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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最古老的職業：殺人，為何從春秋戰國起就存在的「復讎者」和「刺客」們，至上世紀1949年後，就只見政府在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地殺人：有當眾群殺，有挑動互殺，有藉機謀殺，還有莫名誣殺，栽贓錯殺，排異而殺等等，就是不見有民間的「仇殺」和「刺殺」的故事傳出，倒是造就了許多現代版弱智的怯懦者們的衝動，發生許多亂殺無辜弱小者的案例層出不窮？
我以為，是暴政威懾住了人心，是暴政的強悍機器，讓所有人都覺得自己渺如螻蟻，一旦走投無路絕望之際，便只得覓同類中更弱者發泄憤怒與仇恨；這是弱智的怯懦者們的特徵，不僅引同類憎恨，死千次也不足惜！
你可以苟且，忍氣吞聲；你也可以自戕，給社會添一分陰暗；你更可以為自己的冤屈而怒髮衝冠，直擊暴政那強悍機器中的一顆欺壓你的螺絲釘；你還可俠肝義膽「為天下人求自由謀公正」（蔣中正語）劍指惡徒！
從上海復旦大學姜文華老師割黨書記王永珍之喉，到本年7月1日的香港，50歲男子梁健輝疑因「反對香港警察包庇罪犯」及「不滿《港區國安法》影響自由」，持刀刺向惡警；最近，上海又發生了一起姜文華老師2.0版的事件：上海市政設計院景觀分院，海龜博士劉某（男，34歲，該公司員工），因到期沒獲續聘，將他的領導、一名徐姓所長（男，38歲）割喉了。海龜們的血氣，由此可見一斑。
事實證明了國人的憤怒正在公開化。而楊佳、張扣扣們的壯舉，又正激勵著更多被欺凌被壓迫的受害者們。他們不再退縮，因已退無可退；他們不再忍讓，因已忍無可忍；他們不再怯懦，因怯懦的底線已經打破。本以為暫時的跪下可換來長時的平和，然而在你跪下之後，沒有誰會讓你起身，沒有誰會讓你起身後有挺直腰板的機會。不要奢想與凌駕在人性之上的惡魔討價還價，他們的快活，是建築在你痛苦之上的；不要妄談什麼道德什麼法理什麼程序，這類唐皇的東西全在他們手中，就像鐵鏈時不時地縛住人們的手腳；更不要期待有明君有清官有仗義執言的媒體能為你伸冤，他們都早已滅亡；能救你的只能是你自己，能解脫你的也只能是你自己，能成全你的更只能是你自己！
「冤有頭，債有主」。憤怒的公開化，自然彰顯出人性在面對惡時的不屈精神；然而如果受害者能把憤怒隱藏在心中，伺機下手，定人、定點清除，不僅有保全自身的可能，更使其惡者的同類們有食無味夜難眠的煎熬，這豈不更大快人心？
在清朝末年，我們所熟悉的幾位大名人，都曾組建過暗殺組織，如孫中山成立同盟會暗殺部；蔡元培、章太炎組織光復會從事暗殺活動；陳獨秀出任暗殺團幕後策劃；甚至文人魯迅也加入了有成員秋瑾在內的暗殺團。
更有甚者，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后，有一位身先士卒，渾身綁滿炸藥，率領敢死隊沖入浙江巡撫衙門，活捉了浙江巡撫曾韞，一舉光復浙江，遂成為革命黨人的榜樣，他，就是蔣介石先生。1912年1月14日，成了孫中山最主要的政敵，卻又是當時天下聞名的第一刺客：陶成章，被人暗殺在當時上海的廣慈醫院，行刺者，也是蔣介石先生。他在日記中自白：「余之誅陶，乃出於為革命為本黨之大義，由余一人自任其責。毫無求功、求知之意。然而總理最後信我與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與總理始終未提及此事也。」
最為令人動容的，是企圖暗殺攝政王的反清勇士汪精衛和黃復生。行刺因故失敗后，兩人爭著說自己是主謀，罪責全擔；對方不過是個小幫工，毫無干係。由此汪精衛還留下了一首絕命詩：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被傳頌一時。
行文至此，得知發生在一個月前，又一個黨委書記、兼董事長張陶（航天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毆打兩位院士長達1個多小時，致使院士王晉年（55歲）肋骨骨折、全身多發性軟組織損傷，直至昏迷，院士吳美蓉（85歲）則被打致脊椎骨折、住院手術。
我不知道兩位院士的家人，對親者被打致傷作如何想；我不知道事發一個月之後才曝出，是誰在故意隱瞞；我不知道人渣張陶憑何能力坐在這個位子上；我不知道行兇者人渣張陶，哪來的罪惡之膽敢對耄耋之人痛下殺手；我更不知道這起駭人聽聞的、極具兇殺嫌疑的惡劣事件的處理結果，是否還是不了了之。
但我知道，人們是很清楚的，現在是人渣當道；人們是有記憶的，現在是惡徒當前；我更相信，歷史會再次重演曾發生過的春秋故事，民國新聞，而且會一次比一次演的更好更出色。
最後，為激勵未來的暗殺者們，我以李白的《俠客行》詩，作為此文的結束：
十步殺一人，
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
深藏功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