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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松然

1953 年，毛泽东把中共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3 年春，中国土地改革刚刚完成，相当一部分农民开始买牲畜、农具发展生产时，中共便大造舆论说，“分散、脆弱的农业个体经济既不能满足工业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又有两极分化的危险”，并在当年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开展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合作化遭到了农民的普遍反对，很多地区发生农民闹退社、砍伐树木、大量宰杀牲畜等情况。对此，毛泽东却一意孤行，他要让“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高层，他大批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是“小脚女人”，有严重右倾思想，撤了邓的职；在下面，他派出农村工作队，用哄骗和压服相结合的手段、强制推行合作化，打击反对合作化的所谓“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狠批农村干部的“三十亩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忘本”思想，积极支持“一碗一筷归个人，一草一木归集体”的彻底掠夺。一时间，强迫命令风盛行起来，数十万农民因不愿将自己的农具、牲畜入社而被捕，或跳河、或上吊自杀。在毛和中共的软硬兼施下，仅用了三年，便从农民手中，夺走了土地、农具、牲畜、种子等全部农业生产资料，实现了农业合作化。接着，到 1957 年，全国初级农业社先后跨進高级社。到 1958 年，农村全部实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实现权变物资的转化。这种名义上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实质上是毛党所有制经济，农民由此变成了中共党政权力的雇佣，从而使中共实现了对农民的第二次掠夺。

为了强行推行合作化，加快权变物资的進程，毛用惯用的动员和镇压相结合的手段，即树立 5%“阶级敌人”当靶子，打成“反革命”，借以警告农民不准抗拒合作化。他明确提出：“反革命五年抓一百五十万，每年三十万”，“我主（张)多抓”，“大捉特捉是重点”。在“大捉特捉”中，约 10～20 万农民被打死或自杀身亡。

中共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也是通过工作队去组织实现，即抛弃了“自愿加入”原则，用动员+强迫命令方式，组成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或供销合作社，任何单干，都被批斗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从此，街上再也见不到修鞋的，剃头的，补锅的和修自行车的，因为他们都被集体化了，都成为合作社社员。到 1956 年底，手工业也基本实现了合作化。

相比之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要比农业和手工业改造容易些。因为，中共明确规定：“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过渡时期的一项基本任务。”经过镇反和“三反”、“五反”的工商业界人士，没有人敢反对。因为，人们已经领教过“三反”、“五反”的血腥：曾被毛泽东表彰过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四个代表之一的卢作孚，跳楼自杀了；上海“冠生园”品牌创立者、一个勤俭起家的工商业者冼冠生，因不堪凌辱，也跳楼身亡了；据报导，在“五反”高潮的一两个月里，有一千多人跳楼。因此，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仅用了一年时间。在合作化高潮中，识时务的资本家，便敲着锣、打着鼓，乖乖地将自己经营的全部产业交给了中共。到 1956 年底，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全部实现了国有化，完成了一次“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历史事变。”成千上万个想不开的资本家、小业主，也纷纷跳楼自杀，被斥为“罪有应得”。

中共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道路，是一条中共对中国老百姓实行全面掠夺的道路。全面掠夺使毛泽东和中共变成了全国唯一雇主。在新雇主的统一领导下，各级官员（权贵）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官僚特权阶级，而这个官僚特权阶级为九十年代演变成红色亿万富翁打下了基础，一如共产主义世界那样。在这种政治、经济体制下，老百姓变成了被雇主和官僚特权阶级任意驱使、宰割的奴仆。——这些都是权力拜物教的产物！
毛泽东死后的 1978 年，凤阳县小岗村十八户农民，为摆脱贫困，以不上吊、不跳河和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无畏精神，秘密用按手印、分田到户，即实行大包干的办法，率先反叛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砸开了套在他们身上长达 22 年的枷锁，受到全国农民的欢呼和响应。中共权力拜物教思想开始有所动摇，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民们很快把肆虐他们近三十年的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和农业社，送進坟墓。在八十年代，以红二代为代表的中国红色资本家们，无视五十年代前辈们的跳楼史，在权力保护下，跃跃欲试，九十年代开始发迹，“三个代表”到手后，他们便入党做官，在官商一体中大显身手。二十世纪末，在“三个代表”的官场里，权力崇拜有了恶性发展之势：“闷声发大财”、“有权就有钱”、买官卖官、贪污受贿、官员财产保密，等等权力腐败，为权力拜物教增添了一系列新内容。

中国有一条谚语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看看中国农民和资产阶级的先后不同遭遇，这条谚语可算灵验！

不过，权贵和御用精英们并不认同。他们著书说：“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总体上也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实际需要”，是“人民的选择”；他们又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全面总结了我国农村工作中的经济教训，创造性地实行了一系列新政策，使农业和农村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繁荣的局面”，是“历史的选择”。对此，老百姓不能认同！在“舆论一律”、拒绝选举、人民无法用选票来表达好恶的一党专政下，当人民成了任由官员们驱使、宰割的奴隶时，所谓“人民的选择”，就是权贵和御用精英们对人民的奸污；在档案尘封，真相藏于密室，公正性被严重扭曲的禁律下，当历史成了任由官员们打扮的小姑娘时，所谓“历史的选择”，就是权贵和御用精英们对历史的猥亵。按照权贵和御用精英们的逻辑，就是说，过去搞合作化正确，现在解散也正确，总之，“一贯正确”；之于过去消灭私人资本经济，现在发展私人资本经济，当然也是“一贯正确”。——这就是权贵和御用精英们的谎言逻辑。

在“一贯正确”和一党专政的铁拳下，尽管政策翻了个个儿，中共一对翻个儿的折腾不作任何道歉，二对全面掠夺不作任何赔偿，因而，那些在合作化中自杀或遭枪杀的农民们，那些在资本国有化中跳楼的死难者们，没人敢为他们鸣冤叫屈！

在天翻地覆的大折腾、大掠夺、大屠戮的“三大改造”中，六亿老百姓在当上了“社会主义国家主人”的同时，却失去土地和工商业所有权，变成了雇佣和奴隶，而中共则在“为人民的服务”的高歌声中，变成了腰缠全国所有生产、生活资源的唯一雇主。在雇主的“全面专政”下，中国老百姓的灵魂，没有得到过他们“罪己诏”的安抚，更没有得到过他们一句表示歉意的慰籍，得到却是“三个代表”所表达的“一贯正确”的谎言：“中国共产党始终都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