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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松然

人們都說，文痞姚文元是根棍子，軍師張春橋是把刀子，戴著「約法三章【附1】」金箍咒的毛夫人江青是個白骨精。棍子和刀子人們爭議不大，唯白骨精尚須推敲。因白骨精有三變，而江青以不變應萬變：咬人不變。她自己說，她是毛的「一條狗」，毛「叫我咬誰我就咬誰」，所以她是條狗子。棍子、刀子、狗子之所以厲害，完全是因為他的後台老板厲害。他們的後台老板就是毛澤東。為了整倒劉少奇、鄧小平和以他倆為代表的黨內右派「官僚主義者階級」，毛在拿忠於他的農村廣大基層幹部開刀同時，沒有忘記拿他的宿敵知識分子開刀；而知識分子中，他最討厭的是文學藝術界的知識分子。這些人雖不持槍拿刀，但他們中有許多人的獨立思考、獨立人格等自由主義思想還未改造好，時不時用影射、旁敲側擊、借古諷今等筆法，攻擊他的政策、路線和他本人，是劉、鄧右派中的軟實力。因此，對付他們，棍子、刀子、狗子都要派上用場。

1962年9月24日上午,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毛澤東製造輿論可以追溯到井岡山時期。「解放」后，他對製造輿論極為重視。他接二連三地批《武訓傳》、《清宮秘史》、《紅樓夢研究》和胡風，就是製造社會主義革命輿論，或曰赤化革命輿論。為了推翻以劉、鄧為代的黨內外右派官僚特權階級，他必須做好輿論準備：在大搞「四清」製造階級鬥爭緊張氛圍的基礎上，拿文學藝術界的知識分子開刀，殺雞給猴看。這是他做輿論準備的又一步陰棋。對此，有人稱其為「陽謀」，是「不斷革命」；但有人則管叫他為陰謀，是「層層剝筍」，先「剝」掉劉、鄧右派的軟實力。

此時的毛澤東，在劉、鄧權勢日隆的情況下，已倍感孤立。因無親信可依，不得已，他派夫人江青打先鋒。據原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回憶：「毛主席曾對喬木說過，江青不會做什麼工作，你們不要用她。但是，後來主席改變看法了，曾對周揚說，江青看問題很尖銳。」被禁止干預朝政的緊箍咒箍得早已按捺不住的江青，受命后如釋重負，決心不辱使命，她要大顯身手了。

江青一出山，便拿著毛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向劉、周、鄧剛剛制定並經中共中央批准下達的《文藝八條》開火。自稱給毛當「文藝哨兵」的江青，曾「戴著大口罩到戲院看戲」進行調查研究。她「發現」文學藝術界「一塌糊塗」，就利用枕頭風把這些情況吹給了毛，於是，按她的說法，「才有了主席《關於文學藝術的兩個批示》」。但明眼一看便知，這是毛在後台、江在前台表演的「雙簧」。

1963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給彭真、劉仁的一個文件上發出了第一個批示：

「此件可一看。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於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入手，認真地抓起來。」

「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隨後，根據這個批語，全國文學藝術界開始整風。此前的11月，毛澤東曾說：「《戲劇報》儘是牛鬼蛇神……把他們統統趕下去，不下去，不給他們發工資。」

1964年6月27日，毛澤東又在文藝界整風報告上發出了第二個批示：

（文藝界）「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15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毛澤東對文學藝術的偏執狂，已經到了變態的地步：1964年7月，他發出「關於取消盆花和庭院革命化的指示」：

「擺設盆花是舊社會留下的東西，這是封建士大夫階級、資產階級公子哥兒提籠架鳥的人玩的，那些吃了飯沒事做的人，才有閑工夫養花擺花。全國解放已經十幾年了，盆花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比過去發展了，現在要改變。我不喜歡房子里擺花，白天好像還有點好處，晚上還要有壞處。我的房子里的花早就讓他們搬了，以後叫他們把院子里的花也搬了。你們在院子里種了一些樹不是滿好嗎？還可以再種。你們的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減掉，留少數人管理庭院。今後庭院還要多種樹木、多種果樹，還可以種點糧食、蔬菜、油料作物。北京市的中山公園、香山要多改種些果樹和油料作物。這樣既好看，又實惠，對子孫後代有好處。」

花鳥也在製造階級敵人，真真一個草木皆兵！

1964年7月，根據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成立了「文化革命五人領導小組」。如果說江青拋出的《「有鬼無害」論》是文化革命的第一炮(見下)，「五人領導小組」的成立，則是毛澤東文化革命的組織保障。雖然那時還沒有形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概念，但按毛澤東的部署，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已經開始。天才謀略家毛澤東，用「欲擒故縱」的策略，任命彭真為「五人領導小組」組長，陸定一為副組長，並以組員康生為耳目。

毛的兩個批示，推翻了1962年4月30日他批准下達的《文藝八條》。《文藝八條》要求文學藝術界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正確開展文藝批評，批判地繼承民族遺產，吸收外國文化和加強文藝界的團結，等等。

毛澤東為什麼要推翻他領導下的中共中央批准下達的《文藝八條》呢？

作家塗光群在他的《中國「作協」「文化大革命」的歷程》一文中說，著名文藝評論家馮牧聽了批示后，在極度的驚詫中脫口而出：「這些話要不是毛主席說的，我還真以為是右派言論呢！」筆者認為，馮牧的驚詫，代表了文學藝術界權貴和御用文藝精英們的困惑。

長期以來，文學藝術界御用權貴和文藝精英們，在政治倫理上已經認同並緊跟了毛在政策上的出爾反爾：「為政治服務」就可以不擇手段。這種馬基雅維里式【附2】的「為了目的不擇手段」和「為了統治不計道德」的君主政治信條，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解放」后，為了加速赤化革命進程，毛澤東推翻了他的「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的民主承諾，接二連三地發動了對《武訓傳》、《清宮秘史》、《紅樓夢研究》和「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批判，整肅了一大批文藝工作者，而在批判和整肅中，文學藝術界的御用權貴和精英們，都是毛的鼓手、棍子或搶手，是毛澤東的依靠力量。在反右中，毛推翻了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文學藝術界的御用權貴和精英們，便緊緊跟上，跟著毛的指揮棒大打出手，使一大批文學藝術工作者淪為右派分子。如今，毛又推翻了他在「七千人大會」上保證「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扣帽子」的「三不主義」，又掄起了棍子。然而，令文學藝術界的御用權貴和精英們沒有想到的是，毛澤東這次掄起的棍子，不僅要打一般文學藝術工作者，更要打他們，怎不叫他們驚詫？

毛澤東、周揚、茅盾、郭沫若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上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文學藝術界的御用權貴和精英們，諸如周揚、林默涵、劉白羽、邵荃麟、齊燕銘、夏衍、陳荒煤，等等，大都是中共黨和毛澤東的功臣。他們在他們領導下的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各個領域里，按照毛澤東的規定，製作和出版了大量歌頌黨、毛澤東和社會主義、謳歌工農兵形象的作品。他們還按照毛澤東的決定，把胡風的「主觀戰鬥精神」的文藝思想，打成反革命思想，郭沐若、茅盾、老舍、巴金等著名作家也紛紛落井下石，最終把胡風送進監獄，判無期徒刑。可以這麼說，他們為推行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闡明的文藝方針和政策、批判一切與此相左的文藝思想，立下了汗馬大功。(右圖：毛澤東與文學界的功臣們)

大躍進失敗后，文學藝術界的御用權貴和精英們，也進行了反思。反思中，他們漸漸與毛的黨內左派奴性教條疏遠，向劉、鄧的黨內右派靠近，於是，產生了《文藝八條》。

《文藝八條》是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僵硬教條的緩釋。

善於權謀的毛澤東並不認同《文藝八條》，他批准下發《文藝八條》只是緩兵之計；在《文藝八條》下達后不久，他已經察覺，以周揚為代表的文學藝術界的御用權貴和精英們，已經背離了他，成了劉、鄧手下的黨內右派「官僚主義者階級」。因此，江青一出山，便踢開《文藝八條》，打著毛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旌麾，向以周揚為代表的文學藝術界黨內右派集團興師問罪。

附1、「約法三章」  

據傳：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毛澤東與江青的婚事，同意了毛澤東要同江青結婚的意願；但同時對江青作出了限制性的規定：「江青只能以一個家庭主婦和事務助手的身份，負責照料毛澤東同志的生活與健康，將不在黨內機關擔任職務，或干涉政治。」以後又出現了「約法三章」的多個版本。但史學家們認為，在多個版本中比較可信的是當年中共中央秘書長王若飛的版本。王在他的日記中記錄了對江的「約法三章」：

「第一，毛、賀的夫婦關係尚存在，而沒有正式解除時，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澤東夫人自居；

「第二，江青同志負責照料毛澤東同志的生活起居與健康，今後誰也無權向黨中央提出類似的要求；

「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澤東的私人生活與事務，二十年內禁止在黨內擔任任何職務，並不得干預過問黨內人事及參加政治生活。」

附2、馬基雅維里主義

尼科洛·馬基雅維里（Niccolò Machiavelli）義大利佛羅倫薩人，是文藝復興時期的重要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是《君主論》和《論李維》。

在《君主論》中，馬基雅維里鼓吹君主制，他教導君主如何不擇手段地獲得權力，明確主張：「目的總是證明手段正確」，只要目的實現，任何手段都是正當的，保證事業成功才是君主頭等大事。他認為「一個君主如果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須知道怎樣做不良好的事情」。告誡君主們應具有像獅子般的勇猛和像狐狸一樣的狡猾，不必重視遵守諾言，而且要懂得運用陰謀詭計，並且最終征服那些盲目守信的。他推崇教皇亞歷山大六世「總是找到了上當受騙的貨色。」

由於馬基雅維里鼓吹的「目的總是證明手段正確」的觀點，亦即手段可以超越正常的道德規範約束或叫做「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觀點，被後人稱之為「政治惡魔」、「罪惡的導師」、「邪惡的教唆犯」、「吹捧暴君的無恥之徒」；他的《君主論》亦被稱為「邪惡的聖經」、「馬基雅維里主義」。馬基雅維里主義和馬基雅維里式的人物也成了陰險狡詐、厚顏無恥的同義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