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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不用現代的民主觀念去檢驗共匪，不必用權力的來源是不是真正的得到人民真正的授權的標準去檢驗，就用傳統的共產黨的觀點去檢驗，共匪也早已經沒有存在的合法性。

按照共產國際規定的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標準，是看共產黨是否在搞社會主義，是否取締了非公有制經濟，是否消滅了雇傭勞動制度，是否取締了市場經濟，是否消滅了土地尋租，是否解放了工人與農民，從中國的工人與農民的處境中就可以看出來即使按照共產國際的標準共匪也沒有存在的合法性。

社會主義在中國是不存在的，資本剝削在中國是存在的。

馬克思只承認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的投資者之間的等價交換，也就是說資本家聘請工人如果要做到不剝削 就必須把商品通過市場交換所產生的利潤全部支付給工人。

比如一個資本家叫工人生產一件商品，這件商品賣到市場上去賺了兩元錢的利潤，這兩元錢的利潤是工人在生產加工製造的過程中創造出來的，因為工人的具體勞動讓原料變成可以使用的產品，而這件產品的使用價值體現在貨幣上就是這件產品被賣出去以後所產生的利潤。

如果資本家只是把利潤中的一部份作為工資支付給工人，剩下的一部份沒有支付給工人，就意味著剝削了工人，就意味著無償的使用了工人的剩餘勞動。

匪諜叫別人不要搞意識形態，可是事實上共匪就在搞意識形態，中國那邊的大學生必須要接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教育。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中國大學生的必修課。

共匪在中國不僅打壓民運人士，同時還打壓那些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批判共匪的改革開放政策的馬克思主義者，用各種莫須有的罪名對他們進行政治迫害。

雖然共匪總是打壓他們可是他們的意識形態卻是共匪灌輸給他們的，共匪一方面在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另外一方面又不允許馬克思主義者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的觀點來否定非公有制經濟，所以這就造成了共匪的統治合法性不僅受到中國民運人士的質疑，同時也受到馬克思主義者的質疑。

共匪肯定自由民主是政治自殺，共匪否定改革開放就意味著要失去維持專制統治的經濟保障，否定了馬克思主義又會間接的否定毛澤東，否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合法性。

共匪在意識形態領域面臨著尷尬的處境，難怪那些維護共匪統治的人會迴避關於意識形態的討論。

實際上馬克思所處的那個時代也沒有很黑暗，至少比今天的中國要好太多了。

馬克思在論證剩餘價值論的時候所列舉的德國民營企業家對工人的剝削，是一種建立在勞資分配比例是五十比五十的基礎上 工人一天工作八小時 生產出來的產品被老闆拿去賣，然後賺了八塊錢，這八塊錢就是工人工作八個小時的勞動價值，結果工人只得到四塊錢的工資，剩下四塊錢被老闆拿走了，所以工人的八個小時的勞動中，有一半是必要勞動是為工人自己工作，另外一半是剩餘勞動，是在為老闆工作，另外一半被老闆無償佔有了。

可是今天中國的民營企業內部根本不存在這種五十比五十的勞資分配，基本上企業利潤百分之九十都被老闆拿走了，工人集體得到的工資也許只是產品出售之後的利潤的百分之十，甚至更低，工人一天的工作或許只有十分之一是為了他們自己在工作，剩下的部份都是無償的讓老闆佔有了，中國今天的非公有制經濟比馬克思那個時代所批判的萬惡的資本主義還要邪惡。

共匪對中國的共產主義者也開始殘酷鎮壓之後有人或許會不明白為什麼號稱是在追求共產主義的共匪會去鎮壓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原因很簡單，事實上中國復辟了資本主義之後，勞資分配比例還不如以前中華民國統治中國的時候，如果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是成立的，如果中國的工人階級普遍懂得用必要勞動與剩餘勞動的概念去計算非公有制經濟中民營企業的利潤與工人實際收入的差異，自然就會很清楚的感受到那種被剝削的嚴重程度，他們覺得被剝削了，就要反抗資本尋租，共匪需要利用資本家來幫他賺錢，所以不可能幫助工人階級進行共產主義革命。

取締資本尋租，沒收資本家的企業然後還給工人，所以工人階級會很自然的把共匪當成革命的對象，就像以前追隨毛澤東去對抗蔣介石的那些工人一樣，共匪的角色就像以前的蔣介石一樣，所以共匪除了要鎮壓中國的民運人士以外，也會鎮壓中國的共產主義者，一點也不意外。

馬克思所說的黑暗的時代實際上是資本主義最文明的時代，那個時候工人階級的必要勞動與剩餘勞動的比例是五十比五十，也就是說企業的利潤有一半是歸工人集體的，資本家只是拿走另外一半。

可是今天中國的民營企業尤其是製造業與工資相等的必要勞動，或許只是一天總勞動量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企業利潤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甚至更少是屬於工人的，資本家拿走了百分之九十甚至更多。

可是如果今天中國有人像毛澤東以前對付蔣介石那樣用馬克思主義煽動工人去革命那樣號召工人起來推翻共匪的統治，結果就是被共匪鎮壓，事實上共匪只是利用共產主義造反奪權推翻了國民黨的統治而已 共匪本身也沒有打算要搞共產主義，共匪只是一個政治上投機份子，共匪只是在利用工人階級。

至於中國的農民，始終生活在土地尋租的社會中沒有被解放，中國沒有被赤化以前實行的是土地私有制，大多數農民是有私有土地的自耕農，是傳統的小農經濟 即使沒有私有土地的農民，也是有高度的經濟自由權的。

他們可以從地主那邊承包土地耕種，打算生產哪些農產品地主是不管的，生產出來的農產品地主也無權支配，農民可以自由的支配，可以留給他們自己，也可以拿去賣給別人，只是定期要繳納土地稅而已，土地稅也是根據承包土地的面積大小來決定的，有點類似於馬克思講的絕對地租。

共匪佔領中國之後實行了純粹的農奴制，徹底的剝奪了中國的農民的經濟自由權，土地全部被沒收，農民被發配到生產隊，生產什麼， 如何分配全部由共匪來決定，農民除了一年四百斤左右的口糧之外，剩下的糧食必須交給共匪，毛澤東根本沒有解放中國的農民，而是讓中國的農民成為純粹的農奴。

很多時候農民連基本的口糧都無法保障，比如一個農民一年生產了五百斤的糧食，按理說只要繳納一百斤糧食就好了，但是各級政府為了討好上級為了徵收更多的糧食會制定農業指標，甚至虛報農業產量，比如只有五百斤卻要上報六百近，農民原本要上繳一百斤卻必須上繳兩百斤，很多農民因為這樣而遭受飢荒 然後餓死，毛澤東時代的土地尋租是體現在徵收農產品上邊。

按照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標準，中國的農民一直都是農奴，毛澤東時代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礎上的傳統的農奴制度。

毛澤東死後共匪實行的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礎上的佃農制度，毛澤東時代雖然消滅了表面上的土地尋租，但是農民徹底的失去了經濟自由權，就算不必用剩餘勞動去生產地租，但是利用農業生產資料生產出來的生活資料要被共匪拿走一大半，農民除了可以得到共匪規定他們應該得到的基本口糧之外 根本沒有任何經濟自由，基本上是一無所有的，毛澤東死後共匪實行了佃農制度，在土地全部被收歸共匪所有的基礎之上釋放了一部份經濟自由權給農民，但是因為農民沒有真正屬於他們自己的土地，共匪成了他們的地主，他們需要向共匪繳納地租美其名曰農業稅收，共匪的村主任取代了傳統的地主，成為了土地尋租者，土地被用來作為從事資本尋租的工具的商品屬性始終還是存在的，土地的所有制還是資本尋租者的所有制。

實際上中國的農民從來就沒有被共匪解放，土地尋租本身並沒有因為共匪的出現而被消滅，很多的農民給共匪給他們所謂的人民政府支付完地租之後，剩下那一點農業利潤只是勉強維持溫飽，很多人被迫要去做兼職，要去城市裡邊打工，於是形成了一個中國特有的農民工群體，農民被共匪利用去打國民黨，死了很多人，結果生活並沒有什麼實質上的改善，還是在底層艱苦的生活，從中國的工人與農民的處境中不難看出，即使按照共產國際的標準，共匪也沒有統治中國的合法性。

所以共匪不止是恐懼中國民運人士對共匪的統治合法性的檢驗，同時也害怕傳統的共產主義者對共匪的統治合法性的檢驗，所以中國內部的部份共產主義信徒也是共匪迫害的對象，共匪目前堅持的政治立場是即反對自由主義同時也拒絕共產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