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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松然

1953 年，毛澤東把中共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表述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1953 年春，中國土地改革剛剛完成，相當一部分農民開始買牲畜、農具發展生產時，中共便大造輿論說，「分散、脆弱的農業個體經濟既不能滿足工業發展對農產品的需求，又有兩極分化的危險」，並在當年發布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和《中共中央關於發展農業合作社的決議》，開展了農業互助合作運動。合作化遭到了農民的普遍反對，很多地區發生農民鬧退社、砍伐樹木、大量宰殺牲畜等情況。對此，毛澤東卻一意孤行，他要讓「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在高層，他大批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是「小腳女人」，有嚴重右傾思想，撤了鄧的職；在下面，他派出農村工作隊，用哄騙和壓服相結合的手段、強制推行合作化，打擊反對合作化的所謂「農村資本主義勢力」，狠批農村幹部的「三十畝田一頭牛，老婆娃娃熱炕頭」的「忘本」思想，積極支持「一碗一筷歸個人，一草一木歸集體」的徹底掠奪。一時間，強迫命令風盛行起來，數十萬農民因不願將自己的農具、牲畜入社而被捕，或跳河、或上吊自殺。在毛和中共的軟硬兼施下，僅用了三年，便從農民手中，奪走了土地、農具、牲畜、種子等全部農業生產資料，實現了農業合作化。接著，到 1957 年，全國初級農業社先後跨進高級社。到 1958 年，農村全部實現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實現權變物資的轉化。這種名義上的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經濟，實質上是毛黨所有制經濟，農民由此變成了中共黨政權力的雇傭，從而使中共實現了對農民的第二次掠奪。

為了強行推行合作化，加快權變物資的進程，毛用慣用的動員和鎮壓相結合的手段，即樹立 5%「階級敵人」當靶子，打成「反革命」，藉以警告農民不準抗拒合作化。他明確提出：「反革命五年抓一百五十萬，每年三十萬」，「我主（張)多抓」，「大捉特捉是重點」。在「大捉特捉」中，約 10～20 萬農民被打死或自殺身亡。

中共對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也是通過工作隊去組織實現，即拋棄了「自願加入」原則，用動員+強迫命令方式，組成了手工業生產合作社或供銷合作社，任何單幹，都被批鬥為走資本主義道路。從此，街上再也見不到修鞋的，剃頭的，補鍋的和修自行車的，因為他們都被集體化了，都成為合作社社員。到 1956 年底，手工業也基本實現了合作化。

相比之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要比農業和手工業改造容易些。因為，中共明確規定：「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是過渡時期的一項基本任務。」經過鎮反和「三反」、「五反」的工商業界人士，沒有人敢反對。因為，人們已經領教過「三反」、「五反」的血腥：曾被毛澤東表彰過的中國民族工商業四個代表之一的盧作孚，跳樓自殺了；上海「冠生園」品牌創立者、一個勤儉起家的工商業者冼冠生，因不堪凌辱，也跳樓身亡了；據報導，在「五反」高潮的一兩個月里，有一千多人跳樓。因此，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僅用了一年時間。在合作化高潮中，識時務的資本家，便敲著鑼、打著鼓，乖乖地將自己經營的全部產業交給了中共。到 1956 年底，全國資本主義工商業，也全部實現了國有化，完成了一次「有世界意義的偉大歷史事變。」成千上萬個想不開的資本家、小業主，也紛紛跳樓自殺，被斥為「罪有應得」。

中共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道路，是一條中共對中國老百姓實行全面掠奪的道路。全面掠奪使毛澤東和中共變成了全國唯一僱主。在新僱主的統一領導下，各級官員（權貴）形成了中國特有的官僚特權階級，而這個官僚特權階級為九十年代演變成紅色億萬富翁打下了基礎，一如共產主義世界那樣。在這種政治、經濟體制下，老百姓變成了被僱主和官僚特權階級任意驅使、宰割的奴僕。——這些都是權力拜物教的產物！
毛澤東死後的 1978 年，鳳陽縣小崗村十八戶農民，為擺脫貧困，以不上弔、不跳河和不怕坐牢、不怕殺頭的無畏精神，秘密用按手印、分田到戶，即實行大包乾的辦法，率先反叛毛澤東的農業合作化，砸開了套在他們身上長達 22 年的枷鎖，受到全國農民的歡呼和響應。中共權力拜物教思想開始有所動搖，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農民們很快把肆虐他們近三十年的毛澤東的人民公社和農業社，送進墳墓。在八十年代，以紅二代為代表的中國紅色資本家們，無視五十年代前輩們的跳樓史，在權力保護下，躍躍欲試，九十年代開始發跡，「三個代表」到手后，他們便入黨做官，在官商一體中大顯身手。二十世紀末，在「三個代表」的官場里，權力崇拜有了惡性發展之勢：「悶聲發大財」、「有權就有錢」、買官賣官、貪污受賄、官員財產保密，等等權力腐敗，為權力拜物教增添了一系列新內容。

中國有一條諺語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看看中國農民和資產階級的先後不同遭遇，這條諺語可算靈驗！

不過，權貴和御用精英們並不認同。他們著書說：「農業合作化運動在總體上也反映了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和實際需要」，是「人民的選擇」；他們又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央全面總結了我國農村工作中的經濟教訓，創造性地實行了一系列新政策，使農業和農村工作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興旺繁榮的局面」，是「歷史的選擇」。對此，老百姓不能認同！在「輿論一律」、拒絕選舉、人民無法用選票來表達好惡的一黨專政下，當人民成了任由官員們驅使、宰割的奴隸時，所謂「人民的選擇」，就是權貴和御用精英們對人民的姦汙；在檔案塵封，真相藏於密室，公正性被嚴重扭曲的禁律下，當歷史成了任由官員們打扮的小姑娘時，所謂「歷史的選擇」，就是權貴和御用精英們對歷史的猥褻。按照權貴和御用精英們的邏輯，就是說，過去搞合作化正確，現在解散也正確，總之，「一貫正確」；之於過去消滅私人資本經濟，現在發展私人資本經濟，當然也是「一貫正確」。——這就是權貴和御用精英們的謊言邏輯。

在「一貫正確」和一黨專政的鐵拳下，儘管政策翻了個個兒，中共一對翻個兒的折騰不作任何道歉，二對全面掠奪不作任何賠償，因而，那些在合作化中自殺或遭槍殺的農民們，那些在資本國有化中跳樓的死難者們，沒人敢為他們鳴冤叫屈！

在天翻地覆的大折騰、大掠奪、大屠戮的「三大改造」中，六億老百姓在當上了「社會主義國家主人」的同時，卻失去土地和工商業所有權，變成了雇傭和奴隸，而中共則在「為人民的服務」的高歌聲中，變成了腰纏全國所有生產、生活資源的唯一僱主。在僱主的「全面專政」下，中國老百姓的靈魂，沒有得到過他們「罪己詔」的安撫，更沒有得到過他們一句表示歉意的慰籍，得到卻是「三個代表」所表達的「一貫正確」的謊言：「中國共產黨始終都代表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