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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不用现代的民主观念去检验共匪，不必用权力的来源是不是真正的得到人民真正的授权的标准去检验，就用传统的共产党的观点去检验，共匪也早已经没有存在的合法性。

按照共产国际规定的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标准，是看共产党是否在搞社会主义，是否取缔了非公有制经济，是否消灭了雇佣劳动制度，是否取缔了市场经济，是否消灭了土地寻租，是否解放了工人与农民，从中国的工人与农民的处境中就可以看出来即使按照共产国际的标准共匪也没有存在的合法性。

社会主义在中国是不存在的，资本剥削在中国是存在的。

马克思只承认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投资者之间的等价交换，也就是说资本家聘请工人如果要做到不剥削 就必须把商品通过市场交换所产生的利润全部支付给工人。

比如一个资本家叫工人生产一件商品，这件商品卖到市场上去赚了两元钱的利润，这两元钱的利润是工人在生产加工制造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因为工人的具体劳动让原料变成可以使用的产品，而这件产品的使用价值体现在货币上就是这件产品被卖出去以后所产生的利润。

如果资本家只是把利润中的一部份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剩下的一部份没有支付给工人，就意味着剥削了工人，就意味着无偿的使用了工人的剩余劳动。

匪谍叫别人不要搞意识形态，可是事实上共匪就在搞意识形态，中国那边的大学生必须要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育。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大学生的必修课。

共匪在中国不仅打压民运人士，同时还打压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批判共匪的改革开放政策的马克思主义者，用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对他们进行政治迫害。

虽然共匪总是打压他们可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却是共匪灌输给他们的，共匪一方面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另外一方面又不允许马克思主义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的观点来否定非公有制经济，所以这就造成了共匪的统治合法性不仅受到中国民运人士的质疑，同时也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质疑。

共匪肯定自由民主是政治自杀，共匪否定改革开放就意味着要失去维持专制统治的经济保障，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又会间接的否定毛泽东，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合法性。

共匪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尴尬的处境，难怪那些维护共匪统治的人会回避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

实际上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也没有很黑暗，至少比今天的中国要好太多了。

马克思在论证剩余价值论的时候所列举的德国民营企业家对工人的剥削，是一种建立在劳资分配比例是五十比五十的基础上 工人一天工作八小时 生产出来的产品被老板拿去卖，然后赚了八块钱，这八块钱就是工人工作八个小时的劳动价值，结果工人只得到四块钱的工资，剩下四块钱被老板拿走了，所以工人的八个小时的劳动中，有一半是必要劳动是为工人自己工作，另外一半是剩余劳动，是在为老板工作，另外一半被老板无偿占有了。

可是今天中国的民营企业内部根本不存在这种五十比五十的劳资分配，基本上企业利润百分之九十都被老板拿走了，工人集体得到的工资也许只是产品出售之后的利润的百分之十，甚至更低，工人一天的工作或许只有十分之一是为了他们自己在工作，剩下的部份都是无偿的让老板占有了，中国今天的非公有制经济比马克思那个时代所批判的万恶的资本主义还要邪恶。

共匪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也开始残酷镇压之后有人或许会不明白为什么号称是在追求共产主义的共匪会去镇压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原因很简单，事实上中国复辟了资本主义之后，劳资分配比例还不如以前中华民国统治中国的时候，如果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是成立的，如果中国的工人阶级普遍懂得用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概念去计算非公有制经济中民营企业的利润与工人实际收入的差异，自然就会很清楚的感受到那种被剥削的严重程度，他们觉得被剥削了，就要反抗资本寻租，共匪需要利用资本家来帮他赚钱，所以不可能帮助工人阶级进行共产主义革命。

取缔资本寻租，没收资本家的企业然后还给工人，所以工人阶级会很自然的把共匪当成革命的对象，就像以前追随毛泽东去对抗蒋介石的那些工人一样，共匪的角色就像以前的蒋介石一样，所以共匪除了要镇压中国的民运人士以外，也会镇压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一点也不意外。

马克思所说的黑暗的时代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最文明的时代，那个时候工人阶级的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比例是五十比五十，也就是说企业的利润有一半是归工人集体的，资本家只是拿走另外一半。

可是今天中国的民营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与工资相等的必要劳动，或许只是一天总劳动量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企业利润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甚至更少是属于工人的，资本家拿走了百分之九十甚至更多。

可是如果今天中国有人像毛泽东以前对付蒋介石那样用马克思主义煽动工人去革命那样号召工人起来推翻共匪的统治，结果就是被共匪镇压，事实上共匪只是利用共产主义造反夺权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而已 共匪本身也没有打算要搞共产主义，共匪只是一个政治上投机份子，共匪只是在利用工人阶级。

至于中国的农民，始终生活在土地寻租的社会中没有被解放，中国没有被赤化以前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大多数农民是有私有土地的自耕农，是传统的小农经济 即使没有私有土地的农民，也是有高度的经济自由权的。

他们可以从地主那边承包土地耕种，打算生产哪些农产品地主是不管的，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地主也无权支配，农民可以自由的支配，可以留给他们自己，也可以拿去卖给别人，只是定期要缴纳土地税而已，土地税也是根据承包土地的面积大小来决定的，有点类似于马克思讲的绝对地租。

共匪占领中国之后实行了纯粹的农奴制，彻底的剥夺了中国的农民的经济自由权，土地全部被没收，农民被发配到生产队，生产什么， 如何分配全部由共匪来决定，农民除了一年四百斤左右的口粮之外，剩下的粮食必须交给共匪，毛泽东根本没有解放中国的农民，而是让中国的农民成为纯粹的农奴。

很多时候农民连基本的口粮都无法保障，比如一个农民一年生产了五百斤的粮食，按理说只要缴纳一百斤粮食就好了，但是各级政府为了讨好上级为了征收更多的粮食会制定农业指标，甚至虚报农业产量，比如只有五百斤却要上报六百近，农民原本要上缴一百斤却必须上缴两百斤，很多农民因为这样而遭受饥荒 然后饿死，毛泽东时代的土地寻租是体现在征收农产品上边。

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标准，中国的农民一直都是农奴，毛泽东时代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的传统的农奴制度。

毛泽东死后共匪实行的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的佃农制度，毛泽东时代虽然消灭了表面上的土地寻租，但是农民彻底的失去了经济自由权，就算不必用剩余劳动去生产地租，但是利用农业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要被共匪拿走一大半，农民除了可以得到共匪规定他们应该得到的基本口粮之外 根本没有任何经济自由，基本上是一无所有的，毛泽东死后共匪实行了佃农制度，在土地全部被收归共匪所有的基础之上释放了一部份经济自由权给农民，但是因为农民没有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共匪成了他们的地主，他们需要向共匪缴纳地租美其名曰农业税收，共匪的村主任取代了传统的地主，成为了土地寻租者，土地被用来作为从事资本寻租的工具的商品属性始终还是存在的，土地的所有制还是资本寻租者的所有制。

实际上中国的农民从来就没有被共匪解放，土地寻租本身并没有因为共匪的出现而被消灭，很多的农民给共匪给他们所谓的人民政府支付完地租之后，剩下那一点农业利润只是勉强维持温饱，很多人被迫要去做兼职，要去城市里边打工，于是形成了一个中国特有的农民工群体，农民被共匪利用去打国民党，死了很多人，结果生活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改善，还是在底层艰苦的生活，从中国的工人与农民的处境中不难看出，即使按照共产国际的标准，共匪也没有统治中国的合法性。

所以共匪不止是恐惧中国民运人士对共匪的统治合法性的检验，同时也害怕传统的共产主义者对共匪的统治合法性的检验，所以中国内部的部份共产主义信徒也是共匪迫害的对象，共匪目前坚持的政治立场是即反对自由主义同时也拒绝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