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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神學家迪特里希·朋霍費爾說 「愚蠢是一種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種理智上的缺陷。」 愚蠢是對自己正常智力的放棄，讓屁股決定頭腦。指鹿為馬，違背智力的低劣選擇，只能是道德問題了。康德說：愚昧的人並非「缺乏理性」，而是他們「缺乏決心和勇氣來運用理性」。

作家瓦爾特·皮特金在《愚蠢的簡明歷史》一書中說「愚蠢被證明是最高的社會之惡，因為三個因素：首先，愚蠢的人數量眾多；其次，商業、金融、外交和政治領域的大部分權力都掌握在愚蠢的個人手中； 最後，高能力往往與嚴重的愚蠢聯繫在一起。」

陳寅恪說：「中國人上詐下愚」。其實是上下同愚: 上層愚蠢，下層愚昧。按說高層有智庫，謀士如雲，如果集思廣益，從善如流，決策不蠢也不難，但是歷史上最高決策愚蠢的不少。二戰期間日本偷襲珍珠港在戰略上是愚蠢的決策。軍國主義煽動民意上台。反過來強硬民意和民族主義口號綁架了國家，牛搖尾巴，尾巴也搖牛。剎不住的戰車滑向戰爭。決策層里沒有人願意擔責，互相推諉，不願出頭踩剎車。常說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但是十個各懷鬼胎的諸葛亮，比賽著唱高調，頂不上半個臭皮匠，反而會加速錯誤決策。每一個人都是明白人，在一起做了愚蠢的決定。

歷史上高層的愚蠢有以下幾種：

崇禎剛愎自負向下甩鍋型：認為自己是好皇帝，而群臣誤朕。自己唱高調，出了問題問責臣下。明末有三次最後挽救明王朝的機會：遷都、議和，分天下。但崇禎愛惜自己的羽毛勝過江山，不能容忍自己的聲名有半點瑕疵。不想承受罵名，希望大臣們能主動代皇帝背向敵妥協的黑鍋，而事泄之後，又甩鍋將主事的兵部尚書陳新甲處死。於是大臣們誰也不肯出頭。寧願大船沉沒，也不先淹死自己。互相推諉，這些機會都被錯過了。

慈禧利令智昏狂妄無知型：慈禧貪戀權力，想延長自己的執政，將光緒廢立。於是立端郡王載漪之子，15歲的溥儁為大阿哥。各國公使認為立儲影響中國穩定，拒絕入賀。慈禧太后對列強怨恨愈深。以為民心可用，借義和團的力量抗擊洋人。一口氣向英美法德俄日等十一國宣戰；懸賞：「殺一洋人賞五十兩、洋婦四十兩、洋孩三十兩」。放義和團進京，圍攻使館。不到兩個月，八國聯軍兵臨城下。一萬八千人打敗了八萬人，北京城破。老佛爺西狩，逃到西安去了。

光緒好大喜功暴躁乖戾型：成長環境的極端造成了光緒自視過高的性格。在師傅翁同龢的儒家文化的陳腐教育下，對世界缺乏真實認知。日本侵犯朝鮮，光緒認為是自己顯示能力的機會，堅決主戰。對中國的實力估計過高，不聽從李鴻章的避戰忍讓，尋找機會與日本交鋒的建議。開戰後，光緒又拒絕了李鴻章的以空間換時間的持久戰主張，主張陣地戰和速戰速決，不斷地把中國最精銳軍隊送進日本的虎口。光緒還擔心日本海軍進攻天津，威脅北京，嚴令北洋艦隊放棄制海權出洋遠巡，處於單純防禦、被動挨打的境地。大敗消息傳來，先是逃避，躲在宮內不聞不問，接著由堅定的主戰派變成了急切的主和派，為求和不惜割地。

王莽沖昏頭腦自欺欺人型：任何獨裁者下都聚集著一群小人，拍馬抬轎子。王莽早年的恭儉孝順並非偽裝。他把道德完善作為自己人生目標。口碑和讚譽讓他努力鞭策自己成為聖人。他當皇帝一半是民意的推動，一半是被馬屁誤導。各地不斷有圖私利的人對王莽勸進。一個叫哀章的人進獻了天帝降下的符命，說王莽該當皇帝，並推薦了十一個輔佐大臣，包括他自己。王莽真以為自己是天命所歸，人心所向。誰知稱帝才十幾年，天下皆反，王莽被亂兵所殺。同樣的有袁世凱，被籌安會的馬屁精和兒子袁克定編造的虛假民意忽悠，只當了83天皇帝，鬱鬱而終。輿論煽動的民意不是真正的民意。慈禧認為義和團民心可用。可是烏合之眾起鬨架秧還行，衝鋒陷陣就算了，連個教堂都打不下來，真打起仗來都做鳥獸散。

楊廣驕矜自負固執蠻幹型：楊廣恃才矜己，自負甚高，以成為千古一帝，實現民族大業為己任，故以歷史上最大氣的「大業」為年號。不聽大臣勸諫，窮兵黷武。西征吐谷，三伐高麗。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遷都洛陽，開挖千年大計大運河。普天之下，莫非仇讎，左右之人，皆為敵國。言賊者罪，敢諫者刑。勝則驕，敗愈迷。生靈塗炭，民不聊生。喪身滅國，未有若斯之甚
沒有制度的制約和問責，所有的專制者都易犯愚蠢的錯誤，何況龍椅上坐的是一頭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