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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陶東風

20世紀80年代被曝光的大量檔案資料表明：二戰時期德國學術界與納粹的勾結和「合作」（包括組織上的，但主要是思想觀念上的）絕非罕見之例外現象，以至於1998年德國歷史學會年會期間，與會者大為驚訝地發現，他們的諸多前輩「當年曾致力於正當化納粹種族滅絕帝國主義意識形態。」（沃林《法西斯的魅惑》，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即將出版）大約正是因為二戰時期知識分子親納粹的現象實在太過普遍且令人噁心，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馬克.里拉才會尖刻地寫道：「如果有人想寫壹部誠實的20世紀歐洲思想史，那麼他真得有很好耐力，得忍住別吐。」（《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頁）。

這個事實讓人感到驚悚，如果你是知識分子，那麼你還會感到壹絲難堪，因為它使我們不得不承認：知識分子並不比被別的階層更能抵抗極權主義的誘惑（他甚至更容易成為極權主義的俘虜，因為知識分子常常迷戀用理念規劃生活，讓哲學家統治世俗社會），它也印證了電影《浪潮》的主題：法西斯主義的崇拜者絕非只是大街上流浪的沒文化、無知識的地痞無賴。恰恰相反，極權恐怖故事也可能發生在精英薈萃的高等學府。對於很多知識人而言，納粹意識形態也是極為迷人的。電影中的大學生們僅壹個星期時間就從溫文爾雅的年輕學子變成了凶神惡煞的納粹狂徒。這給我們提出了壹個思想史的問題：極權主義為什麼對知識分子有這麼大的吸引力？這中間存在必然聯繫嗎？被譽為人類良知的知識分子，卻原來是壹個極容易迷失於極權運動的群體嗎？這是壹個二戰後自由主義知識界不得不面對的嚴肅而痛苦問題。

理查德.沃林的新書《法西斯的魅惑——從尼採到後現代知識分子》試圖從壹個新的角度處理上述問題，這就是極權主義與受尼采影響的西方知識分子——既有右翼也有左翼——為什麼紛紛跳上法西斯主義的政治戰車？此書的基本結構是：除了「導論」和「結論」採取總論形式外，第壹部分「重探德國意識形態」聚焦于德國知識界三位右翼思想家，即尼采、榮格、伽達默爾，同時廣泛聯繫到斯賓格勒、海德格爾、施密特等其他當代德國右翼思想家，以及18、19世紀的德國反啟蒙思想家，如維科、赫爾德、邁斯特、費希特等。這些人的共同特點就是反啟蒙，其中不少有非常明顯的親納粹言行。第二部分「法國的教訓」轉向法國後現代思想家巴塔耶、布朗肖和德里達，連帶也涉及到福柯，而把他們聯繫在壹起的同樣是反啟蒙，其中有些也有明顯的親極權主義傾向。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其共同的思想先驅都是尼采，於是，如何理解尼采與極權主義的聯繫就變得至關重要。

眾所周知，後現代主義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尼采。反理性主義、知識論相對主義和真理虛無主義等後現代主義綱領的鼻祖無疑都是尼采。但是與後現代犬儒主義、「紙上談兵」和政治不作為不同，尼採在虛無主義廢墟上建構了崇尚暴力和殺戮的「超人哲學」與「權力意志」論，而不是走向後現代式的消極無為；也不是把自己的超人哲學與權力意志論限制在藝術和審美領域而不延及政治領域（尼采如果活著壹定會痛斥其後現代子孫政治上太沒有出息）。由此引出了壹個重要思考，哲學與政治的關係。

沃林對尼採的反思角度主要不是認識論的而是政治學的。因此，他在專論尼採的第壹章上來就反對後學把尼采非政治化，反覆提醒我們注意尼采相對主義認識論和虛無主義真理觀的政治後果。作者首先指出，二戰之後學術界興起的將尼采美學化或去政治化的傾向是尼采研究的壹個「迷思」，好像尼采只是壹個「美學家」，「壹個致力於風格的作家，壹如同時期的波德萊爾、福樓拜和馬拉美」。實際上，這個被後學打扮得「文質彬彬的歐洲人」與那個聲稱「用鐵鎚來做哲學」的尼采格格不入。尼采曾經屢次批判「為藝術而藝術」，晚年的他更是著迷於權力和所謂「大政治」。這種「大政治」壹心嚮往歷史上的暴君，激烈攻擊凡俗庸碌的大眾和無聊機械的民主，高揚所謂「戰士精神」。更有證據表明，尼采哲學與納粹存在明顯關係：希特勒1933年曾經造訪尼采檔案館（此時尼采已經去世），並將之尊奉為「納粹的哲學源頭。」難怪盧卡奇說：「尼采以最為堅實確鑿的方式，預示了希特勒的法西斯意識形態。」1981年德國的《明鏡》周刊封面將兩個人的頭像並列並書：「希特勒——執行者；尼采——構思者。」

美學化的尼采也就是「後現代的尼采」。兩者幾乎就是壹回事。我們說視角主義的尼采也是壹個審美化或美學化的尼采，主要是因為：依據審美化理論的權威闡釋者韋爾施的觀點，認識論領域的審美化是整個審美化的核心，其主旨就是否定知識的客觀性和中立性，認為所有知識活動、包括社會科學、歷史學甚至壹定程度上也包括自然科學，都不可避免地夾雜主觀情感、願望、想象、慾望，所有陳述都是虛構。沃爾夫岡.韋爾施的《重構美學》在討論審美化現象時大量引用了尼採的視角主義。但是在沃林看來，審美化了的尼采具有很大的誤導性，因為根據這種詮釋，「尼採的作品其實與政治了無瓜葛，他現身為壹個形而上學的批評者，堅定的相對主義者，同時也可以算是壹位美學家。」

視角主義是壹種帶有強烈反本質主義、相對主義色彩的認識論概念，被認為是尼采知識學的核心概念。它認為對壹個事物的認識取決於觀察和闡釋的角度、立場，沒有事實，只有闡釋。「所有觀察都涉及視角，所有知識亦復如是。」這種激進的反客觀真理論試圖從根本上瓦解啟蒙理性主義的真理觀，成為後現代思潮無可置疑的認識論基石。與仍然堅持客觀真理的馬克思主義（這再壹次證明馬克思仍然是啟蒙理性的兒子）不同，尼採的視角主義把我們帶向真理虛無主義和知識論相對主義，虛構與實在、真理和謬誤之間的區別已經完全消失。

在啟蒙時期，理性本來是壹種激進的反權威姿態，它總是把批判的矛頭指向缺乏正當性的社會權威。在福柯看來，尼採的精彩之處就在於把啟蒙的激進批判精神針對理性本身，理性和真理本質上不過是慾望和權力，是由理性程序構成的壓迫體系。在沃林看來，將知識降格為權力是壹種犬儒觀點。更重要的是，這種真理虛無主義還會導致政治犬儒主義：「歸根究底，福柯的立場等於是鼓勵將所有權利或正義的訴求都視為權力的運作。」換言之，放棄真理的觀念和論證中的理性原則（勝出的論證是較佳的論證）的結果，就是回到權威的懷抱——誰的權力大誰就握有「真理」。這樣，本來是壹種批判性的理論，就變成了壹種為權威辯護的權力意志理論：制定法律的不是真理，而是權威。「對於論證的憎惡，意味著在原則上重回權威懷抱」（第50頁）。極端的激進最後變成極端的保守（「保守」這個詞在其產生的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原意，就是對啟蒙主義確立的普遍理性原則的反動，「右翼」的意思也差不多）。這是值得我們特別警惕的。

這樣說並不是危言聳聽。其實在尼采那裡，本來就揭示了從虛無主義過渡到超人哲學是何等簡便。尼採的視角主義並不意味著他滿足於相對主義的認識論或文學風格論，更不是擁抱和而不同的多元主義（視角主義本來潛藏著這樣的可能性。關於相對主義與多元主義的關係，可以做這樣最概括的理解：溫和的相對主義基本上等於多元主義，主張文化價值是多元的，而不是壹元的，而且作為價值或善，它們也不可能分出等級高低，但它們並不必然相互對抗，也不必然相互不可認識；而激進或極端的相對主義則把差異性推向極端，走向價值對抗和文化隔絕，斷然否定不同文化有相互理解、對話、溝通更不要說融合的可能性）。尼採的雄心壯志決定了他不會滿足於文學風格、審美化之類「微不足道」的瑣碎小事。《法西斯的魅惑》的壹個重要觀點就是：把尼采審美化或後現代化是對尼採的誤讀：「我們不禁要高度質疑：歷史上的尼采是如此崇尚『陽剛之氣』與『意志』，相形之下，後現代的尼采形象卻是如此軟弱，充斥著認識的不確定性、道德相對主義及壹種貧瘠的美學主義。」其實，尼采所謂「生活的藝術化」（把風格賦予自己的性格、將自身融入壹個藝術的計劃中）不是壹個與政治無關的獨立美學概念，這個「藝術化的人」是壹個與人文主義的「太人性化的人」（末人）截然不同的、充滿了殺氣騰騰的「權力意志」的「超人」。

再來看看「主體」概念。不錯，尼采批判認識論的「主體」，這讓後現代的反主體哲學如獲至寶，成為他們主要的靈感來源。但恰如沃林指出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尼采成熟時期的作品中，用以取代笛卡爾與康德『主體』的信念卻是『超人』，是壹種『超越』善惡問題的『超級主體』」（《法西斯的魅惑》第53頁）。尼采不是壹個消極虛無主義者，而是壹個積極虛無主義者，亦即：從知識和真理的相對主義、虛無主義導向的不是滿足於知識和道德的相對性、不確定性，更不是政治上的無所作為，而是要重新定義「最美好的生活」，讓「超人」「權威」——不是真理的化身，而是權力的化身——主宰世界。這種積極有為的超人哲學要重振的是「荷馬史詩中以陽剛甚至殘酷為尚的貴族精神」，它深刻地區別於消極無為的後現代主義，因此，「儘管後現代主義者欣然從事於消解傳統價值典範，沈浸在虛無主義之中樂不可支，尼採的查拉圖斯特拉卻是壹個深具古典色彩的法律制定者，其存在理由就是遏阻人類的頹勢」（第53頁）。這裏面實際上已經隱含了希特勒的納粹思想。

沒有了真理、理性和正義的普遍標準之後，極端相對主義壹旦侵入公共政治領域，則其政治後果恰恰是、似乎也只能是：強權即真理，暴力即正義。這正是真理虛無主義和價值虛無主義最可怕的地方。事實上，尼采所蔑視的只是議會民主政治（並非巧合的是：希特勒——也包括其他極權主義領袖——也不喜歡這種糾纏于瑣碎程序「無聊的」政治），因為它限制了超人。他甚至於反對國家（政治領域），斥之為「冷血怪物中最冷酷的壹種」。他說：「只有在國家消滅的地方，非多餘之人才會誕生。」從這句話看，他反對的「國家」實際上就是憲政民主國家。對超人而言，這樣的國家實在太過平庸，因此「偉大的靈魂」和「自由的精神」只能存在於平庸無聊的憲政政治和民主國家之外，為了實現自己的權力意志，超人完全不在乎「政治上的不公不義」。「更讓人難以接受的是，根據尼采希臘神話式的倫理考慮，為了讓少數的『較高級的人』得以誕生，群眾有必要犧牲受苦。」超人是超越於國家、超越于政治的。尼採在《道德的譜系》中說，「為了讓壹個更為強健的人種得以繁衍，人類舉行集體獻祭——這將是壹大進展」。《權力意志》中也充滿了這種「高等人」應該向「低等人」開戰的瘋狂叫囂。這和希特勒的相關言論如出壹轍。這是非政治化嗎？不，這是「大政治」，是超人政治。

尼採的政治是瘋狂的，但卻並非是不可理解的。沃林認為，尼采對於當時歐洲文化危機的把握是深刻而超前的：上帝死了，歐洲陷入虛無主義的深淵，「他深知歐洲倚重的宗教、道德與政治價值已奄奄壹息，註定要取而代之的新價值卻仍未出現」（第61頁）。而他的超人哲學就是敏銳察覺到時代的精神文化危機后開出的瘋狂藥方（或曰毀滅之道）：希望在於「超人」的誕生。19世紀30年代，這樣的超人和蠻族果然誕生了，這就是希特勒及其領導的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納粹）。

在尼采看來，政治的偉大來自文化的偉大，只有偉大的文化才能誕生大政治，壹種爭奪世界主宰權的政治，壹種凱撒和拿破崙等鐵腕精英的政治。《善惡的彼岸》寫道：「沒有任何壹種暴力、劫奪、剝削、毀滅的行為在本質上是『不公不義的』。因為生命本身就是暴力的、劫掠的、剝削的、毀滅的。」尼采批判基督教—猶太教的倫理學不過是奴隸倫理學，民主則不過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此類老弱病殘者的政治理想。他赤裸裸地歌頌犯罪：「凡沒有包含大犯罪的地方，我們根本不會看到什麼偉大；我們把壹切偉大存在都設想為壹種置身於道德關聯之外的行為。」「我們不相信壹種以權力為基礎的權利能夠得到實現：我們認為所有的權利都是征服。」

大多數人的福祉必須服從偉大人物的事業。這不就是希特勒的滅絕政治嗎？作為希特勒的思想教父，尼采早在納粹運動前壹百年就已經在為「優等種族」辯護：「從現在開始，對於形式更為廣泛的宰制，會出現更為有利、前所未有的先決條件……成立壹個國際性種族聯盟的契機已經浮現，整個聯盟的使命將是培育壹種『優等種族』、未來的『地球主人』，壹個新生、強大的貴族階層，以最嚴格的自我立法為基礎，如此壹來，掌握權力的哲學人物以及藝術家暴君，其意志將可以經歷千年而不衰。」

這就是所謂「對於大災難的美學狂熱」。其實它已經不是美學狂熱，而是以千千萬萬平民為犧牲的、由納粹付諸實現的極權主義政治狂熱。回顧這些令人驚悚的言論和事實，沃林深刻而沈痛地寫道：「壹位偉大的作家和思想家，在政治上也有可能是壹個法西斯主義者，或者像尼采壹樣，是法西斯主義的先行者。」這個血的教訓應該讓我們再三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