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下載 | 禁書 - 禁書網

作者 于松然

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回憶，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他的老家湖北省浠水縣農村，曾悄悄流傳著這樣一句口頭語：「農村兩大害：人民公社，學大寨。」

1958年年初，毛澤東就開始構想公社問題，即「小社變大社」的意見。7月1日，陳伯達在北京大學講演時，首次公開了毛澤東對把工、農、商、學、兵組織成為一個大公社的總體方案。到8月初，毛澤東說了一句「人民公社好」之後，全國七十四萬多個集體所有制的高級農業合作社，先後合併成兩萬六千多個全民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到10月底，全國農村實現人民公社化。

1958年8月29日，在毛澤東的推動下，中共中央在通過的《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中寫道：「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甚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11月，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堅定地說：「苦戰3年，再搞12年，15年過渡到共產主義。」毛澤東還說，中國「現在已開始第二個過渡，吃飯不要錢」，「公社是1958年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是1958年大躍進的產物。公社是實行兩個過渡的產物。」毛澤東斷言：「如何從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如何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斯大林沒有找到適當的形式，沒有找到解決的辦法。我們有了人民公社，將加快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並且將成為我國農村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最好形式。」11月21日，在武昌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得意忘形地說：「我們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來我們的群眾路線是好辦。」「蘇聯已經搞了41年，再搞12年還沒有過渡，落在我們的後頭，現在已經發慌了。他們沒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我們搶上去，……我們要逼他先過渡，沒有這種形勢是不行的。」然而，蘇聯沒被他逼上「過渡」路，中國卻在他的率領下去「過渡」，結果，3,000～4,500萬農民在「過渡」中變成餓殍，人民公社的全民所有制也被迫「渡」回到隊為基礎的集體所有制，給歷史留下了可悲、可恥又可咒的一頁。

為了活命，在黨內右派「修正」力量的支持下，農民們用「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僱工、貿易、借貸、租地不加限制）等初級市場模式，與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相對抗，結果遭到了毛澤東的無理批判和殘酷鎮壓。在毛澤東的人民公社時代，億萬農民在貧病交迫中，煎熬了一年又一年。到了毛澤東死後的1978年，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十八戶農民忍無可忍，簽訂「血」約，揭「書」而起，砸開了人民公社枷鎖，率先分田到戶。小崗村十八戶農民的勇敢行動，得到了全國農民的熱烈響應，也受到了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的支持。很快，中國農民們，把罪惡的、橫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和它的前身農業合作社送了終。

在中國橫行的20多年裡，人民公社產下了一個怪胎——大寨。

「寨」，往往使人聯想到「兵」，事實也確如此。所謂大寨，原是屯兵的營寨，住的是「平定」周圍的官兵及眷屬。然而，大寨這個怪胎，在毛澤東「農業學大寨」的命令下，卻在中國紅紅火火地輝煌了十五六個年頭，使六億多農民吃盡了苦頭。

請看，當年的大寨何等輝煌！

自1964年12月28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要學大寨精神」併發出農業學大寨的號召起，到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轉發山西省委關於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經驗教訓的檢查報告的批語》止，到大寨參觀學習的人數高達700多萬人次。在國外，世界134個國家的25,470多名外賓，也到大寨參觀。在國內，除毛澤東外，從國務院總理到省、市、地、縣直到公社生產隊長各級幹部，大多數都來大寨「學習」過。來大寨考察、「學習」的經濟學家、哲學家、教授等學者絡繹不絕，文學家、詩人、記者連篇累牘地發文、詠詩、題辭，讚頌之詞充斥全國大小報章，歌唱家們吼聲高放，把「大寨的紅花遍地開」唱遍全國大街小巷和窮鄉僻壤……期間，大寨的領頭人陳永貴，從大寨黨支部書記、中共昔陽縣委書記，一路飈升到山西省革命委員會第一副主任、中共山西省委副書記、中共九大的山西省的代表、中共九屆、十屆、十一屆中央委員和十屆、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975年躍升為主管全國農業的國務院副總理，成了中外千古難得一見的農民宰相。

毛澤東看上了陳永貴

大寨，一個六七十戶農家、不足300口人的小山村，何以能如此輝煌？要解讀大寨，就要讀懂他的領頭人陳永貴，因為，陳永貴是解讀大寨歷史的鑰匙。九十年代，史學家吳思寫了一部書，書名是「陳永貴：毛澤東的農民」。吳思的書名準確地道出了大寨輝煌的原因：

毛澤東看上陳永貴決非心血來潮，而是深思熟慮的個人崇拜政治謀略之一。

在1962年9月的中共十中全會上，毛澤東為捍衛「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最好形式」的人民公社正確性，狠批了「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的「單幹風」。儘管沒有人敢站出來公開對抗他，但他十分清楚，反對人民公社的，無論黨內黨外都大有人在。因此，在狠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單幹風」的同時，他必須樹立典型人物來「說服教育」反對者。這個典型終於找到了，就是昔陽縣大寨大隊的陳永貴。

陳永貴雖是個文盲，卻是個能吃苦耐勞又聰明狡黠而長於計謀的農民。

毛澤東看上了陳永貴什麼呢？

毛澤東看上了陳永貴感謝共產黨是真心的，不計較他曾經是「陳二鬼子」。

1915年2月14日，農曆正月初一，陳永貴出生於山西省昔陽縣大寨鄉小南山村，為長子。六歲那年，由於生活所迫，父親陳志如先後賣掉他的母親、姐姐和弟弟后，帶著他來到大寨。一年後，父親不堪生活的窘迫，活不下去了，獨自跑回了老家石山村，一根繩子弔死在祖墳前的老松樹上。飢餓奪走了他的母親、姐姐和弟弟，飢餓又奪走了他的父親，使他成為孤兒。他在賈氏宗族孟老人和她的兒媳婦穩周老人的收養下，長大成人，成了一個能說會道的棒小夥子。二十七歲結了婚，生了長子陳明珠。

亂世出英雄。抗日戰爭期間，共產黨人和日本人在昔陽「拉鋸」。據昔陽縣縣誌記載，在掃蕩和反掃蕩中，有四五百人被日軍刺死、燒死、活埋和機槍射殺，遇害事件比比皆是。既怕日本人又怕八路軍的大寨當權人，就想請一個人出來維持維持。他們看中了長工出身的陳永貴，看中了他膽大心細、能言善辯，又能隨機應變。於是，陳永貴當上了大寨村偽維持會的代表、偽村長、日偽特務外圍組織「興亞會」的情報員，常出入于日本人的炮樓和村落之間，時稱「陳二鬼子」。其時，他也給大寨人辦了一些好事。

日本投降后，昔陽成了共產黨的天下，全縣掀起了土改運動和反奸復讎清算血債的群眾運動。當年與日本人有染的人，個個受審，人人過關，不少給日本人干過事的人，被人們槍殺或用石頭砸死。陳永貴自然也躲不過這場審查。他被拘留起來，五花大綁在村裡挨斗、挨了不少拳頭。他擔心自己過不了這一關，就向他的好友共產黨第一任大寨村村長趙懷恩託孤說：「我明珠小，託付給你，你給我招呼他長大！」當時趙懷恩和有些村民，替陳永貴說了不少好話。他們說，日本人來了，總要有人出面吧？別人不敢，他膽大，就當了偽代表，又沒作什麼壞事。話說得很有道理，被共產黨採納。共產黨的諒解不僅使陳永貴保住了一條命，在被史稱「中共對農民的第一次掠奪」的土改運動中，還分給他一處窯洞、十幾畝地和幾件傢具。為感激共產黨不殺之恩，感謝共產黨分田之德，一句話便掛到他的嘴頭上：「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我陳永貴！」

毛澤東還看上了陳永貴聽毛主席的話，緊跟共產黨，把大寨的農民一步一步硬拉進了人民公社。

1946年，陳永貴響應毛澤東和共產黨「組織起來」的號召，參加了共產黨員賈進才組織的好漢互助組。不久他發現，村子里還有一些缺乏勞動力的困難戶沒有組織起來，其中有的是曾養育過他的，有的是在反奸中替他說過好話的。陳永貴是個知恩圖報的人，他離開了「好漢組」，成立了一個「老少組」，把困難戶都吸收到他的組裡來。憑著他一身好莊稼把式和不怕吃虧的報恩心，當年秋季單產就超過了「好漢組」。到1949年冬，老少組便擴展到了49戶，佔了全村戶數的70%。

1948年，經賈進才等人介紹，陳永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2年，陳永貴被評為山西省農業勞模，成了昔陽縣內頗有名氣的人物。1953年7月，陳永貴談起自己熱心互助合作的原因時說：「……我的思想，聽了毛主席的話，是土改后農村的第二次革命，就是組織群眾發展互助合作才能避免剝削，由窮變富，必走之路。」

1952年，由賈進才推薦，陳永貴出任大寨村黨支部書記。

1953年，陳永貴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在大寨用哄騙和壓服相結合的手段成立了「新勝農業生產合作社」，任社長，代領農民們開始走他們不願走的路。這一年統購任務四萬二，他咬牙完成了四萬五，狠狠地超了三千斤，受到了黨和政府的表揚。

1955年，毛澤東說：「1955年，在中國，正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決勝負的一年。」12月，陳永貴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成立了高級農業合作社，自任社長。同全國各地一樣，用「說服教育」、行政命令加批判「小農經濟思想」亦即哄騙和壓服相結合的手段，將農民們的農具、牲畜「作價」收為高級農業社所有，從此，農民們失去了一切生產資料。

1958年是「輝煌」的一年。那年，為響應毛主席「超英趕美」的「偉大號召」，各地豐產「衛星」紛紛上天，重磅「衛星」畝產竟高達十三多萬斤。一流大科學家錢學森，也著文湊熱鬧說，根據他的「科學」計算，畝產可達五、六萬斤。緊跟形勢的陳永貴已按捺不住。據《昔陽農村經濟史記》記載，陳永貴夥同第二生產隊隊長賈成富和副隊長賈進才，在後底溝培養了3畝玉米豐產田，畝產達到14,436斤；在神土角，干圪樑上種植了二畝穀子試驗田，每畝平均實產14,124斤，超過1956年最高年產量230斤的60多倍；他們培育的1.2畝高粱，共產高粱7,650斤，平均畝產6,375斤。筆者認為，陳永貴聰明之處在於，他沒有放十多萬斤的大「衛星」，只放了五萬斤以下三顆中不溜「衛星」，符合錢學森「科學」。據報導，他的口號是：全黨全民搞豐產，幹部帶頭跑在前，隊隊保證放衛星，爭取秋天上北京。

1958年毛澤東發出了「人民公社好」的號召。8月，陳永貴又從報紙上看到河南新鄉專區辦人民公社的消息，就對社員「耐心說服教育」說：「事物總是向前發展的，事情既然遲早總得辦，倒不如把挨批評變成受表揚。」社員們覺得他說的有道理，沒有阻擾他。24日，他倡議創辦的昔陽縣第一個人民公社——昔陽縣紅旗人民公社宣告成立。高級農業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成立，被史稱為「中共對農民的第二次掠奪」。在「第二次掠奪」中，陳永貴提刀縱馬，成了先鋒官之一。

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號召實現「城鄉公共食堂普遍化」，還多次警告：「公共食堂是社會主義的陣地，社會主義的心臟，兩條路線鬥爭的焦點。」陳永貴響應號召，牢記警告，在大寨辦了三個公共食堂，還一度實行過吃飯不要錢、吃糧不定量。大寨辦的公共食堂，儘管一年多才吃了19頓細糧，日常仍以窩頭稀飯為主，但陳永貴還是高度讚美了他的公共食堂：全村吃飯到食堂，花樣多種味美香。七天生活一改善，過節過年宰豬羊。一年多后，大寨的公共食堂同全國各地一樣，也在一片憤怒地反抗聲中垮了台。

毛澤東還看上了陳永貴的「大批促大幹」，符合他的「革命加拚命」思想。

1953年，初級社剛成立，陳永貴就制訂了治山治水十年規劃。當年首戰白駝溝，一個月中，他們投工1,500個，築壩24條，造地5畝。據說,首戰當年大功告成，陳永貴豪氣衝天地將白駝溝命名為「合作溝」。

1955年冬，陳永貴開始了勞民傷財、破壞環境的三戰狼窩掌溝。狼窩掌溝長約三里，寬約四丈，下點雨就山洪咆哮，能捲走一百多斤的大石頭。一戰狼窩掌溝時，全村50多個勞力，頂著呼呼的北風，搬著冰冷的石頭，苦幹三個月，壘起石壩38條，造地20多畝。1956年雨季，一場大雨過後，狼窩掌山洪爆發，將38條石壩連同20多畝莊稼一掃而光。當年再戰，1957年夏一場大雨，大壩和莊稼又被沖了個精光。他沒有灰心，當年排除異議，進行三戰：70多個勞力苦幹了27天，搬運數萬土石方，用石灰30噸，築大壩32條。據說，「終於馴服了狼窩掌溝。」

1963年夏，大寨大隊遭遇特大洪水，給了大寨大隊幾乎是毀滅性的打擊，大批社員房屋被沖毀，百分之七十的農民無家可歸。尤其嚴重的是，陳永貴帶領大寨農民辛辛苦苦幹了十幾年才修好的梯田，全部被洪水衝垮，莊稼和土壤全部被大水沖走。山西省委決定從國庫中調出一批救濟糧、救濟物資和一部分救濟款扶持大寨大隊。但為響應毛主席「自力更生」的號召，陳永貴和大寨黨支部作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決定，即：不要國家救濟糧，不要國家救濟款，不要國家救濟物資；當年社員口糧不少，社員收入不少，上交國家的統購糧不少。據說，農民們眼巴巴地望著到手的救濟糧和物資又被拉走了，敢怒不敢言。

1963年下半年，大寨大隊的社員在陳永貴的帶領下，搶修梯田，重建房屋，搶種莊稼，經過幾個月的「革命加拚命」，大寨在「大災之年奪得了大豐收。」據說，1963年總產量達到了20多萬斤，「不僅社員的口糧充足，還上交給國家12萬斤。」被大水沖毀的房屋重建后，據說「比原來的更好，創造了一個奇迹。」據說，到了毛澤東死後的1980年11月，這些戰天鬥地的先進事迹，很多都變成了真假攙合的謊言。

毛澤東最看重陳永貴輕視生命、漠視人權、壓制自由的無產階級政治覺悟、路線覺悟和管理才幹。

1957年，在幫助黨「整風」的一個不平凡的夏季里，陳永貴當真動員了幾次，號召大家給他提意見，可是成效不大。陳永貴裝起下台架式。一次大會，群眾問永貴怎麼沒來呀，縣派駐隊幹部郝兌元依陳永貴之計說：「他還能參加會呀？」暗示陳已下台。會場上的農民們不知是計，七嘴八舌地出起氣來。

複員軍人、共產黨員趙啟福，帶頭指責陳永貴向國家賣糧太多，農民吃虧太多，指責辦高級社「一切財務都歸公，甚也得聽他陳永貴的！」接著，膽大的農民們便罵將起來：

「陳永貴的胳膊彎不是往裡曲，是往外曲哩！」

「哎！陳永貴賣糧有他的目的哩！」

「他賣糧是為了上太原吃白饃饃哩！」

「在大寨他學會了啥？他甚也沒學會，就學會個賣糧！」

「幹活沒輕沒重、沒黑沒白，還不如去當長工！」

「別的地方的狗是咬外，大寨喂下的狗是咬自己人！」

…………

不久，毛澤東說「事情正在起變化」，風向變了，陳永貴也立即組織反擊。據報導，「支部及時組織社員，擺明事實提出問題，……狠狠地對資本主義思想進行了批判，黨內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趙啟福開除出黨，歪風邪氣壓下去，朝氣勃勃的社會主義正氣迅速上升。」陳永貴學著毛澤東，對他的農民也玩了個漂亮的「引蛇出洞」。

1958年大躍進期間，有位社員對辦食堂不滿，說了句怪話，激怒了陳永貴。他聲色俱厲地說：「反對公共食堂，就是反對人民公社，反對人民公社，就是反對總路線和社會主義！」這種無限上綱的毛式批判，嚇得那個社員再也不敢「亂」說了。

1963年秋，面對大災，陳永貴提出了「先治坡，后治窩」的口號，還有個口號叫「白天治坡，晚上治窩」。那時大寨人根據毛主席「革命加拚命」的思想，干起活來就得不要命：人們白天干在地里，晚上干在村裡，早晨披星星，晚上戴月亮；對這種超時超強度的勞動，大家都咬牙堅持著，沒有誰敢說一句「草包」話。超時超強度的勞動使社員趙小和趕著車困得睡著了，顛簸的大車把他從車上摔了下來，軋死在自己馬車的車輪下。村裡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陳永貴說，趙小和是為保護集體財產不幸犧牲的，是個好社員，「死得重如泰山！」

1966年，以郭鳳蓮為首的23名鐵姑娘提出了嫁出大寨的要求，這在陳永貴看來無異於對大寨的背叛：全國都在學大寨，大寨的姑娘卻「不願在大寨找對象，眼睛盯著工人和幹部」，這證明「大寨有新資產階級思想，有新的階級鬥爭」。愛情必須服從政治，沒有戀愛自由可言。他決定首先解決他親自選定的接班人郭鳳蓮。於是，大隊支委會共同來討論郭鳳蓮的婚姻問題，「一致」決定她必須終止初戀。年僅19歲的郭鳳蓮淚下如雨，拒絕黨支部干涉她的個人生活。陳永貴拋出殺手鐧：「如不答應，開除黨籍。」少女終於屈服。其餘的少女們也只好斬斷前情，被迫發誓「死了也不出大寨」。一場愛情的政治危機，就這樣以陳永貴的全勝而告終。

此外，毛澤東還看上了陳永貴領導下的大寨，是個全國惟一什麼經驗都能出的地方。除「三戰狼窩掌」外，諸如什麼「七斗八斗」,「大批促大幹」,「大批了還要大批」, 「割資本主義尾巴」,「堵不住資本主義的路，就邁不開社會主義的步」,「斗一步，進一步；斗十步，進十步；步步斗，進一路」等等，都是大寨總結出來的推向全國的「革命加拚命」經驗。可以說，陳永貴為樹立毛澤東在農民中的個人崇拜，立下了汗馬大功。

對毛澤東樹立的陳永貴和大寨這個典型，各級幹部誰敢怠慢？為了向「毛主席革命路線」表忠，六十九軍軍長謝振華奉周總理之命，派出一支400餘人的隊伍，幫助大寨修建了一個蓄水池，命名為「友誼水池」；聽說大寨要搞「人造小平原」，有關單位馬上派出了推土機；握有實權的一些領導幹部，來參觀學習時，還帶來了化肥、良種、機械等生產物資，做為贈品、試用品，贈予或廉價售于大寨；農忙時，一些機關幹部和大、中學生，「自願」來大寨幫忙播種、收穫……後來，由於「幫忙」人太多應接不暇了，才被陳永貴謝絕。

1964年12月21日，緊跟毛澤東的周恩來總理，在人大三屆一次會議上，將大寨精神概括為「第一，政治挂帥，思想領先的原則；第二，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第三，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這原則、精神和風格的概括，把大寨典型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毛澤東死後，隨著人民公社解體，大寨這個被大樹特樹的典型，在多方指責下，也悄然倒下，隨毛澤東而去。

1979年春，農業科學家楊顯東博士，在全國政協常委小組會上發言，第一個揭開了大寨「蓋子」：大寨片面強調「以糧為綱」，把其他經濟都砍光了；毀林造田，大造山間小平原，結果是破壞生態平衡；社員家庭副業都被當成「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了，都成了窮光蛋；實行窮過渡，吃「大鍋飯」，嚴重挫傷農民的積極性；大寨的自力更生是假的。楊顯東博士還對陳永貴提出尖銳批評說：「我認為陳永貴欺騙了全國人民，欺騙了黨中央……」

1979年9月開始，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等新聞機構，派出一批記者去昔陽縣和大寨調查了40多天，寫了兩組內參。主要文章有：《大寨走向了反面》、《一部充滿謊言的「大寨鬥爭史」》、《「七斗八斗」給大寨造成嚴重惡果》、《一整套對抗黨的政策的極「左」做法壓抑了大寨群眾的積極性》、《昔陽學大寨「大批資本主義」的真相》、《昔陽學大寨「大幹社會主義」的成敗得失》、《從幫派掌權到家族統治》，等等。

據昔陽縣誌記載，在陳永貴統轄昔陽的13年間，昔陽在農田水利建設施工中，農民傷亡1,040人，其中死亡310人，同時又虛報產量2.7億斤。據高級記者楊繼繩披露，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湖南、湖北的一些農村，出現了幾起十八九歲的少女因不堪忍受「學大寨」的繁重勞動而集體自殺的惡性事件。例如，在湖北省紅安縣，由於不堪貧困的煎熬，1975年的幾個月中，就發生過52名女青年先後集體自殺的事件。又據1979年８月13日《人民日報》報導，陳永貴在昔陽縣領導學大寨創大寨縣運動中，被戴上各種帽子批鬥的有2,061人，造成冤假錯案3,028件，導致非正常死亡141人。據作家凌志軍記載，非正常死亡的141人中，多是上弔、投水或跳崖自殺，有兩人死於亂棒之下。

那麼，全國在學大寨運動中造成了多少冤假錯案呢?由於檔案塵封，無據可查。筆者估算：全國2,000多個縣，如平均按昔陽縣的25%計，則全國在學大寨運動中的所造成的冤假錯案，可能高達一百五十萬件，包括農田水利建設施工在內的死亡人數至少在二十萬以上！「農業學大寨」運動，被人們稱作二十世紀最愚昧、最卑劣、最野蠻的運動之一。

在各方壓力下，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在轉發《山西省委關於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經驗教訓的檢查報告》時加了批語。《批語》承認，「歷史已經證明，人為地樹立先進典型，最終沒有不失敗的。」《批語》還第一次承認，對大寨這個「先進典型」，有些領導和部門「……濫用職權，動用國家財力、物力和人力去支撐所謂『先進典型』的門面，甚至弄虛作假，欺騙上級，欺騙輿論。」《批語》迴避了「農業學大寨」的始作俑者毛澤東和積極推行者周恩來的責任，以及由此帶來的冤假錯案和傷亡。但這個《批語》，還是把造成二十多萬農民死亡的可悲、可恥又可咒的「農業學大寨」運動送了終。

在「農業學大寨」的冤假錯案中，人們看到的多是一些抽象的數字，南方日報報業集團高級編輯鄢烈山所寫的隨感《西風殘照大寨行》，多少彌補了這方面的缺憾。他寫道：

「中國真正的英雄是誰？絕不是追隨毛澤東搞『窮過渡』，與天斗、地斗、人斗的陳永貴，而是李雲河、戴浩天、徐適存、馮志來、陳新寧、楊偉名這些堅持獨立思考、見識卓異、捨身為民請命的人！可是他們在當時皆被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李雲河24歲時即任浙江省永嘉縣委書記，31歲的戴浩天是縣委農村工作隊長，二人在1956年不贊成毛澤東的農業集體化政策，在永嘉大力推行『包產到戶』。最後李被划為『右派』，開除黨籍，勞動改造，戴成了『右派』加反革命，舉家遣送農村管制。而支持李、戴，在會上喊過『包產到戶就是好』的農民徐適存，不『適』不『存』，瘐死獄中。1962年，浙江青年馮志來、陳新寧等人投稿人民日報，討伐人民公社，被毛澤東斥為『單幹理論家』，二人歷經劫難，九死一生。陝西戶縣的大隊幹部楊偉名、賈生財、趙振離三人文化程度雖不高，卻能清醒把握中國的脈博。他們三人聯名、楊偉名主筆的《當前形勢感懷》，寫於1962年5月，卻不止於批評人民公社制度，而可以說是鄧小平改革理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初稿：他們對『社會主義初期』的判斷，對尊重『價值法則』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呼喚，多麼具有遠見！可是，在權力即真理的中國，導師毛澤東及其追隨者對他們的『回答』可想而知，三人的下場不說罷。

「這些人才是中國的真正的精英呀——良知良能聚於一身。陳永貴在他們面前，借用毛澤東的語言，不過是一抔黃土！」

在鄢烈山的這段文字中，我們看到了三句這樣的話：農民徐適存「瘐死獄中」，浙江青年馮、陳「九死一生」，陝西隊幹部楊、賈、趙「三人的下場不說也罷」。鄢被國內譽為「敢說真話」的體制內作家，但話到嘴邊卻留了半句，令人遺憾。仔細想想，也不能太責怪他。在國內，除頌揚唱詩派外，體制內作家們都知道，文字與飯碗、牢獄的關係。他們寫作中創造了諸多隱喻暗語、旁敲側擊、閃爍其辭、拐彎抹角和打擦邊球等筆法，用這種所謂的「社會主義筆法」去描述當局認為的敏感話題。我們並不期望像鄢這樣所謂「敢說真話」的作家，也用《紅岩》中描繪渣子洞里受刑共產黨員那樣誇張、渲染的手法去描述上面六個人的下場，我們只期望他們實話實說，把實話說完。儘管如此，人們還是不吝嗇地把「敢說真話」桂冠戴在遇事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鄢烈山頭上。由此推見，那些尚不「敢說真話」的體制內作家、學者、記者、編輯以及當事人們，他們在報導、史著、傳記、回憶錄等等裏面，究竟肯定了些什麼？渲染了些什麼？迴避了些什麼？曲解了些什麼？甚至篡改了些什麼？其可信度究竟有多高？

筆者不得不搜腸刮肚，終於從紀念《當前形勢懷感》發表四十周年一組文章中，了解到了楊偉名的下場。

農民楊偉名執筆起草的《當前形勢感懷》，又名「一葉知秋」，當時曾引起轟動。他們在文章中說：「目前我們已經承認『困難是十分嚴重的』。而『嚴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農村而言，如果拿了合作化前和現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騰代替了遍野歌頌，生產凋零代替了五穀豐登，飢餓代替了豐衣足食，瀕於破產的農村經濟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榮。同是在黨和人民政府英明領導下，何今暗而昨明？這種情況，已經是一望而知的事實，用不著連篇累牘地再行分析了。」文中還說，這篇感懷「其所道所說系實踐事實與親身體驗，真實程度，頗堪自信！」毛澤東看信后勃然變色，遂於1962年8月在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怒斥道：「有一句話，『一葉知秋，異地皆然'。一葉知秋，也可以知冬，……任何一個階級都講自己有希望。戶縣城關公社的同志也講希望，他們講單幹希望……共產黨員在這些問題上不能無動於衷」。遭到毛澤東嚴厲批評后，楊偉名慘遭批鬥迫害，終因不堪凌辱，服毒自殺，卒年46歲。毛死後的1979年6月29日，楊偉名始得平反昭雪。

「農業學大寨」的主要承擔者陳永貴呢？

楊顯東博士批評陳永貴「欺騙了黨中央」，筆者不以為然。事實上，他在當「陳二鬼子」、搞互助組時，沒見他欺騙過誰（不排除曾騙過鬼子）；他帶領大寨走所謂「共同富裕」的合作化和公社化道路時，也談不上他欺騙，他僅是毛澤東和共產黨制訂這種禍國殃民政策的積極執行者；放衛星時有點欺騙，但那是大勢所趨，他不得不跟上，跟不上就挨批；三戰狼窩掌和大戰天災，更談不上欺騙，而且還有戰天鬥地的英雄氣概哩。當樹成典型后，他變啦，變得欺下騙全國了，但既談不上瞞上，更談不上「欺騙了黨中央」。為什麼？因為他的一舉一動，都在毛澤東、黨中央和各級黨委、政府的領導、管理和監督之下。黨中央縱容或默認他騙，各級黨委和政府支持或旁觀他騙，從沒有去過大寨的毛澤東，為了證明人民公社的正確性，需要他騙。他可能是進了官府，身不由己，在充滿「假大空」即「假」獲重用、「大」能升遷、「空」受表彰的官場里，不騙人則被人騙，他便順著大流漸漸看慣了騙，習慣了騙，又漸漸學會並熟練了這種政治騙術。這不是為陳永貴開脫，僅僅說楊批他「欺騙了黨中央」的話，不夠恰切。

陳永貴對「農業學大寨」運動負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責任，理應為此付出代價。1979年12月17日，他被免去兼任昔陽縣縣委書記職務，1980年８月30日，他被迫辭去了國務院副總理職務，1982年９月１日的中共十二大上，他失去了中共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資格，成了一名退休幹部。1986年3月26日，71歲的「農民宰相」陳永貴在北京醫院病逝，結束他由長工到「陳二鬼子」，又從大寨黨支部書記躍升到國務院副總理既輝煌又可悲、可咒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