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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神学家迪特里希·朋霍费尔说 “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 愚蠢是对自己正常智力的放弃，让屁股决定头脑。指鹿为马，违背智力的低劣选择，只能是道德问题了。康德说：愚昧的人并非“缺乏理性”，而是他们“缺乏决心和勇气来运用理性”。

作家瓦尔特·皮特金在《愚蠢的简明历史》一书中说“愚蠢被证明是最高的社会之恶，因为三个因素：首先，愚蠢的人数量众多；其次，商业、金融、外交和政治领域的大部分权力都掌握在愚蠢的个人手中； 最后，高能力往往与严重的愚蠢联系在一起。”

陈寅恪说：“中国人上诈下愚”。其实是上下同愚: 上层愚蠢，下层愚昧。按说高层有智库，谋士如云，如果集思广益，从善如流，决策不蠢也不难，但是历史上最高决策愚蠢的不少。二战期间日本偷袭珍珠港在战略上是愚蠢的决策。军国主义煽动民意上台。反过来强硬民意和民族主义口号绑架了国家，牛摇尾巴，尾巴也摇牛。刹不住的战车滑向战争。决策层里没有人愿意担责，互相推诿，不愿出头踩刹车。常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但是十个各怀鬼胎的诸葛亮，比赛着唱高调，顶不上半个臭皮匠，反而会加速错误决策。每一个人都是明白人，在一起做了愚蠢的决定。

历史上高层的愚蠢有以下几种：

崇祯刚愎自负向下甩锅型：认为自己是好皇帝，而群臣误朕。自己唱高调，出了问题问责臣下。明末有三次最后挽救明王朝的机会：迁都、议和，分天下。但崇祯爱惜自己的羽毛胜过江山，不能容忍自己的声名有半点瑕疵。不想承受骂名，希望大臣们能主动代皇帝背向敌妥协的黑锅，而事泄之后，又甩锅将主事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处死。于是大臣们谁也不肯出头。宁愿大船沉没，也不先淹死自己。互相推诿，这些机会都被错过了。

慈禧利令智昏狂妄无知型：慈禧贪恋权力，想延长自己的执政，将光绪废立。于是立端郡王载漪之子，15岁的溥儁为大阿哥。各国公使认为立储影响中国稳定，拒绝入贺。慈禧太后对列强怨恨愈深。以为民心可用，借义和团的力量抗击洋人。一口气向英美法德俄日等十一国宣战；悬赏：“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放义和团進京，围攻使馆。不到两个月，八国联军兵临城下。一万八千人打败了八万人，北京城破。老佛爷西狩，逃到西安去了。

光绪好大喜功暴躁乖戾型：成长环境的极端造成了光绪自视过高的性格。在师傅翁同龢的儒家文化的陈腐教育下，对世界缺乏真实认知。日本侵犯朝鲜，光绪认为是自己显示能力的机会，坚决主战。对中国的实力估计过高，不听从李鸿章的避战忍让，寻找机会与日本交锋的建议。开战后，光绪又拒绝了李鸿章的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主张，主张阵地战和速战速决，不断地把中国最精锐军队送進日本的虎口。光绪还担心日本海军進攻天津，威胁北京，严令北洋舰队放弃制海权出洋远巡，处于单纯防御、被动挨打的境地。大败消息传来，先是逃避，躲在宫内不闻不问，接着由坚定的主战派变成了急切的主和派，为求和不惜割地。

王莽冲昏头脑自欺欺人型：任何独裁者下都聚集着一群小人，拍马抬轿子。王莽早年的恭俭孝顺并非伪装。他把道德完善作为自己人生目标。口碑和赞誉让他努力鞭策自己成为圣人。他当皇帝一半是民意的推动，一半是被马屁误导。各地不断有图私利的人对王莽劝進。一个叫哀章的人進献了天帝降下的符命，说王莽该当皇帝，并推荐了十一个辅佐大臣，包括他自己。王莽真以为自己是天命所归，人心所向。谁知称帝才十几年，天下皆反，王莽被乱兵所杀。同样的有袁世凯，被筹安会的马屁精和儿子袁克定编造的虚假民意忽悠，只当了83天皇帝，郁郁而终。舆论煽动的民意不是真正的民意。慈禧认为义和团民心可用。可是乌合之众起哄架秧还行，冲锋陷阵就算了，连个教堂都打不下来，真打起仗来都做鸟兽散。

杨广骄矜自负固执蛮干型：杨广恃才矜己，自负甚高，以成为千古一帝，实现民族大业为己任，故以历史上最大气的“大业”为年号。不听大臣劝谏，穷兵黩武。西征吐谷，三伐高丽。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迁都洛阳，开挖千年大计大运河。普天之下，莫非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言贼者罪，敢谏者刑。胜则骄，败愈迷。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丧身灭国，未有若斯之甚
没有制度的制约和问责，所有的专制者都易犯愚蠢的错误，何况龙椅上坐的是一头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