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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最古老的职业：杀人，为何从春秋战国起就存在的“复仇者”和“刺客”们，至上世纪1949年后，就只见政府在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杀人：有当众群杀，有挑动互杀，有借机谋杀，还有莫名诬杀，栽赃错杀，排异而杀等等，就是不见有民间的“仇杀”和“刺杀”的故事传出，倒是造就了许多现代版弱智的怯懦者们的冲动，发生许多乱杀无辜弱小者的案例层出不穷？
我以为，是暴政威慑住了人心，是暴政的强悍机器，让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渺如蝼蚁，一旦走投无路绝望之际，便只得觅同类中更弱者发泄愤怒与仇恨；这是弱智的怯懦者们的特征，不仅引同类憎恨，死千次也不足惜！
你可以苟且，忍气吞声；你也可以自戕，给社会添一分阴暗；你更可以为自己的冤屈而怒发冲冠，直击暴政那强悍机器中的一颗欺压你的螺丝钉；你还可侠肝义胆“为天下人求自由谋公正”（蒋中正语）剑指恶徒！
从上海复旦大学姜文华老师割党书记王永珍之喉，到本年7月1日的香港，50岁男子梁健辉疑因“反对香港警察包庇罪犯”及“不满《港区国安法》影响自由”，持刀刺向恶警；最近，上海又发生了一起姜文华老师2.0版的事件：上海市政设计院景观分院，海龟博士刘某（男，34岁，该公司员工），因到期没获续聘，将他的领导、一名徐姓所长（男，38岁）割喉了。海龟们的血气，由此可见一斑。
事实证明了国人的愤怒正在公开化。而杨佳、张扣扣们的壮举，又正激励着更多被欺凌被压迫的受害者们。他们不再退缩，因已退无可退；他们不再忍让，因已忍无可忍；他们不再怯懦，因怯懦的底线已经打破。本以为暂时的跪下可换来长时的平和，然而在你跪下之后，没有谁会让你起身，没有谁会让你起身后有挺直腰板的机会。不要奢想与凌驾在人性之上的恶魔讨价还价，他们的快活，是建筑在你痛苦之上的；不要妄谈什么道德什么法理什么程序，这类唐皇的东西全在他们手中，就像铁链时不时地缚住人们的手脚；更不要期待有明君有清官有仗义执言的媒体能为你伸冤，他们都早已灭亡；能救你的只能是你自己，能解脱你的也只能是你自己，能成全你的更只能是你自己！
“冤有头，债有主”。愤怒的公开化，自然彰显出人性在面对恶时的不屈精神；然而如果受害者能把愤怒隐藏在心中，伺机下手，定人、定点清除，不仅有保全自身的可能，更使其恶者的同类们有食无味夜难眠的煎熬，这岂不更大快人心？
在清朝末年，我们所熟悉的几位大名人，都曾组建过暗杀组织，如孙中山成立同盟会暗杀部；蔡元培、章太炎组织光复会从事暗杀活动；陈独秀出任暗杀团幕后策划；甚至文人鲁迅也加入了有成员秋瑾在内的暗杀团。
更有甚者，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有一位身先士卒，浑身绑满炸药，率领敢死队冲入浙江巡抚衙门，活捉了浙江巡抚曾韫，一举光复浙江，遂成为革命党人的榜样，他，就是蒋介石先生。1912年1月14日，成了孙中山最主要的政敌，却又是当时天下闻名的第一刺客：陶成章，被人暗杀在当时上海的广慈医院，行刺者，也是蒋介石先生。他在日记中自白：“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
最为令人动容的，是企图暗杀摄政王的反清勇士汪精卫和黄复生。行刺因故失败后，两人争着说自己是主谋，罪责全担；对方不过是个小帮工，毫无干系。由此汪精卫还留下了一首绝命诗：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被传颂一时。
行文至此，得知发生在一个月前，又一个党委书记、兼董事长张陶（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殴打两位院士长达1个多小时，致使院士王晋年（55岁）肋骨骨折、全身多发性软组织损伤，直至昏迷，院士吴美蓉（85岁）则被打致脊椎骨折、住院手术。
我不知道两位院士的家人，对亲者被打致伤作如何想；我不知道事发一个月之后才曝出，是谁在故意隐瞒；我不知道人渣张陶凭何能力坐在这个位子上；我不知道行凶者人渣张陶，哪来的罪恶之胆敢对耄耋之人痛下杀手；我更不知道这起骇人听闻的、极具凶杀嫌疑的恶劣事件的处理结果，是否还是不了了之。
但我知道，人们是很清楚的，现在是人渣当道；人们是有记忆的，现在是恶徒当前；我更相信，历史会再次重演曾发生过的春秋故事，民国新闻，而且会一次比一次演的更好更出色。
最后，为激励未来的暗杀者们，我以李白的《侠客行》诗，作为此文的结束：
十步杀一人，
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
深藏功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