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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張智斌

20周年了。紐約9·11遺址紀念碑銘刻的人名上，會一如既往地插滿國旗和鮮花，人們以此紀念在9·11恐襲中失去的每一個生命。但我想說，最好的紀念是反思；最好的反思是行動。

20年前，信息的傳播手段還遠沒有像今天這樣發達和便捷。北京時間2001年9月11日晚，時差相隔12小時的美國東海岸此刻剛剛迎來一個初秋明媚的早晨，震驚世界的恐怖襲擊卻已經發生，恐怖分子劫持載滿乘客的大型客機洞穿了曼哈頓世貿中心的雙子高塔，消息立即傳遍全球震驚了世人。但是對信息來源渠道相對單一的十幾億中國人來說，我和大部分人一樣，在恐襲發生的當時對此卻渾然不知，更不知恐襲發生的原因和來龍去脈。

9·11恐襲徹底改變了現代戰爭攻擊的模式和觀念，也促使人類對人性的善惡進行更深入的思考。9·11恐襲是二次大戰後在漫長的和平環境中美國本土遭受的唯一一次造成重大人員傷亡的大規模攻擊，根據媒體報道，9·11恐襲造成了2,977人被襲身亡，超過6,000人不同程度地受傷，部分人員失蹤。在2,977名被襲遇難的人中，有2,606人死於對紐約世貿中心的襲擊，其中大多數是平民；還有344名消防員和71名執法人員在恐襲發生后的救援中遇難。除此之外，有125人死於對五角大樓的襲擊，另有246名乘客和機組人員在19名恐怖分子劫持的四架客機上，在恐怖分子實施自殺式攻擊中身亡。

每年的9月11日，留在美國人心中的不僅僅只是關於這一幕的記憶，更是揮之不去的隱痛。每年的這個時刻，全世界都有無數善良和正義的人士，在心靈的深處與美國人民站立在一起，在各地默默地悼念在9·11恐襲中遇難的受害者，並反思我們所面對的這個日新月異的世界，為什麼正義總是那麽難以戰勝邪惡，善良反而更容易受到傷害？

今年8月，在9·11恐襲發生將近20周年時，美軍在困難重重中決定撤離號稱帝國墳場的阿富汗，當年與基地組織關係密切的塔利班則輕而易舉地重新控制了阿富汗全國的局面。美國化費了幾乎20年的時間，付出2千4百多條生命、2萬多人受傷的代價，花費了納稅人2萬多億美元的稅金——美國付出如此高昂的代價，如果僅從數字上衡量，或許已經接近或超過了9·11恐襲所造成的人員和經濟損失，是否值得？但是，如果世界上沒有一股正義的力量願意付出這樣的代價對恐怖組織予以嚴厲的打擊，這個世界又會變得怎樣？問題是：這20年裡，阿富汗的情況究竟改變了多少呢？基地組織會不會在阿富汗死灰復燃？

人類總是在不經意間鑄成差錯，貪圖、無知、健忘和麻木是多數人的弱點。人類無比自豪地造就了一個複雜而紛繁的世界，我們享受文明所帶來的成果，但同時也因為短視和自私而自食苦果。

科技的進步和發展給這個多極的世界帶來不容分說的複雜性。今天發達的科學技術給人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便捷和高品質的生活。從表面上看，科學是無國界的，也是無關於政治的，但事實卻一再表明一切並非如此簡單。倘若人類還處在發明和使用蒸汽機的第一次工業革命時代，就算恐怖分子再聰明、再狡猾，也不可能劫持我們今天所使用的噴氣式客機去撞擊世貿大樓——當科學和技術掌握在魔鬼手中時，那些通常在科技和工程上作出的革命性的發明和創造，在為人類提供了舒適、便利的同時，也正在給我們帶來如此嚴重的副作用。這樣的例子難道還不能說明：最尖端的科學和技術不應該掌握在邪惡勢力的手中？

不可否認，人類一直在為科學和技術的高速發展付出沈重的代價——除了工業化所帶來的環境惡化、氣候變遷外，在數字時代，我們的人權和隱私正面臨著無法預測的風險，知識產權或許更容易成為黑客盜掠的獵物，國家的安全、通訊、電力、計算機和網路等各種系統更有可能遭到有組織的攻擊而造成不可想象的後果。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讓我們看到了微生物的可怕威力，截至到這篇文章發稿時，世衛組織公布的全球統計到的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數已達到了4,592,934 人。與9·11恐襲相比，哪種威脅對人類造成的傷害更大？如果有一天，因為科技的進步使得像本·拉登這樣的人物能夠對病毒基因的編輯變得易如反掌；如果有一天，像基地組織這樣的恐怖集團也能夠全面掌握設計和製造核武器的能力，那麽這個世界又會變得怎樣？令人擔憂的是，今天地球上邪惡勢力的力量不容小覷，發生這種類似狀況的日子或許離我們已經不再遙遠。

看似無害的全球化政策也是如此。今天大家正在享受全球化給我們帶來的許多便利和好處，但是由於全球化政策被某些邪惡勢力控制的利益集團利用各種手段而濫用，我們或許在不知不覺中就成了那些喪失人性和良知的惡勢力的幫手。而一些逐利的資本見利忘義，屈服於邪惡的淫威，成了邪惡勢力強有力的經濟支柱。在某些地方，邪惡的利益集團通過壓迫勞工以更低的代價來獲得全球競爭優勢，以不正當競爭的方式贏取大額的經濟利潤，使得邪惡勢力有能力利用手中掌握的經濟實力，來不斷強化自己的力量，加強對人民的控制和壓迫，並利用符合現行國際規則的競爭策略在暗中施以各種非法的邪惡手段不斷損害建立在人權基礎上的經濟實體，削弱了正義力量的經濟基礎。長期以往，這又會給我們帶來怎樣的後果？

國際組織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這些年來，在許多至關重要的問題上正義得不到弘揚，邪惡無法被懲處，真相不能被揭示，謊言沒有被揭穿。我們已經很清楚地看到，聯合國安理會在許多有關國際重要事務的表決中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偶然還會產生出非常不良的結果。世衛組織在新冠病毒肆虐中一度失去應有的功能，成了一台左右搖擺、令人擔憂的燒錢機器。而存在問題的國際組織比比皆是，從世貿組織到世界銀行，從國際刑警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等等等，就連國際奧委會和世界足聯這些看似與政治完全無關的國際組織都存在太多的問題沒有理清，長久以往勢必會給人類未來的生存和發展投下陰影。

政客的短視和愚蠢是另一個問題。2017年，我曾經寫過《國家的敵人》一文，其中講述了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年僅15歲、擁有加拿大國籍的恐怖分子奧瑪爾·卡德爾（Omar Khadr）從戰場被虜獲后，在關塔納摩監獄里承認他在阿富汗村莊阿卜·克亞（Ayub Kheyl）炸死了執行反恐任務的美軍特種兵一級中士、醫生克里斯多夫·斯皮爾（Christopher Speer）、炸傷另一名美軍士兵萊恩·莫里斯（Layne Morris）。由於他的父親與奧薩瑪·本·拉登有著不同尋常的關係，為此奧瑪爾·卡德爾在關塔納摩監獄里受到了幾天疲勞審訊的酷刑。奧瑪爾·卡德爾進行人權訴訟后，加拿大政府最終作出對奧瑪爾·卡德爾賠償一千零五十萬加元的決定。但是，那些傷殘的反恐戰士他們得到了什麼？那些為反恐而逝去的生命和他們的家屬又得到了什麼？

相對於許多大是大非的問題，這隻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例子。但是，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現實中有太多這樣的例子，由於一些政客的短視和愚蠢，他們在堅持政治正確的表象下，卻讓對手賺得盆滿缽滿，並因此失去人心。我在《國家的敵人》一文的末尾曾經寫道：「在正義和邪惡的較量中，邪惡一方常常能夠輕易得手獲取利益，而正義一方面對邪惡的無恥卻無能為力。邪惡一方可以為實現目的不擇手段，正義一方卻為了顧及正義而不能超越法律、道義和良知的約束去懲罰邪惡。奧瑪爾·卡德爾案是一個例子，其實，人與人、人與國的關係是如此；國與國、國與國際社會的關係，又何嘗不是如此？回顧和觀察國際政治關係、文化交流、經貿交往的歷史和現實，這樣的例子已經屢見不鮮，這對人類社會的未來和發展必將產生長遠和深刻的影響。對此，人類社會又有何反思呢？」

以上這些僅僅是我們今天在現實生活中所面對的幾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我們在9·11恐襲發生20周年時再來思考這些問題，其中哪個問題不比9·11恐襲所帶來的後果更加嚴重？但我們怎麼去應對這些狀況？本文所表達的意思當然不是去限制科技的探索、發明和創新，也不是限制全球化的深化和發展，但今天我們確實應該更深入地去思考，為什麼我們必須對現行的國際規則進行深刻反省並加以完善，必須讓惡付出代價、讓善獲得回報。我們不知道人類下一次面臨的大規模恐怖襲擊會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發生，會用什麼方式、什麼手段加以實施，但是，比需要了解這些問題更加迫切的是，這些年來，我們已經隱約感到，人類的和平和發展遭受威脅的程度正在不斷提高，難道國家恐怖主義不比那些暗藏的恐怖分子更可怕嗎？難道戰爭對人類的傷害不比恐怖襲擊更可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