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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丁子江

本文將從歷史的角度，描述與中國相關的多重文化如何構成了中國大陸改革時期市場經濟的生長環境，以及這個環境對目前大陸市場經濟生長過程的影響，力圖揭示在經濟體制和社會轉型中的某些灰色現象的社會文化原因。

　　壹、中國社會的財富觀和權勢觀　

　　中華民族即使不是唯壹最愛錢的民族，也是最愛錢的民族之壹，「錢」的觀念滲透到中國社會的每壹微觀層面。然而，再沒有比中華民族更不像她自己的了──這個民族最不愛錢，又最愛錢。她的文化價值觀中既對金錢無比蔑視，又對其萬分垂羨；她哺育的聖賢或「君子」擅長將金錢塗上壹層真真假假的倫理光彩，而她同樣餵養的「小人」或普通老百姓卻用自己貪慾的油污再次抹去那層光彩。雖然，錢並不等於就是資本，也並不壹定從資本中獲得；但追逐錢的強烈動機，在壹定的條件下，就可轉化為資本運轉中對利潤的追求。

　　「財」神只住在中國？

　　這個星球上恐怕不存在不愛錢的民族，但各民族愛錢的方式很不相同。有哪壹個民族象這個中華民族，把「恭喜發財」當成喜慶節日最吉利最討人歡心的祝詞；又有哪個民族象這個中華民族，把「財神爺」奉作家家戶戶最敬畏最令人迷信的神明。財神不僅只壹路，而且要五路，所謂「五路財神」。中國人壹生最講究的是「福」、「祿」、「壽」三星高照，而象徵金錢財富的「祿」則是其中最明亮的星。中國人最喜歡的年畫是什麼「招財進寶」、「發家利市」、「金山銀山」等。中國老百姓是拜金主義者，他們信仰宗教與其說是精神的需要，不如說是更多更高物質的追求──既要今生的享受又要來世的富貴。中國有關金錢萬能的格言或俗話比比皆是，如「有錢能使鬼推磨」，「有錢能通諸神靈」等等。

　　世界各國公認華人是個具有經商本能的種族，脈管里流動著渴望賺錢的熱血。正是這種拼老命賺錢的幹勁再加上轉得快的腦筋，華人在東南亞國家至少掌握了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經濟命脈。可是，為什麼華人在發達國家不能打進主流經濟圈子，而只能在壹些落後國家稱雄呢？這與華人經濟行為的特徵或其致富的手段有關。這壹手段（至少是在他們創業的初期階段）主要有三要素：首先是利用原始資本積累的經濟手段──野蠻落後的剝削方式，如極便宜的勞動力，惡劣的勞動環境，陳舊不安全的技術設備，勞保福利的無保障，勞動時間的冗長，不合理的工資制度等等，這在落後國家是普遍的，而在發達國家卻早已過時；其次是利用社會的非制度化──人治為主或不完善的法制，如各級政府的擅權腐敗，各種法規稅制不嚴，社會秩序混亂不堪，非法性的投機冒險，賺取利潤的非經濟手段等等；再次是利用投資經營的短期行為──單純追求利潤的急功近利，如不講信譽，不講道德訴求，不講社會責任感，不講回饋社會等等。

　　華人最追求「富貴」，但很多人往往即便富了也富而不貴，甚至為富不仁。由於暴富顯富，而又不回饋社會，往往遭到忌恨，使自己與當地民眾陷於對立的狀態。菲律賓馬尼拉的華人有個「忠義山莊」，裏面蓋滿豪宅，平時全都大門緊鎖，只有清明時節，方見人影。這些建築是當地華人富家為死者專門蓋的靈屋，而數百萬的當地窮人卻住在破木棚里。有人很早就預言，東南亞的華人富商會遇到當地社會的反彈。果不其然，現在綁架勒贖已成為菲律賓的熱門生意，甚至連軍警也與綁匪相勾結介入其中，據1996年3月17日紐約時報報導，近三年來，共有665人遭綁架，其中多數為華人，有31人被撕票，受害人支付的贖金超過1，100多萬。其實，受害人和贖金遠不止上述統計，因為許多人因怕官匪勾結，而往往私下了結。

　　六個「圈子」都壹樣愛錢

　　中國歷史上有六個階層的文化圈子（Cultural Circles），它們既相互獨立又相互依賴，造成錯綜複雜的社會經濟關係和結構，甚至直至今日仍以變種的形式發揮著不同程度的作用。這六個文化圈子是，皇族文化圈，仕者文化圈（以士大夫為主體構成的整個官僚集團），鄉紳文化圈（以豪門望族地主富商等構成的地方勢力），寺院文化圈（以道教佛教或民間教派構成的宗教勢力），江湖文化圈（以會道門幫派盲流秘密組織或造反團體等構成的社會勢力），平民文化圈（以廣大農民手工業者小生意人自由職業者等為主體構成的普通民眾）。儘管表現形式相異，這六個圈子中的前三個階層經常滿口「仁義道德」，侈談「重義輕利」，實際上卻是最大的斂財集團，最愛錢的大圈子。

　　中國歷史上各朝各代的皇帝自稱真龍天子，代表上蒼統治江山黎民，自然這世上的壹切都屬於他們。明白壹些的皇帝多少給老百姓壹點喘息，注意壹點生產；而絕大多數皇帝不是昏君就是暴君，為了窮奢極欲，享盡人間之豪華，他們橫徵暴斂，把老百姓骨頭上的最後壹點殘油也刮干，血管里的最後壹滴剩血也吸盡。以皇帝為核心、以其血緣為紐帶所構成的整個皇族（Imperial Family and Kinsmen）是社會的統治中心，它賴以生存的物質來源是以分封為王、巧取豪奪、苛捐雜稅等濫權或非經濟手段來聚斂財富。

　　中國歷史上的士大夫（Literati and Officiadom）階層，是為以皇帝為核心封建王朝服務的龐大官僚集團。皇帝們用科舉制度（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擴大自己統治的階級基礎，這種開科取仕的辦法不講門第貧富，明顯優於西方中世紀的世襲制，使普通人得以機會參与政治。但中選之仕最終不過是在功名利益的利誘下，成為統治者的鷹犬幫凶。中國文人滿腦子「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因為「書中自有千鍾菽，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中國的士大夫都稱自己為儒者，然而在孔子看來，儒者可分為「君子儒」和「小人儒」，每朝每代，「君子儒」寥寥無幾，而「小人儒」卻多如過江之鯽。士大夫們常自吹「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實際他們大多數全能被屈、被淫、被移。中國人都知道「官本位」效應，權與錢可以轉化，有權就有錢。就連好官，也是「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更不用說那些壹味搜刮民脂民膏、造成「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貪官污吏了。中國歷史上確有壹些清廉的文臣和忠勇的武將，然而遺憾的是歷代大多數文官都愛錢，武將都怕死，政治腐敗，以致民眾造反，藩鎮叛逆，外族入侵，社會動亂，中國歷史上大半時期都不太平。

　　鄉紳（Local Gentry）階層自古以來是真正維持某個地方社會、政治以及倫理秩序的主導力量，也是當地精神文化和各種物質利益的代表。鄉紳具有雙向的功能，壹方面代表地方利益與上層朝廷官府應付周旋，另壹方面又協助甚至勾結統治當局掌控下層平民百姓。他們或是宗族首領、退隱官員、舉人秀才，或是地主員外、手工業主和富商大賈，以自己特有的家世、名望、人脈和實力，在壹定程度上操縱或影響資源、土地、生產、市場、錢莊、當鋪、運輸等經濟命脈及其發展。與士大夫階層不壹樣，鄉紳是舊式私營經濟的真正主人，也是這種經濟利益的直接獲得者。他們知道「錢本位」效應，最清楚金錢財富的力量，即「越是錢多，越是氣粗」就是簡單而現實的真理。為了錢，他們會用最原始野蠻的方式來榨取僱工和佃農，也會用最惡劣狡猾的手段來欺騙顧客和買主。他們也明白錢與權可以轉化，有錢也可有權，如用錢行賄衙門就可換取更大的利益；甚至他們可以「捐官」即花錢買個縣太爺的官位來做做。

　　中國的宗教主要是由道教佛教回教和其他壹些民間宗教組成，其勢力不象歐洲中世紀的教會那樣全面控制社會，而是在絕對服從世俗皇權的前提下行使其社會職能。總的說來，中國歷代統治者對各種宗教的並存相當寬容，並不加過多的干涉，除因特殊需要對其中某些加以官方扶植外，壹般讓它們自生自長自消自滅。為了生存和發展，各個宗教派別以所在地域形成了自成壹體的寺院經濟，據有田地、山林、湖塘及莊園等，其來源或是原始的佔有，或是朝廷的賞賜，或是民眾的捐贈，甚或是不正當的巧取豪奪。

　　「江湖」（Vagebond Persons， Siniste Gangs and Rebellion Organizations）是中國傳統特有的文化現象之壹，它包括各種「會道門」幫派地下秘密組織，地痞流氓，遊民流寇，犯罪團伙等黑社會勢力，此外還包括以農民起義或革命團體等構成的政治反抗勢力。江湖勢力有的是正義的，有的是邪惡的，也有的正義與邪惡相雜。它們或因團結互助，或因逃避迫害，或因反抗壓迫，或因錢財而挺而走險。江湖勢力形成自己特定的經濟利益和生意行為，正面壹點的可能行俠作義，殺富濟貧，除暴安良；負面壹點的則招搖撞騙，欺小凌弱，打家劫舍，官匪勾結，包賭包娼，浪跡于黑白道買賣之間。總的來說它們是壹種盲目的破壞力量，往往以不正當或非正常的手段獲取財富。

　　所謂平民（The Populace）是壹個十分模糊的概念，包容了壹個極寬泛的社會階層，如農民、僱工、手工業者、小商人、自由職業者和城鎮普通市民等。這個階層是被統治者，只能利用統治者的某些開明決策或疏漏鬆動之處來爭取壹定的生存和發展空間。「皇恩浩蕩」或天下太平時，他們可安居樂業，養息生作；「龍顏大怒」或天下大亂時，他們便家破人亡，生靈塗炭。這個階層中只有極少的人有幸成為政治或經濟的暴發戶，因此大多數人在垂羨發財者的同時，又無奈地嚮往壹種平均主義的烏托邦社會。

　　孔夫子孟夫子也重錢

　　人們都認為孔夫子和孟夫子從不看重錢，其實這是個誤解。孔夫子也談錢，不過在談錢的時候，先將其塗上了壹層倫理的色彩。在《論語（Analects）》壹書中，孔子的確把他的政治原則、社會理想和價值觀念與經濟生活混合在壹起。對他來說，對各個社會階層、集團以及個人在生產、流通、分配上的地位、作用和關係必須加以倫理的規範。孔子指出：「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也就是說錢財是人人所愛的，但應以合乎道德的方式獲得；窮苦是人人所厭的，但因道德的需要，也應安之而不逃避。他還指出：「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意思是如壹個國家有道德秩序，那麼貧窮就是可恥的，然而若壹個國家沒有道德秩序，那麼即便富貴也是可恥的。因此，孔子主張，在壹定的條件和合理的規範下，人們可以積極地追求財富，所謂「富而可求也......吾亦為之」。

　　雖然孔子總的認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以此擡高作為腦力勞動者知識分子地位，貶低體力勞動者的作用。在這壹點上，他與古希臘大哲柏拉圖（Plato）相似，後者也不主張統治階級參加體力勞動，因為其會因陷於「俗務」而延誤大事。然而，「君子」（Superior Man）靠什麼過活呢？孔子為他們指明了壹條「壹本萬利」的捷徑──只要當了官成了勞心者，當然衣食不愁，錢財自然滾滾而來，所謂「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孔子強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這裏面暗含著肯定經濟生產活動的功能以及追求財富的需要。他把「足食、足兵、民信」作為三大立國之本。他還提出「何以聚人曰財」，從而將財富視作統治社會的必要條件。此外，他主張「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就是說老百姓富了，統治者哪有不富的。

　　儒家的第二大經典著作《大學（Great Learning）》中，發展了孔子反對聚斂（重稅）的思想，進壹步指出「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的主張，也就是認為首先讓民眾富有而非讓統治者富有，國家才會免於滅亡。如何才能使老百姓富有國家財源充足呢？《大學》從生產與消費的某種相互關係中，看出「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擴展財富有個根本辦法，即儘可能從事生產的人越多，吃閑飯的人越少；生產效率快，而消費合理；則財富定永遠充足。儒家的另壹經典著作《中庸（Doctrine of Mean）》與《大學》強調「有土此有財」壹樣，把孔子強調天為生產萬物根源的觀點，擴展到不僅「天」而且「地」也同為生產萬物的根源；從而把土地提升到自然力的高度來認識。《中庸》對中國經濟思想的壹個突出貢獻，就是「來百工則財用足」，即工業致富論，並將之列為天下國家的九經之壹。它企圖把建立在自然財富觀基礎上的農業生產觀上升到工業生產觀，這是非常積極的。遺憾的是後來的儒家並未將這壹思想貫徹和發展下去。

　　孟子比孔子更重視經濟問題。他指出，物質環境對人們有重大的影響，在個人財富與國家財富上應有不同的倫理要求；人的生存發展使社會經濟關係日益複雜，繁雜的道德規範會限制個人日常的經濟生活，因此應給予壹定的放鬆；如果道德規範與個人財富的獲得有衝突時，並非後者絕對服從前者，而應取決於對兩者輕重本末的權衡。例如壹個人就要餓死，食物當然比禮義廉恥更為重要。孟子是中國歷史上第壹個明確提出保障私有財產理論的思想家。他主張「恆產」即財產的永久佔有，並強調為了社會秩序的安定，人們應有自己財產。如農民應有壹定數量的土地進行生產，造成自給自足的家庭經濟。而那些無恆產的人易於做邪惡之事。

　　愛錢的「共產主義者」

　　共產主義者不愛錢嗎？在打江山時，除了少數投機或動搖分子外，壹代共產黨人確實把腦袋掖在褲帶上鬧革命，但動機各有不同。有的真正信奉馬克思主義，要實現共產主義理想；有的滿懷抗日救國的壹腔熱血；有的為報地主老財剝削壓迫之仇；有的僅僅為逃避封建包辦婚姻；還有的是家裡揭不開鍋了，參加隊伍混口飯吃；也有的圖將來革命干成了能「三十畝地壹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甚至升官發財。中國曾經是壹個落後的農業國，投身革命的絕大多數是農民。中國的農民曆來具有兩面性，壹方面具保守性，不圖社會變革，只求發家致富；另壹方面又具造反性，在「均田」、「均富」的理念驅動下，會揭竿而起，以暴力反抗官府，但打下江山後最易於腐化墮落，李闖王的失敗就是極鮮明的壹例。

　　中國共產黨靠自己的活力和國民黨的腐敗打下了江山。開國初期曾壹度保持上升的勢頭，但不久腐化的病毒開始滋生，逐漸侵蝕本來尚屬健康的機體。壹些領導幹部開始換妻、佔好房、求特權；壹些幹部露出愛錢的貪婪本性，開始濫用權力，貪污受賄。從五十年代起，中共便掀起了壹輪又壹輪的社會主義革命高潮。壹方面，它從農業合作化入手，在城鎮推行公私合營、在農村大刮「共產風」、實行人民公社化，試圖跨過資本主義階段，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另壹方面則不斷強調階級鬥爭，批判「資本主義」道路，反對物質刺激，號召幹部要堅持革命化，警惕「糖衣炮彈」。這壹系列做法直接違反了社會發展的本來規律，也違反了人的本性，不久便嘗到極大的惡果。從1959年到1961年，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造成了數千萬人餓死（其實當時氣候基本上是風調雨順，經濟上的大災難完全是主政者造成的破壞）。六十年代初，共產黨內的壹些有識之士看到了問題的所在，便順應人性的本來面目，給予老百姓壹些鬆動的機會，試搞了「三自壹包」（即自留地、自留林、自留畜以及包產到戶）。這樣壹來，農民有了壹定的生產積極性，情況開始好轉。可惜好景不長，毛澤東又發動文化大革命，把違反人性的做法推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結果，中共把壹個骨子裡愛錢的民族，變成了壹個表面上最不愛錢的民族。除了極少數的特權者外，中國人都窮，於是，「愛錢」便以壹種隱性、變相和小規模的形式開始泛濫。許多原本不直接屬於商品的東西，人們也以商品的形式交換，如地位、權力、名望、家庭背景和社會人脈關係網路都可以轉化為錢財，「走後門」就是這種種關係最形像化的寫照。在這樣壹個社會中，壹旦放鬆了多年來對追逐錢財的禁錮，就象希臘神話中的潘多拉（Pandora）之盒被打開了，裏面所裝的瘋狂、貪慾、嫉妒、罪惡等禍患壹擁而出。整個社會的商業化就象衝破閘堤的洪水勢不可擋，什麼理想和情操都通通刷洗壹空。中國大陸的壹齣電視劇里有壹句台詞，「有錢也許不能萬能，但沒有錢卻萬萬不能」，幾乎成為傳世警句。

　　有人說，「錢」能決定壹切比「權」能決定壹切要進步，此話雖有偏頗之嫌，但也不無道理。不管怎麼說，中國大陸開始了壹種從單壹「權本位制」到「權」與「錢」兩種本位制並舉的轉型。過去是「權」到「錢」的單向流程，而現在是二者之間的雙向流程。在這種體制中，最賺錢的機會就是利用權和錢的交匯，或者說在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邊緣地帶得到最大的利益，能有幸得到這種機會的人當然是那些可以將權轉化為錢的人。但也與過去有很大不同，八十年代以前，妳即便有錢但沒有權，妳也甭想住豪華住宅，乘昂貴轎車，買緊俏用品，享受壹流服務和保護，出入特權的娛樂設施。然而，今天這種現象改變了，人們可以「買」官作，可以「買」警察保護，可以「買」免除或減輕刑罰。儘管由於某些原因，中國還有壹些錢仍打不進的「堡壘」，然而至少大部份「城池」已慘遭淪陷。九十年代開展的反腐敗運動所揭露出來的只是冰山壹角，但也可略見壹斑，現在的貪污案中，百萬元以上的大案多（僅1995年就達六百多件）、高層官員涉案多、有組織的集團犯罪多。為此，1995年11月，最高檢察院成立反貪污賄賂總局，並在各省直轄市的檢察院相繼成立反貪污賄賂工作局，力圖建立起制度性的反貪網路。可以預見，在不久的將來，大陸也會象台灣壹樣，黑金政治泛濫，沒有壹處不被錢所主宰。

　　二、當前中國市場經濟的社會文化「搖籃」　

　　中國大陸目前成長中的市場經濟是壹種壟斷的行政權力與市場交換雜交的產物，它的文化基礎則是中國的傳統經濟文化、馬列經濟文化和西方經濟文化觀的混雜。

　　傳統經濟文化：「小康社會主義」的由來

　　孔子對後世平民的壹個重大影響就是他「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的思想。儘管他僅僅提出社會貧富不均的弊病，而不能找到醫治的辦法，但仍然為中國傳統的「均富」論奠定了理論基石。他的另壹個重大影響就是他有關「小康」（Primary Abundance）與「大同」（Great Harmony）的基本原則，後來這些原則在《禮記.禮運篇》中加以進壹步的闡述，到19世紀末在康有為的《大同書》更得到系統化。這恐怕也是中國人易於接受馬列主義的壹個先天條件。什麼是「大同」？從《禮運》所述來看，「大同」就是財產公有，人人平等，沒有階級差別、等級秩序、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更沒有犯罪現象。也許是歷史的巧合，中國古代《禮運》提出「大同」論之際，正是西方柏拉圖著述《理想國》之時。「大同」是許多民族古老的夢想，1500多年前，東晉大詩人陶淵明在其《桃花源記》中描述了這樣壹個理想社會；英國人文主義者托馬斯.莫爾（Sir Thomas More）在480年前發表《烏托邦》抒發了美好的嚮往；法國的聖西門（Henri de Saint-Simon）和傅立葉（Charles Fourier）提出了各自空想社會主義理論；英國人歐文（Robert Owen）乾脆於1825年在美國印地安那州買下三萬英畝，建立了「新諧和村」（New Harmony），用以實驗自己社會主義的綱領；中國清末的康有為撰寫了《大同書》來表達自己的政治理想。

　　《禮運》中講述的「小康」是與「大同」完全不同的兩個觀念，它以財產私有為出發點，不是「天下為公」，而是「天下為家」，以各自家庭為社會中心建立起人的財產關係，生產的目的是為了個人的利益。既然壹切為私，就必須修建堅固的城池，以防他人侵擾；此時，統治國家應以禮義為綱，來規定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的關係；再進壹步，以此確立制度，完備各種經濟設置，獎勵有勇有謀的人，以功績為考核之標準。由於人人為自己，就可能引起混亂，所以統治者除運用軍事手段外，必須建立倫理綱常和法規；當政者若不能做到上述這些，必會為害社會，故理所當然地讓位。

　　鄧小平不甚注重理論、而強調實際效應，他提倡「摸著石頭過河」，並壹向信奉「貓論」。為了需要，在壹幫謀士的包裝下，他提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具體內容就是建設「小康社會主義」、作為中國大陸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這不愧為「古為今用」和「土洋結合」的壹個典範，它避開談「大同共產主義」，而只談「小康社會主義」，既滿足民眾追求私有的本性，又不徹底拋棄建黨的立論之本。

　　中國傳統文化中最核心的價值觀之壹就是父權為本位的家長制。孔子強調的「忠孝節義」，其中以孝為根本。古時，最高統治者是「皇帝老子」、「天下之父」，官僚衙門是「父母官」，而老百姓則是「子民」。許多社會關係都是父權的延伸或變種，都可用父權來加以解釋，如「長兄為父」，「師徒如父子」等等。這種「父權家長制」反映在經濟活動中，就是以家族為基本架構組建經濟活動的社會習俗與經營文化。現在，中國成長中的私營經濟里，家族式企業十分普遍。要想讓大多數的私營業主們走出「家長說了算」的那種封建式家庭經營，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特別是壹些農民企業家，還弄不清現代化管理是什麼東西，他們更需要脫胎換骨的「改造」。

　　祖訓已被遺棄？

　　目前，中共正在做的事就是推翻自己過去所做的壹切，它無奈地抽掉自己招牌上標有「共產」的實際內容，拋開了過去支撐這個黨及其專政的理論基石──來自馬列的教條，轉變成壹個為了自身利益而實行壹黨壟斷的強權。它正在扶植再造新的、更富有的、更永遠無法消滅的地主、資本家、外國買辦和黑道勢力，也就是在更大的規模、範圍和效應上製作新的剝削、私有制、貧富不均和社會的黑暗與醜惡，這是它在「多害相較取其輕」的狀態下，被迫作出的痛苦抉擇。當年馬克思詛咒，資產階級為了自己的需要，造就了無產階級，也同時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進入八十年代后，鄧小平發現，不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就會亡黨亡國，他只能選擇經濟改革來挽救中共的危機；然而，號稱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中共，為了自己的生存，卻造就出了「新資產階級」，並且自己終將嬗變並與之融合。

　　共產主義是人類的壹種理想，它與儒家的「大同」，佛家的「凈土」、「極樂世界」，還有基督教的「天堂」有異曲同工之妙。然而，與其他宗教不壹樣，實現「共產主義」的途徑要經歷太多的血腥和殘殺，過於扼殺人的本性，所以使人們半途而廢。同蘇聯和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試驗」之結果壹樣，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經過三十個春秋，給老百姓帶來的不是富裕和文明，而是貧窮和不斷的政治運動，以及不幸、摧殘和絕望。中共掌權后，就劃定了兩大禁區，壹是在政治上不得動搖壹黨專政和它的意識形態，另壹是經濟上不得改變社會主義道路、不可動搖公有制。可是，1978年後中共在經濟上壹步壹步後退，禁區相繼開放了。農民單幹了，私營企業出現了，官員可以合法經商了，國有企業不得不轉賣給國人或外商......這樣，從市場經濟中生長出來的「新資產階級」，或遲或早、或多或少，必然會要求更大的生存和發展空間，也必然染指政治──形成壓力或利益集團，要求更多明確界定的權利。同時，「三十年風水輪流轉」，當初被打到台灣去的國民黨「地主資本家、大小戰犯、老反革命分子們」壹個個衣錦還鄉，建廠投資，成了中共的座上賓。

　　西方經濟文化： 幽靈來了嗎？

　　讀過《共產黨宣言》的人，都能記住這本「共產黨」人「聖經」中的開篇語，「壹個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然而，馬克斯、恩格斯這兩位共產主義的鼻祖，萬萬不會想到，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壹個資本主義的幽靈在蘇聯和中國徘徊」，資本主義在社會主義的「紅色土地」上「復辟」或者得到了新生。儘管革命前，在這兩個地方（尤其是中國），資本主義並未得到長足的發展，但是，有趣的是，中俄兩國的老百姓對市場經濟的適應能力很不壹樣。中國民眾很快進入「全民皆商」的狀態，把中國「拉進」了資本主義，而在俄羅斯政府造出壹套資本主義制度之後，俄羅斯民眾卻在資本主義大門前猶豫不決、不敢邁入。這或許跟社會主義的「壽命」有關，在蘇聯，社會主義的壽命接近八十年，這使經歷過商品經濟的人早就辭世；而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大大縮短了社會主義的壽命，結果很多生在舊時代的老壹代還健在，反倒成了中國的榮幸。

　　幾百年前，當資本主義乘文藝復興之勁風，衝破中世紀千年的黑暗，取代封建主義，而瓜瓜落地之時，懷舊的遺老遺少們對之深惡痛絕，因為它打破了封建貴族和天主教會勢力的藩籬；壹向高居學府之內的哲人文豪們也壹起舉起倫理之旗，對之口誅筆伐，因為它把人性中最醜陋的污垢壹下子全抖落出來。馬克思把所有的批判凝成壹句名言：「資本從它來到世間，每個毛孔和細胞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然而，正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供求規律、自由競爭和追逐利潤，給人以發展和創造的機會，調動人奮鬥的慾望和壹切積極性，充份滿足人自私自利的本性。亞當.斯密（Adam Smith）指出，有壹只「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在掌控著資本主義社會「機器」的操作，它就是在市場競爭中以追求利潤為唯壹目的的機制，而這隻「隱手」最直接的「肉身化」就是資產階級。政治家、哲學家、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軍事家們，各個領域的專家以及物質的直接生產者們，都認為自己是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其實，在壹定意義上，作為資本人格化身的資產階級──工商企業家階層，才是社會發展槓桿的撬動者，它以非道德的力量大顯神通，控制了整個社會生活，雇傭了政治家為其界定產權和人權，建立遊戲的規則──制度的保障；雇傭了軍事家用「火與劍」之暴力為其佔領更多的領土、資源、人力和市場；雇傭了科學家為其更新生產力，向未知的知識領域及未開發的自然王國挺進；雇傭了白領或藍領階層從事腦力勞動或體力勞動，直接創造物質財富；也雇傭了哲學家、文學家和藝術家為其點綴精神生活，裝潢富麗堂皇的門面。

　　今天，中國大陸已經開始出現自己的「企業家階級」──壹批由那個「資本主義幽靈」投胎轉世，或借「社會主義」之屍還魂的「大款」富豪們。儘管它仍躺在搖籃，還未完全掙脫繈褓的裹扎，但已經以它不服管束的「啼哭」和「蠕動」，顯示了其「幼獸」的「蠻力」。

　　三、 走向市場經濟之路：誰先致富？如何致富？　

　　改革開始以來，壹部份人先富了起來，他們致富的方法各有不同，有人靠辛勤勞作、聰明才智，也有人憑籍家庭背景、人脈關係、海外親友，還有的人則走貪污受賄之路，甚至出賣肉體、走私販毒。在中國大陸的現實條件下，這些先富的人往往主要靠「社會資本」（即社會關係）而「物質資本」，更多的靠「非經濟手段」而不是「經濟手段」。他們主要是來自八種不同社會背景的階層族群：壹、部份黨員幹部、離休退休幹部、政府工作人員和轉業退伍軍人；二、部份鄉鎮個體戶、專業戶和由農轉工商的剩餘勞力；三、部份國營單位退職退休或兼干第二職業的職員、職工和科技專業人員；四、部份原無業人員或盲流分子；五、部份地方宗族勢力有影響的人物；六、部份有特權家庭背景的子弟；七、部份演藝界體育界的明星名人等；八、部份有犯罪前科的社會不良分子等。這八類人致富的過程對中國社會的振蕩是如此之大，以至於整個中國社會都跟隨著他們商業化了，所謂的「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壹億心直癢」，就反映出那種在商業化大潮中的躁動。據說，越南當局為了進行經濟改革曾立下誓言，寧可讓壹代人的道德淪喪，也要把經濟搞上去。中國大陸當局不敢這麼明說，但它無疑知道這個代價是必須付的。

　　「有權不用、過期作廢」

　　「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國大陸大多數幹部在經濟市場化過程中的行動左右銘。在他們看來，清廉成了「無能」的別名，如果壹個幹部不會「拉關係」、「走後門」、「撈壹把」和「吃請受賄」壹類的以權謀私，就會被老婆孩子、親朋好友、同學同事、甚至街坊四鄰看作「笨蛋」、「傻瓜」和「白癡」。在農村私營經濟興起之初，壹些腦瓜子轉得快的鄉鎮幹部，馬上乘火候搞起了自己的買賣。這些先富的幹部中，不少人見利望義，腐化墮落，甚至成了罪犯。山東省即墨市喬家屯鄉黃泥村的村黨支書，市人大代表王希成把整個村子搞成了壹個獨立王國，在政治經濟上壟斷了村裡的壹切，壓迫剝削村民，甚至搶劫財富、拐騙婦女、殺人放火、無惡不作，最後難逃法網。河南省博愛縣許良鎮趙后村的村黨支書兼村委會主任王允忠把此村當成王家天下，自己作為「總公司的大老闆」，佔有四處私宅大院，把集體產業據為私有，甚至購買武器彈藥，糾集地痞流氓，任意拷打和盤剝村民。遼寧省義縣大榆樹堡鎮的鎮黨委書記于平印把其鎮搞成「於氏家天下」，分派家人分別佔據當地黨政要職，結果把於家變成了本鎮首富之壹。

　　以權經商、辦「官家店」，是另壹種常見的行徑。所謂「官家店」是指由黨政機關幹部直接或通過其家人親屬間接經營的私營酒店、歌舞廳等行業。據官方《法制日報》報導，湖南懷化地區被民眾稱為「官家店」的買賣很是興隆，5個縣市竟有270家相當規模的「官家店」，占此類店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三。「以權謀錢」是這類「官家店」謀取利潤的先天條件；以「官官相護」為保護傘，掩蓋其不法行為，是「官家店」的又壹特色。「官家店」的官人在外面辦了酒店、歌廳，成天考慮如何賺錢，八小時以外東奔西走，全力以赴忙生意，八小時之內雖是「身在曹營心在漢」，卻是工資照領、獎金照拿。從全國範圍看，這類私營「官家店」多如牛毛，數不勝數。它們的壹個共同特點是，以通過權力和「後門關係」等社會資本和非經濟手段，進行了不公平的市場競爭，從而謀取暴利。

　　「除了錢，他們還認什麼？」

　　中國多數的私營業主和個體戶原來是農民或小市民，他們只接受了很少的教育，既樸實勤勞，又狡猾惰性，他們把五千年中華民族的優缺點、正負面和強弱項都集於壹身。他們信奉的是簡單和直接的利益，以及樸素的義氣和鄉情，不會過多地在是非、對錯、真假、善惡和美醜之間作「無用」之爭。他們為利益所驅使，總是在吃虧和佔便宜的循環中盲目地疲於奔命。他們不是那種壹聲令下、就言聽計從的人，他們愛在「戰略」上坐觀，而在「戰術」上精於算計、步步進取；他們對政府保持順從，卻深諳鉆政策空子的門道。由於國家的法制、尤其是稅制不健全，絕大部份個體戶和私營企業大量逃稅漏稅，其申報的所得稅往往只及利潤的百分之幾、千分之幾，甚至基本不繳稅。

　　多數私營業主仍處於原始積累階段，從生產到經營都是採用野蠻和落後的剝削方式，在這壹時期，根本無須現代化的管理也能獲利甚至巨額暴利。中國大陸國內市場大，個體戶經營的買賣，壹點也不必擔心回頭客，搞「壹鎚子買賣」就夠了。他們或是不懂法，或是利用法的不健全，或乾脆知法犯法。在他們看來，自己是老闆，老闆的意志就是法規。許多私營企業延長工時、壓低工資，工作條件簡陋、生活設施缺失，甚至對僱員任意打罵。這樣引起的勞資糾紛甚至會導致新的「階級對抗」。私營業主和個體戶可能「暴發」成壹個闊老，但絕不會立刻形成壹種比較完善的人格，城市職工對個體戶的普遍不滿，雖可能有「狐貍吃不到葡萄嫌酸」的心態，但也與個體戶倫理層次太低、毫無社會責任感有關。

　　「紅」與「白」的宗教勢力

　　宗族勢力是中國幾千年來封建社會的最後基礎。宗族是指以父系血緣相傳下來的親緣關係，壹個大的宗族經常包含有政治、經濟、宗教以及軍事等多種功能，往往為豪門所控制，並排斥其他宗族的人。歷史上，族權同皇權、神權、父權和夫權構成中國封建社會精神統治的五大枷鎖。中共在革命中，設法打倒了豪門宗族，造成了壹個有趣的現象，壹個宗族裡革命前是本姓富者掌門，革命后則是本姓窮人主宰。

　　改革開放后，宗族勢力開始擡頭，甚至泛濫成災。在很多地方，鄉鎮企業和私營經濟的企業掌握在某種宗族勢力的手中。這些宗族勢力以同姓同祖為凝聚力形成某地的獨立王國。宗族的頭面人物往往成為當地先富起來的壹幫。當前，中共大陸的宗族可分「紅」與「白」兩種，前者是共產黨組織「宗族化」或宗族「共產黨化」；後者是宗族勢力的「非共產黨化」，即完全取決於舊時世代相傳的正宗繼承關係，如按照家譜的輩分、尊長或傳統特有的規矩來決定領導權。就連中共中央組織部也承認，壹些基層黨組織被宗族勢力所把持、名存實亡。為了通過舊鄉紳的港台海外關係引來投資，或借重其經商的頭腦，壹些原來被共產黨掃地出門的原鄉紳或其子侄輩又被請了出來，這些人習慣上就是宗族勢力的代表，他們或多或少在當前私營經濟興起的潮流中扮演壹定的角色。

　　在錢眼裡打滾的「明星」

　　商品經濟的大潮引誘各行各業的人士紛紛下海，其中最易於利用職業便利和社會資本而暴發的階層之壹是部份演藝界或體育界明星們。在社會普遍商品化之後，這些影星、歌星、笑星或球星們的行情大漲，職業報酬是從前數十倍、數百倍，甚至高達"天文數字"。例如，1988年，通俗歌星毛阿敏壹次就逃個人所得稅30萬元。這些人擁有豪華汽車和別墅，享受普通民眾所做夢也不敢想的奢侈生活。這些人中壹部份腦筋更快的人，紛紛投資辦起了私人企業，他們昔日的聲名本身就是最響亮的商業廣告，而廣泛的人脈關係就是壹本萬利的基礎。「體操王子」李寧變為飲料和休閑服裝業大亨；享譽世界體壇的「馬家軍」教頭馬俊仁，從事「鱉精」的買賣；影視界「大腕」英達成立了私營的「英氏影視公司」，在社會上很有影響；影后劉曉慶廣施「魅力」成了億萬富婆，號稱「全中國最富的女人」，她建立起自己龐大的劉氏企業集團，據說逃稅漏稅之額必以7位數為起點記；另壹位女影星張渝也成為壹名私營大企業家，從事化工等實業，壹次就能從自己腰包里掏出三千萬投資拍攝電影《太陽有》。

　　「活著就是賭壹把」

　　中國的私營經濟如雨後春筍般遍地萌發，壹時間沈渣泛起，魚龍混雜，其中最無包袱的就是壹部份無業游民、地痞流氓和刑滿勞教分子等。「活著就是賭壹把」是這些人的生活信條，這些人沒有臉面地位、也沒有什麼東西可失去的。本來賺錢與風險是成正比例的，風險越大，賺得越多；而風險最大的壹定是非法和不正經的行當，不是坑蒙拐騙，偽貨劣品，就是走私販毒，包賭包娼。

　　1949年以來，共產黨的顯著成就之壹，就是徹底摧毀了黃金榮、杜月笙青紅幫壹類的黑社會勢力。然而隨著改革開放、搞活經濟的到來，某些黑社會勢力也開始死灰復燃，東山再起。例如，名揚福建的「商業巨星」、福州私營裕豐公司董事長杜國禎，拉攏中共霞浦縣委書記楊某和離休縣委書記胡某等，利用國有的新華輪8號進行走私。上海市華誼綜合貿易中心的總經理王亨銘原是個地痞流氓，吃喝嫖賭抽樣樣具精，甚至利用老婆為色情誘餌拉攏關係，善於行賄走私，買空賣空，非法倒賣黃色污穢品，謀取暴利。女流氓吳勝明曾因賣淫和詐騙被判刑12年，出獄后，自辦所謂四川嘉陵江聯合企業有限公司和浙江永昌公司，任「董事長」兼「總經理」；她從西南詐到東南，從廣東騙至黑龍江，甚至連官方某大報紙也吹捧她的光輝業績。浙江省溫州歐江東門和西門各有壹個「私營漁業公司」，都是由當地黑道、漁霸集團所把持；東門的漁霸叫葉洪濤，西門的叫張挺春，各雇有壹幫流氓打手，完全壟斷了市場，強迫漁民將水產全部賣給它們；這些漁霸直接或間接收買了公安和工商等政府部門官員33人，其中有治安科副科長、分局股長、派出所指導員、公商市管員等。據有關部門調查，在許多省份地區，流氓犯罪集團甚至有嚴密組織的黑社會勢力，滲入甚至很大地影響經濟活動，如控制資源，把持交通，壟斷市場，哄擡物價，收保護費，作黑白兩道的生意等。它們與政府官員、宗族勢力、各種不法分子，甚至與海外黑道相勾結，造成社會秩序的嚴重混亂。

　　大伙兒壹塊奔小康

　　中共領導人最理想的模式是「集體經濟+市場經濟」，在壹個特定的區域或群落，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故提出「大伙兒壹塊奔小康」。這種方式把古代「小康社會」的理想現實化，並把實驗失敗的「人民公社」三級所有制改裝成適應市場競爭機制的各級經濟企業聯合體。這些大大小小的聯合體，雖然保留某種集體所有制的名義，實際上採用的是資本主義的合夥制或公司制。至1995年，北京郊區縣已有了50個「億元村」，這些村子已具有1億元以上人民幣的資產。房山縣韓村河村竟然達3.7億元，下設51個工程隊，13個工業企業，村裡仍從事農業的只佔百分之五，家家住有二層別墅式小樓，全都擁有電話、彩電、電冰箱等。河北太行山麓的昔日窮山村──磁山二街村開辦了煉鐵、軋鋼、化工等34個企業，產品打入國際市場。山東龍口市的壹個窮山莊──下丁家村，成立實業總公司，下屬8個工商企業，21個農副專業隊和壹個農業綜合服務隊。浙江蕭山的航民村是全省第壹個億元村，這裏「既無困難戶，又無暴發戶，家家都是萬元戶」，中共領導人江澤民、萬里、喬石、李瑞環等曾到此視察。

　　這些原來十分貧窮的村莊之所以能夠富裕，其中壹個共同原因就是他們都有壹個得力的帶頭人，這些帶頭人頭腦開通，關係四通八達，他們順應社會發展的潮流，把自己個人的利益與本地老百姓的利益結合在壹起，村民們富了，當然自己就更富更有威望，將來會得更大的利益。山東省蒼山縣艾曲後街村的黨支書劉建志，雄心勃勃，先是發展本村經濟，然後兼并其他9個村，成了10個村的總支書，並成立艾曲總公司，下設6個分公司，自任總裁。后被選為省人大代表和全國勞動模範。這樣，又反過來以更大的影響和更廣泛的社會關係促進當地的發展。

　　河南省新鄉縣小冀鎮東街村第五村民小組有個「河南京華公司」。總經理劉志華女士，壹鳴驚人，居然進京舉辦「發展戰略研討會」，劉女士在會上提出「鄉村都市」的發展構想──農村城市化+農民工人化與知識化，綜合指標超過發達城市的水準。她說：「多年來，我壹直憧景著，讓我的家鄉成為鄉村中的城市。這裏既有現代化的工廠、商店、住所、文化娛樂設施，又有美麗的田園風光。生活在這裏的人，不愁吃，不愁穿，相親相愛，和睦美滿。沒有猜忌，沒有爭鬥，是個處處充滿愛的小世界。」這是壹個經過現代化包裝過的古代理想。然而，這壹切竟已在這個小鄉村初步實施。在這個「世外桃源」，訪客可以看到北美式塔形辦公大樓，英格蘭式、西班牙式、阿拉伯式或羅馬古堡式的農民公寓，以及布局精巧的花壇、草坪、庭院和林蔭道。每戶公寓總面積150平方米，樓上樓下共四室二廳，廚房、餐廳、書房、衛生間、儲藏室樣樣俱全，彩電、電冰箱、洗衣機、煤氣灶、組合衣櫃、組合沙發、席夢思床墊等應有盡有，此外還免費供應煤氣、暖氣、熱水等。該公司共擁有日用品化工廠、紙箱廠、罐頭廠、豆漿品廠、腐竹廠等十個工廠（場），經濟效益可觀；還辦了機械化的現代化農場，承包給十個「農業工人」，為此購置了多台拖拉機、聯合收割機、自卸汽車以及其他配套機具，並供應充份的化肥、農藥和水利灌溉條件。公司開辦了幼兒園、職工俱樂部和京華文化中心，並與平原大學合辦「大專班」，現正籌辦「農民大學」。村裡的老人都享有養老金，還可以分批到外地旅遊。劉志華本人因此成為全國的壹個名人，頭上掛滿了令人眼花繚亂的桂冠，還應邀赴美國參加了1987年「中美中小型企業交流會」。

　　京華公司的模式符合傳統的「小康」和「大同」以及農民「均富」理念，易於為壹般農民所接受。它的成功離不開當地人的辛勞，但也有別的地方無法啟盼的外部助力和內部特殊條件。首先，因為它符合了中共「共同富裕」的理想模式，從壹開始就受到政府的照顧扶持，如劉源（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兒子）任當地的副縣長時就給於許多幫助，后劉升任副省長后對該公司又給予更多的關注。其次，公司總經理劉志華原為從城裡志願下鄉的知識青年，眼界較開闊、有理想、有相當的知識素養；她的丈夫的經歷能力則更為特殊，他畢業於北京大學，曾任文化部官員，后志願下放到當地任縣文化局長，後來他辭官下鄉協助其妻創業。他雖名為公司總顧問，其實是幕後真正的當家決策者，他的教養、知識、才幹以及當官期間建立的人脈關係和社會資本都是該公司成功的特殊條件。但這個公司仍然處於舊式「夫妻店」式的管理之下，帶有「人治」的缺陷，村民們把劉黃夫婦當做救世主，有強烈的依賴心理和報恩心態。這個公司的發展中還有本位自利，重工輕農，污染環境，較少回饋鄰近鄉村等問題。

　　四、 結　語　

　　從社會主義集權體制向市場經濟轉型，可能會遇到兩種理想主義。壹種是把經濟市場化看作純粹的經濟手段，以為可以在不觸動政治社會文化的條件下，既達到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效率，又保留社會主義的權力結構和觀念文化。抱有這種理想主義、而又對轉型期的社會現象看不慣的人，會天真地以為，可以用社會主義集權體制時代流行的政治思想工作、革命理想教育、英雄模範人物的帶頭作用、運動式的治理整頓等等，去「糾正」經濟市場化帶來的觀念行為的變化。事實上，經濟市場化過程是壹個重新建立觀念文化、行為規範的過程，它會自然而然地淘汰著社會主義集權時代留下來的觀念文化；如果經濟市場化不可逆轉，那麼，舊的社會主義觀念文化被淘汰，大概也是不可避免的過程。在轉型期中出現的很多腐敗現象，恰恰是舊的社會主義權力結構在這壹特殊階段的產物，沒有進壹步的政治改革，這些現象就很難消除；如果試圖通過強化這些權力和觀念來消除腐敗，那就不僅南轅北轍，而且會造成火上澆油的結果。

　　另壹種理想主義是對經濟市場化過程中形成的經濟體制設想得過份完美，希望它象在教科書上那樣充份有效，並能遏制各種副作用，避免轉型期中的種種令人不快的「灰色」現象以及可能的混亂。本文的分析說明，經濟市場化過程是在中國現存的社會文化「搖籃」中進行的，無論是「下海」的官員、知識分子，還是私營業主、農民，他們的財富、權勢觀念、經營觀念、「社會資本」都是過去積累起來的，他們壹方面承續了祖先和社會主義革命年代的「畸形遺產基因」，另壹方面又感染了外來的「細菌病毒」，因此「既先天不足、又後天失調」。他們用自己的行為、按照自己的觀念，來影響經濟市場化的實際過程時，市場化就會遠遠偏離理想主義者們的期待，不象是壹支優美高雅、井然有序的交響樂曲，相反倒很像壹場「山裡人聽到的爵士樂演奏」，節奏奔放，卻壹片「混亂」。在任何國家，社會文化的現代化都不可能領先於經濟政治的現代化，所以經濟政治的現代化往往會受到落後的社會文化的牽制。

　　直接推動經濟市場化過程中的那些活躍分子，那些私營業主們、遍及城鄉的個體戶們、那些在鄉村辛勤耕作、在城市尋機打工的農村青年們，給中國的經濟社會注入了虎虎生風的活力，也為之帶來光怪陸離的「邪氣」。無論人們是喜歡還是痛恨，是羨慕還是妒忌，是讚揚還是詛咒，他們仍會以自己不馴服的「野性」去獵取想要的壹切。