二抗拒对手的权力的方式是守住自己的尊严而不伤及对手的尊严、与对手共存而不试图摧毁对手的世界。这是以行使个人权利对权力的对抗。
在同时代的中国现实社会中，类似的努力是悄然兴起的维权运动。所谓维权，就是维护个人的权利。维权运动不挑战政权的合法性，或者低调挑战政权的合法性，因此有比以权力斗争为主线索的八九天安门运动更强的生命力。
甘地虽以领导印度独立运动而知名，他五十多年的社会活动的主要聚焦点是维权：先是在南非为印度侨民，然后在印度本土为底层大众。甘地的维权活动是对大众的个人权利的教育，唤起他们人格独立、经济自立、自政府的意识。个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权利、也开始尊重他人的权利时，国家的独立也就水到渠成。
13. 不同价值观对中美冲突的诠释
2020年，中国前驻世贸组织首席谈判代表、著名的“美国通”龙永图发表对中美紧张关系的看法：【24】
“最近，中国的对外关系好像让大家有点‘烦’。虽然谈不上什么四面楚歌，但始终让人觉得中国的日子不是特别好过，也没有太多朋友，不但美国、欧盟不断地给我们施加压力，更不要说日本直接和我们叫板，就连像菲律宾、越南这样一些国家也跟在后面叫唤，而且像朝鲜这些小兄弟也不听话。
“再加上我们中国虽然崛起了，但不是一下子就成为老大，我们现在还是老二，前面还有一个非常强势的美国。所以，我们中国如今在全球的格局当中还是处于很尴尬的地位。大家都知道，一个单位也好，一个公司也好，二把手是最难当的，是挺尴尬的一个角色。老大每天盯着你，生怕你抢班夺权，老三、老四、老五也都会怀着各种不同的心态来看着你这个老二。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在国际上的处境会比较艰难呢？主要是老二难当，二把手难当。
“现在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怎么处理好和一把手的关系。和一把手的关系处理好了，你的日子就好过，这跟在一个单位中的情况类似，二把手和一把手的关系处坏了，不仅三把手、四把手、五把手离你远远的，如果大家知道你和一把手关系不好的话，连司机都敢欺负你。”
龙先生眼中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官大一品压死人”的垂直权力关系。事实是，两种关系有本质的不同。中共机关中的垂直权力关系有政权的权力作背书，二把手对一把手的反抗就等于对政权的反抗。而在当代，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再有古代“犯强汉者，虽远必诛”那样的天朝帝国对番属国那样的权力作背书。大国对小国除了尊重之外没有其它方法赢得他们的善意。
而在这句话“就连像菲律宾、越南这样一些国家也跟在后面叫唤，而且像朝鲜这些小兄弟也不听话”中，龙先生对这些小国的不屑之意扑面而来。对一个国家不尊重，也不可能换来这个国家的尊重。中国利用经济权力来购买小国对其的政治支持，而一旦输血停止，这种权力关系也就不再存在。
人的价值观被权力欲充满时，鄙视弱者是自然的心理。在中国，北京和上海人鄙视外地人、城里人鄙视民工、特权阶层鄙视普通民众。在美国，许多从大陆来的第一代移民鄙视非裔和墨裔人，耻于与他们投同一个党的票。这些都与龙先生鄙视小国有共同的心理根源。两者的不同之处是：外地人和民工没有办法逃出中国这个庞大无比的垂直权力结构，也没有办法逃出这种鄙视；而小国与中国的关系是平等的，他们可以在自由之中选择合作伙伴。
在龙先生看来，每个国家都心怀恶意、虎视眈眈，随时会从背后插来一刀：“老大每天盯着你，生怕你抢班夺权，老三、老四、老五也都会怀着各种不同的心态来看着你这个老二。”事实是，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多数不是如龙先生想象的这样充满敌意。
龙先生的看法准确反映了中国人对国际关系的理解，但与美国人对国际关系的理解相去甚远。在权利写入《独立宣言》二百多年后，美国人眼中的与他国的关系，与美国社会中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一样，是以权利为基本出发点。这种关系更像是美国居民小区中的邻里关系：他不是特别在意邻居的房子是否比自己的高大豪华，但在意邻居是否遵守小区约法；他看到邻居不修剪草坪、破坏景观会侧目，看到邻居虐待孩子会报警。这是基于权利的思维：保卫自己的权利、不侵犯邻居的权利、对不尊重他人权利的邻居持有采取行动的权利。
同样是对于中美矛盾，中国人的认知是源自中国传统的以权力为出发点的价值观，美国人的认知是源自美国传统的以权利为出发点的价值观。
龙先生是职业外交家、中国人眼中的美国通，对美国的理解依然如此离谱，不难想象中国决策阶层其他成员对此的理解。不同的价值观难以互相理解是国家之间的冲突难以调和的根本原因。
2020年，与新冠肺炎有关的一个著名外交事件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于3月13日的推文：“可能是美军将病毒带到武汉。”【25】
普通人对事件的来龙去脉作自己的猜测无可厚非，而国家外交部发言人的推文则是负有国家使命的。这是拒绝为对新冠肺炎的隐瞒行为進行负责任的调查，也拒绝为因此而导致的在全世界的大流行承担责任。对于习惯了绝对权力结构中的生存法则的人，这是很自然的想法。中国的绝对权力结构有人民解放军的枪杆子作为后盾，因此真理是个可以随意雕刻的橡皮图章，没有真理独立于这个结构而存在。赵先生可以对事实作出任意解读，并不在意下游者是否信服。
这条推文在世界上的效果适得其反：那些本来对中共没有好感的人更加反感，而那些对中共体制本来抱有好感的人开始领教到其险恶。战狼外交官们忘了一个基本事实：人民解放军的肉体权力在海外无效。如同在自由的贸易伙伴之间使用假钞不可能总能得逞，狡辩也不适用于不受绝对权力制约的人和国家。
这两个例子说明个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如何难以摆脱以权力为最高价值的文化的长期潜移默化。几乎不可能让鄙视民工的城里人开始意识到民工是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堂堂正正的社会一员，也几乎不可能让中国人意识到弹丸小国不比天朝大国矮一截。以权力为线索的思维方式与以权利为线索的思维方式之间的鸿沟几乎不可逾越。
14. 结语
绝对权力统治了中国几千年，权力欲也统治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几千年。其结果是：被权力压制，也会以权力来反抗权力；被权力压制越久，就越急于以权力来反抗。清末的革命派以自己的绝对权力推翻了清廷的绝对权力，最后一统天下的是一个比清廷还要残酷许多倍的绝对权力。如果大众的思维方式没有改变，中国的王朝更叠循环也不会改变。
中国人的价值观已被权力和权力欲充满，改变思维方式谈何容易。但是，西方近代史说明，权力欲和仇恨的火焰似乎只有在诚实、同情心和权利意识的生长之中才能慢慢熄灭。如何面对这样的现实、如何在这样的现实中做一些有益的事是关心中国的有识之士需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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